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 Vol. 272004-2006年，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为主题的研究仍然是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个热点。本文以社会结构视野为核心，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系统梳理和评述过去三年来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有代表性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的成果。第一，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中的争论；第二，社会资本操作化测量中的分歧；第三，研究方法和主要研究领域中的代表性成果。
一、社会资本概念界定中的分歧随着社会资本理论在社会科学研究界，尤其是在社会学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围绕着如何定义社会资本概念的相关争论也日趋激烈。遵循着西方社会学家的传统，国内学者主要从个体层次和集体层次或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次上来定义社会资本(张文宏，2003)。
边燕杰(2004)认为，多数学者从个体层面上来研究社会资本，可以分为三种不同的角度。第一，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关系，个人的社会网络关系越多，则个人的社会资本存量越大；第二，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结构，高密度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约束个人遵从团体规范，而低密度的社会网络则可以减少这种约束，为占据结构洞位置的个人带来信息和控制的优势，有利于其在竞争的环境中求生和先赢；第三，社会资本是一种社会网络资源，是个人所建立的社会网络，个人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最终表现为借此位置所能动员和使用的社会网络中的嵌入资源。在综合三种不同观点的基础上，边燕杰指出“社会资本的存在形式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网络，本质是这种关系网络所蕴含的、在社会行动者之间可转移的资源。任何社会行动者都不能单方面拥有这种资源，必须通过关系网络发展、积累和运用这种资源。”(2004：139)社会资本发源于人际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稳定持久的，而非稍纵即逝的；是非正式的、私人领域内的关系，而非正式的组织成员关系或公共领域内的关系；是因为行为和情感投入而变化的，而不是僵硬的合同式的关系。
罗家德和赵延东(2005)将社会资本分为“个体社会资本”以及“集体社会资本”两种类别。个体社会资本即所谓的外部社会资本或私人物品，除了微观的个人关系及这些关系中所蕴涵的资源外，也包括个人所占有的网络结构位置能带来的资源。集体社会资本则指内部社会资本或公共物品，除了宏观的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结与互信外，也包括群体的结构方式是否可以促成集体行动并创造资源。
卜长莉(2006)认为，社会资本是主体以关系为载体而存在的无形资产，无论是被个人、组织还是国家所拥有，都有一个资产存量的问题。从静态的角度来考察，社会资本存量是特定主体在特定时间所拥有的在未来行动中获取社会稀缺资源的潜力。
刘林平(2006)认为，对社会资本不应作过于宽泛的解释，他区分了社会网络资源与社会资本。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源是潜在的社会资本，而社会资本则是动用的、用来投资的社会资源。社会网络是社会资源，但不一定就是直接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蕴含在关系网络之中，表现为通过关系网络借用资源的能力，而这种关系网络的使用并不是没有成本的，它的成本就是经济活动的主体(个人或企业)构建关系网络的投入或费用，即网络中的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在企业中可以以非技术性的干股和公关费用的形式表现出来，因此，他不同意将社会网络等同于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理论一直受到功能主义观念的困扰。为了走出社会资本理论逻辑上同义反复和测量上自相矛盾的困境，朱旭峰(2006)指出，应该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出发，亦即从社会网络的结构而不是以其功能来定义社会资本。他认为，嵌入于个体中的社会网络的结构，是判断个体从社会网络获取各种回报的可能性的统一尺度。这些网络结构虽然可能带有某种功能，但社会网络的功能并不是社会资本本身，而是社会资本使用后的结果，或者说是社会网络结构的使用所得到的回报。为了彻底地摒弃功能主义的局限，应该区分社会资本的结构、使用和功能这三个相关的要素。从结构视角定义社会资本有助于找到社会资本中对功能没有作用甚至具有负面影响的某些结构，并且有助于研究网络结构所具有的潜在功能，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通过在网络中使用社会资本而获得行动成功的机理。
从不同的层次上来定义社会资本，可能是造成该领域中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产生重大分歧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也正是由于社会资本的各种迥异的界定，社会资本概念吸引了来自不同学科、遵循不同学术传统的社会科学家加入到这一学术社区中，由此促进了20世纪末叶以来国内外社会资本研究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的繁荣，成为社会科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
正如边燕杰(2006)所指出的，“虽然存在多种定义，但社会资本的基本定位是清楚的，内涵是明确的，即社会关系网络。这可以从资本的本质特征来剖析。资本的原始状态是资源，行为者为获取收益和回报，将其投入于增值导向的努力之中。所以，判定资本的根本形式，须从资源与行为者的关系入手……社会资本是存在于行为者与行为者的联系之中的，如关系强弱、网络大小，等等。”从近几年国内社会学界关于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中，相当多的学者基本上采用了社会网络的视角来定义和测量社会资本(边燕杰, 2004, 2005；罗家德等，2006；赵延东，2006；张文宏，2006；胡荣, 2005, 2006)。笔者赞同这种观点，因为只有从社会网络角度定义和探索社会资本，才有可能使社会资本成为界定明确、可以测量的实证社会学的学术概念。
二、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之争议由于研究者们对社会资本的概念有着不同的定义和理解，由此造成了在社会资本的操作化测量方面也产生了较大的分歧。
边燕杰(2004)运用社会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个指标来测量个人层次的社会资本。从实证研究结果来看，规模大的网络比规模小的网络拥有的关系、信息和人情桥梁较多；网顶高，意味着网络内拥有权力大、地位高、财富多、声名显赫的成员多；网差大，说明网络成员从事不同的职业，处于不同的职位，资源和影响是互补性的；网络构成合理，则是指与资源丰富的社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边燕杰对于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四项指标的操作化测量，既强调了社会资本即社会网络资源的观点，也包括了网络关系和网络结构的观点。
罗家德、赵延东(2005)在系统回顾社会网络分析发展史的基础上，分别论述了在个体和集体层面上测量社会资本的方法及其量化指标。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的测量方法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之中、可以为个人所调用的资源总体的测量，这种方法重在考察个人对社会资本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则是考察个人在工具性行动之中所实际动用的社会资本情况，后一种测量法侧重于个人对社会资本的使用情况。在微观层面上，对个人“拥有的社会资本”主要运用提名法和定位法进行测量。在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测量个体“拥有”的社会资本时，主要使用网络规模、网络的角色构成、网络密度、网络位置以及网络中所嵌入的资源等指标。对个人“使用的社会资本”的测量，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对于非正式网络途径的选择、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以及关系人的特征。社会网络中流动的资源可分为“信息”和“影响”两大类。
在测量宏观层面社会资本时，通常将集体社会资本分为几个基本的结构要素，分别是信任、公共参与和社会连接、社会网络结构、社会规范等。因为一个组织或社区中的信任程度越高，社会成员参与公共活动的比率越高、社会网络联系越紧密，则该组织或社区的集体社会资本积累越高。与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测量相比，测量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时所使用的指标差别相当大。罗家德、赵延东(同上)指出，在测量集体社会资本时完全可能结合社会网络分析的方法，进行更为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从而起到连接两种不同层次的社会资本测量的作用。第一，在测量社会或组织信任时，使用组织信任量表中的9个问题；第二，在测量社会连接程度时，使用外向中心度(outdegree centrality)。外向中心度的指标的数值越高，就意味着被调查者对同事们的信任程度越高，更愿意与他人共享信息；第三，对社会网络结构的测量，采用网络密度、群体中心性和结构洞(或桥梁)等指标。
卜长莉(2006)指出，个人层面的社会资本存量可以用个人的教育程度、社会联系的深度和广度、关系强弱、交往频率、社会地位、网络规模与网络位置等指标进行测量。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存量可以通过组织内部的联系、组织外部的联系、组织信息化的程度等指标来衡量。而地域共同体层面上的社会资本存量则可以通过民主参与度、社会信任度、制度和社会文化规范、社会目标的符合度、信息化程度、人口密度等指标来评判。与上述几种操作化方式相比，这可能是社会资本测量中最宽泛的一种方式。其中有些指标(如教育程度、信息化程度)与社会资本的经典界定并不统一，能否有效地测量不同层面的社会资本存量，还有待于未来经验研究的检验。
王卫东(2006)在综合了弗兰普(Flap)、博特(Burt)、林南、布迪厄和科尔曼关于社会资本的定义和经验测量的基础上，沿着林南和边燕杰的思路，将社会网络视为社会资本的一种主要形式，认为社会网络资本总量是社会网络资本的总价值量，这种总价值量是以“一般等价物”为单位的。他以七个观测指标，即网络规模、网络成员的ISEI均值、网络密度、网络成员中的最高ISEI、网络成员中最高ISEI和最低ISEI的差(全距)、网络成员包含的职业类型数和单位类型数来测量个人层次上的社会网络资本总量。从其操作化测量模型及其结果中可以发现，用孤立的、原子主义的、线形的测量方法不可能有效地测量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因为社会网络资本不是网络中资源的简单线性累加，必须从资源间的关系与网络结构上着手测量社会网络资本。
刘林平(2006)针对边燕杰(边燕杰、丘海雄，2000)等人的早期研究提出了不同看法。
刘林平认为，从网络的角度测量集体层次(如企业或组织)的社会资本是相当困难或几乎不可能的，而且也容易混淆个人网络和集体层次网络的关系，同时会遇到一系列问题：首先，测量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作为群体的企业或社会组织。个人的网络关系是清晰的、相对简单的，而群体的网络则是复杂的、纵横交错的。群体网络也并不是群体中个人网络的简单相加，群体越大，其网络则越复杂，其网络规模甚至可能是倍数的增长；其次，群体网络和群体中的个人网络具有相容、相异或不相容的问题；第三，如果按照科尔曼把社会组织作为法人行动者来理解，那么是否存在不依赖组织内个人的、作为组织整体的法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呢？如果这样的网络存在，那么与企业或社会组织中的个人又有什么关系呢？刘林平(2006)认为，边燕杰等人实际上只是测量了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联系或社会网络，而不是企业的社会资本。因为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联系并不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联系，企业法人代表的社会联系或社会网络不一定为企业所用，只有有效使用的社会网络才是社会资本。为此，他提出了测量企业社会资本的另一种方法，即费用测量。这里的费用是指企业在构建和发展关系网络时所发生的费用，具体表现为处理公共关系上的费用，它以相对固定的形式在股份制企业中表现为非技术性的干股。具体的形式可能是干股、提成、红包和直接的招待费。在他的一项研究中，使用了干股和公关费用两个指标来测量费用。笔者以为，刘林平针对边燕杰及其合作者的批评虽然是中肯的，但是对于如何测量企业构建关系网络时的费用则停留在一个“理想类型”的阶段，因为无论是所谓的“干股”、提成，还是红包和直接的招待费，这些都是企业经营过程中相当私密和敏感的问题。虽然刘林平在探索性的问卷调查中设计并使用了这两个指标，但是这种设计能否提高社会资本测量的效度？有多少被访者拒绝回答“干股”和“招待费”这类的敏感问题？这可能需要未来的经验研究作进一步的求证和检验。
三、社会资本领域的经验研究成果近三年来，国内社会学家有关社会资本的经验研究涉及到不同社会阶层的社会资本状况、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社会资本与社会支持、社会资本与政治参与及社会治理、关系与信任、社会资本的消极功能等领域。下面分别评述上述各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一) 社会阶层与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网络分析(社会资本)和阶级阶层分析是相互对立、竞争、替代还是可以互相补充、完善的两种研究范式，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争论。笔者认为网络分析和阶级阶层分析并不是相互对立和替代的研究范式，而是补充和相互完善的两种各具优势的理论模型。社会阶级阶层被界定为人们在不同位置上的分布。这种地位结构研究方法将社会描述为由相互不联系的，具有不同利益和拥有不同资源的群体组成的结构。相反，社会网络分析则集中关注建立在阶层类别基础上的个人和群体之间的网络，但是其焦点在于确认社会关系的模式和评估不同社会位置内部成员之间社会联系的程度。社会网络分析强调资源调用的动态过程。网络分析的特点是采取更包容性的超越单独的位置分析，转向社会网络探索位置之间的关系和社会距离。笔者同意布劳关于微观结构分析和宏观结构分析的分工。微观结构分析是逐步考察具有各种身份的全体社会成员之间的不同关系，而宏观结构分析的焦点则是发现“由许多占据不同社会身份的人之间普遍存在的社会关系模式。” (Blau，1977b：28)换言之，社会地位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之间的联系是什么？哪一种结构应该是社会学研究的逻辑起点？首先研究社会关系，并根据关系模式的差异来区分地位的第一种研究范式，强调了社会关系结构对人们角色和地位的影响。而首先根据社会地位对人们进行分类，然后再考察他们之间的关系模式的第二种范式，则假定人们的属性和地位差异影响了其社会关系的模式。在这两种范式之间，并没有对错之分，只不过第一种范式更适用于研究小群体，而第二种范式则更多地用来分析社会地位已经定型化的建制性的社区和社会(张文宏，2005)。
边燕杰(2004)在一项研究中分析了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差异。他按照产权、管理权和专业技能三个标准将城市居民分为行政领导、经理、专业技术、职员、技术工人、雇主、自雇和非技术工人八个阶层。通过对中国五城市4452名市民问卷调查资料的定量分析，他发现，按照网络规模、网顶、网差和网络构成等指标来测量，行政领导、经理和专业技术阶层的社会资本总量高于非技术工人15%以上，其次是办事人员和技术工人，最低的是雇主、自雇者和非技术工人。前三个阶层拥有相对优势的社会网络。行政领导阶层的网络规模以及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关系均明显高于非技术工人阶层。相反，雇主和自雇阶层则缺乏网络优势，虽然他们的网络规模大于非技术工人，但是其网顶低、网差小、尤其缺乏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纽带联系，这是雇主和自雇阶层社会资本总量不高的根本原因。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社会关系都会产生社会资本，只有稳定的、私人领域中有情感和行为投入的关系才会产生社会资本。因此，雇主和自雇阶层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很可能是暂时性的、交易性的，是一种非社会性的交往，随时可能中断，很难转化为稳定的网络联系和社会资本，所以没有包括在具有较高情感和行为投入的核心“拜年网”中。研究结果还揭示出，被访者的科层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也越丰富，表现为拜年网规模较大、网顶较高、网差较大，与领导层、经理层和知识层的联系也较多；被访者的市场关联度越高，其社会资本总量也越高，社会网络优势也越明显。另外，社会资本对主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也产生了积极和显著的影响，表现为人们的社会资本越丰富，其家庭的收入水平越高，对家庭生活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的自我评估也就越高，这说明社会资本是人们对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评估的重要依据。从上述结果中可以发现，阶级阶层地位是人与人之间社会资本总量差异的一个关键因素。阶级阶层地位和与职业的社会关联度，是两个不同忽视的视角。阶级阶层地位限制了人们自由地拓展社会网络，积累社会资本。职业活动给人们提供了不同的社会机遇。阶层地位优势以及工作场域中的职业交往优势，可以转换为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的优势。一旦具有了社会资本优势，将会产生主客观的积极效应。
边燕杰等(2005)在另一篇论文中研究了不同阶层内部和阶层之间的关系强度和多元性，他的主要发现是：第一，户主为体力工人的家庭，其社会交往是在比较狭窄的社会空间内进行的，他们更可能在阶层内部交往，不大可能与其他阶层的人交往，他们在社交上处在边缘和孤立的状态，是该阶层政治和经济地位下降的真实反映。第二，官僚精英也呈现出独特的阶层内交往特征，这意味着尽管干部阶层仍然占据着资源和机会分配的中心位置，但是在与不同职业阶层建立联系方面并不占据核心位置。第三，在专业技术人员和经理之间，存在着一种若即若离的交往模式，说明收入相似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管理权力发挥着阶层隔离的作用。经济管理精英表现出较多地接受工人拜年，较多地给专业技术人员拜年。这个阶层在社会网络方面占据中心位置，在联系不同职业阶层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总之，阶层内交往是任何阶层的家庭和个人在拜年交往中的一种主要倾向，但同时也存在着“职业阶层相互隔离”、“阶层间互相渗透”和“阶层间梯次交往”三种倾向。正如作者自己总结的那样，由于样本有限，这个研究结论只是初步的和探索性的。未来运用全国城市调查资料是否能够发现相同的网络模式？如何超越“春节拜年网”的方法技术评估和比较阶层地位的影响作用？运用关系范式探讨阶层结构是否还需要分析每一阶层的产权差别？这些问题将是未来研究的课题。
张文宏等(2004)则运用2000年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阶层地位对于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构成的影响。作者将城市居民划分为专业和行政管理人员、白领、雇主、工人四个阶层，运用“重要问题的讨论网”的提名法，测量了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结构特征。其研究发现：第一，各阶层在选择讨论网成员时的群内选择或自我选择倾向非常明显；第二，阶层地位邻近、社会距离较小的人们成为讨论网成员的可能性较大；第三，处于阶层结构顶端和底端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工人的阶层异质性指数较低，位于中间阶层的小雇主和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指数较高，普通白领的阶层异质性指数明显高于工人。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群内选择倾向更明显，小雇主的阶层趋同性指数最低。这个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居民在社会网络成员的选择过程中，发挥中心作用的机制主要是同质性原理，声望原则或“上攀效应”仅仅表现在小雇主阶层中。与此相一致，阶层内部的选择是中国城市居民构建和维持社会网络的主要倾向。社会网络成员选择过程中的阶层界限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们社会交往的障碍，小雇主与其他阶层的社会渗透性较强。中国城市居民社会网络成员选择的阶层模式与中国宏观社会结构的现状一致。上述发现与边燕杰运用不同城市的调查资料、使用定位法测量得出的结论一致。
张文宏(2005a)运用同一资料探讨了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资本的阶层差异。阶层地位对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源的重要影响，主要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网络规模大于工人阶层，前者的关系种类比后者更多元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拥有更明显的“结构洞”社会资本，前两个阶层与网络成员的交往频率低于后者。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社会网络在性别、年龄和职业异质性方面高于工人阶层。总之，占据高层阶层位置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比工人拥有更丰富的社会网络资本。社会网络结构特征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工人阶层之间，可能与中国阶层结构的不充分分化有关。
张文宏(2005b)还探讨了阶层地位对于社会网络性质的影响。作者将讨论的问题分为情感性、工具性和混合性三种，主要的发现是，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其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混合性问题而非单纯的情感性问题；专业行政管理阶层与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而工人阶层更可能讨论单纯的情感性问题。占据不同地位的社会成员，所拥有的经济、政治、组织和文化资源不同，可能是其社会网络性质有较大差别的一个原因。
在另外一篇论文中，张文宏(2005c)从理性选择的视角探讨了城市居民的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的角色关系构成的影响。分析结果发现，除了与父母和其他亲属的联系频率以外，影响社会交往的成本因素在北京社会网络的九种角色关系中没有获得经验资料的支持。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提到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和其他亲属；白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提到配偶；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比工人阶层更可能提及同事、同学、好友、普通朋友；工人阶层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提到邻居；各阶层之间在是否选择其他非亲属作为讨论网成员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别。关于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的角色关系构成的影响，明显的差别主要存在于处于阶层结构两极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体力工人之间。这个结果可能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分化尚处于过程之中、还没有定型化的反映。关于城市居民个人层次上的社会网络资本的结构特征和社会网络构成模式的研究结果与上述发现一致(张文宏，2006a、2006b)
朱旭峰(2006)从结构主义视角中对中国政策精英群体的网络整体结构和网络阶层结构进行了分析。他发现，决定政策精英网络规模的因素有网络投资、知识运用能力、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行政级别。具体表现为，政策精英投入于社会交往的时间越多，其社会网络规模越大。高学历和海外留学经历在结识更高级别的行政官员时的“敲门砖”作用越来越明显。行政级别在政策精英认识高级官员中起到比结识普通官员中更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与社会不同阶层人群交往时存在着“准入门槛”的差异，各种因素对社会资本的贡献呈现出明显的梯度结构特征。其中，作为身份标识的学历、海外学历、行政级别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提高，对政策精英社会资本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大。相反，作为反映人际交往能力的职业流动体制稳定性和个人交往投入的贡献，则会随着网络成员级别的提高而逐渐减弱。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该研究对“职业流动能够促进社会资本”的“常识”产生了质疑。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至少对中国政策精英群体而言，职业流动的体制稳定反而与社会资本正相关。这一意外发现促使社会资本的研究者必须重新审视以往关于职业流动和社会资本之间关系的若干命题，以便为未来的相关研究提供空间。
还有学者以关系资本为分析路径，研究了中部农村地区农民的社会阶层分化问题，研究者的田野调查发现，当农民理性行动者赋予关系以追逐利益和地位的社会资源特性时，已经对其自身最初拥有的社会关系网络亦即传统差序格局进行了筛选，即具有社会资源特性的关系已经成为寻求利益、地位行动者的一种理性行动的产品，而且经过理性行动者在关系行为中的创建、分配和运作，关系的资源产品价值被不断附加，实际上使得关系已经实现了资本意义上的增值。关系的资本增值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利用传统差序格局的泛化，将利益原则引入原有的社会关系网络，把有利于获取利益、地位的个人关系，经过“拟亲缘”过程，编织进自己的关系网络，这实际上是对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复制；另一种是借助物质的投入，其中包括礼物的流动、钱财的投入和情感的付出等世俗形式，称作“感情投资”(蔡翥、朱士群，2005)。
王卫东(2006)则运用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数据，分析了个人资本和嵌入在社会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以及两者间的关系。针对中国城市居民的讨论网和拜年网，建立了以网络规模、密度、网顶、网差、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的多样性为指标的社会网络资本的测量模型，分析了嵌入在这两个网络中的社会资本与通过权力、财富与声望来测量的个人资本之间的关系，提出情感性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对个人资本并无影响，而工具性网络中的社会资本对个人资本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他认为，中国城市在职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本可以通过网络规模、网络密度、网顶、网差、网络在职业类型和单位类型上的广泛性这一套指标体系来进行有效的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资本对于网络主体的个人资本有着明显的正向影响，但不是所有社会网络的资本对个人资本都有影响，只有当某个社会网络被网络主体用于获取新的资源时，嵌入在其中的社会资本才会对个人资本有正向的影响；反之，如果一个社会网络主要被用于维持现有资源或情感交流，则嵌入在其中的社会资本对个人资本并无影响。研究结果还揭示出，人们会更多地倾向于通过拜年网获取资源。拜年网有更多的工具性色彩，嵌入在其中的社会网络资本有力地促进了个人资本的增值；而讨论网由于其中的资源不足，具有更多的情感性色彩，从而对网络主体的个人资本并无明显的影响。
(二) 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在地位获得中的作用一直是新经济社会学中的一个经典研究领域。国内学者沿袭着格拉诺维特和林南的传统，对于不同群体的求职过程、社会和政治地位的获得过程进行了实证研究，其中有代表性的是如下几项研究成果。
国内关于社会资本与地位获得的研究，并未涉及社会网络资源与劳动力配置的关系问题。那么在劳动力市场逐步趋向规范的前提下，社会网络资源究竟是阻碍还是促进了劳动力的合理配置？张文宏(2006c)运用1999年天津城市居民职业流动的调查资料，探讨了社会网络资源在中国城市职业配置中的具体作用。分析结果表明，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较贫乏、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更可能使用社会网络资源以实现职业流动；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动者比不用者的求职效率更低，但前者的目标收入却高于后者；运用社会网络资源的职业流向是从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流向个体、集体、外资合营、外国独资、新经济部门或无主管上级的市场化的经济实体；社会网络资源的运用，对劳资配置的吻合程度没有显著的影响。
周玉(2006)则运用省委党校部分学员的调查资料，分析了社会网络资本在干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具体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网顶、父母的行政级别、关键关系人的行政级别、与关键关系人的熟悉程度等因素对干部的地位获得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干部职业地位获得过程中，关系强度和关系人的地位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广泛的交往并不能增加干部职位提升的机会。社会资本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构成了当前干部职业地位获得中的并行不悖的双重机制。
赵延东(2006)在对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的研究中发现，下岗职工寻求再就业时大量地使用了社会网络资本，特别是以强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资本。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中获得工作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使用的关系人的社会地位，拥有更高地位的关系人就意味着职工更可能找到较“好”的工作。该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对林南的社会资源命题和边燕杰的“强关系的力量”命题提供了新的佐证。
无论是格兰诺维特的弱关系假设，还是边燕杰的强关系命题，在研究社会资本对于员工求职过程的影响时，仅仅涉及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面，因此，将雇主引入对劳动力供求市场的分析，不仅可以了解到雇主招聘员工的方法，而且可以认识雇主作出雇佣决定的真实原因。有学者运用个案访谈的方法，深入分析了雇主招聘员工的途径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雇主在招聘员工的过程中不仅同时运用了强关系、弱关系和市场三种不同的渠道，而且偏向以特定的渠道聘任不同职位的员工。在招聘高级员工的过程中，强关系是信任形成的基础，这种强关系也成为预测员工工作能力与操守的依据。利用与求职者的弱关系，能使求职信息在私人网络中快速传播，从而更有效地寻找专业技术人员，增加员工与职位之间的适配性。而市场信息与职业中介机构，不但为雇主提供充足而快捷的劳动力供应，而且对中高层员工的聘任发挥了间接的作用。针对不同职位的内在要求而采用不同的招聘途径，是形成分割的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原因(廖文伟、王丽云，2005)。
(三) 社会资本与关系和信任近年来，社会学家对“关系和信任”的兴趣越来越大。虽然在社会资本的界定上并没有形成共识，但是多数学者都承认信任是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之一。
胡荣(2005)运用普特南的共同体趋向的社会资本定义，测量了中国农村基层社区的社会资本状况，并据此探讨了社会资本与村民政治参与及村级选举的关系。作者从社会成员之间相互关联的社会网络、互惠、信任和规范等几个维度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社区认同感越强，村民的参与程度越高，投入村委选举的积极性越高，村民越关心集体和村庄的公共事务；村民参与的社团越多，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程度越高。换言之，在社会资本的各种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和自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这是因为农民不仅生活和生产在同一区域，而且社区内简陋的服务设施也主要依靠村民自己的力量来提供，使得农村社区的重要性远高于城市社区对市民的重要性。对社区认同感较强的村民往往能更积极地参与到基层选举活动中来。
林聚任等(2005)从社会风气观、公共参与、处事之道、信任安全感和关系网络五个维度，调查了山东省农村的社会资本状况。农村社会资本呈现出的“明流”是传统性、关系主义、家族主义、特殊性信任、社会参与性低等特点。容易被人忽视的“暗流”则是崇尚个人能力，不是简单地靠关系达成工具性目标，对血亲关系的信任建立在情感基础上，总体社会信任度较高。这个结论对于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和现代化理论家的理性化假设提出了质疑。
刘军(2005)从社会网络分析中整体网视角出发，将“关系”作为一种新的分析单位。他认为，对“关系”的分析往往不同于对“点”的分析。他运用P1模型并结合实证调查资料分析了关系数据的具体处理过程。与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个体网研究可以进行随机抽样和统计推断不同，整体网的“关系”研究往往不能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获得资料，因此，其研究结论不具有“统计推断”的价值。但整体网研究仍具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它适用于研究一个群体内部网络的整体结构，或者说适用于研究小群体。对于“关系”特征的整体网研究，不仅可以获得某种独特网络的“整体”共识和典型意义的了解，而且是对个体网研究和属性数据分析结论的有效补充。
胡荣(2006)在另一篇论文中运用厦门城市问卷调查的资料，分析了城市居民信任的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结果表明，城市居民的信任包括普遍信任、一般信任和特殊信任三个部分，具体表现为对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和密切交往的朋友的特殊信任圈子的信任度最高，对与自己有合作关系的单位领导、同事和邻居的一般信任圈子的信任度居中，而对于包括生产商、网友、销售商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信任圈子的信任度最低。这说明中国城市居民的信任结构存在着一种“差序格局”，特殊信任远远高于普遍信任。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在影响普遍信任的诸因素中，收入和社团参与因子具有正向的显著作用，说明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人对他人的信任程度越高。这是因为社会地位较高的人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多，因而抵御风险的能力较强，也就能够承担信任别人可能产生的风险。社会地位较高的人往往在社会交往中占据优势和中心地位，更懂得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因此在与他人的交往中能够更主动地相信他人。培育更多的横向社团，鼓励市民更多地参与社团活动，是提高社会普遍信任的一个重要渠道。
罗家德(2006)通过对台湾一家高科技企业的深入观察和访谈发现，在商业交易流程的不同阶段会混合使用不同的治理机制。在交易初始的供货商开拓和评估阶段，采用市场竞争和网络口碑与推荐的混合治理方式；在签订采购协议书和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信任使得成本分析变得容易，并且不需要订定太多的惩罚条款，可以有效地解决不确定性。制度虽然在商业交易的各个阶段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却没有办法完全杜绝机会主义的产生并有效地维持秩序，而由关系结构所形成的信任关系，在资源交换和互惠的互动中，则可以起到维持交易秩序、解决资源交换不平衡、使合作关系持续的积极作用。
针对多数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中所采用的静态结构分析的局限性，秦海霞(2006)通过对私营企业主的行动逻辑——关系网络构建过程的研究，揭示了在转型过程中私营企业主的行动选择策略和游戏规则。她把私营企业主关系网络的构建分为四个阶段，即寻找、编织、巩固、发展关系。在这个过程当中，私营企业主以礼物作为关系建立的媒介，以人情作为社会交换的“货币”，将关系对象编织成自己所需的网络模式，再以经济资本的投入作为巩固双方关系的筹码，促使双方依据各自的需求采取相应的策略，做出倾向于对方的决定。通过各种途径建构起来的关系网络成为一种最有力的策略性工具，其结果是社会关系对社会制度的全面渗透，这不仅直接影响到资源的重新分配，而且还促使了权力关系的重构，成为社会结构变迁的重要原因之一。笔者认为，私营企业主之间商业往来的重要机制是“关系”而非“市场”，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市场规则和信用制度的不完善；另一方面也表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核心内容之一的“关系”在社会转型时期被赋予了现代的工具理性的内涵。
也有学者研究了关系与信任在农村社会的地下“六合彩”蔓延中的运作逻辑。邓燕华(2006)通过对湖南某村长期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关系是地下“六合彩”蔓延的主要渠道，而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着“自己人”和“外人”的界限及其不同的交易规则，关系信任是地下“六合彩”交易成功的根本保障。笔者认为，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重要形式，关系信任如果不能在合法和正当的领域发挥积极的作用，那么就有可能在非法领域(如地下“六合彩”的买卖或其他地下经济中)发挥消极的功能。
(四) 社会支持网络自社会网络分析的理论和方法引入到国内学界以来，社会支持网络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从社会网络分析的专业领域来说，可以从整体网和个体网两个不同的视角来研究人们的社会支持网络
刘军(2006a, 2006b)运用整体网络的视角研究了黑龙江省法村的社会支持网络的整体结构。他首先将法村的社会支持网络分为四类：情感支持、劳力支持、小宗服务和资金支持。在借贷关系中，一级亲属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其中父母比兄弟姐妹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资金支持关系嵌入在亲属网络中；在小宗帮助中，网络成员的互惠指数较大，而在大宗借款支持方面的互惠性较低，但是普遍存在着一种一般性的互惠；在“劳力支持”网络和“亲属关系网”中都存在着四个子群。该发现揭示了法村村民之间的互助行为的整体模式，子群重叠的程度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强度有关。这项研究对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理论进行了社会网络意义上的一种量化验证。在方法论意义上，网络分析中的“块模型”的价值表现在它可以揭示多种社会网络的整体结构和关系模式，因此可用来研究特别重视“关系”的中国社会。
其他学者则从个体中心网络的角度研究了城市居民(如，范成杰，2006)或某个特殊群体(蒋涛，2006)的社会支持网络。范成杰(2006)在对城市居民的个人背景与职业适应性关系的研究中发现，除了受到政治身份、态度(是否勤奋)、本人职称和母亲职称等因素的影响外，社会网络规模也对调查对象的职业适应水平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换言之，城市居民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规模越大，那么其社会能力就越强，可以利用的资源也就越多，职业适应水平也就越高。因为社会网络资本具有传递信息、扩大影响、传播声望和强化自我认定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蒋涛(2006)在对吸毒人员的一项实证研究中，将被访者的支持网络分为毒品提供、情感支持和经济支持三类。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吸毒人员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很小，在各个子网络中，毒品提供网络的规模大于经济支持网络，经济支持网络的规模又大于情感支持网络。吸毒网络具有秘密性和牢固性。通过相识关系获得毒品，而朋友关系和亲属关系则提供情感和经济量方面的支持，亲属关系在提供情感和经济支持时比朋友发挥的作用更显著。
(五) 社会资本的负功能社会资本既具有正功能，同时也具有反功能。在以往的研究中，“多数学者只是强调了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而对于其可能产生的消极甚至反功能却鲜有论及”(张文宏，2003)。近几年来，研究者在经验研究中发现了社会资本负功能存在的不同形式。
刘林平(2006)在对企业社会资本的研究中发现，企业所投入的构建社会关系网络的费用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如人们所期待的那样有强烈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社会资本对企业的作用有可能是负面的。从交易费用的逻辑来看，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运行的作用并不总是积极的。从微观的角度看，社会资本的投入增加了交易费用，对企业的绩效也未必产生正面的影响。
赵延东(2006)在对武汉市下岗职工再就业过程的研究中发现，下岗职工在寻找再就业岗位时大多使用了社会网络，但得到的工作往往是较“差”的。尽管下岗职工对网络途径的使用极为普遍，但使用网络途径对于再就业的实际作用却似乎是矛盾的：一方面下岗职工求职时如果使用网络途径将更可能获得再就业；而另一方面，那些使用了社会网络途径的职工却获得了质量更差的工作。此外，职工的社会资本总量较为贫乏，且多集中于亲戚、朋友的狭小圈子内，这不利于职工获得更多的信息和资源，因而社会资本的使用不但没有给下岗职工带来“好处”，反而使他们陷入更为窘迫的境地。这样的结果就必然是：尽管他们可能更容易通过网络获得新职业，但得到的职业质量却不会太高。该项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负作用”不仅存在于宏观层面，在微观层面也同样存在，使用微观层面的社会资本有可能给个人带来更为不利的后果。
卜长莉(2006)从理论层面上讨论了社会资本可能会产生的负面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存量不足、传统社会资本与现代社会资本脱节以及传统社会资本整合度过高和现代社会资本替代性过强的情况下，会对个人和社会的发展产生消极的影响。
五、简评从最近三年来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领域的发展中，可以发现如下三个特点：第一，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概念、理论、测量方法和统计模型已经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的实证研究中，说明发轫于社会结构研究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理论与方法的发展正在呈现出跨学科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正在成为一个具有方法论特色的跨学科领域。
第二，中国的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的研究正在走向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标志包括是否开设专业课程、是否培养专业硕士生和博士生、是否召开专业会议、是否拥有专业化的学术团体。2006年在太原召开的中国社会学学术年会上，首次设立了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专业论坛。从2004年开始，一些大学(如清华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等院校)的社会学系已经陆续开设社会网络分析和社会关系研究的本科生和研究生专业课程。到2007年初，先后在华东理工大学和哈尔滨工程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和第二届“社会网与关系管理”学术研讨会暨社会网络分析技术的高层次专业培训班。作为专业化的一个标志，中国社会学会社会网络专业委员会(筹)日前已经宣告成立。
第三，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的专业教材、专著和论文集陆续出版。如罗家德的《社会网分析讲义》(2004)、刘军的《社会网络分析导论》(2004)、《法村社会支持网络》(2006)和张文宏的《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社会网络》(2006)等。罗家德的著作介绍了社会网络研究的相关理论、自我中心网络和个体中心网络资料的收集方法，重点评述了整体网络研究中的小团体、中心性、角色和网络动态性等分析模型。刘军的《社会网络分析导论》则将社会网络分析看作是一门对社会关系进行量化分析的艺术和技术，全面分析了社会网络分析的基本概念，结合专业软件UCINET的使用，介绍了社会网络分析中核心概念的操作化测量方法。
尽管社会资本研究已经成为最近几年社会学界的一个热点领域，也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第一，将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和操作化测量宽泛化和随意化，以至于降低了社会资本理论的解释力。第二，在一种测量层次上得出的结论，却与在其他层次上的研究发现进行比较和讨论。第三，将在个案研究、田野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普遍的意义上，以致于陷入了区位谬误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