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女性-性别研究成为学界热点之一，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的中国妇女研究进入美国加州大学鲍晓兰教授所谓的“深入期”(李小江，1997：361)，围绕社会性别(gender)这个关键词出现了很多研究成果，包括研究专著、论文集、硕博士论文、期刊论文和会议论文。这些研究扩展了我们对历史和当下中国妇女生存状态的了解，开启了很多被人忽视的妇女形象的研究课题(如女留学生、产婆、女同性恋者、妒妇等)，同时挑战了五四以来形成的一些关于中国妇女的迷思(myth)，特别是很多学者都对传统中国社会中的妇女是受尽父权制压迫的被动“受害者”这一简单观点进行了反思。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西方中国女性研究是对三从四德、男尊女卑教条下养在深闺红楼的经典中国女性形象的颠覆，并肩负建构新女性形象的任务。西方女性研究论著呈现给读者的是在体制束缚下努力开拓女性空间、发掘自我意识、寻求自我主体性的“陌生”女性。

本文对女性群体形象的界定是研究文本所建构的某一女性群体的特征范式(paradigm)。尽管研究同一女性群体的学者在许多问题上存在不同见解，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成的共识足以建构某些历史层面的女性形象。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主要是美国)对中国女性的研究成果极其丰富，而且对女性群体形象的关注也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笔者认为对西方研究中国女性群体形象的梳理是揭示西方女性研究特点的一个有效视角。尽管近年来东西方妇女研究的综述性论文很多，特别是近年来中国大陆很注意对西方学界女性研究状况的介绍，但就目前看来，大陆学界尚未有对女性群体形象问题进行考察。笔者希望从女性群体形象着手，探讨现阶段西方中国女性研究的特点及其与大陆女性研究在理论立足点、研究者性别构成、选题等方面的差异。本文谈论的女性群体包括：新女性-传统女性、才女、家庭妇女-职业妇女、贞妇烈女、妓女、农村妇女、女勇士、女尼等。

一、西方女性研究视野中的中国女性群体形象 (一) 洋装与小脚——新女性-传统女性形象

以往研究者大多认为清末以来新女性走出家庭及其思想解放的推动力量来自男性知识分子，¹如反缠足运动即最先是由康有为等维新派提出的。但西方学者近年来的研究却发现五四时期的女性并非被动等待男性的救赎，她们有时甚至能利用男性对通过解放妇女拯救国家这一理念的痴迷开拓女性自我空间。通过细心考察被遗忘的才女薛绍徽，钱南秀(Qian Nanxiu，2003：399-489)发现以薛为代表的清末新女性在戊戌变法中是积极的组织者和思考者，她们试图以自己的策略建构新女性的典范并促进国家富强。钱南秀认为妇女参与改革的传统深深植根于魏晋以来的贤媛文化，也传承了17-18世纪长江下游地区的才女传统。王政(Wang Zheng，1999)的《中国启蒙时期的女性——口述与文本的历史》通过对《妇女杂志》的细致分析和对5位五四新女性代表人物的采访，揭示了女性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五四新女性的个人命运以及民族主义与妇女解放话语的关系。

女游客这一特殊群体对颠覆男外女内的传统区隔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胡缨(Hu Ying，1997：72-99)的《重塑内外：清末的女游客》认为这个特殊群体通过游历扩展眼界，接触新思想，打破了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空间格局。魏爱莲(Ellen Widmer)则分析了《癸卯旅行记》这本我国第一部由女子撰写的出国游记，它记录了单士厘在1903年离开日本，经过中国和朝鲜，沿西伯利亚铁路抵达彼得堡的经历(胡晓真，2001)。与明清时代随家人长途跋涉的闺秀或出游的名妓不同，²五四前后出游的新女性不是仅仅追随父兄游山玩水或为养家糊口，而能通过一路所见所闻，思虑国家命运与前途，她们为女性出游的含义“带来了崭新的纬度”(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3：344)。

以小脚为标志的传统女性形象也是西方研究者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之一，其中关于缠足的研究相对比较成熟。³王屏(Wang Ping，2000)《美丽的痛楚》一书认为缠足并非仅仅象征男性对妇女的压迫，也体现了男女共同的欲望与神秘的女性文化。高彦颐(Ko，2001；1999：75-105)则从社会史、身体观和物质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缠足问题，她的著作《步步生莲：缠足绣鞋》强调将文物、图像资料和其它实物与文献相互对照考察缠足的起源、技术与女性劳动的关系及近代关于缠足的论述，以期建构妇女文化史的理论与方法。

与旧戏文里深锁红楼、怀春思人、苦苦等待他人救赎的无奈女子不同，无论是对新女性还是传统女性生存状态的考察，西方学者都比较强调历史进程中那些主动把握个人命运、关心民族前途的女性形象。在大陆，对传统女性-新女性丰富内涵的发掘仍显不足，但也有个别学者对传统-新女性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杨兴梅(2000a：53-86；2000b：80-95)通过梳理大量地方档案发现：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小脚美的观念依然广泛流传，导致大足的妇女很难找到理想的婚姻对象，尽管地方与中央政府千方百计劝禁缠足，仍收效不大，直至社会风气彻底扭转，小脚丑的观念才得以确立。但东西方学者对女性空间、妇女文化、新女性等核心概念的阐述还不够清晰。例如女性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关系，是否存在男性空间？女性空间的大小在历史上有什么样的变化？妇女文化的含义？传统中的现代女性是一种策略还是一种无可避免的状态？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讨论。

(二) 才女形象

高彦颐的专著《闺塾师：十七世纪中国的妇女与文化》借用福柯的非官方权力模式(power without the king)和布迪厄的被支配者的权力概念(dominated power)试图重新分析传统中国的性别和权力关系。高彦颐(Ko，1994：10-11)指出，在传统中国，才女享有的“非官方的权力”使她们得以在看似僵化的“三从四德”的性别体系内部给自己制造自由空间，这种灵活性反过来又维持了传统性别体系的持续运行。曼素恩(Mann，1996)注目完颜恽珠《国朝闺秀正始集》中提及的闺秀才女，发掘被历史淹没的盛清时代江南上层妇女的声音，颠覆了传统的东方主义叙述，考察江南地区女性在家庭、娱乐和教育等领域的能动性，以重塑“传统才女”的形象。方秀洁(Fong，2000：259-303)的《书写自我、书写人生：沈善宝的性别化自传》讲述了19世纪的才女沈善宝的故事。通过分析沈的文集，作者发现出于书写性别化自我和主体的欲望，沈试图通过改变文本组织与分类的方式来编纂自己的文集。

耶鲁大学孙康宜和苏源熙(Chang & Haun Saussy 1999)编的《中国历代女作家选集：诗歌与评论》按朝代顺序收录了150名中国女性的古典诗歌译作，尤其选录了很多不为人知的作家的作品，是迄今为止收录中国女性诗词最多、最广泛的一本英文书。另外她与魏爱莲(Chang & E.Widmer，1997)合编的《帝国晚期的女性书写》收录了13篇文学、史学与艺术史领域的学者有关女性研究的文章，以展现帝国晚期的女性如何通过强调其诗歌中的主体性来创造出讲述自我的方式。这些文章涉及名妓、民间才女贺双卿以及戏剧与小说中的才女。

才女作品的流行不仅是由于才女们自身的努力，更得益于袁枚、陈廷焯这样对才女文化津津乐道的男性文人对出版、推介闺秀作品的热衷和印刷出版技术的成熟。尽管以上学者多少都提到这些新变化，然而由于受到福柯权力双向性理论的影响，这些研究还是更多地致力于塑造开拓女性空间的才女形象。当然，是否历史中的才女真有这样强烈的主动意识和艰难历程则是需要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三) 家庭妇女-职业女性形象

梁启超等清末民初的改革家认为家庭妇女只消费不生产，是家庭财政的负担，这只会进一步导致国家的贫弱和经济发展的停滞。Orliski(2003：43-68)在《清末民初作为劳动力的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中考察那时期快速发展的女性出版物对男性改革家此类言论的不同回应。利用出版业的繁荣，有人试图把“女工”重新定义为妇女劳动，以此表明女性在公私领域的生产价值，也反映了民族主义、经济、性别等概念的斗争与妥协。Evans的论文则考察了理想妻子形象的历史变迁。1978年以来，中国政府重新把家庭视为经济、社会和道德的重心，再次强调一夫一妻制关系，以此使女性为自己的家庭角色感到光荣而不是自卑。因此，正当妇女应当获得更多自由、应当走出家庭参加更多的社会活动时，她们被告知：家庭才是其基本社会责任所在(Brownell & Wasserstrom，2002：335-360)。

关于职业妇女的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是一个热点，特别是1980年代韩启澜(Honig，1986)的《上海丝厂女工》更是一部重要著作。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地域和职业范围更加广阔，一些学者致力于当代女性劳动研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如Tamara Jacka(2000)通过分析城市主流媒体眼中的外来妹形象和打工妹的自叙文章考察打工经历对这些农村年轻女性的身心影响。李静君(Lee，1998)的《性别与华南的发展奇迹：女工的两个世界》研究深圳外资企业的打工妹，由于外资企业内部缺乏真正可以有效保护工人利益的正规组织机构，打工妹遭遇困难时更多的只能寻求同乡网络的帮助。鲍晓兰(Bao，2001)深入实地，与华裔女工同吃同住，采访了100多名女工。通过细心观察和切身体会，她细致描述了几代女工的生活境遇和工作情况，书写出一部涉及阶级、种族、性别等复杂问题的新华裔女工史著作——《撑起多半边天：纽约的中国制衣女工(1948-1992)》。

近年关于珠江三角洲自梳女形象的研究更加深入。以往研究者多从经济因素出发，认为19世纪广州缫丝业的发展和出洋佣工的机会使当地女性获得一定地位，可以用“不落家”的习俗抵制传统婚姻，反抗男权压迫。⁴但耶鲁大学人类学家萧凤霞(Siu，1996：24-40)指出从清朝中期到民国时期，自梳习俗不仅是贫民家庭支持的风俗，在上层社会精英中也比较流行，这个现象说明导致自梳流行的原因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通过分析传统文献，如地方志中的《列女传》、民间文献与田野资料，萧发现当地土著往往利用包括自梳在内的地方风俗强调与国家的认同感，以对抗其它族群。

以上论述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走出家庭的妇女是否一定比家庭主妇的生存状态更好？妇女走出家庭与国家政策、经济问题、族群认同、地方风俗的关系是什么？特别是对家庭妇女和职业妇女的生活工作状态进行了细致深入的白描，这对进一步思考妇女劳动(women’s work)或女性工作(womanly work)、⁵妇女科技(gynotechnics)等概念提供了基础文本。

(四) 贞妇烈女形象

莱丝大学东亚系的钱南秀教授曾在一次讲演中指出，中国女性文化有闺秀-贤媛和列女两个传统，两者经历了从分化走向融合的历程，⁶笔者认为此说是有一定解释力的。作为重要的传统之一，贞妇烈女一向是文人和朝廷热情讴歌、塑造的完美女性形象，把握这一形象的塑造过程有助于揭示国家的性别政策、文人的性别理念和女性的应对机制。

继20世纪80年代伊懋可(Elvin，1984：111-152)和曼素恩(1987：37-56)对清代寡妇与女性贞洁观念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寡妇贞洁制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柏清韵(Birge，1995：107-146)研究元代夫兄弟婚制度与寡妇贞洁制度的复苏；柯丽德(Carlitz，1997：612-640)发掘寡妇贞洁崇拜中体现出来的统治阶级意识形态；鲍家麟(Tao，1991：101-119)考察晚清节妇制度；苏成捷(Matthew，1996：77-130)关注清朝关于寡妇的法律与财产权问题；巴德妮(Paola Paderni)则利用乾隆元年刑部的纪录，揭示清朝法律对待寡妇等三类女性的态度(Zurndorfer，1999：258-285)。

明清地方志列女类充斥着贞妇烈女的形象，反映了帝国晚期对妇女贞洁要求的严格化。在清朝统治的前150年，关于烈女的法律条文特别多，与此相关的争论亦空前激烈，但立法本身包含相当多的矛盾之处。一方面存在禁止褒奖烈女的条例；另一方面却又允许诸多例外。Jannet Theiss(2001：47-76)考察造成上面这些现象的诸多政治、文化与社会因素，指出清朝的烈女政策反映多方面的政治考虑：清帝国的规矩、汉文人提倡传统社会规范的企图、满族群体的利益、烈女与男性统治者群体共同的道德诉求等等。方秀洁(Fong，2001：105-142)的《身体的意义：明清女性绝命诗的文化含义》探讨女性绝命诗的形式、内容与文化含义，发现这类诗歌的写作是源于女性身体的完整性受到威胁，通过书写绝命诗，她们实现了中国文化价值秩序的升华，把自己写入历史，并建构了文化意义上身体的完整性。柯丽德(Carliz，2001：22-46)《女儿、歌女与自杀的诱惑》考察诗人康海(1475-1541)和王九思(1468-1551)对歌女与闺秀自杀的评论。他们通过分析朋友的女儿和小妾的自杀证实这样一个观点：女性的自杀是源于“情”。在这里，贞洁崇拜不是约束性的而是诱惑性的，是感官的满足和对上层阶级的想象。曾佩琳(Zamperini，2001：77-104)同样指出自杀不一定是为了抵抗强暴、维护贞洁，也可能成为拥有自由意志的女性主体追求永恒独立的方式。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很多妇女用自杀的手段强化自己的情感，挑战了明清女性自杀必然与维护贞洁有关的前提性假设。

(五) 妓女形象

关于妓女形象的研究是近年来西方汉学界的另一热点，特别是以柳如是为代表的晚明名妓的研究已经很多。如魏爱莲和孙康宜(Chang & Widmer，1997)编的《帝国晚期的妇女》收录了3篇与妓女文化有关的研究论文；李惠仪(Li Wai yee)探索了晚明名妓这个文化概念是如何出现并成为一个经典概念的；罗溥洛(Paul S. Ropp)考察了明清时期的妓女文化；高彦颐则对明清理想化的名妓感兴趣。在《危险的女人：明朝的勇士、鸨母与名妓》这本150多页的专著中，作者注意到包括妓女在内的与中国文化结构和明代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三类特殊女性。通过查阅回忆录、小说与短篇故事，她试图将这些边缘女性放置在她们自己的历史语境中考察“女性的私语言”，并强调明朝文化的三个方面与这些危险的边缘女性息息相关：孝顺与家庭情结的重要、城市及其娱乐业的发展与相对自由以及持久的隐居文化传统。Hsu Pi-Ching(2000：40-77)讨论了产生名妓与士大夫情爱这种浪漫类型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因素。除了主要谈论冯梦龙作品中处于性别与社会地位阶梯底层的理想妓女如何超越自己卑微的身体，该文亦探讨了名妓与士大夫的情爱故事中道德与文化的相互作用以及这样的情爱故事所反映出来的文人对自我和他者的理解。

曼素恩(Mann，1996：121-142)的《宝卷：中国漫长的十八世纪的妇女》第五章讲述盛清时期江南娱乐业的女性。在经过清初废除乐户令的打击后，妓女业在盛清时代再度繁荣，但此时的妓女地位无法与晚明时期的名妓相提并论，并日渐成为完美女德典范的闺秀的对立面。曾佩琳(Zamperini，1999a；1999b：107-144)关注晚清名妓的培训方式以及晚清小说中的妓女形象的表征意义；马克梦(McMahon，2002：1-32)分析晚清小说《海上花列传》中妓女形象及其与客人的关系；⁷雷莎蓓(Remick，2003：38-70)则以广东地区为例，考察清末民初妓女与地方财政、政治的关系，并归纳出当时地方政府娼妓业税收的模式。

最近两本讨论上海妓女史的英文专著是美国学者贺萧(2003)的《危险的愉悦：20世纪上海娼妓问题与现代性》和法国学者安克强(2004)的《上海妓女》。前者借用后结构理论与“下层群体”理论，认为在卷帙浩繁的历史文献中，妓女声音微弱而杂乱，尽管有关妓女的论述如此繁复。作者对史料采取一种批判分析的态度，同时也提出了是否有“真实的历史”的问题。后者则分别考察晚清和民国时期上层妓女生活和下层妓女市场，指出当时妓女行业的市场化商业化倾向，并分析这种趋势背后的原因。

近年大陆学界也开始关注妓女群体，出版了许多重要的学术专著和资料集，如徐君和杨海(1995)、张耀铭(2004)、邵雍(2005)等学者的专著，以及《文史精华》编辑部(1997)出版的《近代中国娼妓史料》，但这些论著更多的是史实描述，甚至是颇有猎奇色彩的传奇故事，或者仍然有某些建构旧社会苦难妓女模式的倾向，缺乏深刻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探索，对妓女群体形象的探索意义更大的方面恐怕是其背后表征的文化符码和时代氛围。

(六) 农村妇女形象

与许多大陆学者的观点相反，有些西方学者认为建国以来的社会经济改革减少了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发展空间，例如Patricia Beaver等(1995：205-232)三位学者合写的《中国农村妇女：经济改革的两面性》，文章围绕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下农村妇女地位的变化，指出尽管经济改革推动了中国的繁荣，却也导致了对妇女新的歧视。澳大利亚学者Tamara Jacka (1997)也发现中国20年来的改革开放在为农村妇女提供一些新机会的同时，也给她们带来了新的烦恼。

加拿大宝森桂(Bossen，2002)的《中国妇女与农村发展：云南禄村六十年变迁史》对照20世纪30年代费孝通的研究，考察30年代以来云南农村妇女如何应对一系列社会与政治变化。经过1989年至1999年十年间的实地考察，作者发现在过去的60年中，除了集体化以外，还有多种因素决定了农村妇女的生活形态：缠足的废除、女性的农业劳动、贫富差别、婚姻、计划生育、政治文化、巫术文化等。⁸该书揭示了边缘地区政治策略、经济变迁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关系。

随着湖南江永女书-女歌的发现，东西方学者对这种特殊现象进行了深入的研究。⁹与大陆学者多致力于文献整理与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相比，西方与中国台湾地区学者的研究更多地关注女书中所体现出的女性自我意识。如刘斐玟(Liu，2001：1051-1084)通过湖南女书与女歌解读江永妇女对守寡、守节、生育的观念。她认为当地并不反对没有孩子的寡妇再婚，很多女歌中宣传女性独身的苦楚，但有男孩子的女性则被鼓励守寡，除经济原因以外，家族的压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刘斐玟(同上，2004：241-282)还强调女书文本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江永农妇通过女书超越家庭和地域的局限发展姐妹情；另一方面她们无法在婚后继续保持与女伴的交往。与明清江南女性文学团体常常可以维持并得到扩展，甚至打入男性文人圈相比，由于缺乏男性的支持和江永农村的实际境况，以女书维系的姐妹团体常常因为成员与外村联姻而解散。

(七) 战争中的女性

与温柔贤淑的贤妻良母形象不同，女性在战争中的作用颠覆了受压迫的中国妇女的传统印象，挑战了女性柔弱的观念。陈凡平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女勇士形象及其与巫术的关系(Sharma & Young，1992：91-109)；柯文(2000：第四章)在著名的《历史三调》一书中也考察了义和团运动中与巫术有关的神奇的红灯照；Wu Peiyi(2002：137-169)的《杨妙真：一个十三世纪的中国女勇士》讲述了南宋绿林女杰杨妙真的故事。红袄军首领杨妙真的形象几乎与所有对女性的设想格格不入，作为一个女勇士，她骁勇善战且精于谋略，20岁之前就率领一支近万人的部队南征北战。她在战场上觅得自己的夫婿，并与之在山东和江南之间开拓出一块根据地。他们表面上归降南宋朝廷，实际上杨仍然掌握实权。丈夫死后，杨率领自己的军队归降了蒙古人，因此杨的故事对学者们曾经以为统治整个中国历史的父权、夫权体系提出了挑战。

女勇士的形象在中国文学、表演传统中并非陌生，如花木兰、樊梨花、穆桂英都是普通民众耳熟能详且津津乐道的，她们在战场上骁勇善战，自择夫君的故事是民间文学的经典叙事模式之一。与此矛盾的是在花木兰的叙事中，女性的终极价值是自我牺牲，并以回归家庭为最终结局。关于婚姻对女勇士的重大影响以及女性参与战争的原因、特点，西方学者的探讨还比较浅；另外他们似乎也忽视了战争对女性造成的伤害。大陆的李小江(2003：4-7)等通过记录口述史的方法考察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中的女性，发现战争虽然可能成为妇女走出传统性别角色、躲避包办婚姻的最佳机会，但也给女性带来了无尽的伤痛。

(八) 宗教中的女性

管佩达(Grant，2003)的《中国女尼诗歌集》收录并翻译了长期被人们忽视的中国历代48位尼姑的诗歌，向人们呈现了这些佛教女性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片段，为进一步研究尼姑的生存状态提供了很好的基础文本。另一项有用的基础性研究是Kathryn Ann Tsai(1994)对梁代著名僧人宝唱所作《比丘尼传》的翻译。此书收录晋、宋、齐、梁四朝约两个世纪116名尼僧的事迹。书中记载的65名女尼大多因出身名门望族，精通佛典或精于药理而受到人们的尊重。Alan Chan探索了中国宗教中的诸女神形象(Hurtado，1990：9-81)；柯素芝(Cahill，1993)则特别关注唐代文学中屡屡出现的西王母形象，其《超越与神仙的情愫——中国中古时代的西王母》一书以道士杜光庭《墉城集仙录》中所记西王母生平与仙迹，结合唐人涉及西王母的诗作加以研究，认为西王母在唐人诗歌中的形象集中体现了情爱与丧夫、登仙与死亡及政治与宗教等主题。

于君方(Yu，2000：26)的《观音：观世音菩萨的中国化》考察了印度观世音菩萨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如何成为世代中国人、尤其是女性崇拜敬仰的家庭化的、女性化的观音。观音的转变过程可以视为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典范与缩影。该书提供丰富的细节与广泛的研究材料，包括中印佛教经典、民间传说、图像、意识、普陀山田野调查等。于君方认为观音在中国的家庭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女性对儒家与佛教的父权制和精英文化的对抗。虽然观音有32相，但常常呈现女身。Barbara Reed也在自己的文章中讨论了观世音菩萨由男身变女相的问题以及此种性别转换的内在含义(Cabezon，1992：159-180)。牛津大学杜德桥(Glen，2004)的《妙善传奇》修订本考察了妙善传说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12世纪强调孝道的蒋之奇版妙善故事；拯救众生的妙善形象和妙善传奇的完善。杜德桥认为妙善传说的发展意义在于：一，给传统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妇女提供了希望，此生的禁欲可以保证来世投胎男儿身，永远远离苦痛；二，与目莲救母故事的中国化相似，强调妙善的孝行使中国人更加乐于接受外来的佛教；三，妙善拯救众生的形象使她最终演化为大慈大悲的观世音。妙善传说的演变有助于揭示中国社会诸面相，作者精细的分析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妇女地位获得新的认识。

(九) 其他女性形象

此外，西方学者亦注意到其他一些长期被忽视的女性群体形象，如女留学生、蛇蝎美人、宫廷美女、泼妇、狐仙及女同性恋等。Ye Weili(1994：315-346)关注19世纪至20世纪20年代留美女学生群体，揭示其留学生活的体验与男留学生的巨大差异。季家珍(Judge，2000：129-177)的《孟母遭遇现代：二十世纪初女性教科书中的典范》则探讨了女性教科文本的传统与20世纪初女子教科书中的女性典范，指出现有文化传统存在内在转变的可能，新概念常常是用古训建构的。胡缨(Hu，1993：99-112)考察了《三国演义》中蛇蝎美人形象的叙述；梁庄艾伦(Laing，1990：284-295)注意到宫廷诗对“轻罗小扇扑流萤”的宫廷美女形象的描绘；马克梦(2001：57-81)则分析了古典色情小说中善妒的泼妇形象。与有些学者关注台湾产婆的职业化相类似(游鉴明，1993：49-89)，梁其姿的《前现代中国医疗领域的女性》研究被许多学者轻视的三姑六婆群体，她认为隐婆与药婆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传统社会里对女性的生育及健康起了很大的作用(Zurndorfer，1999：101-134)。伊利诺伊大学韩瑞亚(Huntington，2000：78-128)的《帝国晚期文本中的狐仙与性》则探索明清文学文本中的狐仙形象与性意识。女狐仙往往被刻画成与妓女和危险的小妾同类的荡妇，狐仙的故事揭示了性与欲望的危险性。H. Laura Wu(2002：1-34)的《从男性书写看明清文学中的女同性恋》，通过分析12篇明清文学作品，讨论男人眼中的女同性恋形象，他们一致反对女同性恋行为，并在自己的作品中尽量淡化女人之间的情爱以维护异性恋机制与婚姻制度。此外，韩献博(Hinsch，1990)在《断袖之癖：中国古代的同性恋》中也略谈及女同性恋者形象。

二、西方中国女性研究的特点及其与大陆女性研究的异同

从以上西方学界对中国女性群体形象的研究大致可以看出西方的女性研究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选题多样化。由于学术机制的严谨，学者大多会避免选择他人已经深入讨论过的题目，再加上学术研究自由度比较大，西方女性研究领域存在选题丰富多样的特点，许多女性形象都是大陆学者很少探讨的，如女尼、狐仙、女勇士、泼妇等。而大陆女性研究则集中关注五四女作家、闺阁才女、贞女节妇、女学生、职业妇女等群体，容易陷于重复性论述。这里并非主张一味求新求异，但选题的拓宽无疑有利于在理论上对女性文化史的建构。

第二，史料多样化。除了文献资料外，西方研究者常常注意到实物史料的重要性，如绣鞋、图画、织物、刺绣、文物、手工艺品、建筑、家具、民歌和口述资料等，即便是书面文字资料他们也大多能关注正史之外的多种资料，如女性诗词、女书、医学书籍、稀见小说等。而大陆学者往往致力于对档案、文件、正史与经典文学作品等传统文字史料的整理解析。同样是对缠足的关注，高彦颐更多注意到绣鞋、绣工纹样图与缠足布等实物的文化意味；而杨兴梅的研究主要还是立足于对档案资料的整理。

第三，从地区性短时段的个别研究到总论性长时段的综合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的中国研究更多注目于个别地区短时期的个别现象或个别人物，而近十几年逐渐出现了一批长时段的综合性专著，体现了学者整合能力的加强。20世纪70年代是西方中国女性研究的起步阶段，该时期一本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集是Margery Wolf和Roxanne Witke(1975)编的《中国社会的妇女》，此书收录的10篇论文，或论个别人物(秋瑾、江青)；或论个别作品(吕坤的《闺范》)；或谈个别地区(以广东和台湾为主)；或谈个别现象(抗婚、自杀、生育)以及个别群体(女作家、农村妇女)，都是强调个别问题的重要性和历史人物、历史现象的特殊性。而20世纪9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的英文妇女研究专著¹⁰则比较多地关注中国妇女在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中的地位、生活状况与中国社会性别体系的特点。

第四，从强调变迁、断裂到强调统一和延续。与之前强调中国文化的断裂性以突出研究课题和时段的重要意义不同，近年来西方学者更多致力于论证中国文化连续性的一面(柯瑞佳，2001：189-205)。如Watson和伊佩霞(1991：347)编写的《中国社会的婚姻与不平等》强调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由于父权制下的遗产继承制度和婚姻体系不为妇女提供权利保障，妇女一直承受着法律、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束缚。

第五，很多著作都强调女性自主开拓自我空间的努力，破除女性受压迫的刻板叙述，发掘中国性别文化的正面价值，认为必须反思五四以来把中国妇女完全说成是封建礼教牺牲品的话语。但过分强调女性的主体能动性则又陷入了一个新的模式，其实还是没能摆脱女性是“受害者”这一参照理论的阴影，更合理的努力方向应该是将女性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下进行讨论，看其是否有自我选择的权力以及这种权力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

正如孙康宜(2001：157-174)指出的那样，围绕声音(voice)、区别(difference)、权力(power)、欲望(desire)、身体(body)等核心概念展开的西方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为中国女性研究提供了新鲜的视角和理论模式，但过分依赖理论也束缚了学者的思路。从西方理论出发，西方女性研究者常常忽略了中国文化本身的传承，如高彦颐和曼素恩等学者考察明清时代的才女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秦汉以来才女文化的历史脉络，且未充分重视江南地区才女文化的繁荣与朝廷政策、士大夫文化与区域文化等历史背景的相关性。正如罗溥洛(Ropp，1994：376)所指出的，今后西方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把中国女性研究与中国史研究结合起来，使性别研究不至于变得疏松轻浮。

大陆的女性研究起步较晚，因而在理论深度和视野广度上与西方学者存在差距，但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出于深厚的史学研究传统，大陆学者往往能够将女性问题放在整体历史背景下考察，揭示其历史性发展。定宜庄(1999a；1999b)借鉴社会学和民族学方法，利用大量清代档案，通过细致描述满族早期婚俗及其在清代的遗存、八旗制度下满族妇女的生活与婚姻以及满族和其他民族的通婚与融合，揭示了16至19世纪满族妇女生活和婚俗的历史变迁。马庚存(1995)的《中国近代妇女史》分11个部分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时期的女性，比较注意结合历史语境讲述妇女运动的发展和女性的生存状态。

在大陆，更多男性学者致力于女性研究领域，1990年至2001年的10年间，在大陆出版的27部妇女史专著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男性学者所作。如郑永福(1993)的妇女运动研究；王子今(1998)的女性从军史研究与苏智良(1999；2000)的慰安妇研究(刘文明，2003：83-84)。很多男性学者亦积极参加妇女史理论的探讨。2002年末《历史研究》发表一组讨论妇女史研究的文章，7位讨论者中就有4位是男性(郭松义等，2002：142-159)。两相比较，西方中国女性研究队伍中男性学者的比例略低。1995年至2003年美国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发表的有关女性研究的论文作者有78%是女性(黄育馥，2003：67)，2004年年会上12篇以中国女性为研究对象的论文作者全是女性。¹¹

三、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见，东西方女性研究各有其特点，其分析思路和研究重点亦有所不同，但对女性群体形象的关注是共同的。从这个基本点出发，东西方致力于中国女性研究的学者就可以相互补充和借鉴，从而使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更上一层。从目前来看，国内外学者之间的交流还非常有限，尽管近年国内频频召开国际学术会议，但短暂的会议、紧凑的会议日程安排往往使学者们很难展开深入讨论，且常常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大陆学者觉得西方学者多流于空疏的理论争执；西方学者则以为大陆学者过分执着于史料辨析，特别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尤其是大陆)研究成果的介绍比较欠缺，许多学者在2004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上就指出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常常不为西方所知，在国际上默默无闻，美国女性研究目前一个迫切的任务就是对中国学术成果的进一步深入了解。¹²相对而言，大陆学者比较关注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以此反思自己研究的缺陷和不足。一方面，西方学术界的华人学者如王政、鲍晓兰、刘霓与孙康宜等，积极向国内介绍西方女性研究领域的发展状况，使大陆学界迅速得知西方女性研究的最新动向；另一方面，大陆学者也比较注意主动译介最新的西方研究专著。作为大陆较具参考价值的研究动态指南——《人大复印资料·妇女研究》双月刊几乎每期都能看到介绍西方女性研究情况的论文。近年来大陆翻译出版了一大批西方的中国研究著作，特别是江苏人民出版社的海外中国研究系列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加强东西方学界的交流将是破除对中国女性模式化想象的迷思(Mann，2000：835)与中国女性研究实现突破性进展的转折点。

注释：

1 李小江(2000：1)即指出中国女性与西方女性身处不同语境，五四以来妇女解放思潮的启动者不是女性自己，而是男性知识分子。

2 曼素恩(Mann，1996：94-95)讨论了清代闺秀的出游；高彦颐(Ko，1994：282-290)则描述了游山玩水的明末名妓形象。

3 关于传统中国女性形象的研究，可以参考邓津华(Teng Jinhua Emma，1996：115-151)的《西方学术界建构的“传统中国女性”》；关于西方学者对中国女性的缠足研究，则可参见伊佩霞的综述(Ebrey，1999：1-34)。

4 例如Marjorie Topley对顺德等地自梳习俗流行的原因分析(Wolf and Witke, 1975：67-88)。

5 笔者认为白馥兰(Francesca Bray，1997)对妇女劳动(women’s work)和女性工作(womanly work)的区分还有待进一步的讨论。

6 2005年6月30日下午钱南秀教授在南京大学的讲演：《＜外国列女傳＞与女性空间的拓展》。

7 Belinda Carpenter (1998：387-399)以澳大利亚妓女为例，挑战了把妓女与客人放在不同的理论框架中，视之为分离的两种个体的理论倾向，指出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复杂的非两分性的关系。

8 参考贺萧(Gail Hershatter)的书评, 2004,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52(2)：491-494。

9 例如Silber(1995)、姜葳(William W. Chiang，1995；2002)与马兰安(Anne McLaren，1996：382-416)的研究，另外参见女书研究的网页http://xxwh.yzcity.gov.cn/nvshu.htm.

10 如高彦颐(Ko，1994)和曼素恩(Mann，1996)的闺秀史研究；费侠莉(Furth，1999)的医疗史研究；苏成捷(Sommer，2000)的法制史研究及贺萧(2003)的妓女史研究等。

11 见网页http://www.aasianst.org/absts/2004abst/China/c-toc.htm

12 见网页http://www.aasianst.org/absts/2004abst/China/sessions.htm#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