一、导言

过去的两年，应该是组织社会学作为一个学科获得极大发展的两年，从2004年底开始，在周雪光的推动下，三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先后召开，有力地推动了学科的规范化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一系列经典文章和著作的翻译引进，丰富了国内学界的视野，相关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的开展，促使以“组织”为对象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国内几本主要的社会学杂志上。

期间，虽然笔者也积极参与了这门学科的发展，但是当认真反思这门学科过去两年中的发展轨迹时，才发现并不是一项很轻松的事情。组织研究，其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庞杂的研究领域，涉及的学科很多，诸如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管理学和社会学对于组织现象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在国外，很多从事组织研究的社会学家，实际上是在管理学系就职，并且他们的很多文章也是发表在管理学的杂志上。在国内，组织研究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尤其是组织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发展更是最近几年的事情。虽然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社会学恢复以来，关于组织现象、组织问题的研究一直都有，但是系统的学术研究并不多。从一定意义上讲，组织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它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在国内学术界还存在一个界定和不断再界定的过程。在此，笔者无意于对这门学科的边界作一明确的界定，因为对于一门新兴的学科来讲，过早地明确界定虽然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学科的成熟和稳定，但却很容易画地为牢，束缚它的进一步发展。

2005年初，笔者曾经与李友梅一起对2004年之前国内组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状况做过一篇综述(李友梅、刘玉照，2006)，因此本综述仅论及2004~2006年间该学科的发展状况。当然，由于笔者能力和时间所限，很难对该学科的研究进行全面的论述，因而对文献的整理仅仅局限于《社会学研究》、《社会》、《中国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文摘》、《国外社会科学》等国内主要的社会学杂志，以及笔者相对比较熟悉的研究团队的专著和论文。在下文中，笔者也将采取一种比较开放的形式，把近两年国内学者的一些研究成果呈现给大家。

本文由三大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就本学科过去两年中的主要进展作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二部分就组织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经济组织、政府与基层政权组织、民间组织等几大领域的研究进展情况分别进行概括和总结；最后的结语，将就本学科未来的发展提出几点简单的看法。

二、社会学组织研究发展概述

在过去的两年中，社会学中的组织研究进步非常明显，涌现出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突出表现为以下三个特点。

(一) 文献综述大量增加

最近两年，社会学中关于组织研究的文献综述大幅度增加，这不但是一个学科日益走向成熟的表现，同时说明国内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有意识地系统整理这个领域的相关知识，为进行更加深入、系统地研究做准备。据笔者了解，从事这些文献综述写作的，一部分是目前正在准备学位论文写作的研究生，还有一部分则是正在从事相关问题研究的青年学者，我们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更多更系统的研究成果呈现在学界面前。具体来讲，目前的文献综述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对国外组织社会学理论的系统引介。2006年年初，《国外社会科学》第一期发表了李国武(2006)摘译的斯科特的《对组织社会学50年来发展的反思》；年底，《社会》第6期发表了敬乂嘉(2006)的《时间、学科和范式：组织理论变迁综述》，两篇文章都系统介绍了过去几十年西方组织理论的发展脉络，对国内学界全面了解西方组织理论的进展情况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第二，对国外组织研究相关理论流派和研究专题进行系统梳理和介绍。曹正汉(2005)、湛正群和李非(2006)、郭毅等(2007)先后对组织社会学的制度理论作了系统的综述，费显政(2006)关于组织和环境的关系，王今朝(2006)关于决策理论的综述都很有深度。另外，李璐(2006)、郑若娟(2006)、龚天平(2006)还分别就企业的人力资本理论、社会责任理论和伦理学的相关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综述，充分体现了国内学界对西方相关理论了解的深化，尤其是制度学派的理论，短短两年之内，就有三篇重头文章对此作系统整理，其热度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对国内相关研究领域的综述。其中包括欧阳兵(2006)对非政府组织研究，唐斌(2006)对非营利组织研究，张云昊(2005)对基层政权组织研究，万江红等(2005)对民间金融组织研究的综述，充分体现了学术界对国内已有研究的系统整理。

(二) 系统的学术交流：在研读中习得规范，在共享中打造学术共同体

2004年10月，在周雪光的大力倡导和推动下，“转型中的中国组织现象研究”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召开，推动中国组织社会学发展的“组织化平台”开始形成。(李怀，2005)2005年10月和2006年10月，由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先后承办的第二届、第三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相继召开。这两次工作坊，把对经典范文的研读与学习和个人研究的修改与批判结合起来，通过两代学人的深入交流，研习专业化的研究规范，推动中国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向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向发展。这两次工作坊，为在做好学术传承，提高新一代青年学人的研究水平，培养研究队伍，打造学术共同体等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整个组织社会学学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冯猛、刘玉照，2006)。

(三) 制度学派、网络学派、组织决策分析全面发展

在社会学组织研究的几个重要的研究范式中，制度学派、网络学派与组织决策分析在过去两年中得到了很好的普及。其中网络学派的研究，在边燕杰、张文宏、罗家德、刘军、郭毅等学者的推动之下，成果显著(详见本期张文宏的文章，此略)。

制度学派的研究，在周雪光的大力推动下，在国内学界的普及非常迅速。2005年，周雪光与马奇、舒尔茨合著的《规则的动态演变——成文组织规则的变化》一书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两次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会议上，周雪光选择了多篇制度学派的文章作为范本供与会学者参考和研读，目前，一本由周雪光精选的制度学派的论文集已经翻译完毕，很快就能与国内学者见面了，还有多本制度学派的经典著作正在紧张的翻译过程中。另外，正如前文所言，从2005年开始，《社会》和《现代管理科学》两本杂志先后发表了曹正汉(2005)、湛正群和李非(2006)、郭毅等人(2007)撰写的系统介绍制度学派理论的综述文章，这一方面反映了国内学术界对于这一理论的欢迎，另一方面，对于国内学界系统了解这一学派的思想也起到了非常好的推动作用。在系统引进的同时，周雪光(2005a；2005b)还在《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上同时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逆向软预算约束”：一个政府行为的组织分析》、《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成为制度学派中国研究重要的文献。在他的推动下，国内学者利用制度学派的理论和研究范式从事的实证研究也开始增加了。

2005年，在第二届“组织社会学实证研究工作坊”上，以李友梅为首的研究团队第一次比较全面、直观地向与会学者展示了组织社会学法国传统的魅力，组织社会学的美国传统与法国传统的交锋给每一位与会学者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过去的几年中，李友梅及其研究团队(李友梅，2002；2003；2005a；2005b；2006；张虎祥，2005；黄晓春，2005)利用法国组织决策分析的研究方法针对城市基层社区所开展的一系列研究，展现了组织决策分析对现代社会大规模复杂组织的分析能力。杨甜甜(2006)对《科层现象》的解读、贺旭辉(2006)对组织决策分析基本概念的梳理，以及该学派最重要的研究文献《权利与规则》(费埃德伯格，2005)、《行动者与体系》(克罗奇埃、费埃德伯格，2007)的相继出版，也为国内学者了解这一理论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几个研究领域的具体进展 (一) 组织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

在理论研究方面，李汉林等(2005：95)在《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社会过程》一文中指出，由于我们的社会处在一种将反常作为常态的变化处境之中，在分析组织和制度变迁与创新的社会过程时，有四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注意。“首先，制度的变迁首先是保护带的调整，以保证制度内核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从而制度在渐进的状态下逐步实现变迁的社会过程；第二，把嵌入性看作为组织和制度变迁的结构性环境；第三，承认路径依赖是组织和制度变迁中一种不可避免的行为惯性；第四，强调意识形态及其连带的价值体系在制度变迁的社会化过程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邱泽奇(2005：32)通过对传统制造企业引入信息技术过程的研究，发现“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是一个技术提供方和技术使用方之间相互建构的过程。信息技术因其技术结构性而具有组织刚性，同时也因其细节的可塑性而具有组织弹性；同样，组织结构也具有技术刚性和弹性的两面。既有的组织因为信息技术的组织刚性而产生结构重组；同时，建构中的技术也因为组织结构的技术刚性而被修订或改造。”张茂元(2006)的《技术变革与社会变迁：以近代缫丝业的技术变革为例》则把研究的视野从采用技术的组织转移到了更大范围的社会，提出了技术与社会互构的命题。

赵孟营(2005；2006a；2006b；2006c)发表了一系列的组织研究的论文，先后提出了组织合法性、组织格局、关键组织等概念，并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讨论了现代社会中个人与组织如何联结的问题。这些概念的提出和界定，对于人们进一步研究和理解组织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工具。

在研究方法上，李汉林等(2005：94)指出，在目前的中国社会，改革已经成为社会的惯性或习惯，“变”(change)本身成了一种社会意义上的常态(regularity)，在这种情况下，有关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的社会过程的研究，应当“以社会变迁，而非制度类型学作为基本范式”，“以变迁为统摄的中国组织和制度创新与变迁之社会过程，必须在制度与其文化、组织系统与其环境之间的多重关系内加以考察。”

可以这么说，面对现代社会日益复杂和多变的组织现象，学者们已经越来越感觉到原有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式的局限，并试图在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上有所突破。在这方面，李友梅引入的法国的组织决策分析，孙立平提出的过程事件分析和实践社会学，刘世定带领其研究团队一直在实践的“模型+案例”的研究方法都进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法国的组织决策分析，通过引入“行动者”的概念，把“权力”作为分析的核心，研究行动者的“决策”行为，他们突破了“形式组织”的局限，把现实中的组织看作是“有组织的集体行动”，来分析不断变动着的“局部秩序”(李友梅，2001；费埃德伯格，2005)，这一研究范式为人们认识现代社会复杂的组织现象提供了一套系统的概念工具和实用的分析技术。孙立平的过程事件分析和实践社会学，强调要将一种实践状态的社会现象作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面对处于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社会现象，分析社会因素的实际运作过程(孙立平，2000；2002a；2002b)。与现有的研究范式相比，这两种研究策略都是“革命”性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都解决了如何认识现实社会中的“复杂”和“多变”的问题，他们呈现研究成果的方式都是依赖于对个案的深度、详实的描述和分析。但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都是批判的意义重于对知识的建构，对现有知识的传承和积累往往困扰着这些学者的研究。实际上，从一定意义上讲，组织决策分析所寻求的是分析工具和分析技术的不断丰富和完善，而不是在具体的研究问题上形成一般性的可资对话的命题和结论。与前两个“革命”性的研究范式相比，刘世定“模型+案例”的研究范式实际上是一种相对“保守”的研究策略，他通过对现有理论命题的前提条件进行不断地考问，在案例研究的基础上建构“模型”，使得相对简单的“理论模型”逐步逼近“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实。这种研究范式在知识的传承和积累上几乎不存在任何问题，因为这种范式下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概念上争论，而是在对既有理论模型进行批判的同时，建立新的“理论模型”以供后人进一步批评和修正(王水雄，2005)。这种研究范式的局限在于每项具体研究的意义往往仅限于对现有“理论模型”的有限补充和修正，它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实的增量认识往往是类型学意义上的，而对于揭示当前所研究的具体个案的“复杂”与“多变”则不够有力。

(二) 经济领域的组织现象研究

关于经济领域的组织现象研究，单位制的研究成果最为整齐。关于“单位制”的研究，从沃尔德的《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中国企业中的工作与权威》发表以来，一直是国内组织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虽然迄今为止以“单位”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在数量上并不很多，但是大多比较规范和深入，其中，李路路和李汉林带领的研究团队对这一现象关注最为持久，成果也最为丰富。

过去两年中，这一研究领域的成果基本上延续了对社会转型的理论关怀和传统的宏观与微观两大取向：宏观制度结构的研究视角，单位的内部机制和行动结构(李路路，2002)。他们主要关注两个问题：中国单位制的独特性在哪里？改革开放之后，单位制是削弱了，还是在进一步延续？王天夫和王丰(2005)的《中国城市分配收入中的集团因素：19861995》，冯仕政(2006)的《单位分割与集体抗争》都是从宏观制度结构的研究视角出发，强调了单位制在转型社会中的延续性。王天夫、王丰利用国家统计局城市调查队调查的19861995年“中国城市家庭收入与消费调查”的部分样本，以及“中国单位调查”的数据，分析了计划时期形成的地域、行业、所有制类型和工作单位等集团因素对改革之后收入分化快速增长和新的社会分层模式的影响。他们发现：个人收入除了由于不同的个人特征有所不同外，收入分配清楚地显示了依据集团类别分化的模式；从收入变化的结构上看，收入分化的加剧正是因为集团间收入差异的快速上升。冯仕政利用China GSS2003数据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单位性质(党政机关、国有事业、国有企业、集体企事业)和单位行政级别等两种单位特征对三种集体抗争发生机制(相对剥夺机制、资源动员机制和整治过程机制)的分割效应。他发现，单位对集体抗争不但仍然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而且抑制的机制和效果随着单位特征的变化而有显著差异。

关于单位的内部机制和行动结构的研究，由李猛等(2000)提出，强调普通行动者如何在单位这一特殊组织的各种约束条件下有策略地行动，从而产生制度和组织中独特的行动结构，反过来对制度和组织的各种权力关系和制度安排产生巨大影响。最近两年，延续这一取向的研究基本上与对工人集体行动的讨论结合起来。刘爱玉(2003；2005)通过对沈阳、上海、太原、广西4个省市5个经历了各种制度变革(尤其是产权变革)的国有企业的调查，提出了“企业制度变革过程中普通工人地位受损以及经理权威主义的崛起会导致工人什么样的行动回应”的问题。根据她的研究，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工人中已经很少出现李静君所描述的那种“collective inaction”，企业中大量存在的行动选择是一种“无集体行动”，是一种具体表现为服从、退出与个人倾诉的“没有利益组织起来的公开的集体行动”。对此，游正林(2005)专门撰文，就刘文中的“回应行动”的分类，“collective inaction”一词的翻译、理解和使用提出质疑，并进一步提出“集体行动何以成为可能”应该是一个更值得调查研究的问题。佟新(2006)的《延续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则通过对一起国有企业工人反对兼并的集体行动的个案调查，分析了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如何规定着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按照佟文(2006：74)的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社会关系是复杂的、有张力的”，“中国国有企业改革是市场经济取向的，但在其运作过程中社会主义的文化传统依然持续存在，并有效地发挥了其文化动员的作用。”

关于金融社会学的研究，是最近几年社会学中新兴的研究领域，学者们着眼于中国的社会变迁与金融发展的关系研究，研究中国的社会变迁对金融工具和金融结构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同时，金融发展对中国的社会结构产生着怎样的影响(刘世定，2004)。在过去的几年中，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与台湾东海大学社会学系先后举办了三届“金融、技术与组织”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中，刘世定(2005)对农村合作基金会的研究，张翔(2006a；2006b)对合会的分析，均比较深入地分析了金融组织的具体运作机制。按照刘世定(2005)的研究，农村合作基金会事实上就是县乡政府银行，尽管这个组织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甚至在一段时间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底层政府控制和干预下的银行组织，由于其本身嵌入在政府等级结构体系中所具有的关联博弈特征和存在多种与行政体制相联系的风险转嫁渠道，因此，风险约束是相当软化的，这种情况下的决策将使得这种银行日益面临高风险的威胁，从而使得合作基金会成为一项不可自我实施的制度安排。张翔(2006b)利用其在温州和台州等地区调查的关于“合会”的数据和案例，指出，合会具有信息汇聚的功能，它不但可以帮助“信息匮乏者”从“信息丰富着”的借贷行为中获得相关信息，而且还加强了成员间的信息交流和相互监督，因此，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帮助资金需求者从信息匮乏者处借到资金。另外，张翔(2006a)还从退出成本的角度对标会会案爆发前的抢标行为，以及类似的社会冲突不断升级的机制进行了解释。

按照万江红等(2005)的总结，社会学人类学关于民间金融组织的研究更多的是集中在关系上的研究，即研究借贷双方的关系以及蕴含在借贷关系之下的深层次关系。他们通过理性选择的视角，运用组织社会学理论的分析框架，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次出发，对“会”存在可能性、结构、类型、功能作了比较全面地分析(陈炉丹、万江红，2006)。

(三) 政府与基层政权领域的组织现象研究

关于政府与基层政权领域的组织现象的研究，过去基本上围绕着两个主题在进行：一个是在国家与社会的视角下探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二是研究地方政府具体的组织结构与运行机制。围绕这两个主题所呈现出来的地方政府的角色基本上是既不依附于国家，也不代表民众的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对于地方政府的这一角色，研究东部发达地区的学者评价稍微好一点，沃尔德(1996)称之为“厂商”，张静(2000)称之为“政权经营者”，对于中西部而言，学者们的评价就没有这么正面了，地方政府几乎成了横征暴敛的“掠夺者”。进入21世纪，几项大的社会政策正在全面地调整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地方政府的角色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大的政策包括乡镇企业改制、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基层选举、征地拆迁和郊区城市化，最近几年关于地方政府与基层政权组织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围绕这几个大的政策变动及其影响展开的。

李芝兰、吴理财(2005)的《“倒逼”还是“反倒逼”》讨论了农村税费改革前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互动关系。他们指出，为了解决农民负担问题所引致的治理性危机，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农村税费改革来“倒逼”基层政府自身进行改革，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的消极抵抗，使得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基层政府运作困难，农村出现新一轮的治理危机，由此形成向上的“反倒逼”现象，迫使中央和省级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措施，投放更多的资源来解决农村问题。周飞舟(2006)的《从“汲取型”到“悬浮型”政权》则通过分析政府行为考察了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他通过对中西部地区6个县12个乡镇的实地调研，发现税费改革之后，过去一直依靠从农村收取税费维持运转的基层政府正在变为依靠上级转移支付，他们的行为方式正在由过去的“要钱”、“要粮”变为“跑钱”和“借债”，与农民的关系也由过去的“汲取型”变为更加松散的“悬浮型”。周雪光(2005：142)在利用“逆向软预算约束”概念详细考察了基层政府自上而下地向所辖区域内的下属组织和个人索取资源的行为后指出，虽然近阶段中央一系列保护农民权益的政策确实收到了明显的效果，但是如果“软预算约束”下的“激励机制和制度性约束条件都没有实质上的改变，那么，即使短时期的政策压力可能使得这些行为有些收敛，风头一过，类似的现象仍会故态重萌。”应该说，税费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西部地区地方政府的角色以及与农民的关系，但是更大规模的转移支付到底会不会在中西部地区形成新的“发展型”地方政府，把这些地方政府从原来的“掠夺者”角色变为与早期东部地区相似的“厂商”，还有待于进一步的观察和思考。(郑翔，2006；冯猛，2007)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下半期开始的乡镇企业改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东部发达地区基层政府的角色和运作模式。这轮以产权制度变革为核心的改制过程，在经历了股份合作制、私有化两步走之后，地方政府基本上从企业经营中完全退出了。刘玉照(2005)以山东省BY镇的乡镇企业改制为例探讨了乡镇企业产权制度变迁的具体过程，发现乡镇企业改制的前提是企业经营者非正式占有权的形成和对地方政府所有者权益的侵蚀。改制的过程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非正式占有的制度化，地方政府退出企业所有者的地位，企业经营者对企业的非正式占有制度化；二是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交易，通过改制，地方政府获得了更多的剩余收入，而企业经营者获得企业的剩余控制权。张建君(2005)的《政府权力精英关系和乡镇企业改制》则通过对苏南和温州乡镇企业不同的改制方式的比较，分析了改制背后的政治因素。由于两个地区人民与政府之间、经济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权力关系的不同，苏南的地方政府和社区精英控制和支配了政治和经济资源，大多数人没有参与的权力，改制是不透明的，而温州，由于当地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权力关系相对均衡，改制相对透明。毛丹等(2002)曾经提出，“后乡镇企业时期”村社区建设资金如何筹集的问题，他们认为，乡镇企业改制之后，企业与村社区之间的隶属关系没有了，如果没有有效的替代方法来支持社区建设，“这势必成为一个有全局影响的严肃问题”。事实上，对于东部大部分发达地区农村来讲，乡镇企业改制之后，土地征用和开放曾经一度成为地方财政最主要的来源，有力地支持了社区建设。宋婧、杨善华(2005)的《经济体制变革与村庄公共权威的蜕变》基于苏南某村的实地调查资料，对199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改制后的村庄公共权威的边界、结构和领域进行了细致的考察。他们发现，在改制后的苏南农村，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村庄公共权威经历了以“私营化”为表征的蜕变。新的村庄公共权威的形成和经营策略，不仅受到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私有化过程)的影响，而且受制于干部的选拔培养等既有的社会政治制度。对于大部分地方政府来讲，乡镇企业的改制虽然使得他们退出了企业经营，但是伴随着新一轮的招商引资与土地开发热潮，地方政府作为独立的利益主体——厂商或者政权经营者的角色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如果说税费改革在某种程度上使得乡镇政府正在逐步恢复为依附于国家的代理人，那么农村的基层选举则在一定程度上正逐步地把村级领导人变为村民公共利益的代言人。胡荣(2006)在《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一文中，利用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发现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各个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的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名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刘玉照(2006)的《遭遇修路事件的村庄选举》以河北某村基层选举与修路事件为个案，探讨了具有不同目标的集体选择叠加在同一群体的一次集体行动中时，集体行动的结果和逻辑所发生的变化，并以此逻辑为基础对广大农村基层选举中出现的经济精英入主村委会的现象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解释。

对于征地拆迁这种被动的城市化对地方政府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的影响，杨善华、王纪芒(2005)指出，城市的扩张消解了原来的农村社区，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村委会掌握着土地资源的处置权而形成了强势村委会和弱势村民这样一种权力格局，并且村居逐渐形成为一个利益集团，与村民产生分化。由于这种现象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发生的，因此它是暂时的，但是这种权力格局却正是由于这种“暂时”而得以延续，使得这些地区的干群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紧张状态，影响社会的稳定。这种被动的城市化，带来了是农村基层组织形态的转变，也就是“村转居”，对于这种被动转变的过程，张雅雯(2006)试图从两委会的矛盾出发来寻找“村”的一些主动性，认为“村改居”的制度变迁是地方精英为化解“基层民意”与“上层党意”的结构冲突而设计的回应之道。蓝宇蕴(2005)的“都市村社共同体”是对农民城市化组织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动描述，他认为这是中国现有条件下，与城中村相伴而生的具有鲜明过渡性意涵的“新型社会空间”，是弱势的非农化群体“小传统”得以依托、行动逻辑得以体现的社会场域。

(四) 非政府、非经济领域的组织现象研究

关于民间组织的研究，国内学术界有各种各样的说法，非政府组织(NGO)、非营利组织(NPO)、第三部门、民间组织等等，但是这些研究，绝大部分都是在“国家与社会”、“公民社会”、“市民社会”等西方主导话语体系下进行的。在过去的几年中，清华大学的NGO研究所、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机构先后组织过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可以这么说，经过了近十年的争论，关于NGO/NPO等社会组织发展的必要性已经没有太大的问题了，目前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更好地发育，更好地处理好这些组织的发育与政府治理的关系，以及如何更好实现这些组织自身的治理等问题。

纵观民间组织发育与发展的过程，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到国家哺育、境外资金和机构资助、民间自我发育等三种不同的路径。在目前的研究中，大家关注最多，研究成果最为丰富的是依附于国家、并在国家相关机构的辅助下成长起来的一些正式组织的研究，包括行业协会、青少年基金会、国家慈善总会等等，而对在境外资金和机构资助和支持下发育的民间组织，目前则主要由海外一些学者在研究。对于这两部分研究来讲，大家关注的焦点基本上还是民间组织与国家的关系，而对于民间组织的发育和运行与境外势力之间的关系，目前还很少论及。对于民间自发的组织，按照社会阶层以及他们组织的方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其中，高收入和企业家群体的自发组织最为活跃和多样，他们凭借自身的资源优势，利用各种组织形式突破国家政策的限制，在各个领域已经形成了非常强大的自组织力量。对于白领阶层来讲，大众传媒往往是他们进行组织化的主要手段，尤其是网络工具的应用，使得这些组织的规模有时候可以变得很大，产生很大的社会效应，但是由于合法性很难获得，因此持续的时间往往很短(李友梅，2005b)。对于社会底层来讲，尤其是近亿的流动人口来讲，传统的地缘和血缘关系仍然是他们自组织的最重要的手段和工具。目前，学术界关于这种自组织的研究还很薄弱(赵国勇、赵娜，2006)。

在过去的两年中，关于民间组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城市社区组织的研究，重点关注城市社区的选举和都市社会运动。对城市社区选举的研究主要关注的是直接选举与基层民主的关系，讨论的是居委会选举中的居民参与问题，然而最后绝大部分研究成果呈现的却是以楼组长为核心的社区积极分子的作用。关于都市社会运动的研究最重要的成果是关于业主委员会的研究。张磊(2005)的《业主维权运动：产生原因和动员机制》通过对北京几个小区个案的考察，运用社会运动理论中的资源动员、整治过程理论和利益集团理论，将宏观的利益集团社会政治视角与中、微观的维权运动动员机制结合起来，考察了影响业主维权运动的主要因素。二是关于协会等正式组织的研究，如方卫华和王磊(2005)等关于社会中介组织的研究，熊易寒(2006)关于人民调解组织的研究等。

四、结语

基于对社会学组织研究和组织社会学学科建设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的认识，笔者认为，在今后的几年中，社会学的组织研究和组织社会学的学科建设还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重点推进。

(一) 有效地引进西方理论，加强研究方法的系统学习、梳理和训练

无论从进一步推进组织研究的角度，还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考虑，系统地引进组织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仍然是今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这种引进，大概需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系统的组织社会学教科书，除了目前已经引进的23本之外，大约还需要23本相关的教科书，尤其是相关的读本；二是要引进各种研究范式最经典的著作，使国内学术界能够更多、更直接地接触到组织社会学最经典的研究，并在研读经典中逐步提高整个学界的研究水平；三是各种研究范式经典的研究论文，这些研究论文不但可以让中国学术界熟悉西方理论的研究范式，更重要的是为中国学界从事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更多的范本。

在系统地引进西方各种研究范式的理论的同时，还要特别注重对这些研究范式本身的研究方法、研究框架、概念工具的学习和整理。对于国内组织社会学界来讲，目前更急需的是严格的、系统的研究方法的训练。在组织社会学目前已经成形的几个研究范式当中，几乎每一个研究范式都有一套比较系统的研究工具、方法体系和分析技术，学习每一种研究范式的概念工具和分析问题的方法，可能是今后几年加强组织社会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之一。

(二) 进一步提高对当代复杂组织现象的认识水平

随着组织现象的复杂性不断增加，以及人们对组织作为手段之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对变动中的组织方式的研究已经成为组织社会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组织与环境的关系，组织与集体行动的关系，以及实体理论向过程理论转变中提出的方法论问题将越来越成为组织研究的重要课题。在这样一个趋势之下，一方面组织社会学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理论假设和研究模型，以试图对复杂的组织现象能够提供更好的解释，另一方面，也正在面临着更大的挑战，在组织研究日益凸现组织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的同时，理论的建构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能够在凸现组织现象的复杂性和多变性的同时，保持理论的概括性和简洁性，将是组织社会学研究不得不面对和努力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三) 面向社会转型与信息社会的组织变迁研究

可以这么说，过去二十多年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的实践，为中国组织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社会转型仍在继续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也仍然在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的组织形态和关系网络重新渗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浪潮也以其强大的力量重塑着整个社会的组织结构与制度体系，使得我们整个社会的运行在焕发出巨大生机与活力的同时也变得极为复杂与多变。在学术研究当中，传统的结构分析、组织与制度理论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已经变的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关注正式的组织结构与制度安排的同时，正在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不明言的制度、权力关系、社会网络与组织的实际运行方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