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839年孔德提出“社会学”一词以来，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历了160多年的历史，这段历史既是社会学从萌芽走向成熟的过程，也是社会学不断表露危机并在理论建构中克服危机的过程。时至今日，现实世界的日新月异与社会学理论多元纷呈的局面使得社会学既朝气蓬勃，又范式林立而欠缺统一。社会学究竟应以何种面貌出现的问题，也就成了众多学者所关注的课题。笔者以为，追本溯源，在对社会学的催生婆——现代性的思考中，似乎可以汲取一些对此课题有益的启示。

一、范式孕育：元现代性及其主题分化

有关现代性问题的提出与讨论是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滥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20世纪60年代前后，欧美发达国家经过战后修整与重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并相继进入了“后工业社会”。与此同时，伴随着技术进步与生活富足而至的是环境污染、生态失衡和犯罪乱伦等社会问题的层出不穷。人类社会“立”与“破”的悖论促使社会思想家反观人类社会的理性进步路线，也由此引发了一场有关现代性议题的论争。诸如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利奥塔的重写现代性、吉登斯的反思现代性及以鲍曼对现代性的诠释与对后现代性的预言等等，都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加以描述、解释、批判和建构。鉴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与现实经验，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中国的思想界也掀起一股现代性讨论的热潮，一时间“发展”、“反思”、“现代化”等成为炙手可热的流行话语。

然而，现代性就像一个幽灵徘徊在东西方世界，学术界对它的解释与厘定始终处在讨论之中而莫衷一是。现代性确实是一个内涵丰富、歧义丛生的概念。在迪尔凯姆眼中的现代性是机械团结经由社会分工向有机团结过渡；韦伯论述的现代性则是社会生活的“祛魅”与合理化过程；而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前进，人类在与外部世界的斗争中从自然界的必然性王国中解脱出来。

虽然古典社会学家并未明确以“现代性”的概念为工具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但他们关于现代社会向何处去的丰富论述却为后来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土壤。吉登斯(2000：1)认为“现代性指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大约17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不同程度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他进而从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监控体系和对暴力工具的控制的四个维度界定了现代性。阿尔布劳(2001：86)指出，现代性是包括了由理性、领土权、扩张、发明、应用科学、国家、公民身份、官僚组织、资本主义及许多其他成分组成的结合，它们合在一起，为芸芸众生的实际活动提供了一种框架。在多德(2002：[引言]1)看来，“现代性工程是社会理想化的结果，它试图在启蒙思想的基础上进行建构。它关注的是普遍价值，并从这样一种信念中汲取营养：历史是对那些价值的认识过程。”被喻为“后现代性的预言家”的鲍曼(2000：150)则将现代性解释为知识的永不止息的进步，他将现代性看作是一场最终能够战胜和凯旋的战斗，看作是一场理智反对情感或动物本能、科学反对宗教与巫术、真理反对偏见、正确知识反对迷信、反思反对无批判之生活、合理性反对情感的作用及习惯统治的斗争。

比较这几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解可以看出，吉登斯主要在与传统社会的对比中刻画现代性的特征，他甚至用“现代性的断裂”来形容现代社会的超越性；鲍曼则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中各自不同侧面的特征加以对比，突出后者的战斗威力，实质是对理性力量的深度置信；阿尔布劳的视角则在一定程度上包容了前面的两种阐述；而多德的界定更倾向从价值理想意义上来对人类社会进行前瞻与想象，即现代性是指向历史未来的价值与信念。

有关现代性的定义可谓五花八门，试图用一项原则统率之几乎是徒劳的。但如果采用韦伯“理想类型”的分析方法，则在总体上可以认为，现代性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历史与文化，其特征就是勇敢地用自己的理智来评判一切(佘碧平，2000：2)。¹对此，可从两个基本方面进行理解，其一，现代性是一种历史状况，它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历史背景直接相关。相对于传统性或前现代性的农业经济、礼俗观念、专制统治及单一同质、封闭僵化的社会结构及生活方式而言，现代性是祛蒙昧性与祛传统性的历史描述和生活境况。其二，现代性是一种精神状态，它鄙视人类蒙昧、未开化的精神世界，相信人类理性的无限能量和拓展空间，崇尚人类社会永恒进步的价值理想。

具体说来，在这样的历史与话语情境中，人们将在经济上运用科学技术打破和超越简单、机械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实现物质生活富足，提升生存发展能力；在政治上祛除专制、人治统治，以法理契约保障个体成员的自由、平等不受侵害，并在矫枉过正中捍卫秩序稳定与社会和谐；在文化与思想观念上，摆脱超自然的蒙昧观念对人类头脑的禁锢，倡导和推行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概言之，现代性就是包含经济富足、政治民主和思想解放在内的，指向人类社会自由、平等、博爱、进步与秩序的理想化状态及贯穿其中的理性精神、价值追求和伦理承诺。我们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一种指向美好未来的价值追求，它是现代社会的精神内核。因此，在最本质的意义上，现代性是一种“元现代性”，通俗地讲，就是坚信“人类生活的无限美好”。

然而，人是集本能、情感与理性于一体的社会性动物，当人面对和作用于自然界与社会之时，元现代性就不可避免地分裂为两个方向。其一，对于自然界，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实践获得科学技术，不断向自然进军，甚至将自然的铁律踩在脚下；其二，在社会世界里，人类相信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和进步性，而且人们可以通过理性协商达成社会契约，构建自由、平等、博爱的和谐社会。至此，现代性便由元现代性分化为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两股潮流，前者崇尚科学精神与工具理性，追求理性对自然的胜利，将人与自然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矛盾推向极致，其口号是“知识就是力量”、“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后者则关注人的心灵与社会价值，关心人在物质生活丰裕之后如何提升思想境界、完善人生意义、实现生命价值，探求人如何实现自由与终极解放。

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发展或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元现代性的展开、分延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彼此冲突、斗争，又相辅相成。然而，二者的斗争并非势均力敌，科学现代性逐渐压倒人文现代性，社会呈现出麦当劳化的趋势，有效率性、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和可控制性是其鲜明特征(里茨尔，1999：1)。对此，社会学家分别从不同角度对现代性的分裂表示忧虑并付诸理论反思。如马克思的异化概念，韦伯的铁囚笼隐喻，齐美尔对主客观文化矛盾的忧思等等。我们将看到，作为社会学催生婆的现代性的主题分化对社会学研究范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范式分裂：社会学对现代性主题分化的回应

可以说，社会学的产生与现代性的产生和扩延是同一过程，或曰现代性充当了社会学的“催生婆”。一般认为，社会学的诞生以孔德1839年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社会学”一词为标志。²虽然说将社会学的诞生视为必然这可能带有历史的武断，但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社会背景与思想状况却为社会学的孕育提供了客观和主观的基础。一是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并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飞速增长，但同时，社会生活中犯罪、自杀、失业和商品拜物教等问题也日益凸显和蔓延，需要社会思想家进行冷静的思考；另一方面，肇始于英法的启蒙运动高扬人的理性，对传统的迷信、无知予以猛烈抨击，并对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抽象形而上学玄思也发出挑战。此时，社会学便从哲学中脱胎出来，充任现实社会的解说人和建设者。

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物，如吉登斯(1998：35)认为社会学不是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的研究的一门通用学科，而只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只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社会。既然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产物，那么元现代性的主题分化就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学产生影响，或者说社会学必然以某种方式对现代性的主题分化予以回应。

在社会学创立之初，孔德意在反对神学的蔽翳和形而上学抽象玄思，效仿自然科学的方法准则，把人们对社会的认识从天国拉回人间，以期实现对社会现象客观、实在的认识和理解。这种基于将社会有机体与自然界同等视之假设之上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在迪尔凯姆那里得到了发扬光大。迪尔凯姆(1995：3-4)说：“我的主要目的在于把科学的理性主义原则扩展到人们的行为中去，即让人们看到，把人们过去的行为还原为因果关系，再经过理性的加工，就可以使这种因果关系成为未来行为的准则，人们所说的实证主义，不外是这种理性主义的一个结果。”迪氏把社会事实当成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并指出必须把社会事实当成物来看待，它具有客观性、强制性、先在性等特点，这是观察社会事实的最根本的准则。毋庸讳言，孔德与迪尔凯姆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所面对的是一个客观的、科学的、物的世界，这与科学现代性所追求的客观性、可计算性、可控制性的原则是一脉相承的。

然而，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受到来自德国的历史主义、人文主义思潮的批判。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狄尔泰认为人类生活是具有价值和意义的追求过程，而以自然科学原则为基础的实证主义原则无法真正理解人生的意义，必须建立一门有别于实证主义方法的人文科学，其基本方法是理解和移情，以期通过内部达至人的心理深处和意义世界。受狄尔泰的影响，韦伯反对迪尔凯姆把社会当作外在之物来看待，他认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不同，社会现象实质是社会行动的表现，而社会行动的本质属性是行动者在意义上的关联性，所以必须把主观性作为一根本问题去对待，因而韦伯(1997：35-36)将社会学定义为“一门想解释性地理解社会行为，并且通过这种办法在社会行为的过程和影响上说明其原因的科学。”

至此，社会学中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两大范式相互对峙、各自为政。从本质上说，韦伯同孔德和迪尔凯姆等实证主义者的对立，是人文主义传统与科学主义传统的对立在社会学领域中的表现(刘少杰，2002：8)。这种对立是现代性分裂为人文现代性与科学现代性的产物，也是社会学对这种分裂与对立的理论回应。

我们知道，在西方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历程中，除了实证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之外，还有由马克思开创、经由法兰克福学派弘扬的批判主义范式。³这种范式强调社会学批判的、革命的性质，强调理论和理论家在改造、变革现实中的重要作用，反对那种旨在维护、修补现存社会结构的做法。概言之，批判主义范式认定事物的本质在于对现实的否定之中。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便会发现，将批判主义范式与实证主义范式和人文主义范式并称不无问题。前者主要是在本体论的意义上将社会的发展看作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后者更多是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待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只是一个持旁观者的姿态，一个持解释理解的原则。不仅如此，马克思的社会学研究也与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有着交叉重合的研究取向，例如，我们所熟知的历史社会分析方法，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是受解放人类的基本目标所支配，是人文主义的，并且与孔德所倡导的实证主义或科学主义相对峙；但是，马克思的学说中同样具有一定的客观主义与实证主义倾向，它并不排斥甚至科学地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事实(周晓虹，2002)。因此，马克思的批判主义范式同时具有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双重取向。

进一步地说，在笔者看来，与其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在对现实的批判性否定中建构现实，毋宁说是对因人文现代性与科学现代性分裂而造成社会异化后果的理论的关怀与期望。因为马克思不是否定一切社会，而是否定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否定人在其中被扭曲、挤压、异化了的资本主义社会。法兰克福学派更是如此，如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对作为大众欺骗的启蒙的文化产业的批判，马尔库塞对“消费控制”、“爱欲压抑”的批判，哈贝马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与技术的批判等等都锋芒毕露、入木三分。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50、60年代曾盛极一时，自1970年代起逐渐归于平静。

然而，当批判之声归于沉寂之后，我们发现，尽管社会学研究范式众多，但主要范式仍然以实证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为主。沿着实证主义路线的有芝加哥学派、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当代美国的实证社会学研究；沿着人文主义路线的有符号互动论、现象学社会学、常人方法学等思潮与派别。两大范式与现代性的两个子体——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交相呼应，诠释着社会发展。长久以来，社会学内部研究范式的分裂和实证化倾向的泛滥使得自身缺乏统一的理论形象，而且，在解释复杂多变的社会现实这一点上又倍显疲软，以至于被一些学者称为“社会学的危机”(Gouldner，1970)。

三、范式转换：后现代社会学的理论超越

按照我们的假设，元现代性内部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的分化与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和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分立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逻辑相关性或必然性。事实上，这种范式对立与方法论上的分歧，在本质上源于某种关于人与社会的不同假设。正如古尔德纳(Gouldner，1970：28)指出：“社会学家都要根据预先确定的假设来组织自己的研究，社会学的特点就依赖于这些假设，并随这些假设的变化而变化。而要探究社会学的特点，了解社会学是什么，就要求我们去辨识那更深层的关于人与社会的假设。”

德国思想家马丁·布伯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区分为“我—它”和“我—你”两种关系。“我—它”关系是一种考察探究、单方占有、利用榨取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把世界、物看成是与自我相分离的对象。而“我—你”关系则是一种亲密无间、相互对等、彼此信赖、开放自在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人与人之间彼此可以沟通、交流、对话(毛宣国，2002：57)。这实质上也是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分裂与对立的写照。

从根本上说，现代西方社会学的理论预设主要是建立在人与社会“我—它”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的，诸如主观与客观、理性与情感、实事与价值、文化与自然等范畴都是这种对立的表现。实证主义社会学自不必言，因为其客观、冷静和科学的研究，俨然将人与社会相隔离、对峙起来，追求理性的考察和描述，将研究者视为纯粹的旁观者，与研究对象不可能有真正的语言和意义沟通。而韦伯虽然关照社会行动者的主观意向和价值关联，但他所奉行的价值中立原则又使其止步于理想类型的分析，社会成员之间、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情感沟通、思想交流等被排除在自身视野之外。

后现代社会学正是基于人与世界“我—你”关系的假设，实现了对现代社会学的理论超越。常人方法学的奠基人加芬克尔公然指责传统社会学理论的精英主义倾向和虚假性，他致力于对日常生活中例行性的平凡活动进行直接经验性的研究。他认为社会行动者不断地对自身行为进行反思，努力使其成为对自身和他人来说都是可理解的，或者说有意义的，并且在此过程中不断地在实践上创造和重塑这个世界。而且，社会学家要想能揭示社会经验的真实性，就只有效仿人类学家的切入方法，并致力于揭示行动者相互交谈时所掩盖的未曾言说、无法提及的潜在社会现实(沃特斯，2000：41-43)。

加芬克尔之后的许多社会学家都为消解主客二元思维方式、实证社会学与人文社会学的二元对立作出过很多有益的尝试。法国社会学家柯尔库夫(2000：15)阐述了埃利亚斯、吉登斯、布迪厄、戈夫曼、卢克曼及波尔坦斯基等著名社会学理论家为消除上述对立所作的努力，并以“建构主义社会理论”概括之。

吉登斯在对西方思想界各种学派的批评性总结的过程中逐渐建构起结构化理论。吉登斯反对主观与客观、行动与结构的二元分立，主张以结构二重性取代主客二元论。“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的结构性特征对于它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相对个人而言，结构并不是什么‘外在之物’：从某种特定意义上来说，结构作为记忆痕迹，具体体现在各种社会实践中，‘内在于’人的活动，不应将结构等同于制约。相反，结构总是同时具有制约性与使动性。在结构化理论看来，行动者在其生产的一刻，也就同时在社会生活日常展开的情境中被再生产出来”(吉登斯，1998：89)。可以说，吉登斯立足于生活实践，⁴从意识、行动、结构等多个层面开展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总体性的研究，而其出发点正是超越科学与人文对立的生活世界。

布迪厄更是旗帜鲜明地对主客二元叙事提出挑战。布迪厄力图克服那种将社会学要么化简为只关注物质结构的客观主义物理学；要么化简为只关注认知图示的建构主义现象学的企图，他本人采用一种能够同时包容这两种途径的生成结构主义(华康德，1998：4-5)。也就是说，社会现实是双重存在的，既在事务中，也在心智中；既在场域中，也在惯习中；既在行动者之外，又在行动者之内(布迪厄，1998：172)。在方法论的意义上，在布迪厄看来，社会学概念的真正意涵来自于各种关系，只有在关系系统中，这些概念才获得了它们的意涵，这就打破了客观主义物理学和建构主义现象学的二元分立。作为布迪厄生成结构主义与关系主义方法论基础的概念是“实践感”。“实践感”在前对象性的非设定性的层面运作，在我们设想那些客体对象之前，“实践感”将世界视为有意义的世界加以建构。这是一种实践的逻辑：一种不是逻辑的逻辑，这样才不至于过多地要求实践给出它所不能给出的逻辑，从而避免强行向实践索取某种不连贯性，或把一种牵强的连贯性强加给它(华康德，1998：22；布迪厄，2003：133)。这样，“实践感”就在主观和客观、能动与受动之间架起了一座可供沟通的桥梁。

另一位思想大师哈贝马斯更是从对理论与现实两个层面展露批判的锋芒与建设的勇气。在理论上，哈贝马斯首先批判了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和“科学的政治观”。前者认为所有知识的建构应该以自然科学的模式为典范，因为自然科学知识充分表现出其可以“客观验证”的特征；后者则认为科学知识是可以客观地解决一切政治和道德上的问题(参见杨善华，1999：171)。这一点正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所指称的含义。与很多后现代社会学家一样，哈贝马斯指出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有本质的区别，前者是由一系列的价值和意义构成的，不可能用自然科学的程序与方法去证实，因而作为社会研究者也就不可能完全以一个旁观者的客观态度进行观察和研究。此外，在对从狄尔泰到加达默尔的解释学寻求一般性或普遍性原则批判的基础上，哈贝马斯(1999)认为应当把寻求人类的彻底解放作为根本的理论目标，所以应当倡导人们根据自己的解放兴趣在理解与解释活动中开展对社会消极因素的否定，促进社会健康发展。

在现实上，哈贝马斯用“生活世界的殖民化”这一概念来描绘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态。哈氏反对科学原则和工具理性对原初生活世界的入侵，认为工具理性只是生产世界或科学世界的理性原则，在生活世界中应遵循交往理性。工具理性面对的是外在的对象世界，而交往理性展开的是主观层面的意义世界，它要求通过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和可沟通性原则达到交往行动者之间的相互理解(参见刘少杰，2002：318)。似乎可以这样说，哈贝马斯的沟通行动论既是批判、重建现实的社会学理论，又是批判、重建理论的社会学方法论。

如果我们对吉登斯、布迪厄、哈贝马斯的理论观点作一简单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当然，这种相似可能只是研究主题与方法原则上的，而不是细枝末节的论述上的)。首先，对以往理论的建设性批判与反思。主要体现在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挑战上，如吉登斯用结构的二重性取代主客二元论；布迪厄以关系主义方法论去调和客观主义物理学与建构主义现象学的对立，哈贝马斯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和传统解释学的批判，并提出“沟通行动论”，等等。其次，现代性的社会学反思。表现在吉登斯对风险、信任、时空抽离化等的论述；布迪厄对性别、权力、符号暴力的阐释以及哈贝马斯对生活世界内在殖民化的抵制。再次，实践的生存论转向。三位理论家都对实践有独到的解释，如吉登斯的“实践意识”、布迪厄的“实践感”、哈贝马斯的“言语实践”，其共同之处是打破实践的物质性维度，而将社会行动者的能动意识纳入其中。第四，重视语言的社会意义。如吉登斯对谈话与反思性的关注；布迪厄主张反思社会语言的偏失，并将语言放入实践中来理解的观点；而在哈贝马斯那里，语言更是处于交往沟通的核心地位，是达成理解与共识的基础，是交往沟通的灵魂。第五，对人生意义的关照。可以说这一点是上述四个方面的意旨所归，三位理论家对当代社会人的生存境遇予以深度关注，表现出强烈的人文关怀。这与长期植根于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与定量方法的泛滥形成鲜明对比。

更进一步说，三位理论家的核心共性可以用一句话概括之：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具体说来，反思社会学主要是对以往社会学研究中多元范式纷争的反思，其中以对实证主义社会学和人文主义社会学对立的反思为主。他们都主张打破这种二元对立，既反对实证社会学的“强结构弱行动”的范式，也反对解释学“强行动弱结构”的范式，强调从实践出发实现对事实与价值的双重关照。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对自我的反思，诚如古尔德纳(Gouldner，1970：489)所言：“反思社会学的历史使命，在我看来是使社会学家转向对他的日常生活与工作的深入洞察、丰富新的感受力，进而将社会学家的自我意识提升到一个新的历史水平”。社会学的反思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和思想原则对人类社会的重新描述、解释和预测。社会是变化不经的，变化中的社会要求社会学自我深化和超越，充实自身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而这种社会学反思的核心，在笔者看来就是对现代性的反思，而且这是最根本的反思。它不仅关系到如何认识前进中的人类社会，而且决定如何建构基于社会现实之上的社会学理论与研究方法，更进一步说是如何实现社会学理论在多元分化中的深度融合。

可以这样说，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的根本，就是对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实证主义社会学与人文主义社会学二元对立的反思。这一反思的结果就是后现代社会家的理论超越，即建构一种崭新的从日常实践和生活世界出发的、超越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后现代社会学。“后现代社会学标志着社会学进入快速而成熟的发展时期，它以自觉地反思性梳理自己的学术神经，以广阔的胸怀吸纳着其他学科之精神，以直接现实性的学术视野在真实的生活世界里揭示出人生和社会更深刻的真谛”(刘少杰，2002：81)。

四、范式整合：可能性与途径

事实上，自1970年古尔德纳出版《西方社会学危机的来临》一书以来，很多社会学家都予以了回应(Ritzer，1983；Lemert，1995；Borgatta & Cook，1998)，其中，对社会学研究范式进行系统整合的当属瑞泽尔(Ritzer，G.，又译为里茨尔——编者注)。在瑞泽尔看来，社会学是一门多重范式的学科，以往社会学的多元范式源于在不同视角与层次上分析社会，因而建立一种社会现实的连续层次便成为社会学范式整合的关键。瑞泽尔进一步提出建构社会现实层面的两个连续统，一是微观宏观连续统，依次有个人、互动、群体、组织、社会和世界体系。二是主观客观连续统，在主观一端的是现实、规范和价值观等等的社会建构；在客观的一端是行动者、行动、互动、科层结构及法律等等。介于二者之间的是包括国家、家庭、工作世界和宗教等等的各种主客观混合要素。由这两个连续统进而可以发展出四个象限，涵盖宏观主观、宏观客观、微观主观、微观客观各个层面(Ritzer，1983：439-441)。

另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科尔曼似乎抱有更大的理论雄心，他针对社会学中盛行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宏观结构功能主义，试图以理性行动原则作为社会理论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基础。科尔曼认为社会学的核心问题是解释社会系统的活动，说明人与社会作为两种独立而又相互作用的行动系统(个人行动系统和社会行动系统)怎样共存(科尔曼，1999：8)，以弥合以往社会学家在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之间形成的裂痕。正是以理性行动和系统解释原则为基础，科尔曼对行动、权利、社会选择以及法人行动等诸多问题展开了丰富的论述，对1970年代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衰落以来的社会学多元范式进行了一次“大综合”。

遗憾的是，这些努力主要还是就“范式”论“范式”，将几种范式加以糅合变成另外一种或几种范式，基本上停留在类型学的描述、拆解与重构上，而没有探讨范式纷争的深层根源及其整合基础。尽管科尔曼试图以理性选择原则作为社会学理论的基础，然而其套用数学模型分析社会现象的做法与浓厚的经济学色彩又将社会学推向极端一隅。在本质上，各种范式间的对立与交锋源于现实社会的性质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思维方式。如果仍然停留在以人与自然矛盾为主要矛盾的现代社会以及由此决定的主客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上，而无视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及人与人关系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事实，以及与此相应的主体间性之思维方式，那么，即使声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整合，也仅仅是一种对立纷争走向另一种对立纷争，而不能达至整合。

后现代社会学家向我们展示了社会学研究范式整合的现实基础：日常实践或生活世界。生活世界是原初的未分化的世界，这里不存在各种主题化、专业化的分割，不存在科学现代性与人文现代性、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与人文主义研究范式的二元对立。但是，“生活世界”毕竟是一个理论概念，具有很高的思维抽象性，如何在这一理念原则的指导下开展社会学研究仍是需要我们深入思考的课题。

那么，对这一问题的思考是否可以沿着这样一个思路进行下去，即对“社会是什么？”和“社会学是什么？”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实质是对人与社会关系的假设和社会学研究立足点的陈述，走向生活世界的后现代社会学已经给我们解答了这一个问题，即从生活世界出发或“回归生活世界”。关于“社会学是什么？”则涉及如何将社会学进行学科定位的问题。长期以来，很多社会学者将社会学简单地看成是经验学科，因而沉迷于经验资料的收集和数字信息的处理，缺乏理论概括和想象，导致社会学研究的重复性和浅薄化。事实上，单纯的经验观察、资料收集和现象描述不是社会学研究，社会学研究必须有坚实的理论基点的支持、对学术链条的梳理和丰富的理论想象，惟其如此，经验研究才能具有学术意义和理论价值。

社会学不是单纯的经验学科，对此，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有过明确的表述。孔德(2001：11-12)指出：“自从想象始终从属于观察被一致承认为任何健全科学思辨的首要基本条件以来，一种拙劣的解释常常导致滥用这一伟大的逻辑原则，使现实的科学蜕化为某种若干支离破碎事实的无谓堆砌，其主要功用是提供局部的精确性。因此，重要的是要好好领会这一点：归根结底，真正的实证精神与神秘主义、也与经验主义相去甚远”。社会学要研究经验现象之间的必然联系，但仅凭经验观察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科学，远非单凭经验观察而成，它总是趋向于尽可能避免直接探索，而代之以合理的预测，后者从各方面来说都构成实证主义精神的主要特性”(孔德，2001：12)。

既然如此，社会学就应不仅具有科学性，还要有人文性；不仅要有实证精神，还要具备意义追求；既要揭示事物的真实，也要关注人生的价值。关于这一点，费孝通先生(2003)曾指出：

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社会学的科学性，使得它可以成为一种重要的“工具”，可以“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比如预测一个社会的发展走向，调查一个群体的态度和行为，分析某个社会组织的运行机制，解决某个紧迫的社会问题等；然而，社会学的价值，还不仅仅在于这种“工具性”，今天的社会学，包括它的科学理性的精神，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人文思想”；社会学科研和教学，本身就是一个社会人文精神养成的二部分，社会学的知识，价值和理念，通过教育的渠道，成为全社会的精神财富，可以帮助社会成员更好地认识，理解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以提高修养、陶冶情操、完善人格、培养人道、理性、公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这也就是所谓“位育”教育的过程，是建设一个优质的现代社会所必不可少的。

正因为如此，我们不能忽视对文化历史、精神世界等问题的研究，费先生强调我们应重视“意会”、“将心比心”的研究方法。在他看来，“日常生活中这些‘意会’的部分，是一种文化中最常规，最平常，最平淡无奇的部分，但这正是这个地方文化中最基本，最一致，最深刻，最核心的部分，它已经如此完备，如此深人地融合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以至于人们根本无需再互相说明和解释。而从社会运行的角度来看，这种真正弥散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因素，看似很小很琐碎，实际上是一种活生生的，强大的文化力量，它是一个无形的无所不在的网，在人们生活每个细节发生作用的东西，制约着每个人每时每刻的生活，它对社会的作用，比那些貌似强大，轰轰烈烈的势力，要深入有效得多，它对一个社会的作用，经常是决定性的”(费孝通，2003)。

费先生的观点对我们具有重要的指导、警示意义。其一，认定社会学具有科学与人文双重性格是对目前较为盛行的科学与人文二元对立叙事的挑战；其二，研究方法上的“意会”“将心比心”等论述将社会学较为忽视的文化、精神层面提到前台；其三，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和探究冲击了流行的宏观结构主义话语和意识形态主导的叙事；其四，重视对传统文化宝藏的挖掘，打破了认为社会学只研究现代社会的观点；⁵最后，其隐含的意义是认同人与社会各自的相对性决定了社会学研究的相对性，因而从日常生活出发深入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才能名至实归。概言之，社会学应打破科学与人文、宏观与微观、事实与价值、历史与现实、官方意识形态与地方性知识的刚性对立，在实践中获得相对性的结论。

社会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其研究范式的整合只靠闭门修行还不够，而必须以宽阔的视角借鉴、容纳其他学科有益的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进行一种“泛科际整合”(金耀基，1999：5)。人类学、史学、心理学等学科皆可为鉴。诚如布迪厄(1998：197)所言“哪里突破学科的界限，哪里就有科学的进展”。

以马林诺夫斯基、弗思、布朗、波亚士(又译博厄斯)等为代表人物的现代人类学主张亲身体验他者的生活，去观察他者、理解他者、包容他者，在他者的世界中揭示生活的真相。这种方法反对进化论宏观历史观念的臆断，而主张沉浸在当地生活的细微情节里，把握它的内容实质，以一个移情式的理解来求知文化的本质(王铭铭，2002：35)。事实上，人类学与社会学本就没有严格的界限，如布朗就曾称自己的人类学是“比较社会学”。在如何更平和地面对生活，如何使人更平和地对待他人这一意义上，人类学可以成为社会学的良师益友。⁶

在史学中兴起的新社会史研究对以往以普遍性的、目的性的、因果律的解释原则而得出单数的、大写历史的史学研究提出质疑和批评，那么，社会学是否也应该以“史”为鉴反思以同样原则而得出的“单数的”、“大写的”社会？新社会史研究启示我们从经验和实事出发，不仅探讨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研究在“大传统”中深思的少数人，还须关注日常生活中沉默的大多数人的喜怒哀乐和鲜为人知的故事。换句话说，“地方性知识”及其对结构与变迁的建构意义必须在社会学研究中得到应有的、足够的重视与尊重。在这个意义上，新社会史更接近于一种历史社会学，这种历史社会学的视角使研究者在历史与现实、文本与解释之间寻求有效的协调。⁷

至于心理学曾一度遭到社会学的排斥，如迪尔凯姆强调社会事实的集体优先性，反对心理学的微观解释。但事实上，迪氏并非完全否认一切心理学方法和对心理现象的研究，而只是反对心理学中的个体主义还原论，并且在遵循集体性、先在性等原则的前提下将集体意识、价值观念等纳入社会学的视野，如迪氏的学生毛斯(Marcel Mauss又称马赛尔·莫斯，2003)、哈布瓦赫(2002)等人都曾吸收心理学原则并对心理现象展开研究。包括后来的符号互动论、社会交换论及常人方法学等社会学流派，到当代社会学家，如吉登斯关于实践意识、自我认同；布迪厄关于惯习、实践感等的论述都在不同侧面、不同程度上关涉对人的主观意识、心理现象的研究。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人始终是生物人、心理人与社会人的复合体，即使出于学科划分的考虑可能着重研究其中的一个方面，但却不能将人肢解成某一个单一向度的存在，无论研究社会行为，还是社会制度，心理因素都不可能被排除在外。⁸除了人类学、史学、心理学之外，其他学科，诸如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都可以成为社会学学习的对象。当然，社会学也在学习中被学习着。

与这种“泛科际整合”的视角相应，我们赞成在社会研究中引入“质的研究方法”，用于与流行的定量研究范式相辅相成。按照已有的研究成果，“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个人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况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陈向明，2000：12)。这是一种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互为主体的研究，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进行语言的沟通、经验的交流和意义的理解，在民主式的表达中进行知识与意义的建构。质的研究反对实证主义的冷眼旁观和解释主义的自以为是，摒弃社会上、学术上的和研究者自身的先见、偏见或刻板印象，在生活世界中进行知识的生产与意义的建构。

更进一步说，我们倡导社会学研究的“泛科际整合”⁹与研究范式的整合在本质上是寻求思维方式的整合。也就是说，要拒斥某种单一文化和单一思维方式对社会科学的禁锢和宰制，既克服西方文化中原子论的、分散的、碎片式的思维方式所形成的科学与社会二元对决、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又抵制消极无为、入世内敛的思想倾向，借鉴东西方文化各自的长处，奉行一种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损益与共的游戏逻辑(苏国勋，2003)。

五、结语

按照库恩(T. Kuhn，1970：175)的说法，“范式”这一概念指“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成的整体”。我们知道，库恩的范式概念最初指的是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和规范，然而社会现象要远比自然现象复杂得多，社会科学的研究范式必然趋于多元。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内部范式林立的现状虽然使社会学显得生机勃勃，但也使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显得混乱驳杂而难于以整体性的学科面貌出现。与其说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危机在于每一种理论范式都无法从整体上解释快速变化的现实(文军，2004)，不如说正因为社会学研究范式的多元驳杂、难于统一而导致能够有效解释现实的研究范式无法生成。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主张社会学研究范式的整合并不意味着否定或抛弃某一种研究范式而偏爱或独尊另一种研究范式，也不意味着试图建构一种单一纯粹的、无所不包的统一范式，而是认识到各种范式自身的合法性、局限与潜质，打破范式之间的互斥敌对的紧张局面，明确各种范式在实际研究中的应用阈限，以广阔的视野在各范式之间取舍适度、扬长避短。

我们看到，在后现代社会学家那里，社会学研究范式得到不同程度的综合，如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布迪厄的生成结构论等等，对社会现象提供了有力的解释。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人与人关系的矛盾将取代人与自然的矛盾而成为社会主要矛盾(刘少杰，2002：53)，而伴随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与东西方文化的密切交流和思维的碰撞，基于人与自然矛盾之上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将趋于缓解，加之语言学转向、修辞学转向、解释学转向等等也为这种缓解提供了思想基础和方法原则。

伴随人文现代性与科学现代性二元分裂在当代社会趋向缓和以及基于此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的转换，曾经以实证对人文、主观对客观、宏观对微观等面目出现的众多社会学研究范式也将走向“多元一体式”的整合。在社会现实与思维方式双重转向的情境之下，“无论在人际间的沟通或者社会调查里，都蕴含着对话者或研究者期望达成共识或解决相关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在这些人类活动的背后，显示了人类普遍向往着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阮新邦，2003：51)。或许，这是社会学研究方式整合的更深层的基础。吉登斯说：“社会学像以前一样仍然是一门有争议的学科”，尽管如此，反思社会学与社会学的反思仍将是社会学研究的恒久主题。

注释

1当然，这只是西方意义上的现代性的含义，我们出于与后面讨论相应而使用之。至于其他地域、国家或民族现代性及其样态的存在，我们姑且不予讨论。

2在关于社会学产生于何时、谁是社会学的创始人等问题上并非没有争议。如阿隆(2000)和迪尔凯姆(2003年)就视孟德斯鸠为社会学的重要奠基者。

3事实上，关于社会学研究范式也有多种划分，如社会事实范式、社会行为范式；实证主义范式、人文主义范式、批判主义范式；宏观研究范式、微观研究范式；系统范式、冲突范式等等(参见R.Friedrichs，1970)。

4这与马克思的实践观有所不同，马克思所指的主要是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的生产实践，在本体论的意义上，他的立足点是生产世界、科学世界，而在吉登斯那里则是生活世界。

5很明显，这与吉登斯(1998；35)认为“社会学只研究现代社会”的观点是相对立的。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指出，现代性不是社会学存在的唯一根据，不仅因为人类社会的后现代转型而产生了后现代社会学，而且还因为前现代社会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存在，社会学也有面对或植根前现代社会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形态。概言之，社会学不仅具有现代性，而且具有后现代性和前现代性(刘少杰，2005)。

6相关研究可参见阎云翔，2000；费孝通，2001；马林诺夫斯基，2002。

7相关研究可参见杨念群主编，2001；孙江主编，2004。

8相关研究可参见周晓虹，1998；潘毅，1999；郭于华，2003。

9倡导社会学研究的“泛科际整合”将遇到的一个问题是，这是否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因而将社会学代替社会科学？如果这样，那么社会学将成为一门包罗万象的学科，同时也就丧失了它的自我，最终只能导致“帝国”的崩溃。其实，这里的“泛科际整合”并非主张社会学无所不包，而是指社会学要反观自身在理论视野、方法原则与价值追求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因而需要借鉴其它学科之“长”补己之“短”。这种借鉴不是囫囵吞枣的照搬，而是有选择地消化吸收；不是试图凌驾于其它学科之上对其指手划脚，而是在自我充实的过程中增强对社会现实的解释能力和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的能力。概言之，“泛科际整合”是“整”社会学之“合”，而不是“整”社会科学之“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