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与假设

对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进行比较是否可行以及是否有意义，近来成为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我们认为，单就幸福感本身而言，进行城乡比较的意义并不大，但是如果将幸福感的内涵加以重新界定，在主观生活质量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并建立起一套可以对其加以测量的指标体系，则其理论与现实意义便不言自明了。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便是基于我们对幸福涵义的重新界定而编制的一套测量中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工具，它从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社会信心体验、成长进步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身体健康体验、心态平衡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等10个方面反映民众的主观生活质量(邢占军，2002)。但由于其编制过程立足于我国城市居民，因而，对于我国城乡居民在主观幸福感结构上是否存在差异、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对于我国农村居民能否适用，我们没有把握。本研究试图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取样，考察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适用于我国城乡居民的测量学特性。因此，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我们在本研究中提出两个假设：

假设1：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适用于我国城乡居民。

在先前的研究中，我们从体验论主观幸福感测量研究的思路出发曾经假定，在共同的文化背景与大致相当的社会发展程度下，人们的主观幸福感有着类似的结构与特征(Zhanjun Xing，2005)。在此，我们进一步假定，主观幸福感的结构更多地受到一个民族在长期演进过程中所形成的文化传统观念、特别是价值取向的影响，尽管目前我国社会仍然存在着二元分立的社会结构，且城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着一定的差距，但这些差异还不足以动摇我国民众主观幸福感的基本结构。

假设2：当前我国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如果以主观幸福感指数作为体现民众主观生活质量的指标，受经济和社会客观发展水平的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水平应当明显低于城市居民。

本研究将在检验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运用于城乡居民的测量学特性的基础上，对上述两个假定进行验证，并进而对我国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初步的比较研究。

二、研究方法 (一) 抽样与被试

在山东省范围内选取1，224名城乡居民作为样本。由于完全随机抽样存在一定的困难，本次样本的选取采用了按比例抽样的方法，城乡取样总数按照1：1配额。抽样点的选取采取了多阶段随机的方法，最终选取了威海环翠区、烟台龙口市、枣庄市中区和聊城阳谷县作为基本抽样点。施测于2004年9月间进行，采用了团体施测和个别施测相结合的方法，样本构成情况见表 1和表 2。

(二) 研究工具

1、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SWBS-CC)。该量表是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的基础上编制的，由20个项目组成(邢占军，2003)。该量表包含10个子量表，每个子量表得分(S_i)为212分，调整后得分(S′_i)为1.6710分，调整公式为：

$\mathit{S}{\mathit{'}_\mathit{i}} = \frac{{5{\mathit{S}_\mathit{i}}}}{6} $

对调整后的子量表分(S′_i)的理论最高值(10)与理论最低值(1.67)求平均，得到子量表分的理论均值为5.84分。同理，可得到总体幸福感指数的理论均值为58.4分。

2、单项目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SISRSWBS)。由一个项目组成，“总的看来，我是一个幸福的人”，要求被调查者做出6级评价。

3、数据分析采用SPSSWIN11.0和LISREL8.14软件包处理。

三、结果与分析 (一) 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运用于城乡居民的测量特性分析 1. 信度分析

经统计分析，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在城乡居民中施测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8093，进一步分析表明，该量表运用于农村居民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为0.8011，略低于在城市居民中所获得的内在一致性系数，但仍维持在较高水平，初步证实该量表运用于城乡居民具有良好的同质信度。

2. 效度分析

(1) 效标效度。以被试在单项目自陈主观幸福感量表上的得分为效标，用被试在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上的总得分与效标分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作为效标效度的指数。经统计分析，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施测于城乡居民的效标效度指数为0.466，施测于农村居民的效标效度指数为0.411，结果比较理想。

(2) 构想效度。依据先前研究中的假定，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从享有发展和身心健康两个维度来反映人们的幸福体验。采用本次施测所取得的数据，通过验证性因素分析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表的构想结构进行了拟合度检验。结果表明，在反映拟合度的各种主要指标中，卡方(x²)与自由度(df)之比为6.65；拟合度指数GFI(goodness of fit index)为0.93；修正拟合度指数AGFI(adjusted goodness of fit index)为0.89；常态拟合指数NFI(normed fit index)为0.83；非常态拟合指数NNFI(non-normed fit index)为0.79；比较拟合指数CFI(comparative fit index)为0.84；增加拟合指数IFI(incremental fit index)为0.84；相对拟合指数RFI(relative fit index)为0.78；残差平方根的均值RMR(root mean square residual)为0.097。进一步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运用于农村居民的构想效度进行了拟合度检验，主要指标如下：卡方(x²)与自由度(df)之比为9.85；GFI为0.93；AGFI为0.89；NFI为0.86；NNFI为0.82；CFI为0.86；IFI为0.86；RFI为0.82；RMR为0.090。从结果看，主要拟合度指数较为理想，因此可以推断量表在运用于城乡居民时具有较好的构想效度，由此而证实了我们提出的第一个假设，并为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二) 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比较分析

以上对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简本运用于山东省城乡居民的测量学特性进行了分析，证实了该量表适用于对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比较研究。我们进而以该量表为工具，采用方差分析方法对城乡居民在总体幸福感以及各具体指标上的差异进行统计检验，结果见表 3和表 4。从表中可以看出，在主观幸福感总量表以及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分量表上，城市居民得分均高于农村居民。由此，部分证实了我们提出的第二个假设。

1. 对若干城乡居民存在差异的主观幸福感指标的分析

我们认为，农村居民总体幸福感指数低于城镇居民这一结果是可信的。建国以来，为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发展，我们长期采取了“以农补工”的政策，由于工业多集中于城市，导致了城乡的“二元分立”。农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教育卫生事业的发展长期滞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改革，是从解放农民的生产力开始的，改革空前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使农民得到了实惠，农村经济得到了发展，特别是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大批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极大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农村的这些发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乡的“二元分立”局面，而且随着199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城乡差距在进一步拉大。农民的空间流动和不同程度存在的对进城农民的身份“歧视”，不仅在现实层面上，而且也在意识层面上加剧着城乡的二元分立。在新的运行机制下，由于体制性制约以及自身的因素，农村居民在各种竞争中往往处于弱势的位置。近几年来，农村又面临着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失地农民的问题、农村劳动力的弱质化问题、农村社会治安问题和基层政权建设中的系列问题等等，这一切都会对农村居民的心理体验产生一定的影响。

农村居民的知足充裕体验明显低于城镇居民，有其客观的现实依据。从山东省的情况看，根据该省统计局发布的资料，最近十年来城乡居民在基本物质条件方面的差距呈逐渐拉大的趋势，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由1996年的2.39倍提高到2000年的2.44倍，到2004年进一步扩大到2.69倍。较低的收入水平直接制约着人们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进而影响着人们的客观生活质量。通过表 5和表 6，¹排除城乡生活方式差异方面的因素，我们还是不难看出城乡居民在客观生活质量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客观生活质量方面所存在的差异还表现在公共领域。与城镇相比，农村地区在义务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治安、文化卫生体育等社会事业、供水供电交通等公共基础设施、生态环境、防灾减灾、科技服务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尽管经济社会的总体发展与城镇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但实事求是地讲，近年来农村的发展和农村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本次调查中并没有发现人们所认为的在农民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小富即安”的现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和质的飞跃。我们宁可相信，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农村居民已经从所谓的“最容易满足的一群人”，到开始懂得寻求自身需要的充分满足。值得注意的是，城乡居民知足充裕体验，均远远低于理论均值(参见表 3和表 7)，我们由此可以推测，当前城乡的客观物质生活条件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需要，而城市居民在这项指标上明显高于农村居民，也只能讲是相对满足。因而，大力发展经济、完善社会保障，仍然是摆在各级党委政府面前的中心任务。

1表中数据来源：2004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J].《大众日报》，2005-2-26.

从调查结果看，城乡居民的成长进步体验指数在主观幸福感的10项指标中位居榜首，且高于理论高分值(参见表 3和表 7)。表明目前该省民众对自身的成长与发展充满了信心，目标也比较明确。农村居民在该项指标上得分低于城镇居民，则与他们总体上发展条件和机会明显不如城镇居民有关。

分析发现，农村居民的心理健康体验指数低于城镇居民。心理健康是当前转轨中的中国社会所普遍面临的突出问题。本次调查的结果显示，在主观幸福感的10项具体指标中，民众的心理健康体验指数位居倒数第二，仅高于知足充裕体验。我们应该充分地意识到，改革后新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确立给民众带来的极大冲击，尤其是对农村居民的冲击要远大于城镇居民。尽管与城镇居民相比，这种冲击来得相对晚些，对其冲击力应当有充分的估计。但在这里，动摇的是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态和生存方式，对人们心理所造成的压力与不适是巨大而深刻的。特别是由于农村人口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他们在应对种种不适与压力时，更容易采取一些极端的、情绪化的方式，对其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近年来在农村中发生的、以及在城市中由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所诱发的一些恶性事件，不应当仅仅视为偶然现象，在分析其出现的社会原因的同时，不可忽略其中所隐含的心理健康诱因。与城市社会不同，在分析农村居民心理健康问题时，应当特别注意其客观物质原因。因此，提高农村居民的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引导他们理性地对待各种冲突、矛盾与压力，进而优化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应当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另外，在人际适应体验和家庭氛围体验方面，农村居民也低于城镇居民。这个结果多少让人感到意外。一般认为在城市社区中，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可能更多地存在着问题，诸如“冷漠”、“隔阂”、“自私”等不良的心态常常被人们视为“城市病”的重要表现。人际适应体验是反映人们身心健康体验(特别是心理健康)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我们认为，农村居民的人际适应体验低于城镇居民，其原因大致也可以从上述对心理健康原因的分析中寻找答案。而在家庭氛围体验方面，农村居民低于城镇居民，则很大程度上与当今农村人口的流动对传统家庭结构和生活模式的冲击有关。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人口流动的结果导致了农村人口的弱质化。在青壮劳动者长期或季节性地向城镇流动的过程中，农村常住居民以老弱幼妇为主，这与以往传统所崇尚的“儿孙绕膝，世代同堂”的生活场景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对人们的家庭氛围体验必定造成一定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农村居民的家庭氛围体验低于城市居民，但从总体上看这项指标在10项具体指标中仍位居前列，高于理论高分值(参见表 3和表 7)，这或许与该省比较重视亲情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2. 对若干城乡居民差异不显著的主观幸福感指标的分析

从表 3和表 7可以看出，该省城乡居民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自我接受体验、心态平衡体验四项指标得分差异均不显著，而且都高于理论均值，其中社会信心体验指数高于理论高分值，差异接近显著水平。社会信心体验反映的是人们对社会发展的信心，自我接受体验反映的是人们对自身发展的信心，这两项指标高，说明该省城乡居民的信心指数处于较高水平。这是与国内政治、经济、社会运行的良好态势密切相关的，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省城乡近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运行态势良好。从国内情况来看，2003年上半年以来，抗非典斗争的重大胜利、国家领导人的顺利交替、“神舟”五号的成功发射、中央对“三农”问题的重视、对农业税的调整等等，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广大的农村地区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反响；同时，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取得了辉煌成绩，在党的建设和反腐败领域，取得了显著成效。可见，城乡居民的社会信心和自我接受体验均保持在较高水平有其宏观的背景依据。

调查结果显示，当前该省城乡居民的目标价值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处于较高水平，反映出该省城乡居民总体上具有明确的生活目标、并展示出良好的生活态度，心态比较平稳。这两项指标处于较高水平，除与前述的宏观背景有关外，还不可忽视该省文化传统对民众的影响。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上该省所处地域曾深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并形成了中华文化的重要支脉——齐鲁文化。儒家思想中的勤勉、礼让、持中，道家思想中的豁达、超脱、无为等思想观念，至今对该省民众的人格和行为仍然具有着重要的影响。在此姑且不论其消极方面，从积极的层面上看，这种文化传统对人们心理的影响较为集中地体现在积极的价值诉求、对现实目标的不懈追求、遇到挫折后的坦然心态等方面。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人们的目标价值体验和心态平衡体验。

结果显示，该省城乡居民身体健康体验指数没有显著差异，均处于理论均值水平，低于理论高分值，反映出目前城乡居民的身体健康状况一般。近年来，城乡居民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下降的趋势，一方面与环境的破坏和饮食安全问题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现行的医疗和保障制度有关。在若干方面的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所进行的医疗制度改革，对城乡居民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隐患，也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发展目标。因此，尽快探索和建立适合中国特色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健体系，仍是政府和社会的当务之急。

四、结论

本研究表明，中国城乡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主观幸福感结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在施测于城乡居民时，具有理想的心理测量学特性，因而可以作为比较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工具。对城乡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初步比较研究表明，当前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总体上高于农村居民，突出体现在主观幸福感总指数以及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成长进步体验、人际适应体验、家庭氛围体验等指数上。从原因上分析，这种差距反映了我国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中客观存在的差距。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城乡差距存在着拉大的趋势，再加上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对农村社会的观念与心理冲击要远远大于城市社会，因此农村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具有不可忽略的影响，应当引起高度的关注。研究表明，城乡居民的社会信心体验、目标价值体验、心态平衡体验指数均高于理论均值，这意味着当前民众对国家的宏观形势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对社会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从一定程度上说，也反映出被调查地域的文化传统，对于当地人们的主观生活质量具有较为积极的影响。研究表明，城乡居民在知足充裕体验、心理健康体验和身体健康体验指标上得分较低，说明尽管客观物质生活条件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善，但还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需要，而较低的健康体验指数则反映出当前城乡居民身心健康状况令人堪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