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版于1959年的《社会学的想像力》是美国社会学家米尔斯的主要代表作, 它以批判当时美国社会学在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上的抽象和僵化为主要内容。在立足于社会学古典理论传统, 对现代社会学研究中存在的种种问题进行系统批判的过程中, ¹米尔斯在书中提出了许多带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新的理论取向和方法论取向, 体现了明显的后现代转向。在受到长期的忽视之后, 在国外, 这种新的转向已经引起了学界的注意, 认为在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中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暗示(Antonio, 1991:154-163;Best & Kellner, 1991; Ritzer, 1997:15-16)。在国内, 这本书中所体现出来的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后现代转向一直没有得到学界的注意, 对其更是缺少深入和系统的阐述。长期以来, 我国学者对《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的解读, 一般只是停留在它对社会学研究中想像力的强调上, 对其中所体现出来的后现代转向却未能给予充分的重视。本文试图对此进行初步的梳理, 以期引起我国学界的注意。同时, 这本著作一方面立足于社会学的古典传统, 另一方面又对体现在现代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些现代性特征进行了全面批判, 其中既有传统的社会学思想, 又充满着后现代思想的萌芽; 既立足于现代性, 又超越了现代性。因而米尔斯既非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是纯粹的现代主义者, 也非纯粹的后现代主义者, 而是处于从前者向后者的一种不自觉的过渡之中。如果把现代社会学视为一端, 把后现代社会理论视为另一端, 那么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所表达的思想则处于中间的某个位置。这样, 通过本书就可以合乎逻辑地把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社会理论连接起来, 表明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 是本文的研究目的之一。

作为一本旨在对当时美国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检讨的著作, 《社会学的想像力》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内容是对人类社会和当代历史的基本特性的预设和判断。这种预设和判断构成了米尔斯对现代社会学研究进行批判的基础, 也是米尔斯提出自己的兼具现代社会学特征和后现代社会理论特征的思想的理论基础。任何关于社会的学说都有一个基本的理论预设, 现代社会学和后现代理论也是如此。所谓的理论预设就是对社会的总的看法, 它是任何社会理论得以构建的前提。现代社会学(包括古典社会学)的理论预设是, 社会是均质的和整体的。对社会所做的这种判断不但构成了古典和现代社会学的理论前提, 实际上也是所有的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前提。这种判断实际上是与理性观密不可分的, 正是认为人类社会是均质的和整体的, 所以对社会进行理性认识才有可能。从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到帕森斯, 社会学的古典和现代理论大家们在对社会的看法上, 都程度不同地持有这一观念。尽管韦伯看到人类行为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目的性并提出了在对社会的研究中要使用理解的方法, 但他并没有否定人类社会的规律性。因而, 他认为社会学不仅要对社会行动进行理解, 而且还要对其过程和结果进行因果性说明。韦伯的理解方法也只是对涂尔干的极端实证主义的修正和补充。既然米尔斯要对美国当时的社会学研究进行系统的批判, 自然而然的也就涉及到怎样对待理论预设这个基本问题。

米尔斯对人类社会的看法显然不同于古典和现代的社会学家们。米尔斯首先认为, 社会不是均质的和单一的, 而是异质的和多样性的。人类的异质性和多样性不仅体现在有“空阔的村落、压力团体、儿童组织”、“制油工匠”、“大都市”、“警察”以及“犯罪团伙”等多得难以计数的群体和社区上, 而且也体现在个体上。这种个体的多样性和异质性表现为, 既有“1850年的婆罗门”, 又包括“伊利诺斯州的拓荒者”; 既有“18世纪的英国绅士”, 又有“澳大利亚的土著人”; 既有“当代玻利维亚的政治家、法国封建骑士和参加1914年绝食抗议的英国女权运动者”, 又有“好莱坞新星和古罗马贵族”。总之“既有不凡如歌德, 也有平凡如邻家女孩”。“这种多样性构成了人类过去、现在和未来分别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世界。”(米尔斯, 2001:142-143)

因而在理论预设上, 米尔斯不同于社会学的传统立场, 而更倾向于后来的后现代理论家们的看法。拒绝现代理论所预设的社会一致性是后现代理论的一个基本特征。表面看来, 米尔斯似乎完全否定了社会的一致性和规律性, 从而放弃了对社会进行理性的研究, 这是典型的后现代观点。正是由于拒绝了现代理论所预设的社会一致性, 后现代社会理论在总体上才倾向于反对现代社会理论的整体化和理性化特征, 并走向多元主义和相对主义。但在这一点上, 米尔斯没有打算走这么远, 他认为社会尽管有多样性和异质性的一面, 但社会科学家仍然可以以有序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的多样性。但这种理解必须“足够简要, 使得理解成为可能, 又必须足够的综合, 使我们的观点中能包含多样性的广度和深度。”(同上:144)由此可见, 一方面, 米尔斯没有放弃传统和现代社会学所持的对社会进行理性理解和客观认识的观念; 另一方面, 又强调理解的特殊性和相对性。

在对当代社会状况的判断上, 米尔斯认为, “我们正处于一个所谓‘现代’的尾声……目前的‘现代’也正在被一个后现代时期所接替。”(同上:180)在这点上, 米尔斯也显然不同于现代社会学家们, 他们大多或明或暗地倾向于认为当代不过是现代社会(以资本主义和理性为其主要特征)的延续。米尔斯的这种看法是早在后现代思想家之前就提出的, 因而可以看成是后现代观念的萌芽。后现代理论家(一些温和的后现代理论家除外)普遍认为历史已经出现了断裂, 一个全然不同于过去的时代——后现代已经出现。米尔斯还进一步阐述了当代社会与以前时代相比所表现出的新特征。在以前, 历史是更具有规律性的, 那个时期的历史发展超越了单个人的意愿, “在过去, 历史是在人们背后创造的”。而在当代, 创造历史的权力和手段高度集中, 在创造历史方面某些人拥有的自由要比别人大得多, 也即历史是由少数权力精英们创造的。在1956年出版的《权力精英》中, 米尔斯就认为当时的美国社会是由军界领袖、企业行政长官和政治领袖共同统治的, 而大众社会则处于无权的状况(米尔斯, 2004:3-29)。米尔斯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 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20世纪50年代, 二战后的美国与以前时代相比有了重大改变:在政治上, 联邦政府的权力与战前相比极大地增强了, 而州政府和一些自治社团则萎缩了; 在军事上, 随着政策的重点由国内转向国外和冷战的进行, 军人地位明显上升, 已经获得政治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在经济上, 美国经济规模急剧扩大和高度集中, 而且和军方组成联盟,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成为了军事资本主义; 在社会生活方面, 电视作为新的大众传媒进入了全胜时期, 人们不再参加各种有意义的社团组织, 不再参加各种有意义的讨论, 而是沉迷于电视所构筑的幻境之中。美国社会的这一重大转变所必然带来的消极后果被米尔斯敏锐地感受到了。因而, 米尔斯得出这样的结论:自愿团体以及民众已经失去了对国家决策的影响力, 决策掌握在由政治领袖、企业巨头和军事领导人所组成的权力精英手中, 民主开始徒具形式。这个批判性结论对米尔斯的理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 它使米尔斯认识到, 历史已经出现了断裂, 由有规律的时代向无规律的时代转变。既然创造历史的权力已经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历史任凭少数人的意愿摆布, 那么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也就随之而丧失了; 另一方面, 它又决定了米尔斯对当时美国社会学研究所持的态度只能是批判性的, 因为在当时美国社会学研究中, 无论是帕森斯的抽象理论, 还是其他人的实证研究, 就其性质来说基本上都是保守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就是这种批判态度的具体表现。

紧接着, 米尔斯合乎逻辑地对历史发展具有普遍规律性的观念提出了质疑, “命运并非一件普遍的事实, 并不内在于历史本质或人性之中。”(米尔斯, 2001:197)这种结论也是后现代理论家们所得出的, 只不过他们走得更远。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表布希亚就认为, 在当代, 社会已经死亡, 已经“内爆”成一个巨大的、无差别的大众。可见后现代对当代的看法只是把米尔斯的看法推演到了极端。在对历史和当代状况的判断上, 米尔斯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转向。但这种理论预设上的后现代转向并不彻底, 因而米尔斯并没有完全否定现代社会学的传统取向, 他只是在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和修正中不自觉的走到了后现代的立场上。社会既有均质和有序的一面, 又有异质和无序的一面。现代社会学主要强调前者, 而后现代社会理论则主要看到了后者, 米尔斯在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中在强调后者的同时又不忘前者。

既然认为社会是均质的和整体的, 古典和现代社会学理论家们无不致力于发现社会的普遍规律, 试图构建出可以解释任何历史、任何社会的宏大理论。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韦伯的社会行为理论、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以及腾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等等都带有宏大理论的典型特征。到了帕森斯, 现代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发展到了顶峰, 他建立了一个力图一般地解释人类社会秩序的宏大理论体系——结构功能主义。因而在对宏大理论的批判中, 帕森斯的体系就成为了批判的首选目标。

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一开始, 米尔斯就以帕森斯的《社会系统》为分析对象, 对他的宏大理论体系进行多方面的批判。米尔斯首先认为, “宏大理论的基本起因是开始思考的层次太一般化, 以至于它的实践者们无法合乎逻辑地回落到观察上来。作为宏大理论家, 他们从来没有从更高的一般性回落到在他们所处的历史的、结构性的情景中存在的问题。”(同上:35)简单地说, 也就是宏大理论不能反映复杂的社会现实, 因而米尔斯认为, 宏大理论家实际上是在构造一个概念王国, 而这个概念王国排除了人类社会的许多结构性方面。帕森斯的宏大理论使得社会学家脱离了对权力、经济和政治制度的考察, 而仅仅把社会的各种制度性结构转化为有关价值观的符号领域。

针对帕森斯对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回答, 米尔斯展开了他的批判。帕森斯在《社会系统》中认为, 社会之所以能够整合在一起是因为人们共享一套价值观念。对此, 米尔斯认为, 社会得以维持有不同的方式, 完全靠共同价值观整合在一起的社会很少, “只有极端而纯粹类型的社会结构, 才能显示出普遍的、核心的符号。”在一些社会里, 价值观可能不是一致的, 甚至是相互对立的, 但社会仍然可以维持; 在另一些社会里一套占支配地位的制度控制了整个社会, 通过暴力和暴力威胁强加了它的价值, 从而完全排除了价值观的作用(同上:41)。显而易见, 米尔斯对宏大理论的普适性企图进行批判的依据是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因而对于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问题, 米尔斯认为答案不止一个, “因为各种社会的统一性程度和类型有深刻的差异”(同上:46)。仅仅用帕森斯宏大理论的单调概念, 就不能“思考人类的多样性, 思考1936年的纳粹德国, 公元前7世纪的斯巴达, 1836年的美国, 1866年的日本, 1950年的大不列颠, 戴克里时期的罗马。”(同上)最后, 米尔斯的结论是, 不存在什么能让我们理解社会结构的统一性的宏大理论和普遍性的理论体系。

拒斥了帕森斯的宏大理论后, 米尔斯是不是不要一切理论呢？答案是否定的。米尔斯要的是把有关社会普遍性的观念与具体历史密切联系的理论, 而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型。米尔斯提出了他自己的研究模型, 即根据诸如政治、亲属、军事、经济和宗教制度之类的制度性秩序, 构想出社会结构的类型。然后再用一种可以在给定的历史社会中洞察这些制度性秩序的轮廓的方式, 给每一种制度性秩序加以定义, 然后问, 它们每一个如何与其他相联系, 即它们如何组织为一个社会结构(同上)。在运用这个模型时, 米尔斯强调, 要与特定范畴的历史上的及当代的社会结构保持经验上的密切联系。米尔斯运用这个模型分析托克维尔笔下的美国, ²他认为美国在那个时代的整合原则是, 在每一种制度秩序中, 独立的、彼此竞争的人们的自由进取精神占据支配地位。由此可见, 米尔斯否定的只是超历史的和超国家的宏大理论, 并非一概否定宏大理论。尽管没有明确说出来, 显然, 米尔斯认为理论的概括范围是可以扩展到特定时代的特定国家的。这和后现代理论家不光否定宏大理论, 而且否定一切理论的取向是有区别的。米尔斯就是用这种适度大理论的方法来解决普遍理论和具体现实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光被米尔斯注意到了, 也被一些古典理论家们感受到了。韦伯和齐美尔就是其中的两位, 只是他们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韦伯发明了理想类型法来对无限丰富的现实进行分析和认识; 齐美尔的解决方法是, 他从整体上反对总体性, 他把精力放在分析大量的、范围广泛的具体社会现象上, 进而得出有关社会世界的各种具体观念。³可见, 即使是在古典理论家那里也可以找到某种程度上的对总体性的拒斥和对具体现象的关注, 这些都是后来的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特征。也许正因为如此, 在对宏大理论的批判过程中, 米尔斯经常到古典理论那里寻求支持。尽管如此, 这里还是体现出米尔斯的矛盾之处, 因为古典理论家们几乎无一不是宏大理论的建构者。

在对社会学宏大理论的批判上, 米尔斯和后现代理论家是一致的。后现代社会理论家们对宏大理论是持完全拒斥态度的, ⁴他们甚至具有拒斥一切理论的倾向, 因为在他们看来任何理论都会扭曲现实, 现实和对它的理解是区分不开的。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就直接把后现代定义为对元叙事的怀疑, 认为后现代就是宏大叙事的终结(Lyotard, 1979:xxiv)。因而, “后现代主义者通常满足于与一些更为有限的解释(地方叙事)或全然没有解释的状况共存”(瑞泽尔, 2003:12)。

尽管米尔斯和后现代理论家们都对宏大理论进行批判, 但两者批判的性质和目的是不同的。米尔斯的批判是建设性的, 目的是疗救; 而后现代理论家的批判则是颠覆性的, 目的是否定。批判了企图一般地解释人类社会的宏大理论之后, 米尔斯并没有完全排除对人类社会多样性中共同性的探询。他也没有完全拒斥理论, 甚至没有完全拒斥宏大理论。在对帕森斯宏大理论的批判中, 他转到社会学经典大家, 特别是马克思那里寻求支持, 以至于有学者认为米尔斯是站错了阵营, 因为马克思就是一个最早的现代巨型理论家(同上:23)。可以认为, 在以古典和现代社会学的宏大理论取向为一端, 与以后现代彻底拒绝理论为另一端之间, 米尔斯的“适度大理论”占居了一个中间位置。

在对宏大理论进行批判之后, 米尔斯在书中转而对实证主义方法在现代社会学研究中的僵化——也就是他所谓的抽象经验主义进行了批判。均质的和有规律的社会观除了导致力图发现解释一切社会的宏大理论之外, 还导致了实证主义。实证主义在本质上是自然科学观向社会人文学科的延伸和渗透。孔德正是把自然科学研究中行之有效的方法引入对社会的研究才使得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得以产生的。到了涂尔干, 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引入了统计分析的方法, 至此, 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基本成熟。其后通过拉扎斯菲尔德对社会统计分析方法的进一步完善, 实证社会学在现代社会学中确立了主流的地位。拉扎斯菲尔德也因此被誉为经验社会学的开创者, 并成为了米尔斯理想的攻击目标。之所以选择拉扎斯菲尔德, 米尔斯自己也承认, 是因为“他是该学派中比较有阅历的代言人”(米尔斯, 2001:63)。

米尔斯首先认为, 抽象经验主义者缺少对历史和宏观社会结构的关注, 甚至完全无视历史和社会结构。因而“就其结果而言, 他们这些研究堆积琐屑的细节, 却对这些细节形成一定的规范形式缺乏足够的关注。”(同上:59)米尔斯还进一步批判, 抽象经验主义把科学哲学信奉为唯一的科学方法, 受制于方法论。抽象经验主义者所持的专业化仅仅基于对方法的运用, 而不考虑内容、问题和领域(同上)。因而, 抽象经验主义所研究的不是社会实质性问题, “与阐明实质性问题背道而驰”。米尔斯还认为, 实证主义的细节性研究不会得出什么新思想。“从细节性研究得到的思想几乎不会比投入到这些研究中的思想多”(同上:71)。米尔斯还对实证主义研究中的“砌砖成墙”的观念进行了批判。这种观念认为, 这些细节研究必然会累加起来, 从而形成更一般的理论。拉扎斯菲尔德提倡, 先进行具体问题的研究, 然后把这些烦琐、细致的研究加以综合, 从而构建更广泛的知识, 并最终发展出一种整合的社会科学。对此, 米尔斯认为, 不联系宏观社会背景的细节研究根本就不能加总。

在米尔斯对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中体现了某种新的转向——对社会研究中的科学哲学观的质疑, 这种转向在后来的后现代理论家们那里得到了更加彻底的发挥, 他们几乎完全否定了现代社会学的科学主义特征。现代社会学研究中所体现的实证主义方法、科学主义取向以及添砖加瓦式的不断积累知识的想法几乎都成为了后现代理论家的攻击目标。现代社会学在取得突破性成就方面的失败, 也使得其在后现代的攻击面前虚弱不堪。当然米尔斯没有像许多后现代理论家那样极端, 米尔斯尽管反对抽象经验主义, 但他并没有完全放弃实证的研究方法。虽然米尔斯认为, 在对社会的研究中想像力很重要, 但他毕竟认为, 任何一项社会研究只能以事实加以限定, 而不像后现代理论家那样完全任由思想自由发展。也就是说, 在对社会的研究中, 米尔斯还没有放弃科学取向, 而后现代理论则完全放弃了科学取向。米尔斯所强调的想像力, 被一些后现代理论家们发展到了极端, 成为后现代思想中支配一切的东西。布希亚就将他的理论描述为一种虚构、科学幻想和诗等等。后现代另一位重要理论家利奥塔则认为, 科学和其他叙事一样, 也是一种叙事, 而且并不比其它叙事高明。因而, 在风格上后现代主义者们更倾向于文学化而不是学术化。

米尔斯并不仅仅在方法论层面批判实证主义的僵化, 而且在现实层面也批判了它的影响。米尔斯认为, 抽象经验主义的存在及其产生的影响, 已经体现为一种“科层制”的发展。这种发展表现为, 通过研究程序的标准化和合理化, 抽象经验主义研究的学术风格已经科层化了, 而且由于抽象经验主义在商业部门、军事组织以及大学的逐渐实行, 它已经开始投合于科层组织的服务对象的任何目的。抽象经验主义有助于提高现代社会中科层制统治手段的效率、声望和它的普及程度, 使得“科层制”的气质渗透到文化、道德和学术生活领域(同上:109)。抽象经验主义的“科层制”气质, 使得它不再自由地探究社会实质问题, 而仅仅关注管理和操纵, 成为形式理性的工具, 从而主要应用并服务于社会的非民主领域――军事基地、公司、广告中介机构和政府行政部门。抽象经验主义为既定社会利益集团服务的保守性构成了米尔斯对其进行批判的深层原因。联系到韦伯的思想, 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米尔斯在这里对抽象经验主义的批判暗含着对现代性“铁笼”的批判。韦伯认为, 作为合理化表现形式的科层制的发展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 它一方面提高了效率, 另一方面使人丧失了个性的自由, 成为囚禁现代人的一个“铁笼”。

在上述几个转向之外, 《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在其他方面也体现出了某种后现代转向。它首先体现在米尔斯对学科划分的看法上, 他对传统的学科划分及其对研究的限制都提出了批评。他认为, 传统的学科专业化更多的是为了科层化的需要, 妨碍了对社会实质问题的研究。因而“专业化应该以这种重要的问题, 而非恪守学科界限的方式进行。”因为“要阐明和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主要问题, 都需要从不止一个学科中选取材料、概念和方法。”(同上:153)米尔斯的这一观念被以后的后现代理论家们完全接受了, 他们的著作无不涉及多个学科, 以至于在学科上难以将他们归类。福柯、布希亚、德里达与利奥塔等人都是如此。后现代理论家们甚至走得更远, 他们“拒斥现代社会在各门学科之间, 文化与生活之间, 虚构与理论之间所设置的那些界限, 因此, 大部分后现代思想家的著作都试图打破一种或更多的那些界限。”(瑞泽尔, 2003:13)

另外, 与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所持的价值中立的基本取向不同的是,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研究应该直接关注私人困扰和公共论题。私人困扰就是个人感到所珍视的价值受到了威胁; 公共论题是公众感到他们所珍视的某种价值受到了威胁。米尔斯认为这里的价值主要有两个:理性和自由。可以看出, 米尔斯对理性和自由的重视明显是现代的, 而他提出的研究应该围绕私人困扰和公共论题进行, 这又明显地带有后现代理论中直接强调价值取向的特征。这种对社会学研究中价值取向的强调是与米尔斯的批判立场相一致的。如前所述, 米尔斯对当时的美国社会是持批判立场的, 正是这种批判的态度, 使得他强调社会学研究的首要任务就是关注基本的社会问题。在米尔斯看来, 当时美国的社会问题就是自由和理性的价值受到了威胁。美国社会学当时在研究中未能关注这些社会问题, 只是一味地强调科学性和价值中立, 因而受到了米尔斯的批判。米尔斯称之为“古典社会科学的退却”。之所以出现退却, “其主要原因则是它们与实质性问题没有紧密联系”(米尔斯, 2001:79)。在米尔斯看来, 古典社会学始终没有忘记对实质性社会问题的关注, 实际上也是如此, 社会学正是为了应对在资本主义的崛起过程中, 宗教传统的衰落所带来的社会秩序的混乱而产生的。宗教的衰落、传统道德的崩溃所带来的无序和混乱, 是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和齐美尔等古典大家们共同探讨的主题。在社会学古典理论那里, 价值倾向性在试图对社会进行理性认识的过程中并没有被遗忘, 而是以规定了理性认识的主题的方式在起作用, 这大概是米尔斯推崇古典理论的又一个原因。米尔斯虽然否定了纯粹的价值中立, 提出要建立直接具有价值取向的社会学, 但他仍认为可以通过对个人与历史、自我与社会的联系进行考察, 获得理性的认识, 从而可以解决价值受到威胁的问题。米尔斯的这一观念和韦伯的观念是一致的。韦伯也认为社会学是不能做到纯粹价值中立的, 研究者在选择研究问题时总是带有价值倾向性, 对研究结果的运用也体现了价值倾向性。但韦伯也认为, 在研究的过程中, 要做到价值中立, 这样的研究结论才具有普适性。米尔斯对社会学研究中价值倾向性的强调和后现代理论家的观点是一致的。不同的是, 在米尔斯这里, 强调价值倾向性并不妨碍对社会进行理性认识; 而在后现代理论家那里, 价值倾向的表达则取代了理性认识本身。在这一点上, 米尔斯不同于后现代的极端反理性立场和认为理论对现实无能为力的观念。

总之, 米尔斯通过对现代社会学理论上和研究方法上存在问题的批判, 向后现代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对人类历史和当代的看法上, 在对宏大理论的批判上, 在对实证主义的态度上, 在对学科分化的理解上, 以及对价值倾向的偏好上, 米尔斯都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转向。然而他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是立足于古典社会学传统上的, 并没有完全放弃现代性, 这使他的思想有别于纯粹的后现代, 而是处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社会理论之间。米尔斯从理性的立场出发, 在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中又超越了现代性, 合乎逻辑地得出了后现代的一些立场, 从而在逻辑上把现代和后现代连接了起来。需要注意的是,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并没有表现出后现代的所有倾向。后现代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是语言学的转向, 这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并没有表现出来; 相反, 米尔斯甚至批判帕森斯把社会的各种结构化约为符号领域。另外, 后现代思想家倾向于赋予各种前现代的现象, 如“情绪、感觉、直觉、反应、思辨、个人经验、风俗、暴力、形而上学、传统、宇宙论、巫术、神话、宗教感情以及神秘体验等”以更大的重要性(瑞泽尔, 2003:13)。在这一点上, 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像力》不具备类似的倾向。

注释

1  尽管该书主要集中于对当时美国社会学理论和方法上的缺陷进行批判, 但鉴于当时美国社会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主导地位, 一般可把米尔斯的批判视为是对现代社会学的批判。

2  指19世纪30年代的美国, 见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

3  矛盾的是, 齐美尔自己也提供了一个关于现代社会正不断趋向于受到客观文化统治的一般理论, 所以有学者指出有两个齐美尔, 一个是现代的, 一个是后现代的。

4  颇为悖论的是, 尽管后现代理论家们拒斥宏大理论, 他们自己往往又在构建大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