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社会学认为人类的经济行为不是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设想的那样独立于外在的社会环境，而是处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格兰诺维特(Granovetter，1985)强调经济行为都是“嵌入”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格氏的这一论点有着大量关于劳动力市场的经验证据，在不同地区和类型的劳动力市场上，很多求职者并不是通过正式的市场途径找工作，而是借助亲戚或朋友关系等非正式渠道获得工作的(参见Granovetter，1992：233-264；边燕杰，1999：1-13)。格氏基于自己的经验研究不仅提出了“弱关系”的假设(Granovetter，1973)，更引发了“强关系”的研究(Bian Yanjie，1997)，以及作为传统经济学中经济行为的求职过程与社会网络关系的讨论。

近十年来，对我国劳动力市场求职的经验研究，包括对特定地区的劳动力就业的研究(边燕杰、张文宏，2001：77-89)，对下岗职工再就业的研究(丘海雄等，1998：31-37；赵延东，2003)以及对城市农民工流动的研究(李培林，1996：42-52；陈阿江，1997：33-41)等仍囿于上述“强关系”和“弱关系”的社会网络与正式的市场就业方式的框架里。

关于嵌入性的理论在劳动力市场求职方面的最新发展是由布莱顿和卡瑞亚(Brinton and Kariya, 1998)提出的，下面我们着重介绍一下他们的主要理论框架。

一、相关文献：求职的不同方式

布莱顿和卡瑞亚(Brinton & Kariya，1998：181-207)在他们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研究中扩展了已有的关于嵌入性的分析框架，首次提出了组织嵌入性¹的概念。在布莱顿和卡瑞亚看来，存在三种典型的求职方式：原子化的方式、社会嵌入性方式和组织嵌入性方式。

原子化的工作搜寻方式就是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是通过类似报纸广告、招聘会等市场方式实现求职和就业的。所谓原子化是来自格兰诺维特对经济学中个体处理的一种归纳，就是说劳动力市场中的每个个体如同原子一样相互之间没有差别，完全是同一种“理性人”(Granovetter，1985：481-510)。在劳动经济学中，不同的个体能够找到怎样的工作主要取决于每个劳动力所具备的人力资本差异。可以说，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取决于你接受的教育或培训的多少和质量，也就是你“知道什么”(what you know)。

社会嵌入性，或者说是通过人际关系纽带进行的工作搜寻，是指在劳动力的买卖双方之间存在一个第三方的个人，例如亲戚、同学或朋友等等，他为劳动的交易双方提供信息，²起到牵线的桥梁作用。社会嵌入性又通常被划分为强关系(亲友)和弱关系(相识关系)。社会嵌入性意味着，为了能够找到好的工作，你认识什么人(who you know)，以及和他的关系如何，就显得非常重要。

虽然，不同学科背景的(经济学的、社会学的等等)在学者的研究中，对求职途径和方式的定义不同，如上述原子化的方式也被称做是市场化、正式的求职方式，而社会嵌入性则被称为社会关系、社会网络或非正式的求职方式。但可以看出，上述两种工作搜寻方式是已有的多数研究工作搜寻的文献所关注的内容。

布莱顿和卡瑞亚提出的组织嵌入性，是不同于以上两种工作搜寻的第三种方式，它是指劳动力的供给方的工作搜寻是通过他所隶属的某个组织机构同雇佣者之间的关系来实现的，例如，学生通过学校的推荐就业，工人通过工会的介绍找到工作等等。

组织嵌入性同社会嵌入性、原子化的方式相比，究竟有什么样的不同？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它能构成一种独立的、新的求职方式呢？首先，同社会嵌入性这种方式相比，虽然组织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两种工作搜寻方式都需要通过介于求职者和雇主之间作为中间人的第三方，但是前者涉及的第三方是求职者所隶属的一个组织机构，而后者中的第三方则是联系求职者和雇主的个人。其次，同原子化的方式相比，这与一些人通过劳动中介公司提供的信息找到工作有什么不同呢？这里的不同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组织嵌入性强调的是诸如学校和企业、工会和企业这两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详见注1)，而不是企业与企业或公司与公司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通过组织嵌入性求职、被推荐的员工是组织的成员，因此这种推荐提供给员工的不仅仅是就业的信息，同时，员工也获得了组织的“影响”。³

布莱顿和卡瑞亚(Brinton & Kariya，1998)基于日本劳动学会1981年对4，255名25-69岁的男性职业流动与历史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1)总体来看，每个组群使用组织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的求职方式要远高于原子化的方式，年轻的组群比年老的组群更多使用组织嵌入性的方式；(2)与受高中教育水平者相比，受过大学教育者使用组织嵌入性的求职方式要显著高于社会嵌入性方式，而受过初中和小学教育者使用组织嵌入性的求职方式显著小于社会嵌入性方式，使用原子化方式也显著小于社会嵌入性方式；(3)在控制了年龄组群和受教育水平的情况下，使用组织嵌入性的求职方式更有可能被大企业和大公司等用人单位所录用。

此外，除了布莱顿和卡瑞亚提到的这三种求职途径之外，在我国当前转型的社会发展阶段，求职中通常还保留着一定程度原来计划经济指令的特点，计划指派仍然是影响一些求职者的职业路径(张宛丽，1996；卢汉龙，1997；边燕杰、张文宏，2001)。

二、研究假设

组织嵌入性作为一种求职方式，虽然形式上不同于社会嵌入性或原子化的市场方式，但是在功能上有什么不同呢？从理性选择的角度看，由于组织嵌入性的求职方式借助的是某个组织机构来实现劳动力供求双方的匹配，从劳动力供给方来说，组织具备个人很少能够显示的声誉，经过组织的推荐，能够将劳动力的质量信息显示得更为充分。在组织声誉方面，典型的组织机构就是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从劳动力需求方面来说，如果将用人单位划分为需要高质量、高技能人才的企业和需要低质量、低技能劳动力的企业的话，前者为了找寻所需要的劳动力就有意愿付出较高的筛选成本，同高等学校等组织机构建立某种关系，⁴通过中介推荐更容易获得需要的人才；而对于后一种企业，由于所需劳动力不需要做仔细甄别便可获得，所以，它没有意愿付出较高的筛选成本。

迈尔和若宛(Meyer & Rowan，1977:：340-363)等人将新制度主义的视角引入到组织的分析中，认为合法性很重要，它会影响、约束组织的行为。如果从新制度主义的合法性角度来看，组织嵌入性比社会嵌入性更被社会规范所认可和接受。以学校为例，由于学校尤其是高等院校被赋予了为社会输送贤能人才的社会目标，学校向用人单位推荐自己培养出来的学生，是有利于这种社会目标实现的。同时，进入学校特别是优质学校的标准是相对公平的(例如通过高考选拔)，而被学校推荐的学生又是学业成绩相对优秀的，在这种情况下，组织嵌入性的方式就获得了相当的认可和接受。相对而言，社会嵌入性方式，更多体现了个体、家庭的先赋性因素，不是通过求职者的后天努力可以获得的，这样的工作机会较不被社会所认同。

可见，高校毕业生就业是最能体现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的领域之一。这里与布莱顿和卡瑞亚研究的不同是，我们关注的人群正是劳动力市场中一个特定的就业群体——高校毕业生。这不仅因为自1999年以来的扩招导致目前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一个热点问题，而且高校毕业生同其他劳动力相比又有其自身的特点。尽管按照布莱顿和卡瑞亚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研究，接受大学教育的就业群体都倾向于使用嵌入性求职方式，但我们认为，不仅高校之间的声誉存在差别，而且同一个高校内部求职的大学生也存在很大的个体差异。对于地方高校、非重点的普通院校，由于生源质量、教学水平和整体声望水平较低，它们发挥组织嵌入性方式的作用明显不及重点大学和知名高校。所以，在不同声誉、质量水平的高校中，嵌入性求职方式的使用也是不同的。对于同一所高校内部的毕业生，高校也更倾向于推荐学习成绩好，表现优秀的学生，以此来提高学校在用人单位眼里的声望，进一步加强学校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这里不是简单地将组织嵌入性分析应用于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行为，而是进一步考虑了联系求职者和用人单位的高校这种组织的质量，以及它所推荐的求职者的质量。我们认为，高等学校的声望是影响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的重要因素。为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一：高校毕业生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

假设二：在相同受教育水平上，所毕业学校的声誉越好，毕业生越有可能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

假设三：在相同受教育水平、所毕业学校的声誉也相似的情况下，学生个人在校的成绩和表现越好，越有可能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

假设四：组织嵌入性的方式对高校毕业生求职成功有正的显著性影响。

假设五：通过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找工作的毕业生将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

三、数据来源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采用的数据集来自中国教育部“十五”课题“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课题组于2003年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高校毕业生调查所获数据。本次调查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在东、中、西部各选取3个省市，每个省市选择6所高校，其中全国重点高校、一般本科院校、专科及高职院校各2所，每所高校根据毕业生学科和学历层次按一定比例发放大约600份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18，722份。下文使用的数据，根据研究的需要分别来自本数据库中的子集。⁵

该数据集的数据包含的指标变量包含6大类：(1)毕业生的基本情况：性别，招生类型，学历等。(2)毕业生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是否当过各种形式的学生干部，是否为中共党员，学习成绩在班上的排名等级等。(3)毕业生所在学校的情况：学校是否属于“211工程”大学，⁶学校是公办学校还是民办学校等。(4)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入学前的家庭居住地，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等。(5)毕业生求职的情况：求职的方式，求职的结果等。(6)求职成功毕业生的估计起薪。

其中毕业生求职方式的信息，来源于毕业生对“您主要是通过下列哪种途径求职的”这一问题回答的整理。该问题总共有8个选项，分别是：(1)学校举办的供需见面会；(2)主管部门举办的供需见面会；(3)有关部门的毕业分配安排；(4)学校方面的推荐；(5)本人的毛遂自荐、自我推销；(6)亲友的介绍；(7)社会上的人才招聘会；(8)其他。

此外，第(3)个选项“有关部门的毕业分配安排”，不属于毕业生的主动求职，而是属于毕业生被动地接受行政的计划分配。由于本研究旨在探讨高校毕业生与就业市场的双向选择中，原子化、社会嵌入性以及组织嵌入性的求职方式对于毕业生求职结果的影响，以及哪些因素决定了毕业生对上述三种不同求职方式的选择，因此，选择第(3)项的毕业生不属于本研究的考察范围。⁷而第(8)八个选项“其他”，包含的信息无法将其按照原子化、社会嵌入性以及组织嵌入性的求职方式进行归类，因此，选择此项的毕业生也不在本研究的考察范围内。⁸

(二) 研究方法

为了验证假设一，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毕业生求职方式的多元选择Logistic模型，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rm{mlogit}}\left({\rm{Y}} \right){\rm{ = }}{{\rm{ \mathit{ α} }}_{\rm{0}}}{\rm{ + }}\sum {} {{\rm{ \mathit{ α} }}_{\rm{i}}}{{\rm{{\rm X}}}_{\rm{i}}}{\rm{ + \mathit{ ε} }} $

(1)

其中被解释变量Y为求职方式的三分分类变量，如果毕业生对“您主要是通过下列哪种途径求职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第(4)项，即找寻工作获得了学校的介绍与推荐，则定义为通过组织嵌入性方式去求职，求职方式Y＝1；如果对“您主要是通过下列哪种途径求职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第(1)、(2)、(5)、(7)项，即找寻工作是参加各种公开招聘，而没有获得学校或者亲友的介绍与推荐，则定义为通过原子化方式去求职，求职方式Y＝2；如果对“您主要是通过下列哪种途径求职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第(6)项，即找寻工作获得了亲友的介绍与推荐，则定义为通过社会嵌入性方式去求职，则Y＝3，并以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作为参照。

Χ为包含了毕业生学历在内的一组可能影响毕业生求职方式的解释变量。解释变量Χ包括：

性别，二分分类变量，如果是男性毕业生，则性别＝1；如果是女性毕业生，则性别＝2，并以女性作为参照组。

招生类型，二分分类变量，如果是国家计划统招生，则招生类型＝1；否则招生类型＝2，并以非国家计划统招生为参照组。

学历，三分分类变量，如果学历为硕士或者博士，则学历＝1；如果学历为本科，则学历＝2；如果学历为专科，则学历＝3，并以专科作为参照组。

学生干部，二分分类变量，如果曾经担任过学校级干部、院、系级干部或班级干部，则学生干部＝1；否则学生干部＝2，并以非学生干部为参照组。

中共党员，二分分类变量，如果毕业前是中共党员，则中共党员＝1；否则中共党员＝2，并以非中共党员为参照组。

成绩等级，虚拟变量，如果学习成绩在班里属于前25%，则成绩等级＝1；否则成绩等级＝2，并以班级成绩不在前25%的为参照组。

家庭居住地，二分分类变量，如果入学前来自大中城市，则生源类型＝1；否则生源类型＝2，并以非大中城市生源为参照组。

父亲学历，七分分类变量，根据父亲的学历从研究生、大学本科、专科、高中或中专、初中、小学、文盲或半文盲分别赋值为1-7，并以文盲或半文盲为参照组。

母亲学历，七分分类变量，根据母亲的学历从研究生、大学本科、专科、高中或中专、初中、小学、文盲或半文盲分别赋值为1-7，并以文盲或半文盲为参照组。

为了验证假设二与假设三，本研究同样构建一个毕业生求职方式的多元选择Logistic模型，模型的函数形式与模型(1)相同；被解释变量也与模型(1)的被解释变量Y的定义与赋值完全相同。

解释变量为包含了毕业生的学校性质、以及学生在校学习成绩排名在内的一组可能影响毕业生求职方式的变量。解释变量与模型(1)中的解释变量除以下两个方面的差异外，其他一律相同。

去除了学历变量，而改为将样本分成专科、本科与研究生三个组，分别进行考察。

加入了学校性质的变量。其中对于专科组，学校性质为二分变量，如果毕业学校为公办学校，则学校性质＝1；如果毕业学校为民办学校，则学校性质＝2，并以民办学校毕业生作为参照。对于本科生和研究生，如果毕业学校为“211工程”大学，则学校性质＝1；如果毕业学校为一般高校，则学校性质＝2，并以一般高校作为参照。

为了验证假设四，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毕业生求职成功与否的普通Logistic模型，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 {\rm{Logit}}\left({\rm{I}} \right){\rm{ = }}{{\rm{b}}_{\rm{0}}}{\rm{ + }}\sum {} {{\rm{b}}_{\rm{i}}}{{\rm{Z}}_{\rm{i}}}{\rm{ + \mathit{ ξ} }} $

(2)

其中被解释变量I为求职成功与否的二分虚拟变量，如果求职成功，则定义I＝1。

解释变量Z为包含了求职方式在内的一组可能影响毕业生求职成功与否的解释变量，解释变量Z包括：

性别，虚拟变量，如果是男性毕业生，则性别＝1。

招生类型，虚拟变量，如果是国家计划统招生，则招生类型＝1。

学校性质，虚拟变量，如果毕业学校为公办学校，则学校性质＝1。

学历，以专科为基准，本科和研究生两个学历层次的两个虚拟变量。如果学历为本科，则本科＝1；如果学历为硕士或者博士，则研究生＝1。

学生干部，虚拟变量，如果曾经担任过学校级干部、院、系级干部或班级干部，则学生干部＝1。

中共党员，虚拟变量，如果毕业前是中共党员，则中共党员＝1。

成绩等级，虚拟变量，如果学习成绩在班里属于前25%，则成绩等级＝1。

城市生源，虚拟变量，如果入学前来自大中城市，则城市生源＝1。

父亲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根据父亲的学历转换而来。

母亲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根据母亲的学历转换而来。

求职方式，以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为基准的两个虚拟变量。

如果对“您主要是通过下列哪种途径求职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第(4)项，即找寻工作获得了学校的介绍与推荐，则定义为通过组织嵌入性方式去求职，组织嵌入性＝1。

如果对“您主要是通过下列哪种途径求职的”这一问题的回答是第(1)、(2)、(5)、(7)项，即找寻工作是参加各种公开招聘，而没有获得学校或者亲友的介绍与推荐，则定义为通过原子化方式去求职，原子化＝1。

为了验证假设五，本研究构建了一个求职成功毕业生的估计起薪的单对数回归模型，模型的函数形式为：

$ {\rm{ln}}\left({\rm{W}} \right){\rm{ = }}\;\;{\rm{ = }}{{\rm{c}}_{\rm{0}}}{\rm{ + }}\sum {} {{\rm{c}}_{\rm{i}}}{{\rm{S}}_{\rm{i}}}{\rm{ + u}} $

(3)

其中W为求职成功毕业生对其月起薪的估计值，S为包含了求职方式在内的一组可能影响毕业生月起薪的解释变量。模型(3)的S与模型(2)中的Z包含的变量是完全一样的。

四、实证检验结果 (一) 关于受教育水平与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之间的关系

首先检验假设一，表 1是模型(1)的回归结果，考察了受教育水平对求职方式选择的影响。从表 1我们可以看到，在控制了性别、招生类型、毕业生在学校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毕业生的家庭背景后，较之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学历越高的学生越倾向于采用组织嵌入性以及原子化的求职方式。其中以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为基准，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条件下，本科毕业生较之专科毕业生，前者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的概率是后者概率的1.349倍；研究生较之专科毕业生，前者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的概率是后者概率的2.077倍。并且上述学历造成求职方式选择的差异，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可见，本研究的假设一得到了验证，即高校毕业生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同布莱顿和卡瑞亚(Brinton & Kariya，1998)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相比，不同于他们把被调查者的教育水平划分为小学、初中、高中和大学四个水平，我们单独考察大学毕业生中大专、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对求职方式影响，仍然发现受教育水平越高者，越有可能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

我们将模型(1)的多元选择Logistic模型转换成两个二元选择Logistic模型，并采用逐步回归的方法验证回归结果的稳定性，发现无论是采用多元选择模型抑或两个二元选择模型、无论是采用逐步回归还是固定变量，毕业生学历对于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的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一结果非常稳定，并不受模型变换以及变量增减的影响。

(二) 关于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毕业生的个体质量差别与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之间的关系

在假设二和假设三中，我们将样本分成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三个组，分别进行回归。我们这里仅列出本科生组的回归结果，表 2考察了学校性质和毕业生个人差异对本科生求职方式选择的影响。

从表 2可见，学校性质对于本科毕业生选择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为基准，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条件下，“211工程”大学的本科毕业生比一般高校的本科毕业生，前者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的概率是后者概率的1.568倍。然而在研究生与专科生组，学校性质的系数不显著，即“211工程”大学抑或一般高校对于研究生选择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没有显著的影响，公办高校抑或民办高校对于专科生选择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也没有显著的影响。

这样假设二的结论得到了部分验证，即学校性质对于本科毕业生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或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两者之间的选择有显著影响，所毕业学校的声誉越好，学生越有可能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而这一现象，并不适用专科毕业生和研究生。

另外，无论是专科生、本科生抑或研究生，学校性质对于毕业生在原子化求职方式和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之间的选择都没有显著影响。

从表 2我们还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学校性质后，学习成绩等级和学生干部经历对于本科毕业生选择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以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为基准，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条件下，学习成绩在班里前25%的本科毕业生比学习成绩排名靠后的本科毕业生，前者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的概率是后者概率的2.716倍。有过学生干部经历的本科毕业生比没有过学生干部经历的本科毕业生，前者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的概率是后者概率的1.808倍。而且在专科生组，成绩等级的系数也是显著为正，但是在研究生组，成绩等级的系数却不显著。学生干部经历在专科生组和研究生组的系数都不显著；同时，还发现在三个学历组毕业生是否中共党员的身份对求职方式的影响都不显著。

这样假设三的结论也得到了部分验证，即在学校声誉相似的条件下，学生在校的学习成绩和是否有过学生干部的经历，对于本科毕业生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或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两者之间的选择有显著影响，学习成绩在班级排名越靠前、曾经当过学生干部，学生在求职过程中就越有可能获得学校的推荐，但这一现象，并不适用研究生，而对于专科生，也仅是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有可能得到学校的推荐。

另外，无论是专科生、本科生抑或研究生，学生干部经历、中共党员身份对于毕业生在原子化求职方式和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之间的选择都没有显著影响。而以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为基准，在控制了学校性质的条件下，在校学习成绩对于本科毕业生和专科毕业生选择原子化求职方式都有正向显著影响。

同样对于假设二和假设三的实证结果，无论是采用多元选择模型抑或两个二元选择模型，无论是采用逐步回归还是固定变量，学校性质、成绩等级、是否有过学生干部经历和是否是中共党员对于毕业生选择何种求职方式的影响效果，并不因模型变换以及变量增减而发生变化。

(三) 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对高校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影响

再来看假设四，表 3考察了求职方式与毕业生初职之间的关系，它是模型(2)固定变量+逐步回归的结果：固定“组织嵌入性”和“原子化”这两个需要重点考察的虚拟变量，而对其他变量进行逐步回归。从表 3可以看到“原子化”的系数是正的，但不显著；“组织嵌入性”的系数也为正，而且是显著的。这说明毕业生通过组织嵌入性方式，有助于其求职成功。

为了检验“组织嵌入性”系数显著为正和“原子化”系数不显著这个结果的稳定性，对模型(2)并不固定任何变量，而对所有变量都进行逐步回归，那么“原子化”最终不能进入模型，但“组织嵌入性”依然在模型中，系数大小基本不变，而且系数依然是显著为正。

可见假设四得到了验证，即组织嵌入性的方式对高校毕业生求职成功有正的显著性影响，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的毕业生求职成功的概率是通过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的毕业生求职成功的概率的1.626倍。

(四) 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对高校毕业生初职起薪的影响

最后我们再来看假设五，求职方式对毕业生初职起薪的影响。对模型(3)也同样采用固定变量+逐步回归的方法：固定“组织嵌入性”和“原子化”这两个需要重点考察的虚拟变量，而对其他变量进行逐步回归。表 4是模型(3)固定变量+逐步回归的结果。从表 4可以看到“组织嵌入性”的系数为正，但在统计上都不显著。这说明在求职成功的毕业生当中，通过组织嵌入性方式找到工作的起薪并不比通过社会嵌入性方式找到工作的起薪高。而“原子化”的系数在统计上也不显著。因此我们认为，实证结果拒绝了假设五，即通过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找工作的毕业生并不能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⁹对于这个结果，我们的解释是，在一个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生涯初期，是否找到工作比收入起薪的高低更显重要。根据教育收益率研究中常见的年龄-收入曲线(参见陈晓宇等，2001)，不同受教育程度者在22岁左右(大学本科毕业)的收入差异并不明显，只是随着工作经验的增加，不同受教育程度对收入的影响才体现出来。所以，我们推测由于教育质量(学校质量和个体差异)造成的求职方式不同，以及由此带来的收入差异也只会在以后的工作中逐渐显现出来。¹⁰

至此，我们对五个假设的检验全部完成，实证结果完全支持了假设一与假设四，而拒绝了假设五。对于假设二，实证结果显示在本科层次声誉更好学校的毕业生更倾向于通过组织嵌入性方式求职，但这一现象在专科与研究生层次并不显著。对于假设三，实证结果显示在本科层次，在校学习成绩优秀和有过学生干部经历的毕业生更有可能得到学校的推荐；在专科层次，学习成绩优秀毕业生也更有可能得到学校的推荐。无论个人表现怎样，但在研究生层次都不显著。

五、结论和进一步研究的建议

基于布莱顿和卡瑞亚(Brinton & Kariya，1998)的研究，本文讨论了社会学在劳动力市场与求职中“强关系”和“弱关系”这一分析模式之外，组织嵌入性这一求职方式对于分析求职的意义和作用。我们将组织嵌入性分析应用于我国高校毕业生的求职过程，考察了在高校毕业生求职过程中对组织嵌入性这一求职方式的影响因素，以及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对毕业生初职的影响。我们发现：

第一，关于受教育水平与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之间的关系，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可能使用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

第二，关于高校的教育质量和毕业生的个体质量差别与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本科层次，声誉好的学校的毕业生更倾向于通过组织嵌入性方式求职。在本科层次，在校学习成绩优秀和有过学生干部经历的毕业生更有可能得到学校的推荐；在专科层次，学习成绩优秀毕业生也更有可能得到学校的推荐；但这一现象在研究生层次并不显著。

第三，关于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对高校毕业生初职获得的影响，研究发现毕业生通过组织嵌入性方式，有助于其求职成功。在其他变量相同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求职成功的概率是通过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求职成功的概率的1.626倍。

第四，关于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对高校毕业生初职起薪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组织嵌入性求职方式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并不能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

此外，我们建议可以进一步拓展的方向有：第一，数据样本可以扩展到各级教育水平，包含无学历、小学教育、初中、高中和大学等。由于这里数据的限制，我们只考察了高等教育中的大专、本科和研究生三个层次，那么求职方式在大学之下是不是会有所不同呢？布莱顿和卡瑞亚(同上)对日本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发现，随着学历水平的下降，求职者更倾向于使用社会嵌入性求职方式，借助亲戚朋友的关系来求职。我们也可以考察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情况如何。第二，从可获得性来看，数据样本还可以扩展到各个年龄层的求职数据和不同时点的纵向数据，由于我们的样本是针对同时毕业的高校毕业生的，所以没有办法看出不同的求职方式以及整体的求职结构如何随着社会经济变迁而发生的变化。通过各个年龄层的求职数据和不同时点的纵向数据可以比较求职方式如何随我国经济社会转变而发生的变化。第三，在布莱顿和卡瑞亚(同上)的研究中，还归纳出了一种介于组织嵌入性和社会嵌入性之间的混合求职方式，被称之为“准组织嵌入性”(semi-institutional embededness)方式。它是指毕业生不是直接借助学校推荐，而是通过已经毕业进入用人单位的校友找寻工作的方式。在很多国家，校友网络在传递工作招聘信息或求职者的信息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¹¹布莱顿和卡瑞亚(同上)只做了一些访谈和质性分析(qualitative analysis)，相关的数量分析可能会更有帮助。

注释

1在英文原作中作者使用的是“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Brinton & Kariya，1998：183)，而且作者特意强调他们没有用“organizational embeddedness”，因为这种嵌入性关系是指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机构之间的，例如，学校和企业之间，或者工会和企业之间等。这里，学校、工会和企业属于不同类的机构(institution)；同时，在学校这种组织类型中(institution)，两所学校也是不同的(organization)；同样，两个工会以及两家企业都是不同的，他们之间，学校之间或者企业和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属于organizational ties，而不是institutional ties。在行文中我们为了表述的方便将“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译作组织嵌入性，这里的组织是指像学校、工会和企业这些属于不同类型的机构。

2或者是提供实质性帮助的“人情”，亦或同时提供了工作“信息”和“人情”(参见Bian Yanjie，1997)。

3此外，将组织嵌入性与组织间的关系网络相比，例如，A公司推荐自己将要离开的员工到B公司工作，两者又有什么不同呢？这里的差异与原子化方式比较的第一点差异相同，就是组织嵌入性更关注的是学校和企业这种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的组织之间的关系。

4例如，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大型知名企业在高校设立的各种奖学金，或者在高校资助各种学生活动等等。

5在剔除下面描述的前四类变量存在缺失值、奇异值以及不在考察范围内的样本后，总样本是12，262，为表 1计算使用的样本数。其中本科生样本是6，942，为表 2计算使用的样本数。在12，262个总样本中，其中毕业后想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而且回答了工作找寻结果的样本是7，136，为表 3计算使用的样本数。在此基础上，求职成功而且回答了其估计起薪的样本是3，497，此为表 4计算使用的样本数。

6关于“211工程”大学的名单可参见中国教育与科研网(2004)。

7我们也曾经将选择计划分配求职方式的毕业生样本囊括进本研究的总样本中，然而加入这部分样本与否丝毫没有影响本文的所有实证检验结果。由于本文的重点不在于探讨计划分配的求职方式。为了讨论方便计，我们在最后形成本文时就没有将这部分样本纳入本研究的总样本中。

8选择“其他”项的样本很少。

9我们曾经也想参照布莱顿和卡瑞亚(Brinton and Kariya, 1998)的研究思路，以企业的规模作为被解释变量。但是，可能是由于企业规模是毕业生的估计值的缘故，很不准确，导致最终能够进入回归模型的变量只有“城市生源”这一个，而且模型的R平方非常小。

10另外，需要补充的是，这里的收入差异指的是大学学历中相同受教育程度的人群，由于教育质量差异、求职方式不同而带来的差别，可以看出，在大学毕业生初职阶段，这种差异是很不明显的。

11虽然，校友的推荐看起来是非正式的，似乎同社会嵌入性方式一样。但是，在校友帮助就业中，通常还是有校友所毕业母校的介入，而这些校友有时作为用人单位代表进行招聘，也是用人单位为了同学校保持一种非正式的关系。所以，这种方式被看作是“准组织嵌入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