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组织的认识过程贯穿于所有人类的历史中，基于现代研究方法而产生的组织理论也有近百年的发展历史。由于缺乏界定明确的研究对象、主流的研究方法和强有力的假设，组织研究俨然是一个组织实践、学科与范式自由进出和竞争的载体。把组织理论理解为一个理论发展的松散平台或弱边界的学科，都不能提供清晰界定组织理论特征的基础，组织理论的定义、研究范围、方法也都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历史为现实的杂乱作注。组织理论的发展成分之间的经常而非偶然的断裂，可以通过纵向的理论勾连来解释。这种时间维度的处理方法对于像经济学这样高度抽象的学科来讲可能是不必要的，但对于组织理论却不可或缺。理论变迁的综述本身可以构成界定学科边界和内容的实在过程，而避免高度抽象但可能失之于简单化的严格定义。国内学者对组织理论进行综述时，也往往至少潜在地承担了界定理论的使命(丘泽奇，1999)。

本文主要通过一个特定观察视角，即通过分析组织理论发展过程中的组织实践现象、多学科渗透现象以及组织理论总体范式结构之间的关系，对国外组织理论的发展作出综述。与先前的研究相比，本文存在以下补充和发展。首先，研究视角放在实践和理论发展在总体研究范式层面上表现出来的建构性和分裂性的因子，而不是在某个特定学科角度，例如管理学角度，作纵向剖析。本文的时间维度依据组织理论总体范式结构而非某个特定范式的发展。该角度不是依照学科或学派来研究组织理论的演进脉络，淡化了学科或学派内的传承关系，而把重点放在组织理论发展的全局特征。第二，实践和理论的探讨范围不局限于工厂或企业组织，而将政府组织也作为重点。第三，理论回顾的重点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发展，而对于前期发展通过本文的理论框架作简要整合。第四，由于组织理论内部分支繁复，分析的重点是现存文献未加评论或需要补充的方面。第五，本文的分析贯穿了政治理性的角度，即在人、人类组织、学科和理论上所共有的在特定制度环境内对资源和权力的终极需求和竞争，构成其他理性和行为的基础。囿于笔者的阅读范围，以及美国学术界在组织理论成长史上的突出贡献，本文的分析重心是美国的组织理论发展。

一、组织理论的范式形成期

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30年代是组织理论范式形成的阶段，主要标志性成果是20世纪最初十年的企业管理理论和科层制理论，以及30年代的人类关系理论。该阶段奠定了组织理论的一些核心概念，例如目标、技术、结构等；还发展出了组织研究的基本问题，包括行政与管理、决策与协作、权力和政治、冲突和平衡、控制和意识形态、领导才能和沟通、诱导和贡献等。

该时期组织理论的发展动力在于西方国家伴随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而在政治经济社会体制和及其组织形态上出现的前所未有的变化。市场和国家在宏观的政治经济层面形成了新的互动关系(Polanyi，1944)，这既要求市场和国家的组织满足迅速的制度变迁和技术变迁需要，又要求组织与人、社会和一般文化环境相互适应。从变革和稳定的角度看，该时期呈现一个弱制度的特征，即政治经济组织面临较少的制度性约束和较多的功能性诉求，则无论在组织的实践和理论总结上，都表现出强烈的工具理性¹，并反映在经典管理学范式的崛起。但是经典管理学范式的出现绝非完全奠基于管理活动的需要，还得益于同期产生并逐步成长的社会科学。以牛顿物理学为起点的现代自然科学催生了传统哲学的分化，促使人文学者在研究日益复杂的社会现象时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这种社会科学的工具在管理实践和理论发展中得到了应用。但是这种功能性诉求本身是不完善的，即新型政治经济组织的有效运行无法忽视来自资源环境和文化社会环境的约束，尤其是现代公民权利保护的发展。人类关系范式在组织实践和研究中的发展，就是在该角度上对于管理活动的调整和补充，以期预防和消解其负面后果。

前推到19世纪中期，尽管社会学创始人孔德对实证社会的组织设计显得荒诞不经，但其倡导的观察、试验和比较的经验方法，以及通过社会静力学和动力学对社会结构和变化的解释，提供了组织理论演进的一些基本角度。秉承其结构功能主义的倾向(Ritzer，1992)，马克思、涂尔干等社会学家对现代组织的研究，也主要是在冲突与和谐角度发展社会结构和变化的宏观理论，没有把理论触角延伸到微观层面的组织理性行为，即组织以及组织内对于生存、权力和成长的追求。19世纪末以来，以行政国家和现代工业企业为代表的法理型(legal-rational)组织迅速壮大，逐步替代传统组织而成为支配社会生活的核心，经典社会学的组织观点因偏重解释性和缺乏功能实用性，受到了以组织工程学为核心的科学管理运动的挑战。与此相对应，该时期组织理论的主要贡献者很多都参加过实际的管理工作。

与早期的市场和经济运行状况相适应，企业的物质生产效率构成生存竞争的主要方面，导致具有工程师背景的人在企业管理和理论创新上崭露头角，其代表包括F·泰勒、法约尔、慕尼等人。科学管理运动的发展存在若干的峰点，包括F·泰勒1911年提出的基于时间动作研究的科学管理原则、法约尔1916年提出的一般行政组织的行政角色五论和古立克1937年提出的行政管理理论²。但是科学管理运动的影响大大超越了工业企业组织，或者更准确地说，科学管理运动的渊源包括现代政府组织系统的规范化努力。现代国家和市场之间的学习是相互的。现代行政国家实践，尤其军事部门和文官系统的组织实践，常常为企业管理提供先导模式(Waldo，1948)。现代行政学的起点，即1887年威尔逊的《行政研究》，除开反对行政的政党政治化即分赃政治外，主要思想在于借鉴欧洲模式，建立一个以服务效率为衡量标准的中立的文官体系，在行政系统结构、人事和工作程序上按照工具理性的要求进行改革。1910年由韦伯提出的官僚行政理论(又称科层制理论)，亦包含有科学管理运动的原则，代表了管理学范式在政府组织领域的发展峰点。³这些在各自特殊环境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即现代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的物质性特征所必需的工具理性，要求导向效率的在生产、管理、处置过程中的科学化、规则性、可预见性、可计算性和客观性，将组织放置在一个假想的封闭体系内，依据人和物的技术特性设计组织结构和程序。与理性无关的人(即管理层之外的人)只是组织过程的一个投入要素，“唯一最好的方法”(Taylor，1911)是组织在实践中发展的最大化效率的物理控制和物质诱导机制。福特制和科层制的兴起、成功和广泛采纳所导致的组织同态性(isomorphism)，主要还是基于实用需要的模仿(Powell & Dimaggio，1983)，显示了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制度环境的阶段特征。

即使泰勒在《科学管理原则》的结尾反复强调科学管理对于个人和社会的精神福利，科学管理运动的本质特征决定了人的边缘化和物化的地位。这种理性模型在忽视人的同时，也忽视了组织与社会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摩擦。先进技术、机器和管理方法往往因为工人的正式或非正式的政治抵制而失效。科学管理运动在有效管理企业上的局限性，促使经典社会学、心理学和行为理论进入微观组织研究。这种将社会学、道德哲学和心理行为实验相结合的发展趋势，一般被归纳为人类关系学派。该趋势的代表是J·梅约和其他参与霍桑实验的哈佛商学院的同事(J. Meyer & Rowan，1977：340-363)以及伯纳德。其学派早期代表玛丽·佛列特(Mary Follett)作为一个哲学家和道德理论家，提出组织主要是人类关系的集合而非一个技术统一体，“我们决无法将人类问题和机械问题分离”(Follett，[1925]1973)。佛列特认为组织内冲突和无效率的根源是利益、意见和权力的差异，而解决之道在于依靠实现协作的领导才能，而非凝固的结构和程序。显然，当个人的情感、抱负、人际关系、社会背景等非完全可控因素进入组织时，经典管理理论的假设将无法自持，而封闭的组织边界也难以为继。基于此，梅约等人发展了对工业企业内非正式的组织、控制和承诺等非(工具)理性因素和社会过程的研究。原新泽西贝尔公司经理伯纳德则将组织作为由具有物理、生理和社会因素的人构成的合作系统和集体过程。组织的生存依赖于通过组织领导来协调这些人之间的关系，以实现两个目标。首先是组织作为一个适应性系统的有效性目标，即实现对于环境要求的满足；其二是组织的运作效率，而为了激发成员的参与和对组织目的的认同，需要建立在组织诱导和成员贡献之间的平衡。不论组织目的或者成员的服务意愿，都需要通过有效的沟通达到。伯纳德理论的道德色彩使他将组织内冲突因素的对立性最小化了，而没有讨论合作的起点上存在的权力、资本和知识的不平等以及结果的不平等。

人类关系学派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其研究取向仍然在于组织表现(performance)，然而对表现与个人情绪、工作满意度、目标认同、人际关系环境等因素的关系的研究停留在推理或个别的案例研究上，其因果性缺乏经验性的结论。其二，在科学管理范式无可避免主宰业界的情况下，人类关系学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难以将其组织理论嵌入到企业管理活动中，实现对福特制企业的改造。人类关系学者成功地挑战了组织研究的重点，将研究视线从无摩擦的理性模型转向非决定性的人类关系模型，但是又普遍继承了佛列特的过程论而无力在企业设计和控制上有所建树。更有学者认为该学派忽略了人类关系最为重要的一面——权力，因而其研究本身欠缺重要性(Perrow，1979)。

组织理论的该发展阶段由于在理性和非理性观点、工程和社会观点、机械和人的观点、人性恶和人性善的观点、结构和过程观点上的分歧而形成了两个重要的研究范式，即经典管理学范式和人类关系范式，或称作封闭的和趋向开放的系统。⁴但是二者的分裂不是无限度的，相反，它们的根本目标都服务于构建行之有效的资本主义组织体系，最终实现资本的利益和权力的价值。例如，两种范式都设定了组织权力结构中资方和管理方的支配地位，差别只在于权力运用的冷暖和硬软色调。⁵人类关系学派的管理倾向使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一个弱范式或者经典管理学的附属范式，其所重视的组织软因素完全有可能被用来修正和完善理性模型。这为以后组织理论的局部性整合提供了一个基础。

二、组织理论的范式局部整合期

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石油危机是组织理论局部整合的短暂时期，现代主义者的成就在该阶段达到顶峰。⁶该时期的成就和问题为70年代以后组织理论走向分化预设了条件。

战前福特制企业和科层制政府的持续发展，由大危机进一步推动的组织兼并和市场垄断，以及由反危机措施和战争所推动的行政国家膨胀，深刻改变了组织的外部环境和生存法则。权力的直接重要性越发明显。把权力的获取和保持作为组织现象核心问题的学者包括克罗齐埃和C·佩罗(Crozier，1964；Perrow，1979)，他们将权力视为组织的一种主要稀缺资源，认为组织是个人、组织和人类群体间权力争夺的枢纽，因而围绕权力研究组织行为。但是权力获取这个永恒的组织命题在不同环境条件下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战后组织生存的权力逻辑出现路径变化。在相对弱制度环境条件下，组织的生存竞争结果更与其功能优劣直接相关。例如经济组织的竞争成败常常取决于其有效降低产品成本和提高质量的能力。战后企业规模扩大、社会依赖性加深和多样化、国家管制增加，使得企业生存愈发依赖适应环境和影响环境的能力。战后组织的管理中更多吸纳了政治和制度的理性和策略。帕森斯(Parsons，1960)对于组织的结构划分，把制度层置于高于管理层和技术层的战略层面。与旧的逻辑相反，技术层反而成为组织最为脆弱的部分而需要被重重包裹(Thompson，1967)。

具体看，战后世界制造和金融体系进一步整合，企业进一步走向公众，产权安排和管理战略与社会环境要素更加紧密的结合，新的技术创新和组织创新导致了新的组织形式，例如联合投资、连锁经营等。产业变迁使对于环境更为依赖的服务业的比重不断增加。企业的公共性和社会性强化，其边界扩展单位的权力不断增强，处理复杂信息和内外相互依赖的能力成为企业生存的关键。在公共组织领域，工业国家政府进一步福利化，社会项目激增，行政机构膨胀，1951年美国联邦政府雇员(不包括军事人员)比1931年增长了3倍，从59.6万人增加到245.6万人。治理环境的变化、范围的拓展和任务的增加使传统科层制的有效性受到质疑，例如1968年英国富尔顿报告，指出传统白金汉宫行政模式下对牛津-剑桥通才教育的亲睐导致官员长于决策而疏于管理(Campbell & Graham，1995)。克罗齐埃(Crozier，1964)对法国官僚机构的研究也指出，官僚机构存在的非个人化规则、决策集中化、层级分化和围绕不确定性产生的平行权力关系，导致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惰性、目标置换和功能失调。理性的官僚及其机构为保护自己免于迅速变化和外部干涉，把遵从手段或理性化程序变成了目标。塔洛克(Tullock，1965)和A·唐斯(A. Downs，1967)从经济人的理性角度分析了美国官僚系统的扩张冲动和无效率。

该时期组织实践和理论的发展是由现代主义者主导的，在认识角度上是理性的面向实际问题的。实际组织发展中对于处理信息和协调环境的需要，客观要求对经典管理学范式和人类关系范式在拓展的情况下作某种整合。这个时期组织研究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专业理论研究者的崛起。H·西蒙(HerbertSimon)首先在组织管理行为决策化的方面作出理论贡献，汤普森(Thompson)则在组织与环境的适应性上作出了理论发展和总结。

H·西蒙通过分析微观组织行为中的决策活动而部分地沟通和调和了上一阶段的两个对立范式。H·西蒙的早期研究主要是直接运用行为心理学来研究组织行为，尤其是模式化惯例化的行为，例如记忆、学习、信息处理、选择性注意、适应和组织内社会化等。这些人类因素对于环境刺激的稳定的或制度化的反应模式，构成了组织结构，比如项目和学习可以看作组织的短期结构和长期结构(March & Simon，1958)。组织因此被解构为一个连续咬合的决策网络，而决策基础是有限理性——“人类是欲向理性的，但仅在有限程度上是这样” (Simon，1945)。有限理性是人和组织在复杂活动中的行为特征，即在面对压倒性的环境不确定性下的理性选择，其手段是适应而非控制，其目标是满足而非最优。西蒙的理性概念不局限于管理者而包含了所有组织成员，组织通过在不同等级上设置决策前提，分层递解组织任务，实现组织目的。H·西蒙、J·马奇和塞尔特在40到60年代的一系列著作将组织解构为寻找问题、学习和在可选项中选择的过程。组织成员既不是“工具人”，也不是“关系人”，而是“决策人”。H·西蒙的组织决策理论在政策和外交决策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Lindblom，1959：79-88；Allison，1969：689-718)。

H·西蒙的组织理论着眼于组织内及其边缘的心理过程，决策者在价值给定情况下依事实因素进行决策，环境仍然作为残差部分存在。将环境在组织研究中独立出来的使命是由以塞尔兹尼克(Selznick)为代表的哥伦比亚大学旧制度社会学派完成的。早先人类关系学派对非正式组织的研究已经涉及到超越组织边界的环境因素(Roethlisberger & Dickson，1939)，但是R·K·默顿(Merton，1936：894-904)对有意行动的意外后果的研究才明确奠定了组织与环境间互动的重要性。塞尔兹尼克深受其老师默顿的影响，但其对行政组织的研究从其师所创的官僚僵化模型转向了特定组织的价值承诺的产生和制度化过程。由他和他的许多学生所作的案例研究，开始将组织处理为适应性的有机系统，受到参与者的社会特征和环境压力的同时影响(Selznick，1949)。古尔德纳(Gouldner，1959)将该类研究的模式归结为“自然系统模型”，区别于科学管理运动的“理性模型”。理性模型下，资源、活动、产出都是合宜的和可预计的，一个统揽一切目的明确的主导计划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而在自然系统模型下，影响组织后果的变量超出了组织的控制范围，不仅组织内部的成分，而且组织与更大的环境之间，在本质上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鲍尔丁(Boulding，1956：197-208)首次强调组织是以高复杂性程度、反应性和系统成分的宽松结合为特征的开放系统，该系统论的组织观点后来由D·卡茨(Thompson，1967)和卡恩(Katz & Kahn，1966)全面运用在组织研究中。

汤普森的行政学研究融合了同期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的发展成就，在H·西蒙基础上进一步整合组织理论，将自然系统所确认的环境影响因素引入到有限理性决策活动中，形成基于应对不确定性的行政理论(Thompson，1967；Crozier，1964)。通常汤普森被认为是权变理论的创始人之一，即组织要针对一系列非完全可控的因素而“随机应变”，建立适应性的组织结构、设计和行为模式。这些因素包括任务环境要素、因果知识、技术、目标和组织内相互依赖等，同时体现了组织行为的功利性和社会性。这样组织的适应性行为就超出了单纯的理性模型或自然系统模型的范围。汤普森将组织处理为开放系统，指出复杂组织行政的基本职能是通过对组织内外的多重行动流的调配(co-alignment)，处理在相互依赖而非绝对控制条件下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实现其组织目的。组织行政的基本方法是在有限理性的背景下，尽量通过对内部结构和流程的设计来适应技术理性的需要，同时通过建立开放的专业化的边界扩展部门来处理对外尤其对任务环境的依赖，并且实现两种行为的协调与配合。这种分层的组织结构设计实现了技术核心与任务环境的缓冲，用组织理性保护技术理性，在制度和长期的层面上使组织获得灵活性，而在技术的和短期的层面上使组织获得确定性。复杂组织的结构从外到内表现为一个从开放到封闭、从灵活性到确定性的谱系。

其他同期的权变理论家主要研究组织类型与环境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Gouldner，1954；Woodward，1958；Burns & Stalker，1961；Lawrence & Lorsch，1967)。他们注意到了不同类型组织对不同类型环境的特别适应性，但是这种对应性易于将组织单调化，在组织与理性模型和自然系统模型之间机械配对。实际上，汤普森权变理论将组织视为开放模型的微观角度，可以自然地延伸解释这个更高层面的现象。但是在汤普森的理论推导中，“权变”要基于个人或企业特有的资源，而对组织群落与环境的关系这样一个更倾向于领域探讨和国家介入的层次未予强调。

权变理论至今仍是最有影响的组织理论，此后出现的传统取向的组织理论很大程度没有挑战权变理论本身，而是对权变理论的细分、延伸、修正和拓展(Scott，2003)，例如种群生态理论(Hannan & Freeman，1977：929-964；1984：149-154)、自然选择理论(Aldrich，1979)、资源依附理论(Pfeffer & Salancik，1978；Salancik，1979：375-394)和网络理论(Nohria，1992：1-22；Provan & Milward，1995：1-33)等。

该时期组织理论的主流，是H·西蒙、J·马奇、汤普森等从不确定性、决策和适应角度将人和环境因素向组织理论的整合，反映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组织获取生存和权力而在内外行为上发生的变化，以及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变化。对于经典管理学和人类关系范式，该时期在扬弃的基础上作了局部的整合。同期该领域的显著学术发展至少包括社会学和政治学制度学派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是新制度经济学的渗透、以及非主流组织理论的兴起。由于这些发展在70年代后达到高潮或者发生转向，因此放在后面集中论述。

三、组织理论的范式繁荣分化期

实践的剧变往往赋予主流理论范式的对立或竞争范式以崛起甚至颠覆性的力量。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组织理论已经不再有主流。该阶段组织理论在研究方法论、知识论、研究客体、学科背景上不断分化和细化，一些这之前已经端倪初现的理论分支开始枝繁叶茂。学科的观点差异不仅深化了早期组织理论中存在的基本争议，而且在知识论上出现了新的难以弥合的决裂，撕碎了组织理论脆弱的公共平台。组织理论范式繁荣的同时，也是组织理论无范式的开始。

上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对于战后西方企业和政府组织的主导发展模式敲响了丧钟。通货膨胀、高利率和经济衰退终结了二战以来持续的经济繁荣和增长，重塑了市场观念，并改变了政治生态。经济和政治的新自由主义在美国成为统治性的意识形态和政策方向。在经济方面，哈耶克经济伦理、新古典经济学的市场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企业理论得到广泛接受，面临国际竞争力危机的美国服务和制造业开始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和组织创新，强化企业内的竞争激励和企业的灵活性、技术领先与成本节约。信息技术扩展了行政控制范围(span of control)，使信息沟通能力在速度和量上呈几何级数增长，带来跨国公司蓬勃发展和生产的进一步国际化。管理技术的迅速发展既带来了组织扁平化和网络化的趋势，同时也带来组织集权化的趋势。

在政府方面，严重的赤字、犯罪和福利病使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自由主义社会政策和社会民主的福利政策面临公共选择学派的严厉批判(Tullock，1965；Buchanan，1967；Niskanen，1971)。以缩小政府为主要选举口号的政治家如里根登上权力高峰。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公私部门是步调一致相互配合的，力图建立一个基于市场的政府和经济，使资本、商品、服务和劳动的自由流动成为经济活动和财富分配的基础。里根政府持续地减低收入税，把社会项目下放给州和地方政府，解除经济管制，实现贸易自由化和将政府企业和政府服务私有化。

国家和市场之间复杂关系的演变带来了本时期组织外部环境的新变化。一方面国家出现了“再造”的自我意识，开始自觉的收缩和调整，对于市场和社会的渗透和控制变得更加间接和柔性，表现为一种合作、顺应和双赢的介入，从本质看是与非政府行动者的基于各自利益的权力分享。但是在实践中国家并未如私有化所一般预期那样减小，相反国家的作用范围和力度在扩大(Freeman，2002：1285-1353)。一方面市场的结构性变化也带来了对于市场有效性和企业适应性的重新认识，企业必须针对不断拓展的竞争领域做出调整。企业在更加市场化的同时，其社会的、文化的、制度的嵌入性和影响力也成为决定竞争成败的一个重要变量。一般环境的制度化程度继续增长，对制度、规则、符号、价值、合法性的正确理解和有效操纵，并使之与组织的功能更为迅速和紧密地结合，更为深远和直接地影响组织的生存发展。超大规模的组织与市场相比的协作优势使其获得了更大影响(Simon，2000)。在国家和市场这个新的相互适应过程中，其对于人及其生存环境的压迫性后果，例如歧视、剥削、殖民地化、异化、精神颓废和疲惫、环境污染和退化，也更多显现出来。

该时期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可以认为是对于制度的分析、运用和批判，尽管出发点和终点非常不同。

(一) 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理论

经济学在组织理论中的勃兴反映了企业发展的现实需要，为新的组织设计提供了理论支持。新古典经济学假设厂商是内外无摩擦的生产函数，倾向于忽略管理和企业结构，即使产业组织理论(IO)也通常是市场和产业的而非组织的经济学。经济学在组织理论上的大发展始于新制度经济学在上世纪70年代的崛起。新制度经济学奠基于R·科斯早在1934年所著的《企业的性质》一文。该文第一次明确提出在市场合同交易中存在的搜寻、协商、监督和测量的成本，这些成本使得依赖权威和命令的等级组织，可以作为对市场价格机制的替代性生产协作机制。在市场协作与组织协作间的选择原则是效率。新制度经济学仍然不脱离新古典经济学基本的效率分析框架，但是它确认了市场的不完美性，使得新制度经济学一开始就是组织的经济学，研究核心是企业而非市场，基本分析单位是交易而非价格。在新制度经济学内部分支(科斯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诺斯—经济历史、波斯纳—法和经济学、斯科特尔—博弈论、阿尔钦和德姆塞茨—组织经济学等)中，上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交易成本理论和机构理论(又称委托代理理论)在组织理论上得到了最充分的应用。

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研究组织边界的治理，即在“制造”和“购买”之间，在指令和谈判之间，在等级和市场之间的选择问题。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假设是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当它们与客观世界的不确定性、小数目交易者、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息阻滞结合时，⁷决定了企业的目标仍然是适应性的满足(Williamson，1975)。威廉姆森通过区分交易频度、不确定性和资产专用性三个维度，发展出市场、混合模式和等级等三种具备适应性的治理模式，并且与麦克雷尔提出的古典合同、新古典合同和关系合同形成一一对应(同上，1998：23-58)。威廉姆森的体系仍然主要着眼对不确定性的处理，但是给不确定性以交易成本、信息和组织边界等特殊的表达方式。组织和市场是不同合同关系的反映，选择依据是成本节约的程度。虽然交易成本理论可以形式上采用比较效率的框架，即比较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总量，但是实际上交易成本不是一个可以完全量化的概念，而相当程度反映交易方之间的风险观念和权力对比。交易成本理论对于企业和政府在组织边缘的纵向行为-前后向兼并或者剥离-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解释，其解释力也覆盖了如合并这样的横向组织行为。

机构理论的重点是解决组织内冲突。机构理论广泛应用信息经济学(Stigler，1961：213-225)，探讨对于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冲突的纠正机制。阿尔钦和德姆塞茨(Alchian & Demsetz，1972：777-795)探索了团队生产中的测量、怠工和激励问题。揭示信息的有效监督构成利益冲突条件下实现团队生产效率的基本保障。他们认为信息揭示的关键不在于等级的建立，而在于产权和其他合同权利的树立，以确保有效的监督激励。⁸衍生于产权的监督权力带来有效管理行为和组织结构。阿尔钦和德姆塞茨还探索了企业内市场的概念。他们的观点与芝加哥学派一脉相承，强调产权制度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机构理论重点探讨协调委托人和代理人的风险偏好差异和自利行为的信息和激励机制，以克服逆向选择和道德危害(Akerlof，1970：488-500；Spence，1973：355-374；Arrow，1974)。机构理论在公共行政领域也得到广泛应用，例如塔洛克(Tullock，1965)所著《官僚政治》一书，全篇分析上下级间的二人关系，认为行政组织的层级扩大会导致行政意图贯彻中的累进偏离和行政机构的累进膨胀。

另外在新制度经济学中，进化经济学考察了企业的常规和适应性之间的关系，发展了熊彼特(Schumpeter，[1926]1961)的创新思想和阿尔钦(Alchian，1950：211-221)的自然选择过程理论。导致组织创新的因素可以是内源的或外源的，但是对创新的选择和保留是外部决定的。组织进化论对环境的态度倾向消极，宏观环境包含了组织个体理性可以预期但不能总是正确预期的关键因素；但该观点对解释现代超大型和垄断性组织的生存优势比较勉强。与这种强调组织与环境间的脱节不同，P·大卫(P. David，1985：332-337)和B·阿瑟(B. Arthur，1994)发展了QUERTY路径依赖理论，研究人、组织和制度的惰性。路径依赖理论认为组织与制度是密切互动的，创新通常是边际的行为。新古典经济学在组织研究中也获得一些直接应用，例如G·米勒(G. Miller，1992)运用阿罗的社会选择标准和森悖论证明在等级中有效率均衡和稳定均衡的不可并存性，也即帕累托最优和纳什均衡的不可共存性。

(二) 新制度社会学组织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理论的新古典特征，使其在确认市场制度重要性的条件下向经典管理范式回归，显示出对于自由竞争市场时代功能型企业的乡愁。与之相比，制度社会学对组织的研究则将制度的作用放在了中心的地位。在新旧制度社会学之间，制度从基本的行为限制条件上升成为行为的内生变量。新旧制度社会学都反对理性行为模型，研究组织与制度环境的交互作用。与考虑冲突和利益等工具性结果的旧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强调行动在心理和认知上的合法性，强调了制度的一致性和独立性在行为塑造上的重要性，其重要理论来源包括认知理论、现象学、文化研究以及人种志方法论等，其认知视角转向了制度运行和维护的大的超组织层面。社会学制度主义前后期的发展在内容和角度上是不同的，但是在发展线索上是一贯的。社会学新旧制度主义的对比可以见下表：

新制度社会学组织理论在上世纪70年代的兴起反映了组织领域的长期制度化影响。其特点包括：(1)合适性(appropriateness)或合法性(legitimacy)被用来解释组织的动机和生存机制；认知过程从利益计算走向依据制度进行的合适性判断；组织正式结构符号化；对取得社会合法性的结构要素的采纳导致组织的同态现象(Meyer & Rowan，1977)。(2)重视组织现象的层次性。反对背景论(Contextualism)和还原论(Reductionism)，认为组织、政治等现象不是简单的社会或个人的投影(March & Olsen，1989)。(3)强调通过意义构造、合法性宣示和认同而实现的非物质的社会控制，组织内外政治经济过程的工具性被边际化，代之以组织和组织成员的“间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的制度化。这是一个从植根于弗洛伊德自我心理概念的帕森斯行动理论，向基于现象学和心理认知革命的实践行动理论的转变。(4)强调制度的连贯性和系统性。连贯性表明每种制度要发展一致的规则、规范、常规、信念、意义等，避免内在冲突；系统性表明制度间的共存、交互作用和学习过程会导向协调的生态。精英权力的行使与精英再造、复杂的相互依赖带来的沉淀成本、对合法性假设的想当然的接受、以及路径依赖的形成，都表明制度倾向于维持现状而非改变。(5)制度的推动者从具有功能性倾向的组织转向更具理性化倾向的专业协会、社会和国家，使得组织研究客体转向制度的构建、保持、扩散和变化、组织的领域和组织种群、合法性和同态性等等。新制度社会学组织理论的这些走向，导致社会学制度主义旗号下的决裂性发展——相较而言，旧制度社会学组织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理论间的分歧，要弱于二者与新制度社会学组织理论的差异。这也导致在所谓“新制度”旗号下的社会学组织理论和经济学组织理论的冲突。在新、旧制度社会学组织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理论的适用场境之间，隐约存在制度环境在强度上的顺序减少，这为通过构造权变框架来整合这些理论提供了一线契机。

(三) 新制度政治学组织理论

政治科学中的新历史制度主义与社会学新制度主义的基本观点多有重合，研究层面主要是历史的宏观的。例如J·马奇和奥尔森(March & Olsen，1983)的研究表明，在行政理论和现实主义政治两种不同的行政改革正统语言推动下，行政组织重组被吸纳到文化中而具有符号的价值，成为据以获取合法性而非实际改组效果的政治仪式。政治学新制度理论的另一个阵营是研究微观行为的理性选择理论(或政治学实证理论)，将交易成本理论和机构理论等经济学方法运用到政府制度、公共权威和治理结构的分析中，将这些制度选择视为个人或其联盟为保护或促进其利益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其代表包括T·莫伊、谢普瑟、温加斯特和迪克希特等，例如T·莫伊(Moe，1989：PP267-329)结合美国的权力分立和铁三角体制探索了多委托多代理状况下的政府的结构选择和组织动态。

(四) 非主流组织理论

该阶段批判-解释学派组织理论和后现代组织理论的兴起，反映了组织理论在认识论上的决裂性发展。这与新制度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相关关系，但更反映了对于启蒙运动以来长期占统治地位的理性、科学、进步和系统观念的反思，对以国家和市场为基本代表的理性力量的批判，以及对康德形而上学和马克思批判理论的发展。这种欧陆理论传统在欧陆的复兴，其理论领域和实践范围主要是文化社会理论和文化知识界，构成对居于统治地位的美国流行文化和学术理论的反击，同时也是对于后福特时代社会(消费社会)及其文化现象的理论概括。由于这些理论与所有前述理论存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根本分歧，以及由于其在组织理论学界的新兴和边缘地位，本文概括地称它们为非主流组织理论。

1. 批判学派与组织理论

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解释学派强调现实是社会过程的产物。从卢卡斯的意识、霍克海默尔和阿多诺的主观性，到哈贝马斯的间主观性，都认为意义是主体的意识通过一定的规范构建的，而不存在绝对客观的事实和意义。知识和合法性及由此而来的权力是紧密联系的。经验的自然或社会科学、以及解释学(hermeneutics)都赋予压迫性的政治经济系统以合法性，而只有基于价值判断的批判科学才导向解放。由于知识系统通过话语的结构和运行得以贯彻，哈贝马斯认为沟通行为由于言语的表意功能(truth，correctness and authenticity)被扭曲而有利于现行的经济和行政系统(Habermas, 1971, 1975)。重构沟通的媒介(语言)和实现非扭曲的生活世界的互动，是获得人类解放的途径。批判-解释学派在组织理论上的革新表现为：(1)现代主义主导下的组织被视为与社会系统相一致的权力和统治工具；(2)寻求个人对组织的超越，而不是将个人目标和组织目标整合；(3)抛弃组织研究中的实证主义而转向主观主义，将组织作为意识的创造物或反馈。组织成为了一个批判客体，成为社会的文化权力和与其互为因果的经济政治权力的微型。

与批判-解释学派存在近亲关系的女权主义虽然缘起于女性学者对性别不平等的反思，其批判范围却是超越性别、职业、组织和国界的，涉及一般的压迫、不平等和殖民化现象。例如批判理论对男女身体的社会审美标准的研究，直接的推论认为男权社会造成了美学符号的制度化暴力化；而进一步的推论则认为性别符号化的社会是对于无论男女的结构压迫(Bourdieu，2001)。压迫的根源客观化、制度化了，现实经济社会权力的掌管阶级或集团的主观意识只是这种根源的反映而非原因——韦伯描述的正式理性成长为以复制自我为目的的客观理性，⁹人的主动性和基于价值判断的理性能力被边缘化。美、快乐和真实性在一个麦当劳化(Ritzer，1993)的世界中沦为正式理性的副产品，理性本身也成为非理性的来源。近年也出现了从女权主义角度对组织研究的探讨，将女权主义的批判角度推进到现代资本主义组织的运行实践中(Calás & Smirchich，1996：212-251；Martin，1990：339-359)。

2. 后现代组织理论

批判学派在对现代性进行批判时，仍然保持了相当理性的态度和逻辑体系，认可真实和系统的存在，而后现代的批判逻辑则与其批判客体存在一种完美的对比性——某种程度的非理性。虽然两者都基于“有问题”的社会象征(social representation)并且挑战支配性的话语和秩序，后者的焦点在于社会现象中的破裂、文本性和抵抗，而非前者的冲突和统治(Alvesson & Deetz，1996：185-211)。解构主义因而构成后现代观点的一个主要方法。后现代情绪肇始于20世纪初的抽象派绘画和艺术，反映出人在消费时代和其他现代社会制度下的异化、迷惘和不适。本杰明从1927年开始构思直至1940年自杀前尚未完成的《拱廊项目》(Benjamin，1999)，在内容和作品形式上都反映了巴黎早期消费社会光怪陆离的拼贴画印象——破碎、矛盾、虚幻。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思潮本身是一种分散的现象，存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理论以及后现代组织理论的区别，并各有不同的代表人物。与后现代主义相联的三个法国理论家利奥塔、M·福柯和德里达，发展了后现代的元理论，将现代主义解释为一种智力的和文化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是启蒙运动后取得胜利的知识-权力体制。后现代主义需要该体制进行解构，并且往往与激进主义，例如女权主义结合在一起。后现代理论的重要代表是法国的鲍德里亚(J. Baudrillard)，主要在消费社会的场境下揭示社会的后现代化，反映商品交换已经从交换价值转向符号价值，从而现实被其表现——超现实(Hyper-reality)——取而代之(Baudrillard，1993)。无论后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理论，都是对启蒙时代以来理性传统所掩盖的社会组织系统失败的文化反应，其独特之处在于社会经济的因素被淡化，而生活方式、话语、符号等意识范畴被用来解释统治和权力-后者同样被非理性化了。

对于后现代组织理论较富影响的研究者包括美国的K·维克和英国的西尔弗曼。K·维克(Weick，1969)基于客观唯心论而质疑组织的现实主义本体论，认为组织是一个现象过程而非具体化的范畴，组织成员和研究者给予了组织以实质——对组织的描述、分析、量化的活动同时是对组织的解构和建构。思考的知识分子成为主要的社会行动者。K·维克(Weick，1993)在对Mann Gulch山火事故的分析中强调组织是一系列集体性意义构造(sense-making)活动，组织作为一个动词(organizing)而非名词(organization)存在。基尔达夫(Kilduff，1993：13-31)按照德里达后结构主义方法直接将J·马奇和H·西蒙1958年著的《组织》作了文本解构，依文本逻辑分析了J·马奇和H·西蒙在驳论和立论上的循环性，指出其理论绝非客观中立和连贯的，而是存在刻意遗漏和自我矛盾的象征物；并依实体逻辑指出，J·马奇和H·西蒙视为克服个人认知边界的组织“编程活动”，实际是造成认知局限性的原因——他们的理论将工人的身体人性化而将他们的思想编程。西尔弗曼(Silverman，1970)发展了一个行动参照框架方法，将组织处理为有意义社会行动的结果，主要依赖敏感的解释学的方法而非定量的研究来探讨组织内的生活。

上世纪70年代以来组织和组织理论的发展内容丰富，难以详尽概述。虽然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和构建模式使不同组织理论分支渐行渐远，该时期组织理论发展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强调人类心理和认知的价值系统和信息处理机制、以及它们在超越个人层次上的社会建构和影响。新制度经济学对于人性的假设基于经济理性，除了计算能力的有限性，主要在于人“肮脏”的利己倾向，在此基础上发展组织内和组织间的面向效率的合作机制。新制度主义社会学组织理论是纯解释性的，其关于人性的假设是宽泛而模糊的制度理性-个人及其组织要适应外部的尤其制度化的期望。外部期望不仅是约束而且成为目标，组织不具备独立性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处于被填充状态的壳。托尔伯特和朱克尔(Tolbert & Zucker，1999：169-184)对制度化过程的分析填补了组织功能性需要与规范性需要之间的脱节，指出组织的治理结构创新在起初常常是功能导向的，但取得社会合适性才是这些结构要素在后续阶段存留、巩固和传播的条件。批判-解释学派、女权主义、后现代观点、文化理论等则直接将人文价值讨论带入组织理论，认为现代组织所代表的知识-权力系统扭曲了形而上的人性，因而其组织研究的核心是解构和批判的。组织理论的这个共通点，反映出人的因素在后工业社会组织中的日益复杂性和重要性。即使在普遍的强制度环境下，普通的组织人(包括研究者)并没有表现出千篇一律的特征，而对制度环境采取了不同反应模式，例如顺从、利用和反叛。这在不同组织、组织实践的不同侧面或者理论探索的不同角度都得到体现。

四、实践、学科和范式

组织理论总体上看表现为一个围绕组织现象的宽泛理论集群。本文的分析表明，组织实践的丰富性、多学科进入的宽口径和范式共识的缺乏，构成组织理论研究的重要特征。由于组织理论百年来的发展融合了组织实践多样化、多学科渗透和范式分合的复杂历程，缺乏一个线条清晰的演进脉络，折射出在组织研究中发展出来的垃圾桶模型的特征(Cohen、March & Olsen，1972：1-25；March & Olsen，1979：281-296)。组织问题、解决与解释方案、理论工作者与实际从业者以及理论发展的特别机会构成相对独立的流，在一个宽广的环境内交汇碰撞。组织理论家在合适的时点以特定方式集合这些发展，实现理论的突破。由于组织理论的多个流几乎涉及到组织问题、社会科学和人类生活所有重要方面，理论形成的方式和过程显示出某些偶然性的特征。

实践、学科和范式对于理论发展的影响是不一样的，但也并不是随机的。组织实践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建构和演进的问题、动力和素材，是激发理论想像力的基础。学科的思考角度则为理论构建提供了特定的关注方向、理论背景和研究框架。不同学科对相同现象有不同反应，比如社会学倾向于后向地观察组织以构建因果性，而管理学倾向于前向地观察组织以设计工具行为。与学科相比，范式是更为基础的研究传统和理论框架，涉及基本的自然观或世界观。社会科学领域的范式划分体现为各个学科内的领域划分，例如社会学研究范式，其划分就包括“社会事实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等”(王建民，2005)。学科与范式之间存在不规则的交集，这些交集引导了对于实践的理论构建。

对理论形成的探讨必须至少从这三个角度着眼，理论综述需要考虑到这三个角度的变化。一般学者在分析组织理论的发展路径时，会采取依照学科的角度，例如从管理学、社会学或经济学的角度看组织理论的演变。这样虽然有助于发现一些学科内理论发展的脉络，但是也有弊端。当这些学科的研究范式出现不连续，造成学科内的理论断裂时，解释力便会出现瓶颈。单独探讨某一学科主导下的组织理论，容易忽视代表性的组织实践可能同时对不同学科的组织理论产生的影响，以及不同学科之间经常的交叉现象(及其解释)。

学科和范式的内部细化和丰富化固然重要，可以对事实作出新的或进一步的解释，形成新的理论。但是理论创新发生的一个重要区域是现有的学科之间和范式之间的交界区域，此时的理论创新即理论整合。学科交叉和范式交叉往往在给定范式或学科的情况下最容易实现。如表 2所示，假设只有两个范式和两个学科，并且存在完全的4个交集(即理论区域)，则理论创新主要在横向(给定学科)或纵向(给定范式)上发生。由于范式的基础性更强，给定范式的理论整合更容易发生在理论Ⅰ与理论Ⅲ之间，或者理论Ⅱ与理论Ⅳ之间。H·西蒙(simon，1945)的决策理论就是在人类关系学派的基本框架内对管理学和心理学理论的整合。给定学科的理论整合发生在理论Ⅰ与理论Ⅱ之间，或者理论Ⅲ与理论Ⅳ之间，难度要大一些。劳伦斯与洛尔施(Lawrence & Lorsch，1967)的组织权变理论是在社会学内部对于封闭模型和自然系统模型的整合。最困难的理论整合发生在对角线上，即在理论Ⅰ与理论Ⅳ之间，或者理论Ⅱ与理论Ⅲ之间，要求同时对范式和学科进行整合。汤普森的权变理论则不仅整合了封闭模型和自然系统模型，而且将社会学和管理学的理论同时整合。与给定范式的整合不同，后两种类型的理论整合往往要发展新的范式，例如劳伦斯与洛尔施和汤普森的权变理论都建立在组织的开放系统假设之上。

组织理论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的分化客观上制造了整合理论的张力，而整合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现代主义才特别关心的系统性、可积累性的问题。不同理论的整合依赖它们在基础性结构上的兼容性，这决定了组织理论的整合常常是在范式内进行的。近期出现的整合努力主要发生在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制度理论之间，例如马丁内兹和T·戴辛(Martinez & Dacin，1999：75-96)用一个权变框架，分析组织面临的规范压力和交易成本的模糊性对于组织的结构采纳行为的影响；罗伯茨和格林伍德(Roberts & Greenwood，1997：346-373)则在交易成本理论的比较效率框架上结合认知限制和制度影响，发展了一个受限制的效率框架来解释组织的结构采纳行为。这些整合的基础在于对组织理性的假设。类似的整合没有在这些理论与非主流理论间出现。

这个现象的背后是一个更大的悬念，即范式整合的可能性问题。范式作为理论的容器或平台，使得跨范式的理论整合往往可能徒劳无功。然而无论出于理论拓展的还是实践的需要，发展不同理论的讨论平台，避免理论的封闭发展都是必要的。但是在范式极大分化的今天，已经很难具备范式整合的基础，非主流新理论的出现本身就是挑战世界观上的统一性。为了实现组织理论的有意义整合，可能不得不依赖新范式的创立，而不是在原有范式中拼和合理因素，而即使新范式也可能只是对于部分理论的局部综合。

注释：

1 本文中工具理性包含两方面的因素，即实现特定目标的技术有效性和经济节约性。

2 即在法约尔理论基础上提出POSDCORB行政功能要素论以及组织部门化的四原则。

3 韦伯的行政学术思想因为语言原因在其生前并未受到英语世界的足够重视。1946年格尔斯和米尔斯翻译韦伯社会学文集后，其行政思想才迅速为英语学术世界奉为圭臬。尽管存在大量耦合，韦伯的行政思想系统本身是独立于科学管理运动的。

4 人类关系学派缺乏对于中观和宏观社会环境的探讨，其开放性不是彻底的。

5 人类关系学派并非对权力问题无所察觉，相反，笔者认为该学派视权力结构为一个给定的条件。人类关系作为研究客体主要指的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或者从企业所有者或经营者角度看与劳动者的关系。这构成一个给定的权力关系。

6 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与现代性(modernity)紧密相连的一个概念。现代性既表现为一种庞杂的理性的世界观，例如对个人的理性和对于世界的系统性假定、在社会层面的人文、法治、民主、进步的理念；又表现为与之对应的现代社会的实际经济政治和生活方式，例如工业化和民主制度。现代主义是对于现代性的合理性的尊崇。

7 该五要素构成了威廉姆森的组织失败框架，籍此威廉姆森将科斯的“引用甚广但使用甚少”(Coase，1972)的交易成本概念进一步界定。

8 与威廉姆森相悖，他们认为组织内合同与市场合同不存在本质区别，企业形式主要由团队生产的信息需要决定。

9 正式理性是现代社会普遍应用的正式集体制度，包括工业资本主义企业、官僚科层制和正式法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