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人类的经济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体制的差别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1957)将人类的经济生产方式分为互惠经济、再分配经济和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直接见面，价格和货币是其联系的桥梁；再分配经济的特征是生产者与消费者不直接联系，各种资源是政府按照权利关系进行分配；而在互惠经济中，生产者与消费者也直接见面，但是联系的桥梁是礼物和信任。李新春(2000)从契约安排的角度将经济活动中的契约形态分为原始契约、命令契约和法律契约。原始契约是靠血缘或非血缘社会关系网络来规制的契约；命令契约是靠权力来规制的契约；法律契约是靠第三方(法院)强制性来规制的契约。卿志琼(2002)从秩序的角度将经济秩序分为计划秩序、市场秩序和关系秩序。计划秩序是人为设计的秩序，依赖外在的权威；市场秩序是自发性的秩序，依赖各种主体自发遵守秩序；关系秩序源于传统的礼治秩序，依赖建立在血缘、地缘、业缘基础上的关系网络。以上学者的研究虽然切入问题的角度和分类方式不同，但其结论基本上是相似的。互惠经济、原始契约、关系秩序都与社会关系相联；再分配经济、命令契约、计划秩序都与政府权力关系相联；而市场经济、法律契约、市场秩序都与市场关系相联。

经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资源配置的问题，不同的经济类别意味着不同的资源配置方式。从企业的角度来看，意味着不同的生产资源获取方式。对应于以上三种不同的经济类别，我们可以把企业生产资源获取方式分为政府安排、市场交换和社会关系三种。

长期以来，我国受制于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政府控制了几乎所有的生产资源，并按照政府意志进行分配。改革开放改变了经济领域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政府安排不再是企业获取资源的主要方式，市场交易正逐步成为企业获取生产资源的主要方式，社会关系也在企业的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作用。本文描述的是当今中国企业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的现状，并探讨是什么因素导致企业在生产资源获取方式上的差异？

二、资料来源

本项研究的资料来自于美国杜克大学周雪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李强教授和笔者在广州和北京两地共同开展的一项有关企业经济交易行为的调查。课题合作者们已经以“嵌入性与中国转型经济中的企业间合同关系”为题(Zhou、Zhao、Li、Cai，2003)，以企业之间的合同关系为分析对象，从交易成本、制度和关系三个方面对企业的合同行为进行了研究，揭示了“在搜寻合同伙伴与采纳合同形式方面，社会关系、制度联系与制度环境起着明显的作用；而交易风险因素对合同执行过程中的社会交往强度起着重要作用。”本文试图进一步以被调查企业获取生产资源的方式为对象，分析转型过程中的企业经济行为。

该项研究的资料收集工作从1999年开始，至2002年结束，包括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企业样本的选择是非随机的，以企业愿意接受访问为原则。接受访问的对象是企业不同层级的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共获得来自于620家企业的877个受访对象的有效问卷。

三、企业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的现状描述

企业生产资源在本研究中是指“原材料”、“资金”和“劳动力”。表 1是样本企业在生产资源获取方式上的现状。从表 1可以看到，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领域的资源配置方式总体上基本完成了从政府安排向市场交易的转变。在三种资源获取方式中，市场交易方式占主导地位。在受访企业中，认为自己企业在原材料、资金、劳动力三种资源的获取上，都是以市场交易为主的占50.1%，还有23.7%的企业认为自己在两种资源上是以市场交易为主，15.2%的企业认为自己在一种资源上是以市场交易为主，三项合计，即不同程度通过市场交易获取资源的企业达89%。但我们也看到，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仍有一半的企业不同程度地靠非市场交易来实现资源配置。其中，三种资源主要靠社会关系获取的占6.9%，两种资源主要靠社会关系获取的占9%，还有18%的企业在一种资源上主要靠社会关系，三项合计达到33.9%。三种资源主要靠政府安排获取的占3.1%，两种资源主要靠政府安排获取的占5.3%，还有10.7%的企业在一种资源上主要靠政府安排获取，三者合计达到19.1%。

为了更清晰地了解企业资源获取方式的状况，我们将原材料、资金、劳动力三种资源的获取方式分开加以描述。

从表 2不难看到，三种资源的获取方式都是以市场交易为主，但不可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不同资源的获取方式有明显的差别。原材料的资源获取市场化程度最高，劳动力的资源获取市场化程度次之，资金的市场化程度最低。原材料的资源获取基本上不存在政府安排，但在劳动力和资金的资源获取上，政府安排仍然占一定比例。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资源获取方式，在三种资源领域都存在，但程度差别较大。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资金的为27.3%，获取劳动力为13.4%，获取原材料的最低，只有8.3%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从计划为主走向以市场为主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资源领域改革的时间起点是不一样的。改革首先是从原材料“价格双轨制”开始的，然后是国有企业人事聘用的改革，最后进入的是金融领域的改革。从表 2的结果来看，三种资源的获取方式的差别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存在相关性，改革时间的先后与资源获取的市场化程度呈正比，与资源获取的政府安排和社会关系程度呈反比。

四、研究假设

整体主义作为社会学主要的方法论立场(李中起、风笑天，2002)源于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他强调外部于行动者、并制约行动者行为的“社会事实”的力量(迪尔凯姆，1988)。组织社会学家塞尔兹尼克在他关于田纳西水电站工程的研究中也表达了同样的分析立场：“在研究组织时，我们要走出理性模式，要超越所谓的效率，要超越组织本身，因为组织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效率机器，而是受到外在环境影响的”(周雪光，2003)。从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来研究企业的资源获取行为，所有制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分析变量，因为“资源配置与经济制度结构有内在联系”(王国平，2001)。把所有制作为分析的重要变量不仅仅是因为所有制规制了企业内部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的制度背景下，它还代表着企业在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即企业对政府政治“合法性”的贡献和企业被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合法性”程度。长期以来，中国是一个单一公有制体制的国家，公有制是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唯一认同的经济形式。改革开放打破了单一公有制体制，非公有制经济获得了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有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多种经济并存的格局已经形成。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决定了公有制是执政党执政最重要的政治“合法性”来源，也是国家意识形态认同的主体价值。因此，经济成分多元化虽然显示了非公有经济存在的法律“合法性”，但并不意味各种经济成分在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政治“合法性”地位或意识形态认同的“合法性”程度上没有差距，不同所有制企业在体制中的地位存在差别。公有制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具有明显的体制地位优势。企业的体制地位不同，意味着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不同，经济行为的内外部约束机制不同，因而企业获取资源的方式也会不同。由此我们推出假设1：

假设 1：企业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的差别因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差别而不同。

企业与外部环境的关系还会受企业自身经济地位的影响，企业经济地位越高，越容易获得良好的外部环境。企业的经济地位是由众多因素决定的，如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产业性质等，但企业规模无疑是其中重要的因素之一。一般来讲，企业规模越大，其经济地位越高，企业经济行为的外部市场环境越好。如大型企业的资产抵押能力较强，往往更容易获得银行的贷款；大型企业的交易量大，支付能力较强，往往更容易在市场中赢得信誉。企业的经济地位不仅会影响它的外部市场环境，还会影响到它的外部体制环境，即与政府的关系。大规模企业一般是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主要力量，往往倍受政府关注。在中国公有制经济改革中，“抓大放小”、打造公有经济的“航空母舰”是政府的主要经济战略。在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中，政府对招商引资的渴求使得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向大规模引资项目倾斜。也就是说，无论是公有制还是非公有制，企业规模不同，企业的体制环境也不同，大型企业更容易获得体制环境的优势。由此我们推出假设2：

假设 2：企业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的差别因企业规模的差别而不同。

与整体主义方法论不同，源于马克斯·韦伯的个体主义方法论立场(李中起、风笑天，2002)启发了社会学对行动者价值观念的关注。福山(1998)把中国企业发展的局限归结为中国人缺乏对家人之外的普遍主义的信任。边燕杰、丘海雄(2002)的研究则认为，经营者的教育水平是导致企业关系资本积累的重要因素。

企业如何获取资源是企业最重要的、最基本的经营方式，它必定与企业经营者的经营观念相联系。对于观念的塑造和影响，教育始终是最重要的机制，而现代教育的内容和理念无疑有助于形成与现代企业制度相符合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营观念。但是，从社会学的社会化观点来看，经营观念的形成不仅仅是教育的问题，经营者的实践经历同样十分重要，因为对经营观念的理解和实践经营观念的能力是需要在真实环境中体验的。相对我国正在迅速形成和发展的市场经济来讲，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发育较为成熟，制度较为完善，这种成熟的市场经济环境对于人的经营观念的形成必然会产生影响。近年来，国内许多人为了学习、经商纷纷出国，这种经历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企业经营观念，从而对他们的经营管理行为产生影响。由此我们推出假设3：

假设 3：企业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的差别因企业经营者经营观念的差别而不同。

由假设3进一步推出2个子假设：

假设 3.1：企业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的差别因企业经营者的教育水平差别而不同

假设 3.2：企业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的差别因企业经营者的国外学习工作经历差别而不同。

五、指标与测量

1.企业所有制

在所调查的企业中，所有制包括国有、集体、个体、私营、联营、股份、外资、港澳台、其他。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将企业所有制归类为国有、集体、民营(含个体、私营、联营、股份)、外资(含港澳台)、其他。由于所有制属于类别变量，将其做虚拟变量处理，形成国有、集体、民营、外资四个独立的所有制变量(国有=1，集体、民营、外资、其他=0；集体=1，国有、民营、外资、其他=0；民营=1，国有、集体、外资、其他=0；外资=1，国有、集体、民营、其他=0)。

2.企业规模

对企业规模的测量，我们用“公司的年产值”为指标，并分为300万以下、301－1500万、1501－8000万、8001万以上四个组(每组个案数约占样本的25%)。

3.经营者教育水平

对经营者教育水平的测量，我们的问题是“贵公司的负责人是否接受过、或正在接受正规的工商管理教育？”之所以选择NBA教育作为教育水平指标，是考虑到它比普通教育更具职业化、专业化，对经营观念的形成具有更直接的影响。

4.经营者国外学习工作经历

对经营者国外学习工作经历的测量，我们的问题是“贵公司的负责人是否在国外学习或工作过三个月以上？”

六、资料分析结果

表 3是以国有制、集体制、民营制、外资、企业年产值、经营者教育水平、经营者国外经历为自变量，以政府安排、市场交易、社会关系三种资源获取方式为因变量所做的回归分析。

从表 3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企业所有制性质对企业资源获取方式的影响最大。在政府安排、市场交易和社会关系三种资源获取方式的回归分析上，均有所有制变量进入方程式。具体体现在：国有企业通过政府安排获取资源的比例相对较高，通过市场交易获取资源的比例相对较低；集体企业通过政府安排获取资源的比例相对较高；民营企业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资源的比例相对较高。

下面按不同的资源要素，分别对所有制与生产资源获取方式做一个简单的交互分类，可以更直接地看到这种差别。

从表 4不难看出，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在资金、原材料和劳动力三种资源上主要靠政府安排获取的比例远远高于平均值，主要靠市场交易获取的比例则低于平均值；民营企业主要靠社会关系获取三种资源的比例也高于平均值，其中资金一项最高，达35.4%。

由此证实了假设1：企业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的差别因企业所有制性质的差别而不同。

2.企业规模对企业资源获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在政府安排和社会关系两种资源获取方式的回归分析上，均有规模变量进入方程式，具体体现在：企业规模越大的企业，通过政府安排获取资源的比例相对较高，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资源的比例相对较低，但与市场交易获取资源方式没有显示出显著相关，也就是说，无论什么规模的企业，在运用市场交易获取资源的程度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

我们对企业规模与政府安排和社会关系两种资源获取方式，按不同的资源要素分别做一个简单的交互分类。

表 5显现出来的规模差异是十分明显的，8001万年产值的企业靠政府获取资金、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的比例分别是300万年产值以下企业的3.8倍、10.8倍和3.7倍。而300万年产值以下企业靠社会关系获取资金、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的比例分别是8001万年产值以上企业的2.9倍、4.3倍和3.5倍。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假设2：企业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的差别因企业规模的差别而不同。

3.企业经营者经营观念对企业资源获取方式产生一定影响。企业经营者经营观念的影响体现在经营者国外学习工作经历对市场交易和社会关系的回归解释方程式中，即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的经营者通过市场交易获取资源的比例相对较高，通过社会关系获取资源的比例相对较低；但经营者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不能解释政府安排方式，而经营者教育水平变量与企业资源获取方式之间缺乏明显的联系。

我们对企业经营者国外学习工作经历与市场交易和社会关系两种资源获取方式，也按不同的资源要素分别做一个简单的交互分类。

表 6显现出来的企业经营者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对资源获取方式的影响也是明显的。主要靠市场获取资金、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的比例分别是没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的经营者的1.2倍、1.1倍和1.1倍；主要靠社会关系获取的比例分别只相当于没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的经营者的0.35倍、0.53倍和0.44倍。

这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假设3.2，但没有证实假设3.1(经营者教育水平与资源获得方式无关，统计表不再列出)。

4.在对企业三种生产资源获取方式的解释上，本文运用的企业所有制、年产值、经营者教育水平和经营者有国外学习工作经历这组因变量对于预测政府安排方式最有效，模型1已解方差13.8；模型2已解方差16.9；模型3已解方差18.6。其次是对社会关系方式的解释，模型1已解方差6.2；模型2已解方差7.6；模型3已解方差8.5。最次的是对市场交易方式的解释，模型1已解方差1.2；模型2已解方差4.0，基本上没有什么解释力。应该指出的是，这组因变量的解释力总的来讲不算高，其结论有启发意义，但还有待深入研究。

七、理论讨论

维克多·尼的市场转型理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向市场转变，市场分配将取代权力分配成为主要的资源分配方式(Victor Nee，1989)。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这一观点，政府安排在三种资源获取方式中所占的比例已经降低到相对最小，而市场交易在三种资源获取方式中占主要地位，然而，这一转变并不充分且不一致。从表 2可以看到，市场交易在三项生产资源的获取途径中平均占73.6%，其中在原材料获取上占83.9%，在劳动力获取上占74.9%，而在资金获取上只占61.2%。但作为权力分配的形式，政府安排的比例仍然占有一定比例，其中在劳动力和资金的获取上，政府安排都超过10%，而且政府安排存在明显的所有制偏好和规模偏好，例如国有企业靠政府安排获取生产资金的占21.5%，这一比例在集体企业中占13.8%，在民营企业中占3.4%，而在外资企业中仅占1.2%。又如，年产值8001万以上的大型企业靠政府安排获取生产资金的占19.2%，这一比例在年产值1501万至8000万的企业中占10.3%，在年产值300万至1501万的企业中占8.7%，而在年产值300万以下的小型企业中仅占5.1%。

维克多·尼的转型理论把资源的市场分配作为市场体制下对资源权力分配的替代形式，这一结论源于他对个人财富资源分配的研究。但从本文关于生产资源分配的研究来看，随着政府权力分配的逐步退出，并非只有市场分配成为资源分配的替代形式，社会关系作为独立的资源分配形式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三种生产资源的获取方式中，靠社会关系获取原材料、劳动力和资金的比例平均为18.9%，其中靠社会关系获取资金的比例更是超过四分之一。

社会关系在企业经济行为中的运用近年来已经引起学界的关注，在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时，一些学者倾向于将社会关系解释为正式制度供给不足的产物。“面对缺乏正式制度安排的环境，人们在经济活动中必定会进行诱致性的制度变迁，自发寻求某种替代物……这时，关系规则最容易变成自发形成的替代物”(毛孟凯，2002)。这种解释把社会关系作为一种过度性产物，意味着当正式制度建立和完善后，社会关系作为资源获取途径就会消失。也有一些学者将社会关系在企业经济行为中的运用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果，即中国人注重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习惯按照差序格局与人交往。“我国传统文化中以差序格局排列的伦理观念及其产生的‘对等义务’是关系性交易产生的文化根源”(罗利丽，2001：65－69)。但是乌兹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市场经济制度完善、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发达国家里，社会关系在企业经济行为中的运用同样存在(Uzzi，Brian. 1997：35－67)。事实上，政府安排、市场交易、社会关系是人类经济活动中三种基本的资源配置形式，虽然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形成的时代不一样，每一历史时代都会有某种资源配置方式占据主导地位，但在当今时代，只有单一资源配置方式的社会恐怕很难看到，多种方式并存是一种普遍的现象。因此，企业选择何种途径获取资源，主要是受企业与环境的关系制约的，企业总是在环境给定的约束条件下寻求获取资源的途径。在我们以上的资料分析中已经看到，在当今中国，企业运用什么途径来获取资源可能主要不是因为什么制度缺乏或文化特殊性(外资企业并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别)，而是正式制度本身的产物，即在正式的制度体系中，是由企业占据的体制地位(所有制)和企业的经济地位(企业规模)差异造成的，那些缺乏体制地位的民营企业和缺乏经济地位的小型企业相对更倾向于运用社会关系来获取资源。在调查样本中，三种资源主要都不是靠社会关系获取的比例，在国有企业中占79.1%，而在民营企业中只有55.7%；在年产值8001万以上的大型企业中占82.7%，但在年产值300万以下的小型企业中只有57.4%。这意味着约有一半的民营企业和一半的中小型企业在一种或多种资源上主要靠社会关系来获取。

八、实践思考

以上结论和理论讨论也启发了我们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几点实践思考。

1.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已经基本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但政府并没有完全退出对企业的经营管理，政府仍然在一定程度直接参与企业的经济活动，尤其在劳动力和资金领域。因此，政府的职能仍需进一步转变，这不仅对企业的发展和市场体制的完善有益，对于廉洁政府的建立也是十分重要的。

2.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非公有经济是中国经济中最具活力，增长最快的部分，是保持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不可缺少的部分；中小企业则是吸纳劳动力，解决中国社会严重的就业问题最主要的领域。因此如何促进二者的发展是决策者们必须考虑的问题。但以上对资源获取途径的分析显示出的所有制差别和企业规模差别，实质上反映出当今中国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对非公经济和中小企业的利益关注是极为不够的，甚至是不公平的，这与谋求中国经济长期发展的目标是不符的。在经济制度和经济政策上消除所有制差别，支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建立符合中国国情、多种经济组织和谐共存的经济体制，仍是深化改革开放的要求。

3.以上研究还表明，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市场经济观念是十分重要的。形塑人的观念，文本教育是基础，但是实践经历、尤其是通过国际交流，学习和了解发达国家的企业管理经验在一定程度上更为重要。这需要我们用更开放的胸怀和制度来面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