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间阶层结构异质化问题的提出

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特定的社会阶层，无论采用何种指标或指标体系来界定，在结构特征上都拥有类似的社会综合地位。同时，虽然现阶段争论我国是否存在或正在形成中间阶层的声音渐弱，但中间阶层“大杂烩”的观点是一直存在的。这里涉及到中间阶层的“异质性”问题，或者说，中间阶层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一个可供分析的社会共同体。与社会结构相关的阶级、阶层、种族、职业群体等概念的提出，都是基于对“复数”形式的人群所具有的共同特征进行抽象，概括出其各种层面和维度上的“同质性”，从而形成一个可供分析的“单数”形式的社会共同体。与此相应，我们在讨论一个社会共同体的“异质性”时，是对共同体内各群体在中观和宏观层面上的“相对”差异的抽象与概括。讨论中间阶层的异质性特征，是深刻剖析并理解中间阶层的一个切入点，其意义不亚于讨论阶层的同质性特征。

可以说，中间阶层异质性化与其概念本身的模糊性有关。“中间阶层”概念的核心是“中间性”，其社会地位是相对于社会上层和社会基层而言的。把中间阶层看作具有彼此类似“社会中间状态”的众多社会群体的聚合，是最简单的界定。但这种界定只能被看作“没有定义的定义”，因为不同的人可以针对“社会中间状态”作出不同的解释。因此，相对于工人、农民、私营企业主等社会阶级或阶层，“中间阶层”这个概念本身比较笼统，难以形成共识。概念的模糊，导致对中间阶层的界定指标比任何社会阶层或阶级都要多元化，包括职业类型、经济能力、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会声望、影响力、社会交往与个人素养等具体指标，或由其中若干指标所构成的体系来界定。多元化的界定标准，导致划分结果种类繁多，中间阶层看起来好像是多个社会群体被生硬地“捏合”在一起的“拼盘”。

比如，向前追溯到19世纪后期，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1948]1997)曾将中间阶层看作是介于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小资产阶级，由小企业主、个体手工业者与小农场主(自耕农)等组成；在专业技术阶层兴起之后的20世纪中期，米尔斯(1986：1)把小资产阶级看作是衰落的老式中间阶层，而把政府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医生、律师、知识分子、市场销售人员与文秘人员等作为新式中间阶层。对于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中间阶层，仇立平(Qiu，2002)将机关管理人员阶层、专业技术人员和商业工作者作为中间阶层的上、中、下部分；张宛丽(2002a，256-259)认为中间阶层在现阶段涵盖了8类职业、职务成分，包括专业技术人员、中小企业经理人员、机关公务员办事员、行政事业管理人员、私营个体业主、技工服务人员与自由职业者等；而李春玲(2004：54)从定量的角度取“职业中产、收入中产、消费中产和主观认同中产”4种类型的重叠部分，计算出当前中国有4.1%的人口符合完整意义上的中间阶层标准，在实现量化的同时，也使得中间阶层“零散化”。

其实，中间阶层的异质化特征无论中、外，始终都是客观存在的。如米尔斯(1986：88)就曾承认，美国的新中间阶层“并没有组成一个紧凑单纯的阶层”；而孙立平(2002：12-13)提出当前中国社会“断裂化”的新趋势，依此推论，中间阶层也会和其他社会阶层一样被异质化。

中间阶层的异质化具有几个普遍化的特征。首先，中间阶层“新”与“老”的异质化。从马克思经典论述中，可以寻找出西方社会中间阶层的双重标准：一部分中间阶层是以自给自足为主要特征的小资产者，是相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的；而另一部分中间阶层是以脑力劳动为主要特征的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是相对于无产阶级而言的。两者共同构成了社会过渡阶层，分别被称为“老”与“新”中间阶层。在现代社会，这种新、老中间阶层的异质化依然存在，只不过随着历史的推移，社会中间阶层发生了重大的结构变迁，原来以小资产者为主的传统中间阶层相对衰落，而以专业技术与管理人员为主的中间阶层却迅速壮大起来，成为当今西方社会中间阶层的主流。在我国，当前以企业白领、基层公务员、专业技术人员为主的“新”中间阶层增长迅速，而以中小企业主为主的“老”中间阶层也在蓬勃发展。作为主要构成成分，两者都至关重要，中间阶层这方面的异质化比较明显。

其次，职业类别多元化导致的中间阶层异质化。在激烈的生活竞争中，人们的生活机会关键取决于社会对某种类型的劳动力或生产资源的需求情况，其突出的标志就是社会对职业的“标价”，职业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社会角色。“对大多数人而言，在现代社会中，职业也许已经成为人们物质报酬水平、社会地位水平和生活机遇水平的一个最有力的指示器。”(Rose，1998：13)我国中间阶层是在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的，职业类别和身份分层的联系一直非常紧密。比如，李强(2001)认为，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以前的普通干部、普通知识分子和国有企业职工是当时社会典型的中间阶层，他们是公有制体制的受益者。有学者从行业上来划分，认为自经济体制转型以来，保持传统垄断地位的一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如航空、金融、保险、电讯、外贸、房地产、旅游、烟草和电力等)与外资企业从业人员构成了中间阶层(薛求知，1999：28)。一项调查显示，相对于其他众多指标，职业已成为最具有认同性的中间阶层标准(沈晖，2004)。

再次，中间阶层存在层次的细分。就如社会整体结构存在分化一样，中间阶层自身也可以分为上、中、下层次。如果整个社会的层次划分是个金字塔结构，那么在中间阶层内部也存在一个金字塔结构。正如米尔斯(1986：84)所说：“(中间阶层)不是在同一层次的水平上出现，而是同时进入现代社会的若干层次当中。就如从前那样，他们现在与其说形成了一个水平的层面，还不如说是在社会的整个旧金字塔内部形成了一个新的金字塔。”中下阶层不担心自己的温饱，但还远远没有达到过一种“体面”生活的水平。他们对社会影响力有限，受社会支配程度较高，职业角色可塑性较强。中中阶层大多经历了从中下阶层上升到中中阶层的社会历练，收入水平要更高一些，职业更稳定一些，精神性的追求更多一些。中上阶层接近社会上层，比一般中间阶层的社会自由度更大。当然，各层次间的界限并不非常清晰。

在访谈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中间阶层的结构异质性的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比如，相对于并不完全依附于“单位”的新中间阶层，以“身家性命”进行资产经营的老中间阶层面临更多的政策变化与残酷的商业竞争的风险，甚至其政治合法性也一度成为问题，¹这使得他们被政治秩序所容纳的心情更加迫切(张厚义，2002：223)。因此，中间阶层内部基于各种异质性特征的意识与行为差异需要实证上的进一步深刻剖析。

二、中间阶层的“双色蛋糕”模型

中间阶层异质性不仅具有一般特征，而且在特定时空下还可能表现出独有特征。例如，我国台湾地区的中间阶层根据出身的不同可以分为“本省籍”和“外省籍”，后者的先辈大多源自上世纪40年代末国民党政府偏安于台湾的大迁徙，与国民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而政治身份自始至终是影响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甚至在某些阶段是决定性的，是对中国社会分化格局影响至深的一个特征。如果社会结构不是从经济层面上来划分，而是从政治身份层面上来划分，使得政治因素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达到极致，那就可以将这种社会结构分层方式认为是“政治分层”。“政治分层”中“政治”的含义是有明确限定的，是根据人们的家庭出身、政治身份、政治立场等将人们分成高低不同的社会群体。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前这种政治分层的深刻影响，学者们能够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但对于政治分层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作用，却在理解上存在争执，有学者直接置疑了政治分层在中国的继续存在(米加宁，1998：111-113)。

另外一些学者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同在的二元模式(李强，2000：40-59)。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是政治分层为主的社会，人们经济不平等程度较低，而政治不平等程度较高，甚至存在较严重的政治分层。改革开放以后，政治不平等程度大大下降，而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却大大上升，一定程度上取代了政治上的不平等。同时，这并不意味着政治分层已经从社会生活中消失。比如，政府机关招考公务员时仍然重视党员身份，组织部门在选拔干部时仍然重视政治身份。因此，与其说当前的社会分层已经完全“去政治化”，不如说存在政治与经济分层同在的二元模式。

在现阶段，使用“体制权力”分层的概念来理解社会分层，比政治分层概念更准确，概括性更强。政治分层所讨论的资源配置对象主要是政治资源，而体制权力的作用范围既包括政治领域，也包括经济领域，只不过相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之前的政治全能社会，体制权力的资源配置范围在市场经济转型中发生了重心转移，不再集中于对政治利益资源的分配，而是逐渐转到对经济利益资源配置的影响上。²体制权力强力介入经济生活，与市场的力量一起来主导经济资源的分配。而体制权力对政治资源的配置作用，则相对弱化。前文所述的政治分层其实质是体制权力对政治资源的配置，与体制权力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以及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纠缠在一起，难免引起思维混乱，这也是关于政治分层讨论的分歧原因所在。

体制权力即公共部门所拥有的公共资源处置权力，其实质是公共部门(包括公共权力机关、公共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将公共资源转化为群体或个人的利益，在市场经济体制之外所形成的一种利益资源配置不平等。本文将体制权力与市场机制同时发挥利益资源配置作用的机制称为“市场体制权力”二元模式。³

从关于体制权力与资源配置的关系可以看出，这一模式的形成涉及到两个变化环节。首先，“体制权力”重心从政治领域转变到经济领域的过程，表现为政治分层的弱化；其次，市场力量的崛起过程与“体制权力”共同参与经济资源的分配。这样，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不再是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的二元性，而是经济利益分层中影响力量的二元性，即体制权力参与经济资源配置的“体制权力分层”与市场力量参与经济资源分配的“市场分层”。

从广泛的意义上看，经济资源配置的二元模式是影响当前整个中国社会分化的关键因素，体现在纵向与横向两个方面：纵向上，它影响到社会阶层占有资源量的大小；横向上，它影响到社会阶层占有资源的结构组成。以体制权力分配与市场分配为经、纬，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社会结构分化网格，每个社会阶层都可以在这一网格体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由此，形成了当前中国整个社会结构的一个异质化特征。

资源配置的二元模式在对中间阶层结构异质化的影响上尤为明显、深刻。以高级社会管理人员、大型企业主、知识精英为主的社会上层，与体制权力性资源分配的联系更强一些；以产业工人、各种服务办事人员、“农民”工、农民等为主的社会基层，更多地被推向市场性资源分配机制中(即使是在不完善、不能体现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而两种资源获取机制在中间阶层身上已经呈现出相互纠缠的状况，甚至出现了直接对峙的局面。企业白领、政府机关基层公务员、事业单位专业人员和中、小规模企业主等社会群体之所以被归类为中间阶层，是因为他们的社会利益获得量类似，处于社会中等位置。同时，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间的社会利益获取来源并不相同。除了逐步确立的市场经济体制之外，以公共部门垄断和计划经济体制惯性为基础的体制性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参与、控制了经济资源的配置，成为实现部分社会群体和个人利益的重要途径。这种分析不仅仅是理论上的推理，我们在访谈研究中很容易感受到中间阶层对这种二元模式的直观认识。⁴

对于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之间利益获取来源的差异，我们可以用“双色蛋糕”的比喻来形象地描述它。“市场体制权力”机制下的社会，分配给予个人的经济资源或利益就像一块“奶油巧克力”的双色蛋糕。白色的奶油相当于市场机制下所分享到的经济资源；而深色的巧克力相当于依靠传统体制权力延续所分享到的经济资源。在当前从传统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渡时期，经济资源犹如一块由奶油和巧克力两种成分做成的双色蛋糕，每个人都会从经济资源中切到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同时，不同个体与群体切取的蛋糕大小并不相同，社会也就被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中间阶层就是切取蛋糕大小彼此类似、并处于社会中等位置的若干社会群体的集合。所切取蛋糕里的奶油与巧克力成分比例不同，相当于中间阶层各社会群体之间在经济资源获取途径上的差异。

理论上，存在完全依靠体制获取社会利益的中间阶层群体，也存在完全依靠市场体制获取社会利益的中间阶层群体。现实中，更多的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混合型”的中间阶层群体，只不过有些更依赖体制权力，有些则更依赖市场机制。甚至在许多情况下，经济资源的市场与体制权力的各自特征难以辨识，无论从合法、合理或者合情的角度都难以说清楚，我们只能说这是块“灰色蛋糕”。

我们将上述“市场体制”二元资源分配机制称为“双色蛋糕”理论，并图示如下。

两条坐标分别代表来自体制和市场两种途径的利益，其综合利益高低作为判断阶层所属的标准。靠下部分是社会基层，靠上部分是社会上层，而两者之间的部分则为中间阶层。同为中间阶层的某个群体，有些获取体制资源较多，有些在获取市场资源上处于相对优势，有些则在两种途径上左右逢源。如果把体制和市场分别作为一条线段的两端，中间阶层的不同群体将占有这条线段的不同位置，他们的“双色蛋糕”也各有特色：机关公务员，最接近体制权力，也最远离市场；⁵中小规模企业主、个体经营者和私企白领等，他们的资源主要来自市场，最远离体制；事业单位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同时跨越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资源，占据了大面积的模糊带；⁶等等。无论如何，中间阶层总能够抓住一块属于自己的相对中等大小的“蛋糕”。

当然，对体制权力分层的作用存在争论。美国学者维克多·尼(1996)探讨了中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市场转型中的社会分化问题，他提出了中国阶层分化的“市场转型理论”。在对中国农村抽样调查资料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国从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必然引起社会分层机制的根本变化，以往以权力作为分层机制的状况将转化为以市场作为社会分层的新机制，从而提出了“权力贬值”的假设。但分析来看，维克多的“权力贬值”理论并不确切。首先，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农村确实出现过明显的“权力贬值”现象，但随着地方党政部门对农村控制的加强，体制权力的重要地位重新得以确立。其次，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农村的现象不可以推而广之到整个中国，城市中并没有发生农村那样明显的权力贬值现象。相反，曾经的价格双轨制给体制权力进入经济资源分配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造就了一大批经济暴富的社会上层。针对“权力贬值理论”，另一些学者提出了“权力持续”理论(边燕杰、约翰·罗根，1996)。

笔者认为，虽然体制权力对政治资源的配置作用相对弱化了，但它的影响力不会轻易弱化，更不会轻易消失，只是在新的社会阶段将影响领域的重心进行了调整：从政治资源领域转移到了经济资源领域。从改革开放至今，体制权力与市场两种模式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一直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仍可以预见这两种模式还会保持共存，只不过彼此的权重会不断发生调整。

三、中间阶层各群体间的结构与意识关系

理想意义上的阶层之所以成为阶层，是因为它在结构、意识和行动三个层面上都具有同质性，而且三个层面之间存在严密的逻辑关系，即在以经济结构为主的基础上产生了“类”认同意识，并进而在行动上整个阶层为共同利益而进退(米勒，1972：126)。而在现实社会中，阶层并不能、也不需要严格满足上述条件，特别是不能从阶层所属直接推导出其社会行动取向。同时，经济基础和阶层意识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作为中间阶层的结构异质化特征，资源配置二元性对中间阶层的阶层意识影响深刻。具体而言，体制权力与市场两种资源分配模式形成相互渗透、相互尊重、相互竞争与相互冲突的复杂格局，从多个层面上影响着中间阶层各群体的社会意识及其相互关系。

(一) 资源配置二元性导致中间阶层各群体间的冲突与分裂

同质性特征与彼此认同的阶层意识存在联系，同样，阶层的异质性特征导致一定程度上的阶层意识的分裂。例如，20世纪80年代作为整体的台湾中间阶层具有相对其他阶层的较强的民主意识，可是他们的政治效忠对象却是分裂的。“外省籍”中间阶层更多支持在国民党主导下进行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而“本省籍”的中间阶层则更多支持民进党等反对派力量掀起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吴乃德，1989：218)。

当前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在感情上对资源来源不同的其他利益群体具有抵触倾向，甚至存在利益竞争和冲突。⁷异质化阻碍着“类”意识对中间阶层的进一步聚合作用，而与一般性异质化特征相比，资源获取途径的“市场体制”二元性的影响更加深刻，导致中间阶层各构成部分间的利益分化，从基础上使得中间阶层难以形成一个简单的利益整体。

究其原因，体制与市场两种分配机制往往存在着博弈式的冲突，一般情况下并非总能够和睦共处，而是表现为多种形式：资源流向依靠传统体制分配的越多，那些依靠市场的中间阶层群体所获得的资源份额就越少，或者他们需要付出更大的代价才能获得等值的资源。可见经济资源存在着二次分配，依靠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在资源二次分配中占有相对优势，而靠市场分配的中间阶层群体则处于被相对剥夺的地位，即使同为产业经济部门，具有行政垄断地位的行业就能获得高利润，而处于普通行业的中间阶层群体则处于相对剥夺地位。甚至，一些行政单位和事业单位通过各种手段进入市场，使得体制权力直接介入到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将体制内优势或垄断直接转化为经济利益。比如，教育部门和医疗机构高收费的背后都有着体制垄断的因素，从事这些行业的中间阶层群体从这种体制优势中得益很多，但其他中间阶层却要为这种垄断付出代价。这种分歧与冲突在笔者与中间阶层访谈对象的交谈中体现得淋漓尽致。⁸隐性收入是体制权力参与资源分配的重要表现，其相当部分直接来自一些社会中间阶层群体对其他群体的索取。有学者从官方统计数字中发现，城市人口的收入在总量上超出了“工资总额”的一倍半，而所超出部分只能归为隐性或灰色收入(鲍罗克，2004)。

值得一提的是，靠近市场机制的中间阶层更加难以认同体制优势的合理性。相比较而言，拥有体制优势的中间阶层群体无论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性上都能够认同主要依靠市场机制获得利益资源的群体；相反，依靠体制权力获取利益的中间群体难以被其他市场性群体所认同。比如，很多被访者明确表示，他们痛恨官员的腐败的程度，要远远高于痛恨私营企业主为富不仁的程度。这种利益的分歧根植于体制惯性，是“对事不对人”的。⁹

(二) 社会地位相似的中间阶层各群体仍能保持基本的交往认同

传统的阶级分析方法强调生产关系的对立，而现代的阶层分析方法强调社会地位的分化。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如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或者本文所述的体制权力与市场的分立关系，都会使得中间阶层各群体根本不能被称为一个阶级或阶层。而M·韦伯认为，阶级是由共同生活命运的人组成的，生活命运是由其整体上的社会地位决定的，中间阶级或中间阶层就是处于“相对中间性”地位的群体汇聚。中间阶层在社会结构中具有类似的地位，如果他们能够产生相应的地位意识，我们就可以大致判断出该阶层确实存在了。阶层地位意识的外在表现是社会交往，即一些社会群体在社会交往中保持同阶层内的亲和，同时对其他群体保持交往距离。

也就是说，资源占有量上的相似性是形成中间阶层的前提，而资源配置机制的异质性只是此前提下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整体的现阶段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综合经济资源拥有量上处于类似的社会中间位置，具有基本的阶层认同意识。我们通过访谈研究发现，现实生活中的中间阶层确实存在以同等社会地位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的“类”意识。¹⁰无论其资源配置来源属于“体制权力市场”连线的哪个位置，中间阶层大都能够辨识出自己的社会位置，潜意识中感觉到结构特征的中间阶层都属于“同一个层次”，从而彼此可以形成交往“圈子”，在交往上不会轻易地扩越阶层“高攀”或“低就”。

(三) 资源配置途径的二元化下的中间阶层各群体间的相互融合

拥有各自资源优势的各群体往往还形成需要相互“合作”、“利用”和“补偿”的关系，并体现为各种融合形式。比如，有的中间阶层家庭存在所谓的“一家两制”现象，家庭成员分别占据“体制权力市场”的两端，相互补充各自的资源缺陷，并相互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¹¹又如，工资收入有限的专业人员利用单位上的头衔、社会关系等体制性资源，进入市场直接得利。¹²或者除了上述“理想”的融合形式，两种机制下的资源还可以进行“互有短长”的交换。¹³

四、讨论

对于中间阶层在资源配置上的异质性，我们首先需要作价值层面上的讨论。“体制权力市场”二元性是当前我国社会转型阶段的重要特征，只不过这一特征在中间阶层群体身上体现得尤为集中。从我国经济体制转型与完善的角度来看，体制权力分配是对市场机制分配的严重干扰和扭曲。有学者提出了资源的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的概念，认为一个社会必须在政治性分配与功能性分配这两种分配方式中达到某种平衡，才能避免激烈的社会矛盾(徐晓军，2002)。虽然其“功能性分配”与本文中的市场性资源配置途径相似，但“政治性分配”并非本文中的体制权力分配，而是指公共权力以缓和社会不平等为目的的社会财富的再分配。或者说，所谓的“政治性分配”体现的是体制权力的公共性，而本文的体制分配体现的是体制权力的私利性。前者是公开目标，追求结果公平；而后者是特权、垄断等传统因素的惯性，加深并复杂化了社会不平等，不仅不能实现结果正义，还违背了社会竞争起点的正义(诺奇克，1991；罗尔斯，1988)。

同时，资源配置异质性对中间阶层的影响，我们还需要在许多经验判断问题上进行讨论。首先，中间阶层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进行分析？异质化因素所带来的复杂性，使得中间阶层与具有结构、意识、行动一致性的理想阶层存在较大的距离。特别是“双色蛋糕”特征，对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间的内部分化所构成的影响尤为深刻。因此，在将中间阶层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进行相关讨论时，需要保持审慎的态度，要充分考虑到中间阶层的各种异质性特征，特别是“双色蛋糕”特征。已经有学者从经济结构、单位类型、地域、层次细分等角度讨论中间阶层的来源构成(张宛丽，2002b)，但这方面的研究至今仍然较少并欠缺深度。

其次，中间阶层能否承担起人们对它各种热切的社会期望？中间阶层所受到的关注很大程度上寄托了对其社会功能的期望，如示范社会道德规范、缓和阶层冲突、维持政治秩序与稳定等(张伟，2005)。这些期望的实现，前提之一就是中间阶层力量的强大。而强大力量不仅仅是人数的壮大、个人能力素质的提高，还与中间阶层内部的整合有关。其中，同质程度决定了整合的可能性和程度，并进而影响到中间阶层组织性和阶层文化的形成，特别是“双色蛋糕”特征，是中间阶层力量整合的关键障碍，其影响程度值得进一步探索。

再次，如何从发展的视角来看待中间阶层的“双色蛋糕”特征？总体趋势上，市场力量在不断完善和壮大，而体制权力所导致的资源配置不平等越来越受到质疑和约束。同时，这个过程是漫长和曲折的。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体制权力因素将会长期存在。“双色蛋糕”特征的淡化，需要市场维度的资源配置作用的持续增强，公共部门私利性取向得到有效控制，社会资源配置的不公正、不平等、不合理和不合法等现象逐渐减少。这就涉及到更深层次、更广范围的研究，中间阶层及其“双色蛋糕”特征毕竟处于整个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之中。

注释：

1 在访谈中，私营企业主们不约而同地倾诉了他们所承受的巨大的压力，包括身体上的、生活上的与精神上的。一位企业主称有数据表明，当前中国的企业平均寿命不到5年。在谈到企业创建和发展的那段关键时期，他说：“那时候我关注的就是生存问题，我要挣钱，我唯一关注的就是我能生存，我的企业能生存。那时候压力很大，如果(企业)要跨了，我可能就爬不起来了，和你一起干的人，也会失业，没有工作。作为企业主，我的压力很大，当时身体严重透支。我觉着私营企业主所承受的压力，是其他阶层不好理解的。这种压力，不像白领那样在工作忙的时候有，在工作不忙的时候就没有了，而是时时刻刻都缠着你。那段时间我体力透支，老失眠，一到下午就心跳不正常。”

直到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才明确提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即使大环境对私营企业逐渐宽松，但他们仍然在企业运营、私人财产保护和其他方面缺乏足够的安全感。一位被访者的企业在和一个中央部门的下属事业单位合作，其实他并没有从这种合作中得到利润，他真正的用意在于想在政府机关找到“靠山”，结交一些现在和将来可能具有影响力的官员。他说：“这个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想法，想建立这种关系，他们(所结交的干部)将来可能是国家的中坚力量，而且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也许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些人会很‘厉害’。我们有时候也比较担心，所以希望能和权力相结合，能够得到保护。我们的想法是要有政府的影子、私企的干劲。”

2 这里的经济资源或利益是综合的，并不仅仅局限于直接的货币利益，还体现为其他各种非市场化的经济性福利，甚至包括市场的行政性垄断、权力寻租、办事方便等外延性经济利益。或者说，这里的利益资源是中间阶层个体所拥有的各种社会资源折算而成的，在总体资源拥有量上具有可比性。

3 在读者能够理解本文此处所指的前提下，我们也可以将这种资源分配的二元机制称之为“体制内体制外”模式。

4 某律师在访谈中认同中间阶层的一般构成，同时又把他们分成两大类，其描述非常形象：一个是和“公家饭”有联系的，比如机关公务员、事业单位知识分子、国企白领等，他们都有国家的保障，免除了后顾之忧；另一个是和“私家饭”有联系的，如律师、非公企业白领、小企业主等，他们在市场里只能依靠个人努力，缺乏外在的保障。他这里所说的“保障”，并不是指直接收入的多少，而是指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得到体制的“庇护”或利用体制优势取得利益资源。

5 根据国家人事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调研报告》，某些机关公务员补贴、津贴混乱，某些省市基本工资甚至只分别占收入的18%、21%、30%等；职务消费失范，有的干部公车私用，各种招待费及健身、娱乐消费等失去监控，成为财政支出的一个漏斗和黑洞。一位做小企业经营的被访者讲到她朋友的老公：“他就是一个派出所副所长，已经很牛很牛的啦。他一个月两千块(工资收入)撑死了，一年就是三万块钱的工资水平吧，但是他的生活水平并不低，含金量至少有几十万。他经常可以出入一些很高档的场所，生活档次水平很高，还根本不需要花自己的钱。我们一年挣几十万，可能有些东西也没有他们好。我们什么东西都要自己去花费。”

6典型的是高校教师校外兼职，医生走穴或收取红包，科研院所在继续得到财政支持的同时经营企业等。另外还存在着机关单位与机关人员事业化并进而市场化的现象，造成公共行政、公共事业与市场之间的模糊化。传统事业单位面临着艰巨的转型。参见林楚方、法伊莎，《一场涉及2900万人的改革拉开大幕》，载《南方周末》2004年4月15日。

7 这种冲突和通常所讲的权力、资本之间的结合并不矛盾。资本靠拢权力可能是出于主动，可能出于被动，或者说，有的是为了谋求发展，有的是委曲求全。从根本上看，这仍然是市场环境不完善的表现，有时迫使企业经营者不得不依靠非市场手段经营企业。一位从事建筑业的被访者道出了一些苦衷：“如果我们一年可以挣一百万，可是真正自己可以花的也就三十万，大部分钱都要用在打点上。人家花你的钱，吃你的饭，是给你面子。说不好听的话，就像孙子求着爷爷一样求人家把钱收下，非常难受。”另一位被访者说：“我的企业小，工商税务谁查都会查，谁‘弄’我一下都挺难受的。发生这种事，‘公关’摆平呗。他们是政策的制定者和规矩的执行者，拿它的规矩要求你，你肯定是违规的。”

8 在访谈中，一位机关干部认为不同群体间存在着直接的利益冲突，“很多商人并不愿意把钱拿出来，但他为了疏通关系还是必须这样做。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力阶层和资本阶层的冲突。如果他们一年挣100万，真正自己可以花的可能也就30万，大部分钱都要用在打点上。”一位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对行政权力的作用深有体会：“他们(机关行政人员)说话很漂亮，但就是办事卡你。我们办证(结婚证)时她说不给你办，给你讲政策，理由很多。最后找了个有‘关系’的朋友，‘意思’了一下，给办了。这个朋友说，那些理由都不是原则性的东西，办与不办全看‘管事的’一句话。”体制权力与市场的利益冲突甚至存在于单位内部。某科研所的工程师对本单位的行政部门很不满：“利益分配不合理，我们拼死拼活，是单位的骨干。行政部门人浮于事，没什么本事，可他们到处管着我们，垄断着很多东西。他们的好处比我们还多，还不是我们养着他们这些人。”

9 访谈中一位外企白领言辞比较激烈：“对那些贪污的政府人员，还有那些医生、律师，我恨他们。医生收黑钱太厉害了，我亲身经历过。教育乱收费，他们垄断资源，无理地剥夺其他人，我比较恨这部分人。我接触私营企业主比较多，虽然素质不高，但很有社会责任感，钱也是自己辛苦挣的。”

10 这种交往上的“类”意识在访谈对象中较普遍。比如，访谈中某建筑公司主管对交往“圈子”比较敏感：“不同的社会层次之间区别挺分明的，话题绝对不一样。我接触到的人比较复杂，跟民工、公司管理人员、政府人员、开发商都要打交道。不同圈子的人可能因为利益或工作要接触，但这不是交往。社会分了层次之后，两个不同层次的圈子根本融不到一块。打个比方，我和民工聊天，他们就说这个月他记多少工，分多少钱，其他什么都说不来。我还跟他谈什么？”某大学教师也认为只有同阶层的人交往多些：“对社会上层，虽然有接触，但毕竟不是一个圈子，交往不多。但是对于普通的中层，比如国家公务员、企业白领，和他们打交道很舒服、很开心。和这种人有同类人的感觉，属于同一个阶层吧，都属于中层。对于下面这些穷人只是一种同情的感觉，没有什么交往。”某外企白领讲了她所居住的小区里的人际关系：“中间两栋楼是回迁房，住的是一些‘老北京’，大部分是以前在同一个国企单位工作的工人。我们首先感觉中间这两栋楼的人素质比较低，可是人家还觉着我们这些人都很假呢，相互之间也有矛盾。比如养狗，商品楼的人觉着带着狗到处遛很俗，脏儿叭叽的。但他们这些人(回迁户)就觉着无所谓，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可能因为经济基础不一样吧。”

11访谈中有一对年轻的中间阶层夫妻，女方在外企工作，工资收入较高，而其丈夫在机关部门工作，工资收入较低，但社会关系较多，工作稳定，福利分房大大减轻了他们的经济负担。她坦言，这种“一家两制”是很多人所向往的家庭组合模式。

12访谈中有一位年轻的大学教师，工资收入有限，但他利用大量的空闲时间和外语特长为各种“考研班”授课，收入颇丰。问他为什么不干脆辞掉大学教师的工作，他毫不迟疑地强调“靠山”决不能丢，“我现在出外讲课都打着所在大学的名头，所谓‘名校名师’，很多学习班都是冲着这块招牌来的。有些资源，是钱不能买来的，但单位能给你。而且，有单位作靠山，心里踏实，旱涝保收吧。”

13访谈中有一位基层机关干部认为：“白领靠自己的本事挣钱，挣钱也多，但在机关里不是这样，他们看中的是晋升机会，这两种人不一样。虽然机关单位原来的好多福利都没有了，公务员法也颁布了，但在机关里的人仍然有他们的优势，他们比白领更稳定，更有保障，办什么事更方便。”一位外企主管这样描述中间阶层不同群体间的共同点与差别之处：“我们(作者注：指企业白领)和政府人员、医生、知识分子属于‘平’着的，但各自的社会地位不一样，他们办起事来都比我们更容易。老板们要获得这些方便，需要付出其他代价。”这里的“平着的”指中间阶层各组成部分的综合资源差不多，可以“平起平坐”。“社会地位”则意指体制权力上的优势。所以政府人员、医生和知识分子“办起事来比我们更容易”。同时，体制内资源和市场资源是可以互换的，所以那些缺乏体制背景，但需求某种“方便”的“老板们”要付出市场资源的优势作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