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问题缘起与学术史回顾

经过漫长的积累或变动，传统中国乡村逐渐发展出许多公共空间，如村肆、祠堂、庙宇、茶馆，在江南还有航船、公园等(朱小田，2004)，众所周知，这一发展进程自1950年代以后一度被打断。晚近二十多年来，中国农村不少地区重新出现了宗族活动、民间信仰以及其它的民间活动。对此现象，学界或称之为传统文化的复兴，或视其为封建残余的复活等等。与这些说法不同，祠堂、庙宇、茶馆、市场以及社区中心场所的重新建构，笔者认为不如视之为公共空间的复兴，这些领域的无限活力意味着乡村社会公共空间在新时期的多元化发展。而探讨乡村公共空间，既有助于我们了解社群心态，又能为我们理解中国基层社会运作以及变迁的逻辑和机制提供一个新视角。近些年在家乡期间，笔者注意到，村民频繁地赶到圩市¹的茶馆，大多数人一般要“泡”上二三个小时甚至一整天。他们中的不少人说，“我是买下了这家茶馆”、“我去当圩就是为了这事(指喝茶)。”换言之，他们已经离不开茶馆了。出于好奇，笔者多次走进了家乡的茶馆，茶馆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的场景深深吸引了我。本文仅以茶馆为焦点，探讨其在乡村重建的脉络及其与基层社会整合的多重关联。

应该说，学界对公共空间的探讨有不同的学科视角和学术关怀(夏铸九、王志弘编译，1993)：历史学家侧重于梳理公共空间的具体变迁脉络，往往以理解城乡社会生活历程为旨归(王鸿泰，2000；王笛，2001、2004)；人类学家则侧重于探讨公共空间的文化意蕴，习惯于挖掘其与私人(或家庭)空间的关联以及人们具体的时空观念与社会记忆(Bourdieu，P. 1977；王斯福，1997；景军，1998)；而新近兴起的大众文化研究中，文艺界学人聚焦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背景下都市茶馆、酒吧、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的流变，他们试图藉此对文化生活领域的巨变尤其是制度和日常行为进行批判性分析(包亚明等，2001)；社会学家则关注公共空间与社会的相互建构关系，注重发掘社会空间的政治意涵(哈贝马斯，1999)。²事实上，近年来从上述不同视角对公共空间进行的探讨都或多或少有一个倾向，即把公共空间与市民社会硬性勾连起来，从而导致对公共空间及其研究本身的忽视并影响了该领域的知识积累，这点容后再谈。总体而言，公共空间在大陆学界并未成为专门的处理对象，有意识地以空间为视角探究乡村社会变迁的专题成果还很少。具体到茶馆研究，这一点同样如此。

事实上，从老舍《茶馆》到今日坊间迭出的《茶馆风景》、《中国茶馆》，以及各类“茶文化”丛书，无一不展示了茶馆在国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而近年来随着茶馆(还有“茶庄”、“茶社”等其它称谓)在都市和乡村社会的“复兴”，海内外人士尤其是学界对茶馆的关注日趋密切。其中，将茶馆视为茶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的倾向在研究中较为普遍，基本上属于民俗文化的介绍和梳理。关于茶馆的专题研究近年也取得了一定成果，最突出的是对闻名中外的四川茶馆的研究：王笛(2001)对成都茶馆和城市生活的专门研究，以及他即将出版的20世纪四川茶馆变迁研究专著；³吕卓红(2003)的博士学位论文⁴依据文化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以自身田野调查资料为基础考察了川西茶馆在清末民初的新生和演变，她强调了茶馆对社会整合的独特功能，试图揭示茶馆对于“疗救现代性病症”的参照性意义。此外，如小田(1997)对江南茶馆的探讨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不言而喻，以中国之大，茶馆在各地的发展并不平衡，都市茶馆与乡村茶馆也存在差异，当代的茶馆既蕴含着历史时期茶馆的传承也发生着变迁。因此，本文试图将社会学和历史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加以综合，依据对江西省T县乡村的田野调查资料，⁵着力阐述并挖掘茶馆这一农村公共空间与基层社会整合的关联。

二、走进田野：调查点浅描 (一) 茶馆概貌

在赣中南的山地丘陵间，散布着一个个农家村落，少则十几户，多达三百户不等。行政上隶属于T县的苑前镇和灌溪镇，位于该县的东南边缘地区，一向是粮食主产区。两个镇政府的所在地分别是苑前圩(又称“公和圩”)和灌溪圩，笔者的家乡戴坊村即位于连接这两个圩市的公路(称“公灌路”)的中点。改革开放以来在两个圩市上陆续兴起了一些茶馆。这些茶馆具有如下特征：个体经济、小本经营、功能丰富等等。在对两个圩市的茶馆作一普遍性了解之后，结合茶馆的发展历史和典型性，也为考察之便利，笔者在两个圩市上各选择了一家茶馆作为本次田野调查的主要地点。

这两家茶馆都可算得上“老字号”，苑前圩的德和茶馆开办于1983年，以前的老板被人们习惯称为刘老师，他是本镇洲刘村的村民，曾任小学教师、乡放影员，口才、诗文俱佳，在本镇知名度极高，⁶2004年8月1日应儿子要求南下广东，茶馆转由本镇南坑村村民刘同侣接手。⁷经过刘老师二十多年的经营，德和茶馆拥有一个良好的“信誉基础”。灌溪圩的这家茶馆开办于1986年，由老板匡大华⁸的父亲开办，虽然比德和茶馆晚开三年，但老板就是圩市所在村的村民，兼有“地利、人和”之便。大华一直随父亲经营，经验丰富，与妻一心经营，勤劳节俭，茶馆生意也一直较为红火。茶馆各有三个工作人员，属于典型的个体家庭经营方式，即老板夫妇二人加一个女雇工，且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女雇工主要负责倒茶水、洗茶杯、打扫卫生；老板娘主要站在外面负责看摊、发放糖果点心；老板主要负责结帐。稍有不同的是，大华是多面手，不仅善做炕饼，还常亲自倒开水。当然，两家的小孩也是好帮手，只要不上学就在茶馆听使唤。从茶馆的主要设施及布局来看，大华茶馆共两层楼，大小共18套桌椅，装有电视机、电扇，另外在主建筑对面还搭一大棚，也是茶馆的一部分。德和茶馆也是两层楼房，但仅一楼开放，隔成前后两间，共有17套桌椅，也配备了电视机、电扇等设施。不同的是，由于苑前茶馆的创设人刘老师喜好舞文弄墨，他给自己的茶馆取名为德和茶馆，意为“以德待客、和气买卖”，并在馆内四壁都张贴了主要由自己书写的对联，且具有说教意味；而在大华茶馆则四壁空空。当然，作为公共空间，茶馆所提供的消费服务也很重要，除了反复为每位茶客倒茶外，茶馆常备有包子、馒头、米果、花生、瓜子和糕饼等其它食品，供茶客自选，其费用便宜，每份只需一元二角至二元不等。茶馆还提供茶杯，近年也有人出于卫生考虑而自备茶杯，用完后就放在店里。总之，茶客的选择既方便又自由。

两家茶馆还具有近似的地理位置，以前都地处圩市一个主要进出口，具体说来，德和茶馆位于苑前圩的西南角，是苑前镇西南部的村落进入圩市的必经之地，也是公灌路的起点；而大华茶馆位于灌溪圩的正东方向，是该镇东南、东北部村落进入圩市的必经之处。此外，德和茶馆斜对门是镇邮政所，距该镇唯一的银行不到50米；大华茶馆则紧邻镇医院。近几年T县刮起一股圩市的“改造风”，苑前、灌溪圩市也不例外，在仍在进行的改造和重建中，两家茶馆不免成为名副其实的“街角社会”，⁹笔者看到，正在建设当中的灌溪新圩道路很不平整，来自北、西、西南方向的村民来大华茶馆更加不便。然而，“酒香不怕巷子深”，德和茶馆前老板刘老师和大华都告诉笔者，茶馆生意并未受到很大的影响。的确，笔者看到，两家茶馆依然分别是苑前、灌溪圩市规模最大、生意最火的茶馆。

(二) 历史的追寻：茶馆复兴之轨

茶馆起源于何时？因何生成？翻诸地方历史文献，我们常会发现有关乡村“茶亭”的记载，¹⁰可见茶馆在传统乡村社会生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949年前后，T县茶馆发展基础良好。¹¹据T县工商业联合会统计，县城一共有32家茶馆，1944年方兴的苑前圩¹²一共有5家茶馆，其开馆时间在1946-1953年间，业主均为本地人，其中四人都很年轻，均为30-39岁。灌溪圩仅有2家，都是在1944年初开设，到灌溪当圩的人相对很少，可见发展并不平衡。1949年以前只有圩市才开设茶馆，而村落至多在田间山头的要道上设有茶亭。

上述只是一个数字式描述，从设施和茶客来看，圩市的茶馆里没有电视机、电风扇，只有一块帆布用来为茶客“扇风”。茶客主要是富家子弟(或社区精英)，皆是“有钱有势有闲”的人。普通村民也会到茶馆，但远没有现在这么日常化，一般要家里“有出息”(系方言，指卖了猪牛后获得较大的现金收入)才会上茶馆。无论规模、卫生条件、生意还是茶客可享受的服务与自由都不如改革开放之后。然而，随着集体化运动的到来，茶馆的正常发展也被打断。上世纪50年代末直到70年代末期间并没有正常的圩市贸易，私人茶馆也长时间被取缔。农民整日忙于农活和其他集体“事业”(如修水库、民兵训练、开社员会议等)，没空当圩。当然，也有由集体经办的茶馆，但也是时开时关，且大多兼为饭店、餐馆，生意非常清淡。

茶馆的春天始于改革开放。乡村实行分田到户以后，随着圩市的复兴，茶馆日益兴旺。以苑前圩为例，据刘老师等人介绍，1983年圩市已有4家个体户茶馆，另据《T县苑前乡志汇编》¹³记载，80年代末共有7家茶馆，每逢当圩，喝茶、小炒喝酒的达三千多人(其实后者并不多，故主要是喝茶的人)，他们相互间传播各种商品信息、种田方法、乡村街头大事及来自“官方”的各种新闻政策。90年代是茶馆发展的鼎盛阶段，在苑前圩1990年增加到十多家，90年代中期发展到18家，如刘老师的两个儿子曾同时新开两家，笔者的两位表哥也开过茶馆。此后由于大批年轻人外出务工，茶客数目大减，不少老板(包括刘的两个儿子)也放弃茶馆生意而选择外出。现在茶馆仅存10家。类似轨迹也出现于灌溪圩，虽然其数量始终比苑前要少。据介绍，供销社退休职工陈师傅1982年曾在灌溪圩承包经营供销社的茶馆，生意非常红火，仅半年就盈利2000元(陈说“这在当时是一笔大数目”)。曾经帮助堂兄在灌溪开馆的戴亨硕回忆说，90年代初其生意比现在还更好，年收入近万元，“十几桌常常是爆满，当时都雇了两个人倒开水”。但也由于民工潮，灌溪茶馆由11家减至7家，今有8家。可供参照的是，苑前镇另一个圩市——固陂圩解放前已有2家茶馆，现有8家，其中最大(有16套桌凳)、生意最好的茶馆已有十多年历史。值得注意的是，近年茶馆的复兴并不限于圩市，也蔓延到村落。据笔者的访问，本镇的路溪、颜家等较大的村落都新开了茶馆。如在戴坊村，2001年两层的新村委会楼房建成，二楼作办公用房，一楼隔成四间，由村委会通过竞标的方式出租给村民开店，其中就有一间开茶馆。几乎与此同时，有村民在该店对面租用私人房屋又开了一家茶馆，生意比前者更好。

总体上看，晚近二十年来茶馆的发展呈现鲜明的轨迹，但基本特征变动不大，在茶客看来最主要的变动是价格：单价从一角五分钱，到一元，再到现在的一元五角。茶馆缘何兴起？王笛解释¹⁴说有四个方面的原因：一家一户的居住模式，为实现社会交往得“赶场”(赶集)；川水含碱度高，唯有烧开才能喝；百姓自家烧开水成本高，不如买茶解渴实惠；百姓赶场歇脚形成泡茶馆的习惯。换言之，这四个方面主要是生态缘由，共同促使了民众泡茶馆习惯的形成。虽然这是就四川成都而言，但从本文所涉及的地区来看也基本适用。首先，尽管赣中南一带的村落历来聚族而居，但近年村民向外拓展建房，散居四处，村落也呈“空心化”格局(戴利朝，2001)，村民的社会交往场域也开始市场化，日益依赖于基层市场，为茶馆的发展提供了“人气”。其次，虽然本地区自古产茶¹⁵，且当地居民饮生水的习惯至今延存，但近年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燃料的充足，乡民也逐渐习惯了喝开水。最后更重要的是，如做了二十多年的茶馆老板的刘老师所认为的，“茶与柴米油盐一样，谁都不可缺少它”；茶馆价钱便宜，可以为人们提供一个休息地，满足人们听闻信息、交流、闲玩等多重需要。可见，虽然茶馆内观外景都已今非昔比，但茶馆的社会功能和农民喝茶的惯习的确体现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某种传承，尽管这种关联曾一度被割断。

(三) “熟人社会”与“自由空间”

作为自主的个体消费者，乡民¹⁶对茶馆的选择其实存在一定的“惯习”或“偏好”。列斐弗尔(Henri Lefebvre，1991)的空间理论所阐述的一个中心观点就是，所有的社会活动都发生在空间，但也同时在创造着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说，茶客的选择造就了一个个“熟人社会”与“自由空间”；反过来，这一熟人社会也制约或影响了茶客的行为。

从客观而言，地缘的认同和进入的便利是茶客选择茶馆时考虑的主要原因，这样“很方便，家里人也好找”。¹⁷一般而言，乡村任何一家茶馆的茶客都有很多与老板同村或邻村的村民。比如，大华是圩市所在地新居村的村民，新居村的茶客多数是来本店。德和茶馆刘老板是苑前镇南坑村村民，该村的十多位茶客就是其固定客户。茶客选择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进入方便，从各方向进圩的茶客大多会就近入馆。如前面所说，两家茶馆的地理位置都处于进圩要道口，因而大华茶馆的茶客主要来自灌溪圩东南、东北方向的田心、安背、碧山、坎下等村落，而德和茶馆的茶客大部分来自苑前西南方向的戴坊、洲刘和杨溪等村落，乡民常常是结伴进入茶馆。不少茶客说，“喝茶从分田到户就开始，但没有瘾，有伴就来喝，关键是要有伴”。一位老人说：“之所以来大华这里，是因为这里老者多，有伴。我不上瘾但圩圩会喝(只要来当圩就会喝)。”当然，茶馆老板的为人处世与服务态度也非常重要。¹⁸所以茶客的选择常常是多个因素的结合。大体上，茶客都来自本乡本土，¹⁹茶馆老板与顾客之间，大部分茶客之间都是或很快就成为“熟人”。两位茶馆老板都表示对来客一般都认识。据笔者观察，乡民们并没有陌生感，而是十分自然地入座或与人一块交流，打牌或看牌也都是这样，起初陌生的茶客也很快变成了熟人。在这一熟人场域，陌生人进馆都难免引来集体的注视。笔者进入田野之初就感觉到这种“聚焦”，但很快我就成为“熟人社会”的一员。此外，尽管不少村庄中也有日夜营业的茶馆，但大多数人首选圩市的茶馆，既为了买卖方便，也由于圩上人多热闹，只是在晚上选择村落茶馆。

村民一经选择，就很容易形成惯习。所谓“习惯成自然”，圩市去处众多，但是否要进茶馆、该到哪家茶馆乃至在茶馆如何“表演”²⁰等并不是需要考虑的问题，而是一个习惯问题。许多茶客说：“我们来圩上就是为这件事，当圩就是喝茶，喝茶就等于当圩。从80年代就开始有这个习惯。”“我们喝了很长时间的茶，从有茶馆就开始了。而且只要到了圩上我们就会喝茶，今天苑前明日灌溪”。茶客基本上是三两成群坐在一桌，他们相互间拿的点心也少有重复，这种自觉非常普遍，体现了一种难得的信任与默契。更有趣的是，大家边品边聊，都表现得很客气，聚首取食间互相礼让，共享着一种不言而喻的礼仪。先到者看到刚刚走进茶馆的熟人，也会热情打招呼，如“就坐在这吃”，“一起剥几粒瓜子”，等等，还有的则发烟给对方，相互间情感关系的表达既符合习惯又自然得体。还有一种很自觉并且公开的“集体付帐”的方式，有一桌共七名老者，大家在结帐时不约而同将一元钱放在桌子中央的空盘中然后离座，老板自己会过来收钱。这种较为固定的“茶客小群体”并不少见。

凡此种种，育成了一个“熟人社会”。反过来，这一“熟人社会”又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结构性制约。有需要或意见的茶客会直接对老板“使唤”甚至是“吆喝”，茶客们也不需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基本上都在临走时与老板结帐。据大华说，没人“打赖皮”，“一般都会付，因为熟悉，而且就这么一两元钱的事。”同伴者也常常相互间替对方付茶钱。反之，如果忽略了其运行规则，可能会影响生意。正如有茶客对德和茶馆前后两任老板的生意进行比较后认为：“以前刘老师过于谨慎，不管生熟，对任何茶客，都要记下人家的名字，即使人过多而拥挤不堪他也是这样，这种方式使茶客等候过久，因而让很多人不服，而现在老板省去了这一步，因而那时生意不如现在‘跑火’。”同样，大华对所有茶客都不作记录而往往凭自己的记忆力结帐。有时赚钱的需要也要让位于人情或面子，比如即使有人等位置，但老板也不会赶喝完茶还占着位置的茶客起身。

茶馆不止是一个熟人社会，也是乡民的“自由空间”。诚然，20世纪初成都和江南的茶馆常上演戏剧、听书，T县类似的活动在历史时期也不是在茶馆而是在祠堂上演。²¹而今的茶馆依然没有这类活动，不光场面太小，也难见专门的戏班。然而，各种自由活动在茶馆交相辉映：喝茶、打牌(赌博)、聊天、买卖、找人、看电视、乘凉、歇脚以及其它活动。

笔者见到，顾客虽然一般都会喝茶，但是从先后顺序看，除喝茶这一专门活动外其它活动方式不一：先聊天再玩牌；先玩牌后聊天；一直就是聊天；稍坐(歇歇脚或遮荫)即走。再细点，具体则有边聊边喝、边喝边打扑克、边喝边看打扑克三种方式，而从聊天方式看也是五花八门：两人式(一方述说，一人凝听)和三人对谈式；四至六人围坐式。相比下棋这一娱乐活动，打牌或玩麻将的更普遍。他们或小赌(以娱乐或消磨时间为旨，一个点仅二角钱，输一轮仅二元钱)或大赌(主要是麻将或“九点”，一个点一至五块)。也有到茶馆玩却不喝茶的顾客先呆上几个钟头，然后才到酒摊去买酒喝。在茶馆活动中，并非所有人都喜欢“亲自上阵”，相反常常是“围观者”比“当局者”还多。由于茶客中很少有异性，倒茶的少妇会成为大伙玩笑的对象，所开玩笑总与“色情”擦边，也是倒乡土观念的庸俗性的表达。

在茶馆，甚至可以进行商品交易，但主要是“信息猎取”，其它如“贸易洽谈”和“直接交易”都较少发生。有关商品信息也会很快得到传播，但这里的茶馆远未像江南茶馆一样成为“乡村市场的结点”(小田，1997a)。

茶馆虽然是一个“自由世界”，但并非无章可循，茶客活动也遵循着一定的“社会安排”。这是因为，苑前逢单开圩，灌溪则逢双开圩，还有邻近的圩市与之交错，这样一种典型的“插花集”反映了乡村市场的繁荣。与之相应，农民与市场的互动也非常频繁而有规可循。在茶馆，茶客约定俗成的时间表是：9点半先后到茶馆，10点多茶馆逐渐热闹，11-12点爆满全馆，1点开始散去，3点时大半茶客离馆，5点几乎走光。当然，逢圩生意非常好，闲圩则茶客要少很多，但同样开放。针对茶客的时间流程，经验丰富的老板会作出相应的安排。

然而，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茶客在茶馆赌博便会受到国家权力的管制，容后详谈。

(四) 茶客的阶层构成

老人们常说，过去的茶馆是“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意即茶客的身份是多种多样的。而今，茶客的构成又是怎样的呢？改革开放以来，农民逐渐形成一个新的消费群体，1990年代以来由于民工潮的出现，²²这一群体逐渐固化为中老年人。新消费群体的形成过程与个体私营经济的壮大以及茶馆的复兴相互促进。

事实上，这一消费群体来自多个阶层。主要的阶层还是来自以种田为业的普通农民，其中大多数人已经将“泡”茶馆作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据当地人介绍，戴坊村有两个村民最好喝茶，“他们每年平均有320次，因为除了在人家帮忙做事(有饭吃)和本人身体不适外，即使是农忙季节他们都会来圩上喝茶。”几位青年说，“即使遇到双抢，下午要做功夫(方言，指干农活)，我们都会来茶馆而不会回家吃午饭，基本上都习惯了。”一位为私人做砖的青年农民说：“我在杨溪附近窑上打砖，现在也逢圩就来喝茶，……一般不需再回家吃中饭。”这一阶层尽管还未完全成为“有闲阶级”，但其实都很有经验，从容地掌握着忙碌与休闲的节拍。

茶客这支庞大的队伍中也有非农民，比如从各条“战线”退休的干部或员工。“我在1986年就开始喝，因为那时我在对面的邮局上班，一般就到这家喝”，洲刘村一位老人笑呵呵地回顾。而大华茶馆有四位退休老者几乎“承包”了二楼的桌子，其中一位是“长征老干部”。显然，乡村生活的清静，茶馆的自由自在，加之不习惯“没有工作”的生活方式，他们选择了茶馆。圩市上的商贩自然也是固定的茶客，但常常会喝完即走，或忙完生意后再泡茶馆。中小学教师中也有不少茶客，笔者的小学教师刘同视就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茶博士”，他每天都到灌溪或苑前喝茶，而且基本上是固定在笔者的两个田野点。与他同村的刘同煤说：“我与同视老师以前同在你们戴坊小学教书，常常在下课后一同到苑前、灌溪圩上喝茶，几乎每天都不能少”。镇上中学的教师也会来喝茶，笔者见到有四人常在德和茶馆边喝边聊。据刘老板介绍，由于正逢暑假，有些老师因去广东度暑假，要等开学后回来才会来茶馆。

有时茶馆中还会出现一个令人不安的社会群体，即街头“罗汉”，这是本地区对长期流浪街头巷尾却以打劫敲诈为生的群体的专称，这一群体很少出现在茶馆，但一旦出现便可能有冲突发生。²³

虽然到茶馆喝茶的女性非常少，但是女茶客也同样可以享受茶馆的热情服务。如戴亨芹妻所说：我是跟随老伴到这里喝习惯了，也与男人一样喝。戴坊村亨朴的母亲直到前两年依然逢圩上茶馆，村民们说如果不是因为眼睛不好，她到现在还会保持这个习惯。如果说20世纪初成都茶馆是市民的“自由世界”，那么今日赣中南地区的茶馆则只能算是男性村民的“自由世界”，女性基本缺席。女人为何不到茶馆？与笔者同村的张兰英和陈玉梅两人的话颇具代表性：“我们妇人到茶馆喝茶会让别人说闲话，即使去茶馆消费低，也不能像男人那样；而且女人要做的事也多，在家喝点酒倒是可以。”在她们看来，男女有别，茶馆这种公共场所只是男人的“世界”。显然，“自身事情多”只是她们的托词，因为她们自己也常“到圩上逛”，而且许多以前属于女性专职的事务也有男性为其分担，其它诸如割茅剁草、缝衣补被等事务现在由于个体家庭养殖业的衰落和机制服装的大量涌现也所剩无几了！可见，其原因还需从社会结构中寻找。

不容否认，随着晚近半个多世纪从“集体”生活(郭于华，2003)到民工潮的社会剧变，妇女的角色与地位发生了明显变化，比如今日的妇女参赌现象，女性外出务工，等等。然而，妇女的变化仍然有限，大多数乡村妇女的地位与角色仍然被支配。或许女性的缺席是她们自我限制的结果，男性统治的逻辑存在于作为被统治者的女人的认知结构中。“倒茶的人一般是女性，男的哪会做这事?也没有女性这么细心。”这种分工的安排同样为女性所普遍认同！因而，“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需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接受下来，无需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社会秩序像一架巨大的象征机器一样运转着，它有认可男性统治的趋向，因为它就是建立在男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布迪厄，2002：8)也许，正如学者发现，男性统治的现实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是一个惊人的证明，即性别结构异乎寻常地独立于经济结构，再生产方式异乎寻常地独立于生产方式：撇开时代与经济社会的差别，同样的分类体系主要存在于人类学可能性空间的两个极端，即卡比尔的山民和布卢姆斯伯里的英国大资产阶级。”(布迪厄，2002：112-113)虽然，今日中国男女性别的差异仍然没有消除，对两性差异的认同、强化和赋值也仍深深内嵌于中国的社会结构中，这一“社会事实”或许还将永久伴随着乡村社会的变迁步伐。但必须指出的是，到庙宇祭祀烧香的女性却非常多，这是由于妇女的社会地位和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与男子不同的缘故(赵世瑜，2003)，也源于男女对公共空间的分享其实有一定的领域划分，比如祠堂、茶馆等主要是男性的空间，庙宇则更多属于男女共享的空间。

施坚雅(1998：53-54)发现，茶馆其实是地方精英管理地方事务的主要场所，也是上下阶层群体互动的场所：基层市场社区既存在着小商人和农民之间的交往，又有小商人和地方上层之间的交往；每个地方上层绅士通常都在一个固定的茶馆里有一块地盘，或在其中处理农民之间的纠纷，或指导市场社区中的各项事务，或主持关键性的协商谈判，等等。从笔者的调查来看，这里的情形仍然与上述状况不同。具体来说，在茶馆并未出现“管理者阶层”——乡村干部的身影，喜好当圩的他们去哪了？从笔者的访谈和观察来看，如果说茶馆是乡民大众的“公共空间”，那么圩市餐馆则主要是乡村干部、各类公务员的“自由世界”！德和茶馆的创办人对此有多年的观察，他告诉我，以前还有乡村干部会来喝茶，但随着餐馆的兴起他们的消费和娱乐已经转向餐馆了。“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王鸿泰，2000)这一转变在乡村社会的出现显然不仅仅是限于消费领域的转变，同样它还意味着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等深层次的转型。事实上，由于干群关系的日趋紧张，乡村干部与普通村民之间的鸿沟已经形成。可见，茶馆里虽然分不清穷人和富人，但乡村干部、女性群体等的“缺席”看似必然，这的确耐人寻味，事实上，乡村社会旧有的阶层鸿沟和社会歧视并没有完全消除，新的鸿沟却又在悄悄出现。

三、活跃的交流空间：私人闲聊与公共议事

正如学者所说，“多少令人费解的是，当代中国‘civil society’的研究者们更注意有形的社会组织尤其是所谓中介性社会组织的发展，而较少注意经由言论的传播、意见的交换等渠道而实现的公共空间的拓展一类问题”(刘畅，2003：392)。茶馆作为公共交流的场所，来自四面八方的茶客在此畅所欲言，尽情展示各自丰富多彩的内心世界。而从聊天的大致主题来看，又充分反映了时代脉搏的跳动，让人不由得感叹乡民们与外部世界的勾联是如此紧密！可以说，茶客言谈的无拘无束和大众议题的广泛性意味着基层社会的公共空间得到了空前的拓展。

正如20世纪上半叶作家笔下的描述一样，茶馆聊天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有的讲昨天的赌局，…...有的讲自己的食谱，……有的讲本镇新闻，……有的讲些异闻奇事，说鬼怪之事不可不信，不可全信”(叶圣陶《生活》，转小田，1997b：262)。虽然时过境迁，但这些现象大同小异。当然，今日所谈主题已经深深刻上了当下的烙印。议事内容非常广泛，比如“外出务工”和“工厂招工标准”问题，务工与种田的收入比较，“子女教育”问题，干部贪污和村民负担问题，“婚约”的说合，人家的喜事，²⁴等等。讨论较多的是人才问题和新旧时代的对比。乡村社会一向关注“人才”，无论谁家出了大学生或工厂老板等各行才俊，都会很快为人共知。以教育为例，乡民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尤其突出的是，以前大伙对考上大学津津乐道，如今却有些不屑，人们对正处于改革阶段而变幻不断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开始产生怀疑。在大多数茶客看来，考上一般学校“读了也没作用”，因为现在读大学基本没有分配，只有考上北大、清华等名牌大学才有用，才能找到工作。的确，面对扩招或收费等变化不定的各种政策，尤其是名目繁多的各种招生广告，村民们对“大学”的信任度逐渐下降。但同时，茶客普遍认为读大学还是有作用，学到知识还是好，家长要供子女读书，只要能读，卖屋也要供。不少村民依然为亲朋好友被“录取”表示庆贺。从中至少可见，他们对于知识和人才的尊重并未“大打折扣”。关于教育，还有很多新近出现的现象引起了大伙的关注，如广告做到茶馆来，招生员可得回扣、定位费，²⁵学生自带桌椅上学等。改革开放与新旧时代对比或许是永恒的话题之一。在乡民的词汇表中，“旧时代”一般指解放前，但有时也包括“毛泽东时代”。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进步与生活改善，大伙几乎一致予以肯定，但同时也表达了对贫富不均等社会不平等现象，尤其是乡村干部作风作为的不满。有人说道，现在只是“当官者富”，我们老百姓也富裕了，但是花了“血汗”。事实上，谈到乡村干部，大伙几乎一致表示愤懑。这是否是干部缺席茶馆的原因呢？！

茶馆议事的内容不全是简单的私人聊天，也有专门商量社区事务或其它公共事务的。据了解，戴坊村的“珠岗神庙”的重建最初就是在茶馆议定的。当事人之一戴亨芹的妻子回忆说，当时英琨、贞仕等人在茶馆聚首商议集资建庙之事，亨芹虽未出面募资，“因他是党员，做这事不好”，但他是戴坊村“一支笔”，“珠岗神庙”的所有题字也是出自他手。他还题写过不少祠堂的牌匾和人家的婚联，至今其老伴对此还津津乐道。贞仕也证实了上述说法。事实上，由于该庙宇属于跨村落的民间信仰(其它也一样)，其管理组织就来自附近近十个村庄，因而平常不少庙务的商议就在茶馆进行。由于村庄旱情严重，大伙常常探讨的主题是如何集体搞好农田水利。还如8月25日1-3点半在德和茶馆，洲刘村四位中青年人，聚谈本村小组干部如何抓好“公益事业”。“处江湖之远”的乡民亦忧吾国，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有时同样在农民中引发热烈的关注和讨论。比如8月24日在德和茶馆村民对正在进行的“扩镇并队”问题的关注和讨论，虽然主题得自“道听途说”，但其观点却很明确，一致觉得这种改变并非“改革”或“创新”，而完全是在“走历史老路”，但“减官是好事”。

总体来看，茶馆交流的话题丰富多彩，紧贴乡民生活的场景与节拍，而且“公开的政治”再也不是“休谈国事”了(王笛，2001)！然而，茶馆这一活跃的交流空间还未形成有力的公共舆论或有组织、制度化的讨论，市民社会也没有随着公共空间而出现。

四、冲突与控制

茶馆其实是一个竞争的世界，馆内活动的开展具体地呈现了乡民竞争的心理和冲突运作的细微机制，也透视出国家权力对茶馆运作的干预机制。具体来说，茶馆中的冲突与控制主要围绕茶馆与国家、国家与茶客、茶客与老板以及茶客之间等四个层面展开。需作说明的是，所谓国家，实际指国家权力在地方的代理机构，如镇工商税务所、公安派出所。

第一个层面，一般而言茶馆老板与税务所和派出所等镇部门很少发生冲突。作为生意人，茶馆老板只会交好这些地方权势机构，从后者来说，国家发展个体私营经济政策的落实和自身税收任务的完成也依赖于茶馆，茶馆生意红火也有利于维系其正常税收来源。德和茶馆原老板介绍说，尽管自己不会主动“巴结”、“讨好”他们，但他们也不敢乱来，因为自己是合法买卖，二十年来这方面没有出事故。现老板也说，依赖于刘老师打下的基础，税收部门也没有随意加税。笔者分析，这多少与刘老师作为地方知名人物的地位和身份也有关。其实在圩市访谈，商人们都会有意无意发出当下税收过重、生意日益难做的感叹，这与税收部门的行为有关。据戴亨硕回顾，90年代初其兄在灌溪开茶馆期间曾发生一起“官司”，事情是这样的：税务所工作人员有一天晚上也到店里来收税，店方自然不愿，双方在争执中大打出手，酿成“流血”事故，结果官司打到县里。店主最终输了官司，结果茶馆也关了。总体而言，茶馆与这些部门的冲突较为少见，后者对茶馆的控制基本上实现了日常化、制度化管理。

第二个层面，国家与茶客的冲突与控制主要体现在派出所抓赌以及维护正常秩序等方面。本来，除了办证盖章等要事外，农民个体与国家很少有直接接触，也难有冲突。然而，乡村近年来赌博之风盛行，²⁶茶馆更是“重灾区”，因而成为地方公安部门关注的场所。1990年代以来，笔者在家乡不时听到赌博者被抓的事件。而在2004年夏季，人们反复讲述的是7月初发生在大华茶馆的“抓赌事件”：双抢前，在大华茶馆二楼赌博的青年遭到镇派出所警察的突然袭击，有人为逃跑从窗台跳下而当场摔断了腿。据茶客说，一般是有人报案，警察才会突袭，而且因为警力有限(一般就来三位警察)，他们的目标就是抓大(赌)放小(赌)，一个桌子也只能抓两三个。其余赌博者一见警察来到，或是迅速将扑克牌一把扫到桌下并装着喝茶的样子，或是赶紧起身逃离茶馆。被抓者如有关系很快会被放，如没有关系则要遭受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经济处罚，甚至还被关押几天。事实上，这种“运动式”抓赌不只发生于茶馆，整个乡村皆如是，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乡村社区赌风依旧。不少村民认为，政府部门对此的确无力管制，何况包括警察在内的乡村干部、普通民众参赌者芸芸，甚至小孩玩耍时也以赌为乐。有人则建议，打击以赌为“生”者非常必要，对娱乐或消遣性赌博不妨任之。

第三个层面，如前所说尽管是熟人生意，茶客与老板之间有时为结帐的事情也难免发生争执。8月22日笔者就耳闻目睹了发生在本村的“哑巴”和刘老板之间的争执，事情是这样的：哑巴和父亲同时在德和茶馆喝茶，结帐时刘老板认为他没有付两人的茶钱，但哑巴坚持说自己已付过。最后，为不影响生意，一脸怨气的刘老板在其他茶客的调解下表示作罢。事实上，华林、元海等同村人明显站在哑巴这一边，不是说哑巴的确付了，而是说哑巴为人老实忠厚，不会打赖帐。当然，像这种争执很少发生(而且这件事可能跟刘老板刚接手业务有关)，毕竟是熟人间的小生意，但一旦发生，其调解力量也是茶客群体，而不是国家。此外，由于生意红火而服务未必及时到位，茶客也不时产生抱怨。茶客的主要抱怨有三：“筛开水不及时”(等茶喝)、不开电扇、开水不开。但这种抱怨一般很快消除，不会上升为冲突。

第四个层面，茶客之间的冲突也在所难免，主要是赌博者由于当事人或旁观者破坏“游戏”规则而发生争吵，但一般会在他人的劝解下作罢而不会酿成暴力冲突。其他茶客聊天时也会发生口角，但都属于一般性的争论，事后当事人间关系恢复正常。

总之，今日茶馆既缺少“政治化的娱乐”，也不是“社会团体的战场”，更没有诸如哥老会活动等“秘密的政治”(王笛，2001)。但是，冲突与控制在此如常上演。

五、结语与讨论

茶馆复兴的背后，蕴藏着深层次的社会变迁。显然，茶馆的复兴既离不开经济利益对人们的刺激和驱动(多位茶馆老板都表示了这一点)，又与农民的“解放”及其“闲暇”观念的变化分不开。晚近乡村社会变迁展示的景观是：科技入乡，尤其是“除草剂”、“割谷机”、“抽水机”等的推广使用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将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大大“解放”，农民有了较充分的闲暇时光；而频繁的城乡互动、日益快捷的电信传媒以及不断深入的市场化进程等都催生了农民新的闲暇观念。费孝通先生曾就前现代社会农民的“闲暇”观指出：“减少劳动，减少消费的结果，发生了闲暇。……他们知道如何不以痛苦为代价来获取快感。这就是所谓消遣。消遣和消费的不同在这里：消费是以消耗物质来获得快感的过程，消遣则不必消耗物质，所消耗的不过是一些闲空的时间。”(费孝通，1990：121)历史的变迁已经发生，从本文的调查来看，农民对茶馆的利用既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消遣”。有学者认为，“随着闲暇时间的增多，人类发展的空间也就被放大。再加上财富的积累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能够给闲暇时间的非生产性利用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因此，文化的创造和娱乐就慢慢地脱去其贵族烙印，而在越来越大的规模和越来越深的程度上变成了一件大众化的事情。就此而言，闲暇时间的增多是孕育大众文化的最一般条件”(张凤阳，2002)。现代社会农民“泡”茶馆的习惯未必会被学界纳入大众文化的范畴，但其与农民闲暇时间的增多、乡土文化的传承确实密不可分。将喝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离不开一定的经济基础，即农民所说的“手中有现金”。学界的共识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有很大的增加，但近年来农民负担过重问题也逐渐暴露。为了生存和发展，依凭自身的市场意识和把握市场的能力，²⁷在乡农民四处寻求增加收入的机会，比如为雇主打砖、拣干牛粪或田螺卖。也就是说，人们对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多重需要、消费文化的变迁(戴慧思、卢汉龙，2001)以及乡村物质财富的积累等因素共同催生了一个新的消费群体，也促成了当下茶馆的繁荣。

通过跨时空的比较来看茶馆等公共空间的变迁，是一个有趣的课题。在此无法详细探讨，但必须指出，今日的“茶馆政治”并没有历史时期那般突出，其方式也发生了很大改变。近代江南乡镇茶馆作为“民间政治之焦点”，至少存在暴力政治、契约政治以及继替政治三种政治形式，分别以上层势力对平民百姓的阶级压迫、“吃讲茶”和一致的公共舆论的形成为集中表现形式(小田, 1997a, 1997b：237-241)。王笛(2001, 2004)也发现“哥老会”、“袍哥”等民间组织在成都茶馆的巨大影响。从笔者的调查地点来看，1949年以前，与“吃讲茶”类似的解决民间纠纷的活动场域主要是祠堂；而由于普通劳动者的普遍“缺席”，所谓茶馆的暴力政治和继替政治也不明显；至于民间组织的影响也不大，因为本地区的民间组织主要有宗族组织，其它要么深深刻上了宗族组织的烙印，要么有自己的活动场域(比如庙宇)。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异，主要原因可能在于赣中南地区宗族势力强大，几乎主导了社区事务，相应地社区政治的“公共空间”也常常是作为族权载体的祠堂。而晚近20余年来，随着茶馆、祠堂、庙宇以及村落社区等其他公共场域的重建，公共空间的发展已呈现多元化趋势，尽管如此，公共空间的政治意味依然不突出，甚至微乎其微。

在报告的结尾，笔者还试图回应引言所提到的问题，对于乡村中国存在公共空间的事实及其研究，通常学界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造成这种忽略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说学者关注的视角大多局限于都市社会(司敏，2004)，或也关注乡村但却认为农民缺乏公私观念，或认为农村社会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分化并不突出，或是囿于西式概念的局限，等等。但从1990年代以降学界兴起的“市民社会”热来看，尤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学界对哈贝马斯的初衷普遍存在误解，本来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关系，但学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却大多先入为主地将两者捆绑在一起(高乐，2003)，以致于否认中国实际上存在公共领域这一事实。事实上，不管中国乡村社会有多么特殊，凡是有人群的地方就会有公共空间，²⁸没有市民社会并不意味着没有公共领域。其实，茶馆正是一种公共领域。虽然，自晚清以来茶铺或茶馆便一直被地方政府批评为“秩序不良”之地，并以维护公共秩序为名对其进行控制(王笛，2001；吕卓红，2003)，至今国家权力机关依然对茶馆有所控制。但其实比这更为重要的在于，茶馆仍然是一种公共空间，其对于乡村社会的整合具有正功能。正如学者指出的，在晚清和民国时期茶馆一直是川西生活世界的重要中心，在现代它也是川西民众最能接受的公共空间(吕卓红，2003)。同样从本文的考察来看，1980年代以来，赣中南一带甚至江西省全域的乡村茶馆也是农民营造的自由的“公共空间”，但笔者还想指出的是，无论是在1949年前还是当下，茶馆只是众多公共空间的一环而非唯一，它与乡村社会的其他公共空间(如祠堂、庙宇、商店等)是一种互补和促进的关系，正是这些多元化的公共空间，共同满足了人们的社交、消闲、表意等基本需要(小田，1997b：262-265)，从而促进了基层社会整合并维系着社会稳定。但是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有了公共空间并不等于就有了市民社会。由于1949年后宗族、民间信仰等组织遭受重创，“社会”基本萎缩(任剑涛，2004)，虽然晚近20余年来“社会”正在重建，但非正式组织的重建还没有合法性，一致的公共舆论并未在公共空间中实现，组织仍然“缺席”公共空间。也许可以期待，这些在不远的将来都将实现，乡村公共空间也能催生出中国的“市民社会”(哈贝马斯，2002)。

质言之，我们既要看到公共空间对于社会整合的巨大意义，又要看到其转型的局限性。正如前面所阐述的，茶馆的兴衰及其背后的运行逻辑、其蕴含的意义都离不开既有社会结构的制约或影响。因而，公共空间的发展与整体社会的运作既互相制约又相互促进，不断书写着乡村社会和农民的新历史。

注释：

1 其实，除少数地区一些大村落有简单的市场交易活动之外，中国市场体系的最基层单位一般是现在乡镇一级的圩市，对此中国各地区称谓不一，或称“墟市”、“市镇”、“集镇”、“集市”、“场”、“小城镇”等，在施坚雅重点关注的四川，“场镇”才是乡村的中心地或中心集镇，也就是基层市场社区。在笔者调查的赣中南区域，村民习惯于称“墟”(通常写成“圩”)，到圩上就是“当圩”。因而本文将其称为“圩市”。施坚雅还发现，19世纪“修订的地方志不断显示出乡镇和基层市场区域的密切吻合。很多四川地方志把县下面一级的行政单位和市场列在一张表中，注明每个乡或镇的名称，而这些乡镇又是依据它们的场(集镇)的名称和位置命名的……集镇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乡镇政府驻地惟一可能的地址。”(施坚雅，1998：107)然而，今日江西的乡镇政府驻地肯定是市场，但有时一个乡镇不止一个市场，比如笔者调查的T县苑前镇即是一例。

2 学界未必将公共领域和公共空间二者等同，本文并不刻意区分二者，但主张用后者，以使其回归茶馆、咖啡馆等具体空间，并与市民社会划清界限。

3 据王笛本人于2004年7月12日在中山大学开会期间的介绍。

4 衷心感谢友人谭绍木、杨发祥的帮助，是他们使我有机会阅读到吕卓红的博士论文全文，虽然这是在本文选题确定和初稿完成之后才得以实现，但吕文仍然对笔者启发很大，谨致谢诚。

5 笔者采取的方法主要是蹲点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茶馆生活(如与茶客一块喝茶、聊天)，以及茶馆之外的专门访谈。此外笔者还到T县的博物馆、档案馆、方志办、图书馆等单位查阅有关档案和其它文献资料。依据学界惯例，本文将地名、人名都作了一定的技术处理。

6 在笔者看来，刘的人生平凡而丰富，其变动不居的“创业史”浓缩了乡村变革的一些特征。其简历为：生于1946年冬，共读书九年，1962年“受聘”为民办小学教师并在“风云变幻”中持教21年，1983年弃教从商转行开茶馆兼为农民放映电影，21年后他南下广东为儿子的工厂做管理。

7 刘同侣1963年出生，曾当过消防兵，退伍后作过屠夫、打工仔、泥匠。从2004年8月开始搞茶馆，计划搞三年。为何开茶馆店？一因有现成的工具、建筑和顾客基础；二则他本身想搞饮食行业生意。

8 匡是笔者较好的初中同学，1973年出生，初中毕业后曾去广东打工一年，后回家协助父亲经营茶馆，父亲去世后则独自经营。其妻为笔者同村人，大华弟一度也开办了茶馆，不过仅两三年就南下打工了。

9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威廉·富特·怀特有关街角社会的著名研究《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黄育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虽然已过去半个多世纪，但其倡导的“参与观察”研究法已经成为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也与人类学的田野观察很接近。由于笔者的田野地点就在家乡，笔者在借鉴这一方法的同时，也力图保持对自己角色的反思性。

10 不少地方富绅捐资兴建路边茶亭，以供行人解渴和休息之用。在笔者家乡，昔日交通要道上“茶亭”一度繁盛，至今只剩亭徒四壁，只供过往农夫避雨或歇脚，甚至引来避晒的耕牛。或许今日茶馆即来源于此？

11 有关此时期的茶馆资料主要来源于T县档案馆藏的“工商联”档案(全宗号：1.024，目录号：2，案卷号：5)。该档案详细记载了县城和各乡镇私人企业和商店的资料，包括商店名称、资金、行业、业主及其籍贯、家庭成份等内容，反映了1949年之际农村市场的蓬勃发展。当然，以下分析也依据了村民的口述史资料。

12 由于“十八张”在固陂欺商霸市，1944年苑前等村村民在“四大天王”(指戴达生、严伯诚等四人，为本地精英领袖)的带领下在苑前以人头祭祀开圩，取名“公和”，即“买卖公平、和气生财”之意。该圩逐渐兴盛并成为T县等三县交界处的中心市场。但固陂圩一直没有消亡，而与苑前轮流开圩，满足了本镇西北部地区村民的日常需求。所谓“十八张”，是指固陂附近共18个同姓张的村落之总称，但对其来源有不同的传说，其中既反映了宗族发展变化的一些特征，也蕴含着当地农民变动的集体记忆。

13 20世纪80、90年代之交，为响应上级有关部门新修县志的号召，T县刮起“修志风”，苑前也由乡政府组织乡老名贤编撰了《T县苑前乡志汇编》(《苑前乡志汇编》编撰小组，1990年油印本)，内容较为丰富，共分七篇，即行政区划、人口、风俗、文教卫生、国民经济、组织、名胜古迹，另附“大事记”。

14 这是2004年7月12日王笛在中山大学开会期间对笔者的请教所作的回答，其实他在1993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一书中对此问题已有初步梳理。

15 据1959年编印的《T县志》(初稿，T县档案馆藏，甲种537-536号)记载，本县盛产蜀口茶，又名高坪茶，清代为朝廷贡品，驰名全国。另据1993年版《T县志》，1949年前，城乡茶馆多用“闽茶”(即福建产的香片茶)和“高坪茶”，而民间自饮茶多采用自制山茶，新中国成立以来多饮本地的“蜀口茶”。

16 本文用“乡民”指在乡村生活的人们，而农民主要是指职业以种田为主的人们，前者包括后者。

17 除特别标示外，所有资料都是来自于笔者的访谈，以下不复注明。

18 比如，戴坊村茶客众多，去苑前的茶客主要选择德和和长春茶馆，而很少去本村戴乾培所开的茶馆。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该店太偏僻，面积又小，但也有茶客说老板欠热情。

19 也有例外，德和刘老板介绍说：“以前到这里喝茶的还有邻县富田乡民，他们是来本圩做生意的，主要是卖腐竹和鱼什么的。前两年由于税收太重人家都很少来了，自然也不会到这里来喝茶。茶客也渐渐剩下只有本乡本地人了。”

20 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1988)采用戏剧表演方法研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表现自我、吸引或应对他人，他甚至认为日常生活中人们的诸种行为都是一种“表演”(《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徐江敏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依此视角来观察人们在茶馆的行为表现，有利于明了其背后的细微机制。

21 笔者记得，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自己还到村里的总祠堂看过村“文工团”表演的戏剧。

22 吴重庆认为，由于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不少农村地区已经成为“无主体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开放时代》2002年第1期)。这种情形在今日乡村颇为普遍。

23 例如1999年灌溪镇坎下村一位村民由于生意问题同人发生争执，对方趁该村民在百记乡茶馆喝茶之机请来邻镇的一帮“罗汉”对其大打出手，茶馆桌椅板凳和茶具等也难免“遭此一劫”。当然，据人们说只在县城有这样一个流动群体。

24 在赣中南一带的乡村，有升学、祝寿(即“老人过生日”)、结婚、建房、“散谱”、整修祠堂、参军入伍等喜事

25 为保证生源，T县有些私立学校在公办学校正式招生前就开始招生，凡毕业生都发给录取通知书，同时规定考生要预交“定位费”，意即交三四百块钱，表示已经录取，下次直接报名就可少交这笔钱。但如果开学时不到该校读书，这笔钱家长未必能得到。

26 2000年底笔者在江苏省太仓市农村田野调查曾到过村里的老年人活动中心，其间人头攒动、烟雾袅袅、牌声阵阵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而在本地，追溯起来，这种聚赌现象有历史的渊源。据笔者的访谈，民国年间每逢农闲(主要是在冬季，尤其是农历正月期间)举行“社戏”之际，聚赌现象尤为突出，对此地方政府机关多次予以管制，但往往收效甚微。

27 其实，农民的市场意识及其对赚钱机会的把握能力并不比市民差，他们缺少的只是机会而已。在德和茶馆，老农戴亨迟自豪却又轻声对笔者说：“以前我是做猪生意，现在养猪人家很少了，因为划不来，只好‘转行’做田螺生意。同样地，我还是作中介人，不用亲自下田，只在家收购，再发送到T县城，有湖南老板在那接站，收价一般0.3元每斤，转给老板是0.4元。附近村民都会去捡，量少时，每天有500斤左右，多时有1500斤。”

28 感谢吴重庆先生对此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