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研究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制度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制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中期之前是早期的制度研究阶段；20世纪70年代的组织被引入制度研究领域，并且获得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由此拉开了新制度主义研究的序幕。

一、制度研究的演进：由理论争辩转向社会存在 (一) 早期的制度研究

制度研究萌芽于19世纪晚期。早期的制度研究与现在的研究在方法、手段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作为当今制度研究的鼻祖，有着不可忽略的意义。早期的制度研究涉及经济学、政治学与社会学三个学科领域：

1.经济学中的旧制度主义

经济学的旧制度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晚期的德国和奥地利，从当时的浪漫主义运动(Romantic Movement)以及康德和黑格尔的理论中汲取灵感，学术界的争论是质疑经济学是否可以被简化为一系列普遍的规律。以古斯塔夫·施穆勒(Gustav Schmoller)为代表的历史学派认为，经济研究应该在一定的社会框架内进行，因为社会环境会反过来影响经济活动，因此，比较的、历史的研究方法是经济学研究所必需的。此外，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学应该放弃简单的“经济人”假设，而采用更为现实的人类行为模型；与此相对应，维也纳经济学家K.门格尔(Carl Menger)等则强调经济学中简单假设的有用性，以及发展抽象的、恒久的经济规律的重要性。历史学派和门格尔学派对经济学的方法论的争论持续了很久，但是没有一方最终能够说法对方。

2.政治学中的旧制度主义与行为主义

20世纪30年代中期到60年代，行为学研究方法取代了传统的研究方法，成为政治制度学研究的重点，这一趋势使得规范分析不再是政治学研究的主流。行为主义者试图将政治科学重建成为一门理论指导下的实证科学(Easton，1965)。行为学研究方法的引入使得政治制度学家们的关注焦点从制度构建转为政治性行为，例如投票行为、政党形成以及大众意见等。行为被视为是一系列自我利益的产物的功利主义思想更是推动了理论的发展，学者们开始以一个工具主义者的观点来看待政治，认为政治家关注的核心是资源，而政治行为就是资源的分配(March & Olson，1984)。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兴起的“理性革命”(rational revolution)进一步强化了政治制度领域中的行为主义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处于政治场景中的行为者才是个人，因此政治研究唯一合适的目标就是个人及其行为。理性选择的研究方法实质上是经济学假设在政治领域中的应用，这一方法的引入可以说是使得政治科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行为主义有其极端性，它总是假设制度只是制度中的个人在集体层面表达其偏好的手段，对制度在塑造制度参与者偏好方面具有的作用予以否认，对制度参与者来说，制度似乎是外在的和预先决定的，这与事实严重不符，并遭到了其后新制度主义者的强烈抨击。

3.社会学中的早期制度研究

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社会学家对于制度的关注程度远高于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涌现出了一大批杰出的制度研究者。现代社会学的先驱涂尔干甚至将社会学定义为关于制度的科学，定义经济学为关于市场的科学。社会学中的早期制度研究大致可以分为4类：制度的功能性作用、制度与个人的相互依赖与作用、各方观点的融合和重视象征性系统的意义。

(二) 新制度主义研究

早期的制度研究存在着共同的缺陷：他们或者关注广泛的制度结构，例如政治系统、语言和法律系统等，或者关注公共意义和规范框架的出现，但几乎没有学者研究作为一种制度化形成的组织本身。自20世纪40年代起，组织开始受到制度学家的关注，并且逐渐成为制度领域的研究重点。

马奇(March，1965)指出，关于组织的研究大约出现在1937年至1947年间。斯科特(Scott，2001)认为，组织与制度研究有三大重要的推动力量：一是M.韦伯关于科层制(bureaucracy)的研究著作被翻译成英文，引起了哥伦比亚大学一大批社会学家的广泛兴趣，其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是默顿和塞尔兹尼克(Selznick)；二是当时美国社会学界的泰斗帕森斯对制度学理论与组织的研究，他翻译了M.韦伯的著作，将自己的文化制度理论应用于组织的研究；三是西蒙(Simon)在卡内基技术学院所进行的关于组织决策的研究以及后来与马奇合作进行的关于组织合理性本质的研究。

1.经济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并没有继承早期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成果，而是走上了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Langlois，1986)。大部分新制度经济学家并没有通过研究不同的制度环境来继承和发扬传统的经济理论，而是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制度经济理论。

Langlois(1986)在系统地回顾了前人的研究之后，指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者有西蒙，研究交易成本和产权理论的R.H.科斯(Coase，1973)，现代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代表哈耶克(Hayek，1948)，致力于创新理论研究的J.A.熊彼特(Schumpeter，1926)以及对演进理论做出卓越贡献的Nelson和Winter(1982)。他们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三个方面(Langlois，1986；Kundsen，1993)：

一是这些研究采用了一个更为宽泛的经济行为者的概念，以替代早期行为者是在一系列已知选择中进行最大化选择的假设。如威廉姆森(Williamson)的研究中就包含了西蒙的有限理性的概念；奥地利学派和演进经济学家则采取了包括过程理性在内的更为宽广的视角。

二是新制度经济学将研究重点放在对于经济过程的探究，而不是单纯地关注均衡状态的逻辑研究。他们认为，经济系统是随着时间的发展而演进的，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对行为者的研究得到部分的反映。新制度经济学家则主要关注那些均衡状态的发展过程。他们不是将制度视为一种影响经济行为的额外生出的变量，而是研究影响经济交易的制度的产生、维持与变革。

三是新制度经济学所定义的经济活动并不仅仅指简单的以市场为中介的交易活动，而是包含了许多类型的制度结构，并且它们本身也是研究的重点。

2.政治学中的新制度主义

新制度主义学家在政治科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中分为两个独立的流派：历史制度主义以及理性选择主义。

(1) 历史制度主义(Historical Institutionalism)在很多方面继承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研究政权制度和管理机制的制度学家的思想。主要研究者有马齐和奥尔森(March & Olson, 1984, 1989)，Krasner(1988)、Hall(1986)、Skocpol(1985)以及Zysman(1983)。历史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既包含了正式的结构，又包含了非正式的规则和结构指导过程(Thelen & Steinmo，1992)。历史制度学家指出，政治制度并不是完全来自于其他社会结构，但是却对社会现象具有独立的影响；社会制度安排并不仅仅是由于累计的个人选择和行为所造成的；许多社会结构的产出并不是计划的和有目的建立的，而是不曾预料到的行为和受限制的选择的结果；历史并不总是能够解决特殊问题的，而是一个不确定的、依赖于环境的过程(March & Olson，1984)。

(2) 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包括了Moe、Shepsle以及Weingast。理性选择理论家将制度视为管理或规则系统，他们认为制度代表了一种理性建构体系，是个人在促进和维护自身利益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理性选择学派所开展的研究是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理论在政治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3.社会学中的新制度主义理论基础

(1) 理论基础认知理论(Cognitive Theory)是西蒙关于组织决策制度过程的研究在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广泛应用，从而引发了社会学领域内的认知革命(Scott，2001)。该理论强调个人作为信息处理者和决策制定者具有缺陷，但个人同时又积极参与感知、解释和了解所处环境的过程。最近，社会学家开始关注环境因素对于认知的影响，他们将个人视为是被动的、倾向于符合他们的社会系统和角色需要的个体。此外，社会学家还提出了纠正过度社会化现象的认同理论，该理论重新关注那些创造、维持和改变社会结构的行为和自我反射(Rosenberg，1979；Stryker，1980；Burke & Reitzes，1981)。

(2) 文化理论(Cultural Studies)和现象学(Phenomenology)的引入推动了组织社会学的制度分析的发展，产生了许多新的理论火花：一是文化的符号性功能开始得到关注(Geertz，1973)，并且现象学的引入使得社会学家强调对于符号意义行为的深层次探究(Wuthnow，1987)；二是开始重视共享知识和信仰系统对于行为的重要作用(Durkheim，1893；Parsons，1956；DiMaggio & Powell，1991)；三是社会学家认识到文化概念的多样化(Martin，1992；Swidler，1986；DiMaggio，1997)；四是部分学者认识到象征性系统不仅是内在的，也是外在的结构(Wuthnow，1987；Berger & Luckmann，1967)；五是强调文化系统并不是附属于社会结构，而是对于社会结构具有独立的作用(Scott，2001)。

(3) 民俗学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又译作本土方法论或常人方法论——编者注)是H.加芬克尔(Garfinkel，1974)杜撰的术语，指一系列指导特定社会范围内行动的常识。该领域的社会学家主要研究的是组织的雇员或者其他参与者的行为。迪玛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1991)认为，民族学方法论通过强调行为的认知而不是规范性的评价，修正和补充了帕森斯的理论模型，并且颠覆了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决策制度模型，强调组织系统的决策制度以静态规例为导向。

4.组织社会学的制度研究

最早将新制度主义引入社会学组织研究领域的是Silverman(1971)，他试图构建一套组织的行为理论。Silverman(1971)批判了几乎所有的主流的组织模型。通过回顾涂尔干、A.舒兹、P.伯格(Berger)和卢克曼(Luckmann)以及戈夫曼，他以一个现象学家的视角来看待组织，并且将研究重点放在组织的意义系统以及社会形态构建和重构组织的方式。Silverman认为，共享意义不仅是内在的，也是存在于社会制度中的客观实际。组织的环境不仅应该被定义为是资源的提供系统和产出的目标系统，而且应该被定义为是组织成员的意义来源。

Silverman对于组织理论的批判和重建对于欧洲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Salaman，1978；Burrell & Morgan，1979)。一大批学者将新制度理论与组织社会学相结合，其中最重要的文章是Meyer和Rowan(1977)以及Zucker(1977)。Meyer和Rowan(1977)将制度视为一个文化规则的集合体，强调理性信仰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组织并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产物，或者是复杂的关系模式的产物，组织同样也是文化规则的理性化的产物，这种文化规则为组织的建立构建了独立的基础。与Meyer和Rowan不同，Zucker(1977)主要研究的是认知信仰对于行为的锁定作用。她认为，社会知识一旦被制度化了就会作为一种实际、一种客观事实而存在，并且其可以在这一基础上直接进行扩散。

其他有影响的制度研究还有，迪玛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1983)以及Meyer和斯科特(Scott，1983)。迪玛奇奥和鲍威尔区分了制度在组织或组织场域范围内扩散的三种主要机制：强迫性机制(coercive)、模仿机制(mimetic)和规范性机制(normative)。并指出，组织趋同性(isomorphism)是竞争性过程和制度化过程的共同结果(DiMaggio & Powell，1983：147-160)。Meyer和斯科特(1983：199-215)认为，虽然所有的组织由技术环境和制度环境共同塑造，但有些组织更容易受到技术环境的制约，另一些组织则更容易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

此外，理性选择理论也被引入了社会制度学的研究中来。虽然社会学中的理性选择学派的规模很小，但是却包含了不少著名的社会学家，如科尔曼(Coleman，1990)、Hechter(1987；Hechter，Opp & Wippler，1990)以及Nee(1998)。这些学者的研究中都包含了行为者的个人利益最大化原理以及有限理性的假设(Coleman，1994)。

5.意义、视角和贡献

新制度主义的“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扬弃了早期制度研究中浓厚的学术争辩色彩和规范研究中主观判断所导致的混乱，旨在揭示组织、组织与环境的关系逻辑，使得“真实世界”的研究得以可能。

对于制度研究，学者们通常采用两种实证分析框架：第一种分析框架是根据制度所实施或针对的不同层面来进行，主要有世界系统(world system)、社会(society)、组织域或组织场域(organizational field)、组织群(organizational population)、组织(organization)、组织子系统(organizational subsystem)等6个不同的分析层面(Scott，2001)。有些学者关注的是世界系统、社会等宏观层面，有些学者则从组织或组织子系统等微观层面来进行制度分析，还有些学者采取组织场域等中观层次的分析概念与分析单位。第二种分析框架是根据制度的要素来进行分类，主要有管控性系统(regulative system)、规范性系统(normative system)以及文化认知系统(culture-cognitive system)(Scott，2001)。管控性系统包括了法律、规则、制裁等强制约束人们行为的制度；规范性系统是指价值观与标准；文化认知系统是共同信仰、共享行为逻辑等社会共同认知。

本文试图从以下三个方面讨论新制度主义对组织研究的贡献，即制度的产生、维持、扩散与变革，制度化对组织内部的影响以及制度化对组织外部的影响。

二、制度的产生、维持、扩散与变革 (一) 制度建构

制度并不是在真空中出现的，其通常通过挑战传统制度或借用其他领域的制度等方式在不同程度上替代先前的制度。鉴于制度产生过程与制度变革过程很难区分，有学者指出，如果一项研究重点放在产生新规则以及相关行为的环境和过程，则该研究就是关于制度建构的研究(Scott，2001)。关于制度建构的研究数量比较多，不同学者从不同的层面来进行制度的分析研究，有一项统计对自1949年塞尔兹尼克对田纳西工程管理局的成立与发展的研究到1996年Vaugh对美国“挑战者号”失事与美国航天航空局的决策机制的研究为止的45年间的关于制度产生的实施研究成果，代表性的有以下十多项。

诺斯和托马斯(North & Thomas，1973)从世界系统的视角对私人产权制度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回顾了从中世纪到18世纪早期的欧洲政治经济发展状况，尤其是详尽分析和比较了1500年至1700年之间英国、荷兰、西班牙和法国的不同政治和经济发展。他们指出，荷兰和英国正是由于在18世纪早期建立了私人产权制度才确保了这两个国家经济的迅猛发展(同上)。

以组织场域作为分析概念与分析单位进行制度研究的学者主要有德札端和葛斯以及迪玛奥。Dezalay和Garth(1996)研究的是解决不同国家商业争论的制度框架的建立：跨国商业仲裁法规与实践。他们通过研究发现：在20世纪70年代的跨国商业冲突由总部位于巴黎的某个元老俱乐部来进行仲裁。随着冲突数量的上升，一个位于美国的“专家技术论者委员会”应运而生，并得到了国际商会的认可。该研究的结论是：合法性机制的维持是保障仲裁行为得以继续实施的必要因素，即合法性机制为管理经济和政治实体提供了基础。迪玛奇奥(DiMaggio，1991)研究的是19世纪晚期美国社会中专业人士通过建立文化环境，以支持艺术博物馆的发展和维持。他发现，慈善机构在促进馆长、艺术历史学家等专业人士的利益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这些专业人士通过文化认知系统确保了艺术博物馆的存在。

Mohr、Pearson及Suchman分别从组织群的层面分析了福利组织和半导体企业的制度产生。Mohr和Pearson(1994)研究的是1888年至1907年间纽约的福利组织。他们发现，在该时间段内，福利组织的数目急剧下降，他们从法律法规的变化、组织规范的调整以及社会认知的变更三方面进行了原因分析。Suchman(1995)对加利福尼亚硅谷的半导体企业进行了研究，他详细分析了两家风险投资企业的108份风险投资财务合同，他认为，合同的标准化与硅谷企业的惯例以及认知有关。

Walker和Weber(1984)分析了一个经典的命题——关于自行生产或购买的决策选择。在研究了60家汽车制造企业有关“生产或购买”决策的制度化过程后指出：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要比基于交易成本的考虑对此决策的影响作用更大。Armour和Teece(1978)研究了一家石油企业的组织结构，发现采用多元化结构的组织在财务方面表现得更为出色。Teece(1981)对20个行业中具有相似规模和产品线的企业的结构进行分析。他的研究同样发现，首先采取多样化组织结构的企业的表现比较好。Moe(1990)同样从组织层面对单一组织的制度进行了分析。他研究的是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员会的成立。他发现，这一机构的最初建立反映了各方利益的斗争，最后法律保障了这一机构的运行以保护消费者和企业的利益。塞尔兹尼克(Selznick，1949)检验了一个公共机构的诞生——田纳西工程管理局。他发现，在这一机构的成立过程中，基层的意识形态在决策制度和获得支持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Vaughn(1996)研究的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决策制订过程，他详细分析了导致“挑战者号”飞船失事的技术和决策过程，他认为，生产压力和文化认知系统是关键因素。

从组织内部的人际关系视角来进行制度分析的主要是爱克斯罗德(R.Axelrod，1984)。他将“囚徒困境”模型应用于制度分析之中，用以研究个人在一个规则下如何追求自身利益。他认为，组织规则以及个人的认知都对个人利益追求行为产生影响。

(二) 制度维持

制度的概念隐含了稳定与持续的意义(Scott，2001)。大部分制度学家认为，制度是一种吸收状态，一旦形成就不需要再化力气去维持。组织生态学家同样认为，制度具有惰性。因此，关于制度维持的实证研究比较少，代表性的主要有Zucker(1977)、Rowan(1982)、Tolbert(1988)、Miller(1994)和Van de Ven和Garud(1994)等人的研究。

作为文化认知制度学家，Zucker(1977)认为，文化认知系统在制度维持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作用。他通过试验研究发现，一旦某种社会共享知识被制度化并作为现实的组成部分而存在，就能稳定地维持下去，且发挥直接扩散的作用。

Kilduff(1993)从规范性系统的角度分析了共享标准对制度稳定性的影响。他检验了一家跨国企业中“惰性的再生产”后认为，企业更愿意聘用那些具有共享价值观和信仰的员工，从而使得企业的制度得以维持和扩散。Tolbert(1988)研究了法律企业的人员招聘行为后同样发现，当企业聘用那些具有不同价值观的员工时，企业更可能采取特殊的培训项目、指导系统以及给予新员工更频繁的评估。另一个研究规范性系统的是Rowan(1982)关于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学校对于创新的采纳情况分析。他发现，当学校受到当地系统制度环境中关键成员的支持时，更愿意采纳和维持创新，这些机构包括了国家和州的立法机构、州教育机构、州教授协会及教师培训机构等。

Miller(1994)的研究涉及到虔诚派教会组织，该组织从19世纪初成立至今已经存在了两个世纪。他发现，具有共同的社会基础、具有强烈的社会化结构、参与者具有相似的信仰和价值观、同时具备了神授、传统和法律三种合法性机制是该组织长寿的要诀。Van de Ven和Garud(1994)以耳蜗内植入式助听器的出现对于制度的创造、选择和保留的影响为例，从管控性系统、规范性系统和文化认知系统三个方面分析了新技术及其制度化的关系。

(三) 制度扩散

一种制度化的形式会通过时间或空间进行扩散。学者们从不同角度研究了制度扩散，如迪玛奇奥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1983：147-160)指出，存在着三种制度扩散的机制——强迫性机制、规范性机制以及模仿机制；Strang和Meyer(1993)则区分了制度扩散的管理媒介和文化媒介；还有的学者提出应该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来分析制度的扩散(Brown，1981)。许多制度学家对制度扩散进行了一些实证研究。

Tolbert和Zucker(1983)对1885年到1935年美国各个州采用公务员制度的情况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早期采用公务员制度的州通常来自有关法律法规等管控性系统的压力，而晚期采用这一制度的州主要是由于规范性系统和文化认知系统的影响。Westney(1987)研究了日本社会的组织场域，如警察系统和邮政系统对于西方组织模式的采用过程。他发现，这些西方组织结构的扩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部门的影响。科尔(Cole，1989)比较分析了日本、瑞典和美国在接受和维持创新行为上的主要区别。他发现，不同国家的上层结构，例如政府部门、贸易委员会、联合组织等对于创新行为的采纳和支持具有重要的影响。

Dobbin和Sutton(1998)研究了美国各州的强弱对于雇员制度的影响。他们发现，如果一个州是比较弱的，即该州不能制订一些明确的雇佣制度，那么位于这个州的企业就更可能制订一些明确的内部条款来规范雇员行为。Edelman、Uggen和Erlanger(1999)同样研究了美国的雇员制度，其研究结论是：政府颁布的人人平等的法规与企业管理人员制度的行为共同对雇员制度产生影响，并且一项新制度的扩散受到企业内部成员的影响要大于管控性政策的影响。Somers(1969)研究了美国卫生保健组织联合认证委员会的成立。他认为，专业人士在该组织的成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Ruef和斯科特(1998)同样研究了医院组织。他们研究发现，像医院这样的组织如果通过了合适的专业机构的认可，就能够得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Westphal和Zajac(1994)研究了1970年至1990年间美国商业社会中出现的一条非正式的规定：企业CEO的薪酬要与企业的业绩挂钩。通过对全球500强企业的董事会的研究分析，他们认为，企业董事会是这一制度产生和扩散的主要原因。

Baum和Oliver(1992)从文化认知系统的角度进行研究。他们通过多伦多日托中心这一制度扩散的研究发现，人们对于日托中心这一新制度的认知导致了这一制度的扩散。Guillen(1994)分析了20世纪中管理意识形态在美国、德国、英国以及西班牙的扩散情况。他的研究比较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在制度扩散中的不同作用，研究结论是：不同的社会压力、劳动力状况、政府参与以及专业组织共同导致了管理制度在不同社会中的不同扩散方式。科尔(Cole，1999)研究了全面质量管理在美国企业中的扩散情况。他通过研究发现，全面质量管理这一制度并没有在美国得到很好的扩散，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对它的认知不够。

(四) 制度变革

新制度主义者在制度变革研究方面争议颇多。如，既然制度本身具有稳定的意义，则研究制度变革有何意义？又如，新制度的产生就是制度的变革。斯科特(Scott，2001)指出，制度变革可被定义为是制度在主体扩散过程中的新要素的形成过程，即制度变革与制度建构有差异。最近，制度学家开始关注制度变革过程，表 1给出了关于制度变革的主要实证研究概述。

关于制度瓦解(Deinstitutionalization)的实证研究非常少。格尔兹(Geertz，1971)研究了两个伊斯兰教社会中的制度瓦解过程后发现，造成该制度瓦解的原因是社会的共享信仰系统的渐渐消失。Tolbert和Sine(1999)检验了1965年至1995年间美国高校的教授任期制度。他们发现，在这段时期中任期制度虽然没有被完全废除，但是几乎没有高校使用，这主要是规范性系统在起作用。Greve(1995)研究了一家广播电台放弃了广播频道的决策制度过程。他认为，电台试图改变其在听众心目中的认知形象是原因之一，而同行业的其他电台的行为也是造成这一决策的原因。

部分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制度改变上。Barley(1986)研究了美国马萨诸塞州两家公立医院的放射科在一年内的结构变迁。由于CT扫描仪这一新的诊疗技术的出现导致了放射科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巴尔雷发现，新的制度和组织结构的诞生是由于新技术以及新的诊疗方法和惯例的出现。Greenwood和Hinings(1993)检验了在1969年至1982年间英格兰和威尔士的24个政府组织的结构变化：该阶段的政府组织结构十分相似，主要由于它们均希望通过相似的结构模式表现核心的价值观和信仰，从而获得合法性。斯科特等人(Scottet al，2000)研究了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卫生保健服务组织的制度变更，从而发现，制度逻辑和管理系统的改变对卫生保健服务组织的数量变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许多制度学家对制度变革的原因非常有兴趣，通常认为造成制度变革的原因有外在的和内在的两大类。关于制度变革外在原因的实证研究主要有：新技术的产生(Tushman & Anderson，1986；Barley，1986)；管理创新，如全面质量管理(Cole，1999)；政治领域的变革，如产业规则的出现(Fligstein，1990)、雇佣规则的变革(Dobbin & Sutton，1998；Edelman，Uggen，& Erlanger，1999；Barton，Dobbin，& Jennings，1986)或者身份证制度引入企业内部(Selznick，1969)；政治动荡，如战争和革命(Carroll，Delacroix & Goodstein，1988)；社会改革力量，如民权运动(McAdam，1982)或者妇女解放运动(Clemens，1993)；经济危机或动乱(Stark，1996)；文化信仰与实践的变化，如自然环境观念的改变(Frank et al., 1999)。关于制度变革的内在原因的实证研究主要有：社会层面的制度冲突，如血缘与规范性系统的冲突(Friendland & Alford，1991)或者法律、医学和家庭系统的冲突(Heimer，1999)；组织内部的制度冲突，如规范与文化的差异(Haveman & Rao，1997)；制度要素的冲突，如制度的主导者、中介者与实施者之间的冲突(Leblebici et al., 1991)或者创新的实施者和接受者的冲突(Hirsch，1986)。

还有些学者重点关注制度的解构与重构过程。Davis、Diekmann和Tinsley(1994)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投资密集型企业数量的减少和衰败；Thornton(1995)研究了在图书出版业中传统的以编辑为中心转为以营销为中心的过程；Holm(1995)分析了瑞典渔业授权销售组织的数量减少和衰退；霍夫曼(Hoffman，1997)研究了从1960年至1990年美国环境运动的兴起对于化工和石油企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的影响。

三、制度化过程对组织外部的影响

除了关注制度本身的产生、维持、扩散和变革的过程，有些学者研究制度化的过程对于组织的影响，这些影响包括社会系统、组织场域、组织群等组织外部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开始，开放系统的概念被引入组织制度研究领域，组织成为环境中的一部分，组织的行为要受到环境的制约，同时也会对外在环境产生影响。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制度学家开始研究制度化过程对于组织外部环境的影响作用，表 2给出了关于制度化过程对于组织外部影响的主要实证研究概况。

(一) 制度化过程对社会系统的影响

部分学者研究了制度化过程对于组织外部社会结构的影响，主要的实证研究有三篇：Whitley、Dobbin和Biggart与Guillen。

Witley(1992)研究了不同的企业和市场形式在中国、日本和朝鲜社会中的构建。他的研究关注制度化过程如何塑造市场和企业结构等经济活动。通过研究，Witley发现，不存在独立的经济逻辑，所有的市场规则和企业结构都是不同时期和地点的社会化建构的产物。他的研究详细分析了同时期中国、日本和朝鲜企业结构的本质差异，主要包括企业的产权安排、薪酬计划、相互依赖的程度和模式等。

Dobbin(1994)研究的是英国、法国和美国的不同政策对铁路业发展的影响。他检验了不同国度文化认知系统对其产业政策的影响。该研究以不同国家的铁路业的基础文化框架为着眼点。作者发现，不同的文化认知导致了不同的财务计划和合作政策，从而导致了各国铁路系统的不同发展状况。

Biggart和Guillen(1999)研究了汽车装配和零件制造企业在韩国、台湾、西班牙和阿根廷的出现情况。他们发现，各国的汽车制造业具有不同的发展路径，并且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其结论为，独特的组织模式和制度规范以及在全球化市场中获得的机会不同是导致各国汽车产业发展有所区别的关键。

(二) 制度化过程对组织场域的影响

组织场域被认为是由一系列受到相同制度影响的组织所构成的、明确的组织范畴，处于场域中的组织彼此间存在差异且互为依赖(DiMaggio & Powell，1983)。组织场域概念的提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从这一中观层次来研究制度与组织。

部分学者研究了制度环境对于组织场域边界确立的影响。Meyer(1977)研究了美国教育系统的趋同性现象，他认为广泛的共享文化信仰为特定社会的教育系统的发展提供了支持，并且塑造了相似的组织结构，从而明确界定了组织场域的边界。Starr(1982)研究了美国医学类组织的场域边界的界定。他认为，由专家组成的机构在界定医学类组织的场域边界方面很弱，只有诸如美国医药协会等强势的组织才能够有效地界定场域边界。Anand和Peterson(2000)研究了美国“排行榜”(Billboard)对构建商业音乐市场的组织边界的作用。他们认为，“排行榜”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由唱片发行公司进行信息传播的方式，从而重新界定了商业音乐市场的场域边界。部分学者还检验了管理人员对于组织场域的认知对组织场域边界的影响，主要有：Stubbart和Ramaprasad(1989)的关于钢铁企业的研究；Porac、Thomas和Fuller(1989)关于苏格兰针织品企业的研究；以及Lant和Baum(1995)的关于纽约旅店业的场域边界研究。

一些学者还研究了组织场域的治理结构与制度化过程的关系。Campbell和Lindberg(1991)研究了不同产业企业的治理结构变革，他们选择电信业、钢铁业和核能源业等部分美国产业作为研究对象，发现生产性企业与其他诸如供应商、销售商等相关组织以及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协商过程对于企业的治理结构具有重要影响。Fligstein(1990)研究了美国大型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构建。他收集和分析了从1880年至1980年间美国大型企业的治理结构的数据之后认为，企业的关注焦点从早期的对于竞争者的控制，转为了重视营销和财务，而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制度环境的变化以及企业的地位和行为的变化。Barnett和Carroll(1993)研究了美国电信电报业的治理结构的变化，他们将组织场域内的管控性制度分为特殊性制度以及普遍规则，并且认为特殊性规则会造成企业无目的的行为以及治理结构的变革。

还有的学者将研究重点放在制度化过程对场域结构的影响上。迪玛奇奥(DiMaggio，1983)检验了1965年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成立对于艺术类组织场域结构的影响。他发现，国家艺术基金会的成立使得艺术类组织的资源更为集中，从而使得组织场域的结构更为紧密。Meyer等人(1988)研究了从1940年至1980年间美国中小学教育组织场域的结构变化。他认为，在这段时期内，中小学教育组织在学校规模、内部人员特征方面变得越来越相似，这使得场域的结构越加紧密。Laumann和Konke(1987)比较研究了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卫生保健和能源组织的场域结构。他们发现，卫生保健政策的高度结构化使得此类组织的场域结构十分紧密，而能源政策仅仅针对石油产业，因此其场域结构比较松散。

(三) 制度化过程对组织群的影响

组织研究领域的一个显著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生态型和制度学的研究方法被引入组织研究中来(Hannan & Freeman，1989；Singh & Lumsden，1990；Baum，1996；Aldrich，1999)。这些学者大多从组织群的视角进行制度研究，其中有些学者研究了制度化过程对于组织群的影响。

Hannann等人(1995)研究了部分欧洲国家的汽车制造企业从1886年至1981年之间的组织群的变化情况。他们认为，合法性机制能够增加组织群的密度，并且能使组织群获得更广泛的、具有跨社会的影响力，从而促使相关企业进入他国市场。Baum和Oliver(1992)分析了多伦多日托中心的情况。他们发现，组织嵌入特定的组织群之中，组织群以及群内的关系密度均能增强组织的基础，并减少组织失败的可能。Hybels和Ryan(1996)研究了商业生物工业企业的建立与发展情况。他们收集和分析了1970年至1989年美国商业杂志关于企业群或产业群体的报道。他们发现对于这些新组织既有积极或消极的评价，也有褒贬兼有或中性的评价，并且企业群数量的增长与合法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相关关系。Rao(1994)研究了公路汽车比赛中的汽车制造企业的早期发展状况。他指出，在比赛中获胜的企业能够增加其生存能力，而公路汽车比赛的开展也降低了汽车制造业的失败率。

除以上研究规范性制度对于组织群影响之外，有的学者还从管控性系统的角度出发，研究制度与组织群的关系。Hannian和Freeman(1989)研究了美国从1923年到1947年的“新交易时期”(New Deal period)的工会发展情况。他们认为，诺里斯拉瓜迪亚(Norris-LaGuardia)法案以及WagnerLaw的颁布提高了工会组织的法律保护力度，从而导致了该时期内工会组织数量的迅速上升。Moore、Holl和Hannan(1991)研究了曼哈顿银行以及美国保险企业后指出，最初联邦和州的相关法规的制定是造成这两个组织群数量迅速攀升的重要原因。

有学者检验了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和规范性系统对于组织群的影响。Carroll和Delacroix(1982)，Carroll和Huo(1986)以及Carroll(1987)研究了政治动乱对于报业的影响，研究涉及阿根廷、爱尔兰和旧金山海湾地区，研究发现在社会动乱时期报业更可能遭受失败。Dacin(1997)研究了芬兰记者运动对芬兰语报纸创立的影响。他发现，记者运动的开展有助于芬兰语报纸的建立，即使是在原先讲瑞典语的地区也是如此。

四、制度化过程对组织内部的影响

制度化过程不仅会对组织外部的社会环境、组织场域、组织群等系统造成影响，也会对组织内部的组织结构和组织表现造成影响，表 3给出了关于制度化过程对组织内部影响的主要实证研究概况。

(一) 制度化过程对组织结构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组织是处于特定的环境中的，组织结构、组织行为等都要受到外在的制度环境的制约和限制，因此，不少制度学家对制度环境对组织结构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

部分学者对于制度化过程导致组织结构趋同的现象作了分析。Certina(1999)研究了高能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组织结构趋同现象。他们认为，上述两类组织的建立都是以个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目标为中心。学者们相似的认知结构和文化信仰导致了此类组织结构的相似。Fligstein(1985, 1990)研究了美国大型企业采用多元化组织结构的情况。他发现，这些大型组织都处于一个相似的环境中，这导致了企业之间的相互模仿，从而造成了组织结构的趋同。Palmar、Jennings和Zhou(1993)研究了美国企业CEO的背景与企业采用多元化组织结构的关系。他们发现，如果企业的CEO来自于著名的商业学校或采用多元化结构的公司，那么这个企业更可能采取多元化的组织结构，这种情况导致了美国越来越多的大型企业采用多元化的组织结构。Zuckerman(1999)研究分析了安全分析师评估企业股价的情况。他发现，如果企业的产品组合不合理，企业就无法获得认同，从而导致股价下跌。因此，企业趋向于采取符合文化认知制度的组织结构，从而导致企业结构的趋同。Singh、Tucker和House(1986)研究了社会服务组织的结构趋同情况。美国法律规定，如果企业每年进行一定的慈善捐赠活动，就能够获得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此外，慈善捐赠亦有利于企业的形象和声望。由于上述管控性制度和规范性制度的影响，社会服务组织的行为和结构出现了趋同现象。Deephouse(1996)对美国的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地区的商业银行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州的管控性规范和地区的媒体报道是合法性机制的来源，并且这两种制度导致了商业银行组织结构和组织战略的相似性。Ruef和斯科特(1998)对1945年至1995年间旧金山海湾地区的医院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医院所获得的医疗组织的认证和管理机构的认证相互独立，而且两种认证对组织生存和组织结构趋同的作用随着时间而变化。

有的学者研究了制度环境与组织结构的关系。Kimberly(1975)研究了1866年至1966年间纽约地区的123家康复组织。他们发现，早期的康复组织大多重视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而信仰和社会规范使得组织慢慢转为重视顾客的心理康复治疗，这导致了组织结构的变革。Boeker(1989)研究了53家半导体制造企业的不同时期的制度影响因素。作者比较了企业家和环境对于组织战略和结构的不同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企业家在早期的影响作用较大，而企业环境在晚期的影响作用较大，从而造成了组织战略和结构的变更。Baron、Hannan和Burton(1999)对硅谷中的硬件企业、软件企业和半导体企业中CEO与企业结构关系作了研究。他们认为，CEO比较官僚主义的企业更可能采取科层制的组织结构，反之则更可能采取人人平等的组织结构。Powell(1988)比较研究了专业图书出版社和公立电视台的组织结构。他认为，电视台所处的环境充满需求和冲突，这促使电视台倾向于采取复杂的组织结构，而图书出版社则正好相反。Meyer、Scott和Strang(1987)研究了美国的中小学校的组织结构。他们发现，依靠联邦政府财政生存的学校具有复杂的管理结构，而主要依靠州的财政支持的学校则组织结构比较简单。D’Aunno、Sutton和Price(1991：636 661)对社区心理健康组织进行了研究。他们发现，当此类组织采取传统的心理疗法和新的药物疗法时，就会面临双重的、相互冲突的制度环境，进而促使组织结构的变化。Mouritsen和Skarbak(1995)对皇家丹尼斯剧院作了研究分析。他们认为，艺术制度和财政制度是该剧院所面临的两个主要的制度环境，它们具有不同的标准，对组织结构和行为产生共同的影响作用，并且作用的强弱程度随着时间而变化。Stark(1996)研究了匈牙利组织的结构。他认为，如果一个企业试图进入匈牙利市场，独特的社会文化、法律规则以及行业规范都会对组织的结构以及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 制度化过程对组织表现的影响

虽然处于特定社会系统或是组织场域中的组织都会受到制度化过程的影响，但是组织同时也会对制度环境作出反应。许多学者对于制度化过程对组织表现的影响以及组织对制度化过程的反应开展了研究。

部分学者研究了制度与组织的相互作用过程。麦齐亚斯(Mezias，1990)研究了从1962年至1984年收入税申报制度在美国200家大型非财务组织中的使用情况。他发现，许多组织层面的因素影响了该制度的采用，并且该制度的采用使得企业的行为发生了改变。Tolbert和Zucker(1983)研究了美国的公务员制度。他们发现，早期采用公务员制度的城市通常是一些大城市，具有大量的移民，并且白领的比率很高。这些城市采取公务员制度主要是理性选择的结果，而后期采纳该制度的城市主要是由于规范性机制和文化认知机制的压力。Fligstein(1985)研究了美国大型企业采用多元化组织结构的情况。他收集分析了从1929年至1939年、1969年至1979年美国100家最大企业的数据后认为，早期这一制度的采纳是来自对产品策略的选择，而晚期则是模仿机制的作用。Westphal、Gulati和Shortell(1997)分析了美国2700家医院对于全面质量管理制度的接受情况。他们指出，早期采用这一制度的医院是出于特定地位的考虑，而晚期采用这一制度的医院则主要是模仿或迫于制度的压力，并且所有的医院都取得了合法性。Davis和Greve(1997)研究了美国企业的并购行为。他们认为，那些相邻地区同规模的企业并购被称为“金色降落伞”，而那些涉及到大企业的并购行为则被称为“毒药”。他们强调，造成这两种行为的制度环境是不同的。Galaskiewicz和Burt(1991)研究了企业捐赠行为，主要关注的是促使企业向非营利组织捐赠的影响因素。研究证明，企业的社会环境、共享标准和评价目标都会对企业的捐赠行为产生影响。

还有些学者研究了组织在面临制度环境时的战略反应。奥利弗(Oliver，1991)认为，组织在面临制度压力时通常会采取五种战略：一是顺从(acquiescence)，即组织完全接受制度环境的压力；二是妥协(compromise)，即组织会根据制度的压力和本身的情况采取折中的态度。相应的实证研究主要有：D’Aunno、Sutton和Price(1991)关于社区心理健康组织的研究，Abzug和Mezias(1993)关于组织在面临新法规时的战略决策的研究以及Alexander(1996)关于美国艺术博物馆馆长的折中策略的研究；三是避免(avoidance)，即组织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减去部分的制度压力或是隐藏(Oliver，1991)。相应的研究主要是Westphal和Zajac(1994；1998)关于美国20年间570家大型企业的CEO的长期薪酬计划的研究；四是挑战(defiance)，即组织反抗制度环境的压力。相应的研究主要是Covaleski和Dirsmith(1988)关于威斯康星州州立大学试图采取一套与州政府法律不同的财务预算系统的研究；五是操纵(manipulation)，即组织有目的的、有计划的试图参与、影响或控制环境(Oliver，1991)。相应的研究主要有Elsbach和Sutton(1992)关于两家组织采取印象管理技术的研究，以及Goodrich和Salancik(1996)关于从1965年至1995年加利福尼亚州医院接纳剖腹产手术的情况。

其他关于组织对制度环境反应的研究有：Kaplan和Harrison(1993)研究了组织对法律环境制度变革的反应。他们发现，组织通常会采取两种战略。一是前摄战略，目的是符合环境的要求；二是反应战略，目的是为了适应环境的变更。霍夫曼(Hoffmann，1997)研究了1960年至1995年间美国化工和石油企业在面临环境运动时的战略反应。作者认为，环境运动使得化工和石油企业面临的管控性制度的压力越来越大，企业不得不改变设备、治理结构、规则等一系列组织结构来获取合法性。Miles(1982)研究了美国烟草公司在面临关于吸烟与癌症关系的报告时的战略反应。研究发现，不同企业的反应是不同的，如有的企业开始拓展海外市场，而有的企业则调整产品线等，同时也导致了美国烟草工业研究委员会的成立。Halliday、Powell和Gransfors(1993)研究的是美国律师协会。他们发现，早期的律师协会是以市场为基础的组织，但后来却慢慢衰败了。20世纪20年代成立的新律师协会由州政府支持，并迅速地扩散，导致了美国司法协会的成立。因此，律师集体加入新协会的行为导致了律师协会组织形式的变革，使律师从竞争的市场环境转换为被置于政府的保护之下。

五、简短的结论

新制度主义与早期制度主义在研究方法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采用实证研究探讨制度的产生、维持、扩散和变更。其中，研究的趋势和重心是对制度化过程的关切，即导入社会系统、组织场域和组织群等分析单位，研究组织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及相应的制度性变更与安排，这些变更与安排对于组织结构和组织绩效等的影响。

奥利弗(Oliver，2001)指出，新制度主义对制度研究做出了三个重要贡献：一是新制度重新重视知识和理论系统；二是新制度主义成为连接早期制度研究和未来研究的纽带；三是新制度主义开辟了新的制度分析层面——组织场域。

学术界关于制度的研究已经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史，研究领域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目前在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尤其在对转型社会中的组织管理、战略和创业家等研究中大量采用了新制度的理论和方法，包括制度环境、制度性距离、制度化过程和组织生态学的研究视角。

然而，制度研究并没有结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得到解决，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奥利弗(Oliver，2001)认为，只要社会中存在着比原始社会结构复杂的制度，那么后工业社会就必然能够产生比社会规则更多的制度化差异。因此，关于制度的研究不会终结。可以预见，随着越来越多的研究成果出现，制度研究将在未来的十多年内成为国际社会科学界最为热门的研究领域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