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业不仅导致失业者处于贫穷，还会带来多重的社会性后果(曾群，2004；曾群、魏雁滨，2004)。尤其是对青年而言，失业会影响他们的人生转型(life transition)。本文依据一项本土化研究，分析了西方青年人生转型理论在中国适用的局限性，探讨了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年人生转型的含义，以及失业对中国失业青年人生转型的影响。

一、文献、研究问题及研究方法 (一) 文献简述与研究问题

青年人生转型理论是研究青年失业社会性后果的一个重要理论视角。¹该理论从生命过程(life course)(George，1993：353-373；Hogan & Astone，1986：109-130；Shanahan，2000：667-692)的视角出发，研究失业对青年人生转型的影响(Hammer，1996：450-468；Hutson & Jenkins，1989)。在这种视角之下，青年期被视为个人由儿童青少年转变为成人的一个阶段或过程。²换而言之，青年期是一个“关系性概念”(Wyn & White，1997)，取决于人们对何谓“成人”的定义。而所谓成人需由社会标准来判断(Gullotta, Adams, & Markstron，2000)，是一个社会年龄(social age)(Kimmel & Weiner，1995)。

科尔斯(Coles，1995)将西方工业社会中的青年人生转型总结为：由全日制教育和培训向劳动力市场中的全职工作的转型(由学校到工作的转型)；由原生家庭(family of origin)(主要是生物学意义上的家庭)到目标家庭(family of destination)的转型(家庭转型)；由与父母同住到与独自居住的转型(居住转型)(参见George，1993：353-373；Shanahan，2000：667-692)。³这些转型是互相关联的，由学校到工作的转型往往决定着其他方面的转型：由于失业(由学校到工作转型的失败)，青年缺乏足够经济条件独自居住或结婚组织新的家庭，从而影响或拖延青年向成年的转型。⁴

但是，正如上文指出的，从社会学的角度讲，青年期是一个具有特定社会文化含义的概念，在不同社会文化中可能有所不同。以科尔斯理论为代表的西方青年人生转型理论未必具有普世性。比如，黄光国(2004)指出，在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成长的含义就是要从个人原生家庭的网络中分离开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我。科尔斯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含有个人主义的预设，认为与父母分开独自居住是人生转型的标志之一。那么，中国文化传统中有没有相同的预设呢？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下，青年人生转型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失业对中国青年的人生转型具有何种影响呢？

(二) 研究方法

根据以上的视角梳理，本项研究认为应当谨慎采用依据演绎逻辑的固定设计方法(fixed methods)(Anastas，1999)，并认为可以借鉴扎根理论方法(grounded theory method)(Strauss & Corbin，1998)。扎根理论研究的目的不在于验证已有理论，而是主张从资料中发现和发展理论。它不是从已有理论演绎出的明确假设出发，而是由一个较宽泛的主题或研究问题开始，直接进入现场收集资料并同时分析，根据资料分析中显现的概念进行理论抽样(theoretical sampling)，再收集相关的资料并同时进行分析和比较……如此反复，直至理论饱和(theoretical saturation)而发展出与资料密切联系的理论。

在资料收集方法上，本项研究以质性访谈为主，同时辅以现场观察以及文献法。在2004年7月至2005年2月间，共直接访谈了18名年龄介于16-25岁的上海失业青年(其中4人接受了2次以上访问)⁵；并访问了5名失业青年家长以及多名居委会青年干事、社区青年社会工作者和街道社会保障站工作人员。⁶失业青年访问每次不少于45分钟，并在允许的情况下，对访谈全过程进行了录音，并对所有录音资料逐字逐句转化为书面材料且加以编码分析。

二、研究发现 (一) 居住转型与家庭转型 1. 居住转型：西方理论的适用性

首先来看女性失业青年的看法。

我⁷问小柳：

“现在与父母共同居住，有什么感觉？她回答：没什么感觉。但她接着说：“我娘曾经对我讲过，她讲，你现在住在家里，吃啥用啥，都我们来。以后你结婚了，你的事情，我们不会管，不会贴你一分钱。”⁸

从小柳转述其母亲的话来看，其母亲认为在小柳结婚前父母有义务让小柳在家居住，但结婚后父母可以不再承担这样的义务。我想，小柳母亲的话揭示了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条规则。中国人形容女儿结婚用“嫁出去”。虽然，现在许多情况下，嫁出去的姑娘未必是泼出去的水(徐安琪，1995)。但是，我想，在一般情况下，父母仍可认为女儿在结婚后应与丈夫而不是与自己居住。⁹不过，在结婚之前，女儿作为家庭的成员仍然可以与父母共同居住。如果采用科尔斯(Coles，1995)的理论来解释小柳在失业期间与父母共同居住这一事件，可以认为她因失业而无足够的经济条件独自居住，导致家庭居住转型失败。但是，我想，如果从中国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未必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小柳在自然年龄上虽然已开始进入成年期，但因未结婚而依然与父母共同居住是符合文化规则的，并非是居住转型的失败，从文化传统的规则来看，反而是正常的。所以，小柳才会在回答我的问题时说没有什么感觉。

同样，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男性在自然年龄上已成年，但因未婚而仍然可以同父母共同居住，父母也有这方面的义务。所以，我问与父母共同居住的男性失业青年的感受，他们都回答说感到正常。但在男性结婚后，是否与父母共同居住就可能有所不同。

首先看小延的情况。小延父亲病逝后，小延与母亲共同居住。他在访谈中告诉我，婚后仍然愿意与母亲共同居住。

我：你前面讲尽量和娘住在一起，互相照顾？

小延：对。

我：结婚以后也住在一起？

小延：对。如果我娘以后结婚，想分开来，这是她的想法。不想分开来，跟我一道住，我绝对没有意见的。

我：你娘是啥想法？

小延：我娘对我讲，总归和我住在一道的……娘怎么可以不管呢？绝对要孝顺爹娘的。我想蛮多的，因为爹娘养你绝对不容易的，我这方面想得蛮多的，因为我想等我以后当爹的时候，我养的小孩，养大一个小孩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么不容易把你带大，你不孝顺，我总归觉得这样的小孩是不行的。

小延的例子表明了一种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儿子(尤其是长子或独子，小延是独子)有义务照顾父母而与父母共同居住，这是“孝顺”的表现。所以，在这种理想情况下，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居住转型问题，失业对此的影响亦无从谈起。

当然，随着社会变迁，儿子与父母共同居住的义务也出现变动的现象。比如，小乐告诉我，他婚后打算与父母分开住。不过，有趣的是，他希望仍住在父母附近：

就算不住在一起，也会住得近的……和我爹隔着一两层楼，或者一幢楼一个街面……爹娘都老了，万一有啥问题。因为我爹现在有毛病的，如果我爹以前没什么毛病，我娘有啥毛病，我爹好照顾她。但问题是，我娘本来就弱，我爹又生毛病，如果我爹有啥问题，比如在床上不动了，我娘拉不动他的。

我想，小乐的想法可能比较典型。¹⁰在这种情况下，当代中国城市中的青年也会遇到所谓的“居住转型”问题——与父母分开居住，但绝不是脱离原有的家庭网络而独立出来；相反，仍然与家庭保持关系，其原因之一在于能照顾父母，以尽孝顺的义务(当然，因此也可以获得父母的相应照顾)。这种居住模式被称为“与祖辈分而不离”(风笑天，2001；潘允康、柳明，1994)，由此而形成的家庭结构形式被称为“网络式家庭结构”，即一般以父母的小家庭为中心，其子女的核心家庭为分支而构成的彼此独立、但往来不断、互相照顾的网络式家庭结构(时蓉华，2001)。

在这种“分而不离”的情况下，失业引起的经济困境可能影响到了“居住转型”(指分开单独居住)。小乐告诉我，他现在没有这个经济条件可以买房，所以暂时不可能与父母分开居住。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失业青年“居住转型”失败呢？小明的一段话可能比较有启发性。我问小明，“将来婚后住在哪里”，他回答：

还是传统点好！……弄套房子自己目前还没有这个能力……平时好有机会住在外面总归想的。在没有能力的情况下不好讲究……以后和爹娘住在一起没啥问题，还方便一点。等你下班，乘车子乘到家里要7点多钟了。我买菜自己烧，等弄好9点钟了，吃夜宵了。方便点……爹娘不会放弃小孩，小孩也不会放弃爹娘。中国人的传统就是这样的。

小明本人有与父母分开居住的想法，但由于失业后的经济条件所限无法实现。从这角度可以说，小明的“居住转型”在某种程度上是失败的。但小明对此的解释很有意思。他不仅认为与父母居住“没啥问题”，而且认为“方便”，并且指出这是中国人的“传统”。这些解释可能是小明心理自我防御的一种表现——合理化。如果确实如此的话，可以看到，小明在合理化过程中利用的中国文化资源，即儿子婚后可以与父母共同居住，并且大家庭成员之间可以互相照顾。所以，我认为，可以根据西方理论认为小明居住转型“失败”了，但这种“失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是可以接受的，甚至可以得到合理解释，因此，从这个角度讲，小明的“居住转型”又不能简单地说是失败的，或者，极端地说，对处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小明而言，可能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居住转型的问题，因此这个问题不妨可被看作是一个伪问题。

2. 家庭转型：婚俗与结婚“门槛”

以上发现表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失业并没有给青年的所谓“居住转型”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在中国婚俗文化的影响下，失业后的经济状况可能给青年结婚(家庭转型)造成一定的阻力。当我问小明，“现在的经济情况与读书时相比如何”时，他说：

与读书时差远了，读书时轻松些，毕竟是学生，开销方面稍微少。现在人大了，哝，哝，哝，像有的同学已经结婚了，就比我大一岁的同学就已经结婚了。我娘讲，你也应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不管，该办的事情总归是要办的。不好拖得时间太长。本来就是这付样子，没有文凭的人，越是拖得年龄大越是难。

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首先，小明觉得自己“人大了”(不同于原来的“学生”)，到了应该结婚的时候(特意举了大一岁的同学已经结婚的例子)，而这个是与自己“工作好不好有没有工作”关系不大——实际上，对于小明而言，失业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促使他希望早点结婚的原因，因为他认为“越是拖得年龄大越是难”。所以，小明本人是有结婚意愿的。其次，更应该注意的是，小明主动提起结婚时我与小明对话的背景：我当时的问题是有关经济情况的。为什么会在我提这个问题时提到结婚？他说自己在读书时开销少些，言下之意，现在的开销要大些，原因是要准备结婚？在阅读了下面的访谈资料后，加之我对上海婚俗的了解，我想，我对这些问题有了更明确的解答。我在小明讲完上面这段话后接着问：“现在有什么打算？”他回答：

现在就等这里拆房子……现在一套商品房，2室1厅，小2室1厅，60－70平方米，算最便宜，4800元/平方米，也要30万。很便宜，很便宜了，等于平价房。我们这种家庭应该讲买不起。就等它(指目前居住的旧房——作者注)拆……等它拆掉后，[用补偿款买新房后]稍微装修一下[作结婚新房]。跟女朋友谈得时间蛮长。

在访谈快结束时，我又提到了结婚和住房的问题：

小明：也不要很大的场面。全是过日子的人，就可以了，过日子的水平就可以了。就算没有公房，你家里先翻[修]起来，翻一个三、四层楼。我们算一千一个平方，再添一点家具，总归要5万块。光添一些家具，还没有算酒席的钱。总不可能领一张结婚证书就算结婚了。

我：你有这些钱吗？

小明：我没有这钞票。

我：父母能支持一把吗？

小明：爹娘支持一把的话估计不够。

我：她(指小明女友——作者注)父母能支持一把吗？

小明：两家拼起来嘛差不多。但人家女儿到你这里了，陪嫁嘛，形式，意思意思，不能像赔本生意一样。

我想，在上海(可能包括我国的其他地方)，在政府婚姻登记处领取一张结婚证书，虽然在法律上成为了合法的夫妻，但对不少人来讲，这可能并没有在完全意义上结婚。如小明所讲的，“总不可能领一张结婚证书就算结婚了”(上海老百姓一般称领取结婚证书为“登记”，而非“结婚”)，真正的结婚可能是指办“酒席”，¹¹即在礼俗上得到认可(参见刘炳福，1996)。而除了办酒席外，男方在礼俗上还应该准备婚房(包括婚房内的一些家具)——婚房若不是新购置的，也应该新装修一下。而小明家现在居住在小明祖父留下的当年自行搭建的“私房”中，陈旧简陋，不适合作婚房。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小明提到了三种可能的方案。第一，购买商品房，但马上就被否决，因为按照小明的计算，即使最低价的商品房他们也无能力购买；第二，等房子拆迁(即等待因市政建设或商业发展需要而拆迁和改造旧区)，获得作为拆迁补偿的新房，但小明讲，他们自10年前YP大桥(就在小明家附近)建设开始时就盼拆迁，但等YP大桥完工这么多年也没有进展；第三，翻建旧房，但需要5万元的花费，小明和小明父母一时没有这么多钱，虽然可以要求女方父母在经济上支持一些，但在礼俗上，女方未必有这种义务，用小明的话讲，嫁妆只是一种“形式”，“意思意思”而已，如果女方出很多的钱，可能变成了“赔本生意”，所以，这个方案亦不太可行。

简而言之，在上海，从礼俗上讲，结婚有一个“门槛”，即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和仪式(如婚房和酒席)，而这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因此，对于失业青年(尤其是在礼俗需承担更多经济开销的男失业青年)而言，当他们个人或家庭经济条件不足以达到这个“门槛”时，结婚的时间可能被推迟。¹²

3. 失业的标签效应：“花瓶”与“无业游民”

上文提到，由于男方需要在礼俗上承担更多的结婚开销，因而经济条件对他们结婚有较大的影响。那么，女失业青年(除提供嫁妆外，承担较少的结婚开支)在这方面的情况会如何呢？小婕的一段谈话可能有些启发性。她谈到自己在失业期间有两件不开心的事，一件是无法孝顺母亲，另一件是“个人生活问题”：

第二个是个人生活问题，生活问题包括感情上的问题，(男)朋友嘛(男)朋友没。现在人全是平等的关系，你寻一个条件比较好的男的，人家当然要挑挑拣拣你，并不是讲你有房子啥东西。毕竟你有一份固定的工作，不管好还是坏，稳定嘛，两个人撑起一个家。你没有一定的经济来源收入，啥人会选你啊!不是像一个花瓶摆在那里。我是不想当人家花瓶的。

小婕在她的谈话中也提到房子，但把它排除在自己被别人“挑挑拣拣”的条件中(我想，上文提到的礼俗在这里也是适用的，因为准备婚房主要是男方而非女方的责任)。相反，她认为，有没有经济收入是条件。小婕为何如此想呢？首先，这可能与小婕本人的价值观有一定关联。她告诉我，女人也要有地位，而“地位需要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这可能与我国现有的家庭地位模式有更大的关系(也从一个角度解释，小婕为什么会认为“地位需要物质基础”)。1949年之后，由于妇女解放运动等原因的推进，城市妇女劳动参与率及就业率较高，因而家庭地位有所提高(沙洁才，1998；熊景明，1997；郑晓瑛，1995)，但同时，多数家庭的经济需要由男女双方的共同收入来维持，也就是如小婕所说的“两个人撑起一个家”。在这种情况下，妇女的收入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决定她的家庭地位的关键因素(沙洁才，1995；祝世英，1992)；换言之，没有收入的妇女的家庭地位较低。所以，我想，正是在这样的家庭地位模式(妇女收入决定其家庭地位)下，小婕认为，女的没有经济收入，只能成为“花瓶”。我当时能体会到她所谓的“花瓶”的含义：没有实际功用的、用来衬托男人或供男人把玩的摆设——简而言之，一个没有地位的女人。我想，小婕说上面那段话可能在于解释自己失业期间没有男朋友的两个原因：第一，没有经济收入，达不到“条件比较好的”男性择偶标准(所以，没有男的来找她做女朋友——“啥人会选你啊!”)；第二，不愿做“花瓶”(所以，她不愿去找男朋友——“我是不想当人家花瓶的”)。我不知道，小婕所说的第一原因在现实中是否确实如此，但我想，第二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也就是说，由于失业而没有经济收入，小婕因此对自己的“地位”有某种主观的感受，为了避免“花瓶”(没有地位)感受的出现，而在一定程度上拒绝或不主动谈婚论嫁——因为，地位感是相对的，与“条件比较好的”男性谈婚论嫁会制造“花瓶”感受的。我想，从另一方面讲，拒绝或不主动谈婚论嫁可能也是小婕防范自己地位感进一步下降(地位感已经因为失业没有经济收入而降低)的策略之一。

如果小婕的例子还只是对未发生事情的一种假想，那么，小楚的例子则是已经发生的。我在第一次访谈中问小楚有否谈女朋友。他回答：“谈朋友，要出去玩吧，没有钞票，听她唠叨，还是不谈的‘太平点’¹³ (当时，小楚母亲在边上插话：谈朋友要有经济实力，我们这种家庭没有“花头”¹⁴)。”我在第二次与小楚的访谈中又谈到了这个话题：

我：(对)女朋友有什么想法？

小楚：没什么想法，现在又没有经济收入，这种事情还没有想过呐。

我：为什么不想？

小楚：想得太早了吧！

我：23岁……

小楚：碰到了嘛再谈，这要看机遇……[实际]寻过的，就谈了2个礼拜。人家读书，我不读书的，这是我觉得不好。人家读书，19岁。我是无业游民。我也不想打扰人家，烦得很。真的谈了时间长了嘛，人家爹娘也不一定接受我的，就算了。差距太远了。等我以后上班了，有了稳定的工作了，稳定的收入了，这时候谈嘛就正常了。哪怕时间短一点，快点结婚，这也很正常。

小楚最终和女朋友分手。原因之一是他认为自己和女朋友“差距太远了”：相对于女朋友仍在读书而言，小楚自认为自己是“无业游民”。我在正式访谈结束后的闲谈中问小楚“无业游民”的意义，他告诉我：不是讲我是无业游民，人家会讲你是无业游民，没事情做，整天荡荡，噢，正经的工作不寻，寻小姑娘，被人家嘲(笑)，何必呢？烦得很，我这种人识相的。

失业最初无非就是劳动力市场上的一种暂时无工作的状态，但我感到，小楚可能意识到事情未必如此简单，失业这种经济标签可能演变为“无业游民”这种含有道德判断意义的标签。小楚希望避免这种标签。但是他感到，如果在失业期间，不是想办法找工作，而是找女朋友，可能更会被贴上“无业游民”的标签。更值得注意的是，小楚认为，在有稳定工作和收入后谈恋爱是“正常”的。言下之意，是否在失业及没有收入的情况下谈恋爱是不正常，或者至少“不好”？所以，我想，小楚可能感受到有一种社会价值判断，在失业期间谈恋爱是“不好”的甚至“不正常”的。正是对这种价值判断的认同，为了避免“烦得很”或者表现出“识相”，小楚与女朋友分手了。

所以，我想，对小婕和小楚而言，失业可能未必只是一种纯经济的标签：对小婕而言，失业者可以变成“花瓶”；对小楚而言，失业者可以变成“无业游民”。而在失业期间谈婚论家无疑会加剧他们的这种感受，为了避免这种压力，拒绝谈婚论家则成了他们无可奈何的一种选择。

4. 失业与成人感：先立业后成家

上文提到，由于结婚需要跨过物质“门槛”，因此对于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失业青年(尤其是男青年)而言，会受到经济上的限制而推延结婚。那么，对于来自高收入家庭的失业青年而言，这种情况是否会发生？小泰(父亲是私营企业主，曾自费供小泰赴俄罗斯留学)和女朋友认识已经三年多了。我问他，现在留学回来有没有结婚的准备。他回答，没有。我问，是不是经济上的原因。他回答：不是。他说：现在虽然毕业回国了，但没有工作，感到和以前读书的时候差不多。中国有一句话叫成家立业，但觉得没有立业，还是一事无成的样子，感到不成熟，没有成家的想法。

贾霍达(1982)指出，工作具有明确个人身份的潜在功能。我认为，这种潜在功能的一部分就是工作给个人带来成熟或者成人感。如果结婚属于成人世界，那么，在这种观念影响下，暂时没有工作的青年会自认为没有成熟或不是成人感而想到不应考虑结婚。这一点在小黄的例子中更可以体现：

我：有没有考虑谈女朋友？

小黄：暂时不考虑。没有能力。找完工作再讲。现在找，父母有意见，比较尴尬，21岁太早。

我：父母会有什么意见？

小黄：没有问过，自己考虑自己的问题，现在不……没有工作比较那个……只有大表哥有女朋友(小黄共有3个表哥，2个表哥没有女朋友，大表哥住在小黄隔壁——作者注)，怕他们会讲我，主要是没有工作，工作后不会讲。(现在)考虑都不会考虑，二十七八岁，慢慢来，不着急。

小黄在恋爱上考虑父母的意见与中国的家族主义有关。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他把表哥没有女朋友作为自己没有女朋友的理由之一，也是可以理解的。中国文化传统提倡“长幼有序”，这可以成为一个文化上被人接受的理由。不过，我更关心这段话透露出的小黄和父母之间的关系以及失业在其中起到的作用。小黄自认为父母对他现在谈恋爱会“有意见”，并以此想象中的“意见”作为没有谈恋爱的理由。我想，小黄今年虽然21岁，但他在与父母关系中是否仍处于一个不可以自主决定的“未成年人”的“尴尬”地位？而小黄同时认为，这种状况可以转变，条件是有工作。也就是说，我认为，工作可能给予小黄一种成人感，或者说稳定的工作可能是小黄成人而可以自主的标志。因为工作而进入成人世界，因而也可进入属于成人的婚恋世界。

所以，我认为，工作可以给青年人一种成人感，而失业在某种程度上剥夺了青年人的这种身份认同，而使他们不能在心理上进入他们认为属于成人的婚恋世界。

综上所述，当运用西方青年人生转型理论解释中国失业青年的人生转型时，必须考虑其适用性。这是由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年龄成年但尚未结婚的子女可以与父母同住，所谓的居住转型问题并不成立；而失业后的经济限制虽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青年的家庭转型(结婚)，但在解释时必须考虑中国的婚俗。此外，除了经济角度外，还应该从失业所附带的特定文化含义以及失业青年的主观感受的角度来考察失业对青年家庭转型的影响。

(二) 自力更生、“扎台型”与反哺——中国文化下的青年人生转型

以上发现表明，西方青年人生转型理论未必完全适用中国，或者在运用这些理论时必须结合考虑中国文化传统的因素，¹⁵并且，需要了解失业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含义。以下延续这种具有文化敏感性的分析视角，讨论在中国文化传统下青年人生转型的含义，并分析失业对这种人生转型的影响。

1. 中国文化与青年人生转型

黄光国(2004)认为，在西方个人主义的文化中，成长的含义就是要从个人原生家庭的网络中分离开来，形成一个独立的自我，但在儒家关系主义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中的个人和他以原生家庭为基础所建立的关系网络却是切割不断的。所以，我认为，在中国，青年的人生转型可能并不是如科尔斯(1995)所暗示的从原有社会关系中“独立”出来，人生转型的含义首先是在原有的社会关系中“自力更生”。

“自力更生”是小明对我说的。小明在回答调查问卷开放题“失业期间最大感受是什么”时写道：“人大了没工作还要爹娘养，心里很难过。”我在第二次访谈时问他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时，他答道：

小明：就是讲，这么大人了，还要靠爹娘，心里不是味道，要用点钱还要向爹娘伸手拿，不是味道。

我：不是味道的原因是什么？

小明：原因是没有寻到工作，手上没有经济来源。

我：觉得自己不独立？

小明：也不是讲不独立，看看西方国家，他们一到18岁和爹娘(在)经济就脱离关系，自力更生了。像我现在还吃爹娘的，总归觉得，人家同学上班赚钞票了，自己不赚钞票，用点钞票向爹娘伸手，是不舒服的。

我：你觉得不能自力更生？

小明：哎。

我：自力更生啥意思？

小明：就是我前面讲的，寻到工作，手上有钞票。

我：那么，独立你认为是啥意思呢？

小明：独立嘛，就是自己管自己，跟人家没关系。

对小明而言，“自力更生”就是找到工作并有经济来源，而这可能是“人大了”后的责任，因为，当他自己不能做到这点时感到“心里很难过”，“不是味道”。就这点而言，失业后没有经济来源对于“人大了”的小明是一种压力或者失败。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小明这里用的是“自力更生”，而非“独立”(即“跟人家没关系”)。小明可能是不经意间说出“自力更生”，但我觉得它可能比“独立”更能说明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年人生转型的特征。小明在说明上面这段话后接着说：

爹娘心里也总归有点不是味道的，因为他们想人家的小孩和我们同样的年龄赚钞票，好坏总归对爹娘经济上有很大的帮助，自己的小孩不能像人家的一样，爹娘也要(嘀)咕的，我自己过意不去。心里总归不是个味道……我不说照顾，(自己赚钞票)至少在经济上对爹娘有点帮助，爹娘不会要我们这点。但他们看到我们好了，能够自己养活自己了，生活比较正常了，他们也会比较开心，这也是一份孝心。因为爹娘有爹娘的圈子，同事，哎呦，他的儿子大学出来了，一个月拿多少钱，再看看自己儿子，他们心里面还是不舒服的……爹娘面子上也过意不去。像人家的小孩怎么教育得这么好，自己的小孩怎么这样。

可以看到，在小明的想法中，即使自己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但也不是与父母脱离关系(即“独立”)。首先，不会脱离经济关系或经济“独立”。因为小明认为，自己赚钱后还应该对家庭经济所有帮助，至少减少父母的负担，让他们在心理上有所安慰，而这是一份“孝心”。并且孝不只是包含这些内容，还涉及“面子”问题。从小明的这段话可以看到，子女是否就业不只是子女的事，也是父母或家庭的事，在与其他子女就业的家庭比较时，自己子女失业就是一件没有面子的事；而当父母没有面子，又会影响作为子女的失业青年，因为他们没有为父母争面子，没有尽到更重要的“孝心”。

这一点在小乐的一段谈话中有更为集中的体现，小乐把工作为父母争面子称为“扎台型”：

我为什么出去发展(找工作)，给爹娘“扎台型”啊！……像我以前小学读书不好，(爹娘)厂里谈小孩读书怎样，我爹娘谈到这种问题都不谈的，谈到聪明玩什么，我儿子都行的，怎么样怎么样，但谈到读书谈到成绩谈到考高中读大学啊，就不谈了。虽然我那个时候不当一回事，但相对来讲，心里总归有，也不好说是阴影，反正是一种压力吧！……人家讲人活在世界上是为了自己。我不是的，我第一是为了我爹娘……中华传统美德孝为先。五个字嘛，仁智礼义孝嘛！

所以，失业涉及面子问题，不仅是失业青年个人面子问题，而是父母或家庭面子问题。因为在中国家族主义之下，家庭成员荣辱与共，实为一体，每个家庭成员都有维护家族荣誉的义务(杨国枢，2004)。所以，有的青年感到有责任找工作为父母或家庭“扎台型”(争面子)，而为父母“扎台型”亦是孝的一部分(即所谓“尊亲”)。但当失业而不能“扎台型”时，他们会感受到压力。不过，这种压力在某种程度上也促使失业青年找工作。小延下面的这段话就说明这个问题：

我现在蛮大的压力来自家里亲眷，他们经常会打电话来问……工作寻到吗？一直有这样的电话来，我就觉得压力很大的，一直有这个压力……毕竟是家里的人，一年要碰二三次头的，问起来你现在怎么样，家里还有其他小孩，他们会比较的……我娘没有给我压力。但我娘肯定从(我)小就有压力，因为我的关系，读书读得不好。她在外面，人家也会问她的，你儿子怎么样了？总归，我觉得她肯定有这个压力的。所以，我想有一份工作之后，这种压力可以消除蛮多的。

孝除了“自力更生”和“扎台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赡养父母(即所谓“能养”)。小乐的一个比喻可能很好地说明这种观点。

有句话叫，也不是一句话，九年制义务教育……教育是义务的。以前老的养小的这也是他们的义务。但当我成年，也不好讲成年，当我赚钞票的时候有赡养他们的义务。关系改变，一个以前他们是我的保姆，但我现在长大了，应该由我来看护他们了，不是他们来看护我了。

在中国家族主义或家族伦理观下，父母有抚养子女的义务；相对应地，子女有赡养父母(能养)的义务，又可称为“反馈”或“反哺”¹⁶。而失业可能使失业青年在经济上失去了反哺父母的条件。小乐接着说：

因为我而使他们无法享受……我是儿子，他们也不会亏待我的，父母之心总在的，他们一天一顿肉不会少了我。但我不在……他们在家里吃，按以前讲，一个菜一个汤，要么烧一个蔬菜，要么吃吃泡饭，要么吃吃馄饨。但我在的时候，他们肯定大鱼大肉的。如果我现在赚钞票了，我那个时候没有赚钞票，他们吃得省，(如果)我现在赚钞票了，就算我不在，他们也应该大鱼大肉地吃起来。如果因为我，他们吃不好，吃什么咸泡饭，心里过不去。

可以看到，当小乐认为父母以“父母之心”照顾自己，而自己因失业无法赚钱报答父母时会产生“心里过不去”的感觉。

简而言之，相对西方社会青年人生转型在于从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网络中独立出来，中国青年的人生转型更重要的是在原有的家庭社会关系中“自力更生”，并且为处于这些社会关系中的父母争面子，以及反哺父母，以维持原有家庭社会关系的良性互动。在西方社会，失业使失业青年因缺乏经济条件而无法完成居住和家庭转型。但在中国，失业对于青年人生转型的重要影响并不限于此，而是在于它拖延了青年在经济上自力更生，不能为父母争面子和履行反哺父母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失业使青年的人生转型成了一种“拖延的转型”(Coles，2003；MacDonald，1998：163-176)，但这种“拖延的转型”必须在中国社会文化背景中加以理解。

2. 家庭伦理与人生转型

以上发现表明，失业在一定程度上拖延了青年以经济自立、“扎台型”及反哺父母为主要目标的人生转型过程，同时也发现，在认同这些转型目标的情况下，有的失业青年仍保持着强烈的工作愿望，希望通过工作来现实人生转型，但是否所有的失业青年都如此呢？小帅是一个反例。

小帅自16岁初中肄业后近8年来未曾工作过，但我感到，他并不是十分着急找工作。我在访问中问他今后有什么工作打算，他两次回答都是“有机会碰到好的工作(再讲)”。而他所谓的“好的工作”，一方面要求收入达千元：“这点钞票总归要的，几百块叫我这种人去上，不可能去做的。”他接着讲，有人曾经介绍他到商场和饭店做服务员，但“钞票太少，四五百块，啥人高兴去做啊！”另一方面，工作不能“不二不三”¹⁷：

小帅：……不二不三的工作叫我去做，我也不去做。

我：啥叫不二不三的工作？

小帅：夜里到人家那种K房去做服务员，你会去做吗？

我：这怎么不二不三？

小帅：我跑到这种地方去做啥？讲得难听点是帮人家做佣人的。我会去吗？不可能的！没钞票不要紧，去做这种工作是不肯的。就给你几千块用怎么样呢？你吃得光用得光，对吗？

另外，我在访问时(8月份夏天)问小帅现在是否在找工作。他回答：“现在天热，过一段时间风凉点再说。天天跑来跑去寻工作，寻到算了，寻不到，多跑掉的。”

总之，我感到小帅并没有强烈的工作愿望。相反，他认为自己目前的生活状况还“过得去”，“有的(人)情况还不如我了，不上班的，天天吃咸菜萝卜干的还有了。”他告诉我，他在祖父母家吃饭，每个月还可以从祖父母那里获得四五百元的零花钱，用于购买香烟和娱乐开销，下午还会与邻居打打“小麻将”来“解解闲气”，晚上有时则在网吧通宵玩电脑游戏，或者和“朋友圈子”出去玩。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小帅没有强烈工作意愿呢？C.莫瑞(Murray，1984)在讨论美国社会政策时指出，美国低下阶层(underclass)缺乏工作意愿的原因在于国家提供的福利过于慷慨，导致了福利依赖现象。小帅确实想申请最低生活保障金，但由于不能通过工作审查而无法享受。他甚至因此很不满：“我心里不平衡，人家都可以吃(低保)，我为啥不可以吃？我想不通是啥道理。”另外，上海当时290元的低保金(远低于小帅从祖父母那里获得零花钱)仅可避免贫穷者陷入绝对贫穷状态，因此，小帅即使可以享受低保金，如果没有其他经济来源，不足以维持他现在的消费和娱乐水平。

所以，我认为，小帅缺乏工作意愿的原因并不在于福利依赖；相反，是在于家庭依赖。他的日常食用由祖父母提供，并且每个月还可以有四五百元的零花钱。他如果接受职业介绍去做商场和饭店服务员的话，每个月的净收入也不过如此。但是，在经济上依靠家庭是青年失业后个人及家庭应对经济困境的普遍方式。从这个角度看，小帅和其他失业青年的状况相似。为什么小帅却缺乏工作意愿呢？

我想，一个原因就是以上提到的有的失业青年所具有的家庭伦理和责任感。由于认同经济自立、为父母争面子以及反哺父母的家庭责任，失业青年会感到压力，希望通过工作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转型目标。因此，家庭伦理是促使失业青年保持工作意愿或者工作伦理并由此来实现人生转型的动因之一。但是，我认为，小帅相对而言缺乏这样的家庭伦理和责任感。

小帅父母离异，母亲改嫁，小帅随父亲生活。小帅在访谈中对我讲：“我跟他们(指小帅父母)没有啥多搭界的呀！”原因在于，很大程度上是小帅认为他们不能给他提供经济和其他方面的支持。他不太和改嫁的母亲联系。“我也不太到她那里去的，因为到她那里去拿不到啥钞票的，基本拿不到钞票的。”对于共同居住的父亲，小帅讲，父亲失业后靠低保金过活，“他每个月拿的钞票全部给我也不够我用”。在我问小帅他父亲是否帮他打听工作消息时，他似有不满甚至略有轻蔑地对我说，“他介绍我啥工作啦？他自己有工作自己想办法去做了”，“他自己顾自己都来不及，还会(顾我)”。我第一次去小帅家访问时的一个细节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当时，小帅父亲只顾自己打麻将，连我家访的来意也没有问一句；相反，是小帅的祖母主动招呼我，询问我是否是帮小帅找工作的。另外，小帅所在X居委会青年干事小雨妈告诉我，居委会对小帅的评价是“父母离异，没人管”。

所以，我认为，在这种“没人管”的状况下，小帅并没有濡化为父母争面子以及反哺父母的家庭伦理观。¹⁸并且正因为如此，他也把祖父母对他的照顾视为自然。小帅祖父母的退休工资加在一起不过1600元左右，除了需要供应小帅父子吃饭外，还要每月给小帅四五百元零花钱。但当我问小帅每月大概开销多少时，他回答：“几百块。四五百块。没啥大开销的”，并没有把将近占祖父母每月总收入三分之一的花费当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所以，一方面，小帅可以在经济上依靠家庭(祖父母)，另一方面却缺乏经济自立、光耀门楣以及反哺长辈的家庭伦理观，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小帅依赖家庭，缺乏工作意愿。

因此，对比分析小帅与上文提到的小延等人的例子，可以发现，在同样经济上依靠家庭的情况下，影响失业青年是依赖家庭，还是继续保持工作伦理以期实现人生转型目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以青年所承担的以经济自立、为父母争面子以及反哺父母为主要内容的家庭伦理和责任感。

三、简要的总结

青年人生转型指由青少年向成年人的转型。但何谓成人，并非仅以生理年龄为界，还应当考虑相应的社会文化的标准。不同的社会文化中的青年人生转型具有不同的含义。以科尔斯理论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将青年人生转型分为三个方面：由学校到工作的转型、居住转型与家庭转型。其核心内涵为青年脱离原生家庭关系网络而独立。但中国文化下的青年人生转型往往并非如此，而是在原有家庭关系网络中实现经济自立，并为处于社会网络的父母争面子以及反哺父母，从而在社会网络中获得认同。因此，在考察失业对青年人生转型过程的影响时必须考虑社会文化的敏感性。

首先，失业未必会影响所谓的居住转型，因为生理年龄达到成人阶段却尚未结婚的子女可以与父母共同居住，即使结婚后，儿子也可以与父母共同居住，但是失业带来的经济困境却限制了失业青年(尤其是男性失业青年)的家庭转型，因为婚俗给青年结婚设置了一道物质性的“门槛”。不仅如此，失业所附带的符号性的“标签”也影响了青年的婚恋选择。而失业对青年人生转型的最大影响可能体现在对青年实现经济自立、为父母争面子以及反哺父母等人生转型目标的延迟上。但当失业青年认同这些目标的时候，他们仍会保持工作意愿，期望通过工和来实现人生转型的目标。

本研究的发现对于丰富失业与青年人生转型的实质性理论具有一定的扩展。此外，笔者感到，研究者应当更主动地思考社会科学研究本土化的问题。以本文研究为例，如果依据科尔斯的理论演绎出假设，然后进行实证检验，很可能会得出大多数中国失业青年人生转型失败的结论，或者会忽视中国文化背景下青年人生转型的含义以及失业对其的影响。相反，若从观察本国的社会现象出发，对现实的实际情况作出本土化的概括，然后与西方理论加以比较，则对推动社会科学理论的发展将更加有益。

注释

1研究青年失业社会性后果主要有三个理论视角，第一，源自社会心理学的失业剥夺理论。该理论由贾霍达(Jahoda，1982)提出，认为工作(job)除了具有提供工资这种外显功能外，还具有五种对工人心理健康有影响的潜在功能，即，工作可以强化人们的时间结构(time structure)，建立起家庭和邻里以外的社会关系，向个人展示集体的目标和成就，分配社会地位和明确个人身份，以及建构常规活动(regular activity)。失业者被剥夺了以上的工作潜在功能，因而会在心理健康方面不同于就业者。第二，源自社会政策学的社会排斥理论。

该理论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认为失业者会经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和福利等方面的多重剥夺(multiple deprivation)(参见曾群、魏雁滨，2004；魏雁滨、曾群，2006)。第三，源自社会学的青年人生转型理论(详见曾群，2005)。

2  但所谓的青年期概念并非自古既有。比如，中国古代男子行“冠礼”后，即由儿童变为成人。在西方，工业革命之前亦无明显的儿童与青年之分(Conger & Galambos，1997)，青年期的发现主要源自G·S·霍尔(Hall)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研究(Griffin，1997)。另外，并非所有的社会都认为青少年期与儿童期或成年期有显著分别，比如，M·米德(Mead，1943)的人类学研究发现，与西方工业社会不同，在某些初民社会中青年期是由儿童期到成人期的自然连续过渡，并没有显著特征。

3  但需要指出的是，青年实现家庭与居住转型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与原生家庭和父母隔绝关系。比如，博恩格森等人(Bengtson，2001：1-16；Silverstein & Bengtson，1997：429-460)的研究发现，美国家庭亲子关系并非如“家庭衰落”假设(“family decline” hypothesis)所预测的那样疏离，而是具有不同的类型，有的仍保持亲密的关系，互相提供照顾。

4  不过，不同学者对失业的影响程度有不同的认识。威利斯(Willis，1986：155-169)认为失业导致青年人生转型破裂。而麦克瑞(McRae，1987)认为，失业只是给青年人生转型带来了困难，但失业青年和就业青年并没有太大的差异，同样会完成人生转型。科尔斯(Coles，2003)认为，以上两种都与正常的青年人生转型模式不同，前者可称为“破裂的转型”(fractured transitions)，后者可以成为“拖延的转型”(extended transitions)。

5  按照学界的惯例，本文中所出现的受访者称谓均为化名。

6  本文文本所涉及的受访者和信息提供者仅为部分。

7  作者在研究中发现，写作中以第一人称“我”来记叙，具有方法论上的重要意义。传统的质性研究最终往往表现为一个“现实的故事”(realist tales)(Van Maanen，1988)，即，在这种故事中，作为作者的研究者是隐而不现的，看上去好像完全是研究对象在讲故事。显然，这种表现研究者的手法与传统质性研究的实证主义倾向有关——研究者可以站在外面客观地观察社会现象，研究者无非是一种机械的工具或管道，社会现象通过它可以不走样地表现出来。既然如此，工具或管道如何就不重要了。但是，如果这种工具或管道是有选择地让一些现象表现出来(甚至它们参与塑造了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的话，那么，这些工具和管道的形状和构造如何就显得重要了。因为只有了解了工具或管道，才可以更好地理解通过它有选择地表现出来的现象，或者判断我们看到的现象是如何通过这些工具或管道表现出来的。所以，对于在知识论上持非根基主义的半根基主义者(quasi-foundationalist)而言，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在文本中看得见”(Lincoln & Denzin，2000)或“让研究者出来”(Finlay，2002：531-545)是十分重要的，应该把“自我工作”(self-work)看作是研究和表述过程中的一部分(Atkinson，et al. 2003)。也就是说，研究者要表明自己是如何收集、分析和解释证据来支持知识声称的，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保持内省或反思性(参见Cutcliffe，2003：136-148；Finlay，2002：531-545；Hertz，1997；Mauthner & Doucet，2003：413-431)，并将这种内省或反思的过程在研究结果和文本中表现出来，使研究结果成为凡曼尼(Van Maanen，1988)所称的“坦白的故事”(confessional tales)。

8  访谈采用上海方言。为便于读者阅读，作者在保持原句结构和含义基本不变的前提下，将个别方言字词替换为普通话语词。

9  本调查的另一位受访对象小文的谈话可能是揭示这种文化规则的另一个例证。小文父亲病逝后，小文与母亲共同生活。她希望自己结婚后能和母亲共同生活。她这样讲道：“但是我想找一个(丈夫)，或者住在我妈妈附近，或者跟我妈妈一起住。……对方同意的话，我的想法就是把我妈妈接过来一起住。”我想，如果常态的文化规则允许女儿婚后与母亲共同居住的话，小文不会说“找”或者“对方同意的话”这样的话。亦参见李银河(1995)、徐安琪(1995)及徐安琪、王莉娟(1999)关于中国及上海婚后居住模式的描述和讨论。

10  根据徐安琪(2001)提供的数据，90.4%的上海已婚男女同意“父母最好与子女分开居住，但不能离得太远”，6.9%基本同意，不太同意或不同意的占2.8%。

11  根据徐安琪和王莉娟(1999)的调查，自20世纪70年代起，婚宴(即上海方言中的“酒席”)成为了上海青年认同的主要婚礼形式。

12  徐安琪和王莉娟(1999)的调查表明，近年来，上海青年婚姻消费迅速膨胀。巨大的婚姻消费负担已经成为上海青年推迟结婚的原因之一。

13  “太平点”为上海方言，意为“省事”。

14 “花头”为上海方言，一般意为“能力”、“本事”、“条件”等。此处意为“条件”。

15  实际上，即使在西方社会内部，不同国家的青年在人生转型方面也具有文化差异。比如，西方不同的国家在适婚年龄以及经济自足是否是结婚必备条件上具有不同的习俗(参见Hogan & Astone，1986)。因此，在讨论青年人生转型时，保持一种文化敏感性极其重要。

16  费孝通(转引自梁祖彬、颜可亲，1996)认为，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可以分为两种模式：中国的是“反馈模式”，即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而成年子女亦有赡养父母的责任；西方是“接力模式”，父母有抚养子女的责任，但子女没有赡养父母的责任。亦参见邓伟志和徐榕(2001)。刘锡霖(1997)在上海的调查表明，上海市民认同对父母反馈，并指出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传统的“孝”的观念的影响。

17  上海俚语，大致是“不正经”或“不正规”的意思。

18  在青年人生转型研究中，社会化理论(socialisation theory)认为，青年会通过家庭和学校等社会机构濡化社会主流价值观，完成社会化过程，实现人生转型。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研究则表明，青年个人未必是被动的或过渡社会化的个体，而是决定于外在的社会结构；青年个人亦可能对主流文化进行适应性调整(accommodation)或抵抗(resistance)，因而形成多样的或者个体化的人生转型轨迹(参见Rudd，1997)。小帅的案例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了社会化理论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