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这对中国社会结构最深层的影响莫过于在社会成员利益结构重新调整的基础上出现了社会阶层的全面分化。表现在社会职业领域则是社会的职业类型正在不断分化、各种职业技术和职业规范变得更加专业化和复杂化、职业流动的自主性增强以及职业流动的速度加快。在这种背景下，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性问题日益凸现。职业适应是指个人与某一特定的职业环境进行互动、调整以达到和谐的过程。职业适应水平则是个人某一时点上职业适应的程度(方俐洛，2001：31-42)。人的社会化理论认为，职业适应是一种劳动者的社会化，是个人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其适应水平受到包括劳动者预期社会化等内容的社会化因素的影响(袁方、姚裕群、陈宇，1992：31-43)。

从国外学者对个人职业适应的研究成果来看，他们的研究是从两方面展开的。从心理动力学理论观点来看，只要个人的愿望在职业中能获得满足的话，都是对职业的适应。罗福奎斯特等人就认为，人们在就业之后，是否继续从事此项工作，取决于个人与环境的相互关系(方俐洛，2001：37-42)。而社会学对个人职业适应的研究则把视点集中于工作群体、组织本身及其机能上，特别从个人与工作群体的关系，以及个人在群体中的角色来把握职业适应(Germani，1964：159-178；Bakke，1953：30-31)。

较之国外研究，国内对职业适应的研究显得较为零散，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国内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关于职业适应的系统研究，很多研究只是在探讨适应问题时才提及到职业适应问题。从研究的对象来看，相关的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分别是对迁移者(三峡移民)的社会适应问题的探讨(刘震、雷洪，1999；郑丹丹、雷洪，2002)；对农民工群体城市适应性的讨论(田凯，1995；朱力，2002)；对独生子女或城镇青年职业适应性问题的研究(风笑天、王晓璐，2003；胡仕勇、吴中宇等，2004)。这些研究在不同程度上揭示了影响个人职业适应水平的因素。

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以上研究所揭示的各因素是否也是决定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的因素，我们不得而知。再者，对现有文献的分析也表明，现有研究在以下几个方面存在着不足：①缺乏对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的具体描述；②缺乏对影响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的各因素的探讨；③在已有的关于职业适应的实证研究中，描述性研究居多，解释性研究较少。本研究尝试弥补这些不足。

二、研究假设

在现代社会，人们一般都认同这样的观点：个人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就能获得好的个人际遇就是公平的；反之，因父母的权力背景及其庇护而获得好的个人际遇就是不公平的。那么，在现阶段中国大城市里，人们的职业适应到底是靠个人的先赋性因素还是个人的自致性因素呢？为了研究有序展开，笔者根据观察到的有限事实及相关理论，特提出三个假设。

(一) 阶层背景假设

权力维续的论点认为，虽然市场化是经济转型的总趋势，但这并不能表明政治权力对资源的直接和间接控制将会削弱(Bian yanjie & John Logan.1996：54-72)。相反，由于中央宏观调控能力的增强，公共和其他重要物品生产和流通的国家垄断，单位制在盈利企业和事业组织中的巩固，地方社团主义的上升，以及党对人事任免的决策作用，都保证了政治权力的维续，保证了资源控制在代理人而非所有者手中(Tao Zhigang & Tian Zhu，2000：82-96)。因此，在转型经济中，父辈的社会地位对子女的生活机遇依然具有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应的假设是，城市居民的父母的社会地位越高，其职业适应程度就越高。

(二) 竞争能力假设

市场化的论点认为，虽然具体情况十分复杂，但转型经济动态过程的主流是中国在不断向着市场化的方向迈进(VictorNee，1989：62-84)。这表现在资源配置越来越通过市场进行，而不是靠行政调拨；硬预算上升，软预算下降；私有产权的比例上升；劳动力配置实行双向选择，职业分配机制被削弱了。这样，在中国市场化导向改革的社会背景下，个人的成功与否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其个人后天的努力。与此相应的假设是，城市居民的竞争能力越强，其职业适应程度就越高。

(三) 社会支持网假设

费孝通先生用“差序结构”这个概念来说明中国人关系的特点，差序结构“是一个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是以己为中心、大圈套小圈的关系圈(沙莲香，2000)。应该说，在社会与个人关系上，中国社会既不是把重点放在个人之上(此谓个人本位)，也不是把重点放在社会之上(此谓社会本位)，而是“放在关系上了”。也就是说，在中国社会中，“关系”成为能够起到调动社会资源的作用，人们把关系的构建作为一种策略来调动社会资源，籍此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领域达到目标。与此相应的假设是，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的规模越大，其职业适应性程度就越高。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网的质量越高，其职业适应性程度就越高。

三、变量的测量及资料收集 (一) 变量测量及赋值

本研究涉及如下一些变量，对这些变量的测量及赋值情况如下：

1. 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

职业适应指的是个体与其所从事职业的环境进行互动、调整以达到和谐的过程。而职业适应水平则是个体在某一时点上职业适应的程度。

在本研究中，笔者将职业适应分解成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职业能力适应、职业人际适应和职业心理适应。具体而言，职业能力适应状况，指的是个体的职业技能的掌握情况，在研究中操作化为在工作中自己才智发挥的自我评价和是否获得奖励或荣誉；职业人际适应状况，指的是个体在职业领域里人际关系方面的情况，在研究中操作化成对适应领导风格的自我评价和对所在单位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自我评价；职业心理适应状况，指的是个体内心对于所从事职业及职业收入的感觉，在研究中操作化为对工作满意度和对工作收入满意度的自我评价。

为了能更直观地看到城市居民职业适应的总体情况，笔者将这三大层面的适应水平最终合并成一个新的变量，即职业综合适应水平来进行分析。具体做法是将“在目前的工作位置上发挥了多少才智”、“工作收入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工作单位人际关系满意度”、“对领导风格的适应程度”等五个指标依其取值由低到高分别赋予1、2、3、4、5分，从而最终生成一个新的变量，即城市居民职业综合适应水平。该变量的取值范围在5-25之间，为定距变量。

2. 阶层背景

个人阶层背景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指的是个体的“阶层出身”。从广义的角度来看，除父母的有关情况外，岳父母、伯伯、叔叔、兄弟姐妹等都是个人阶层背景的一部分；从狭义的角度来看，个人阶层背景仅指与父母亲有关的情况。由于在个人成长过程中，父母是个人责任的主要承担者，因而在本研究中关于个人阶层背景的讨论是从狭义方面来展开的。可以说它是父母社会地位的综合反映，表现为父母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结合已有的社会分层标准，笔者以职业为基础，考虑到人们在正式组织中的权威关系、所获得的教育等指标，将阶层背景操作化为父母职业、父母行政职务、父母文化程度、父母政治面貌等方面。这种操作没有考虑到父母有关收入方面的情况是因为：首先，目前我国尚未建立严格的家庭资产登记制度，家庭资产的透明度很低，因而对收入、财富或财产的测量在操作上的可行性较差；其次，在现代社会，职业是与人们的经济收入密切相关的，所以出于避免出现共线性问题的考虑，最终未将父母收入变量纳入回归模型。

具体而言，这些变量的测量及赋值情况如下：职业从当前从事的职业或退休前的职业来反映，分为5个等级，即工人、自雇佣者、办事员、专业人员与干部，为等级变量。行政职务指当前的行政职务或退休前的行政职务，由无任何行政职务、科长及以下、副处长及以上3个等级来测量，为等级变量；文化程度由个人最后学历来测量，由小学及以下、中学(包括中专)、大专及以上共3个等级，为等级变量。为了便于多元回归分析，在本研究等级变量都视为定距变量来看待。政治面貌由个人是否具为中共党员来测量：1=是、0=否，为虚拟变量。

3. 竞争能力

它是个体在基本社会化和继续社会化过程中所获得的能力。操作化为所获教育程度、个性特征、所获专业技能和是否为党员等指标。

具体而言，竞争能力因素由本人文化程度、政治面貌、个性特征、职称和工龄这些变量来反映。其中本人文化程度和政治面貌与阶层背景因素中父母的文化程度和政治面貌的测量方式一致。个性特征包括是否积极进取、工作是否负责、是否勤奋这些变量，它们均属于定类变量，笔者对这些变量均做了虚拟变量的处理。具体做法是，勤奋：1=是、0=否；积极进取：1=是、0=否；工作负责1=是、0=否。职称由①初级职称、②中级职称、③高级职称3个等级来测量，为了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笔者以无职称为参照组对变量做了虚拟变量的处理。本人工龄由其工作年限来测量，为定距变量。

4. 社会支持网

它是个体在社会生活中所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表现为个体社会网络的规模和质量等指标，由本人社会网络的规模、交往对象的文化程度、交往对象的职务这些变量来反映。其中对文化程度和职务的测量同上。社会网络的规模具体操作化为城市居民个人的交往对象的数量，为定距变量。

(二) 资料收集

本研究采用统计调查法，利用问卷调查获取资料，研究对象是参加工作的杭州市居民。

本研究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选取调查对象。首先，将杭州市的社区作为抽样单位进行第一阶段抽样，随机抽取了13个社区。然后，再以具有杭州市户口并且已经参加工作的居民作为抽样单位进行第二阶段抽样，即从被抽中的13个社区中以随机原则各抽取100人，这1，300人构成了调查的总样本。调查实际发放问卷1，300份，有效问卷1，227份，有效回收率为94.38%；其中男性占54%，女性占46%。

四、数据与分析 (一) 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的基本情况 1. 城市居民的职业能力适应状况

作为职业适应的一部分，职业能力的适应是最基本的环节。获得荣誉或奖励可以看作是个人的工作和表现获得人们认可的标志之一。所以城市居民在其工作中是否获得过荣誉或奖励是衡量其职业能力适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此笔者做了这方面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居民中超过半数(54%)的人都获得过奖励或荣誉，这表明城市居民大多都能够较好地完成自己的工作。

为了能更清楚地知道城市居民对自己职业能力适应状况的评价情况，笔者将城市居民关于“目前的工作位置上发挥了多少才智？”的自我评价情况作了频数分析。数据显示，有58.7%的城市居民都认为自己在工作位置上发挥了70%以上的才智，其中认为发挥了80%以上的才智的城市居民占30.7%，而认为自己在目前的工作位置上发挥的才智低于50%的人只占11%。可见，超过一半的城市居民都认为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发挥出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2. 城市居民的职业人际适应状况

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状况是职业适应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从其涵盖的内容上看，它主要包括与工作单位领导和单位同事的相处。笔者就此先测量了城市居民对其单位主要领导的领导风格的适应情况，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有近85%的被访者选择了“比较适应”或“一般”。可见城市居民在自己的工作中能很好地领会领导的思路和方法，与领导的相处比较融洽。

另外，笔者还就城市居民对其所在的工作单位的人际关系满意度的自我评价进行了统计，结果是，近90%的被访者选择了“比较满意”或“一般”，这比在“适应领导风格的自我评价”中选择“比较适应”或“一般”的比例还高，可见在城市居民的工作单位的人际适应中，与同事的相处情况要好于与领导的相处情况。

3. 城市居民的职业心理适应状况

职业心理适应是职业适应中最高的适应层次，它反映了个体在职业活动中情感需求及自我价值的满足情况。心理适应所涵盖的内容也比较广泛多样，根据研究的需要，在本项调查中主要通过询问被访者“你对目前的工作收入满意度如何？”和“你对目前工作的满意度如何？”两个问题对城市居民职业心理适应水平的作一考察。具体结果是：在目前工作收入满意度这一内容上，表示“一般”的人数最多，占有效样本的50.3%，表示“比较满意”的人数占有效样本的近27.3%，表示“不满意”的人数所占比例为20.3%，而表示“非常不满意”或“非常满意”的人则相对较少。这说明城市居民对目前的收入状况总体上是满意的。

但对工作满意度的统计分析结果则有所不同，城市居民在被问到在这里工作是否满意时，占有效样本87.9%的人选择了“一般”和“比较满意”，只有7%的人选择了“非常不满意”和“不满意”。这与工作收入的满意度相比，城市居民在工作满意度方面要表现得更为积极一些。

4. 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

以上从职业能力、人际关系及心理感受三个层面对城市居民应水平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为了直观地看到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笔者将“在目前的工作位置上发挥了多少才智”、“工作收入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工作单位人际关系满意度”、“对领导风格的适应程度”等五个指标依其取值由低到高分别赋予1、2、3、4、5分，从而生成一个新的变量，即城市居民职业综合适应水平。该变量的取值范围在5-25之间。从本次调查数据来看，被访者在三项内容的适应得分中的最低分是6分。有效样本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平均得分为17.14，标准差为2.82。

同样，为了更直观地看到职业适应的总体情况，笔者将总和分值划分了不同等级的取值区间，即以5分为一个等级，最终分成为“很低”、“较低”、“一般”、“较高”和“很高”五个等级。数据显示，有超过73.3%的被访者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处于“较高”和“很高”的水平，而只有0.9%的被访者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处于“较低”和“很低”的水平。

因此，结合以上各方面的适应状况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较高。

(二) 影响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的因素分析

为了探讨影响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的主要因素，笔者以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作为因变量对研究假设中的的自变量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的是逐步回归法。表 1显示了最终的回归分析结果。从结果可知，在所有放进回归方程的变量中，影响“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变量有：本人政治面貌、是否勤奋、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母亲一般职务以及社会网络规模。其中，政治面貌对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表现出最为明显的作用。影响力处于第二位的是中级职称，即具有中级职称的城市居民，其职业适应的水平可能较高。然后是是否勤奋，具有勤奋品质的城市居民，其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相当高。高级职称这项变量也对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积极作用。最后两个对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产生影响的变量是母亲一般职务和社会网络规模。

1. 城市居民的阶层背景因素对其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

从表 1的数据来看，在城市居民的阶层背景各因素中，只有母亲的一般职务对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有影响，而其它代表阶层背景因素的变量均没有通过检验。这表明阶层背景假设并没有得到验证，这也说明阶层背景因素对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影响已相当有限。

然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还是显示母亲的一般职务对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是有影响的，其标准回归系数为0.074。这让我们看到了以往的研究对先赋性因素的测量方法的不足，如在布劳与邓肯的研究中，他们主要用父亲的教育和收入等变量的来代表一个人的先赋性因素，而不考虑母亲方面的情况。本研究的数据，在对个人的先赋性因素进行测量时将母亲方面的因素考虑在内，因为在当今的中国。母亲的收入及其在家庭中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与父亲的旗鼓相当，不容忽视。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可以说完全是由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在于对家庭和血缘的重视。家庭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场所，个体在家庭中所受的教育将影响其一生。无疑，在家庭中谁与子女接触得多谁对子女的影响也大些。有研究显示，在接近半数的城市家庭中，母亲是子女在家庭中接触最多的人。子女在家里更经常与母亲交谈，他们与母亲的关系明显强于他们与父亲的关系(风笑天，2002)。与传统妇女相比，现代母亲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已不仅仅局限于家庭中，而是以与男性平等的劳动者的角色进入社会的，因而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更多的是职业的、社会的、外部的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传统社会仅在父亲身上体现出来的。因此，母亲与子女间的频繁互动深刻地影响着子女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这就是为什么母亲行政职务对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具有影响的原因之所在。

2. 城市居民的竞争能力对其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

从表 1可看出，在城市居民的个人背景诸因素中，竞争能力对其职业适应水平具有很强的影响力。这也说明竞争能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验证。

在城市居民的竞争能力诸因素中，政治面貌对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作用最为明显，它对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影响程度高达0.123，这里的主要影响来自于“本人是否党员”这一变量。同时这也提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按照转型理论的解释，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政治因素在资源分配的影响会减弱(维克多·尼，1994)。如果是这样的话，杭州的市场经济发展程度在全国范围来说是相当成熟的，因此政治因素对人们职业活动的影响应当最小，为什么情况却相反？

对此，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迄今为止，改革主要涉及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则刚刚起步。因此，中国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在原有的政治轨道中运行，原有的意识形态仍然对整个社会有着超强的控制力。但是经济运行的原则与政治运行的原则并不一致，因而经济改革的步伐十分谨慎，执政者对经济改革的政治影响十分敏感，期望在二者之间取得平衡。经济改革越快的地区，政治遭到批评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当地执政者对维护政治形象非常重视，其重视程度往往胜过经济改革起步较晚的地区，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获得正统的政治体系的认同，所以越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区越是强调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的格局。

新中国成立不久，世界局势进入以意识形态为主、东西方对峙的冷战状态，中国在这种不稳定的格局下，对政治和军事格外强调。浙江地处东南沿海，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中央政府对浙江有一定的政治要求。加上浙江人与海外的联系较内地更为频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很多人因此受到迫害，这多少给浙江人的心理留下了阴影。这使浙江很多单位在人员使用上比较谨慎，对政治素质分外强调。如果以上解释可以接受，那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杭州，党员身份对其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非常强了。

同时，结果还显示，中高级职称对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有影响。其中，中级职称的影响相对较大，其标准回归系数达到了0.106。这表明，中国社会正在实现从学历本位向能力本位的转变。在现代社会，专业技术职称是衡量各种工种的从业人员的学术和专业水平的一种称号。就学术而言，它具有学衔的性质；就专业技术水平而言，它具有岗位的性质。如果某个人拥有何种专业技术职称，就表明他具有何种学术水平或从事何种工作岗位。在这里，技术职称级别象征着一定的身份。所以它与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关系密切。

表 1还显示，是否勤奋对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影响力处于第三位，其标准回归系数为0.103。出现这种状况的可能原因在于，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社会结构具有很强的身份属性。阶级身份、户籍身份、就业身份、所有制身份等等将人们区分为不同身份群体的次级社会制度，构成了一种弹性很低的社会结构体系(郑杭生、李强，1997)。1978年以来，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推进，整个中国社会在机会平等方面获得了重大的进展。原来的身份系列开始瓦解，社会流动逐渐正常化和加速化。人们越来越看重起点的平等，机会平等、公平竞争的规则愈加为中国民众所广泛认同。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在资源配置上市场力量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社会流动机制逐渐趋向市场化，而市场是承认个人能力和个人努力的，也就是说，市场机制既为人们的职业适应提供平台，也为之提供渠道。这也说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社会已经远离了改革前的那样一个唯身份论、唯出身论的时代。现在的中国社会已经越来越开放，自致性因素日益主导着个人的社会生活。不同出生背景的人，只要他勤奋努力、诚实劳动，都是有可能占据他所期望的职业地位的。因而，是否勤奋就成为影响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重要因素了。

另外，笔者还发现了一点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同的地方。在风笑天和胡仕勇的研究结论中，工龄都是对职工职业适应水平有显著影响的变量，然而本研究并不支持这一结论。统计结果显示，工龄对职业综合适应水平并无影响。这种结果的出现可能与本研究对职业适应的测量方式有关，在研究中对职业适应的测量涉及到的都是个人主观方面的感受，而未涉及具体的技能方面的情况。另外，本研究所涉及的对象与上述研究有所不同，风笑天和胡仕勇两人的研究对象分别是独生子女和国有企业青年职工。相对而言，工作的熟练程度是需要时间积累的，青年职工参加工作不久，工作熟练程度相对较低，所以，参加工作时间较长的青年职工的职业适应水平可能会表现得较好一点。但是本研究选取的研究对象是城市居民，青年职工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而工龄也就不会成为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的影响因素了。

3. 城市居民的社会支持网对其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

从表 1的结果来看，社会网络规模对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也有影响，其标准回归系数为0.073。结果显示，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受其社会支持网的量的方面的影响，而与其质的方面无关。也就是说，网络规模假设得到了验证，即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规模越大，其职业综合适应水平越高。

从本研究的数据来看，社会资本对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只是局限于其量的方面。对于社会支持网的量的方面对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的影响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社会资本的功能这个方面来进行理解。社会资本具有传递信息、扩大影响、反映一些社会能力以及帮助实现自我认定的能力(林南，2004)。针对这些功能，我们可以分别展开讨论。由于在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利用社会资本来帮助传递信息。其次，社会资本扩大拥有者的影响力。不难理解，通过已有的社会资本，已有的社会关系网，能够扩大自己在已有的关系网络中的影响力，从而为自己提供更多的资源。另外，社会资本还能够反映个人的一些社会能力，当人们判断个人的社会能力的时候，往往是看个人有哪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亲戚和朋友。如果个人有很多这方面的朋友的话，别人就会认为他的社会能力很强。最后，社会资本有利于实现自我认定。因为我们在认定自己的能力的时候，往往是通过朋友和同事的反映和态度来实现的。如果我们有更多、更广的社会关系的话，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认定自己。因此，城市居民个人拥有的社会网络资本规模越大，那么他的社会能力就越强，可以利用的资源也就越多，职业适应水平也就越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利用问卷调查的资料，对城市居民职业适应的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描述，并对影响城市居民职业适应状况的主要因素进行了初步探讨。研究结果表明，从总体上来看，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较高。从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的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来看，本人的政治面貌、是否勤奋、中级职称、高级职称、母亲一般职务以及社会网络规模这6个变量与“城市居民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有关。

城市居民的阶层背景因素可归纳为其先赋性因素，从本研究的结论来看，在先赋性因素中只有母亲的一般职务对城市居民的职业适应水平有影响，但其影响力相对很弱。这说明，城市居民在进入工作岗位后，自致性因素日益主导着他们的职业生活，他们的先赋性因素对其职业生活机遇的影响已相当有限。显然，本研究的结论是不支持阶层背景假设的。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城市居民的职业活动是其进行继续社会化的一项重要内容，而他们的职业适应水平是衡量其继续社会化结果的一个重要指标。按照社会化的理论，人们的继续社会化水平，既受到他们的基本社会化结果的制约，又受到进行继续社会化的环境的制约。而我们的研究结论则恰恰验证了这个理论。从本研究的结论来看，城市居民的政治面貌、是否勤奋、中级职称以及高级职称都对其职业适应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城市居民个人的竞争能力主导着他们的职业适应状况。这说明本研究所建立的竞争能力假设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验证。

综合这两方面的结论，我们认为，相对而言，市场转型理论对中国社会的解释力要强于权力维续理论。

“关系”作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不独为中国社会所有。很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从本研究的结论来看，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规模假设得到了验证。应该说，“关系”是社会生活的一种形式，而不是其内容本身。如果进行分类的话，“关系”可以分为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两大类。人际关系就像一个横断面插入社会关系之中，人际关系与社会关系的这种交错，就为资源的配置、分配和转移提供了条件。因而也就不难理解社会网络规模是影响城市居民职业适应水平的重要因素了。

最后，笔者想说的是，作为一项探索性的实证研究，本研究难免存在一些局限和遗憾之处。笔者想提醒读者注意以下几个与方法相关的问题：第一，对职业适应水平的测量可以说是本研究的基础，由于定量研究的操作化要求，笔者只能将原本十分复杂、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转化为若干具体的、相对简单的测量指标。这些指标的选择以及指标数目的确定，既受到研究者学识水平的影响，也受到研究所拥有的人力、物力和时间等客观条件的制约。因此本研究的操作化及分析手法只是众多可能的途径中的一种。比如本研究中的职业综合适应水平主要选取职业能力适应、人际适应及心理适应这三个维度，并且，笔者对职业适应水平的测量都是选取的调查对象的主观方面的感受。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第二，考虑到城市中行业之间的区别，有必要展开关于城市居民中各行业的人的职业适应水平的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