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导言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J·厄里(John Urry)宣称：“从某些方面来看，20世纪社会理论的历史也就是时间和空间观念奇怪的缺失的历史。”(厄里，[2000]2003：505)空间的缺席似乎比时间更为明显，福柯(Foucalt，1980：70)如是说：“空间以往被当作是僵死的、刻板的、非辩证的和静止的东西。相反，时间却是丰富的、多产的、有生命力的、辩证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空间仅仅被视为社会关系与社会过程运行其间的、自然的、既定的处所，这样，社会理论空间之纬的缺失就抹杀了地理学想象力(Soja，1989)。厄里([2000]2003：505)继续这样写道：“……这种缺失的局面是不可能全面维持的。时间和空间总会在一个地方冒出来，扰乱某些既存观念，而这些既存观念原本是围绕着一些主要旨在构筑一种无时间和无空间向度的社会学的区分而形成。”空间确实在社会理论之中“冒出来”了，并构成社会理论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空间转向或地理学转向，即将空间概念带回社会理论或以空间思维重新审视社会(Crang & Thrift，2000)，这样，地理学想象力就成为社会理论的重要构成部分(Gregory，1994)。

然而，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并不暗示空间这一要素从未出现在社会理论之中，经典社会理论大师涂尔干、马克思和齐美尔或多或少地关注了空间这一重要纬度，芝加哥学派对此亦有所阐述。可是，空间浮现为社会理论的一个核心主题则要到1970年代以后，1974年列菲弗尔(Lefebvre)以法语出版了《空间的生产》(该书经哈维等人介绍到英语世界，但英译本迟至1991年才出版)，这一重要著作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社会理论对空间概念的系统关注。1985年，一群地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联手出版论文集《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Gregory & Urry，1985)，此书可视为英语世界的社会理论家关注空间议题的一个宣言。此后，关于空间的理论阐释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方面，吉登斯、布迪厄等社会理论大师在现代性架构下检视空间与社会的交互关系对于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过程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后现代社会理论家采用一系列的地理学概念和隐喻来探索日益复杂和分化的社会世界。

汉语学术界对空间的关注则是更为晚近的学术进展，台湾学者夏铸九、王志泓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夏铸九，1988；王志泓，1998)，大陆学者也在近年开始关注到这一最新理论进展，译介了不少重要的空间理论文献，并且在经验研究层面作出了尝试(包亚明，2001、2003；杨念群，2001；汪民安，2005)。然而，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基本脉络尚待进一步厘清，这正是本论文主旨所在。不过，有必要说明的是，本文只是关于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之基本脉络的导引性文字，它旨在为进一步系统的理论阐述作一个铺垫。

二、经典社会理论的空间论述片断与空间转向的背景

经典的社会理论缺乏关于空间的清晰而系统的理论阐述，但不乏若干具有洞察力的论述片断(厄里，[2000]2003)。马克思、涂尔干、齐美尔和芝加哥学派的空间论述在某种意义上为后来的空间转向埋下了伏笔。

尽管马克思有强烈的地理和空间直觉，敏锐地注意到资本主义的兴起导致时间对空间的消解，空间形态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出现重大转型，这在《共产党宣言》里体现得最为充分。然而，空间被看作诸如生产处所、市场区域之类的自然语境。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城镇与乡村的对立内在地表达了对空间的某种程度的强调，尽管比较隐晦。然而，马克思揭示出在客观的表象外衣下隐藏着各种基本社会关系之内核，这实际上隐约论及空间的社会性，而这恰恰是1970年以后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之要义(Soja，1989)。但正如哈维([1985]2003：143)所评述的：“他(指马克思——引者注)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起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这从而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涂尔干([1912]1999)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里提出时间和空间是社会构造物，空间具有社会性，特定社会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去体验空间，社会组织是空间组织的模型和翻版。遗憾的是，涂尔干并未试图进一步澄清空间的社会性的具体纬度。

齐美尔(2002a)是对空间最具有洞察力的经典社会理论家，其论文《空间的社会学》可谓社会学视野下最早专门探讨空间议题的文献。空间正是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被赋予了意义，从空洞的变为有意义的，并具有五种基本属性：空间的排他性、空间的分割性、社会互动的空间局部化、邻近/距离、空间的变动性。其巨著《货币哲学》讨论了空间在货币经济下的转型：货币经济的发展导致空间失去重要性，社会组织和社会交往开始脱离空间(齐美尔，2002b)。然而，齐美尔的论述似乎高度抽象，缺乏具体的历史分析(Allen，2000)。但这并不影响其对芝加哥学派的启示意义。帕克、伯吉斯等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诸如同心圆之类的解释框架，对于城市空间有了较为直观的概括。不过，他们的论述大多是描述性的，没有从更高的理论层次去探索都市空间背后的社会关系模式。吉登斯([1984]1998：516)批评帕克“采取一种形式主义的空间观念，并偏重某种客观主义的立场”，也就是没有深入揭示空间生产的社会性。在沃斯、雷斯菲尔德基于城市和乡村的区分的论述之后，城市社会学在思想上陷入了贫困，发展不出富有创见的作品(厄里，[2000]2003)。

可见，经典社会理论之中的空间论述是片断式的、零散的，关于空间与社会之关系的表述或抽象或含糊，空间被视为无关紧要的、不引人注目的(哈维，[1985]2003)。这一状况维持了很长时间，从而引发如下疑问：为什么空间之纬长期缺席于社会理论架构之中？社会理论何以在最近30年出现所谓的空间转向？了解如此脉络无疑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辨识空间观念在社会理论之中勃兴的缘由。福柯(1997)认为社会理论的空间化可归因于哲学观念的转变、时空体验的转型、学科从分工到整合。索加(Soja，1989)揭示了三种空间化趋势：后历史主义、后福特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福柯和索加在这一问题上的论断相似，空间的缺席与凸现的理论背景和现实根源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分析。

首先，历史决定论淹没了空间思维。在传统的社会理论之中，时间超越空间成为焦点且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空间。这一时期的社会理论大师秉承历史决定论传统，更多关注时间体验的转型。以马克思为例，尽管他隐约地觉察到空间的重要意义，但《资本论》一、二卷之中的基本假设就是一种封闭的民族经济和一种本质上无空间的资本主义，而第三卷原本要进行的空间分析则未曾问世(Soja，1989)，这使得我们难以见到其关于空间议题的进一步阐发。列菲弗尔(Lefebvre，1991)批评以往的本体论从几何学的角度将空间视为“空洞的”，从而无法促成有关空间的知识，所以社会理论在历史决定论的宰制下具有明显的去空间化倾向，对空间的认识乏善可陈，地理学的想象力似乎由此在社会理论中蒸发，索加称此为历史决定论下空间性的失语(Soja，1989)。后世的社会理论家试图改变这一倾向——在列菲弗尔的努力下，空间全面进入马克恩主义社会理论的怀抱；在吉登斯、布迪厄和新城市社会学那里，空间被赋予社会意义而不再是给定的自然条件。这一空间化途经被索加称为“后历史主义”，它旨在对社会存在的本质和概念化进行一种根本性的重新阐述，从而寻求重新平衡历史、地理和社会三者之间可以阐释的交互作用(同上)。

其次，学科分工所导致的理论狭隘性是社会理论中空间被忽视的另一重要因素。一直以来，社会理论家认为空间的变迁应该是地理学研究的主题，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仅仅被视为“自然”的，是既定的、基本的条件，是一种自然地理，属于前历史的层面，为地理学所宰制。相应地，地理学家忽视空间的社会性，仅仅以实证主义作为主导范式来探索人类行为的空间性。吉登斯([1984]1998：513)指出：“在二战之后的数十年间，社会学和地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这样的局面无疑阻碍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更有甚者，福柯(1997)指出，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乃至社会理论)只能去研究时间问题，而空间遭到贬值，成为反动的东西。但这一局面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得以扭转，学科整合成为新的潮流。由此，社会学和地理学相互接近，前述《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即为例证，这构成了社会理论空间转向的学科背景。社会理论逐步引入以前不曾重视的地理学纬度。布罗代尔(1997)特别提出，社会理论之中应该为地理学概念预留一席之地。地理学亦试图关注社会理论的进展，福柯和布迪厄等人为地理学家所广泛引用。

最后，空间的缺席或重申与现实的时空体验转型具有关联性。空间的问题呈现为一种历史——政治的问题是较为晚近的事情。福柯(2001b)宣称20世纪预示着一个空间时代的到来，20世纪之所以是空间的纪元，是因为我们身处同时性的时代，于其中由时间发展出来的世界经验远少于连结着不同点与点之间的混乱网络所形成的世界经验。真正进入福柯所称的“空间时代”是1970年代左右。“1972年前后以来，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出现了一种剧烈变化，这种剧烈变化与我们体验空间和时间的新的主导方式的出现有着紧密联系。”(哈维，[1985]2003：1)人们在这一时期经历深刻的时空转变，空间的重要性在新的时间架构下得以凸现(Dear，2000；哈维，[1985]2003)。社会理论对此应该有所回应，这是特定现实背景下社会理论演进的外在动力。这一现实背景在索加(Soja，1989)看来就是空间化的另外两个途经——“后福柯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这两者的要旨均为时空体验的转型，这一转型要求人们去重新反思空间概念。

正是在哲学反思、学科整合和时空转型的理论和现实背景下，空间要素逐步进入社会理论，尽管不同学者空间化的策略分殊，但都汇流为空间转向这一特定的社会理论发展脉络和演进方向。

三、现代性架构下的空间思考：从列菲弗尔到新城市社会学

自1970年以来，空间开始逐步进入社会理论的论域。社会理论家在反思以往理论的基础上辨识出空间的失语限制了理论的解释力，所以，他们从不同的路径进入到社会理论的空间转向这一理论演进趋势之中。列菲弗尔是最早系统阐述空间概念的学者，布迪厄、吉登斯和德·塞尔杜(de Certeau，1984)分别在自己的社会理论架构之中为空间预留了一席之地，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则致力于强化空间思考，为都市研究重建理论基础。

列菲弗尔(Lefebvre，1991)是空间理论的奠基人之一，其主要贡献在于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空间化阐释并系统阐述了空间概念。首先，他认为空间并非社会关系演变的静止“容器”或平台，而是社会关系的产物，它产生于有目的的社会实践。空间和空间的政治组织表现了各种社会关系，但又反过来作用于这些关系。其次，他建构了社会空间的类型学，正是经由不同空间类型的转换而实现社会演变：即从差异空间到抽象空间的转型。所谓绝对空间就是由位居某些基地的自然之片断所构成，这些基地是因其固有特质而被选取，它是血缘、土地及语言的纽带之产物，相应的是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抽象空间对应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空间是再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且无限扩张。然而，正是空间的扩张挽救了资本主义体制，因为它并未如马克思所说走到了穷途末路，相反，资本主义经由占有空间并将其空间整合进资本主义的逻辑结构而维持与延续。因此占有空间并生产出一种空间是资本主义成功的主要手段之一，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主义制度由此获得了维系自己的规定结构，从而延长了自己的生命，空间的再生产化解了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少矛盾。空间不再是一个消极无为的地理环境，而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工具。最后，他试图提出一个关于空间的一般社会理论并将空间结构区分为空间的实践(spatial practices)、空间的再现(representation of space)与再现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三个要素，即空间的实在(lived)、构想(conceived)和认知(perceived)的三个层面。列菲伏尔阐发的关于空间的一般理论深刻影响了后世的空间思考和都市研究(Merrifield，2000)，我们从新城市社会学理论、哈维和索加的研究之中不时可以看到他的影晌。

布迪厄(Bourdieu，1973)是在阿尔及利亚研究中发现了空间的重要性的。阿尔及利亚人的家庭具有独特的空间性，空间的组织将人们限定在不同的地方，从而有助于建构社会秩序并形构阶层、性别和分工(Bourdieu，1977)。在此基础上，布迪厄的空间论述不断发展且基于“社会空间”这一概念并将其与支撑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资本和惯习——紧密结合在一起(Bourdieu，2002)。首先，空间是一个关系的体系，社会空间可以比拟为区域在其中划分的地理空间，但空间的建构由位居此空间的行为者、群体或制度所决定，越接近的人同质性越多，即空间的距离与社会的距离相符。行动者是如何被划分进不同的社会空间的呢？这取决于两个资本原则：其一，根据他们拥有的资本的总量；其二，人们所拥有的资本结构，即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的相对比重。人们居于一定的社会空间会形成一定的个人地方感，并由此形成留在共同地方的倾向，或者比较一致的惯习，惯习暗含了“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感觉”和“对他人地方的感觉”，行为者对空间的看法取决于其在空间中的位置。然而，任何一个社会空间都具有一定的地理学基础，它不是一个纯粹意义上的主观建构，而是行动者基于其所处的地理空间而进行的一项集体建构(布迪厄，2001)。在一定程度上，布迪厄的贡献在于厘清了地理空间与社会空间之间的关联以及空间与阶级之间的复杂关系(Bourdieu，1985；布迪厄，2001)。他的著作，尤其是《Distinction》，受到了地理学家的关注。在地理学家看来，他在某种程度上建构了一种“实践和社会行动的地理学”或“区隔和文化与符号资本的地理学”(Painter，2000)。

吉登斯的地理学论述和对结构的空间性的重审主要见于《社会学理论的若干中心议题》、《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批判》和《社会的构成》。他致力于围绕社会系统在时空延伸方面的构成方式来建构理论体系，他借鉴地理学的观点(尤其是赫格斯特兰德的时间地理学)和戈夫曼的戏剧论将空间纬度纳入结构化理论：社会互动由一定时空下的社会实践构成，空间形塑社会互动亦为社会互动所再生产。吉登斯([1984]1998)借鉴时间地理学发展出了不少与空间相关的概念，如区域化、时空抽离、场所、在场、不在场、共同在场和在场可得性。以区域化为例，它不仅仅被理解为空间的局部化，而且涉及与各种常规化的社会实践发展关系的时空的分区。吉登斯([1984]1998)试图以这些概念辨识出社会互动在空间结构下如何以不同的形式延展并改变社会的资源分配结构和运行机制，同时将时间空间关系直接与权力的产生和统治结构的再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由此，社会的空间性的构成与历史性的构成紧密结合起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索加(Soja，1989)认为，吉登斯的成就在于将权力注入到社会的空间化本体论之中，并且将权力注入到对地理学的创造性的阐释之中。正是这一点凸现了吉登斯与布迪厄的不同：吉登斯从权力与互动的角度切入空间议题；布迪厄则从实践和符号的角度阐述其空间理论。

空间实践(spatial practices)是德·塞尔杜(de Certeau，1984)《日常生活的实践》(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的一个核心主题。他首先区分了place和space这两个彼此相连但又具有相对性的概念。他认为space是暂时性的权力空间，并没有明显界限的区隔。空间的差异来自主体的行动、权力的运行和日常的实践，空间的本质并不暗示必然的区分。而要解释空间的异变则需要策略和战术这一对用以描述日常生活实践的概念工具。策略(strategies)与战术(tactics)代表着拥有权力的强者与弱者，强者运用策略，体现分类、划分、区隔等方式以规范空间；而弱者却以游逐不定的移动来对抗区域化，这种方式他称之为战术，是一种对以强权为后盾所进行空间支配的拒绝与批判。所以，战术成为弱者的武器并成为都市空间改变的可能条件之一。弱者是没有地盘(place)的人，地盘是强者的领域，强者能够统筹全局，并事先拟定策略；而弱者只能以时间换取空间，以战术应对之。只有这样，空间才蕴涵着自由和可能性，这对弱者而言就是机会，因为相比较而言，强者在空间上是稳定且安全的。所以，日常生活就是介入、挪用权力和空间的方式，改写都市版图的方式就是个人在都市中的“行走”(walking)，这彰显了人在空间生产中的能动性。他以游牧者的隐喻描述都市空间的艺术。游牧者在街头中窜游，利用其捉摸不定的战术对抗由策略所支配的都市空间(de Certeau，1984)。正是基于此，迈克·科郎(Mike Crang，2000)认为德·塞尔杜是常识和街头社会理论的引领者，这与福柯聚焦于体制化空间有明显的不同。

新城市社会学作为人类生态学范式的替代理论架构，聚焦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空间、资本和阶级的交织。尽管人类生态学关注空间过程，但它只是描述空间过程的后果，如贫民窟、种族隔离等，而没有洞察空间形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制。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认为空间过程是资本集中、阶级冲突和工业生产之间交织的结果。新城市社会学试图考察当代社会城市空间安排的结构化过程。卡斯泰尔(Castells，1977)认为，在以往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之中，只有两个概念值得肯定：空间与集体消费。然而，空间只是一个物质要素，而非一个理论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赋予空间结构以形式、功能和意味。这样，城市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对象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的一致性。由此，集体消费成为探索城市空间的切入点，人们可以从中洞察空间的社会特质。卡斯泰尔(Castells，2000)后来提出流动空间这一概念以阐述后现代时期信息技术的扩展对社会空间的影响，原有的城市空间与新的流动空间开始断裂，整个社会关系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199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出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 perspective)，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对空间的忽视，以加强都市社会学的解释力。社会空间视角批评传统城市社会学过分重视技术作为变迁主体的推动力并试图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框架，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他认为城市的空间关系涉及资本、劳动和技术变迁。社会空间视角强调社会与空间的二元关系：一方面，人类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间下运行；另一方面，人类可以创造和改变空间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社会空间视角高度重视政府和房地产在城市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房地产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而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运作和阶级关系(Gottdiener，1994)。总之，城市空间关系的实质即为社会关系，更具体而言是资本关系或阶级关系。因此，新城市社会学正是从空间、资本和阶级的交互关系中去理解都市现象的。

新城市社会学作为人类生态学范式的替代理论架构，聚焦于城市发展过程中空间、资本和阶级的交织。尽管人类生态学关注空间过程，但它只是描述空间过程的后果，如贫民窟、种族隔离等，而没有洞察空间形成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机制。新城市社会学理论认为空间过程是资本集中、阶级冲突和工业生产之间交织的结果。新城市社会学试图考察当代社会城市空间安排的结构化过程。卡斯泰尔(Castells，1977)认为，在以往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之中，只有两个概念值得肯定：空间与集体消费。然而，空间只是一个物质要素，而非一个理论单位，特定的社会关系赋予空间结构以形式、功能和意味。这样，城市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对象必须满足一个条件：即空间单位与社会单位的一致性。由此，集体消费成为探索城市空间的切入点，人们可以从中洞察空间的社会特质。卡斯泰尔(Castells，2000)后来提出流动空间这一概念以阐述后现代时期信息技术的扩展对社会空间的影响，原有的城市空间与新的流动空间开始断裂，整个社会关系发生巨大变化。马克·戈特德纳(M. Gottdiener，1994)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整合出社会空间视角(socio-spatial perspective)，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对空间的忽视，以加强都市社会学的解释力。社会空间视角批评传统城市社会学过分重视技术作为变迁主体的推动力并试图将更多的因素纳入城市空间的分析框架，尤其是政府干预和房地产发展。他认为城市的空间关系涉及资本、劳动和技术变迁。社会空间视角强调社会与空间的二元关系：一方面，人类在社会结构的限制下，在一定的空间下运行；另一方面，人类可以创造和改变空间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社会空间视角高度重视政府和房地产在城市发展中的核心地位，房地产改变城市的空间结构和城市居民的定居空间，而房地产发展涉及资本运作和阶级关系(Gottdiener，1994)。总之，城市空间关系的实质即为社会关系，更具体而言是资本关系或阶级关系。因此，新城市社会学正是从空间、资本和阶级的交互关系中去理解都市现象的。

实际上，基于现代性架构关于空间议题的社会理论家，还包括讨论空间分工、权力几何学和地域性的多瑞恩·麦塞(Doreen Massey，1984)和直接阐述地理学想象力的迪利克·格利高里(Derek Gregory，1994)以及论述时间地理学、空间形态与货币的耐杰尔·斯瑞夫特(Nigel Thrift，1996)。由此，空间浮现为一个不可或缺的理论要素，空间思考的引入丰富了社会理论的地理学想象力。然而，空间不仅是现代社会理论的焦点，也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关注的重要议题。

四、后现代的诸种空间阐释：从哈维、詹明信、福柯到索加

后现代思想的兴起极大地推动了思想家们重新思考空间在社会理论和构建日常生活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空间的重要意义成为普遍共识(Dear，2000)。后现代社会理论家试图从理论层面拓展人们对空间的认识与把握，这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成是后现代社会理论家对现代性论述的一种赌气般的反叛，希望恢复那些现存的社会理论与认识论所排除的东西，“空间”就是被排除者之一(里兹·庞蒂，2001)。哈维、詹明信、福柯与索加是后现代视野下空间转向的代表性人物。

哈维认为空间组织不仅具有其内部转型和构建的自身法则之独立结构，而且体现在更为宽泛结构里的一整套关系的表述(Soja，1989)。在《后现代状况》之中，哈维([1985]2003)强调空间重组是后现代时期的核心议题。时空的压缩导致文化实践与政治经济实践出现剧烈的变化，这构成了后现代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一重要特征迫使人们调整空间观念且重新思考社会行动的形式。他认为空间与空间的生产是社会权力的源泉，掌握了资本循环的各个要素和阶段的空间动态正是资本持续积累的关键所在，由此空间成为阶级斗争的重要议题。尤其在后现代时期，时空的压缩在城市生活之中表现得非常明晰。资本家规制城市空间以追求金钱，进而，空间秩序方面的改变会通过货币收益而重新分配社会权力。空间的组织和运作的功效对所有资本家而言都是重要的，由此资本家获得附加优势。在任何社会形态里，空间的实践充满了微妙性和复杂性，要改变社会的任何规划就必须把握空间概念和实践之改变这一复杂问题。他立足于列菲弗尔的空间概念提出四个新的纬度：针对人类事务中“间隔摩擦”作用的可接近性和间隔化；空间的占有和利用；空间的支配和控制以及空间的创造。

詹明信(1997)试图阐发后现代视野下关于空间在当代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之意义的感受趋势。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空间的各种独特性是一种新的且具有历史根源之困境的征兆和表现，这是一种涉及到将作为个人主体的我们嵌入到一系列多维的、完全不连续的现实之中的困境，这一范围从资产阶级私人生活的各种空间到远至全球资本主义本身不可想象的偏离中心。因此，特定的空间转换是正确区分后现代主义和现代主义最为有效的途经之一。后现代就是空间化的文化，因为空间在后现代社会的建构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调节作用。后现代空间是资本主义和后工业化导致的超空间，这一超空间最终有效地跨越了个人身体的局限性，感性地组织其周围的环境，并明显地使得自己处于可测绘的外在世界之中。然而，这一空间是破碎而分裂的，由此形成平面感和无深度感。如果要对后现代的空间解码，就需要借助建筑领域这一特殊的美学语言入手(詹明信，1997)。因此，詹明信的理论旨趣在于以解码为手段去探究人工环境的空间并揭示出新的后现代空间的坐标，从而推动了一个观察社会空间关系的新路径(Soja，1989)。尽管詹明信属于后现代阵营，但其空间论述与列菲弗尔有较大的相似性：他们都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凸现空间与生产方式的变革和阶级政治(迈克·迪尔，2003)。不过，詹明信更加关注的是后现代状况下的“超空间”，而列菲弗尔是从一般意义上讨论资本主义条件下空间的社会性。

福柯致力于考察权力和知识的空间化趋势(Philo，2000；Soja，1989；何雪松，2005)。福柯大量使用空间的隐喻表达：位置、移位、地点、区域、领土、领域、土壤、地平线、群岛、地理政治、地区和景观，诸如此类(福柯、雷比诺，2001)。在他看来，空间既非了无一物由我们的认知去填充的空白，也非物质形式的容器，而是实实在在、活生生的、社会建构而成的空间之纬。因此，福柯意义上的空间既是抽象的，也是实在的。空间的建构嵌入关系之中，也就说，我们是生活在一组关系之中，这些关系确定了不同的基地，而彼此之间不可化约，更不相重叠。空间概念的广泛使用确实从某种程度上体现了福柯对空间的着迷，但在空间概念的使用背后却隐藏着福柯企图倡导的深层次的权力观和知识观。空间经由关系而确定，正因为空间与关系交织在一起，它就不可避免地与知识和权力具有紧密联系。福柯宣称，现代社会是一个纪律社会，而空间成为权力运作的重要场所或媒介，空间是权力实践的重要机制。如此空间比比皆是，例如学校、军营、医院。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具有无数的空间安排以不同的形式宰制我们的生活，我们似乎无法逃脱宰制我们的空间，当这一空间不可见的时候，作为主体的我们立即启动自我的控制机制(苏硕斌，2000)。因此空间是任何公共生活形式的基础，同时也是任何权力运作的基础。当然，权力的运作恰恰和知识的生产和积累之间存在紧密的关系，知识体系可为权力在空间上的运作提供合法性。这实际上凸现了福柯关于空间论述的另一个层面：空间与知识的关系。在福柯(2001a)的思想体系之中，知识与空间的关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阐释：一方面，知识改变空间并实施权力；另一方面，知识的空间化是福柯观察到的一个重要趋势，因为，可见性是一个基本的知识形态，正是因为空间上的可见性，权力才得以实现。所以知识一旦按照区域、领地、移植、置换、过度加以分析，人们就会捕捉到知识作为权力形式和传播权力效应的过程(Foucalt，1980)。毫无疑问，福柯的理论企图在于以空间性思维重构历史与社会生活，尤其是重新阐释权力的运作、知识的系谱与空间之间隐而不显的关联。

后现代地理学家索加(Soja，1989)致力于发展出一套空间历史辩证唯物论以弥补马克思主义对空间的忽视，因为空间弥漫着政治、社会关系与意识形态。正如他所指出的，对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以及对批判政治现实的重申，这将仰赖于对一种依然是处于封闭的历史决定论的一种持续的解构，也仰仗于对当代各种后现代地理学的各种异位展开探索之旅。将空间之维带入社会理论之中以形构成透视社会的“三重辩证法”：社会性、空间性与时间性。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结果(具体化)，又是手段(预先假定)，即空间性是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物质所指，那么社会生活必须被视为既能形成空间，又偶然于空间；既是空间性的生产者，又是空间性的产物。这就是社会空间辩证关系的内核，其具体阐述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空间性乃是具体可辨认的社会产物，是“第二自然”的一部分，它社会化且转化了物理空间和心灵空间；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同时又是社会行动与关系的中介和结果、前提与表现；社会生活的时空结构的结构化过程界定了社会行动与关系(包括阶级关系)是如何建构和具体化的；这个构建和具体化过程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矛盾主要源自空间的双重性质，即它同时是社会活动的结果、再现、产物以及中介、前提和生产者；具体的空间性——真实的人文地理形式乃是关于社会生产和再生产之竞争的角斗场；社会生活的空间性，从日常生活的例行事件到长期的历史创造，都植根于空间的偶变性，就如同社会生活的空间性根植于时间历史的态势之中。索加(同上)进一步拓展了这一理论并提出了后都市这个概念，以回应后现代时期的都市变迁，并以洛杉矶为个案进行了卓越的空间分析。

可见，空间议题在后现代社会理论之中是围绕三个纬度展开的：其一，后现代时期的到来导致空间的扩张、分裂与变动，哈维和詹明信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相应的概念以回应后现代时期的空间转型；其二，福柯解构了传统的权力观与知识观，他将空间，权力与知识联系起来；最后，索加致力于整合不同的空间论述以形成具有一般意义的后现代空间理论。由此，后现代社会理论家试图在社会理论中引入地理学的想象力，从理论或实证层面丰富对空间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理解。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后现代社会理论在空间议题上具有广泛性共识，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就宣称在后现代世界，时间比空间更重要，并创造了速度距离这个概念以消解空间纬度(瑞泽尔，2003)。

五、结语

空间转向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如索加(Soja，1989)所争辩的，遮蔽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后果的是空间而非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思而诡异多变的理论世界的是地理学的创造而非历史的创造。空间(或地理学)想象力的引入在某种程度上为人们重新思考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提供了新的切入点，空间性成为洞察人类社会的重要纬度。在本体论上，他们都试图颠覆异常顽固的将空间和社会分割的断裂思维，用列菲弗尔(Lefebvre，1991)的话表达就是“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存在”，如果再接上一句就是“哪里有空间，哪里就有社会关系”。在认识论上，它们都认同空间并非自然的、静止的，而是变动不居的、活生生的，是构成性的。在方法论层面，关于空间的理论阐述在很大程度上都企图摆脱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而期望以方法论的关系主义去检视空间的生产、运作和消解，从而更好地把握社会的结构与过程。新城市社会学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空间转向这一特定的理论脉络。空间转向赋予文化批评新的方向，詹明信(1997)对电影、建筑的解读即为其例。女性主义也关注空间议题，尤其是性别化的空间，这构成女性主义批判男权统治的一个重要纬度(里兹·庞蒂，2001；厄里，[2000]2003)。

然而，社会学的空间转向面临着诸多困境。首先，空间这一概念过于抽象且无法形成具有共识性的操作概念。由于概念化的困难，空间概念在美国社会学界的影响力极为有限，这势必限制其影响力。其二，时间和空间是交织在一起的，要认识空间必然要理解时间，尽管吉登斯、布迪厄、哈维都试图将时间和空间并置起来进行阐释，但社会学对于时间的理论化只能说是初步的。最后，地理空间、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之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地厘清，否则概念的混乱会遮蔽或阻碍空间转向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