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中的名门望族曾对该地的经济、文化、政治产生过重大的影响。而一般的观点认为，过去那些城市的名门望族，实际上到辛亥革命以后，就基本上烟消云散了，因而相对来说，学术界对中国广大农村地区的家族研究较多，著述甚丰，而对城市中的名门望族则关注较少，尤其是对近代及现代的那些名门则更少关注。

笔者认为，在近代及现代，城市中的名门望族并未就此湮灭，由于地缘的、社会的各种复杂因素，即使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乃至民国年间，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些地方的名门望族仍得以顽强地存活下来，甚至还有所发展。本文所要挖掘的是望族权力的日常运作，旨在说明望族这一特殊群体与特定的地理环境、社会制度以及该社区的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

一、研究问题及分析框架

对望族的研究由来已久，但以往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对门阀望族的研究上，而对其他时期的望族，特别是自明清以来的望族研究，相对薄弱，比较突出的有潘光旦的《明清两代的嘉兴望族》、吴仁安的《明清时期的上海望族》以及江庆柏的《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等，至于望族在社会变迁中的命运则很少涉猎。从研究领域看，多半属于历史的范畴，因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此加以研究，在急剧转型的今天具有了全新的意义。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无论是乡村和城市都处在迅猛的发展之中，这种发展要求各地从各自的历史实际出发以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于是地方史的研究进入了议事日程，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运用国家-社会框架开辟的地方史分析路径，带来了地方史研究的热潮。在地方史的研究中，若忽略地方望族的经济、政治、文化活动及其精英人物的所作所为，就不可能真正认识当地社会的实质，因此对望族的研究有待于拓展。

W地区经济富庶，望族繁多，他们是该地区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该社区的重要象征。追寻历史踪迹，该地望族的形成一般有两种类型：科举仕途和经济实力，即有权有势，有财有势。然而，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因为在崇尚文治武功的传统社会里，衡量望族的标准主要不在于“财势”，而是取决于社会对商人的态度。另一方面，家族的兴衰更替大多与科举致仕有关，这也是传统社会望族持久生存的重要机制，这种情况直到近代以来才发生重大的改变。中国社会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震荡，望族被纳入了一条不寻常的发展轨道，望族成员也开始寻求不同的出路。那么，在曲折的近现代化进程中，名门望族的地位、命运究竟是“沉”还是“浮”，这背后是否也有一定的社会规律在左右？面对社会变革的冲击，他们所采取的应对策略是怎样的？

最终，笔者把研究焦点集中在望族的权力实践这一视角上，即考察望族在社会变迁中是如何创造、维持或转换其权力，进而维持或提升其在社会中的位置的？

在本文的分析框架中，有两个核心概念：权力、稀缺资源。

权力是一种关系，是特定时间、特定社会关系的一般模式。在福柯(1999：22-31；麦克尼，2000：105-108)看来：①权力是一种有目的的关系，是主体和客体之间的控制与依赖的关系；②权力是一个尚未规定的、推论的、非主体化的生产性过程，它植根于日常生活；③应着眼于研究权力的方法，并分析存在于某种特定时空的权力形式。有鉴于此，本研究认为权力是动态的，这并不仅仅是指由制度化的科层组织提供的合法性权力，还应包括在占有、分配各种机会和资源过程中所形成的不同势力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存在于一系列事件之中，并通过这些事件在互动过程中凸现。从这个意义上说，望族的发展过程，就是其权力的表现过程，是不同性质的权力资源和资本之间转让、交换和抗衡的过程。

稀缺资源就是那些为社会成员所需要同时数量又有限的东西，它提供了望族对于他人或群体施加影响的可能性。主要包括：①经济资源，包括土地、商业财富、暴力等。土地和商业财富是最原始的权力资源。但望族真正利用金钱去直接建构某一种具体权力的行动并不普遍。在他们那里，土地和财富往往只是用作交换的中介。②社会资源，包括权势网络、社会关系、社团和协会等等。其中，社会关系是最基本的一种权力资源。对于望族来说，一方面要建立一定的社会关系；另一方面还要有能让它转化为对自己有利的社会资本的能力。③文化资源，包括知识、荣誉、特定的精神和生活方式等等，是望族最关键的一种权力资源。当地人讲“书包翻身”，意即文化资源是整个家族能否延续发展的关键性资源，如果在这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对于望族的打击往往是致命性的，远甚于经济资源上的危机。

实际上，望族的消歇或延续，既不仅仅是制度性安排的阻碍或推动，也不简单地是主体追求更大效益的惯习，而是一种权力技术的日常运用，这既是社会体系对望族施加影响的过程，也是望族寻求发展和地位提升的过程。这种权力是作为关系出现的策略，因而，望族权力运作的实质就是控制和运用各种稀缺资源处理各种关系的过程。

二、望族权力的运作逻辑

望族或要想成为望族，其行为往往不是盲目的，总是会在各项策略中使用他们的资源，并不断地反思自己的行动，调整自己的策略，维持或修改着业已存在的场域结构，从而不断地增加或维持其权力。这一过程，也就是权力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

(一) 权力的生产与再生产 1. 获得和适应，即望族从社会场域中接受规则和资源，以确保权力循环的顺畅

场域，在布迪厄看来，是由附着于某种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间的一系列客观历史关系所构成的，它包含各种隐而未发的力量和正在活动的力量的空间及其相互争夺的行为，在这里是指望族涉入其间的环境、周围的社会空间，通常也包括地点。场域既可能是地理上的(如村庄、县城、国家)，也可能是功能上的(如军事的、教育的、政治的)，还包含了构成此一场域成员的价值观念、文化象征和资源的集合(Joseph W. Esherick，1990：3-24)。

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转换和作用都离不开特定的场域结构。当场域为望族权力的实现和运用提供支持的话，将促进权力的循环。如自2000年始，W地区走上了创建历史文化名城之路，一些名人故居相继得到修缮和保护，变废为宝。与之相关，如秦氏、钱氏等望族后代频频成为“公众人物”，这既是已有家族文化资源的利用，同时也促进了这一资源的再积累。

在旧城改造中，秦氏故居已被破坏得面目全非了。1998年，W市文物遗迹控制保护单位既翕堂被W市检察院拆除改建成办公大楼；W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章庆堂、景福楼，被市中级法院拆除兴建成高层办公大楼；2000年W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对照厅也因市公安局要在附近兴建大型地下车库，被迫异地“保护”。家族文脉既是家族的记忆，也是城市的记忆。当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消失殆尽的时候，这个城市也就毫无特色可言，其综合竞争力势必受到影响。对此，新一届政府有了清醒的认识。于是，在历史故居的保护上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以秦氏故居为中心的文渊坊建设，仅搬迁居民就有317户，动迁资金5，000万元，再加建设资金2，500万元，总投入资金7，500万元。显然，秦氏后裔保护故居的奔走终于得到了回应。

而一旦场域成为权力实现的滞障的时候，望族有三种选择：

一是离开现有的场域，寻找新的空间，续振家声，这是许多人文大家都在走出W地区后成名的原因之所在，唐氏家族100多年中的数次迁移亦是如此。

二是适应现有的场域，修改自身的规则，使其有利于权力的循环。如重修家谱时的低调和现代内容的增加等等，都是对现有规则的适应。

近年来，W地区的修谱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一方面，不同形式的宗谱在被自发而虔诚地编修、印行，不事张扬也不避耳目；另一方面是政府有关方面对此似熟视无睹，姿态暧昧，仍抱不提倡、不支持、不禁止，以不变应万变。虽然1984年国家档案局、教育部、文化部在联合发出的“关于编好《中国家谱目录》的通知”中也指出：“家谱是国家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有关人口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史、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料，它不仅对开展学术研究有重要价值，而且对当前某些工作也起着重大作用。”然而，这只是对于旧谱作用的肯定，而未及新谱。于是在新谱该不该修的问题上，政府态度暧昧，专家学者也惊人一致地回避该问题。

鉴于家谱的微妙处境，修谱者的表现大多乖巧，这主要体现为：

第一，表白遵循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在计划生育、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方面皆有突出显示。如续修的L家谱中突出了“团结”、“勤劳”、“重视教育”、“崇尚科技”、“开拓创新”等现代理念；续修的L世谱，提倡男女平等，规定妇女可以入谱，领养子女可以入谱，上门女婿(赘婿)可以入谱，以适应新时代、新潮流，符合国法。第二，适应时代的变化和需要，在体例和内容上程度不等地有所汰旧创新。如古吴朱氏族谱摒弃重男轻女习俗，男女同谱；所有可查人物入谱，正反人物都有记述；新设《现代人物传集》和《寿星集》，整理了30篇轶事掌故，搜集摘录了24篇有关牒谱文化和朱氏历史的知识资料，拍摄收集了248幅遗址故居和文物、交通、地域、人物和艺术作品图片，尤其是整理出300位优秀人士的《现代人物集》，以弘扬尊重人才、尊重老人的时代新风尚；注意规避有关对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抨击和删去《忠义集》、《贞节集》。这表明，家谱随同整个社会一起，也经历着从传统到现在的深刻转型。

三是通过自身的努力，修改业已存在的场域规则，推动权力的再生。20世纪上半叶以望族为中心的商会与政府的冲突足以说明望族改造场域的能力。

TKK：作为一种组织的商会力量，商会在该地区历史上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些地方望族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基本上掌握了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大权。抗日战争胜利后，从四川重庆回来的所谓“天上飞下来的”，从安徽屯溪回来的所谓“山里走出来的”，还有一帮所谓“地下钻出来的”国民党人员，重新开展了争夺该地区政治势力的斗争。而县商会和县参议会的实权一直在代表几个资本集团利益的钱孙卿、李惕平等人手中，国民党的历任县长也无权过问商会活动，而且每遇大事，总得亲自上门，先取得钱孙卿的支持，就象抗日战争前夕，必须向薛溟南登门求教一样，不然就很难开展活动。其中钱孙卿和蒋哲卿又分别代表荣德生和荣瑞馨的利益，斗争也很激烈，当地人称之为“卿卿之争”，以至国民党江苏省长曾对李惕平说：“你们那里由蒋哲卿任临时参议会议长，钱孙卿任县商会主席，什么事情就好办了。”后来历届的县参议会、商会也一直控制在工商显贵及其代言人手里，历久不衰，直到解放。(根据对TKK访谈资料整理)

2. 循环和扩张，即权力资源的资本化过程以及权力本身的再生产或权力的实现和运用过程

望族在一定的利益驱使下，利用现有资源，实现着不同形式权力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增加自身的影响力。所谓权力资本，就是不同的权力资源被带有目的性地运用于场域交换，并能带来一定社会性收益时的一种形态。作为望族，往往是多种权力资本的拥有者，因而能在社会场域的合作和争斗中占据上风，其权力转换的主要途径有：

(1) 以土地和商业财富为起点的经济资本的循环。在传统社会，土地是财富的象征，地租是最稳定而可靠的收入。在工商望族中，初始阶段基本上是经济资本的循环，即土地和财富-经济资本(权力)-土地和财富的循环。到了守业阶段，经济资本则成为了中介，逐步向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转化。此外，工商望族为了获得地方的支持而进行的权钱交易过程，是最为典型的利益互惠的过程。

HSG：景溪七房唐保谦少时无意仕途，其父唐子良把他送到城里钱庄学艺。不久，回到严家桥帮父亲经营春源布庄，被称为“少当家”，但他不摆小老板的架子，谦虚谨慎，不耻下问，向内行学习。1902年，年轻有为的唐保谦告别父亲，再次离开严家桥，到城中与蔡缄三合作，唐、蔡各出资2，000银元，在W北塘三里桥沿河合开永源生米行，以公平诚信著称，一时门庭若市，生意鼎盛，积累了一定的资金。1909年他与蔡缄三、唐纪云、夏子坪、唐慕潮、孙鹤卿等9人，合资9股，每股1万两白银，在蓉湖庄创办九丰面粉厂；1915年接办润丰油厂，1919年，出资10万银元，在周山浜创办锦丰丝厂，自任经理。1920年，投资营造资源行业，在严家桥镇东北角蠡河口创办砖瓦厂，日产砖3万多块，由长子唐肇农兼任该厂经理职务。1921年，由唐保谦、蔡缄三、唐纪云等发起，由薛南溟、唐肇农、孙鹤卿、华艺珊等人集股82.89万元(对外称100万元)，在周山浜野花园附近征地200余亩，创办庆丰纺织厂。

景溪八房唐骧庭性颖悟，国学生，清分部主事，从小与堂弟唐纪云在严家桥镇春源布庄长大，受家庭熏陶，注重诚信。18岁时离开严家桥镇到城中与总角交程敬堂合作，在北大街开设九余绸布庄。由于讲求信誉，待客和气，营业获利倍蓰。1916年唐骧庭、程敬堂出资1万元，与冠华布厂合作，生产纱布，后扩大范围，改名丽华布厂，1919年唐程合计，继办新厂，招邹颂丹、邹季皋入股，共出资4万元，开办丽华第二布厂，年有盈余。1920年，唐程再接再厉，决定集资30万银元，后又扩资20万元，创设丽新染织厂。1930年，丽新厂更上一层楼，增加纱锭16，000枚，增资为100万元，成为全国唯一的纺、织、染、整具备的全能性生产企业。1935年又增加纱锭22，000枚，线锭12，400枚和新式印花设备，增资400万元。(根据对HSG访谈资料整理)

在唐氏族个案中，与杨氏、薛氏以大地主、大官僚起家所不同的是，唐氏的祖先原是商人，迁居严家桥后，三家布庄及米行，是他最初的资本，两唐祖父并以经商之利在乡下购置田产达6，000多亩，但并不按子嗣分配，而是“造仓廪，设义庄”，交由某房子嗣掌管经营。两唐兴办企业，其起始时的资本主要来源于商业，九丰的投资股东9人都是该地区殷实的绅商。庆丰纱厂的13位50，000元以上的股东，基本上是商人或银钱业业主。随着商业资本投向近代工业企业，唐氏由商人转化为资本家，并跻身六大资本集团，实现了经济资源的资本化。为了永保家业，唐氏家教规定：“家族仓厅，代不分田，田不出售，收入充善举”，这样就将经济资源转化为社会资本，成为有声望的工商望族。

(2) 以社会关系为起点的社会资本的循环。Portes(1995：12)认为：社会资本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社会资本是一种镶嵌在社会结构之中并且可以通过有目的的行动来获得或流动的资源。一方面，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关系或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才可能获得社会行动所需要的社会资本；另一方面，个人通过有目的的行动可以获得社会资本或使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流动。书香门第的钱氏就是依靠姻亲和社交圈，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的。

QZJ：我的隔房叔娶了邑中名士高汝林(高攀龙伯父高明伯11世孙)的女儿为妻。而在几年前，他在担任城西小学副教习时，曾出面反对劝学所总董聘请高氏担任该所董事，高氏不以为意，看中了他，成为翁婿，这是当时的一桩趣谈。

叔叔有着多重背景：是地方政治实力派孙鹤卿的表弟，又是实力派薛南溟副手的女婿，而且他们家又与本地的名门望族及地方实力派或有直接的姻亲关系，或有连环的姻亲关系。

总之，我们家族人丁兴旺，婚姻关系也错综复杂，先不说让别人记住不太容易，就是我们一辈自己来说，也是“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了”。在这庞大的人际关系网之中，我们的生活倒是蛮安全的，虽不十分富裕，但不失显赫，特别是叔叔，很热心，口才又好，有见识，地方士绅都称他为‘茄官’，在商界和政界都吃得开。叔叔是学界出身，主持地方教育行政10年中，宽筹经费，提倡私人办学，树立新式教育风尚。当时该地区私校多于公校，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在任共和党当地支部长期间，他因建议在国会选举中，国民、共和两党放弃竞争，联合为地方多争票数而为社会上层各界所信服。他的“中性政治”深得地方资本集团的好感和信任，纷纷向他提供支持。1924年，在商团总董杨翰西的支持下，当地城区议事会选举叔叔为市公所总董，这是叔叔从学界转入政界的关键。1925年，叔叔应荣德生聘，出任荣氏私立公益工商中学校长，后又在荣氏的资助下，当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同时获得多方面的背景。此后叔叔始终是W政界、商界的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根据对QZJ访谈资料整理)

在钱氏个案中，钱孙卿正是综合运用了社会关系资源，从而在政界和工商界发挥着重要作用。于是，当时的W地方上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钱孙卿无工商产业，却长期执掌着商会；不任行政官员却长期操纵地方政局；非国民党党员却拥有级别最高的党政角色。由此足见社会关系资源的举足轻重。

(3) 以家风家学为起点的文化资本的循环。在传统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转化的制度化保障是科举，绅士可以把代表其拥有儒学知识的功名作为一种资本来实现与其他资本的交换。废科举以后，这种制度化保证就是学校教育，文凭代替功名而起作用。所以，文化资本并不是在被消费之后自然而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预先设定，再通过文化生产去加以实现的。文化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前提条件是与家庭出身和培养密切相关的。对于经济窘迫的贫民来说，要获得更高的文化修养、文化积累无啻于一种奢侈享受，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QYY：18世纪末期，当满清王朝逐步走向衰落，我们家族，特别是处于这个家族核心地位的官僚地主阶层，也随之日趋衰落。咸丰十年，太平军席卷江浙，更给予家族的上层以致命的打击。据宗谱记载，清代顺治至乾隆四朝中，家族登进士第者共22人，其中授翰林职者10人，而嘉庆以后各朝登进士第者仅3人，其中授翰林职者1人，同治、光绪两朝家族无一人中进士。辛亥革命后，工商显贵逐渐取代了旧式世家的地位，家族中除个别家境比较富裕，大多数族人生活较为困苦。秦焕曾在《光绪重兴书塾记》中写道，我们家族乾隆年间科名最盛，宗人子孙不特岁科两案入泮者多，而乡会两榜亦鲜脱科者，至嘉庆年间而渐少矣，道光间尤少。其中原因就在于族中贫苦者无力读书，这样就影响了整个家族的文化实力，因此倡议重新兴办族塾。这一倡议得到了家族其他成员的经济支持，秦焕本人也捐了相当的钱财，于是重新设立了书塾。光绪四年，在义庄会议制订了相应的规程，并在族中访得无力延师课读者，按节助钱，量资修脯。(根据对QYY访谈资料整理)

在秦氏个案中，天平天国之后，颓势明显，族员日益贫困，影响了其文化资源的积累，从而使家族的声望逐渐减弱，城绅堂董的职位也让位于薛氏、钱氏。也正因为文化资本具有“物以稀为贵”的特征，望族往往将经济资本、社会资本转换为文化资本，或者以家训、家规等精神财富以及物质形态的书画、文化珍藏品来传递文化资本。因而，有家学渊源的子女，必定比来自文化资本积累有限的家庭的子女更有学术潜力，或者说更容易得到学校教育和社会的认可，从而能够再积累起更多的文化资本，形成文化资本的良性循环。

(二) 权力资源的传递方式

众所周知，乡村宗族相当于一个自治组织，在一个范围相对狭小、封闭程度较大的环境中，能淋漓尽致地发挥其内部组织和外部控制的职能，并相应得到发展。而市镇望族在一个开放、流动性大的社会环境中，为何也能发挥一些功能，得到一定的发展呢？这是因为望族的规模效应和马太效应使之在社会活动中具有相当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最直接的来源是望族内部权力和资源的共享。

林南认为，中国家庭在权威资源和财产资源转移的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不一致，中国家庭偏重权威转移，它一般由长子继承，财产诸子平分。由中国这一家庭资源转移上的特点，他推导出中国社会具有：(1)权威集中；(2)家源和血缘为重；(3)以小单位方式运行；(4)以感情为主，而排外性较强等特点(翟学伟，2001：267)。按照林南的家庭资源转移理论，我们可以作如下的推论：望族权力资源的传递模式是望族影响力得以延续或提升的决定性因素，而且资源的传递过程本身就是权力再生产过程不可分割的内容。

1. 代际传递

在上图的模型中，可以看出资源转移的不同方式。在代际传递中，经济资源的传递是即时性的、直接的，容易受到环境的影响，而且，在房支的影响下，有形的物质资源往往会处于越来越分散的趋势，这对家族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以秦氏为例，公藩公后为二十四房，到乾隆时，只有RX一支是富裕的，其余各支都趋于清贫，科举成绩也大受影响。而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传递则相对隐蔽而稳定，如各种高贵优雅的行为举止、脾气性情都是惯习内化的隐而不显的文化资本。事实上，文化资本的传递，远比血缘上的流长要困难得多，既需要前代人的努力，也需要后代人的承接，由此也越发显得文化资本物稀为贵的益处。对此，望族大都有着清醒的认识，纷纷致力于培养后代，积累具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比如儒雅气度、诗书修养等等。琴棋书画成为一种移情悦性、陶冶身心的途径。如秦氏家训说，三曰勤读书，变化气质，陶淑性情，惟典籍是藉。操之在己，达之在天。勿侍富而惰学，勿不第而丧志，勿以困苦而辄止，勿以明敏而荒疏。苦心力学，自能达其道而行其志。显然，秦氏把受教育作为改变气质的条件，如果缺乏文化修养，就不可能成为雅人，因此，宗族子弟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勤读书。

显然，内化为个人性情的这些具体化形态的文化资本，如文化习性、文化品味，明显不同于金钱、财产权，无论环境如何变化，都是无法被外力完全夺走的。

QYY：我们家族，人文秀起，著述之富，为各姓之冠。可惜的是，由于战乱家难以及保管不善，佚亡甚多。清道光年间，秦彬网罗散佚，搜集遗篇，编辑《诗钞》18卷，汇集宋元明清之锡山秦氏家族成员242人的诗篇，由他的儿子请邑人王芝林进行删订，编成4册，最后经族子殿楹等重加订正，方才完成。民国七年，秦毓钧笔耕之余，随时留意家族文献，风钞雪纂，取其精华，得123人之文，共计490余篇，经过10年，编辑成《锡山秦氏文钞》12卷，稿成后又因无钱刊印而搁置数年，直到民国二十九年，才利用刻印家谱的余钱，加上族人的支持，才得以刊印出版。国学大师唐文治作序，称：“从未有以家族之著述，汇为鸿编者，即有之，亦不过三五人，或十数人而上，然已不数数觏，而吾锡秦氏乃独擅其胜，弥令人起羡而起敬矣。”对于文献，我们家族投入了空前的热情和努力。如秦桂枝图绘先人遗像以及碑铭传记汇为一集，二十多年而后才完成。秦焕曾汇辑家族制艺，甄录一百多家，四五百篇文稿，写成定本八大巨册，藏在家中。太平天国运动期间，我们家族遭遇凄惨，被迫几经搬迁，许多家庭都遭灭门之灾。也正是在太平天国以后，我们家族开始衰落了，其实整个社会大环境是这样，所以，也不能说是衰败。尽管如此，《诗钞》的版片还是在许多家族的精心保护下，接近完整地保存了下来。战争结束后，家族又在光绪五年将损失的版片补刻完整。这更好地反映出我们家族注重文化的特点。(根据对QYY访谈资料整理)

作为文化型家族，对于文化资本代际传递的重视要远甚于经济资本的传递，所谓“遗子千金，不如赠子一经”就是这个道理。尽管也可能因为后代能力和偶然因素会中断或者减少文化资本的继承，或者因为场域的历史变迁而变更了某些文化资本的价值，但从总体上，不会动摇这一传递的逻辑。

因此，仅从共有财富来考察望族的生命力和凝聚力是偏颇的，望族所共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其成员对于家族认同感的一个风向标。

2. 横向转移

鉴于家庭资源转移的相互分离，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拥有同等财产的族员并不希望离开家庭去另谋出路，而且重视血缘、家谱、他人和亲情，这一点在望族内部权力资源的横向转移上得以充分的说明。

在上图的模型中，家族中的某一支(某一成员)在原始积累了一定的权力资源之后，实现了某些权力，那么，除了这一支(成员)能获得权力的收益外，望族的其他成员也有可能得到好处，或者这个权力的实现行动也可能一开始就有目的地指向其他支(成员)。以点带面，形成望族的马太效应。比如钱氏中有族人从贾江阴后，“日致饶给，然不肯自私所有，必以致宗人之在乡者……从子辈有失业无恃者，视其才之所可造者而造之，大小各有成就。”(李兆洛：13)而义庄则是资源共享的一种表现。

HBS：义庄对族人的救济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即生活救济和教育救助。其中生活救济的对象主要是族中老弱贫苦无依者。而由于族中子弟成材与否，关系到整个宗族的将来，教育救助由此受到宗族格外的重视，教育救助往往面对族中所有子弟，并不一定限于贫者。义庄专门划定学田，并把分散的学田集中于一庄，专供办学之用，称为义学。由义庄学田提供资金，聘请专职宿学名儒，定期讲解书题，使课业完篇，再加披阅圈注，每逢朔望，进行会考，为应试科举作准备。受洋务运动影响，华鸿模创办的两等学堂，将义庄在兴成栈的部分收入及义学田的地租收入，充作办学经费。学生免费入学，学习诸子百家，每年会试一次，测定进展情况，以发现人才，确定培养方向。此外，还提供家族子弟出国留学的全部费用，外姓优秀学员的出国费用，经义庄同意，也如数发给。当然义庄也有社会救济，费用的来源主要是有钱人家捐田，收租的费用用于维持义庄的日常开支。义庄确是办过不少社会慈善事业。老义庄和新义庄都规定资金的50%-70%属族内救济款项，30%-50%为族外救济款，如遇到荒年，代佃户付一些种子费用；遇春季青黄不接时借给春耕费用；遇蝗虫灾害发给救济款；贫病者施舍药品，年关时发过冬寒衣和年夜饭米；平时的修桥补路、施舍棺材、帮助殡葬等慈善救济工作。(根据对HBS访谈资料整理)

如果把家族中血缘、亲缘关系所构建出的亲情视作为个体的一种本能的内在需要的话，这种家族内特有的行为也就不难理解了。在权力资源的再生产过程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合作与共享。这种合作和现代社会中的各种合作在形式上是相似的，可以说社会合作是族内合作的复制，只是家族内的合作由亲情的纽带联结，其可靠度和持久性更强一些；而社会合作虽然在范围和规模上使族内合作难望其项背，但由于信用关系的构建和利益关系的处理远比族内合作复杂，所以稳定性低很多，或者表现为合作成本增加和难度的增大。

在此，就不同类型的三个望族的权力运作作一简略比较(见表 1)。

三、望族权力的实践策略

任何家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在由一个普通的家族发展到在地方上具有重要影响的望族的过程中，都面临着一系列重大的问题，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如何继续保持并发展家族的可持续繁荣，即如何在家族人口日趋分散的前提下，凝聚族人之心，使之团结一致，如何巩固家族已有的地位和声望，并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1.内部策略一：积文固本

这是W地区特定的地理人文条件所造成的。该地区城市化起步较早，由于手工业和商品交换发达，集镇星罗棋布，农村-卫星城镇-县城之间交流频繁。望族在发祥之初，大多为耕读之家，或涉仕途，或业工商，逐步迁移到城镇居住。居住和活动条件的变迁，使得原有的族规等家族的规范管理功能逐渐减弱，望族的凝聚力已非主要依靠家长制的管理和家族的经济纽带来维持，而更多取决于家族成员在社会活动中的协作和互助的能力和功效，形成这种合作的条件是成员所拥有的文化资源。

在唐氏个案中，唐氏的第一代景溪公的一段临终祖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后来整个家族凝聚力的来源：

TZQ：我是在家接受启蒙教育的。每年春秋两祭，总有读谱活动，让我们牢记先祖的功业，要为家族争光。景溪公的临终遗训成为我们唐家的祖训，处理事务的准则。景溪公叮嘱说：“我期望子孙后代读书中举，但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庶不致游荡成性，败坏家业……”

因此，即使是经商，后代也是遵循祖训，从小抓起，重视教育培养。我6岁正式入学，学校为县中，由内学前街的杨氏创办，校长是杨四箴先生。学制6年，学费便宜，大致七八元左右，由父母承担。当时的课程有语文、数学、英语、体育、音乐、卫生、手工、公民(进行乡土教育)，我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

我在学16年，抗战前的教学秩序是相当正常的，抗战以后教学秩序不再正常了。记得那时候，长辈们总是教导我们说，我们家风淳朴，从来就不出浪荡子的。要多读书，学会养家的本领。整个学习生涯，我的读书都很自觉，家长从不过问，教学的文理发展也较平衡，绝大多数教师的敬业精神可嘉。我认为，现行的教育不注重启发、引导学生自己思维，是一种注入式的教学方法，学生的学习自觉性与他们那时相比也稍显不够。教育改革应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开始。(根据对TZO访谈资料整理)

诚然，唐懋勋祖训的本意，仍是寄望于子孙能入仕为官。遗言中，“如读书无成，便应学习一业”只不过是退而求其次，以防“游荡成性，败坏家业”的一种措施，但是，这种自律性家训除了本身是一种文化资本外，由于它恰恰符合当时的场域特征，也为家族获取其他文化资源奠定了基础。

在前述的权力运作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资源占特别重要的地位，它既可以直接转换成文化资本，也可以转化为其他形式的权力资本。无论是文化世家，还是工商世家，都把文化积累看作是本族发展的大计。一方面，是从旧学到新学乃至科学的知识积累；另一方面也包括家史教育、族规、祖训的熏陶。

如钱氏家族，在功成名就之后，尚能刻意修身，力戒骄奢，严格治家，教育子孙，即使在生活贫困的境遇下，也是如此，使其家业流传不替。当QZS到了入学的年龄，当地的新式教育已经比较普及，因为祖父和大伯父的反对，他没有及时进入新式学堂念书，而是在家塾、私塾中念了几年书。这样的做法即使在当时看，也已经是“落伍”了，不过，从QZS到更早一些的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曾走过一条先旧学后新学，由中学而西学的从学路径，而他们的学术成就至今仍然无人超越。足见传统教育对于学问培养的功力。在家的几年中，大部分时间跟着其大伯父读书，一方面，伯父严于自律，好学不倦等特点，他从小耳濡目染；另一方面，伯父对他的关爱和呵护，使得他的天性没有得到压抑。接下来，便是正式进新式学堂读书。除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之外，他还得益于家族的文化资本，如经常在家聆听唐文治的教诲，与钱穆晤对问答……正是家族深厚的文化滋养造就了QZS，也正因为QZS声望日隆，晚光益炽，其故居也因而得以保存和恢复原貌。

因此，学风的盛衰和人才的多寡成为了望族的首要标志，而文化资源的积淀和传承成为其最主要的内部策略之一。

2.内部策略二：重教维权

仓廪实而知礼节。W地区向来经济繁荣，生活安定，所以文教发达，明清地方政府也十分支持教育。据县志，明正德十三年，督学张汝立毁妙觉观，没收土地483亩，崇祯年间，学田共有近千亩土地，其中612亩的田租供督学公费，另外352亩的田租作为贫士助学贷学之用。清代的学田县管理1，012余亩，田租每亩3.35斗。租总数，除县学公费外，其他用于修理、赈贫等。在政府的倡导和示范下，望族无不把尊学重教作为首要政策，纷纷建立义庄，捐学田等。在他们看来，家族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当科举与教育两者紧密结合之时，科举成功将导致家族地位的上升，即使不想在科举上有所成就，若要谋生，也离不开一定的文化基础。到了近代，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选择的多元化，更是要求人们拥有必备的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和职业变化的需要。如1946年，荣德生自费派子孙去美国留学时，再三嘱咐说：“在外不必以学位为目标，只要在事业上学会实用本领，一生受惠矣，余历观留学归来，致力于事业者多有成就。”¹事实也正是如此，荣氏后来的中兴力量，无不都是出国深造过的儿、婿。

1引自朱敬圃.乐农自订行年纪事续编(内部资料)。

近代以来，大量先进的社会观念和科学知识通过社会化的教育渠道传递给了学生，这种新型学校所传授的知识、技能、观念等，已不是孤立的家族教育所能完成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家族子弟如不能在社会化的学校中接受全新的知识，家族也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竞争，所以家族的经济资助显得尤为重要。只有到了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教育的社会化和大众化，削弱了文化资本占有量的不平等，特别是扫盲班、识字班、夜校、业余学校等的开办，社会主义教育事业逐步走上正轨，培养出一代有理想、有工作责任心、有献身精神和良好个人修养的人才。尽管如此，教育实质上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着力于分配特定符号资本的权力再生产，它促成了权力的运作、转换与中性化。

QZJ：如前所说，我从来的思想就是要子女读书，有专长，有学问，反对做空头政治家，有真本事才能报效国家，为民造福。孩子们从小就知道读书的重要。女儿从小就会演讲，会弹钢琴，书读得好，还积极参加解放初的各项学生运动。当时学校的领导也很器重女儿，要培养女儿当干部，但我坚持要女儿读完大学再说。女儿50年代末大学毕业，留苏取得博士学位，现在中科院当博导。大儿、二儿根据当时国家的需要，考大学时都被保送华东航空学院，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分别从事设计、教学工作。三儿毕业于武汉工学院，粉碎“四人帮”以后又留学日本，获得博士学位。四儿毕业于南京航空学院，现在工厂从事技术工作。五儿毕业于北京大学，又到中纺大读研究生，现专门从事科研工作。六儿是小三届生，曾务农、当兵、当工人，最后还是凭他的个人毅力，自学成才，考上当时的地方大学，现在是大学计算机系的骨干，一度因为出色的业务水平，被提拔当干部，作为组织部长助理，后来碍于事务性的工作太多，放弃仕途，专心于自己的教学、科研。这是符合我们家风的。《家训》中就说，“子孙虽愚诗书须读”。特别欣慰的是，子女们又如他们一样，教育自己的孩子，现在我的第三四代又都是个个进大学深造，学有所成。看到这些家传的读书好传统在延续下去，我觉得很开心。(根据对QZJ的访谈资料整理)

3.外部策略一：婚姻拓网

科尔曼(1990：354)认为，社会资本具有识别社会结构的功能，社会资本如果运用得当，具有生产性。原始性社会结构中的社会资本，具有人力、物力资本所无法替代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功能。这一思想也适用于望族的婚姻模式。

按照交换理论，任何一种婚姻都有某种交换存在，包括感情、生理、经济、文化等的交换。出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文化等因素的考虑，联姻是家族之间直接建立联系的有效手段。如前所述，中国是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关系与家族地位密切相关，社会关系越多，机会就越多，家族的自由余地就越大，与此对应的，家族的权力内容也就越多。所谓“强强联合”，通过世家联姻，可以扩大家族的势力范围和影响力。所谓“新旧交融”，即工商显贵通过与世家联姻来提升本身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声望。于是，W地区望族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婚姻网。

在下述婚姻关系网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1)随着社会的变迁和发展，儿女婚嫁，前期大多在官僚阶层中进行，后期则转向实业界和知识界；(2)传统的望族倾向于内部联姻，即以本地为主，而新兴的望族则将婚姻网拓展到其他地区的显祖，这既对本地近现代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望族内部的人才链，提高了望族适应社会环境变化的能力。

4.外部策略二：公益扬名

城市望族的生长环境，与乡村望族大相径庭。由于城镇人口的数量和范围远远大于农村，其开放度和流动性也远非农村社区所能比拟的。因此，城市望族对其外部环境的控制难度相对要大得多，往往无法单独依靠自身的力量来加以控制。基于这种情况，望族为了能够增加社会活动的成功率，自然会比农村望族更注意以团体、协会等组织形式处理与地方的关系，塑造自身在市民中的形象。近代以来望族们依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在政府授权的范围内，行使一定的社会管理职能。望族对于地方社会的作用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繁荣经济。据1935年《概览》统计，当时的十几个行业，193个企业全部资金总额约1，820万元左右，而六大资本集团以及祝许孙三个资本家企业所掌握的24个企业资本合计竟达到1，356万余元，占当时全部工业资本74%强。解放前夕，以荣德生为首的民族资产阶级，大都留在了本地。1954年8月，申新第三纺织厂、天元麻棉纺织厂、兴业布厂首批实现公私合营，同年11月，丽新、庆丰、振新等厂也实行公司合营。“文革”开始，所有公私合营企业转为国营企业，随着运动的升级，原先的世家子弟都被下放到农村。W地区经济秩序一片混乱。改革开放以后，望族的后代们积极投入到经济体制改革的浪潮中，如唐氏家族中的唐宏源从20世纪80年代起，先后投资创办中萃食品有限公司、南洋彩印包装有限公司、太平针织有限公司、佳福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杨氏的杨世缄，投资华杨科技园，每年可为地方增加60亿美元的GDP，为家乡台资高地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第二，造福地方。市政建设是一个城市近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望族积极参与了地方城市的现代化建设。如荣氏有了经济实力，即联合地方贤达，打造了全长9公里的开原路，还修通了到钱桥镇的钱荣路以及到大渲口出湖的支线。对于乡人来说，这些路是通向县城，传统转向近代的路途。此外，在古镇周围建造或拓宽了不少桥梁，如蠡桥、鸿桥、申新桥、大公桥等，特别是宝界桥。1934年，荣德生60岁，他将亲友赠送的寿仪折款6万元作建桥基金，修建了这座长375米、宽5.6米，横卧在五里湖上的60孔钢筋水泥桥，时称“江南第一大桥”。至抗战前，共计建成大小桥梁88座，遍及周边地区，大大改善了当地的水陆交通，便于对外交流。同时又购得太湖边东山150亩地，植梅1300株，兴建园林，向游人免费开放，突破了旧时私人园林的局限。

第三，发展文化。作为地方社会一支举足轻重的社会力量，望族意识到要起到引导社会舆论、规范社会行为的作用，因此，他们充分发挥自己的经济、文化实力，积极参与地方社会的文化建设，协助地方政府完成社会教化的任务。翻开那时的报刊杂志，几乎到处可见望族中的有识之士对“三纲五常”、陈规陋习的批判。如《改良礼俗之商榷》，认为应革除当时婚丧喜庆日趋奢靡、极尽铺张的风气；《敬告妇女界应负纠正婚嫁之责》，劝戒妇女不慕虚荣，不争嫁奁。此外，家族藏书已突破为家族自身服务的狭隘性，一些开明士绅开始把家藏图书向社会公开，免费供人阅览。例如华绎之在所建学校内兴建鸿模藏书楼，收藏书籍上万卷，供师生阅读，以利迅速成才。又如荣德生创办公共图书馆，当时，董事会中有许多人不理解，他则明确表示，为大众计也。为此，孙毓修(1931：1)称赞道：“自今以后有笃行力学之士蔚起于乡”。创办学校又是另一启发民智的途经。W地区的教育事业在各个望族的鼎力支持下，发展迅速，1936年全县私立学校达454所，在校学生72万人。

当然，望族的形象策略也是有所矛盾的：一方面，与西方社会对声望的渴求是个人野心的一种表现有所不同，中国人对声望的追求，则是从家族出发的。传统文化中光宗耀祖、出人头地的观念根深蒂固，况且，现实生活的大部分活动是需要声望来支撑的，底气不足事难办。于是就产生追名逐利、讲排场的心理；另一方面，儒家思想中的“礼让恭谦”的要求使他们功利的社会行为蒙上了一层面纱，加之“树大招风、财大招灾”的前车之鉴，经常提醒望族要学会适可而止。近代W地区望族和当代望族的后代，在这两股力量的作用下，谨慎地勾勒着自身的形象：能提高美誉度，并渐渐增加知名度的事业，其最乐而为之；大大提高知名度，稍稍抬高美誉度的，其谨而为之。反之，对于最可出名，却毁誉参半的事业，除非不得已，则完全不为。总而言之，这是一种以美誉为主、扬名为辅的对外形象策略。当然，不同类型的望族在衡量二者孰轻孰重上是有偏差的。工商望族所面对的公众，也就是其商号的市场，自然对于知名度的追求要高一些，而世家文族则相对要低调很多。

四、结论和推想 (一) 望族的兴衰是其在所处场域中权力过程的体现

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望族的生成与演化都是在一定的社会时空中发生、完成的，望族所具有的种种不同于其他集团的特性都是由不同时代的地方社会所规定和赋予的。与此同时，在社会变迁中，望族必然受到既存的社会制度、文化传统等历史因素的影响，即路径依赖的现象。或受其压制，或依其勃发，从而使得望族的变迁呈现出复杂的局面。秦氏家族就是例证(参见表 2)。

当然，望族对于场域的适应和冲突并不是一种随波逐流的无序行动，而是按其权力资本的转化和循环模式在有目的地实践着权力。最为常见的技术是调整权力资源的结构，从而使权力链适应场域的特点。当望族处于良性的循环链时，就是其光辉发达的时期，望族所拥有的权力资源被自觉地得到补充，望族的地位和影响力得到持续的维持，大大小小的循环使得望者更望，族而甚族。当循环链发生部分断裂时，望族就会出现危机的征兆。

(二) 在影响望族兴衰的权力链中，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运用和传递起到关键性作用

所谓望族往往都有一定的规模，这种庞大的家庭规模，也意味着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获取资源的机会也增多，便于家族获取或者维系权力。荣氏家族企业内部组织管理的特色之一便是任用亲戚同乡掌管各厂，担任各厂经理、厂长要职的都是儿子、女婿儿女亲家、姻亲、主要股东及忠实助手。而其子女的婚姻也有助于提升其家族的地位，所谓“三姓六兄弟”。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使得荣氏的发展如鱼得水，在短短的几年里，从后起之秀一跃而为龙头老大，其实力之雄厚、影响之深远，在当地乃至全国首屈一指。

人才是事关家族兴旺与否的重要因素，望族无不把教育作为培养人才，振兴家族的重要途径。丁福保曾总结了本家族自元末迁居W地区以来530余年的历史：于明初第三代由商业起家，以富闻于一乡，后来虽亦有以读书显著者，但总体上这一优势不明显。第十世以五世无显者，先泽将斩，方思起而振之，于是以重金延聘名师，教诸子读书。自此以后到十四世，逐渐进入全盛时期。十四世后，以科名显者渐少，读书者日寡，家族一度萧条。科举废后，科学渐兴，接受新教育的子弟日益增多，家族又渐盛。由本家族盛-衰-盛的发展历程使他认识到：读书是家族兴衰的关键。

因此，在整个循环链之中，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再生产和传递是望族兴衰的关键。当财富-权力-经济资本的循环链发生问题时，望族有可能只是式微，但当某一族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无法得到生产与再生产的话，望族就必然会走向消亡和瓦解。

(三) 望族的复兴和新望族的产生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中也是有可能的

涉及到与社会场域的交互关系，望族的权力运作与一般家族在形态上是大致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望族所拥有的权力资源相对于一般家族而言更加丰富而庞杂。这种规模上的优势使得望族更能得心应手地施展各种策略和技术来推进权力运作的良性循环。此外，由于文化资源作为一种相对无形的资源，不易受场域的影响而得以保存和传承，望族由此拥有了一种内隐的延续力。社会的急速变迁，使得W地区的望族受到了冲击，但其衰败过程并不像农村的家族。农村的家族由于它特有的封建性，在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等运动中，一下子被剥夺了一切特权，并被彻底地扫地出门，而且其中的首要分子，大多被镇压了，可以说，他们的衰败乃至形式上的消亡是个突变过程(当然，由于血缘、地缘等的关系，某些精神方面的纽带还是客观存在的，所谓藕断丝连)。而该地区的城市望族，由于大都与工商、文化等方面有密切关系，再加上当时党的政策，有相当一部分家族的某些特权，还是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即使随着一次次以政治运动为手段的社会变革，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冲击，他们彻底衰败了，但这种衰败、消亡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尤其是在精神文化方面。作为文化型的家族，不仅在于精英迭出，还在于整个家族拥有完整的文化链，一旦时势允许，这种优势便可转化为望族重获新生的资本，加之望族内部多元化的权力资本以及实践策略的不断丰富，望族仍能够维持或提升其社会影响力。尽管结构上已非完备，影响的深远亦今不如昔，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民间力量的不断加强，私人财产的再度被承认以及知识在社会分层中的作用的凸现，原有望族将更容易东山再起，同时也会产生一批新的望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