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国内关于全球化与消费文化研究著作的翻译、介绍、评述已经积累了许多成果，但中国社会消费实践的实地研究似并不多见。有学者以1990年代早期上海、北京、南京、深圳等地的社会调查和田野工作为基础，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框架下探讨了全球化浪潮对中国消费的影响，认为全球化给中国城市消费带来了革命性变化、解放和自由(戴慧思、卢汉龙，2003)。也有学者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对中国城乡正在出现和形成中的消费主义文化进行了经验观察和分析，从文化主导权的理论观点强调了文化的主导作用和建构意义，预期消费主义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支配权力(陈昕，2003)。

本文认为，问题不在于所谓的“消费文化”是否是社会的组成部分，而在于它是否真的破坏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破坏了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相关的理论贡献尤其值得回顾。齐美尔看到，现代生活的最深切的问题，来自个人捍卫独立和个性的权力与社会统治力量之间的对立。社会变迁至今日，人们对生产的最后所有权也被市场经济驱逐得所剩无几，人只成了消费者，更多地对受货币原理支配的现状感到困惑。而货币原理与纯粹人性的个人化相反：它只询问最一般的东西——交换价值，它把所有品质和个性抹平，归结为一个问题：“多少钱？”(Simmel，2004：31-32)如同弗洛伊德发现文明的缺憾一样，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勒茨(Stiglitz)从自己在白宫和世界银行的经历看到，全球化对发展中世界来说远远不只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似乎破坏了那里的传统价值和乡村社会，危及本土居民的文化认同和生活安定，使他们在强大的全球化冲击下日益感到软弱无力(Stiglitz，2002：247-248)。詹姆逊看到，消费本身导致的个人主义和社会断裂，腐蚀和破坏了更大的传统群体：旧的家庭、世袭、村庄等“有机形式”。金钱被当作最具有腐蚀性的破坏社会的因素。而商品消费的影响和后果与金钱相似(詹姆逊，2003：27)。最近，社会理论家瑞泽尔(G.Ritzer，2004)以“实在之物”(something)和“虚无之物”(nothing)两个理想类型概念，在对美国社会所做的经验研究基础上，对全球化的社会形式予以了分析。

上述理论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在缺少中国社会经验事实和材料的情况下，这些看法往往容易被看作是笼统的结论和见解，而不是尖锐深刻的社会理论。与上述研究相关但显然不同的是，本文关注世纪之交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日常消费实践的社会形式及其社会后果和社会意义。本文着重从消费者的体验和感受，探讨全球化进程中消费的社会形式是如何出现、形成和变迁的，其社会意义和社会后果何在。由于消费的地点和场所是日常生活(波德里亚，[1970]2001：13；Lee，1993：ⅹⅲ)，因此，本文所依据的资料主要来自笔者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亲身经历和观察，必要之处，还辅以相关文献与定量数据。

二、瑞泽尔消费世界“虚无之物”概念的建构及其修正

在瑞泽尔看来，所谓的“虚无之物”通常指没有内涵、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由某个中心建构和控制的、比较而言缺乏特定内容的社会形式。而“实在之物”则通常指由本土建构和控制，具有特定的实质性内容，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特色和个性的社会形式。两者之间构成一个连续统一体(something-nothing continuum)。社会世界，尤其是消费领域，日益显现出“虚无之物”的特征。“全球化”是特定实践形式、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组织形式的全球性传播和扩张，以及伴随而来的全球意识的普遍增长。在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虚无之物”的全球化。在日常生活消费实践的众多领域，如沃尔玛、可口可乐、信用卡，进而言之的医疗和教育，“虚无之物”在日益标准化、体制化和结构化。

瑞泽尔(Ritzer，2004：10)分别以社区钱庄和信用卡公司为例，分析了“实在之物”与“虚无之物”的四个主要方面：地方(place)-非地方(non-place)、物(thing)-非物(non-thing)、人(person)-非人(non-person)、服务(service)-非服务(non-service)。瑞泽尔还以独特的(unique)-通用的(generic)、地方关联(local geographic ties)-缺乏地方关联(lack of local ties)、特定时间(specific to the times)-无时不在(time-less)、人性化(humanized)-非人性化(dehumanized)、魅力(enchanted)-祛魅(disenchanted)，把“实在之物”与“虚无之物”的概念明晰地建构起来，并指出，“虚无之物”通常与通用性、全球性、随时性、非人性和祛魅等特征密切相联，而“实在之物”则位于连续统一体的另一端(同上：20)。

瑞泽尔(同上：16)宣称，“虚无之物”的全球化主要关乎发达世界，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消费者(尤其是亚洲和非洲)与“虚无之物”几乎毫无关系。他认为，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涂尔干的“机械团结和有机团结”、雷德菲尔德的“乡村与都市”，尽管同样具有分类学的意义，但均不能与“实在之物”和“虚无之物”的理论意义相比拟。理论工作是一种“社会建构”(Berger & Luckman，1967)，因而笔者尝试对瑞泽尔的概念和分析框架加以修正。笔者认为，日益弥漫的“虚无之物”是全球化的结果，而全球化不仅无所不在，而且势不可挡。寻求崛起、日益开放、奉行“发展主义”的中国社会不可避免地要受“虚无之物”的影响。瑞泽尔的思路和概括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可以作为观察和研究其他社会全球化与消费的分析框架，但something-nothing的分析概念似应容纳更多的内容。中西社会的深切变化，是滕尼斯(Tonnies，1940)所谓“自然意志”日益让位于“理性意志”，“共同体”逐渐丧失并为“社会”所取代。而在中国急剧变迁的社会背景下，在市场和金钱的冲击下，生活中的“情义”面临着土崩瓦解。因而，本文的分析框架不仅把瑞泽尔“四个方面”和“概念建构”整合在一起，而且更多地突出“共同体”到“社会”的转变，突出中国社会人际关系中十分看重的“情”与“义”，并把“自然意志”与“理性意志”纳入分析和讨论中。

三、日常生活中的消费实践

消费实践涵盖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已经超越了衣食住行游玩等领域。本文选取不同时期着装、购物两个最基本方面的案例，着重从历史的变化加以考察。最近二三十年，许多人，尤其是从乡村到都市的移民，很可能有类似的经验和体会。

(一) 着装：布鞋的案例

笔者1960年代出生在山东金乡。和农村许多其他孩子一样，小时候穿的是母亲做的虎头鞋，当然还与母亲做的虎头帽搭配。鞋头形似虎头，虎须是彩线做成的，虎的眼睛、嘴巴和鼻子等是用红、绿、白各色粗布补缀而成，虎头帽大约采用同样的材质和手工。随后是布鞋，鞋帮是黑布，鞋里是白粗布，鞋底是多层粗布纳成的，我们村里人至今还叫它千层底，穿起来很舒服。其他衣服，如棉袄、棉裤，也大多是母亲做的。所用的布料是母亲用棉线纺织而成，其他彩色的线和布料可以在家乡集市上或从走乡串户的货郎那里买到。

读小学和初中的时候还穿布鞋，不过多是姐姐缝制的。姐姐十四五岁开始就能帮母亲做针线活了。那时也偶尔穿胶鞋和运动鞋，这些鞋子在当时比较贵，需要从乡镇供销社里买。

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很少穿家里做的布鞋了，有时候觉得“土”，怕同学看不起。更重要的是，手工做的布鞋越来越被工厂生产的布鞋所取代。那时遍布乡村的广播和收音机把这样的广告词送到每个人的耳边：“要买好布鞋，请到莱芜来”。那里有个布鞋厂生产的布鞋远近闻名。在济南读大学的时候，从好多人口中知道，军用品商店里的东西质量好。济南有个军工厂生产的布鞋质量好、价格实惠。这些厂子里生产的布鞋无一例外是胶底，上面几层布，下面一层胶底。胶底的原料大概来自新橡胶制品或废旧车胎之类。我还买过青岛某橡胶厂生产的足球鞋和篮球鞋。后来那个厂子变成合资企业了，生产“双星”牌系列产品。有个家底厚实的朋友兼同学穿上了puma旅游鞋，是他做生意的爸爸买的进口货。其他许多同学都很羡慕，但价格太高，很少有人买得起。或许国产或合资的产品能给人同样的感觉，我也在“穿上双星鞋、潇洒走世界”的广告诱惑下买了双“双星”旅游鞋。

参加工作后，虽然感觉布鞋舒适，但往往是在家中及非正式的场合穿，其他场合不好穿出来。当然，单的或棉的，都是买胶底鞋。老家没人做布鞋了，市面上也见不到手工制作的了。在济南，穿布鞋的还可以偶尔见到，在上海和北京则很少见到，尽管有个“老北京布鞋”的品牌。同是山东农村的出生长大的同事看到笔者穿着布鞋，说：“这挺好。”可他跟许多人一样不穿，他的孩子从不穿这个，穿Nike。中小学里学生没有穿这个的，穿了要被人笑话的。笔者的侄子、侄女则穿Cartelo。我们很容易看到，许多城市的年轻人穿Nike、Adidas、Reebok、Puma、Converse。假如收入允许，人们更愿意选择那些更贵的品牌货。对大多数可支配收入并不宽裕的家庭来说，即使心疼，也还是要给孩子们买这些国际品牌的衣物。

笔者2005年到美国访学期间，带了一双胶底布鞋。在接待笔者的YR博士家小住时，发现她穿着双干净整洁的布鞋，而且是布底，不是胶底。她说她常常在家里穿，出门在外有时也穿，穿着很舒服，而且毕竟是咱们中国的东西。可惜现在这些东西少了，她在老家上海也不容易买到，是通过一个特殊关系弄到的。

(二) 购物：从大奶奶的针线铺到超市，再到ebay

小时候很少买东西，因为吃穿住用绝大多数都可以从家里和生产队得到。买东西一般要到卖针头线脑糖果香烟的邻居大奶奶家——村里人叫做针线铺。除夕那天最早赶到那里的小孩子们，能得到一份礼物：一包糖果，一包瓜子，一包花生仁，或一支铅笔，或一个小玩具。还有可能得到一个红包，用红布或红纸包装的，里面有一角、两角或五角钱。虽然大奶奶已经过世多年，但铺子给人留下清晰的记忆：土墙草房里昏暗的烛光，院落里的石磨坊和枣树，东墙根的茅房和西墙根的猪圈。村里人农闲时常常聚集在她家门口，男人们天南地北地闲聊，妇女们做些针线或编织，小孩子们玩捉迷藏、踢毽子之类的游戏。更难忘的是我奶奶有个纸烟铺，她双目失明，在自己那间土房里卖烟，独自靠手感和对话，卖烟找钱竟从来没出差错。

如今，针线铺和纸烟铺早已消失，村里已经有了两三家杂货店。它们都有了门头房，上写“代销点”、“代销店”或“杂货店”等大字。比如哑巴家，这些门头都是院落家屋的一部分。村里人也不叫杂货店，而是根据户主的名称叫“某某家”。同样的，店员、店长、老板、顾客之类的称谓，从没有出现过。相同的货，哑巴家的虽贵一点，但邻居往往到哑巴家去买，比如应急招待客人的啤酒和白酒等。哑巴家里的人，包括哑巴的父母亲、哑巴夫妇和5岁的儿子，谁有空谁卖货收钱。家人不在，顾客叫两嗓子才找到人买到东西的情况，也是常见的。杂货店附近的空场，如同往日针线铺门口一样，往往也自然而然地成为村里人非正式聚会的场所。不过杂货店的生意并不好，只是勉强维持而已。哑巴的爸爸说：“人家大多到大商场里买东西了，这里没(什么)生意”。“大商场”就是超市，县城里和大的乡镇已经有了许多家。小店里的商品也确实不咋样。乡亲私下的议论是：“那是什么醋啊，不过是醋精兑凉水呗”！“俺买的酱油用了几天，就剩黑色和盐味了”；“那家卖的洗衣粉很不好用，放水里老不化”。同样的现象在另外的村子里也发生，所以村里人即便要花上7块钱的公共汽车交通费到县城超市里买东西，也不愿在村小店里买。

如今生活在大城市里的人，购物环境大不相同。这里有大大小小的超市，商品一排又一排，琳琅满目。如上海，在沃尔玛、家乐福、农工商、乐购、欧尚、易初莲花、时代、华联吉买盛等，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顾客之间几乎谁也不认识谁，顾客和超市工作人员之间也不熟识。前者是来超市买东西，有时候带着购物清单，从各个货架上搜齐所需商品之后就到收银台前排队付款(现款、购物卡、或信用卡)。除了付款结账和偶尔的问询外，两者之间很少有什么交往。在这里，多的是自我服务，不同超市间商品的种类、价格、提供的有限服务相差不大。很多家庭的信箱里，塞满了许多大型超市花样繁多的促销广告单，告诉人们为了庆祝固定的或特别的节日(如国庆节、圣诞节等等)、家装节、肉食节、周年庆，或为了某某主题，而让利促销，从而激发起顾客的购物热情。可的、联华、快客、好德、良友金伴等连锁店遍布街区，居民购物极为便利。虽然其规模不如大型超市，商品品种也没有那么齐全，但连锁店的形式与大型超市差不多。人们愿意在这类超市里购物，不仅因为可以“一站式”完成，而且被普遍认为质量信得过，品质有保证。很多市民认为，有实力的连锁超市不会坑害顾客。

笔者访美期间曾经在ebay上购买数码相机和笔记本电脑。从ebay、bestbuy等网站上买卖东西已成为美国人的一种风尚，从书籍、衣服、玩具、电器、皮包到小汽车，应有尽有。笔者的同舍Nathan在ebay上买了Averatec笔记本电脑，社会学系的M教授从ebay上买了辆八九成新的二手轿车。在美国，外出旅行从网络上买电子票是很常见的事情。资金支付和货物运输与接收都很安全，货品的质量也不差。在中国，此风同样日盛，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在ebay(易趣)、淘宝网、当当网等购物网站上买卖东西，正如上海大街上有这样的车身广告：“一亿多人爱上的ebay”。还有不少消费者通过电视购物和电话购物。这种买卖双方不见面的购物方式也日益在以大学生为主体的城市青年中流行，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绝大多数未婚。据称，中国的网上购物已经达到100亿元的销售额。看起来不久的将来，这种虚拟空间环境下的交易会越来越多，甚至有可能成为主流的购物方式。

四、分析：迈向“虚无之物”的全球化

本文认为，孔乙己在咸亨酒店喝酒与John或Lisa在麦当劳吃汉堡包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为了集中考察上述消费实践的社会意义，本文采用上述经过修正的分析框架。

依照上述图式，虎头鞋和手工布鞋，是由“重要的他人”——母亲和姐姐做的。她们只根据笔者脚的大小和样子做，只为自家穿戴做，而不是为了市场交易。做和穿只在笔者老家发生。鞋子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那时那地几乎还没有这种区分和“叫法”，村里人把所有人的活动统称为“过日子”，或者“生活”，因为生产和消费是一体的，工作和休闲也是紧密相连的，做和穿戴，完全出于自然和自由意志，出于亲情，出于不必言说的理由。而工业化、机械化大工厂生产的胶底布鞋，更不用说跨国企业生产的运动鞋，生产者可能是某个永远匿名存在的操作工，甚至是某台自动流水线。这种批量生产是面对广阔的市场，而不是为某个人量身定做。它按照一大批人的尺码，不管是欧洲尺码还是美国尺码而生产。在浦东、在苏州、在温州、在晋江、在印度尼西亚等世界工厂都以同样的方式生产和销售着。个人出生所在的家庭和村落是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是温暖的港湾和情感的庇护所；世界工厂则是可以替代的、标准化的，是近乎无情的赚钱机器。虎头鞋是独一无二的，而Nike鞋则可在世界各地买到。做虎头鞋是旧时不少乡村女子的手艺活，手艺活并不容易掌握；Nike鞋则可以不分白天黑夜地从模具里被复制出来，任何工人稍加培训就可以成为生产流水线上的一员。那种样式的虎头鞋可能只在笔者的家乡流传；而Nike鞋的型号式样则在全世界广为流行。一般说来，在一个亲手做的物品与一个买来的物品之间，人们往往更珍视前者，因为它意味着你对家人、亲人交往投入的增加，而不是与生产商增加交往的投入。人们很容易理解，妈妈用10元钱的毛线给孩子编织的帽子，远比高级商场售价250元的毛线帽子珍贵。

就购物而言，可以看出靠近连续统一体两极的事项所包含的社会内容是大不相同的。大奶奶的针线铺里有亲情式的服务；而沃尔玛等大超市则多为交易式的服务或隐性的(如进货及配货之类)服务，ebay等购物网站更看不到人的直接服务。大奶奶的针线铺是个对村里人来说具有聚会、交往、闲聊等意义的地方；而沃尔玛等超市纯粹是个买卖场所。前者可以给人以情感的满足，后者只具有工具意义。针线铺出售的东西，对村里人来说是独特的，甚至是唯一的；而在沃尔玛超市里出售的任何一种商品，都很容易在其他超市买到，是很容易被替代的，而且是一模一样的。村里的铺子只在白天和晚上很短的时间内开放，开放时间也会因为某些情况有所变化；而大超市则在固定时间营业，购物网站则随时供人登录和浏览。村里的铺子只在我老家存在的；而某些超市则全国乃至全世界连锁经营。村里人与这个铺子的往来是人情味浓厚的；而超市则鲜有人情味道，顾客与商家之间是成本与利润。如果说哑巴家的杂货店还接近大奶奶的针线铺的话，乡镇和县城的大小超市则与大都市里的超市没有什么实质差别。而网络购物则在全球化的另一极——虚无之物：看不到人，没有具体的地方，或换一种说法无所不在，很少或没有直接的、面对面的服务，只需要消费者注册、登录和“同意”营运规则的义务，很少或没有独特的东西，可以换个网站在任何时候全球联线。这里只有普遍化的理性计算的规则约束，而没有特殊的人物或情景可让人抒发情感。

中国大约有1亿多独生子女，最早的一批已经进入消费高峰期，正在成为新的消费主力。他们无所不闻超早熟，奉行全方位享乐主义，薪水不低但储蓄几乎为零，“有钱就花”——服饰、信息、交友及旅游，崇尚品牌成风，对节俭的传统观念没兴趣，对超前和及时消费却很认同(卢泰宏等，2005：381-382)。他们中流行“对自己好一点”，“不在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他们无论在观念消费还是在实际消费方面，对“洋消费”的偏好都要显著得多(陈昕，2003：163)，他们引领着中国城乡消费主义的潮流。上海的独生子女有着商业化的童年，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第一代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而且是具有“全球化”口味的消费者(戴慧思、沈鹂，2003：69)。他们中还有谁会穿家人手工做的衣服？新生儿可能穿一点，与品牌服饰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有时候表现得异常明晰。儿子刚出生不久，笔者曾在探亲结束回上海时带回母亲给小宝宝做的红肚兜、两身棉衣棉裤和两床棉被棉褥。临行前母亲留下的话是“消消毒”。他们以为城里人特别洋气，特别讲卫生，而农村比较脏，做出来的衣服也不干净，怕城里人嫌弃，但又特别想在身体还能做针线的时候给孩子做点什么。我们经常让宝宝穿着奶奶做的红肚兜、棉衣棉裤等，如果有可能，会让宝宝穿着奶奶做的衣服去看她或在老家过几天。即便不能，一定要给穿着这些衣服的宝宝拍照，将照片寄回老家去，给家人、亲友看。不过，宝宝更多穿的是各种牌子的成衣，老家的人虽没听说过，但认为这是贵重的、干净的、上乘的、洋气的，总之是好东西。不过，从情感上，他们还是非常希望甚至坚持要自己的后代能穿自己做的衣服，哪怕只一两件也好。

上述分析展现了一个共同的趋势：在社会生活中，尤其是在消费的日常生活实践中，“虚无之物”的特征日益明显，“实在之物”在大规模地退却。从二三十年前的过去，到新世纪之初的今天，从城市到乡村，消费世界越来越为“效率”、“利润”、“理性算计”、“通用性”、“便利性”等原则所控制，中国在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在被“全球化”的过程中，日益从独特的、本土性的、一体的状态，迅速地迈向普遍的、全球性的、碎片化的状态。

这种趋势不仅存在于穿着、购物等领域，其他消费领域也日益呈现出“虚无之物”的特征。在房地产和建筑领域，有乡村特色的民居(如皖南民居)已日渐式微，只好被“保护”起来、被修缮，仅供游客参观游览。贫困地区建造不起新房，任老房子破败下去。经济宽裕的村庄，住宅被规划得整齐划一，被包工队按照少有的几个样式建造，少有特色和个性可言。在城市里，开发商正更大规模、更快、更有效率地做同样的事情，把人行的小巷和里弄变成通车的道路，把原本各异的楼房、桥梁，建设得规划统一。换句话说，传统在消失，代之以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如购置豪华商品房)和低亲情的人际交往。

在从事思想和知识生产与消费的高等教育领域，也有类似的现象。中国曾经有私塾，也曾经有大学的“精英”教育时期，老师和学生相熟相知，朝夕相处，在耳濡目染、言传身教中，在如坐春风般地“熏陶”中，得以“传道、授业、解惑”。如今的大学却是很多班、很多学生。显然，在自己家乡教两三个小童的私塾先生是令学生难以忘记的，而给几百人上“政治经济学概论”、“文学概论”、或“社会学概论”的老师却容易被学生忘记，老师更难辨别和记住学生。电化教学手段的应用提高了教学效率，结果是从高校生产流水线上出产或复制的学生越来越多，但电化教学的刻板性限制了师生之间的交流，而思想、观念和知识的创新往往是在自由自在的交往中被引发出来的。从前，佛祖在菩提树下给围坐的信徒讲经；如今学生浏览电子百科全书，教授们把讲课笔记发布在网上(米切尔，[1999]2005：5-6)。网络学院的兴起更是把教授们隐蔽起来，让学生被动地接受。在某些领域标榜“消费者是上帝”的今天，教育领域的学生却难得有被视为至上者的感受。

五、结语与讨论

发达国家的许多学者判断他们所处的社会是消费社会。在英国，这个社会业已实现了从工作伦理到消费美学的转变(Bauman，1998a：23-28)。在法国，日常生活世界被列费伏尔称为“受控的消费科层社会”，消费压倒了生产，日常生活必然处于总体统治和商品化之中(Gardiner，2000：91)。在美国，迪斯尼世界、拉斯维加斯等地的娱乐场、大卖场、电子购物中心、折扣店、游艇等等都变成了很多人的“消费的圣殿”(cathedrals of consumption)(Ritzer，2005：7-20)。在日本，是以大批量生产技术与复制文化独霸天下(堤清二，[1996]1998：86-87)。任何一个人无法选择的就是他所出生的那个社会。在这样的消费社会里，人们被抛进浩瀚的大海，这里没有航标灯，没有路线图(Bauman，1998b：85)。

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否已经成为一个消费社会，依然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观察并需要确定的问题。不过，明显的是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大都市里，人们的生活世界日益为消费所占据，消费的影响力日趋明显。1998年，对上海、天津、哈尔滨三城市居民时间分配调查发现，在18-65岁的全部成年人中，以一周的时间预算为周期，城市居民平均占有的休闲时间明显高于工作时间。他们将这些休闲时间更多地用于大众传媒的视听、社会交往活动(走亲访友、约会、聚餐等)、购物、各种娱乐和爱好活动、逛街逛商店与健身等(王雅林主编，2003：42-50)。这些休闲时间大多用于消费，如同在西方消费一样，都市人生活在物的世界，被物包围，生活在商品的世界，被商品包围。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消费不仅为生活必需，而且成了衡量人们社会阶层地位的日益重要的指示器。人们通过消费中的印象管理、自我整饰、品牌选择来规划身份认同和群体归属(Friedman，1994：104；王宁，2001：65-81)。人们购买什么样的房子、有什么样的娱乐生活、下什么样的馆子、穿什么样的衣服，成为判断消费者是否大老板、政府高官、普通百姓、下岗职工和农民工的可靠而显而易见的标志。正如中国社会日益走向麦当劳化一样(张敦福，1999)，中国社会正在走向消费社会，消费实践正在走向“虚无之物”充溢的世界。

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社会正快步奔向“虚无之物”。其动力来源是发展——更准确地说是经济增长、经济发展，而不是社会发展。在“发展是硬道理”的口号下，生产和消费都在快速扩张。2000年中国社会零售总额比1978年增长了25.2倍，期间呈稳步成倍增长之势。以1990年为转折点，社会零售总额增长速度明显加快(卢泰宏等，2005：6)。近十年，私家房产、私家车、电脑、旅游、教育等消费的增长尤其突出。2004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年底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分别为洗衣机95.90，电冰箱90.15，彩电133.44，影碟机63.26，移动电话111.35，等等¹。在价值观念上，比较普遍的“势利眼”和人情淡漠，激发起人们对“被人看不起”的敏感，为暴富阶层引发的“炫耀性消费”火上浇油。人们物欲的膨胀，使得道德的底线屡屡被钱财的诱惑冲破。目前，商家热情洋溢地动用各种各样的营销策略鼓动人们消费，国家和地方政府历来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名义，当下则以“扩大内需”的名义，在消费的“虚无之物”潮流中推波助澜。在这种强有力的社会大潮中，力单势弱的消费者个人的生活日益被各个领域里的中心所控制。这些中心，小而言之是联华超市配送中心、快客便利物流中心，大而言之是Microsoft，、Intel、Toyota、IBM，当然还有White House，World Bank，WTO和IMF。

本土性、独特性、人性化等等“实在之物”与“存在”密切相关，全球性、可替代性、随时性、理性化等“虚无之物”与“虚无”相伴而生。全球化中的“虚无之物”，在西方学者看来是虚无和幻灭的世界，欧美等地也已经出现了反全球化的运动，而中国社会大部分国民却热情拥抱。当美国人穿着中国手工制作的布鞋显示或确认自己“unique”的身份认同之时，我们却想争相抛弃这些“土老冒”，奔向Reebok和Nike。怀俄明大学社会学系的同行曾被我问起饭店是否连锁店时，他们强调不是。他们试图表明：在一个独特的饭店里招待客人，是对客人的尊重。我们请客吃饭却奔向号称“千店一锅”的“牧羊人家”，或者类似的连锁店“小尾羊”、“避风塘”等等。被美国大众视为出售廉价餐食和“垃圾食品”的麦当劳，在北京则成为正在形成的中产阶级群体常常光顾的地方，成为中国百姓心目中的“现代化幸福生活”的象征，成为年轻人参与跨国文化体系的一个途径(阎云翔，2003)。笔者在怀俄明州Laramie的Safeway和Wal-Mart、在亚特兰大的Costco，观察到顾客在结账过程中和收银员闲聊几句，在购物前后跟服务人员开玩笑或长时间开心地聊天，这样的景象在国内却几乎看不到。我们喜欢购买、占有、享用名牌，喜欢用名牌送礼给领导、给恋人、给亲友。1960-70年代的礼品是粮票、布票、钢笔、马列著作，1970-80年代是烟酒、手表、自行车；1980-90年代为高档烟酒、股票、冰箱、彩电、录像机；此后是手提电脑、商务通、手机、购物卡、出国游、度假等交换价值越来越高的东西(卢泰宏等，2005：368)。很多人用“鳄鱼”、“花花公子”、Gucci做礼物，很多人拿洋酒(如Remy Martin、Hennessy、BAILEYS，)、洋烟(如Camel、Mild Seven、Kent)和上等食品等维系和建构自己的人际关系网络(Wank，1998；Yan，1996)，甚至送“红包”、送人民币、送美元、欧元这些“一般等价物”。引领社会时尚和潮流的白领尤其如此。一项中关村科技园的抽样调查显示，白领群体在消费倾向上更关注自己是否喜欢、品位、档次和质量等因素。追求品位和炫耀性消费的近54%，普通人为33%。时间安排上，白领读书看报、郊游、社交、购物、上网的时间远多于普通人(夏建中、张达，2003：4-5)。他们消费的东西几乎无一例外地是大批量生产的复制品。雀巢、可口可乐、皮尔卡丹、ATM、自动售货机等等标志性商品，即是在近20多年在中国出现并随后热销的。本雅明指出，现代社会的特征，正是大批量生产的方式趋于消灭生活的“情趣”(转堤清二，1998：87)，即便是艺术品也无法拒绝标榜“平等”的复制要求，如CD、DVD及其Ripper、Burner，而人类是不能不去追求“情趣”、“情意”的。面对潮涌而来的全球化，我们难道不该反思自身的心态并心怀恐怖吗？

在到达“虚无之物”统治的世界之前，我们曾经有过独特的文化，但经过短短30年的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景象大变。江南丝竹、北京四合院、上海的石库门，各地的土特产、手工器皿、手工染织等民族特色和工艺，伴随着城市建设过程，正日渐淡出我们的视线。从街道名称到建筑风格我们的大中城市、小城镇越来越千城一面，历史上各具特色的城市和城镇正日渐失去它们的个性，硕果仅存的上海朱家角、平遥古城、徽南民居则变成了旅游点，且面临着经济开发、现代化生活、人文景观再造、水污染、游客压力过重等方面的消蚀。传统的技艺，如算盘、中医、书法、民乐、京戏或地方戏(如昆曲、五音戏、绍剧)越来越淡化、稀缺化，经常处于缺场状态。西医的方法和技术取代中医，成为主流的医疗组织和手段。传统的私塾、书院被西式教育与考试制度的门类与规则取而代之。元宵节、端午节、‘乞巧’节、重阳登高节等传统节日日益边缘化，甚至被新一代人遗忘。而与西方人庆祝圣诞节的丰富、深入、隆重、神圣化相比，我们的春节已经淡化得没有味道了，没有了那些能让孩子快乐、让青年纯朴、让成人充实、让老人得安慰的礼俗。像四川师范大学讲国学、穿长衫、按照古人生活方式过日子的李里，连另类都难称得上，因为他这样找不到第二个，难以归“类”。凡此种种，不胜枚举，日常消费领域更处于失控状态，我们在日益丧失文化的独特性，日益丧失传统。改革开放之初曾经流行过“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的歌。现在该是怀疑和警醒的时候了：如果许多“洋装”穿在身，我“心”能否还是中国心？

中国社会消费实践的研究者如戴慧思、卢汉龙发现，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是中国人民的第二次解放，它给个人带来了四种自由：免除饥荒和政治混乱的消极自由，消费选择的积极自由，表达的自由和私人生活权利的自由。对这种消费主义现象，实际上需要全面评价(赵文祠，2003)。对这场革命，戴慧思、卢汉龙的解读更多的是消费者自主性、选择性的增强。笔者认为，这样的自由表明：人们生活在日益物化、商品化的世界里。这场革命的社会后果和社会意义深层的另一面是：市民、病人和学生等等消费者并不是自由地进入和参与消费，而是被迫消费，否则别无他途。道理很简单：当市场把人们选定为消费者，已经剥夺了他们对它的诱惑熟视无睹的自由(Bauman，1998b：84)。倒是在从前的生活世界，我们享受到某种自由，更多的自由。那时候人与人、人与自然、生产与消费、劳动与闲暇，并未出现明显的分化。日常生活相对来说还保留着一定程度的自由，人的感性世界、情感关系和主体间交流比较受关注，如今的日常生活则趋于固定化、结构化、功能化、理性化。当抽象商品形式的量的关系取代了质的关系后，社会生活的深度、复杂性和差异性逐渐瓦解。从消费者的感受和体验上看，当我们还不知道自己是消费者、当我们的身份认同混沌一体的时候，我们是自由自在的；当我们发现自己是消费者、被认定为消费者时，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却难以把握。

斯蒂格勒茨曾提议：让全球化有一个更人性化的面孔。中国社会的消费者能否体会到这层意义并坦然享受人生的情趣，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注释：

1 中国统计年鉴, 2005, 第344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