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代西方关于后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中，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是最早、也是最积极地试图发展一门“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理论家之一。鲍曼在1989年发表的《社会学对后现代性的回应》¹(后收入《后现代性的通告》)一文中首次对后现代社会学(Postmodern Sociology)与后现代性社会学(Sociology of Postmodernity)进行了区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玩弄一种语言游戏，但实际上，它表明了鲍曼对社会学应如何回应后现代状况，或者说在后现代状况下应建立何种社会学的理论关怀。

目前理论界对于鲍曼“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理论构想的研究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以塞德曼(Steven Seidman)和贝斯特(Shaun Best)为代表。前者无视鲍曼关于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区分，而后者则认为根本不存在所谓“后现代”的社会学。塞德曼(1998)认为，鲍曼提供了社会学在后现代状况下的多种可能性，它们分别是立法社会学向阐释社会学的转变、批判社会学的建构、替代现代的概念、范式和阐释方案的后现代社会学。

比塞德曼的观点更为激进，贝斯特(Shaun Best，1998：314)认为，不仅不存在后现代性社会学，而且连后现代社会学也根本不存在。贝斯特指出，鲍曼关于后现代状况的社会学叙述可以分为两个紧密相连的部分：关于后现代状况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和与现代性完全不同的、一个“可行的社会系统”的后现代社会学。贝斯特认为，鲍曼的后现代社会学建立在加芬克尔(H.Garfinkel)和舒茨(A.Schutz)的阐释性社会学基础上。鲍曼错误地将阐释与后现代相提并论，他不仅忽视了后结构主义者的思想，而且忽视了吉登斯、加芬克尔等人破坏后结构主义的其他阐释性手段的用处。然而，最大的问题是根本不存在一门后现代社会学。贝斯特认为，社会学这个名字本身就意味着它扎根于“社会关系域”中，而且这门学科本身是社会的一个产品。如果社会消解了，那么社会学也就消解了。鲍曼的社会学始终建立在现代主义者提出的“社会关系域”的概念上，这一概念暗中破坏了他试图建立一门独特的后现代社会学的努力。因此，贝斯特(同上：319)指出，尽管鲍曼的文本中包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个人洞见，但他无需利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概念。

第二种观点以凯尔纳(Douglas Kellner)为代表。凯尔纳意识到了鲍曼试图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努力，但他认为鲍曼并没有实现其理论目标。凯尔纳(Kellner，1998：73-86)认为，鲍曼并没有系统化地发展出一门后现代性社会学，他对后现代性社会学的贡献仅仅局限于现代与后现代理想类型的对比上，而没能建构一门羽翼丰满的成熟的、后现代性社会学。换言之，尽管鲍曼在社会理论方面进行了一种后现代的转向，且对当代西方社会的变化进行了后现代社会学的概述，但他没有真正发展出一门后现代性社会学。他没有建构起关于后现代性的完整分析，也没有确定描绘后现代状况的参数；相反，他给人留下的深刻印象是，他在努力发展一门后现代社会学。而且，这一建构的努力依然在“普遍性”的话语模式上运行。

第三种观点以斯马特(B. Smart)、瑞泽尔(G. Ritzer)和贝哈兹(P. Beilharz)为代表，他们较为客观地展现了鲍曼关于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区分，并对后现代性社会学理论建构的内在张力进行了较为细致地分析。斯马特([1991]1997：37)认为，在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之间，鲍曼的真实用意是“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瑞泽尔(1997：158)也曾指出，鲍曼不支持“后现代社会学”的理由有两个：一是担心一种完全不同的后现代社会学将放弃作为学科基础的“构成性”问题；二是担心后现代社会学将依其自身的特质与后现代性的其他文化合流。贝哈兹(Beilharz，1998：33)则更为精当地指出，对鲍曼而言，后现代社会学将拥抱后现代时刻，但后现代性社会学将后现代现象视为需要被解释的现象(need to be explained)，而不是解释物(explanation)。

尽管不同的学者对于鲍曼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理论构想评价不一，但诚如鲍曼(1992：64)自己所说：“我只是列出了一些问题，却提出了很少的解决办法。或者说我只是发出了进行争论的邀请”。因此，本文试图在阐述鲍曼“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理论构想的同时，剖析这一构想所凸显的社会学在后现代状况下的理论定位及方法论问题。

一、“后现代性”的多重内涵

鲍曼最初从经验的角度将后现代性描述为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experience)。鲍曼(1992：93)指出，“‘后现代性’的概念把握和阐释的仅仅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类别——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就这一点而言，后现代性的概念具有一种完全属于它自身的价值。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就是对他们自身社会地位的重新评估，对他们集体发挥的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他们的新策略。”他接着指出，从三方面来说，知识分子对后现代性的体验是一种“焦虑、脱位(并)失去方向”的感觉。首先，当今世界不再需要知识分子提供“对认识真理、道德判断和美学鉴赏等问题的权威解答”；其次，知识分子传统的合法化功能已被更经济有效的“诱惑与压制”机制所抹杀；第三，知识分子在不断扩大的文化生产和消费领域中(潜在)的影响和控制地位已为“资本家”和“官僚”所取代。鲍曼指出，正是知识分子的这种忧虑、失落以及迷惘的情绪构成了“后现代性”概念的真正所指。

然而，知识分子的新奇经历并非是后现代性概念的惟一内涵。对鲍曼而言，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不是阐明“历史进程”的逻辑，而是重新评价过去的历史(这个历史以一个终极[telos]的污名而告终。但只要在它还继续存在的时刻，它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对历史评价的过程中，“后现代性”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外在的、有利的视角(Bauman，1992：102)。因此，尽管我们仍然与现代时期紧密相邻，并且仍然感受到它在其进程中留下的湍流的影响，但是我们现在依然能够(更理想的是，我们已有思想准备并且乐意)以冷静的批判观点来看待现代性的全部，评价它的表现，并对其建构之坚固性和一致性进行评判。正如鲍曼(1991a：272)所言，后现代性是在现代性的觉醒中出现的一种理论视角，它是反观自身并估价其力量和弱点的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意味着对现代性的怀疑和拒斥。后现代性只是以一种长期的、专注的、清醒的眼光反观它自身、它的状况以及它过往的工作，并不完全喜欢它所见到的东西、感受到变迁要求的现代精神。后现代性是正在成年的现代性，它是从远方而不是从内部反观自身的现代性……后现代性是与其自身的不可能性相妥协的现代性；一个自我监控的现代性，一个有意识地抛弃它从前无意识地做过的那些事情的现代性。正是从后现代性这个视角出发，作为启蒙运动和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果而出现的那个世界的某些方面得以彰显，并可能变成话语的一个关键论题。

后现代性除了代表一种体验、一种认知视角外，它还代表一种成熟的社会系统，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以及全新的生活策略。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形态，鲍曼将其称为以“消费”为核心的消费者的社会。他认为，消费社会展示了新的历史时代的最重要特征，这就是消费者的来临，以及消费者的统治。鲍曼(1992：49-51)指出，消费者的行为和消费已经稳步地进入到认知和道德生活的中心。个体首先和最主要的是作为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而存在的。工作逐渐离开它所占据的中心地位，而被消费自由所占据。在一个消费社会中，合法化的武器已让位于两种互补的武器：诱惑与压制。其中诱惑是系统控制和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工具，而压制则是对那些诱惑无法触及的区域的必要补充。也就是说，在市场依赖性无法起支配作用，即由“有缺陷的消费者”(flawed consumer)组成的社会中，压制依然是使这个社会相当大的边缘部分沦为附庸的重要工具。因此，“市场依赖性”(对于被诱惑者或消费者)和“规范调节”(对于非消费者或说新穷人)成为社会整合与再生的手段。

在从生产者社会向堆积感觉的消费者社会转变的过程中，消费者实践着一种全新的生活策略。鲍曼以隐喻的方式将其称之为“漫步者”(stroller)、“流浪者”(vagabond)、“观光者”(tourist)和“比赛者”(player)。鲍曼([1997]2002：98)指出，现代性中以“满足的延迟”为目标的“朝圣者”(pilgrim)的生活策略在后现代消费社会中无法挽回地丧失了其核心地位，而漫步者、流浪者、观光者和比赛者这些新的生活策略曾经是边缘的人在边缘的时间和地点采取的行为方式，现如今它们已成为大多数人在其生活的主要时间和生活世界的中心地带的行为方式，成为了完全的和真正的生活方式。

鲍曼以隐喻和象征的修辞手法对后现代消费社会及人们生活策略的描述，形象地再现了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一个与古典资本主义社会完全不同的新的、成熟的后现代社会已然确立。

二、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 (一) 社会学与现代性

在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问题上，鲍曼坚持认为社会学的兴起是对现代社会的一种回应，是现代性的直接产物。对鲍曼而言，社会学从产生之日起，就是现代性的附属物。社会学不仅作为现代性的一种理论和服务学科而发展，而且它潜在的世界观、概念工具和策略都由现代性的实践和宣布的野心所发动。鲍曼(Bauman，1992：39)指出，在令人难忘的帕森斯时代，社会学最好被理解为持续不断地解决“霍布斯主义的问题”。相应地，正统共识集中在整理和清除人类行为的无目的性和多元方向性的机制上，对离心力加以协调，对混乱施加秩序。可是伴随着正统共识日益受到人们的质疑，启蒙运动以来运用法则般的通则来解释社会现象，以提供行政和管理社会技术的社会学方案与其说是失败了，不如说从一开始就错了，因此很难确立其正当性。换言之，由于现代性关于“追求个人自主与社会理性”承诺的可能性与可欲性本身受到了质疑，使得作为现代性之一部分的社会学遭遇了正当性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社会学应如何回应新的存在状况以确保其存在的正当性问题已经凸显出来(斯马特，[1993]1997：106)。鲍曼指出，伴随着现代性自身受到的质疑和后现代性情境的出现，社会学需要重新确立其存在的正当性。对鲍曼而言，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不可能经由不断修正的现代性处方来解决。因此，应该创造新的概念和分析工具来应对新的社会情境。正是在这样的境况下，鲍曼提出了对后现代性情境进行回应的社会学构想。

(二) 后现代社会学

在鲍曼看来，后现代社会学代表了社会学对新的社会情境的一种回应策略。与知识分子充当阐释者的角色相对应，鲍曼将社会学的这一回应策略称为阐释社会学。鲍曼(Bauman，1992：41)指出，这种阐释学意义上的社会学虽然以其多元的范式状态与现代社会学不同，但它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学从其诞生以来就与它的研究对象保持模仿关系”的状态。因此，阐释学意义上的后现代社会学并不是鲍曼试图在后现代状况下努力去发展和建构的新的社会学形态。

鲍曼(同上)指出，后现代社会学由模拟(mimesis)组成，而不再是对现实状况进行阐述或模型化，据此形成的社会理论只能表示、而不能解释后现代状况。也就是说，后现代社会学“通过采取与社会结构的同构性”而将后现代社会符号化。这种符号化将社会学家置于一种阐释者的地位，即充当促进共同体和传统之间交流的符号中介人。在将后现代社会符号化的过程中，后现代社会学家不但承担起了在不同的共同体之间进行转译的任务，而且他们为那些仍未为人所察觉或听闻的文化与社区代言，并进而通过恢复各种不入流的、地方性的、通俗的与不具正当性的知识以抗拒具有统一体系的理论。对鲍曼而言，后现代社会学家所承担的这种转译的任务是重要且必要的，但后现代社会学不应满足于这种转译与中介的任务。因为如果我们将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舒茨的现象学分析、维特根斯坦(L.Wittgenstein)的语言学分析以及伽达默尔(H.G.Gadamer)的诠释学相结合的产物看成是后现代社会学，那么，后现代社会学充其量只能为我们提供理解社会现实的一些琐细的、协商的、不断建构的特质。因此，尽管鲍曼赞同后现代社会学的多元范式状态，即后现代社会学的“目标并不在于各种视野的融合，而在于通过揭示它们内在的多元性和互补性特征来拓宽各种视野”(Bauman，1992：133)，但鲍曼并不准备支持后现代社会学。鲍曼认为，我们需要发展的是一种在很大程度上与社会学起源相连续的后现代性社会学。换言之，我们不应停留于阐释学意义的后现代社会学上，我们应该在系统的再生产、社会整合和生活世界的结构领域的深层次转变中确立一种新的分析范式。

(三) 后现代性社会学

鲍曼指出，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理论家将当代西方的社会境况看作是现代社会不断重复出现的危机的显现，看作是在连续的现代性中，一个暂时偏离的征兆，而非一种新型的社会生活形态。与哈贝马斯不同，鲍曼将西方社会的转型看成是一种新社会生活形式的显现，而不是一场危机的导火线、社会解组的冲动或对常态的偏离。对鲍曼而言，现代性的固有特质与同时出现的其他有问题的、负面的经验与情况必然是相互扣连的。这个说法隐含了一种观点：当代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现代性的一个特殊的历史扭曲，即病态的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异常的结果，还不如说是约200年前发源于西欧，再透过全球化扩散至全世界的那些复杂行为、制度面向与相关经验所带来的后果(斯马特，[1993]1997：129)。简言之，这些问题是现代性自身的后果。鲍曼(1992：188)认为，对现代性自身后果的认识本身界定了后现代的状况，而且这一认识参与型塑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鲍曼将这种新的、已经成熟的社会形态称为后现代性，后现代性具有独立自存的特征而不是现代性的某个阶段或偏离。“后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常态’的暂时偏离，也不是现代性的一种病态，一种可以被矫正的失调，一种处于‘危机中的现代性’症状。相反，它是一种为其自身独特特征所界定的，自我复制、自我维系、逻辑上自足的社会状况。”

鲍曼将后现代性作为一个“羽翼丰满的、可行的社会系统”(fully-fledged，viable social system)的观点，标明了他认定西方社会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它已经取代了古典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且需要依据它自身的逻辑进行理论化(Bauman，1992：52)。换言之，当代西方社会需要确立一种社会理论研究的新方法以达到与现代理论中进步的和普遍主义的思想进行决裂的目的。鲍曼(1992：188)指出，“后现代性的理论不可能是经过修正的现代性理论，即一种带着否定性标记的现代性理论。一种充分的后现代性理论也许只能在一个由一系列不同的假定组织起来的认知空间中建构起来，它需要自己的语汇。因此，从现代性话语孳生的概念和问题中解放出来的程度应是衡量这一理论充分性的恰当标尺。”这也如贝克([2000]2001：25)所言，我们不可能在古典现代化的规范性范畴中思考，却在风险社会的模糊领域与纷杂喧嚣中生活和行动。风险社会不仅标志着现代性的一个新阶段的来临，而且也标志着一种新的理论范式的转换。

鲍曼(1992：190)指出，后现代状况是一个不断流动和变化、但没有清晰发展方向的场所。布朗运动提供了描述后现代性属性的恰当隐喻：在那里，每一瞬间的状态既不是前一种状态的必然结果，也不是下一种状态的充分原因。后现代状态是没有充分决定和没有充分被决定的状态。它解放了时间，削弱了过去的强制性影响，并有效地阻止了对未来的殖民化。正因为后现代性社会学所分析的现实是“比过去的社会学家努力去掌握的任何事情都更加流动，更加具有异质性、以及更不成型”(Bauman，1992：65)，所以，社会结构的概念不适于分析后现代状况，应该被栖息地(habitat)的概念所取代。鲍曼(同上：190-191)指出，“栖息地提供给行动者的是一切可能的行动和领域的资源总和，栖息地是行动者的自由和依赖性被建构的地域。与现代社会理论系统般的总体不同，栖息地既不决定行动者的意义，也不界定其意义。栖息地的自我本性被确定为未定的，其意义是变动不居的、自我发生的、昙花一现的。”不仅如此，发生在后现代世界的那些表面变化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世界更深层次的转变，这些深层的转变，应该在系统的再生产、社会整合和生活世界的结构领域中寻找。由此，鲍曼(同上)指出，社会性(sociality)、栖息地(habitat)、自我建构(self-constitution)、自我组装(self-assembly)应当在后现代性的社会理论中占据一个中心位置，而在现代社会理论中，这个位置是为社会、规范群体(阶级或共同体)、社会化和控制等范畴保留着。

鲍曼以社会性、栖息地、自我建构和自我组装等概念为基础，勾勒出关于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纲领性轮廓。鲍曼采用了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P.Bourdieu)的“结构建构论”和卢曼(N.Luhmann)的“社会系统理论”相同的敏感化的分析策略，关注“行动者与结构”这一社会学理论的核心主题。他通过强调行动者主体所具有的自主性和系统所具有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凸显了行动者主体与系统之间双向互动的建构关系。与此同时，鲍曼也强调了后现代的个体对身体的关注和各种专家权威及明星示范效应对自我建构与自我组装的影响。所不同的是，鲍曼并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分析，这一方面与他采用的后现代叙事风格有关，另一方面也与他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初衷有关。

这一初衷不仅体现在鲍曼发出了对问题进行争论的邀请上，而且也体现在他在后现代情境下所拥有的现代关怀上，即体现在他对于后现代知识分子与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双重诠释上。首先，鲍曼(同上：111)指出，尽管当今社会呈现出一种新的社会形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放弃现代性的解放策略和双重追求——即增加人类的自主空间与增大人类团结的强度。因此，后现代性社会学包含了一种“在后现代条件下对各种现代关怀的继续”，“它与现代社会学的区别不在于新的社会学的工作程序和目的，而在于一种新的调查对象”。其次，鲍曼(同上：86)指出，当知识分子作为立法者时，社会学意义上的规训就会出现。现在，知识分子(社会学家们)共同分担着解释的任务，在“各种语言游戏”或“多种样式的生活”之间的交接处工作。鲍曼(同上：64)认为，他们还能做更多的事情，他们应该通过“系统的、理性的话语策略”发展后现代性社会学。这意味着要对全球化的性质、消费社会、缺乏充分就业的生活、后现代化以及后现代栖息地的主要性质进行研究。研究后现代性的社会学家应该接受后现代性带来的认知和道德思想的不确定性，但是，他们不应该放弃“理性思想汇合的启蒙梦想”。对鲍曼来说，作为阐释者的描述策略——即对社会现实流动的、多元的特征或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地方的或情境化特征的描述——并不是社会学在后现代状况下的惟一任务，在后现代状况下拥有现代的理论关怀也许是鲍曼挥之不去的现代情结。

综上所述，鲍曼是在将阐释社会学作为后现代社会学原型的基础上对之进行批判，进而提出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理论构想的。这一理论构想与阿尔布劳(M.Albrow)对全球社会学(Global Sociology)与全球化社会学(Sociology of Globalization)的区分有相似之处。对阿尔布劳而言，全球社会学暗示了已存在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它重新启用“社会”的概念，并按一个全球的标准来衡量。透过全球化的过程，世人将被整合进一个单一的世界社会，一个全球社会。简言之，这个概念假定了“全球社会”这一新奇现象的存在，并将之视为全球社会学的理论基础。而全球化社会学代表了对全球化进程进行的社会学分析。它通过专注于全球化进程的社会学概念来探究这种全球变迁以何种方式造成了某种共通的形式、商品和观念的扩散，以及在面对这些观念、商品在不同的文化脉络下的不同接受形式与诠释时，它们是如何对差异性与多样性进行再生产与再建构的(斯马特，[1993]1997：192-193)。可以说，阿尔布劳的全球化社会学与鲍曼的后现代性社会学都关注社会学对行进中的后现代进程(或全球化进程)的分析。阿尔布劳否认了一个单一的全球社会的存在，而鲍曼也认为不存在一个全球范围的后现代性。正如鲍曼(1992：59)所言：“后现代性的出现和发达的消费主义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假如这一迹象是确切无疑的话，那么有必要去询问在什么程度上，后现代性应该被看作是一个地区的事件、一个区域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的权力和资源的分配中，它完全依赖于暂时的、可能是十分短暂的一些国家的某个集团的特权”。鲍曼认为，目前大多数关于后现代性的分析都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三、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理论定位及方法论问题

尽管鲍曼仅仅提供了后现代性社会学的一个纲领性轮廓，但他“超越后现代社会学，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理论构想凸显了社会学在后现代状况下的理论定位、理论建构及方法论重构等诸多问题。

(一) 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理论定位

鲍曼苦心打造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的一些概念，是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生成一个对当代经验的不同方面加以理论化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对它们加以理论化的社会科学的话语时，才可以证明它的生存权力的合法性以及它的认知价值”(Bauman，1992：93)。与布希亚(J.Baudrillard)宣布“社会性的终结”并进而要消解社会学不同，鲍曼对后现代状况下的社会学采取了一种积极的建构姿态。对鲍曼而言，社会学比其他任何学科更有可能捕捉和包含人类经验的全部。社会学除了持续不断地与人类的“生活经历”进行对话外，没有其他的意义(也没有其他的意图)(Bauman & Tester，2001：20)。因此，社会学应当坚持理性与自由的价值，坚持批判与质疑现实的能力，尤其在后现代状况下，社会学应始终保持对侵害自由和政治民主的社会力量(如市场、消费主义)的清醒认识，这是社会学永远不应放弃的批判维度。正如鲍曼(1988b：231)所指出的，尽管在后现代社会中，消费而非生产已变成社会存在的焦点或中心，提供诱因而非抑制变成了系统控制和社会整合的支配机制，但是社会学研究的正当性似乎仍旧是“依据其是否能够理性引导人类生活状态的改善，并达成人类的解放”。只不过，在目前的情况下，问题变成了社会学如何以理性来引导、改良人类的生存方式。因此，对鲍曼来说，后现代性社会学不是在阐释社会学与批判社会学之间进行选择，而是阐释社会学与批判社会学的一种有机结合，其理论宗旨是通过建构社会生活从而改善人类的生存状态。正是由于鲍曼在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关注中所表现出来的对社会自治与团结的向往以及对现实进行永恒的批判与质疑的能力，使他成为研究并使用“后现代性”一词的现代的社会学家。

(二) 后现代性社会学是一般化的模型，还是敏感化(启发性)的概念策略

鲍曼在建构后现代性社会学的过程中，创造了一些新的概念，并由此搭建了一个敏感化的概念框架。这似乎已成为建设后现代性理论的标志性分析框架。

尼格尔·多德(Nigel Dodd，2001：271)指出，理论是社会学研究的抽象工具，而不是关于社会本身的概括性模型。在一个不断多元化、不断解体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抽象的概念来分析社会组织复杂而变动不居的形式，而不是试图以概括性模型来反映它们。多德认为，社会理论的目的应该是更多地发现和理解社会，也就是接近问题解决型的，而不是预言型的。社会理论应确定一个更可行的目标、更接近社会学的实际问题、更明确地进入社会现实的领域。因此，后现代性社会学所要建构的理论模型不可能是一般化的模型，它只能是由敏感化的概念所搭建的松散的解释模型，它是指向解决某种问题的。

实际上，吉登斯用“结构化”、“脱域”、“区隔”等概念建构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通过“惯习”和“场域”建构的反思社会学理论；卢曼通过“观察”、“操作”、“差异”等概念建构的系统理论等等都是运用敏感化概念来分析问题的。这种由敏感化的概念所建构的理论框架不以追求理论体系的完满性和绝对性为目标。也就是说，它既不准备声称其理论自身的绝对真理性，也不准备建构自我同一或与对象相同的逻辑架构。相反，它通过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使其理论保持不断地自我批判和自我翻转，并在翻转中，重新检验原有理论及其概念的正当性，使理论及其概念在其实际应用中，一方面继续保持同实际社会的距离；另一方面又加深理论自身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地翻新理论的内容与架构( 高宣扬，2002：50)。

鲍曼对于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纲领性建构，正是通过他所运用的概念之间的“相对性”(relativity)和“关系性”(relationality)的特征保持了其理论与研究对象之间的互为启发的效果，从而使理论自身具有反思性与开放性。

(三) 是解释与批判的策略还是模仿与描述的策略

鲍曼对后现代社会学批判的核心是认为后现代社会学依然停留在与研究对象之间所具有的模仿关系上。据此，它所采用的只是模仿与描述的策略，而非解释与批判的策略。也就是说，在鲍曼看来，后现代社会学尽管展示了一种多元的范式特征，但它只是无批判地接受和拥抱了后现代的状况。与此同时，后现代社会学犯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错误，即“将调查的主题表示成调查的来源，将解释物与被解释物混淆起来”(鲍曼，[1993]2003：3)。鲍曼指出，后现代的多元主义、不确定性、变动性与相对化是被解释物，而不是解释物，因此需要建构起对它们进行解释的概念和模型。正如鲍曼所言，诊断或鉴别出后现代社会中的道德相对化是一回事，而在社会理论中支持并表达它则是另外一回事。因此，尽管后现代性是流动的、易变的、或然性的，但后现代社会理论只保留了现代社会理论的一个关键特征，即认为一种理论应该以某种方式来解释社会现实或使之模型化。只不过被模型化的现实“比社会学家试图用智慧来把握的任何事情都更易变、更具异质性和无固定模式”(Bauman，1992：65)。因此，鲍曼认为，社会学要确立它的正当性，绝不能由充当阐释者角色的后现代社会学来回应，它需要兼具阐释与批判功能的后现代性社会学。

鲍曼坚持后现代性社会学的解释与批判策略，表明他不满足于以格尔茨(C.Geertz)为代表的关注地方性事件的描述策略，即尽管鲍曼认为不再有一种最好的或相对最好的理解或诠释各种资料文本的方法，不再有一个对资料文本的绝对正确的理解或诠释，但是他并不把揭示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同一类研究对象之间在不同时间、空间等条件下的差异当作研究的终极目的(谢立中，2000)。在鲍曼看来，差异本身依然是需要解释的。与此同时，鲍曼不赞同后结构主义将社会学研究看作是诸多“语言游戏”中之一种的观点。对鲍曼来说，社会学永远保持与人类的生活经历展开持续的对话，永远关注人类生存的现实，而不是一种单纯的语言游戏。由此，鲍曼在赞同后结构主义的去中心化观点的同时，并没有将局部的、个别的、区域性的知识置于中心的位置；在对现代的基础主义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提出质疑的同时，他也并没有放弃对一个大规模社会趋势进行宏大的叙述。因此可以说，在理论策略上，鲍曼将后结构主义与批判理论结合起来并创造性地进行了自身的理论建构。

(四) 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后现代与现代的双重诠释

鲍曼提出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理论构想受到了理论界的批判与质疑。批判的核心是认为他的后现代性社会学在现代与后现代之间表现出了含混与暧昧的关系。一方面，在对当代西方社会情境的指涉上，鲍曼毫不含糊地将其称之为后现代性，即西方社会的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另一方面，在对后现代情境的认知与回应中，鲍曼又始终坚持其现代的解放策略与双重追求，从而使其后现代性社会学保持了强烈的现代关怀。这两方面在鲍曼的理论表述中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使他的后现代性社会学呈现为一种独特的理论范式。

在鲍曼的理论表述中几乎没有后现代主义的字眼，因为鲍曼不认为有一个统一的后现代主义的立场或社会知识的后现代范式。他积极倡导建立后现代性社会学，其主要目的是在一定意义上提供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界限与局限进行反思的机会。因此，尽管鲍曼在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之间进行的区分遭到了理论界的批判与质疑(这也成为他后来放弃了这一努力的原因)，但鲍曼在这一区分中对后现代性的界定与阐释、以及他关于社会学回应后现代状况的纲领性分析，在理论界依然是独树一帜的。在对后现代性社会学的构想中，他保持了对现实问题的敏锐洞察，保持了在指出现代性的理论策略的界限与局限性的同时，不断地反思后现代性理论策略的局限，这成为鲍曼后现代性社会学理论建构的核心特质。因此，笔者认为，单纯称谓的指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理论建构的倾向及开启的逻辑可能性空间。

四、结语

鲍曼关于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的理论表述是他“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问题域研究中的一部分。鲍曼对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区分，仅仅提出了在后现代状况下，发展一种新的社会学分析范式的正当性与可能性的问题，他并没有建构出较为完备的关于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分析框架。但毋庸质疑的是，鲍曼关于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的区分不仅使他成为了“后现代性的预言家”(D.Smith，1999)，而且充分展示了他较为独特的理论策略和理论目标。²当然，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鲍曼不仅逐渐放弃了这一区分，而且很少使用后现代性的概念，相反，他用“流动的现代性”取而代之。³这种概念的转换，一方面表明了鲍曼理论关注重点的转移，他更趋于对当今西方社会现实的描述，重视社会结构所发生的重大变迁；另一方面也表明他确认了对自身进行批判与质疑的现代性精神的持久性。鲍曼意识到了后现代性也许面临着比现代性更多、更难以解决的问题。由此，鲍曼开启了对后现代性自身的反思和批判。

注释：

1鲍曼在上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先后发表了《是否有一门后现代的社会学》(1988)、《社会学与后现代性》(1988)、《社会学对后现代性的回应》(1989)、《后现代社会学的哲学亲和》(1990)和《一门关于后现代性的社会学理论》(1991)，这些文章构筑了鲍曼在后现代状况下关于社会学的基本构想。

2笔者(博士论文，2004)认为，贯穿鲍曼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研究的理论策略体现在以下四方面：“问题化”(problematic)的理论策略；用后现代的隐喻与修辞的表述策略分析各种两难困境；从描述与规范的双重层面展开对各种问题的分析；关注系统所具有的自反性特征，重视系统所产生的各种非意图后果，批判西方文明的病因学神话。

3在凯茨·泰斯特(Keith Tester)与鲍曼的谈话录中，当鲍曼被问及“流动的现代性是代替了后现代性还是与后现代性平行？”这一问题时，鲍曼指出，“当我求助于用后现代性来指涉当今社会现实一切新奇的东西的时候，我试图与被广泛使用的‘后现代主义’的概念保持距离。”在鲍曼看来，后现代性指涉一种特殊的社会类型的特征，它发生在我们的身上，而不是我们祖辈们的身上。鲍曼坦陈，早期他试图将“后现代社会学”与“后现代性社会学”区分开来，但后来发现这种希望很难被认可。在许多场合下，后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被无望地混淆在一起，而且谈论后现代性被作为加入后现代主义者阵营的一种标记。由此，鲍曼从“后现代性”这个概念中撤出来，而使用“流动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