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3月，《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这部著作的面世，不仅仅是郑氏个人的私事，也不只是人大社会学派的事情，更是中国社会学界的盛事。本文试图就著作的内容及出版意义作一简要的评介。

一、标志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走向成熟

郑氏思想发展脉络清晰。他紧紧把握时代脉搏，结合个人经历，反思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把个人兴趣与现实关怀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论构想与经验现实有机结合起来，立足中国本土，开发传统文化，借鉴国际经验，坚持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郑氏受严复社会学定义的启发，从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入手，探讨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基本理论问题。他先后提出了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与社会互构论等重要研究成果。作为当代中国社会学理论的探索成果，“四论”的提出与宣传，已经对学界、对日常生活、对制定社会政策时所持的主导观念，产生了较为深远的影响。郑氏1985年正式提出的社会学定义中的关键词之一“社会协调发展”(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已经从学理语言发展到大众日常语言再到一种政策理念，并内化到人们社会生活的诸多层面，受到社会生活实践的检验，也在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一卷，《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一书，收集了有关“四论”的文章。这些文章既有论述亦有论战，清晰地展现了“四论”提出、产生影响、走向完善、用以解释社会现实问题的理论探索过程。

如果说，社会运行论所阐述的“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社会科学”的思想，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社会运行情况的总结，也是将我国历史上的治乱兴衰学术传统经过改造和重新开发用于研究和解释当代中国的社会运行状况，并吸取了中外社会学界前辈们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的合理因素，对当代社会运行的条件和机制进行的较为系统的社会学研究；社会转型论是对现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内地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即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变，所作的一种社会学理论概括，并对一种与旧的现代化理论不同的新型现代化理论进行了表述，指出了传统和现代两者间的既相互矛盾、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学科本土论是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从这一学科在世界各国本土化过程的开阔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新的深入研究，阐述了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指出了中国社会学“建构本土特色”、“超越本土特色”，加快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前景；那么，社会互构论则是以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研究主题，以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社会学中具有的基本的和核心的地位为基础，通过对当代中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具体研究，着力理解和解释了随着我国社会转型的不断加速推进，人们的生活方式、关系结构和社会组织模式所发生的转换和变迁，并揭示和阐述了这种转换和变迁的总体过程和重大现象的本质。由于这一新的理论所深入探讨和系统解释的问题，正是社会学的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经验实证研究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所以也可以说，社会互构论既是对以往社会学研究的融会和聚纳，更是在这种基础上的凝炼和提升，是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和建构过程的又一次理论创新。社会互构论广泛而深入地涉及了社会学研究过程的知识与经验、理论与实际、历史与现实、全球与本土、世界与中国以及社会与自然、个人与社会等的关系问题(第一卷，PP589－590)。

由此可见，“四论”都有它们学理分析的逻辑方面，即它们的逻辑论证和逻辑结构；同时又都有它们从古到今的历史方面或现实方面，即它们的历史根据、历史底蕴，现实根据和现实基础。只有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才能较为完整地理解有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内涵(第一卷导言，P3)。在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自觉地引进、吸收外来学术思想，开发中国传统学术传统，融会古今新旧，兼采诸家之长。与社会学传入中国的百年轨迹一脉相承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有着常新常存的魅力。

第二卷，《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当代中国社会学的热点问题》一书，分“改革发展稳定”、“阶级阶层结构”、“城市农村问题”、“文化义利信仰”、“民主自由人权”和“社会随笔简评”等六大部分，运用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对中国社会的多个领域进行了分析，对巨变中的中国社会的一些热点问题和焦点问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现实的中国社会，既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又是它的归宿点。收入第二卷的文章，有的着重从社会学视角分析我们取得的进步，有的着重分析我们付出的代价，有的两者并重，但不论属于哪一种分析，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推进我国社会的进步过程，减少我们付出的代价，也就是始终贯彻着“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这一社会的深层理念(第二卷导言，P2)。所有这些文章，都是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这四论在不同领域的应用，并与探索紧密相连。

第三卷，《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拓展——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前沿问题》一书，收录了作者自1986年以来撰写的论文、报告、书评等140多篇，分为体制条件定位、现状前景分析、百科学理探讨、学科制度建设、他序书评推荐、自序回顾其他等六个部分。从体制条件、政策环境、社会氛围等方面对当代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历史、现状作了梳理介绍，对其发展前景作了前瞻式的分析。社会学作为要加强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学科之一，应通过走本土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道路，逐步改变中国社会学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的弱势地位，探索与时代发展特点相对应的社会学理论。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正是社会学走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道路的产物，既非常尊重自己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现实、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也非常尊重欧美社会学对世界社会学所做出的贡献；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所不赞成的只是社会中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和美国中心主义，当然与“学术排外”、“学术上的闭关自守”风马牛不相及；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提法，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学仅仅是中国的，而是表明这样的社会学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眼光。因此，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提法，显示了中国社会学界培育、增强自己的学术实力，改变自己在世界社会学格局中所处的边陲地位，争取与欧美社会学平等地位的强烈愿望(第一卷导言，P2)。

二、催生人大社会学派的形成与发展

郑杭生立志于以学术为业，并弄潮在时代的浪尖之上。正是怀着这样一股信念，时过不惑之年的他于1981－1983年毅然负笈西洋，留学英伦。这样，他的社会学思考与建构(探索)既有本土根基，又有国际视野。回国后，他积极投身于中国社会学的恢复与重建工作中，为社会学的生存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1984年，他受命组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研究所，1987年成立社会学系，2001年挂牌成立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先后任所长、系主任，现为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学会会长等职)，使人大社会学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有所贡献，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的认识有所深化”，这是郑氏从事社会学研究20多年来给自己设定的学术目标，并锲而不舍地加以追求的，希望通过这种追求，对实现“增促社会进步，减缩社会代价”的社会学深层理念有所推动。作为人大社会学派的奠基人与开创者，郑杭生以自己的学术思维与组织能力，见证并直接引领了人大社会学乃至中国社会学的成长与发展历程。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的出版，催生了人大社会学派的形成与发展。正如郑杭生在自序中所言：“‘社会学学术历程’三卷的出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对形成中国人民大学‘社会运行学派’或‘协调发展学派’有所推动，有所促进，表明它在硬件和软件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自序，P6)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百所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为依托，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或曰学术共同体，不仅是一支强大的师资队伍，更是一个有实力的研究阵容。在学术共同体内部，郑杭生先生很有风范地进行自我定位：“承前启后、铺路搭桥、扶弱益强、正名提位”。在学术梯队内部，老中青年龄结构合理，学术兴趣点广泛，学术力量雄厚，这是人大社会学派在“硬件”方面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前提。与此同时，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是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共同体的共同观点，也是人大社会学派在“软件”方面得以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前提，更是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主要活跃载体的人大社会学派旺盛生命力的源泉。在人大社会学派内部，具有活跃的学术气氛。每个成员不断学习、思考、勤奋、求精，相互之间经常质疑、辩论、互勉、坦诚，求同存异。正如郑杭生为“中国特色社会学的学派支撑”的题词所言：“习思勤精，范式遂现；疑辩勉诚，学派自成。”(自序，PP5－6)

作为人大社会学派共同观点的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四论”都是从不同的方面对我国社会的社会学概括，是立足于现实的，是从现实中来的，因而能够回到现实中去，也就是说有较强的或一定的解释力的。以新型现代性的协调双赢观念为导向，研究最大限度地推进我国社会的进步，并把社会代价降低到最小程度，仍然是中国社会学任重道远的任务。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学将不断地推进和实现自己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第二卷导言，P3)。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快速转型过程中，亦处在国际化或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这一时代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是中国社会学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郑杭生以社会学家特有的睿智和韬略，敏锐地捕捉到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鲜活材料，并将它们放置到世界视野的宏阔背景下剖析。正如孟子所言：“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显示的是一种大智慧。正是基于对学科建设和理论创新的自觉，人大社会学派逐步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在2004年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一级学科的综合排名中，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名列第一。

三、提升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品味

《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的出版，是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者的重要参考书，必将提升中国社会学教学与研究的品味。

第一，从研究的角度看，在世界社会学进入反思和重建的时期，较为系统地表达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多年来对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及其应用和拓展的过程，并且进行认真反思，是很有启示意义的。

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群体站在学科的前沿，所从事的社会学理论的探索，经历了从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的过程。总的探索路线、研究框架是国际化与本土化相结合。这就是说，一方面，尽可能在理念上、视野上保持与世界社会学的发展趋势的同步。另一方面，又要尽可能从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努力汲取我国源远流长的学术思想传统中的精华。

“四论”的提出，有其自身的历史传承和梯次推进、有机统一的内在逻辑；而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应用和拓展，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的热点问题和前沿问题的探讨，使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探索具有很强的现实意蕴。

第二，“从教学角度看，这次编写，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要兼顾教学，使它也可作为研究生研读和参考之用的教学参考书。通过本书，学生可以体会教师是如何观察、分析一些社会现象，特别是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的。这是与一般文集不同的用途。”(自序P3)

以郑杭生对社会运行论的探索为例。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留学英国时期，郑杭生就开始一些初步的社会学思考，是为其社会学理论探索的起点(萌芽时期)；回国后，1985年7月2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第一次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为题公开发表自己的社会学观点，这是郑氏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建构之滥殇；《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1987)一书，从理论、历史和实践三个方面对他的社会学定义作了较系统的论证和展开，对解决社会学面临的理论的、历史的、实践的困难是一种推动；在《社会学概论新编》(1987)和《社会学概论新修》(1994、1998、2003)中，把上述主导观念放到教学的实践中去考验，通过发行达数十万册的教材，传播和推广他的学术观点，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社会指标理论研究》(1989)为把社会运行状况，特别是它的三种状况——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指标化，做了初步的工作，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而《社会运行导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基本理论的一种探索》(1993)一书，对“社会运行条件”和“社会运行机制”进行了较为深入、较为系统的探讨和理论说明(第一卷，PP6－7)。由此观之，郑杭生的社会学理论探索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围绕社会运行论，学界先后有过一些争论。郑氏语言简洁明了，文风朴实，深入浅出，剖析透彻，有理有据。正是在这些理论争鸣与教学工作中，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经受了学理层面与实践层面的检视和考验，影响不断扩大。

继社会运行论之后，20世纪80年代末，根据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过程的基本判断，郑杭生和以他为学术带头人的学术共同体提出了社会转型论——一种正确处理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关系的新型现代化理论，并根据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特点的分析，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具体分为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和“社会转型势”(具体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和弱势级等)两个基本概念；稍后，又从新的视角(一种探究精神下的理论研究视角，一种世界眼光下的比较研究视角)，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经历的本土化过程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简称学科本土论)及“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在此三个理论的基础上，社会互构论的提出，则可以说是在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过程中所取得的一项最新的前沿性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继续进行探索的逻辑延伸和纵深推进。

天道酬勤。郑杭生教授之所以能著作等身，除了天赋与文化陶养之外，还得益于他的勤奋。如今，已近古稀之年的他，仍然一如既往博学多思、笔耕不辍，以一种独特的体认方式，试图将精致、优雅、高深的文化旨趣同日常人生普通、平实、自然的文化趣味融合起来，追求精神的润泽与人生的远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