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父母的受教育情况会对其子女的受教育情况产生影响，关于这一“书香门第”的代际“遗传”定论是社会科学领域内不多见的较为一致的共识之一。尽管如此，在世界范围内，这一社会现象还是吸引了众多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兴趣，对于这一现象的实证研究可谓是汗牛充栋，考察的具体对象也涉及到许多方面，比较常见的包括：

(1) 子女的教育年限或教育程度，即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子女也倾向于接受越多的正规学校教育(Leibowitz，1974：S111-S131；Tansel，1998：827-846；Glick & Sahn，2000：63-87；Israel et al., 2001：43-68；李春玲，2003：86-98)。

(2) 子女的学业成绩，即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子女在学校中的学习成绩更好(Coleman et al., 1966；Lockheed et al., 1989：239-256；Glewwe，1991；Portes & MacLeod，1999：373-396；Lee & Barro，2001：465-488)。

(3) 子女的辍学，即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子女辍学的可能性越小(Smith et al., 1995：363-380；Lee & Barro，2001：465-488；Glick & Sahn，2000：63-87)。

(4) 子女对学校类型的选择，即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子女选择就读职业学校的概率越小，而选择学术型学校的可能性越大(Schnepf，2003；Dustmann，2004：209-230)。

(5) 子女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即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意愿更强或更有可能接受高等教育(Christensen et al., 1975：174-188；Lillard & Willis，1994：1126-1166；Smith et al., 1995：363-380；Bershadker，1998；钟宇平、陆根书，2001：79-89)。

(6) 子女对专业的选择，即父母的学历越高其子女选择职业前景更好的专业进行学习的可能性越大(孟东方、李志，1996：24-29；钟宇平、陆根书，1999：31-42)。

无论从上述哪方面的实证角度来看，实证研究结果大多数都发现父母自身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其子女受教育情况的数量与质量都有正向的显著作用。

然而上述已有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于子女基础教育阶段学习的考察，这是因为在基础教育阶段，子女与父母生活在一起，父母对于子女的学业也有更多的监督与指导。然而在高等教育阶段，由于子女的成年、子女与父母的分开生活以及由于父母对子女所学专业的不熟悉而无力做更多的指导等，情况却可能有所不同。那么父母的教育背景与子女在高校中的学业情况是否仍然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呢？已有的研究在这个方面涉及不多。虽然现有研究也有许多关注父母亲教育背景对于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影响，但如前所述，主要是研究子女的升学意愿、专业选择等，对于子女在高校学习行为的研究却不多。另外，就是现有研究，大多是集中研究父母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学业的影响，而对于子女在学校中的其他行为却关注不多。

本研究准备将视角转向高等教育阶段，探究高校学生在学业方面是否与其父母的教育背景有联系，如果有联系的话，这种联系又是什么样的？同时本研究还将关注重点集中在高校学生的各种社会活动行为，比如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有政治方面的追求等，以考察这些社会活动的行为是否也与父母亲教育背景相关。

二、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

有关父母的教育背景与子女的受教育情况之间正向相关关系的理论解释有很多，其中较有影响的有新古典经济学的人力资本的代际溢出效应(Schultz，1975；Wolfe，1995)、家庭生产模型(Becker & Lewis，1973：279-288；Leibowitz，1974：S111-S131；Gronau，1977：1099-1124，1986)以及经济社会学的社会资本理论(Coleman，1988：S95-S120)等。

人力资本的代际溢出效应以及家庭生产模型虽然可以较好地解释基础教育阶段子女的学业成就，然而在高等教育阶段的解释力方面则显出其不足的一面，这是因为在高等教育阶段父母对子女的辅导与教育的作用更小一些。而社会资本理论虽然能够更好地解释高等教育需求意愿的差异以及学校类型、专业选择甚至未来职业选择的差异，而对于学生在高校的学业和社会活动行为的差异方面解释力却并不强，这是因为高校学生的各种学习、社会活动更多取决于学生自身的努力、意愿与兴趣，而较少需要来自家长的社会网络的支持。

尽管如此，本研究仍同意以下的观点，即认为在高等教育阶段，父母亲的教育背景对子女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行为依然有显著的影响。这是因为：其一，高教育程度与低教育程度的家长从小对其子女性格和心理素质的塑造有着显著的差异，这就会使得子女在独立后的行为也有重大差异；其二，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家长仍然会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子女在学校中的种种行为，而高教育程度的家长其影响力更大。

关于第二点，其实就是家庭与学校的联合生产模型。有学者(Carnoy，1995)认为无论父母的教育情况如何，其都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并且接受最好的教育。然而，由于现代教育更多地体现为是一项公共事业，教育过程又有很大部分是在学校中完成，这就使得教育生产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外界的“呼声”(voice)，比如父母的“呼声”决定的(Hirschman，1970)，¹因此，子女在学校学习的效果以及其他行为会受到父母“呼声”大小的影响。父母受过越多的教育，其“呼声”越强，其对子女在学校行为的影响越大。这是因为一方面高教育程度的家长能够为其子女提供较多的与学校活动有关的经验和支持，另一方面在校方或教师制定与其子女有关的决策时，高教育程度的家长会站在其子女一边对学校或老师施加影响，从而提高子女的学习动机和能力。

1转引自Carnoy，M..1995.教育的联合生产[G]//M. Carnoy编著.2000.教育经济学国际自评全书(第二版).闵维芳，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

可见，高教育程度的家长会有更大的动力对其子女在高校各方面的行为产生影响，而且由于其“呼声”更大，比如可以通过给校长写信、可以通过与班主任交谈、或给子女讲述自己在大学的往事等方式，而给予子女更多的支持。

至于第一点，即关于不同家庭背景子女在性格和心理素质方面的差异，国内外许多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研究也都对此予以了证实。Maccoby(1980)的研究表明，受教育较少的父母由于其社会经济地位较低，因此更强调其子女的服从、尊重权威，在教育子女时倾向于严厉和专制；而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由于社会经济地位较高，因此更注重培养子女的独立、创造和抱负，在教育子女时倾向于宽容和引导。宋志一等(2001：77)也发现，在中国，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子女心理素质的发展有重大影响。该研究发现高教育程度的父母，对子女在多个方面的性格和心理素质的塑造具有明显优势，总体而言，“受教育程度高的家长的子女求知欲较强，不贪图物质享受；行为自觉、善于自我控制，有毅力，行为果断；情绪稳定，心平气和，沉着冷静；具有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反应敏捷灵活、性情开朗”。

因此可以设想，高教育程度父母可能从小就注重对子女在性格以及心理素质方面的培养，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其子女在高校中的种种行为。

基于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模型以及不同家庭背景子女在性格和心理素质方面可能存在的差异，本研究假设，父母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其子女在高校学习、生活的一系列行为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具体而言，包括：

假设1：父母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的学业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2：父母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担任学生干部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假设3：父母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中政治上的追求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三、数据与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自2003年北大课题组进行的全国范围内的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总集。本研究所用到的该数据总集的指标变量包含以下四大类：

(1) 毕业生的基本情况：性别；民族；入学年份；入学前的家庭居住地；学历等。

(2) 毕业生所在学校的情况：学校的声望。

(3) 毕业生在学校的学业情况以及其他社会行为情况：英语过级的情况；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是否是中共党员等。

(4) 毕业生父母受教育程度情况。

本研究选择用学生英语过级的情况来衡量其在校的学业情况，这是由于英语级别考试可以说是目前中国高校毕业生基本上都要参加的唯一一个统一考试，而且有一些学校甚至有相关方面的硬性要求、以英语过级的情况作为毕业生是否能够合格毕业的凭证，比如对于非英语专业的毕业生要求必须过四级，对于英语专业的学生要求必须过专业英语八级。

本研究选择用是否是中共党员作为衡量学生在校的政治追求情况，这是因为在18岁以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比例极小，因此毕业生如果是中共党员，则说明其基本上是在高校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另外，学生在高校入党是需要经过比较严格的选拔，此外还需要自身有很强的入党动机，才能最终被党组织吸纳。因此，用是否是中共党员来衡量学生在校的政治追求情况是具有极大现实合理性的。

本研究准备将考察对象限定在1999年入学的本科学生，这是为了更好地控制因研究对象在学历层次、年龄、时代背景等方面可能存在的对最终实证结果的影响。比如，可能专科学生与本科学生在英语过级方面有不同的要求，而本科学生与研究生在担任学生干部方面存在着较大的价值取向差异。

数据总集中共有9，027名1999年入学的本科学生，在剔除了本研究所需的四大类变量存在缺失值和奇异值的样本数后，本研究最终所用样本为6，781个。表 1是相关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

四、研究设计

为验证假设1、2和3，本研究将分别构建三个Probit二元选择模型，模型的基本函数公式为：

Probit(Y)=α₀ +∑α_iΧ_i+ε

其中对于假设1，被解释变量Y为学生英语四、六级或者专业英语过级成功与否的二分虚拟变量。如果学生起码过了英语四级，那么英语过级＝1，英语未过级＝0。

对于假设2，被解释变量Y为学生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的二分虚拟变量。如果学生在学校曾经担任过班级、院系、校级学生干部，则学生干部＝1，未担任过学生干部＝0。

对于假设3，被解释变量Y为学生在毕业时是否是中共党员的二分虚拟变量。如果学生在毕业时已经是中共党员，则党员＝1，非党员＝0。

对于上述三个Probit二元选择模型，自变量Χ都包含了学生的基本情况、学生所在学校的情况以及学生父母亲教育背景在内的可能影响学生在高校学习与社会活动行为的解释变量：

性别，虚拟变量，如果是男性毕业生，则性别＝1。

民族，虚拟变量，如果是汉族，则民族＝1。

生源类型，虚拟变量，如果入学前家庭居住地是大、中城市，则生源类型＝1。

学校声誉，以一般本科院校为基准的虚拟变量，如果所在学校被评定为211大学，则学校声誉＝1。

父亲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根据父亲的学历转换而来。

母亲受教育年限，连续变量，根据母亲的学历转换而来。

对于上述三个Probit二元选择模型，本研究将重点关注父母的受教育年限这两个连续变量的符号以及显著性水平，以考察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子女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行为的影响，并将基于实证结果作出一定的解释与讨论。

本研究着重要关注父亲受教育年限和母亲受教育年限这两个变量以及显著性水平。²然而这两个变量本身相关度很高，就可能出现多重共线性问题，而且解释变量除了这两个变量外，还包含了其他许多变量，也有可能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为了解决变量间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同时又要很好考察父母受教育情况对子女各种行为的影响，本研究准备采用“逐步回归”+“固定变量”的方法。首先仅只固定“父亲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而对包括“母亲受教育年限”在内的其他变量进行逐步回归。其次，仅只固定“母亲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而对包括“父亲受教育年限”在内的其他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然后再看这两种不同处理方法的实证结果是否也会有所不同。

2本文研究者根据匿名评审人的意见，曾经试图将父母受教育年限的差异也作为自变量分别加入到三个Probit二元选择模型中，以考察父母教育背景的差异对子女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的影响。然而最终实证结果显示，无论是父母受教育年限两者相差的算术值还是绝对值，在三个模型中的系数都是不显著的。由此可见，在本研究中，父母教育背景的差异可能对子女在高校中学习与社会活动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本研究最终没有对父母教育背景差异这一变量做更深入的分析。

五、实证检验结果

首先检验假设1，从表 2可以清楚看出，英语过级成功毕业生与英语过级不成功毕业生相比较，前者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10.57)要高出后者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9.26)1.31年，前者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8.56)要高出后者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7.05)1.51年，而且父亲和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在统计上都是显著的。这样假设1就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表 3列出了英语过级成功与否的Probit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结果显示，固定“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固定“母亲受教育年限”这两种不同回归方式是丝毫不影响各自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的。从表 3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包括母亲的教育背景等因素后，父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英语过级成功的概率显著更大，其中父亲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其子女英语过级成功的可能性提高0.8%。³同样，在控制了包括父亲的教育背景等因素后，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英语过级成功的概率也显著更大，其中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其子女英语过级成功的可能性提高0.5%。这样假设1就得到了更进一步的验证，即父母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的学业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这体现在父母亲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越有可能英语过级成功。

3在很多社会学的研究文献中，用的是Logit模型，给出的是概率比，也即Exp(B)值。而在本研究中，我们用的是Probit模型，给出的是在变量平均值上下的边际值，这一边际值是概率差而非概率比。

接着检验假设2，从表 2可以看出，担任过学生干部毕业生与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毕业生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两者相差0.53年，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担任过学生干部毕业生与没有担任过学生干部毕业生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两者相差0.82年，而且差异在统计上也是显著的。这样假设2也就得到了初步的验证。

表 3列出了是否担任过学生干部的Probit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固定“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固定“母亲受教育年限”这两种不同回归方式的回归结果略有不同。其中当固定“父亲受教育年限”时，“母亲受教育年限”能够进入最终的回归模型，而且系数是显著为正；但当固定“母亲受教育年限”时，“父亲受教育年限”却不能够进入最终的回归模型。不过，无论是固定“父亲受教育年限”还是固定“母亲受教育年限”，其他变量的系数和显著性水平基本不发生变化。

从表 3可以看出，在控制了包括父亲的教育背景等因素后，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在学校越有可能担任学生干部，其中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其子女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可能性显著提高0.7%。在控制了包括母亲的教育背景等因素后，父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也越有可能担任学生干部，其中父亲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其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可能性提高0.1%，不过这一提高系数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这样假设2就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验证，即母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担任学生干部行为有显著的正向作用，父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担任学生干部行为也有正向作用，尽管这一正向作用很小而且不显著。

最后看假设3，从表 2可以看到，中共党员毕业生与不是中共党员毕业生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前者比后者少0.05年。中共党员毕业生与不是中共党员毕业生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前者比后者多0.16年。可见中共党员毕业生与非中共党员毕业生的父亲和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差异均不大，而且它们的差异在统计上也都是不显著的。这样实证结果就初步拒绝了假设3。

表 4列出了是否为中共党员Probit模型的回归结果，固定“父亲受教育年限”和固定“母亲受教育年限”这两种不同回归方式的回归结果略有不同。其中固定“父亲受教育年限”，“母亲受教育年限”被排除在最终的回归模型之外。固定“母亲受教育年限”，“父亲受教育年限”却不但能够进入最终的回归模型，而且系数显著为负。

从表 4可以看到，在控制了包括母亲教育背景等因素后，父亲的教育程度越低其子女越有可能成为中共党员，其中父亲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其子女是中共党员的可能性显著减少0.4%。在控制了包括父亲教育背景等因素后，母亲的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在学校越有可能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中母亲的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其子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提高0.2%，不过这一系数在统计上是不显著的。

实证结果显示母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有正向作用，但是这一作用是不显著的。父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有负面作用，不过中共党员毕业生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比非中共党员毕业生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仅低0.05年，相差并不大。所以，实证结果拒绝了假设3，即父母的教育背景并不正向显著影响其子女在政治上的追求，这体现在中共党员毕业生和非中共党员毕业生其父亲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母亲平均受教育年限均相差很小，而且差异在统计上不显著。

至此，对三个假设的检验都得以完成，实证结果发现：

(1) 父母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的学业成就均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2) 母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校担任学生干部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父亲教育背景的这一作用同样是正向的，不过并不是显著的。

(3) 父母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校的政治追求行为影响不大。

六、对实证结果的讨论

在高等教育阶段，大多数学生都与父母分开生活，因此父母对子女学业方面的辅导与督促的作用会更小一些；然而，实证结果仍然发现，在控制了性别、民族、学校声誉及入学时家庭居住地等因素后，学生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其英语过级的可能性越大。本研究将其归因于这是由于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其对于子女学业成绩的要求也会更高，也就是说这是家庭与高校联合生产的结果。一方面学校会对学生的英语过级有所要求，并且普遍开设公共英语课，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另一方面，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较之教育程度较低的父母，前者可能更加意识到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学业成就尤其是英语的学习依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会在多种场合通过“呼声”督促其子女的努力学习。另外，也有可能教育程度较高的父母从小就注意培养其子女的自我控制，使其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因此其子女在进入大学后，即使在学校、教师督促作用很小的情况下，依然能够自主地努力学习。

当然还有可能的原因是，由于父母的教育程度越低，其家庭收入也有可能越低，那么其子女面临更大的财力限制，不得不将本应该更多地花在学习上的时间用于勤工俭学上，从而影响了学业。只是由于本研究所用数据没有家庭收入方面的变量，因此无法很好地控制相关方面的影响。不过，本研究尝试将父母的职业因素控制住，发现无论是否考虑父母的职业情况，父母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子女英语过级都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大多数的职业的系数都是不显著的。

因此，本研究在数据许可的范围内，将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在学校学业成就更好这一现象，归因于父母对子女有更高的学业要求而且也注意从小培养子女独立学习的动机与能力。

母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其子女在高校中担任学生干部有显著促进作用，而父亲的教育背景在这方面的作用不明显。这不但是由于“父亲受教育年限”或者不能进入最终的回归模型或者系数不显著，还在于加入“父亲受教育年限”这一变量前后，模型的解释力提高很小。从表 3可以看到，在加入“父亲受教育年限”后，模型的Chi²值仅从124.73提高到124.94。

这一发现与国外许多相关研究的结果相一致。比如，有研究发现，在美国，母亲的教育背景对于其子女从小学到研究生学习阶段的升学决定都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父亲的影响在子女高中毕业后就停止了(Mare，1980：295-305)。还有学者(King，1995)在总结多项母亲和父亲的教育背景对子女学校教育影响的研究后发现，除了母亲教育程度极低的情况之外，研究都显示母亲的影响更大。

但上述研究考察的都是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学业行为影响上的差异。本研究的发现可以说进一步支持以及拓展了该一现象，即对子女在高校的社会活动行为，仍然是母亲的教育背景影响更大。这可能是由于母亲通过从小给幼儿念书、讲故事可以提高子女的语言能力(Leibowitz，1977)，母亲较之父亲在塑造子女心理素质方面更具有优势(宋志一等，2001)，而学生具有更好的语言能力以及心理素质都有助于其担任学生干部，或有助于成为其主动选择去担任学生干部内在动力。同时，在我国相夫教子是女性的传统美德，母亲承担了子女家庭抚育与教育的大部分职责，而父亲在这方面的作用相对较小，这就都使得母亲的教育背景较之父亲的教育背景，前者对子女在高校中的社会活动行为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另外，父母的受教育情况对于子女担任学生干部都有正向促进作用，这也支持了高教育程度的家长在孩子入学前后，会通过各种“呼声”为子女提供较多的与学校活动有关的支持(Carnoy，1995)。

之所以父母的教育会对子女的教育和学业有显著促进作用，这可能是由于父母的教育代表了其自身对教育价值的认识，因此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对其子女的教育和学业看得越重要(King，1995)。然而，实证研究的结果并不能支持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中的政治追求行为有显著促进作用，这说明父母教育和子女在高校中的政治追求相关性比较小。对父母教育年限和子女是否为学生党员之间的相关性所作的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结论，父母教育年限和子女是否为学生党员这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很小，分别为-0.006和0.017，而且相关系数在统计上都是不显著的。

另外，一般常识认为，在中国，干部是中共党员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即干部与中共党员的相关性会很大。那么，如果在高校中，学生干部基本上都是中共党员的话，按理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在高校中是否担任学生干部以及是否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相似的，然而本研究对假设2和假设3的实证检验结果并不如此。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通过进一步对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做列联表(crosstabs)以及相关分析，发现在样本中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的重合度并不是很高。在学生干部中仅有39.6%是中共党员，而有60.4%的学生干部并非中共党员；学生干部与学生党员的相关系数也仅为0.308。可见高校学生对于社会工作方面的追求(如担任学生干部)和政治方面的追求(成为中共党员)两者是存在一定差异的，这也就体现在了父母教育背景对两者的影响模式不尽相同。⁴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社会工作的追求已如上所论，而父母教育背景对子女政治追求的影响，就笔者接触到的文献而言，并未发现两者有直接的相关关系，我们这里的发现也证实，父母的教育背景对于子女在高校中的政治追求行为影响不大。

4有匿名评审专家提到了党员和学生干部这两个被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问题。我们通过列联表的分析发现样本数据中学生干部和学生党员的重合度并不是很高，说明人们通常认为的干部以党员为前提的看法，更多是集中在成年人的政府机关等工作部门，在我国目前的政治体制下，干部的职业生涯必须以党员身份为前提，关于党员身份与职业晋升关系的细致研究还可参见Li和Walder(2001)；而在高校的大学生中间，并没有这样严格的关联性。担任学生干部往往是看该学生以往是否有过学生干部的经历，而主要不是依据其是否是党员这一要求。

七、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探讨了父母教育背景对其子女在高校的学习活动和社会活动行为的影响，有如下几个发现：

(1) 父母教育程度越高，其子女英语过级成功的概率显著更大。其中父亲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子女英语过级的概率显著提高0.8%；母亲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子女英语过级的概率显著提高0.5%。

(2) 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其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可能性都有正向促进作用，不过父亲的作用并不显著，而母亲受教育年限每提高一年，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可能性显著提高0.7%左右。

(3) 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其子女在政治上的追求不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且父亲的教育背景还有可能产生轻微的负面作用。

基于实证结果，可以发现即使在父母与子女联系、接触相对较少的高等教育阶段，父母的受教育情况都会或多或少地影响子女在校的学习与社会活动行为。本研究将父母受教育情况对子女在高校学业情况的促进作用归因于家庭与学校的联合生产以及家庭从小对子女自我控制与自学能力的培养。即一方面，高学历的父母对于其子女在高校中的学习有更高的要求与督促，这样可以推动其子女的学习积极性；另一方面高学历的父母可能从小注意培养其子女学习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使得其子女的学习能力在相对缺少学校或教师压力的高等教育阶段处于优势。

本研究将父母的教育背景对其子女担任学生干部有正向促进作用，归因于高学历家长通过对子女的抚育，能够更好地塑造子女的语言能力和心理素质、能够在入学前后给子女提供许多有关学校活动的支持，这些都使得子女在高校学习过程中，有更强的动机和更高的能力担任学生干部。

本研究发现，父母的受教育情况依然会代际“遗传”到其子女在高校的学业状况及社会活动行为等方面，这说明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教育依然可能是家庭与学校联合生产的结果。这一实证结果对于当前的大学生教育还是有一定启示意义的，即要进一步调动家长关注其子女在大学生活与学习的积极性，以促使学生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学习以及有益的社会活动，这样也能够有助于及时地、正确地对出现在高校学生中的不良的、过激的想法加以引导，以便更好地避免类似马家爵事件那样的校园恶性事件的发生。⁵

5 2004年2月上旬，云南大学学生马加爵在宿舍与其同学打牌过程中发生冲突，于是产生了杀害其同学的念头与行为。此事件激发了社会上关于大学生培养等一系列相关问题的大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