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在关于下岗失业问题的研究中形成的一个思维定势是，人们所说的失业下岗往往针对的仅是国有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至多将原来集体企业的失业下岗人员包括在内。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社会中，还存在另外一个数目庞大的失业群体，这个群体至今很少受到人们的关注，他们就是在本文中我们称之为“新失业群体”的这么一批人。对于他们，我们既缺少一个经验层面上的全面描述，更没有在政策层面上对他们进行充分的讨论，至于理论层面的梳理，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本研究试图为改变这一现状做一个初步的尝试，不过，首先，我们必须阐明我们所使用的概念及意义。

一、“新失业群体”研究：概念与意义

作为一个便于操作的工作定义，本研究中所说的“新失业群体”，指的是那些在调查期内，初中、高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后处于失业状态的、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拥有城镇户籍的年轻人。这一概念本身，有两个显在的关键词。一是“新”，二是“失业”。“新”有两个内在的规定性，首先从年龄的角度出发，指的是“年轻”的意思；其次从“经历”的角度出发，把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排除在外，以与那些由国有或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构成的“老失业群体”相区别。本文中所定义的失业，指的是在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意愿的人，在调查期内不能通过合法劳动以获得相应收入的状态；出于实际操作的需要，我们假定，只要在调查期内，处于这种状态的人，而不论其以前或今后是否能够摆脱这一状态，都被我们纳入这一范畴。

虽然依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得不到关于这个群体总体规模的确切数据，但至少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一、在一些地方，“新失业群体”的绝对人数已经超过了国有或集体企业失业下岗人员的人数，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不断增长之中。以长春市为例，2004年6月的统计数字显示，该市9个区已有3个区“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人数超过“就业转失业人员”，而其他6个区中两者的差距也在逐年缩小；另有数据显示，2001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100万人，实际新增劳动力800万人；2002年我国新增劳动年龄人口1400万人，实际新增劳动力1000万人。在这些新增的劳动力中，实现就业的比率只在40－50%之间，这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人要处于“待业状态”，加入到这个“新失业群体”中去。这也就意味着，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群体将会成为我国失业群体的主要组成部分，但现在无论是政府还是社会，对他们的关注程度显然还不够。

必须说明的是，“新失业群体”是一个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概念，因为我们还不能找到一个业已存在的政府概念或学术术语与我们对“新失业群体”的界定完全吻合。当然，这一概念与当下政府话语系统中的若干概念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其中最为接近的是“新生劳动力”和“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但是，不仅后两个概念本身各不相同，且它们与“新失业群体”也并不完全相同。我们所界定的“新失业群体”应该是“城镇新成长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子集，或者换句话说，在宽泛的意义上，他们是“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中的失业人群。¹

什么是“新生劳动力”？虽然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关于这一概念的政府界定，但可以得出两个基本判断：一是这一概念主要是从年龄和就业经历这两个角度提出的，亦即必须同时满足年轻(至于这个年龄段的政府规定究竟是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和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这两个条件，而不管这一劳动力群体中的成员本身就业与否。这一点从国家对“失业人员”的界定中也可以看出来：“失业人员”包括就业转失业的人员和新生劳动力中未实现就业的人员——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了：①“新生劳动力”这个概念本身是没有对就业状态的内在规定的，而“新失业群体”则包含有这一劳动者处于失业状态的内在规定；②不管劳动者年龄有多小，如果他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后转为失业，同样应该归属于“就业转失业人员”的范畴而不属“新生劳动力”范畴(政府用“下岗失业青年”这样一个概念来指称他们)。二是在政府的话语里，“新生劳动力”在很多场合被化约为初、高中毕业后未能继续升学的年轻人。具体地说，它包括两部分人，一是城镇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二是农村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2：404)。而在“新生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户籍的限制，就构成了“城镇新成长劳动力”这一概念，同理，它在很多场合被化约为城镇未能继续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就业与否同样没有限定)。在政府的话语中，下岗失业人员、城镇新成长劳动力、农村富余劳动力三者的集合，构成了当前我国城市劳动力的总体——农村富余劳动力中的年轻人(如青年民工)和“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一起构成了“新生劳动力”这一概念的外延。

至此，我们在界定“新失业群体”时之所以把“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这一点作为一个重要的限定的缘由和逻辑也就十分清楚了：在国家的正式制度中，是否拥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乃是某一个人能否享受到现有针对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障政策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分界线；而本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使人们把目光投向这些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的“新失业群体”成员的身上，去关注这样的一个差异对他们所造成的影响及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可能造成的后果。我们并不否认这样做带有非常强烈的政策取向，甚至可以说，本研究最终所遵循的，亦是一条“从制度到制度”的路径，即先由社会保障制度的规定本身引出我们的问题和研究对象，²中间会跳出制度规定本身的束缚，去揭示研究对象的实际生活状况和内心世界，但最后仍会回到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讨论国家之所以如此这般规定的逻辑及可能出现的问题，并提出政策层面上的建议。

二、“新失业群体”生成的社会背景：一个随年龄变化的连续谱系

虽然“新失业群体”的年龄构成是一个跨度很大的存在，但他们同时也构成了一个“渐变”的谱系：谱系的一端是很快会步入30岁的“准中年人”，他们已经在社会上摸爬滚打了多年；谱系的另一端是刚刚步入合法劳动年龄的十六、七岁的青年，这既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并从中透视中国社会变迁的自然的实验场，同时也使我们能够在一种历时性的对比中洞察近三十年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的变化是如何在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身上打下了不同的烙印的。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基本结论：

(一) “文革后的孩子们”

构成今日“新失业群体”之主体的这批人，自出生以来所面对的是一个市场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转型社会，或者换句话说，“以市场为取向的全面改革”构成了他们最为重要的一个共同生活背景。如果把他们的父母称之为“文革的孩子们”的话(周雪光、侯立仁，2003)，那么，他们则可以被称为“文革后的孩子们”。虽然所谓“渐进式改革”是这场变革的主要特点，但其中部分改革所引发的社会震荡亦不容小觑。一个市场逻辑不断强化的社会带给他们的除了经济领域内的明显变化外，还带来了教育、社会福利等诸多领域在政策逻辑上的重大变革。

这些变革通过两个渠道对“新失业群体”产生影响，一是直接作用于“新失业群体”本身，比如他们被抛向市场，丧失制度性的社会福利等，这些我们将在后文论述；二是通过对“新失业群体”父母的影响对他们产生间接作用。这里想强调的是，除了考察各个不同的改革措施对今日之“新失业群体”在成长过程的各个不同时机的影响之外，还非常有必要同时考察一下各个措施对他们父母的生命历程的影响，因为后者对“新失业群体”所引发的影响可能更为直接和深远。在“新失业群体”处于青春期或幼儿期，他们的父母处于三、四十岁，正是家里的“顶梁柱”的时候，一场“打破铁饭碗”的下岗运动正开始席卷全国，几乎与此同时，“教育产业化”的口号破土而出。必须指出，无论对那些孩子还是他们的父母来说，家庭失去主要经济来源都是异常严重的变故，而其他政策的逻辑(如教育)在同一时间内的市场化，只能是“雪上加霜”——这种“多米诺骨牌效应”无论对成人还是孩子来说都是灾难性的。由此引发的最为严重的后果是，家庭陷入贫困或解体，孩子辍学或提前工作。在我们所调查到的今日成为“新失业群体”的这批人中，这样的情况不胜枚举：

“老窦，下岗后卖苦力为生，妻子原是小学教师，后来看到工厂效益好，就去了工厂，但是没想到后来厂子黄了，就失业了，现在别人家做保姆，一周才能回家一次。老窦很少说话，眼神也不灵活，邻居们说‘他啊，都累傻了’。老窦的儿子窦健，1989年出生，在上小学的时候学校给减免一些学费，勉强读完，初中在铁路中学读书，初一的第一个学期上完就再也上不起了，孩子辍学在家，玩，看电视，由于母亲不在家，孩子也没有人管。问起窦健每天的生活，老窦说‘早上八九点起床，吃完饭出去玩，就在大山上玩(其实就是一个垃圾山，也是附近民工的自留地)，家里没吃的，吃不起，就捡点菜叶子，偷人家种的茄子生吃，要不就偷点玉米烧着吃。’”

上面例举的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情况：家庭经济受损对正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孩子的影响(埃尔德，2002)。其实，其他社会事件或运动对某些个人的影响亦不能低估，这也成为我们在考察某一具体的个案时必须首先自觉意识到的。例如，各式各样的“严打”和“扫黑”对某些人来说就是非常重要的生命事件，甚至“非典”也成为某些个案生意失败、失业在家的意外因素。所有的这些意在强调，虽然导致每个个案今日处于失业状态的原因各不相同，甚至非常偶然和个人化，但都可以在社会的大环境中找到不同程度的解释变量。

(二) “生于80年代的孩子们”

构成今日“新失业群体”之主体的这批人，业已形成了一套完全不同于其父母以及兄长的“亚文化”，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发生了颠覆性变革，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之为“生于80年代的孩子们”(70年代末出生的孩子给自己的一个称谓是“少年留在80年代的70年代人”)。诚如一篇语言虽尖刻但视角绝对犀利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拒绝长大并总觉得缺钱”：

“有人说：‘没有知识就要有常识；没有常识就要多看电视。’生于80年代的一代人，伴随着电视机而长大，他们既不考虑知识，也不在乎常识。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更是为他们确保了富足的成长环境，改变了传统家庭‘儿女多饭盆少’的局面。‘兄弟姐妹’这四个字从此仅仅成了字典上的词汇；‘孔融让梨’的情感让人再也难以切肤体会。

“生于80年代的一代人有着看似特立独行的品格。他们选择职业、结交朋友都凭着个人的喜好，并且在心底里为这种独特而自豪。事实上，就业与交友都是非此即彼的选择，很难说这种画地为牢式的‘独自选择’有什么可自豪的独特之处。在他们看来，权威和领袖都与己无关；传统和稳定是可笑的‘老土’观念。于是，他们追求‘理想’——一种发端于物质世界的‘理想’。

“成长太痛苦了，蜡笔小新是他们面对环境永远的生存方式；幼稚太艰难了，网络和电视是不可放弃的信息交流的源泉。于是一切的时尚杂志与电视频道为他们营造起了一个一个的既能实现超凡脱俗的人格镜像，又能保持时尚品味与格调的梦境……他们掉进自足的温柔陷阱，一边还迷离地目视着其他代人的世界，高喊着：‘真讨厌！我的感觉好极了。’”(韩少华，2001)

虽然上述的情况并非“新失业群体”所独有，而是很多生于80年代的孩子们所共同具有的文化特征，但这些特征在“新失业群体”的身上，尤其是他们的婚姻观念、性观念、职业观念、休闲观念上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 “小太阳”和“啃老”

构成今日“新失业群体”之主体的，绝大部分是“独生子女”，这不仅意味着他们的童年可能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小太阳”，而且意味着今天及今后他们要面对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环境。其中有两点需要特别予以重视。

1. 童年期养尊处优倍受娇惯，青年期负面效应开始显现

“小太阳”的地位虽然给他们的童年带来了许多得天独厚的条件，但是父母的一味娇惯在孩子步入劳动年龄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不容低估。比较典型的一种情况是，许多人在工作中缺乏基本的劳动技能、经验以及吃苦耐劳的精神：

“去年底，我在x花园当保安，干了四天就没干了。每个班6个小时，冬天太冷了，受不了。12月我在浴池干了半个月，不好干，无论是环境还是氛围都不适应，强挺了半个月，连工资都没拿，我就没干了。紧接着别人介绍我去一个超市卖肉。第一天卖肉吧，一个老太太要绞陷，绞陷要剁皮，我不知道，就把皮一起给绞了，后来老太太找事，吵吵起来。事情过去了之后，师傅倒也没说我什么，但怎么着事情也是因我而起的，心里也不舒服。后来的几天我本来以为自己能熟练，结果接二连三的出岔子，不会割，不会卖，始终学不好，后来就不卖了。后来我亲戚给我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在药店当库管员。每个月能有900多。干了两个半月。不过当库管员责任太大，公司总出岔子，担不了这个责任，好多老的库管员都不干了，我也就不干了。再加上在那里搬货实在太累了，累的手都抬不起来，累都没什么，就是责任担不起。我什么都干够了，我好像做什么都不合适，不干了之后就一直在家待到现在。”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除了技能培训不够等因素外，其童年时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这一点，在他母亲的表述中表现得更为直接：

“这孩子不咋做家务，小时候不让他做，都挺大了，西瓜籽都不会吐。瓜子也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饭也不会做，袜子都不会洗，从小什么都没让他做过。总之别人干得下来(的事)，他就干不下来。”

必须引起注意的是，这很可能成为诱导青少年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吉林省女子监狱社教科科长对年轻女犯犯罪原因的分析就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我们的这一观点：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娇生惯养出来的，都是父母供着的，想要什么想穿什么，说一句，父母就递到手上了。等到有一天父母供不上了，拿不出钱了，自己啥也不会呀，不知道从哪里拿钱，那怎么办？年轻人聚在一起，也成天寻思这些，没有钱怎么办？年轻人聚在一起，血气方刚，就干点什么偷啊、抢啊的。就这么走上犯罪的路。你说她们本质有多坏吧，也不是。都是不知道该怎么正当地赚钱，再加上以前不好好念书，不知道该怎么办，就走上了这条道路。她们的通病都是拈轻怕重，懒。让她干这个不干，那个也不干。我们也是要改变她们那种懒的毛病。不过有些人也改不过来。进来的时候啥都不会，出去的时候还是啥都不会。她还是不知道通过自己的劳动来赚钱，出去以后还是重操旧业。”

需要说明的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独生子女”存有任何偏见。事实上，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在社会化发展上不存在显著差别(但“懒惰”是独生子女青少年在性格及行为特征方面明显不及非独生子女的弱点)，被目前一些研究所描绘的大多数“属于独生子女的”特征、现象和问题，实际上是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与中国社会巨大变革一起成长的新一代城市青少年的整体特征、普遍现象和共同问题(风笑天，2000)。这也正是我们要花这么多笔墨在这一章里讨论一个“与他们共同成长的中国社会”的演变历程的原因所在。

2. “反哺”能力不足，“啃老”现象普遍

一般认为，独生子女成家立业后将要面对的是一个“421”的家庭结构，即两个年轻夫妻要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同时还需要养育至少一个子女。但在我们的调查中发现，具体到“新失业群体”，这样的情况似乎并不多见。更为常见的几种情况是：(1)子女需要依靠父母的收入生活，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住在父母的房子里，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啃老”；(2)不依靠父母收入生活的，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和父母分居，自己出去与异性或同性合租；(3)很多进入结婚年龄甚至晚婚年龄的青年会选择同居或不同居的性伴侣，但并不选择婚姻和子女。我们将在后面涉及“新失业群体”本人对他们之所以如此的自我解释，在这里，针对第一种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啃老”现象在父母退休，子女处于中年阶段的家庭中更为常见，对于我们所调查的“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他们的父母还没有达到可以领取退休金这样一个年龄段，更常见的一种情况是，父母在为生计而奔波操劳(他们事实上就是所谓的“4050群体”)，孩子在工作上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并向家长索要“零花钱”。从这里我们除了可以看到两代人不同的生命历程在这样一个转型社会中发生了怎样的一个戏剧性的“错位”之外，还可以联想到一个问题，在这些父母步入老年，没有退休金的情况下，他们的家庭会朝什么方向发展？他们的孩子——也就是“新失业群体”——会“回过头来”承担养老的义务吗？

至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新失业群体”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独特群体。他们与1980年代初所出现的“待业青年”现象的相同点，仅仅限于出现了一大批处于失业状态的年轻人这一表面现象上。因为今天我们所讨论的“新失业群体”与当初的“待业青年”已经不是同一类的群体，因为“新失业群体”与当初的“待业青年”的家庭环境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业已发生的重大变迁，使得我们已不能再采用当时的办法来解决青年人的失业问题。这些都成为我们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将要探讨的制度设计的重要背景。

三、“新失业群体”的“工作生活”：自身的体验和观察者的解释

上一部分的分析提示我们，近三十年来经济、文化和家庭领域的重大变革，塑造了一个与过去的“失业青年”或“社会闲散人员”有着完全不同的行动逻辑的“新失业群体”。我们可以把这些变革看作他们今日处于失业状态的社会结构性因素，这些因素与他们生命周期中的各个不同重要时机(timing)相关联，从而构成了影响他们整个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或社会背景。然而，真正要使这些社会结构性因素发挥作用，还必须有一个“新失业群体”自身对这些因素进行感知和体验，并把它们内化为自身行动的“惯习”的复杂过程。所以下面我们就需要直面他们的内心世界，考察上述的结构性因素是怎样显现在个人的感知之中的。我们粗略地将他们的日常生活划分为“工作生活”和“非工作生活”两类，前者关涉的是与工作、就业、失业、收入有关的部分，后者则关注除此之外的其他领域。

在想象中，对“新失业群体”而言，“失业”似乎应是他们一个最为重要的共同“经历”或“体验”。然而在实际调查中我们却发现，与属于他们父辈的“老失业群体”能够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在工厂或单位的工作经历及情绪激动地描述自己下岗失业后的心路历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除非反复追问，“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被访者对他们的求职或工作经历的回忆要么轻描淡写，要么认为并无任何刻骨铭心之处可言，甚至“失业”一词用在他们身上他们都会觉得并不合适(“我都没有就业过，我失什么业啊？”)。之所以这样，除了他们对就业失业的理解与我们的定义有所不同、年纪尚轻阅历有限等因素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工作生活”有着与“老失业群体”完全不同的特征。其中有两点尤其重要：

(一) 就业与失业之间的转换频繁而又脆弱——“准失业”状态

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新失业群体”，尽管在调查期内处于失业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此之前没有工作，³更不意味着他今后也将处于这一状态，对他们而言，“今天工作，明天失业，后天又工作了”这一表述可能最为贴切地描绘出了他们的“劳动状态”：

“初中毕业以后有三年时间吧，断断续续地打零工。在深圳呆了一年，在朋友的一个旅店里当领班，后来那饭店兑出去了，我喜欢深圳但是能力又不行，在那地方挣700跟在家是一样的，在外面还操心，就回来了。呆了一段时间，就去我姨那学车，学了一个多月，能上道了，考了票子。后来给人家开车拉液化气罐，后来不干了，太累。后来呆着，然后又换……反正这个刚有点眉目就不干了，干腻了，就换下一个。这样换来换去有六、七个吧。”

过去我们描绘某个个体的劳动状态时，要么是失业，要么是就业，但通过对“新失业群体”的研究我们发现，在就业与失业的“二分法”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另一种我们在这里命名为“准失业”的状态。“准失业”意在强调被访者在就业失业转换上的频繁脆弱以及由此造成的其本人对自身劳动状态的模糊认知(例如一个被访者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失业还是就业)。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挖掘的新领域。

对“新失业群体”而言，他们之所以会轻易地放弃一份工作的最重要的主观原因，在于他们认为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不挣钱”，而他们之所以能这样的客观条件之一在于，他们一般从事的工作进入和退出的“门槛”比较低。以我们在长春市所调查的个案为例，大多数被访者的月收入是300—400元，而他们对自己收入的期待一般是每月1000—2000元，这样才够花销，否则觉得“缺钱”。

“我是初中毕业，毕业以后在饭店打过工，但是不太好干，一个是饭店人杂，再一个就是万一赶上顾客脾气不好，还得看人家脸色，我就不干了。后来到一家私人的卫生纸厂子干活，一共也就20多人，也没签合同，当初说能挣多一点，到时候就变样了，找各种借口就不给开那么多。但是，咱们打工不就是为了挣钱嘛，一个月三百块钱太少了，就不干了呗。”

其实，在一部分“新失业群体”的内心世界中，出去找份工作，更多的可能不是出于“养家糊口”这样的生存目的，而是出于舆论的压力，或者仅仅是为了摆脱无聊的生活，或者兼而有之——否则的话，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为了生存的人会那么轻易地放弃工作的机会——一旦工作出现不如意的时候，年轻人独特的个性，亦使得他们不能够“忍受”工作场所中的挫折和摩擦：就很容易地会选择放弃：

“我不喜欢工作。因为工作挣得太少。要是干我也自己干，我不给别人打工，现在在外边给人打工挺不容易的，人家一不高兴还得说你，一个月就一千块钱，我觉得为了这一千块钱不值得这样。我以前也干过，我在黑水路、南湖那边干过床子，卖点女孩用的东西，头卡什么的，一天最多能挣50元。后来不干了，太累。我就这么在家呆着有一年多了。”

而对他们而言，失业期间的生活似乎可以用“闲适”来形容，年轻是他们最大的“资本”，以至于他们可以慷慨地“消费”自己的青春年华：

“昨天9点起床，吃饭。然后看电视，看的体育频道，看了一场球赛。这不就中午了吗？中午吃午饭，再看看电视，看看电视剧，胡乱看看。下午2：00—3：00去大坝溜达溜达，看看那里的老头老太太放风筝，挺有意思的。3点回来了就看看电视，看看体育节目，综艺节目。就到晚上该吃饭了。吃完饭看看电视，到了9点就睡觉了。每天都差不多。”

这样，“新失业群体”与“老失业群体”对待“失业”之所以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反应的原因也应该非常清楚了。对“老失业群体”而言，工作与下岗失业是两个有着巨大反差的不同体验，这种反差不仅是经济上的受损，更是一种尊严感的丧失，在“诉苦”文化的影响下，他们更善于表达诸如“自己损失了什么”这样的话题，⁴而“新失业群体”并没有这样的体验，对他们而言，一方面，就业与失业之间的转换实在是太频繁了，再加之他们还没有真正体会到生活的压力，或者说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生存，所以对“失业”的心态比较平和；另一方面，他们对工作的理解和认识较之他们的父辈已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们不仅能够接受临时性的劳动关系，而且自身对一份工作的期许也比较灵活：

“现在的我们，和父母那一辈绝对是不一样了。谁找工作还指望能在那个单位干一辈子啊?大家都是看如果能有更好的，就换呗！除非是你太热爱这个工作了，愿意干一辈子。”

(二) 尽管处于失业状态，但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收入

“新失业群体”中最“老实本分”的“好孩子”的典型类型是：他或她“待在家里”，日出游戏，日落归家，除非需要特别的消费，他们的每日花销并不多。父母是他们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但是，那些不再和父母居住在一起的“新失业群体”们(比如出去租房子同居的)，他们的收入从何而来？诸如房租、伙食、水电这样的日常生活必须支出，他们是如何应对的？

首先，不否认会有这样的现象存在：虽然不和父母一起居住，但仍然向父母索要“零花钱”，“逃离”原有家庭的原因仅仅在于“图热闹”、“省心烦”、“混社会”或者“求刺激”。一个被访者这样解释租他家房子的两对同居青年，这两对青年共同生活在一个屋子里：

“他们都是和我一起长大的，因为热闹就搬到这里来了，因为他们都有女朋友了嘛，跟父母住家里也不方便，舌头哪有不碰牙的，所以就住我这了。我也就是象征性的收点房租而已，平时我们总在一起的。”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这样，对他们来说，父母已经无力支付他们长期的索要和逐渐增加的消费。对大部分“新失业群体”而言，我们也基本上可以排除他们通过以前的工作而存有积蓄的可能：

“(工作的时候)每个月一千多元够花吗？”

“这玩意没啥够的，一千不够，一万也不够哇。”女友接过话茬说：“还不好意思说呢，平时打麻将输点，自己再买点衣服裤子啥的，都花了。”

于是，一种“依附”关系进入我们的视野。这种关系的典型表现就是“全职同居女友”或“全职老婆”：

“我结婚两年了，老公是个出租车司机。工资不稳定，有时候一千，有时候不到，说不准。我现在没有收入，主要就是靠他。我们挣的钱也不攒，都花了！挣的多多花，挣的少少花……平时，白天他下班回来我就跟他在家待着，他挣钱都交给我，我管柴米油盐什么的……我就想做全职太太！也没想过生孩子的事。”

由此引发的一个新问题是，这些“全职同居女友”或“全职老婆”⁵的“另一半”如果恰恰也是“新失业群体”，他们又是从哪里获得收入的呢？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同居和逍遥不可兼得”，他的“失业”只能被视为一种短暂的休息或者奔向下一份工作的过渡。除了合法的工作之外，“涉黑”或者“涉灰”成为一些人的主要收入来源：

“你没有收入，怎么生活？”

“哎，我说没有收入，不是说一分钱没有，要是那样，天天喝西北风啊。只是不稳定罢了。今天这挣点，明天那挣点。有时候一个月没收入，有时候一下能挣2000多，那就出去潇洒一下。比如说昨天上午，我就替我老大的老婆给检察院送去了10万，看看能不能再少整几年。那我能不从中得点吗？明天我还得去趟哈尔滨，替哥们‘摆事’。砍人也能挣钱，只是长春的价位太低，不如北京。哎，对了，你以后要是想砍谁，就来找我，你出钱，要砍谁，砍到什么程度，或者是只摆摆队型，吓唬吓唬他，都给你弄得服服帖帖的。”

甚至还可以更玄：

“我们的适应能力特别强，你随便把我扔在哪，我都能生活下去。就比如现在，我们同时出去，10分钟后回来，我就能拿一、两千回来，你却两手空空。我不偷不抢，这就是能力。”

可惜的是，我们实在是没有足够的想象力来重构他们在社会的缝隙中抠钱的详细过程。不过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新失业群体”在失业时获得收入的三种类型——尽管是一种不完全的归纳——“啃老”、“依附”或“半依附”、“黑色”或“灰色”收入。但是，他们的消费水平和这些收入类型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对应关系，而是与他们的收入水平和消费心理密切相关：“啃老”的人可能只能维持简单消费，也有可能过得很“浪费”；“全职女友”一方面会为柴米油盐犯愁，一方面可能也不排斥适当的奢侈；有“黑色”或“灰色”收入的人的消费则和他们的收入一样是个“黑箱”。我们现在还无法在收入和消费之间进行一种列联表式的分析，不过有一点是可以确认的：作为年轻人，他们基本上是没有储蓄的一代。收入的绝大部分都被用于消费(生存或生活)，这对未来的社会保障来说无疑是一个危险的信号。

最后，关于“新失业群体”的工作生活，我们形成的一个预测性判断是，如果说造成某个具体的个人处于失业状态的原因目前还可以更多地从“个体主观性因素”中去进行归因的话，那么随着他们步入中年，造成他们失业的结构性因素将表现得越来越明显。这一总判断建立在两个分判断的基础之上：第一，19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业已成为一个与1980年代截然不同的社会，一个断裂的社会正在生成，它的特征之一就是一个社会地位再生产的逻辑已经开始显现(孙立平，2003a)。只有掌握尽可能多的资本才能在社会结构中占据较优的位置，而“新失业群体”中的大部分人，恰恰是资本数量和结构最差的人，他们既没有充足的资金积累，创业无望(经济资本)；又没有多少可利用的关系网，投靠无门(社会资本)，更没有掌握市场所需要的专业技术或学历(文化资本)，他们只能选择底层社会所提供的就业岗位。第二，即使是获取这些岗位的当下优势(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年轻)他们也会逐渐消失，他们大多数人从事的是第三产业中带有“吃青春饭”色彩的职业——甚至简单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都不是他们就业的主流——随着年龄的增长，新的职业机会将越来越不会提供给他们，旧的职业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可以便捷地进入退出，他们的生存空间将逐渐压缩，他们的生存环境将更加恶劣。

四、“新失业群体”的“非工作生活”

我们选择三个角度来讨论“新失业群体”的“非工作生活”。

(一) 社会地位与流动：未来中国底层社会的主体

从客观的指标来看，如果我们说“新失业群体”属于社会的底层，并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而且无论他们处于就业还是失业状态，无论他们是有收入还是没收入，他们都是挣扎或游走在社会底层的一批人，他们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也始终脱离不了底层社会的生活旋律。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述的那样，囿于自身所掌握的各类资本的欠缺，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趋势，他们脱离这个底层社会向上流动的愿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将越来越不可能，他们将成为未来中国底层社会的主角。

这里我们想在客观的指标之外，强调“新失业群体”本人对他们这种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感知和体验。历史告诉我们，即使在一个社会各群体经济地位或社会福利相差较大的社会中，人们仍然可能获得一种心理上的“平等感”；但在今天的社会中，“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自觉地”把自己归入社会底层，脆弱的生活链条和疲惫的心理感受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一个极端的说法是：

“我跟你们(调查者)的差距太大了，这都说不出来。你们吧是鸟儿在飞，我们吧就是那沟里的苍蝇，谁都烦我们，烦就烦呗，那能怎么的？这世界谁能把谁怎么样了？我只能管自己，我还能管别人怎么想？苍蝇就苍蝇，我就想当苍蝇。”

在这样的自我认知之外，“剥削感”和“压迫感”是普遍存在的。“新失业群体”的“剥削感”与属于他们父辈的“老失业群体”的“剥夺感”不同，不是基于失业前后地位的差距而更多地是来自于“工作生活”中的遭遇和经历，比如很多被访者所提到的在工厂劳作时企业主的“剥削”与“欺诈”；而“压迫感”则来自于“非工作生活”中的经历：

“我恨这个社会！我觉得这个社会不应该再压制着我们。”

“社会怎么压制着你们了呢？”

“(长时间沉默)其实我一直想做个商人，但你现在什么都没有。做什么都有前科(该被访者曾有劳改的经历)，都受限制。我的想法其实挺大的，但我现在只能做对我有利益的事情……他们上层玩的是脑子，我们玩的是身体。我是想变好的。”

以这里个案为引子，我们把关注点转到他们对社会流动的认知上来。作为年轻人，向上流动作为一个“梦”并没有完全消失，但现实生活中的经历和诸多结构性的限制又常常让他们感到这是个“白日梦”。有的人选择了无奈地面对生活，有的人则寄希望于“一夜暴富”式的博彩。在这当中，一个特别值得指出的现象是，尽管年纪轻轻，但更多的“新失业群体”已经不再去“想”向上流动的问题，他们不奢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诸如企业家、白领那样的“成功人士”，对他们来说，更重要的是如何维持一个“正常人的基本需求”。这甚至已经体现在他们对自己子女的期望上：

“孩子现在是她奶管。现在上小学。不听话，很不听话。不听话的时候就打。现在打也打不听。那也就没办法。她要愿意念书就让她念。卖血也让她念。要是不愿意念书，就不让她念了，她不是那块料也念不好。女孩吧，以后嫁个有钱人就得了。有文凭当然好，没有文凭的也能嫁个好人，是不是？”

这样的一个心态无论对于未来社会保障制度微观上的设计，还是未来中国社会宏观上的结构演变，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窥见一个制度化的社会分层机制是如何在个体的心理层面产生影响，从而内化为个体的心理认同的。其实这样的一个过程早在“新失业群体”还处于学生时代的时候就已经萌芽，比如各类所谓重点中学、重点大学、“快慢班”、“实验班”这样的层级划分就已经预设了他们的“分层意识”与“可能生活”(“上重点高中就是为了上大学，不上重点高中就是为了赶紧找个工作”)，我们现在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在制度和心理两个层面来改善我们的分层和流动机制，使我们的社会更好地运转起来。

(二) 社会关系与“圈子”：一个碎片化的脆弱网络

如果像我们在前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新失业群体”在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政治资本上都处于明显的劣势，那么他们究竟能够依靠谁？又是从哪里获得支持的呢？如果“新失业群体”如我们所描述的那样感受到“剥削”和“压迫”的存在，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反抗呢？……这些问题都可以从他们的社会“圈子”中找到部分的答案。

关于“新失业群体”，人们的一个常见的想象是，他们可以通过血缘关系获得帮助。但事实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他们很少从这种关系中获得实质性的帮助(换句话说，如果能获得帮助，他们可能也就不会失业了)，这既有客观上的限制(“大家都是穷亲戚”)，也有主观上的排斥(“不愿意到亲戚的店里干活，很多东西说不清，还不如给别人打工来得爽快。”)——后者体现了我们这个社会日益冷淡的血缘关系和日益强化的利益关系。

既然血缘关系已经淡薄，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就会相应上升，甚至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社会支持网。每个“新失业群体”都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圈子”，这些“圈子”的特征各不相同。但下列三个共性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

1、他们的“圈子”在社会地位、生活经历、生活方式上具有较强的同质性，且这种社会关系中的身份复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

“你既然想变好，为什么还和胖子这种(自称败类的)人来往呢？”

“(短暂的沉默)你和别人交往，除了看别人是什么样的人，还得看看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是吧？！我自己就这X样，还能和什么样的人交往呢？我去找人家，人家能甩(东北方言，理睬的意思)我吗？胖子说我们是社会的‘败类’，他也许是，可我不是。但我只能和这种人混在一起。

2、“圈子”中的社会关系又可继续分为“核心”和“非核心”两类。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相互进入“核心”，更多的则是一种类似于“浮萍”的关系。

“你们平日里是不是经常粘在一起？”

“我们平时都各忙各的，有事的时候才聚在一起。其实你说我们这种人吧，朋友一大堆，走在马路上随便遇上一个人都认识，但大家都是点头之交。真正的知心朋友没几个，特别是有的人，表面上和你笑着说话，背后可能还会捅你一刀，这种人最阴险。”

3、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一种普遍的不信任，这一点既影响了他们行动模式的选择，也对诸如婚姻、求职、经商这样的经历产生重大影响。

“在这个社会上混，靠的就是朋友多。但不是说所有的朋友都靠得住。真正你有难的时候，没有几个能待在身边。连亲戚，老婆都不能信。真正信得过的只有这些比较好的朋友。其他的人跟我说话，我都要在头脑中考虑一下，过一下滤，想象它是不是骗我的……其他朋友说多了都是假的，只有在金钱上能流动的才是真的。”

于是，一种碎片化的社会关系网络进入了我们的视野。这个网络不是一个建立在充分整合基础上的共同体，而是每个人以个体的形式面对每个人的松散结合，它脆弱到有时候甚至只能以金钱来维持。“新失业群体”从这个网络当中获得的，可能是满足日常情感诉求的对象，可能是维持日常生存需求的信息，甚至还会有最朴素的社会援助，但他们不会从中形成集体反抗的力量，至多只能是一种“弱者的武器”式的零星应对。

(三) 情感价值与家庭预期：及时行乐与社会责任之间的模糊边界

婚姻是人类社会非常重要的一项制度设计，通过婚姻，新的家庭得以诞生，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在中国，“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仍然是整个社会对青年男女的人生轨迹的最为基本和不容质疑的要求。“新失业群体”中的许多数人已经进入“谈婚论嫁”的年龄，然而，我们的调查发现，与整个社会对他们的期许不同，大多数“新失业群体”在泛婚姻问题上的现状是：同居的多，结婚的少。

“准备时候结婚啊？”

“这事嘛，怎么说呢，现在同居其实也很正常是吧，至于结婚嘛，至少得等到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行，还得找个真正值得托付一生的人。我和他生活了两年，感觉还是有很多不适合的地方。不过也说不定哪天头脑一热，就嫁给他了(笑)。我们还年轻，还没到安定的时候。”

这一现象与媒体所报道的所谓白领阶层中的“单身族”、“丁克族”有着根本的不同，后者选择单身的原因主要是价值层面的“叛逆”、事业上的追求或者生活圈子的狭小，而“新失业群体”之所以不结婚，首先还是因为经济层面的因素。通俗地说，作为一种制度设计的婚姻，已经不单纯是两个人的感情问题，而是一件牵涉到家族利益、经济利益的群体事件；虽然最后的结果可能仍然是“门当户对”式的社会地位的再生产，但许多家庭依然希望在这一过程中谋求利益的最大化——尤其是女方，表现得更为明显，这些都无疑增加了结婚的“成本”。

然而“结不起婚”仅仅是“新失业群体”不结婚的一个客观原因，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结婚”，“不想结婚”的原因很多，有的是逃避社会责任，有的是图个潇洒自由，还有的，则对现代婚姻抱有深深的“恐惧”：

“现在我也不相信什么爱情了，婚姻了……我不是不想结，结婚没有意思啊。结婚能有什么意思？两个人就能白头到老吗？我以前有个女朋友，她跟了我8年，后来还是跟别人跑了。结婚能有什么意思。你有钱的时候能跟你在一起，没钱的时候就没有了。”

但是，婚姻可以抵制，性的需要却不能抗拒。于是，同居，成了正当青壮年的他们的“最优选择”——婚姻，可能真的是他们没有认真去考虑过的一件事情：

“我们也没想过结婚，你说啥都没有结啥婚呢！我们俩在一起也不讨论这个问题，结婚的事放到27岁以后再说。我们俩都比较现实，实打实的，该咋地就咋地，别玩虚的，扯那个没用。”

客观地说，仅仅从生活方式来看，“同居”同“婚姻”并无太大的区别——都必须有人承担最起码的日常生活的支出；而我们也不排除有人通过同居最终走向婚姻的可能。所以选择同居的青年，往往也是选择了一种增加自身社会责任的方式，他们当中必须得有一个人有收入来源；他们逃避的，可能仅仅是社会和家庭附加给婚姻的沉重负担。完全逃避社会责任的方式就是只进行婚前性行为。必须指出的一点是，对有的男性被访者来说，性交易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最为“正常”的组成部分之一。请注意，诸如明目张胆的去“嫖娼”和洗浴桑拿这样的“涉性的行为”，不仅是为了满足他们的生理冲动和排遣无聊的生活，而且也成为他们进行“公共交际”和“人情往来”的重要场所和主要方式之一。而对有的年轻女性来说，涉足“性产业”成了她们最主要的经济来源。⁶

当然，不是所有的“新失业群体”都是这样的。在我们的调查中，也有很多年轻的夫妻。常见的一种模式是，男的在外挣钱养家，女的在家做家务或带孩子，即所谓的“全职妈妈”或“全职太太”。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她们已经不在我们所界定的“新失业群体”的范畴之内，但通过对她们的访谈可以得知，这种所谓的“男女分工”其实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一种出于维持基本家庭生活而被迫采取的策略或选择——完全可以想见，对于一个为生计奔波的男性而言，妻子如果也出去工作，家庭可能就会“名存实亡”或者解体。对这样一种家庭分工和结构会对夫妻双方的生命历程，乃至整个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两点是，第一，对有孩子的家庭而言，孩子已经成为这些父母生命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对孩子的关注甚至超过自己，可目前的各种制度性因素对贫困家庭的孩子的成长并不有利，如何制定出“面向下一代的政策”成为当前一个紧迫的问题。第二，对这些家庭而言，即使夫妻中的一方有收入，但他们的经济状况仍然脆弱，必需消费品的价格上涨可能会成为压垮这些收入仅够维持日常开支的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五、“新失业群体”的未来：面向下一代的发展

作为对上文的一个简单小结，我们发现，无论在“工作生活”中，还是在“非工作生活”里，“新失业群体”面对的都是一个其他失业群体不曾面对的“制度真空”的环境。他们不像“老失业群体”那样有着一整套的关于劳动和社会保障的制度和机构(如单位、社会保险机构等)作为支撑，也不像1980年代初的失业青年那样可以通过诸如顶替、招工等制度设计重新就业。这种“制度真空”是一个在学校到市场的转折点上发生的“制度抽离”的后果：如果说在学校时他们还可以在一个教育制度的框架内寻求支持的话，那么一旦步入社会、进入市场，他们就不得不以零碎的个体形式面对市场和社会、完全通过自身及家庭的“神通”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就需要我们去反思国家的制度设计及其实际运行。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讨论国家针对“新失业群体”的制度设计，很大程度上是在讨论国家针对“新生劳动力”，尤其是“城镇新增劳动力”的制度设计。其实，政府已经认识到了“新生劳动力”这一问题的存在，并将其界定为现阶段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的三大表现之一，但他们的就业问题与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相比，显然处于一个次要的位置。之所以如此，在我们看来，乃是建立在下列三项基本假设的基础上的：

第一，我国的就业矛盾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重点。1980年代初的重点是大量回城知青和城镇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这一问题业已通过“广开门路，搞活经济”，尤其是大力兴办集体企业的形式得到相应的解决。进入1990年代以后，就业转失业的问题开始显现，就业压力开始集中到一批长期失业者的身上，同时，国有企业富余人员的问题也相对突出。目前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主要针对的就是这个群体。至于“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则相对显得不那么紧迫。

第二，与“新生劳动力”相比，就业转失业人员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其中“4050人员”属于“大龄困难就业对象”，因此有关方面为其提供更为特殊的照顾。一位受访的基层官员的观点即很有代表性：

“从国家角度来讲，新成长这批人远不及就业转失业这些人严重，就业转失业的人一方面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可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但是新成长劳动力往往在家庭中只是一个附属作用，他们还有家庭保障，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比不上就业转失业那批人大，所以国家的重点自然要放在就业转失业的人员身上，毕竟他们背后牵扯的是一个家庭……另外，初高中甚至大学生的素质肯定要比老的失业人员强。只要你不挑不拣，找个工作还是不成问题的。现在国家还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比较多，就业吸纳能力比较强，尤其对于这些初高中毕业生来说。”

另外，在政府看来，将政策的重点放在就业转失业人员上，也是延续“三条保障线”政策的需要。总之，政府对“老、中、青”三代人的政策，用最简洁的话概括，就是“保老、扶中、促青”。

第三，“新生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可以通过教育和市场两个场域来解决(至少是缓解)，所以国家也就将“新生劳动力”就业政策的重点，放在了教育和市场两个环节上。前者表现在国家关于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实行劳动预备制度的政策上(大学扩招其实也应该包括进来)，后者则表现在针对“新生劳动力”的就业，政府基本上采取鼓励自谋职业和自主创业的措施上，其实质，就是把他们抛向市场。

我们当然不是要对上述的三点假设进行全盘的质疑，相反，我们认为前面所涉及的政府关于当前就业矛盾和特征的分析是准确的，主要的政策方针是必要和正确的。然而，现在的问题是，不仅上述的假设在多大程度能够成立本身就需要反思和质疑，而且新的情况正在或将要发生，所以在一些重要的细节问题上，似乎还有进一步推敲和研究的必要。

首先，我们所定义的“新失业群体”，或政府所定义的“城镇新增劳动力”，是否真的在就业市场上占据优势？至少从我们有限的个案显示，他们的优势并不明显，甚至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例如，国家对“老失业群体”的再就业有着种种的政策倾斜和优惠措施，如减免税费、小额贷款等，而这些政策和优惠“新失业群体”统统不能享受(而与“新失业群体”无论在年龄、生活境遇等都相差不大的“下岗失业青年”却可以凭借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享受这些政策优惠)。再比如，现在市场上更多的就业岗位属于技术工人，尤其是熟练技术工人更受青睐，而“新失业群体”往往缺乏相应的专业劳动技能和劳动经验，他们只能选择门槛较低同时也是劳动力市场最不规范的“第三产业”就业，不仅就业的环境最为脆弱，而且基本没有任何的保障。这一状况随着他们年龄的增大会更加恶化，他们在未来的就业市场上明显处于劣势。

其次，他们的就业问题在多大程度上能像政府所设计的那样通过教育和市场两个场域来解决值得质疑。现在的一个现实是，劳动预备制度在实践中的运行其实已经破产。而“市场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也遭遇到了困境。将“新失业群体”完全推向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他们就业或失业与否，必然导致的一个后果就是强者越强，弱者越弱，显然，这时就需要一个公共机构来发挥调节和平衡作用。可在“市场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目前针对“新失业群体”不仅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负责，而且对劳动力市场的监管力度也不够，更没有专门的政策法规。

最后，更重要的是，一些新的情况正在或将要发生。(1)中国未来失业人员的主体或结构将发生重要变化。随着“老失业群体”的年龄逐渐增大和退出劳动力队伍，我国的失业人口将由现在的以“就业转失业人员”为主，转为以现在的“新成长劳动力”为主。这不仅涉及到一个政策的衔接问题，更有可能引发社会保障制度的重大变革。(2)“城镇新增劳动力”在数量不断增加的同时，在年龄上也即将步入生命周期中最重要的阶段，如结婚、生子、父母衰老甚至过世，他们的负担会更加沉重。在七、八年前甚至十几年前，当这个群体最初的成员刚刚跨入“待业人员”行列的时候，许多人只有十五六岁或十七八岁。对于他们来说，家里并不特别指望他们的收入，父母的收入大体可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啃老”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对于他们来说，真正的生活才刚刚开始，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对具体制度设计的讨论并非本研究的目的，也非本文的篇幅所能涵盖。作为针对“新失业群体”的宏大研究的第一步，本研究想强调的是，“新失业群体”的未来保障模式的设计与选择，不仅仅是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问题。本研究通过对“新失业群体”日常生活状况、家庭状况、行为模式及内心世界的揭示所试图证明的是，不仅那些诸如“国家不管市场管，市场不管家庭管”、“新成长劳动力的就业是他们自己的观念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新失业群体对社会稳定关系不大”的观念是错误和危险的，而且目前整个国家的制度设计中对“新失业群体”的漠视态度，或者说囿于智慧匮乏而采取的“逃避”策略，都是掩耳盗铃式的消极应对。为此，在整个社会发展战略的考虑上，应更加强调“面向下一代的发展”，切实改善下一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孙立平，2003b)。现有的模式是把所有资源优势全部向“老失业群体”，尤其是向年龄偏大的困难群体倾斜，而“新失业群体”却面对一种“制度真空”的尴尬。可如果摆在人们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他们自己勉强获得一种非正式的再就业机会，而他们的孩子处于失业状态；另一种是他们仍然处于失业状态，但他们的孩子有就业机会。人们会做什么样的选择，应当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强调一种面向下一代的发展战略，就是要强调将“眼前的紧迫性问题”放在适当的位置，立足长远，形成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以及造就下一代的适应和发展能力。

注释：

1  这一说法只能作宽泛意义上的、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解。例如，在严格意义上，“城镇新成长劳动力”还包括那些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的大学毕业生。部分地出于制度讨论上的便利(大学毕业生属于人事部门管)，部分地考虑到这一概念在实际中的界定方式(这点我们将在后文谈论)，更重要的，是考虑到共同的知识背景导致的相近的自我认同、社会期待，我们对“新失业群体”做了一个学历上的限定：初中、高中以及更低学历毕业或肄业。

2  需要交代的是，本研究的所有个案，都来自我们在长春市所做的田野调查。我们采用了人类学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共对40个对象进行了深入访谈或参与观察，同时配有小型问卷调查。其中“新失业群体”本人28名，其他相关人员(家属、朋友、邻居、国家工作人员、雇主)12名。由于该群体很难进入，又没有条件进行抽样，我们只能选择两个社区(这两个社区是采用抽样的方式选取的，本课题组同步在这两个社区对“老失业群体”做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相关的数据可参见毕向阳(2005)所做的偶遇访谈，并对部分对象的生活圈进行了跟踪和扩大访谈。我们对本报告不可避免的地方性或片面性特征持有高度的自觉，并愿意承担文中失误之处所产生的任何后果，但就对一个社区或“街角社会”的微观解剖而言，无论从调查对象的年龄、性别结构，还是生活经历来看，本次调查对象的代表性已比较充分，完全可以由此归纳出“新失业群体”的一般特征，至于细节上的修正还有待于更大规模的调查和更深入的比较研究来补充。

3  这里所说的“工作”，指的是通过合法劳动获得相应收入。这一界定的思路和依据与我们在前面对“失业”、“就业”的界定是一致的。这意味着(1)诸如从事色情、赌博等非法活动或者其他犯罪行为的，都不应被视为工作；(2)“工作”与“收入”并不是一对必然相连的概念。

4  Charlesworth亦指出了存在于老工人与新工人之间的这种区别，那些40岁上下的人可以用一种连续的方式描述他们的生活和“工人阶级发生了什么”的感觉，而他们的下一代则做不到这一点，于是，那些被剥夺得最厉害(最无依无靠)的个人理解他们的生活最少，同时也最不可能清晰的表述他们的存在(Charlesworth，1999)。

5  这里并无任何的性别歧视，“全职同居男友”、“全职丈夫”以及被“包养”的所谓“小白脸”同样也是存在的，我们在调查中也听闻过这样的个案。只不过在现有的社会舆论中，男性这样的行为大多会被人所不齿而处于“隐秘”状态，而女性处于这种情况的大多公开且不会受到舆论的过分指责。

6  女性涉足“性产业”的原因，绝非常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事实上，既有的研究表明，很多女性涉足“性产业”其实是一个在求职过程中不断遭遇挫折后不断“向下流动”的结果(黄盈盈、潘绥铭，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