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三年，中国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伴随着中国社会结构的转型，社会学研究者对此作出了迅速和敏锐的反应，使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首先，如何正确认识我国的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形态是怎样的，到底是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还是倒“丁字型”结构(陆学艺，2002；郑杭生，2004；李强，2005b)。其次，社会分层研究由阶层深入到阶级层面，阶级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劳资关系成为规范性理论研究和经验研究新的议题，重返经典、回到马克思成为研究者新的理论诉求(沈原，2006；仇立平，2006；李友梅、孙立平、沈原主编，2006；李静君，2006；佟新，2006；游正林，2006；任焰、潘毅，2006a、2006b；吴清军，2006；许叶萍、石秀印，2006；贾文娟，2006)。第三，社会分层研究由一般的描述和分类深入到制度层面，即探索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形成的制度性原因(刘欣，2005a、2005b)。本文试图就以上及其相关问题，回顾2004~2006年的研究成果，以供学人参考。文献资料基本来自于规范性学术刊物或文集，未免挂一漏万或有误读，恳请赐教。

一、“丁字型”：社会结构紧张和阶层分布

在社会结构研究中，人们通常用“金字塔型”或“橄榄型”、“纺锤型”形象地描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结构状态。李强(2005b)采用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方法分析我国“五普”数据，敏锐地发现中国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的。“丁字型”结构的一横是巨大的农村社会阶层，一竖更多地是城市社会阶层。作者认为“丁字型”显示的阶层之间的界限更为突出，直角形的下层与其他阶层之间几乎没有缓冲或过渡，是非此即彼的二分式结构。这样的社会结构会造成持续的“社会结构紧张”，即社会群体之间处于一种对立的、矛盾或冲突的状态，社会关系处于一种很强的张力之中，社会矛盾容易激化，社会问题和社会危机容易发生。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来自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紧张。造成丁字型结构的主要原因是城乡分隔，改变“丁字型”结构的核心是实现群体结构或阶级结构的转变。作者这一严峻的发现如果被确认的话，将预示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也就是说，中国的社会结构首先要过渡到“金字塔型”，才能转变为“橄榄型”。显然，这一发现与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陆学艺，2002：26)是相悖的。

与李强研究结果相印证的是张翼、侯慧丽(2004)的研究。他们也是利用“五普”资料，结合国际职业声望量表和每一种职业中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劳动者所占的比率，估计中国就业人口的阶层结构状况。结果发现，位于社会底层的农民占各个阶层的总人数64%左右，“蓝领”工人占23.9%，“白领”阶层占12.2%，“白领”阶层中最上层的专业人员阶层和管理者阶层仅占社会劳动者总数的1.1%。作者认为，中国阶层结构还是一个底盘很庞大的“烛台”，与和谐社会所要求的阶层结构还有一定距离。

郑杭生(2004)主持的《邓小平关于发展的理论和体制转换时期我国社会结构的现状、变迁及发展趋势》研究课题在2000年对全国10个城市的居民进行了“严格的抽样的调查”，以此为总体进行分析。统计结果显示，管理阶层占10.7%，技术人员阶层占11.1%，办事人员阶层占22.9%，工人阶层(在职)占30.1%，下岗工人占15.7%，自雇佣者占8.1%，私营企业主占0.8%。研究认为，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正处于从传统的“金字塔型”向“纺锤型”过渡的状态之中(工人占总体近46%，以脑力劳动为生的中间阶层近45%)。

根据“五普”长表数据中的抽样数据，有工作的，即社会劳动者总数为668，766人(张翼、侯慧丽，2004)，其中农民约为419，986人，工人159，835人，白领81，589人，专业人员和管理者7，356人。¹扣除农民人数，城市社会劳动者总数约248，780人，其中工人占64.2%，白领占32.8%，专业人员和管理者占3.0%；包括白领、专业人员和管理人员在内的中间阶层约占35.8%。与郑杭生主持的研究相比较，“五普”长表抽样数据中，工人的比率要高18.4%，中间阶层的比率要低8.9%。显然，“五普”长表抽样数据显示的我国城市社会结构比较接近于金字塔型，其与郑杭生主持的研究差异较大，而李强(2005b)的研究结果基本上与张翼、侯慧丽相似，他采用“五普”的抽样数据，从中截取16~64岁人口，共为641，547人。根据李强运用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测量的分值，23分以下基本上为从事农牧劳动或与其相关的人口，约占64.7%，24~42分基本上为城镇蓝领工人，约占23.7%，42分以上为白领或者为社会上层。如果扣除64.7%的以农业劳动为主的农村社会阶层，城镇社会劳动者总数约为226，466人，其中蓝领工人占67.1%，白领包括社会上层占32.9%。

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对李强、张翼、侯慧丽利用的“五普”抽样数据进行简单计算，然后与陆学艺、郑杭生分别主持的全国社会结构研究和中国城市社会结构研究的结果相比较，是因为作为阅读者的我们感到很困惑，很难判断谁的研究结论更具有说服力，更具有科学性。统计数据出现那么大的差异，是什么因素造成的？是理论框架或概念操作化的原因，还是研究方法？根据笔者的判断，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研究方法。李强、张翼、侯慧丽的研究是采用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而陆学艺、郑杭生主持的研究主要是采用抽样调查。普遍调查和抽样调查方法虽然各有利弊，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人口普遍调查是一项行政性工作，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相对而言，调查质量是能得到保证的。严格的抽样调查应该也可以获得准确性程度很高的资料，但是，在实际操作中是否能够按照严格的抽样方法，抽样误差和非抽样误差如何控制，在我国的社会学抽样调查中往往会被忽视。

陆学艺主持的研究，其抽样方法实际上并不是概率抽样方法，而是“根据研究的需要，选定汉川、海城、福清、镇宁、合肥、无锡、深圳等市县进行社会调查”，也许在各个市县采取的是抽样调查，但是研究报告中并没有介绍具体的抽样方法，只是简单地说是采用抽样问卷调查(陆学艺，2002：5)。郑杭生主持的研究虽然在研究报告中声称“课题组于2000年对全国10个城市的居民进行了一次严格的抽样的调查”(郑杭生，2004：31)，但是，作为专业读者仍然不知道具体的抽样方法是什么，10个城市是怎样抽取出来的，抽样误差和非抽样误差是如何控制的。笔者估计，上述两大研究至少在市或县的选择上采用的是非概率判断抽样。根据统计学常识，非概率抽样的结果是不能推论总体的。因此，两位学者主持的研究，虽然都标以“当代中国”，但是至少在抽样方法上还难令人信服。作为大规模、学术性的实证研究，应该在研究报告中详细介绍研究方法，因为研究结论的科学性主要是取决于方法的科学性，研究结论哪怕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或社会价值，若方法不科学则都是无效的。但是，遗憾的是两大研究报告都未能详细介绍研究方法(这样的情况在国内似乎比较普遍)，因此，作为专业读者很难甚至不能判断研究结论的科学性。笔者在此决非质疑他们的研究能力，笔者更相信是因为他们不能控制的其他因素才不得不采用现在的抽样方法。笔者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作为影响基本国策的社会结构研究，应该仿效日本的方法，根据我国社会转型的速度，在政府的支持下，在最近20年内可以每隔5年(日本是每隔10年)进行一次全国性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调查(SSM调查)。

对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判断，影响最广的莫过于孙立平(2003, 2004, 2006)提出的“断裂社会”论。他认为“断裂社会”是一个存在主要断裂带的社会，表现为城市下岗失业工人无法回归原来的产业体制，被社会永久淘汰；农业无法形成产业，农村和农民无法与日益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社会成为一体，农民无法融入城市，成为游离于社会结构之外或者被社会结构所抛弃的中国最大的群体。走出失衡和断裂社会的道路只能从制度的合理设定与安排中寻找，即建立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郭于华，2006)。显然，“断裂社会”是一个极富社会学想象力的概念。“断裂社会”给笔者的启示是，从上世纪40年代末开始，中国社会似乎一直处于社会转型中(由国民党领导的中华民国转变为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其中包括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农村集体化运动和与此相伴随的各种政治运动以及文化大革命)，每一次社会转型，都有不少人被抛到当时的社会结构之外，并且很难回归到当时的社会结构之中。因此，“断裂社会”为我们思考现代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似乎现代中国的社会转型都是在“断裂”中完成的。

和谐社会是讨论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或社会分层时不能离开的主题词，社会结构与和谐社会是社会学永恒的话题。从社会阶层结构的角度阐释和谐社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的关系角度；二是从构建和谐社会的条件和机制角度；三是从资本逻辑的变化，论证和谐社会建构的可能。陆学艺(2005)认为，当前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构成和规模“该小的阶层还没有小下去，该大的阶层还没有大起来”。该小的没有小下去，是指农业劳动者阶层应该继续缩小；该大的没有大起来，是指社会中间阶层应该有较大规模扩大。李强(2004b)从社会流动角度阐述了和谐社会应该具备的条件：从垂直社会流动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应该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上升机会，人们地位的变化应该是公平合理的；从水平社会流动的角度看，鼓励社会流动，推进城镇化进程和户籍改革，是实现我国社会长治久安和社会和谐的基本途径。青连斌(2005)通过对和谐社会研究的综述，认为和谐社会有三个标志：一是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任何阶层特别是具有较高社会位置的阶层不应以任何理由人为地设置障碍，排斥其他阶层的社会成员进入本阶层，以达到维护本阶层特有利益的目的；二是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三是社会阶层之间应当保持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王春光(2005)指出，和谐社会愿景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当前中国社会秩序的共识，和谐秩序的基础是社会阶层之间良性的关系状态。他借用经济学概念引入了“社会均衡”理论来阐释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均衡是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基础。从阶层关系层面上理解社会均衡主要应表现为：社会结构上形成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结构形态；社会成员的经济、权力以及声望等地位具有一致性；客观地位与主观意识的相符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目标与手段之间的协调性。必须要有合理的、有效的与合法的机制作保证：公开、公平的能力竞争机制；合理的、合法的资源配置机制；和平的、公正的、开放的矛盾化解机制；有效的、公开的社会制约和监督机制。童星、张海波(2005)指出我国社会出现了层级化特征：一是上层阶级化和下层碎片化；二是中间阶层(阶级)的形成；三是阶层(阶级)结构定型化。合理的社会流动和培育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是由分层社会走向社会和谐的宏观路径。周晓虹(2005b)认为理顺分配关系，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采取各种积极稳妥的方针政策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不二法则。仇立平(2005、2006)对和谐社会下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对话与合作和构建和谐社会下的阶级合作机制提出的看法是：尽快缩短“社会碎片化”的时间；构建一个基于不同阶级利益或群体利益、社区利益基础上的自组织社会；建立不同利益合法诉求机制；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只能通过其代理组织进行谈判、沟通和解决；政府要尽快从微观经济活动中解脱出来；建立执政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依据；实现和谐社会下的阶级合作最根本的是要在法治的基础上建立社会整合机制。鲁品越(2006)认为，遵循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的分析范式，我们将会发现历史上简单的资本形态生成的是阶级对立的板块社会结构，而在社会主义力量的引导与制约下，当代资本的新形态将会消融阶级阶层结构，产生出以“复杂性”为特征的新型社会结构，由此可以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资本的新形态导致的是各种“社会冲突场”而不是阶级冲突，承认资本与权力的结合会导致“资本怪胎”，产生两极分化的阶级格局，但是认为，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这种“阶级阶层结构”只是资本逻辑在局部失控时的表现，而不是社会结构的真正发展方向。

二、社会分层：从阶层到阶级的转向

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经过了20多年，进入本世纪以来，出现了越来越繁荣的景象，无论经验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还是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都取得了较为深入的进展。2000年以后，中国社会学越来越强烈地回荡着“回到”的声音：在“回到古典”、“回到‘社会的’”、“回到马克思”的召唤下，开始对过去研究的经验和理论方法进行总结和反思，并出现了一种实质性的转向，即从实体论向关系论的转向。这种转向在两个方面展开，一方面是在理论和方法上，回溯到对马克思阶级理论和方法的重新认识和定位上(仇立平，2006；沈原，2006；李友梅等主编，2006)；另一方面，在这种转向的指引下，一批学者开始把研究目光投到处在历史交点上的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体的经验研究上。尽管这种研究尚处在理论准备和方法引介阶段，但是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转向的趋势。当然，理论和方法上的转向与在原有基础上研究的惯性是并行不悖的过程。近两年的社会分层研究依然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不断地挖掘社会分层与和谐社会的契合点，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对和谐社会进行阐释；二是关于中间阶层的研究逐渐摆脱了早期结构功能视角的类型学划分和功能预设，开始对源于西方社会历史路径下中产阶级理论进行反思，在国际比较和历史分析中结合中国社会现实环境，使国内的中间阶层研究走向深入。

马克思的话语在中国社会学的沉寂是一个悖论。一方面，上世纪70年代末的经济改革，国家宣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后，阶级、阶级斗争从官方的意识形态中被取消了，与此同时，作为学术范畴的阶级分析也从学术话语中逐渐消失了(李静君，1999)；另一方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在这段历史时期我们看到了基于市场利益和私有制的阶级社会出现了(李静君，2006)。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学者的反思，仇立平(2006)诘问：为什么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的国家居然会“忽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阶级理论?!马克思阶级分析方法在我国何以为不能，又何以为可能？在《回到马克思：对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反思》一文中，他对我国20多年来的社会分层研究进行了文献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回到马克思阶级分析理论的可能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作者指出，无论是市场经济取向还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社会利益群体取向的社会分层研究基本上是静态的或描述性的，缺少关系性的社会分层研究，缺少对社会内部分化和紧张关系的揭示。因此他主张回到马克思，从马克思社会阶级理论那里重新找回对社会阶层之间关系的深层分析。他认为，我国向市场经济转型之后出现多种经济成分，资本的力量再次出现，劳资关系紧张时有发生，社会改革激发出诸多矛盾，为马克思阶级理论在当今中国的阶级结构分析中的运用提供了可能。马克思阶级理论分析方法更能揭示社会结构的内在本质，有利于对社会分层的深层结构的分析。他把马克思的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阶级命题转换成稀缺性生产要素占有关系的命题，由此形成中国四大阶级：管理阶级、资本所有者阶级、专业和技术阶级和劳动阶级，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管理阶级和资本所有者阶级，但是承认阶级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阶级对抗甚至暴力革命。

沈原(2006)从中国工人阶级再形成角度表达了“把工人阶级带回分析中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当今西方产业工人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归于沉寂，并不意味着这个阶级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也同样丧失了历史意义。中国“世界工厂”的地位使得世界上最庞大的产业工人阶级正在中国形成。正在形成的工人阶级的命运对社会转型的作用和对未来发展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社会学关注的中心问题。中国工人阶级的再形成客观上要求社会学重访马克思和韦伯所研讨过的“旧的研究基础”。“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Burawoy，2003)把工人阶级和现代社会市场之间关系作为分析起点，从追究“社会从何而来”入手，把所谓“社会分析”推进到更为具体、更为深刻的“阶级分析”。这种分析方法和手段，为我们理解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阶级关系的实质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提供了很好的分析视角。

社会分层研究从阶层分析转向阶级分析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以辑刊形式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理论与实证》(李友梅等主编，2006)。编者在发刊词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面临第二次大转变的中国社会与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等古典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研究母题上具有相似性。因此，重温古典社会分层研究的要求，正确对待社会变迁研究的两个模式——分层模式和阶级模式——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分层模式和阶级模式之间有着重要的差别：①阶级表明的是一种以资源占有关系为基础的结构位置；分层模式根据的是结构而不是群体的结构性位置；②阶级是一种关系性概念，即相互之间的关系中体现各自的特征，不同阶级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如剥削，只有在不同阶级行动中才能发现和解释；③阶级是某种程度的共同利益的承载者，阶层即使有某种相同或相似的利益，一般也不是在结构性位置的相对关系中凸现的；④阶级的内部是相对同质的，也就是说分化不可能太大，内部要存在一定的整合和自我认同，即阶级意识，而阶层并不必然涉及整合和认同的问题；⑤阶级可以是行动的主体，阶层基本不会成为行动的主体，阶级行动有两种方式：整个阶级的行动和阶级背景下的利益群体行动，但利益群体不一定和阶级相联系。

蔽言之，在社会分层研究的最重要的命题“谁得到了什么?是怎样得到的?”问题上，社会分层的表层结构(分层模式)主要是回答“谁得到了什么”，社会分层的深层结构(阶级模式)是回答“是怎样得到的”。通常韦伯的职业地位分层表现为社会分层的表层结构，而马克思的阶级分层是研究社会分层中深层结构的一种理论，即通过对生产资料占有关系的分析来解释为什么得到。因此把韦伯的职业地位分层方法与马克思阶级分层方法结合起来，更有利于揭示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仇立平，2001、2006)。

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市场转型带给中国社会最值得关切的问题莫过于一个数量不菲的社会底层的出现。对底层的关注和研究同样给社会学带来了新的考验。用“真实的”视角观察和审视社会底层的形成，要求我们重新把社会学视角转移到“社会”上来(肖瑛，2006)。因此，社会分层研究转向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对当前正在形成的工人阶级和底层群体的研究。

面对“新古典社会学”提出的“转型问题”，即“依靠哪个社会群体，才能完成在计划体制的废墟上重建市场社会的任务”，“社会学的马克思主义”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必须关注工人阶级在转型期的历史命运以及他们推动历史变迁的能力。沈原(2006)借助劳工社会学的理论透镜，分析了“老工人”——原来的产业工人和“新工人”——农民工不同的结构特征和不同的行动能力。新工人形成的过程适合于马克思阶级形成模式解释，其“拆分型”的生活方式形成了对城市和乡村的“二元忠诚”，行动能力更多体现为结构能力。老工人形成过程体现波兰尼模式特征，其社会行动能力倾向于展示出“结社能力”或类似“结社能力”。

李静君(2006)将中国城市工人阶级的转型分为三种模式：流动民工的形成、社会主义工人的再造以及下岗工人的消解。通过对来自广东和沈阳的实证资料，从工厂政体、劳工的抵抗与调适以及矛盾的意识阐述了流动民工在工厂生产体制下的受压制性、民工反抗的自发性和破坏性以及这一群体融入城市和被城市排斥所产生的矛盾意识；国有企业工人面对着从“国家工人”到“契约工人”转变所体会到的侮辱和不平，促使这一群体对“阶级意识”的重新唤回，以在国家意识形态中寻找道义支持。但是对毛泽东时代的反思和市场改革所带来的物质进步，又使他们对现存的社会秩序持既支持又批判的矛盾心理；下岗工人在国家再就业工程以及逐步开展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体系的庇护下，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逐渐消解。

许叶萍、石秀印(2006)通过对工人阶级形成的理论回顾和实证分析认为，决定工人能否成为一个具有行动能力的阶级关键是社会体制能否对工人阶级的诉求进行合理的回应，能否在回应困难的时候对现存体制进行修改，以期实现工人所期望的社会公平。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内，为现存体制所容纳，那么工人阶级就不会形成，如果工人的行动被导向体制外，与现存体制对立，那么工人阶级就难免形成。鉴于目前体制的合理回应能力和动力不足，作者认为工人阶级的形成过程已经启动。佟新(2006)通过对一起国有企业工人集体行动的个案分析，发现工人们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负面经历凸显了他们对社会主义文化传统的认同，工人借助国有企业的文化传统为其群体利益的实现寻找合法性和可能性。这种延续着的社会主义文化传统亦可能改变中国市场化发展的路径。谢桂华(2006)通过对国有企业下岗工人的实证研究发现，在市场转型过程中，工人的人力资本和政治资本都是决定是否下岗的重要因素，拥有更多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的工人下岗的概率也低；企业的级别和规模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对工人收入的影响，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的市场效益成为影响工人下岗或当前收入的关键因素；劳动者的年龄和性别也成为重要的因素。吕鹏(2005)对东北长春市的新失业群体、即文革后出生的失业群体做了详细的个案调查，指出新失业群体面对的是其他失业群体不曾面对的“制度真空”，他们的父辈大多也是失业工人，从而使他们在社会保障、国家政策、就业机会、教育等方面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

任焰、潘毅(2006a)从劳动实践、生活策略、文化惯习以及抗争行动等微观层面入手，对中国近代产业发展初期工人主体身份的演变和构成进行考察，认为脱胎于与封建文化以及行业传统等因素相互嵌入工人的日常生活实践与共同行动之中，不仅塑造了政治意义上阶级主体，同时使得工人的行动更具有操演性文化产物以及实践性关系的特征。游正林(2006)通过对西方学者关于劳动过程中管理控制和工人抗争的理论述评，认为随着我国私营企业和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劳动关系问题理应成为学者关注的重要问题。对国外理论的回顾启示我们应该承认劳资之间利益的不一致，正视工人的抗争行为，同时建议加强有关的制度建设，降低工人对雇主的依赖性，使劳资之间的力量对比基本保持平衡。余晓敏(2006)通过对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反血汗工厂/公司行为守则运动”中的行动者、行动及过程复杂性的分析，剖析了其不同于传统劳工运动的特质，并围绕该运动对于劳工维权和劳工赋权的影响力和局限性，提出未来研究面临的现实和理论问题。鉴于非政府组织、非市场组织的第三部门的劳工保护运动，为中国劳动权益维护提供了一条可资借鉴和参考的方式。

对于劳资关系规范性研究虽然还不很多，但是仅见的研究成果还是给人以启发。任焰、潘毅(2006b)独辟蹊径，分析了全球化时代的宿舍劳动体制对劳资关系的影响。他们认为宿舍劳动体制为研究跨国劳动过程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空间视野，通过对工厂宿舍体制的历史性回顾和比较，概括了这种劳动体制的一般特征和对塑造当代中国新打工阶级的意义。虽然宿舍劳动体制使资本对劳动力的全面控制成为可能，并与户籍制度相配合，使得打工者无法在城市扎根，并形成工人阶级的生活社区，但它同时也为劳动团结、抗争以及新型劳动关系的出现提供了一种可能。贾文娟(2006)通过对珠三角地区一家小型私营企业的参与观察和访谈，研究了工头的权力及其在劳资关系中的作用。她认为，由于工头处于劳动力流动网络中的信息中介位置、技术交换网络中的单边垄断位置和组织体系内部的管理中介位置，具备了与企业主相博弈的权力，从而对劳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当代中国，工头可以带领工人与资方进行平等的对话或博弈，以合法的方式保护自己的利益。

对于劳资关系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对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的研究，虽然规范性的研究成果不是很多。针对中国工会发展应该跨越“对抗性工会”的时代，赵晓(2005)认为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资本与劳动、尤其是资本和非技术性劳工的力量对比，使得“资本欺负劳动”的现象再次出现，因此“对抗性工会”存在的基础并未消失。冯钢(2006)的研究表明，我国现行工会组织及其运作模式源于改革开放前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对于当前社会利益分化的现实，传统工会组织及其运作模式存在三方面的“制度性弱势”：工会组织对行政主管和企业领导的高度依赖；工会组织无法代表职工的利益；集体谈判、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缺乏集体行动的合法性基础。在劳动力市场化的条件下，工会必须是工人自己独立的利益代表，工会要从国家政权的组成部分转变为工人阶级的利益组织化机构。

此外，近年来一些学者还介绍了国外社会分层研究的状况以供借鉴。20世纪80年代发端于印度的底层研究，把学术关注从精英研究转向无声的底层，为学术领域带来了崭新的研究视角和方法范式，并成为亚非拉研究中的显学。底层研究为中国社会转型研究提供了一条可以与之接轨的路径来研究底层群体，借鉴其关于无权者的生活经历和状况的经验研究来对中国的底层阶级做出全面的解释(秘舒，2006)。《世界的苦难》是布迪厄晚年主持的一项历时三年对法国社会疾苦的大规模调查的学术成果。布迪厄通过一个个以访谈形式出现的细致深入的生活史个案，展现当代社会普通人日常生活中的种种痛苦，并透过社会学的理解，揭示出其背后的深刻的根源。通过这项研究使那些对社会疾苦麻木不仁的技术官僚们意识到，社会生活无处不在且不断积累的歧视、不满、怨恨和苦难，让被压制和扭曲的声音通过正常渠道得到表达，从而为通过政治手段加以治疗提供条件(毕向阳，2006)。面对后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从公共生活到日常生活的全面解体，查尔斯沃思(Simon J. Charlesworth)的《工人阶级经验的现象学研究》一书运用现象学的研究方法，对英国北部一个城镇工人的日常生活经验并对这些经验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进行了分析，指出工人阶级已经不能讲述自身完整的故事，不能清楚地表述自身的存在，在他们的陈述中那些被剥夺的历史和日常苦难正在变得越来越不可见。“工人阶级无言的精神颓废”象征着工人阶级主体的丧失和自我意识的失语，以至于需要文化领域的中介者(知识分子)来传达他们的状况。工人阶级这种文化上的缺席又使得文化再植入困难重重，工人阶级在整体上被去工业化所解构。作者这种经验的现象学分析，对于发掘和理解当代我国工人日常生活和实践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郑广怀，2006)。

但是，多元的社会分层研究仍然是学术界主流。近年来，这样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以往财富、声望、权力等多元变量，而采用居住空间、居住质量、住房产权、生活方式、社会交往等研究中国社会分层或阶层化的状况。刘精明、李路路(2005)的研究探讨了中国城镇社会中客观阶层位置在有关社会领域中的后果和影响，以居住模式、社会交往、生活方式、阶层意识为四个维度，认为在居住、交往和认同维度上，尤其是在客观分层结构的两端已经形成了阶层化的主要趋势，但是在生活方式维度上的阶层化趋势并不明显，并且四个维度都存在程度不同的不对应关系。边燕杰、刘勇利(2005)则从住房角度研究中国城市的社会分层，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中国城市，拥有住房是经济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拥有住房产权的比率从非精英到专业精英再到管理精英依次递增。从住房的获得方式来看，“权力维续”依然起着明显的作用：在管理精英内部，党政精英在拥有市场购买力的同时，很多人还以优惠价格购买“现住公房”或“经济适用房”，仍然享有再分配权力所赋予的优势。

三、当代中国工人阶级再造：从农民工到产业工人

从20世纪90年代初“民工潮”出现开始，进城务工群体就一直受到学术界与社会的关注。从社会学角度，前些年的研究大致包括：进城务工人员流动研究，进城务工人员内部分化或分层状况，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与社会的关系等。近几年，人们开始关注进城务工人员对城市发展的贡献以及他们的权益保障。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农民进城做工已经成为时代的大潮流，成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社会发展大趋势。可以说，有关农民工研究的文献汗牛充栋。例如今年出版的《中国农民工调研报告》是由国务院研究室牵头组织开展的农民工问题调查研究成果的结晶，通过调查研究“掌握了我国农民工的历史、现状、特点和发展趋势，摸清了当前农民工面临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总结了近年来各地各部门加强农民工管理和服务的做法和经验，探讨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原则思路和政策建议”。李强(2004)的《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全面描述了农民工的职业流动、家庭模式、农民工与城市居民的关系、社会保障、农民工的分化等；提出了三元社会结构思路，即农民工作为社会结构的第三元与农民相比，是一个占有一定城市资源的群体，与市民相比，它所占有的城市资源是有限的。近年来，与农民工研究有关的著作还有陆学艺(2005b)的《“三农”新论》，史柏年等(2005)撰写的《城市边缘人——进城农民工家庭及其子女问题研究》，谢建社(2005)的《新产业工人阶层——社会转型中的“农民工”》，杨云善、时明德的(2005)《中国农民工问题分析》等。在专题研究中，王春光(2006)提出了“半城市化”的概念，即农村流动人口处于一种介于回归农村与彻底城市化之间的状态，它表现为各系统之间的不衔接，社会生活和行动层面的不融合，以及在社会认同上的内卷化。陈映芳(2005)在对农民工的研究中从“市民权”的概念出发，讨论乡镇迁移人员成为“非市民”的制度背景和身份建构机制，认为政府对现存户籍制度的需要是农民工制度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农民工作为中国社会的第三种身份的建构和认同构成了农民工制度的合法性基础。郑广怀(2005)对伤残农民工做了研究，认为造成伤残农民工权益保护制度悖论的原因在于伤残农民工的维权道路上存在着一个与赋权完全相反的剥权的过程。

十几年来，有关农民工的研究成果很多，政府和学术界也都知道农民工的问题所在，并且正在采取各种政策改变农民工的生活、工作状况，但是，从社会分层的视角看，农民工的最大问题是它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产业工人。有关农民工与当代产业工人阶层之间关系的研究虽然已得到学术界的回应，但是比较规范的学术性研究成果还不多见。近年来，关于农民工的阶级归属，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政治领域，较多的观点认为应该将农民工纳入工会组织，将他们视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来对待。绝大部分学者认为，农民工是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产业工人群体。从职业上看，农民工从事的具体工作很多属于产业工人的性质；从工作场所上看，农民工的工作场所与工人更接近，主要集中于城市、城镇的二、三产业；从收入的形式来看，农民工的收入与工人相同，他们的收入是以货币为主的；从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方面看，农民工远离农民而逐步向工人靠拢，城市的民主观念、法律意识、平等观念逐渐融入他们的生活中。作者还从农民工的历史考察与现实情况及在建设中的作用分析，认为“农民工是中国的新产业工人，新产业工人的定位是农民工的历史归宿”(张富良，2003)。杨云善、时明德(2005)认为，农民工是工人阶级的新成员符合经典作家的相关理论，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转化既是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必然产物，又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能力的发展。作者从农民工的概念、收入来源和法理、工作性质、思想观念与行为等方面进行分析后指出，农民工已经具备工人阶级的主要特征。谢建社(2005)直接将农民工界定为新产业工人，他从理论依据、产业关系、劳动交换关系等方面论述了农民工与新产业工人之间的关系，并概括了农民工作为新产业工人的基本特征，指出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农民工其历史归宿就是形成新的产业工人。

从理论上说，马克思关于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的思想，是其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马克思认为农民是工人阶级的主要来源，农民向工人阶级转化既是产业革命和工业化的必然产物，又是促进工业化和社会生产力进步的必要条件(杨云善，2004)。新产业工人的形成，必然经历“农民-农民工-产业工人”的过程，现在城市农民工虽初步具备了工人阶级的基本特征，但尚未与工人阶级融为一体。促进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深度转化，缩小城市农民工与作为先进阶级的工人阶级的差距，既是党和政府的事情，也是城市农民工自身的事情，更需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研究探索(邸敏学，2004)。由于制度设置和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多因素的综合作用，农民工向工人阶级的转化具有不彻底性(张丽，2005)。综合来看，目前虽已出现一些对新产业工人研究的初步成果，但主要是停留在新产业工人的概念层面上，或者对农民工与新产业工人阶层之间的关系做出判断，缺乏系统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

笔者认为，具有学术价值的是沈原(2006)提出的“从抽象工人到具体工人”和“返回生产中心”两个范畴，以及劳工研究的三个理论透镜：“马克思模式”和“波兰尼模式”；新、老工人再生产模式；新、老工人的行动能力。李静君(2006)关于农民工形成的“工厂政体、抵抗与调试、矛盾的意识”对中国当代产业工人的形成也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四、阶层或阶级建构：意识和制度基础

严格地说，虽然我国已出现明显的社会分化，并且呈现出阶级阶层定型化的趋势，但是就总体而言，作为“自为”的阶级或阶层还没有真正出现。不管是作为“自在”的阶级或阶层，还是作为“自为”的阶级或阶层都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近年来，社会学界一方面延续着以往的阶级或阶层意识、职业声望的研究；另一方面开始探索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制度基础。

在社会冲突意识研究中，李培林(2005)从社会冲突的角度分析当下中国的阶级意识。他认为以往的社会分层方法没有深入揭示描述客观分层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的真实逻辑关系以及阶级阶层意识和集体行动形成过程。根据他所领导的课题组对我国31个大城市一万多市民抽样调查的结果，中国当前社会冲突意识主要表现为社会阶层地位与社会阶层冲突意识是反比关系，决定人们阶层认同的主要因素是“父辈的社会地位”；阶层自我认同表现出明显的“向下偏移”倾向，即自我认同社会中层的偏少，认同社会底层的偏多；社会价值观念的差异有可能导致社会冲突；社会分化的两极更具有社会冲突意识；党政干部被认为是改革开放以来受益最多的群体；劳动关系和劳资关系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张翼(2005、2006)利用调查数据分析了中国当前省会城市的阶级阶层冲突意识，他认为那些收入并不低但却在参照群体中将自己认同在最下层的人们更易于生发不满；那些真正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发生物质性冲突的可能，但这种冲突并不直接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有条件的；客观阶级并不必然形成阶级意识，因此也形成不了大规模的阶级对抗；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当前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李春玲的研究(2006)发现，文化程度较高的人能够区分阶级和阶层，文化程度较低的人对两者未加严格的区分；人们已经比较明确地感知当前的社会结构是一个等级分化的、边界清楚的形态；人们对现实的不满主要是对导致社会经济差异的某些机制不满，而不是社会经济差异本身。

对于阶层认同的研究，李春玲(2004)认为，在我国的十大社会阶层(陆学艺，2002)中，人们对社会阶层的身份认同是不同的，其中“农业劳动者与失业、半失业、无业者”阶层自我认同度最高；“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自我认同度较高；“个体工商户和产业工人”阶层自我认同度中等；“经理人员和办事人员”阶层自我认同度较低；“私营企业主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自我认同模糊。因此，各阶层的身份认同的一致性程度各有不同，认同率的高低取决于此阶层所处的状态。一般而言，处于社会顶层的阶层和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内部身份认同率较高。另一项研究表明，我国大城市居民对于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度很高。研究者在对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武汉全国五大城市的3，000份问卷调查中发现，高达85.5%的城市居民认为自己属于中产阶层。因此，当代中国城市居民的社会心态比较稳定，自我感觉为“中层意识”的占了社会的大多数(周晓虹，2005c)。但是刘精明、李路路(2005)的研究则认为自我认同中，上层的占29.2%，处于社会阶层地位较高和较低的，他们的客观位置和自我认同存在着较高的对应性，客观位置处在中间状态的，阶层地位自我认同就比较分散或者比较模糊。另外，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2004)于2002年10 11月在全国31个省份的15，000名城市居民的随机抽样问卷调查的结果表明，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率最高(46.9%)，以下依次为：社会“中低层”(26.5%)，社会“底层”(14.6%)，社会“中高层”(10.4%)和“高层”(1.6%)。

从以上数据可以发现，不同研究对于阶层认同研究所得出的结果是不同的，并且差距较大，尤其是对“中层意识”的认同。显然这既有抽样方法的科学和严谨，也有资料获取方法上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测量指标的设计问题。由于笔者缺少进一步的资料，因此，无法对这些数据产生很大差异的原因进行具体的分析。

童根兴(2005)分析了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的《制造共识》的主要成果，认为资本主义生产管理方式对于“共识型工人”的生产起到重要作用。例如“赶工”规则是参与“赶工”的工人对其游戏规则的认同，从而使工人认同工厂制度的安排；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兴起，使得工人的利益被建构为个体行动者的利益，并通过协调工人对工厂的认同，产生了资本主义和工人在生产剩余价值过程中的一致性；企业管理的“内部国家”的成长，使得工人和管理者都要服从非人格化的法律准则，从而产生相对自主性。显然，布洛维从生产管理方式研究工人意识的生产对我国的阶级意识的研究是有借鉴意义的。

此外，李春玲(2005)的职业声望研究利用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当前中国社会中决定人们声望地位的主要因素是教育、收入、权力、就业单位性质和是否从事受歧视职业；声望评价的主导标准是工业社会的普遍主义价值，但是相互冲突的多元评价标准仍然存在。

近年来，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形成的制度条件。刘欣(2005a、2005b)认为社会分层机制总是嵌入特定社会经济形态之中，并由规定着社会经济形态特征的产权所有制及其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来解释的。在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情形下，公有资产的既具行政性又具契约性的委托-代理制度，以及嵌入在政治权威结构之中的市场制度，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制度基础。再分配权力、寻租能力、市场能力共同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权力衍生论要比“权力转移论”和“权力持续论”更能解释当前中国社会的精英循环或再生现象。

五、中间阶层：现实还是神话

中间阶层成为这两年社会分层研究的热点应当不足为奇：一个人口众多的正在走向工业化的国家要达到和谐社会，没有庞大的中间阶层是不可想象的。经过几年的资料积累和理论准备，近年来，我国中间阶层研究逐渐摆脱西方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总结的中产阶级理论的盲目引进，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国情，在同“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的国际比较中发现中国中间阶层新的特点。关于中间阶层的讨论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关于中间阶层异质性的讨论；二是对中间阶层社会“稳定器”功能的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中间阶层的未来发展形成了几种基本的态度倾向。

对中间阶层概念界定和区分标准上的分歧足以说明中间阶层的异质性。王建平(2005)认为中产阶级的文化差异性使得这一概念不仅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的称呼有别，其所体现的不同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中产阶级内在本质也有所出入。对于阶级或阶层的划分标准、区分边界、阶级意识和身份认同、社会特质、阶级利益和社会行动等问题的不同认识，导致了中产阶级研究中概念边界界定的分歧。刘长江(2006)对周晓虹(2005a)认为“中产阶级”概念最早出现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看法提出质疑，认为马克思第一次使用中产阶级概念是其于1842年10月16日在《莱茵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第一个从社会学意义上对中产阶级进行研究的是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作者还提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的中产阶级不能完全等同于今天学者们研究的中产阶级，马克思在不同时期指称的中产阶级的意义是不同的，而且，财产状况和财产关系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划分中产阶级的唯一标准，阶级意识、政治与社会地位及文化心理都被马克思和恩格斯纳入中产阶级研究的范围。刘毅(2006)、陶冶(2006)、周晓虹(2006)、胡荣华等(2006)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这一群体给出了各自的界定。李强(2006)在探索与“和谐社会”战略目标相适应的社会分层理论、方法时指出，采用不同的分层视角、不同的分层标准是与不同的研究目的相联系的。分层标准的两种基本视角(激进主义和保守主义)有利于我们对中间阶层界定分歧的把握。不同的界定取自于侧重点和研究目的的差异，其最主要源自于中间阶层本身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张伟(2006a)用“双色蛋糕”来形容当代中国中间阶层的异质性，指出中间阶层的形成和发展同时受制于市场机制和传统体制权力的作用，因而实际上存在着体制权力下的中间阶层和市场要素下的中间阶层，两者既存在利益相关，也存在着矛盾和冲突。李强(2005a)也认为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各个部分具有巨大的差异性。他把中国的中间阶层分为四个集团：最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即干部和知识分子，其中一部分属于更高的阶层；“新中产阶层”；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企业中的职工层；大量的个体私营者。作者预测，中小工商业经营者有可能上升为中间阶层最主要的群体。周晓虹(2005c)认为东亚新中产阶级不断增加，但包括小业主在内的老中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规模并没有减少。新老中产阶级并进的这种现象现在也在中国大陆重演，这也是周晓虹将中国的中产阶级称之为“杂领”的主要原因。

在我国还存在有别于西方新中间阶层的“新中间阶层”，主要是指在现阶段中国社会结构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类似西方工业化社会变迁中的“新中间阶层”，同时包括了由“旧中间阶层”转换而来的群体。其主要特征是：①受到中国社会结构双重转型的制约和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中出现的“新中间阶层”，在其阶层构成上显示出独特的异质性，即一是受到权力授予关系、市场交换关系及社会关系网络这三种社会地位资源配置关系的作用而具有的地位评价上的不一致性；二是内含了一个拥有一定私有生产资料、占有一定雇佣劳动、具有一定私有财产关系的“私营企业主”的特殊阶层。②受这三种社会资源配置关系的影响，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来源可区分为三种进入渠道，即由权力授予关系所作用的行政型进入；由市场交换关系所作用的市场型进入和借助社会关系资本作用的社会网络型进入。③在观念整合上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属性及差异(张宛丽、李炜、高鸽，2004)。吴晓刚(2006)利用一项全国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检验了中国城乡劳动力进入自雇业的模式，以及在改革的不同阶段，这种模式是怎样变化的，尤其是干部是如何适应新的市场机会。研究表明，在改革初期，干部身份在城市中阻碍了他们成为自雇业者，但农村并非如此。随着改革的推进，城市干部成为自雇业者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在改革的晚些阶段，成为自雇业者的人能享有较高的收入优势。

培育一个庞大的社会中间阶层，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结构被许多人认为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这种思路所蕴含的一个前提就是：中间阶层在整个社会中具有“稳定器”、“安全阀”的功能。这种基于西方语境的理论预设多少有些理想主义色彩。张翼(2005)认为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有条件的，当中间层的社会成员收益曲线下滑并长期得不到改善，中间阶级或阶层就会滋生对现存社会合法性的质疑。当中间阶层在经济和生活水平上获得满足，也会伴生出他们在政治上的诉求，体现其阶级或阶层的社会存在。何平立(2006)通过对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中产阶级的研究发现，东亚中产阶级是在威权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中产生和壮大的，其显著的特征就是在经济发展上对威权政府有明显的依附性，是威权体制下的既得利益者，因此，在社会政治转型中，表现出既要求改革又趋向保守的矛盾品格；在价值取向上重个体利益、轻社会责任，具有机会主义倾向；在社会态度上对发展和效率的关注超过民主和进步，要求秩序而不是公正、平等。张伟(2006b)指出将中间阶层的理性道德化，并进而引申为对秩序的维护，在逻辑上并不可靠。中间阶层的理性特征更多地体现为经济理性，而不是道德理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中间阶层要发挥“推动器”的作用，需要现有政治秩序的灵活性。扈海鹂(2005)通过对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研究发现，现今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不是俄罗斯社会中有分量的阶层，因而也不可能成为稳定社会的基础，在俄罗斯社会条件下发挥作用的，是处于底层社会的基础阶层。陈映芳(2006)通过对城市中产阶层在房产物业纠纷中维权的个案研究，认为中产阶层已经表现出相应的权力意识和行动力。

中间阶层的结构存在并不必然导向应然的功能预设，它的作用发挥是需要一系列社会条件的。李友梅(2005)认为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以白领为主体的中产阶级之所以能担当起社会发展中的“稳定器”、社会矛盾的“缓冲层”和社会行为“指示器”的积极功能，是因为中产阶级在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上与国家管理体制之间存在着较为畅通的沟通机制。中国中间阶层要发挥“推动器”的作用，决定于新兴中间阶层的在政治上的各种诉求在何种程度上得到容纳。并且认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产阶级，其社会功能是不一样的。

中间阶层未来发展的变数取决于国内阶级阶层关系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的渗透，对这两种影响的不同预期形成了中国中间阶层未来的不同态度倾向。周晓虹(2005c、2006)认为，就国内而言，中间阶层成长面临着诸多优势条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重新调整；经济持续稳定的发展；文化的多样化和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的转变。就国际条件而言，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职业结构变动为发展中国家中间阶层的成长创造了条件，同时全球性的消费品市场也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中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的成长与发育。因此，尽管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还存在着变数，但是对中间阶层发展的乐观情绪是以周晓虹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的主要倾向。

在这方面，李强(2005a)显得较为谨慎，他认为，中国中间阶层的力量还比较弱小，从人口比例上看，中间阶层的四个集团，不管其中哪一个，同全国就业者、劳动者、工人或者农民相比较都很弱小，全部加起来还不足15%，所以中国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间阶层。在全球化对中国中间阶层的影响上，李强指出国际经济关系对中国中间阶层发展的制约作用更为明显。比较起来，扈海鹂(2005)则较为悲观，她认为全球化与快速社会转型，使中国的“中产阶级”带有更多不确定、复合化特性。中国中产阶级发展遭遇到深刻的社会不平衡性带来的断裂及冲突，其数量的凸现，并不能掩盖庞大的基础阶层、底层社会的不安与动荡。

六、结语

尽管本文的任务是对2004~2006年中国社会结构与分层研究的状况进行述评，但是，囿于篇幅，更由于笔者对近三年中国社会结构与分层研究状况的理解和判断以及阅读范围所限，还有不少研究成果，如有关社会流动、性别分层等方面的研究，未能进入本文述评的范围。本文的文献大部分来自学术性刊物，对于大量已经出版的专著，相当一部分还未列入述评，因此，严格地说，本文还不能看作是对近年来我国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的全面的、详细的述评。

就笔者对近三年来我国社会结构与分层研究的认识来说，笔者认为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深刻的领域，无论是对中国社会结构性质和形态的认识，还是社会分层研究的阶级转向及其包括农民工在内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再造，以及对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制度基础探索、对中间阶层的认识等，都包含着中国社会学研究的重大议题。

以笔者陋见，中国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在今后若干年内需要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和探索。

第一，如何判断中国社会结构的性质和形态。李强根据全国“五普”资料分析，认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型”，这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学术界对中国社会结构的认识和判断。中国的社会结构到底是倒“丁字型”的，还是正在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过渡，这是一个需要继续讨论的严峻的学术问题和实际问题。

第二，如何认识孙立平对当代中国社会是一个“断裂社会”的判断。“断裂社会”是一个极具想像力的概念，但是，它能否有效地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还有不少问题可以讨论。例如，断裂仅仅是指阶层关系的断裂，还是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文化断裂，或者说断裂社会仅仅是指狭义的社会结构，还是指广义的社会结构？如果从广义的社会结构上去理解，如从文化层面上考察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还如，与中国现代化发展最辉煌的上世纪30年代的社会结构相比较(30年代与现代化辉煌相伴随的是尖锐的阶级斗争和红色政权割据)，我们如何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是“断裂”的？如果和先发国家社会转型期(如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相比较，“断裂”是所有转型社会的常态，还是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所特有的？或者说，在不同国家的社会转型中，“断裂”社会表现的特征是不同的。笔者认为，“断裂社会”的概念对于分析当代中国社会结构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想象空间，但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还有许多问题值得讨论。

第三，如何认识和借鉴西方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理论。按笔者的理解，需要考虑以下三个因素：①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理论(包括阶级理论)与国家意识形态理论之间的矛盾；②社会学学术传统的传承性和创造性，这里不仅包括要尊重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也要尊重西方社会学的传统，不仅需要尊重“中国经验”，也要尊重西方社会学的研究成果；③转向实践的社会学似乎已经成为社会学界的共识，但是如何解读中国社会转型中发现的“中国经验”，不仅需要借鉴西方社会学转型理论，更需要在与西方社会学转型理论的对话中，建构和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理论。

第四，需要进一步研究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形成的原因和中国工人阶级再造这两大问题。笔者认为，这两大问题将是未来几年中国社会分层研究的热点问题。因为，如果当代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基本上定型的话，学术界就应该解释这样的社会分层结构产生的原因，以利于改善社会结构，并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中国工人阶级再造不仅是一个与农民工有关的现实问题，也是社会分层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时，对于中国城市化的发展、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地位的真正确立等有着重要的关联。

第五，通过对文献的阅读，我们可以发现许多大样本的全国性调查在同一类问题上所获得的数据差异之大，已经超过了统计学允许的范围。社会学研究的主流是量化研究，尤其是对全国性或较大地区的重大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作出判断或结论时，没有量化研究是不行的，但是量化研究如果不规范、不准确，那么它的后果更严重，它不仅严重影响学术研究质量，而且，如果事关国情，还会影响到政府的决策。鉴于此，笔者建议，对于社会结构的实证调查，或者在政府的支持下，借助行政力量完成；或者打破壁垒，联合学术界的力量共同完成，建立一个真正向社会完全开放、资料共享的数据库。

注释：

1 以上数据是根据张翼、侯慧丽研究数据估算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