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华尔德(Andrew Walder)¹在他的著作《共产主义的新传统主义》中从权力关系的角度深入研究了计划体制下中国大陆的工人阶级。他在书中描述了计划时期中国工厂中工人阶级的地位和生活，分析了工人阶级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与工厂管理者的互动，展现出主导工人阶级生活和工作的政治权力结构。为了强调现代中国工业中的权力结构模式与人们所熟悉的现代工业的差别，华尔德采用了“新传统主义”这一概念，借助这一分析性概念，他探讨了现代中国工业中的权力关系及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特殊性，并且透过这扇窗户来帮助人们理解国家政治结构的社会基础。而他也凭借此文为系统研究中国的单位制奠定了基石。

当前，随着市场力量日益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计划向市场的体制转轨进入攻坚阶段，但是，市场力量的突破不是均匀的、同时的。在体制比较灵活、传统力量相对薄弱的区域，转型最早发生，而且市场化进程很快；而在保守力量比较强、与再分配体制下利益分配关联紧密的地方，市场化的进展就相对滞后，因此，当前的社会转型呈现出行业、区域的分化。在医院、学校等传统大型社会组织中，还残留着明显可见的计划体制特征。针对这些传统的大型社会组织的体制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已开始，历经了十多年的变革，至今仍在继续，而且依然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以高等院校为例，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颁发了《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体制改革进入一个新阶段。1999年1月，国务院批准的《面向2l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中国教育报》，2003：第4版)。高校改革十多年，学界相关的研究层出不穷，从理论上、实践上为高校改革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和建设性意见。回顾这些学术成果，主要集中于从组织和管理的角度进行制度分析，而从高校管理秩序内部出发进行的经验性研究，从而考察高校管理及其变迁的视角则并不多见。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由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得到启发，希望从学校内最基本的一对关系——学校与学生的关系出发，借助“新传统主义”的分析框架，以某高校的“校长日”制度为例，考察转型时期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并以此为契机，探究高校管理秩序建立的基础及校内各方的行动逻辑。笔者希望通过这样一种微观的、自下而上的经验研究，能为研究高校内部管理结构，甚至类似的传统大型社会组织的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一种新视角。

一、“新传统主义”理论简述

为了方便后文论述，笔者首先对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进行梳理。华尔德借助“新传统主义”这一理论概念，希望能帮助人们对各种不同的社会的工业中的权力结构进行比较，而这一概念的核心是两个制度性的特征：一是“制度性依附”(organized dependence)；二是工厂的“制度文化”(institutional culture)(华尔德，[1986]1996：15)。在华尔德看来，中国的工厂是一种不同于西方企业组织的独特组织形式(孙立平，2004：217)，单位中存在三种由制度决定了的依附关系：其一，工人对单位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依附。在再分配体制下，国有企业的就业不是市场关系，单位对个人实施总体性的控制，工人依赖单位分配获得工资、福利、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等各种资源。工人对单位的经济和社会依附性与他从外界所能获得替代资源的可能性呈反比。其二，工人对工厂领导在政治上的依附。华尔德认为，在社会主义国有企业中，党的组织建设和企业行政管理是并行的，工厂中安置着各种相互重叠的政治组织以防止有组织的反对派的产生，并同时在工人中发现并动员新的积极分子。由于工厂领导占领了所有的政治空间及其附带的各种资源，因此工人若要获取自身利益，只有在政治上高度依附于领导。其三，工人对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由于上级对工人有雇佣、分配资源和操纵赏罚的权力，因此形成了个人对上级个人化的依赖。

为了解释工厂中“制度性依附”，华尔德([1986]1996：25)使用了“权威的制度文化”来界定工人阶级对权威承认的种种条件。他认为共产党社会的模式从制度文化角度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党在工厂车间里中培养庇护关系，发展出一套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网络。这种关系是非人格化的、纵向的、相对稳定的和有原则的特殊主义的(principled particularism)，表现为管理层与积极分子之间的互惠：管理层有倾向性地奖赏与提拔忠诚合作的工人，而积极分子在各种关键场合配合党和企业的管理。其次，这些积极分子和领导之间垂直的忠诚关系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积极分子与普通工人的分裂：普通工人对积极分子采取孤立或对抗的态度，并把对工厂的不满发泄到积极分子身上。于是，工人队伍的整体从社会和政治层面上割裂开来。第三，一种以实用性的私人关系为特征的亚文化成了工人以个人的方式追求自己利益的渠道。由于工厂领导控制了资源的分配，工人往往通过发展同厂里干部的关系，以期在特殊时刻这些干部能把规章制度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变通。“这些实用性的私人关系是每个工人在工厂中追求自身利益的重要渠道。”(同上：26)

总结起来，在华尔德这里，建立在稀缺资源再分配基础上的“组织性依附”²是分析单位制度的核心概念(孙立平，2004：218)。稀缺的资源配置体制和特定的社会结构使有组织的利益无以形成，纵向的庇护主义关系与横向的工具性的个人关系的交织，为以个人的形式追逐自己的利益提供了可能。这一切构成了中国再分配体制中社会关系的基本轮廓(孙立平，1996：25)。

二、“校长日”制度介绍

由冲突入手来考察事件展现的社会事实是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方法。那么，考察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最直接的办法莫过于来到管理方和被管理方正面冲突的现场，通过观察双方当时的言行，逐步深入到对双方的应对策略和背后起作用的制度背景的研究当中去。A校的“校长日”制度正是这样一个切入点，它为学校领导和普通学生直接会面、共商问题提供了制度保障和发生场所，为我们考察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提供了良机。

笔者从2004年5月开始，对A校的“校长日”制度开展观察，全程参加了该校2004年春季学期的四次“校长日”活动。在现场，笔者用笔记方式记录下活动的全部过程，包括出席人员坐次、进出场时间、发言内容和现场气氛等。此外，笔者以普通同学身份在几次活动现场提出过提案与校方对话。当然，笔者还查阅了2003~2004年校学生会公布的全部“校长日”活动记录，并将提案按教学相关、生活相关等进行了整理归类。以上工作都是为了使笔者的观察和参与尽可能反映活动的常态，从而有助于认识领导与学生干部、普通学生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考察学校管理体制的运作逻辑和程序。

本文涉及的A校是一所全国重点高校。“校长日”是其以维护学生权益、加强学校与学生交流、构建和谐校园为目的，在近几年建立起来的特色制度³，由校学生会和研究生会相关部门(以下简称“两会”)负责组织，每隔两周在固定地点举行。参加人员由校领导及学校各部门负责人近十人、“两会”相关学生干部和到会普通同学三类构成。议程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由“两会”学生干部回顾上期提案、通报解决情况，然后提出本期提案，校领导或各部门负责人予以解答；第二部分，到会普通同学向与会领导自由提问。会议结果由“两会”学生干部整理，在会后发布到学生网络社区，同时印成书面材料张贴到各宿舍楼。

会议提案有几种形成方式：第一，“两会”相关部门通过日常观察和校园BBS热点话题形成内部提案；第二，对普通同学来说，可以通过给“两会”相关部门写电子邮件、打电话直接反映，也可以向本人所在党团支部或者班级递交提案，或者在教学楼专设的留言版留言，最后，直接到“校长日”当场提问。

根据该校研究生会2003年《工作报告》(草案)，“两年来，共收到同学提案36件，其中本学期收到提案29件。(提案中)研究生会提交提案21件，基层研究生分会提交提案15件。提案内容涉及研究生日常生活的22件，占61.1%；涉及研究生学习科研环境建设的6件，占16.7%；其他提案8件，占22.2%。截至2003年11月15日，已经有20项提案得到反馈，大部分已经得到解决，部分即将得到解决。从反馈意见看，绝大多数同学对办理结果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

学生会工作报告对本科生工作的总结是，“2003－2004学年，学生会累计提交并处理正式校园权益提案56件，包括学生公寓相关问题提案22件、后勤服务相关问题提案16件、校园交通问题提案9件、教学及教学设施相关问题提案6件、体育设施相关问题提案3件。”

从上面的数据可知，涉及学生日常生活的提案占了总数的60%以上；关于学校管理制度的位居第二；再次是教学、科研问题。显然，学生对学校的意见主要集中在生活事务，而不是想象中的与学业有关。

三、“校长日”制度中的“新传统主义”

通过上文对“新传统主义”理论和“校长日”制度的简述，笔者提出的假设是：高校是转型过程中市场力量进入较晚、计划体制残留较多的传统大型社会组织，因此，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在高校环境中依然具有相当的解释力。但随着市场力量的侵入，这些传统大型社会组织的管理框架也随之调整，从而朝着更适应市场社会要求的透明化、弹性化方向转变。

当然，本文的研究并不囿于华尔德的框架。第一，研究单位存在差别，即“新传统主义”研究的是作为经济实体的工厂，本文讨论的是作为事业单位的高校；第二，时代背景不同：“新传统主义”研究的是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内部关系，本文关注的是市场转型过程中的单位内部关系。因此，借助华尔德“新传统主义”理论的分析思路，结合市场转型的时代背景和高校内部权威结构的具体情况，本文探究学校的管理权力如何施加在学生身上，学生如何在被管理中发展自己的行动逻辑，进而启发人们思考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实质性关系。

(一) 学生对学校“家长式”的依赖关系

严格来讲，作为教学单位，高校与学生应该是提供教育资源和接受教育服务的关系。但是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建国后，高校不但具有教书育人、科研开发的功能，而且还搞后勤、自办福利。在A校这样一所一直由国家重点投资的高校，师生员工享受着一套从幼儿园到养老院、从农贸市场到殡仪服务的完善的社会福利。学校不但负责为学生安排教学、科研，而且提供医疗、食宿等全方位的后勤服务。这样，形成了学校与学生之间以教学关系为主、全套后勤保障为辅的管理格局。学校的管理触角，纵向按院系、班级管理到人；横向按宿舍楼、室长落实到户，鼓励学生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沿着纵横两条线向上反映。同时，通过这两条线，学校控制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学校通过开展各种活动评价学生，这些评价结果通过个人档案与学生的毕业成绩挂钩。因此，从学校的角度，对学生的管理是家长式的无微不至。高校实行招生“并轨”前，学校还负责学生的毕业分配，学生的前途与在校表现直接关联，学生对学校的依赖更加明显。

从学生角度讲，刚刚告别中学时代，脱离父母、老师的全面管束不久，突然进入大学这个自由宽松的环境，很多同学还不适应。而高校生活几乎都是住校管理，多数学生异地求学，举目无亲，从心理上也容易依赖学校。加上学校配套完善的管理体制，学生自己也把学校当作身边的父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向学校反映，“校长日”的提案即可为证：从浴室开放时间到超市水果价格，从宿舍报修到自行车丢失，多数都是生活琐事。

从以上两个方面讲，学校照顾学生，学生依赖学校的关系模式与“新传统主义”理论中工厂全面介入工人生活，工人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依附单位的“组织性依附”有相似之处，但也有性质上的不同。

“新传统主义”理论下的“组织性依附”是指，计划时期的工厂控制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对工人实行总体性控制，而由于工厂外的替代资源有限，因此工人对工厂的服从，将有机会得到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资源。

但是如今中国大陆的高校，虽然学校提供、分配着教学和后勤资源，组织、管理着学生，对学生的管理像家长对孩子式的，但却并不能形成总体性控制，不能使学生形成对学校的“组织性依附”。因为学生的成功并不依赖于对学校的遵从，服从管理并不能直接兑现为成功的大学生涯。除了学校提供的教学服务，学生还可以通过参加校内社团活动、校外兼职等其他机会，锻炼自己的专业技能，培养自己的社会活动能力，发展兴趣爱好，提升综合素质。因此，尽管学生在制度上属于被管理者，但他们有自我塑造的自由，并不构成依附。

(二) 学校与学生干部的“互惠”关系

学生干部是学生中的特殊群体，他们本身是学生，但由于他们在学习之余还担任一些管理、服务普通同学的职务，因此在学生中自成一格。学生干部按所在部门性质分为党团组织干部和自治组织干部。在高校与在中国大多数单位一样，党团组织建设与行政组织管理是相辅相成的两条线。而且在学校，学生的政治表现比在单位更受重视，在党团活动中的表现和学生的政治面貌是评价学生的重要指标。党团组织的学生干部是学校政治活动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另一类学生干部是在学生会、研究生会等学生自治团体中的“当职者”。在现行的管理制度中，学生会、研究生会同居委会的角色类似，主要还是管理体制在基层的延伸，他们依赖学校给予制度上的支持，在制度框架内发挥“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功能，因而，本文所指的学生干部，就是校内各级党团委、学生会、研究生会中担任各种管理、服务职务的学生。

对照华尔德的理论，学生干部类似于工厂中的“积极分子”，他们在学生工作系统中占据各种位置，一方面为同学服务，另一方面也锻炼自己的各种能力，获得相应的社会地位、声望和资源。同时，学校通过有倾向地奖励作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形成了监控与动员学生的网络，从而推动学生工作，有效实施管理。学生干部中的重要职位，如院系学生会主席、党团支部书记每月有适当的补助，优秀学生干部在奖学金评比、竞争就业推荐或留校机会时都有专项加分。

我们通过“校长日”来具体分析学校和学生干部间的关系。首先“校长日”制度本身就是学校搭建的工作平台；其次，每期活动都由“两会”相关部门组织，在邀请出席领导、商讨提案内容等各个环节上都与校方有充分沟通。活动现场，学生干部与到会领导关系融洽，总是以商量口吻提出提案，遣词造句委婉周到。每逢出现同学提问言辞激烈的场面，学生干部总是先站出来安抚同学，或者替相关部门领导回答提问，并在会后与同学详谈。而校方在活动中对学生干部的工作也都表示肯定和支持。笔者参加的两次“校长日”，到会副校长在活动总结中都讲到“通过正常渠道反映的同学意见，以及学生会、研究生会贴近学生生活、代表学生利益的提案，学校非常重视”；“感谢学生会、研究生会的同学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有些问题学校向同学解释不明白，但是你们在这当中能起到桥梁作用，你们用同学能接受的话一解释，同学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校方通过学生干部扩展视听，从而及时发现问题、解决矛盾；学生干部因为得到了校方的支持，能够更加方便、深入地开展工作，在关键时刻会主动配合学校，同时积累社会资源。就这一点而言，学校在与学生干部形成庇护关系的同时，双方也达成互惠。

当然，学校与学生干部之间的关系不等同于华尔德所谓的工厂领导与工人之间“上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这种关系网络的前提是计划体制下工厂中的身份制度导致工人和干部享受不同待遇和福利。工人除了成为积极分子，进而被提拔进入干部队伍，几乎没有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对学生干部来说，参加学生工作只是个人选择之一，进入学生干部的“官僚”体系并不意味着在身份上高人一等，其身份仍然是学生，而在校“从政”的成功也不能保证离校后人生的顺利。

(三) 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的“对立统一”关系

从庇护主义角度讲，管理者与积极分子的关系网络纵向分割了群众和积极分子，在学校也类似。学生干部因为享有校方的庇护和优先获取各种资源的机会而从普通学生中分立出来。比如在校内重大活动中，紧俏的入场券和提问权一般都会预留学生干部的名额。

从学生干部的立场讲，学生干部的角色定位是服务于同学，加上本身的学生身份，他们的立场自然是倾向同学的。但是，由于受到了校方的庇护，作为积极分子，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必然发挥动员、宣传的作用，有为学校分忧解难的义务，因此学生干部很多时候成为缓和同学对校方不满的“中间力量”。比如某次“校长日”上提出的新宿舍区施工噪音扰民提案。事件是学校为建学生宿舍通宵施工，影响同学休息，学生意见很大却得不到解决。在同学提出问题后，校方以“建设办”负责人未到为由，未对问题正面回应。会后，同学向学生干部提出质疑，学生干部首先站在同学立场表示理解，继而摆出校方的困难试图说服同学理解学校，忍耐到完工。当同学提出有关噪音的管理规定并进行反驳时，学生干部以学校并不具有为学生提供后勤的义务为由提醒同学，学校提供宿舍其实是同学享受的福利。并且，如果需要噪音鉴定，程序执行的时间将更长，成本更大。接着为了缓和气氛，学生干部安慰同学说，学校中短期将暂不考虑新的建设，忍过一时就好。在整个过程中，学生干部既站在同学立场表示同情，又坚持学校“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大局”的原则，劝告同学忍耐。耐人寻味的是，学生干部自己的宿舍也在噪音干扰区。

从普通同学的立场讲，是否加入学生干部群体是个人的选择，但他们普遍感觉学生干部与普通学生不同，他们在言行举止、为人处世方面的确体现出官僚系统中科层人员的特征。比如日常生活中，同学们常常把担任一定职务的学生干部戏称为“领导”，或者干脆直呼其职位。在一次“校长日”活动后，一位普通同学讲到，“他们(学生干部)就这样，随便什么都是某老师说、某老师说，没事就爱汇报。”所以，普通同学与学生干部的关系呈现出“对立统一”的两面性。一方面，普通同学对学生干部在工作中捞取政治资本，在关键时刻分化同学的积极分子做法颇有微词；另一方面，在某些时候普通同学又需要借助学生干部表达意见，获取资源。笔者参加的某次“校长日”上，在到现场提问的4位同学中，有两位入场和退场时都和相熟的学生干部打过招呼，其中一位甚至在学生干部的帮助下把自己写的倡议书直接交到了校长手中。

在“新传统主义”理论中，这种积极分子和普通群众的分立导致的结果是两者在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都割裂开来。但是在现在的高校，作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与普通同学之间并没有这么深刻的对立，两者的关系应该说是有对立，但主要还是统一。原因有两点，第一，在“新传统主义”框架下，积极分子和普通群众的割裂，初衷是为了在相对封闭的工厂社会中争夺有限的资源。但现在，市场为学生提供了多种选择，同学可以从校外获得多种替代性资源。例如部分同学不习惯集体生活，就可以在校外租房，尽管学校原则上不允许，但也并非完全不可行。A校校医院的医疗质量历来倍受争议，很多同学生病宁愿自费到校外就医。只要学生愿意参与市场活动，通过校外的市场资源就能满足需求。所以，普通学生追求个人利益不一定要通过与管理者或积极分子建立功利性私人关系来实现。这是与“新传统主义”下工人在工厂中通过“工具性个人化”关系的亚文化来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形态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也因为如此，学生干部以积极分子身份得到的资源没有损害到普通同学在校内的基本生活，两者不形成紧张的资源博弈关系。第二，前文也提到过，不管作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在学生工作的科层系统中达到何种“职位”，他们的身份还是学生，这一点跟普通同学没有本质的差别。

四、“校长日”的制度分析

一项制度的产生不是空穴来风，必然有刺激因素，才会发生变革。在分析了“校长日”制度展现出的“学校学生干部普通学生”三角关系之后，笔者将从制度分析的角度，阐述“校长日”产生的原因以及发挥的作用和局限性。

(一) “校长日”制度的建立是学校传统管理体制民主化的表现

按照韦伯(Marx Weber)的定义，科层制是一种以工作为中心、人员根据严格的规章制度按职能和职位分工合作的现代组织管理方式。但其逐级反映、仪式主义的特征却容易导致官僚作风、效率低下(杨心恒，1997：234)。在再分配体制下，由于单位对工人实行“总体性控制”，因此，即便对单位不满，一般工人也只会要么使用“弱者的武器”，要么诉诸“隐藏的文本”，很少进行正面抗争。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也与此类似。在过去，学生如果对学校有什么意见，只能通过向所在班级、院系逐级反映寻求解决。而学校行政的官僚作风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将学生的意见搁置、推诿、不了了之，或者达不到学生预期的效果。随着市场改革带来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学生对学校缓慢的行政效率日益不满，权利保护意识越来越明确，加上校园网络社区提供了无障碍交流平台，校外社会通过市场机制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学生不再只是单纯地接受学校提供的服务，而是提出了参与管理、参与决策的要求。校方突然发现它在学生心目中从传统的“家长”变成了市场体制下的“服务提供者”，对学生施行全面管理的合法性受到挑战。于是，为了稳定对学生的管理，学校着手改革旧行政体制，建立起以“校长日”为标志的直接沟通机制。下面笔者与某学生干部的对话是对此问题的生动解释：

问：学校为什么要办“校长日”？

答：大道理我就不跟你说了……就是为了消除同学当中一些不稳定的因素。当时(指办“校长日”之初)就是同学反映的问题，各部门有一些推诿，同学当中有一些意见，那么好，就办一个“校长日”，大家到一起来开会，由校长、副校长、党委副书记监督着办。

(二) “校长日”制度建立起“学校学生”直接沟通机制

“校长日”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普通学生和校领导直接互动的平台，而无需经由层层上报的传统形式或者发动同学集体抗议的“草根路线”引起校方重视。究其根本，这是校方以制度化的形式引导学生力量的策略。

从学校角度看，对话机制的建立实现了对学生“原子化”的管理，同时附带着提高行政效率的功能。表面看，学生对话校领导是一对一的、个人性的，但实际上，这是在制度提供的“合法”时间、空间中开展的正式、公开的表达。有了直接沟通机制，学生不用再走集体抗议的“草根路线”，从而达到了校方稳定校园管理的目的。而且，校方如果在直接沟通过程中应对得当，将有助于增加其在学生心目中的权威性，甚至有同学就是为了“看一看‘传说中的某老师’”特意来参加“校长日”活动。

从学生角度看，直接沟通能节省解决问题的成本。学生在校的主要利益诉求是通过教学科研获得知识，与学校并无“统治被统治”的关系，也从来没有推翻校方管理的野心。对学生来说，尽管校方施行的全面管理超过了简单的知识供求关系，但是并不构成否定校方管理的理由，学校确实提供了很多便利的服务和福利。因此，对多数同学来说，出现问题尽快解决就好，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也不想费时间、花精力组织同学集体抗争，何况走“草根路线”还有被扣上“扰乱校园秩序”帽子的危险。因此，如果在“校长日”上就能直接寻求到问题解决的方法，那么又何乐而不为呢？

总之，“校长日”制度是校园社会的“减压阀”，它实际上降低了学生以群体力量反抗学校的可能性，维护了校园秩序的稳定，巩固了校方管理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与之对照，再分配体制下的社会结构是由个人之间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模式构成的，而不是由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关系模式构成的。用华尔德的话来说，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结构不是群体的集合，而是“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个人间社会联系薄弱，呈原子化倾向；在追逐自己的利益时，以个人而不是以群体的形式行动(孙立平，1996：24)。从这个意义上讲，由“校长日”制度所体现的直接沟通机制与再分配体制下个体利益的诉求方式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三) “校长日”是学校让渡部分管理权力换取学生信任的策略

尽管“校长日”展现了校方民主行政、透明管理的姿态，但它也因各种条件的限制，有着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可以从“校长日”解决的问题看“校长日”的有效性。

在每期“校长日”会议通报中，我们看到得到解决的多数是比较具体的提案。比如在宿舍楼增加晾衣绳、调整浴室开放时间、检修宿舍楼内开水机等；而涉及全校性、多部门的大型提案获得解决的机会就比较小，比如工地施工噪音扰民、校河水质污染严重、宿舍区雨水管道排水不畅、IPTV资源紧张等，这些问题不断有同学反映，但学校皆以高校扩招、财政紧张、与城市整体政策不符等“大理由”希望同学理解、配合。把这些焦点问题归类，不少都牵扯到大额的资金调动或者各部门的职责利益划分，其中也不排除某些问题得到重视与否受领导个人偏好的影响。访谈中一名学生干部提到：“像中小型的问题一般都比较容易解决。大的问题，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资金的问题。水房插座的问题……没办法，领导他不让，我们也没办法……”

由于校方始终掌握校内资源，所以尽管民主决策、透明行政的呼声日益高涨，学校也确实采取措施逐步推进，但迄今为止，学生以及作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只有提出问题的权力，而没有参与解决和事后评估的发言权，现有的监督权也是校方根据具体情况授予的。学校通过建立直接沟通机制出让部分管理权换取学生的支持和信任，但在涉及利益分配的关键领域，学生的力量仍然没有太多发挥作用的空间。这也就难怪在校园网络社区上有的同学认为“校长日什么问题也解决不了”。

另外，“校长日”只是在意见上达机制上开通了“绿色通道”，但意见的执行和落实仍须经过各级行政。这也就不排除即使学校最高领导与同学观点一致，但在执行过程中被中间庞大的各级行政部门按照各自的利益修改了“最高指示”的可能性，从而造成同学看到的往往是事与愿违的实际效果。

五、结语

正如前文所述，本文借助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的分析思路对高校内校方与学生关系展开探讨。由于市场力量的介入，高校社会生态和权力结构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因此，本文的研究既借助“新传统主义”的框架，又不囿于这个框架，着重分析在市场力量介入过程中和在高校管理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高校内部“学校学生”关系的变化。

在本文中，以A校为代表的高校尽管还能分为校方、学生干部和普通同学三方，但三者之间的关系已不全然是“新传统主义”的风格，而是看上去很像，但其实不是。学校对学生实行“家长式”的全面管理，学生在学习、生活各方面都依赖学校，但由于学校不能对学生实行“总体性控制”，学生能通过市场获得其他替代性资源，因此，学生对学校是“有限依附”。作为积极分子的学生干部与学校和普通同学的关系同样如此。学生干部尽管处于学校的庇护网络中，但并不把个人发展的全部希望寄托于此。普通同学与学生干部之间虽有对立，却因为利益表达和实现个人价值不需要全部通过学校管理体制，因此两者的关系是有对立但主要还是统一的。

归纳使上述这些方面与华尔德的“新传统主义”理论“似是而非”、“形似而神不似”的原因，实际上是市场和民主的力量让旧体制发生了松动。所以转型时期高校与学生的关系是“类新传统主义”的。

同时，在另一个方面，学校调整了过去对学生“家长式”的全面管理，让渡出部分管理权和监督权来达成学生的信任和校园秩序的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以“校长日”制度为代表的直接沟通机制突破了过去铁板一块的校内行政管理格局，使处于管理体制底层的学生有机会介入到学校的决策、管理过程中来，打开了民主行政、透明管理的一扇窗户，是体制创新的一项成果。当然，学校管理权力的出让是有限的，因为稀缺的教育资源由校方控制和分配，在这个前提下，任何制度内的改革都是以维护现行管理秩序为目标的。

通过对“校长日”制度的分析，我们更清楚地看到高校内部“学校学生”的关系在新形势下发生了何种微妙的变化，利益各方采取了何种实践策略来实现自身利益诉求，从而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高校和学生关系的实质。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承认，以“校长日”为代表的直接沟通机制毕竟为我们展现出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一线曙光。推而广之，类似高校的许多其他传统大型社会组织也具有跟高校管理结构相似的内部管理格局。在现有的多从组织管理角度研究管理体制改革的氛围中，如果能从最基本的“管理者被管理者”角度看待问题本身，或许能启发我们对体制改革、制度创新萌发更为直接、细腻而实用的新思路。

注释：

1 学界对Andrew Walder的译名有两种，一种是龚小夏(1996)所译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中国工业中的工作环境和权力结构》一书中的“华尔德”；另一种是近几年学界常用的“魏昂德”。为了避免读者误解并与参考文献保持一致，笔者在本文中统一使用“华尔德”作为Andrew Walder的译名。

2 前文的“制度性依附”和此处的“组织性依附”是同一个概念organized dependence。在龚小夏所译的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版本(1996)中，译者将organized dependence译为“制度性依附”，但国内学者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有将其译作“组织性依附”的。这种“organized dependence”指的是计划时期工厂中的一种依附关系：工人对企业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依附，工人对工厂领导在政治上的依附，工人对直接领导的个人依附。查阅英文原文后，笔者认为译作“组织性依附”更为贴切，下文将统一使用“组织性依附”这一译法。

3 非常遗憾的是，笔者经多方努力都无从查证“校长日”制度建立的准确日期，在与校学生会干部、研究生会干部交谈中，他们都认为该项制度已经存在起码三、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