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献检索与研究问题

自博特(Burt，1984)在美国综合社会调查项目(General Social Survey Project，简称GSS)中首次运用“重要问题的讨论网”的提名法(name generator)研究自我中心网络(ego-center networks)以来，“重要问题的讨论网”成为社会网络分析者经常涉猎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外社会学家围绕着这个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查项目幷出版了一批成果(如Burt, 1986, 1990；Marsden, 1987, 1990；Blau and Ruan, 1990；Blau，Ruan and Ardelt, 1991；Moore，1990；阮丹青等，1990；Ruan, 1993a, 1993b, 1998, 2001；Ruan et al., 1997；张文宏，1999；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 1999a, 1999b；Ruan and Zhang, 2000，2001；Straits，2000；Lee et al，2001；陈膺强、李沛良，2002)。这些基于“重要问题的讨论网”的提名法的研究成果，无疑从一个侧面对理解社会网络的特征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阮丹青(Ruan，1998)曾运用天津1993年社会网络调查的数据就GSS的讨论网提名问题与荷兰社会学家关于工具性、情感性和社交陪伴性网络等的10个提名问题的重合性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以讨论重要问题为提名工具的测量方法能够确定10个社会支持提名问题的多数网络成员。换言之，讨论网的提名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用来测量中国城市居民的核心社会支持网络，但是她并没有就讨论网的性质做出明确的判断。以往关于重要问题讨论网的研究，也从未涉及社会网络的性质和内容，因此也就无从对讨论网的性质作出基本的判断。

以往，以“重要问题的讨论网”为主题的社会网络研究，重点分析网络规模、网络密度、异质性与趋同性等结构指标及其网络的关系构成(Marsden, 1987, 1990；阮丹青等，1990；Ruan, 1993a, 1993b；张文宏，1999；张文宏、阮丹青、潘允康, 1999a, 1999b)，幷不能全面地把握城市居民社会网络的全貌。以往的研究似乎多注重从网络的结构特征和关系构成方面来理解一种社会网络的特质，而关于重要问题的内容和性质则是过去所有以讨论网为测量工具的社会网络研究所忽略的。社会网络分析在某种程度上招致批评，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它忽视对网络内容或网络性质的研究有关。某些批评者非难社会网络分析仅仅是一种方法论，缺乏对实质问题的应有重视；另外一些研究者则避开了它的独特术语和技术，仅仅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社会网络的概念；还有一些社会网络分析者和实践者，将网络分析误解为许多专业术语和测量技术的一个混合体；一些人把它硬化为一种方法论，而另外一些人则把它软化为一种隐喻；还有一些人嘲笑社会网络分析幷没有什么新东西，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Wellman，1988：19-20)。对社会网络分析的最经常和最激烈的批评，认为它是由“没有理论的方法”构成的(Berkowitz，1988：492)。甚至有学者认为“网络分析，它拥有一套强有力的描述社会结构的技术，尽管前景可观，但是却没有多少理论。网络社会学的方法论很精致，但它明显不是理论”(Turner，1986：288)。针对上述尖锐的批评，我们试图通过对北京城市居民重要问题讨论网内容的分析，理解北京居民乃至中国城市居民讨论网的实质，在此基础上对中国城市居民讨论网的性质作一初步的判断。¹

我们所关注的问题是，不同阶层地位的城市居民，是否在所讨论的重要问题的内容方面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换言之，阶层地位较高的人是否专注于讨论工具性问题，阶层地位较低的成员是否更倾向于讨论情感性问题？如果不同阶层的城市居民的讨论网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别，那么造成其差别的主要原因又是什么？本文试图通过对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资料的分析来回答上述问题。

二、研究设计、资料来源与分析方法 (一) 资料来源和抽样设计

本文的资料来自2000年7-8月在北京城市地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抽样程序如下：第一，首先按照概率比例抽样方法(probabilities proportional to size，简称PPS)从北京市中心和近郊8个区随机抽取12个街道作为初级抽样单位(PSU)。第二，根据PPS方法从每个被抽中的街道选取4个居民委员会，共计48个。第三，从被抽中的48个居委会中按照简单随机原则获得1，677个住宅地址作为调查样本，再从被选中的住宅中按照随机数表选择被访户。第四，在选定的被访户中，由访问员按照基什网格法(Kish Grid)选择合适的被访者，最终成功访问了1，004位18岁以上的在职或退休的城市居民。从样本与统计资料的比较中可以发现，除了年龄分布以外，样本与总体在性别、婚姻状况、教育、职业和工作单位所有制等指标的分布比较接近，说明本次调查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

(二) 主要指标的操作化测量

北京城市居民社会网络调查的提名问题直接取自美国综合社会调查中的一个问题：“大多数人时常会和他人讨论重要的问题。在过去半年内，您和谁讨论过对您来说是重要的问题呢？请您告诉我这些人的姓名或简称。”(Burt，1984)以重要问题的讨论为题器所确定的所有人构成了被访者的社会网络。

1. 因变项：社会网络的性质

对于网络性质的判断，我们可以列出种种不同的标准。最常见的划分标准是将网络划分为工具性的和情感性的(Lin, 1986, 1990, 1992, 1999)，或是工具性、情感性和混合性的(Hwang，1987)。黄光国(Hwang，1987)认为情感性关系是一种稳定而持久的关系，这种关系的主要功能是满足关爱、温情、安全和归属等方面的需要；工具性关系是为了达到功利性的目标而建立的；混合性关系介于两者之间。林南(Lin，1999)在建构其社会资本的网络理论模型时，采用了二维的标准。他将工具性网络的性质界定为旨在获得不为行动者本身拥有的资源(包括财富、地位和声望)，而将情感性网络的本质界定为维持已被行动者所占有的资源。

原始问卷中被访者与其网络成员讨论的重要问题包括事业、金钱、投资、感情、子女、老年父母、住房、时事、健康、医疗、饮食、衣着、娱乐、体育、宗教和人生目标等方面。借鉴前人对网络性质划分的不同标准，我们根据自我与网络成员讨论的重要问题的内容，将讨论网区分为工具性、情感性、社交性和混合性4种。其中工具性问题包括事业、投资、金钱、住房和健康与医疗等；情感性问题包括感情、子女、老年父母、亲友聚会、宗教和人生目标等；社交性问题包括时事新闻、饮食、衣着、娱乐、体育等话题。混合性问题涉及到上述3种问题中的2种或3种，比如工具性与情感性问题的混合、工具性与社交性和情感性问题的混合等。

2. 自变项：阶层地位

结合新马克思主义和新韦伯主义及结构功能主义的阶级分类和社会分层标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结合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人们在正式组织中的权威关系、所掌握的专业技能以及教育获得、收入等指标，笔者初步将中国城市居民划分为4个阶层：(1)专业行政管理阶层；(2)小雇主阶层；(3)普通白领阶层；(4)工人阶层，包括从事体力劳动的技术工人、半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按照上述划分阶层的操作性标准，在938名有效被访者中，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占32.8%，小雇主阶层占3.8%，普通白领阶层占16.1%，工人阶层占47.2%。在回归分析中，将阶层变项编码为4个虚拟变项，以工人阶层作为参考类别(张文宏、李沛良、阮丹青，2004)。

3. 控制变项

我们在分析中将性别、年龄、婚姻地位、工作状况、职业流动状况、政治身份作为控制变项，以考察阶层地位对于网络性质的独立影响。

(三) 分析方法

在分析阶层地位对网络性质的影响时，我们采用多类别对数比率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的统计方法(Powers and Xie, 1999；彭玉生，2001：308-319)。多项对数比率回归是简单对数比率回归的扩展，由一组对数比率方程构成。如果把多类别变项中的一类作为基准类(baseline category)，那么就形成了基准比较模型(baseline category contrast)。具体做法是先选择基准类，然后，将它的机率与其他各类的机率对比。例如，在网络性质的回归分析中，我们通常将混合型网络作为基准类，研究一组自变项X如何影响人们选择混合型网络(P_j)作为网络成员的影响，用P₁、P₂、P₃表示选择工具型网络、情感性网络和社交型网络的机率，那么由此形成的多项对数比率回归方程就是：

$ \left\{ \begin{array}{l} {\rm{log}}\left({{{\rm{p}}_{\rm{1}}}{\rm{/}}{{\rm{p}}_{\rm{j}}}} \right){\rm{ = }}\;\;\;\;{{\rm{ \mathsf{ α} }}_{\rm{1}}}{\rm{ + }}{{\rm{ \mathsf{ β} }}_{\rm{1}}}{\rm{X}}\\ {\rm{log}}\left({{{\rm{p}}_{\rm{2}}}{\rm{/}}{{\rm{p}}_{\rm{j}}}} \right){\rm{ = }}\;\;\;\;{{\rm{ \mathsf{ α} }}_{\rm{2}}}{\rm{ + }}{{\rm{ \mathsf{ β} }}_{\rm{2}}}{\rm{X}}\\ {\rm{log}}\left({{{\rm{p}}_{\rm{3}}}{\rm{/}}{{\rm{p}}_{\rm{j}}}} \right){\rm{ = }}\;\;\;\;{{\rm{ \mathsf{ α} }}_{\rm{2}}}{\rm{ + }}{{\rm{ \mathsf{ β} }}_{\rm{3}}}{\rm{X}} \end{array} \right. $

三、研究结果与发现 (一) 讨论网的性质

从表 1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北京城市居民与讨论网成员谈论单纯工具性问题的占26.1%，交流单纯情感性问题的占6.2%，单纯沟通社交性问题的占3.8%，而兼具工具性、情感性和社交性功能的混合性问题则高达63.9%。另外，从被访者与每一位网络成员所讨论的重要问题的内容来看，社会网络的性质主要表现在工具性内容方面的差异。被访者与前三位成员在讨论工具性问题方面基本没有差异，而到第四个成员讨论工具性问题的比例急剧上升(45%)，到第五个成员该比例上升为74.8%。以前关于朋友网络之活动内容的相关研究发现，共度休闲时光的目的通常是为了增加参与者的情感或友谊(Goldthorpe，1987)。在此意义上，如果我们可以将社交性问题与情感性问题合幷，那么很明显，北京城市居民与其网络成员讨论的问题主要与混合性问题和工具性问题有关。换言之，北京城市居民的讨论网是一种兼具工具性和情感性功能的混合型的社会网络。

(二) 阶层地位对讨论网性质的影响

关于阶层地位对社会网络性质的影响，由于是一种探索性的实证研究，因此我们不准备提出具体的研究假设，在研究策略上采用地毯式的搜索方式，以免有挂一漏万之憾，因此拟将所有可能的影响因素纳入回归方程。这些影响因素不仅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等社会人口特征，还包括了就业身份、职业流动状况、政治地位和单位的所有制类别等变项。在回归分析中，这些影响因素作为控制变项纳入回归方程(详见表 2)。

从表 2中模型1的统计结果可以发现，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在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还是混合性的问题方面，与工人阶层相比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模型1的其他有意义的发现是，男性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而非混合性问题的比率是女性的1.65倍(e^0.501=1.65，P＜0.05)。换言之，男性更可能与网络成员讨论单纯的工具性问题，而女性更可能讨论混合性问题；18-29岁的青年人和30-49岁的中年人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而非混合性问题的机率仅仅是50岁以上被访者的26.9%(e^-1.314=0.269，P＜0.05)和52.8%(e^-0.638=0.528，P＜0.05)，即中青年人更可能与网络成员讨论混合性问题，50岁以上的准老年人和老年人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中共党员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而非混合性问题的机率是非中共党员的63.7%(e^-0.451=0.637，P＜0.05)，即中共党员更可能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问题，非中共党员更可能讨论混合性问题；另外，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的人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而非混合性问题的机率，分别是在其他单位工作的被访者的49.1%(e^-0.711=0.491，P＜0.05)和59.9%(e^-0.512=0.599，P＜0.05)，即在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的人更可能讨论混合性问题，在集体或非公有制单位工作的人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

模型2的结果表明，阶层地位对重要问题内容的独立影响表现在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工人阶层在讨论情感性还是混合性问题的选择上有一定的差别。在控制了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就业状况、职业流动状态、政治身份和单位所有制类别等社会人口特征以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网络成员讨论情感性而非混合性问题的机率分别是工人阶层的47.6%(e^-0.742=0.476，P＜0.01)和46.9%(e^-0.756=0.469，P＜0.05)。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其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混合性问题而非情感性问题，而工人阶层与其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情感性问题而非混合性问题。小雇主阶层与网络成员讨论情感性而非混合性问题的机率是工人阶层的1.05倍(e^0.052=1.05)，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这说明，小雇主阶层和工人阶层相比，在与网络成员讨论情感性还是混合性问题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异。此外，男性同女性相比更可能与网络成员讨论混合性问题而非情感性问题(男性与网络成员讨论情感性而非混合性问题仅仅是女性的48.9%[e^-0.716=0.489，P＜0.01])。

模型3的结果显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在讨论社交性还是混合性问题的选择比率仅仅是工人阶层的79.6%(e^-0.228=0.796)、86.7%(e^-0.143=0.867)和52.9%(e^-0.636=0.529)，但是在统计学意义上幷不显著，这意味着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在讨论社交性还是混合性问题上与工人阶层相比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模型4的结果表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而非情感性问题的比率是工人阶层作此选择的1.92倍(e^0.653=1.92，P＜0.10)，这意味着专业行政管理阶层更可能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问题，工人阶层更可能与网络成员讨论情感性问题。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作上述选择的机率分别是工人阶层的1.43倍(e^0.357=1.43)和79.8%(e^-0.225=0.798)，但是不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意义，说明在选择工具性或情感性问题方面，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与工人阶层相比不存在显著的差别。另外，男性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问题而非情感性问题是女性做此选择的3.38倍(e^1.217=3.38，P＜0.001)，说明男性更可能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问题，女性更可能讨论情感性问题。

模型5的结果显示，各阶层之间在选择工具性还是社交性问题作为重要问题的讨论主题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别；男性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问题而非社交性的比率是女性的1.55倍(e^0.440=1.55，P＜0.10)，亦即男性与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而女性与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社交性问题；30岁以下的青年人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问题而非社交性问题是50岁以上被访者的28.3%(e^-1.263=0.283，P＜0.10)，说明青年人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50岁以上的准老年和老年人更可能讨论社交性问题；目前在业者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问题而非社交性问题的机率是非在业者的56.1%(e^-0.578=0.561，P＜0.10)，说明在业者更可能讨论社交性问题，而非在业者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中共党员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问题而非社交性问题的比率是非中共党员的57.2%(e^-0.559=0.572，P＜0.10)，意味着中共党员更可能讨论社交性问题，非中共党员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在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工作者选择工具性问题而非社交性问题作为讨论主题的机率，分别是集体和其他非公有制单位员工的45.9%(e^-0.778=0.459，P＜0.05)和57.1%(e^-0.560=0.571，P＜0.10)，说明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的员工更可能讨论社交性问题，集体和非公有制单位员工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

模型6的结果显示，在将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就业状况、职业流动状况、政治身份和单位所有制类别等社会人口特征纳入回归方程以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网络成员讨论情感性而非混合性问题的机率分别是工人阶层的1.67倍(e^0.513=1.67，P＜0.10)和1.85倍(e^0.613=1.85，P＜0.10)，即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其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社交性问题而非情感性问题，而工人阶层与其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情感性问题而非社交性问题。小雇主阶层与网络成员讨论社交性而非混合性问题的机率是工人阶层的50.3%(e^-0.688=0.503)，但是在统计上不显著，说明小雇主阶层和工人阶层相比，在与网络成员讨论社交性还是情感性问题方面，不存在显著的差别。此外，我们还发现，男性与网络成员讨论社交性而非情感性问题的比率是女性的2.18倍(e.777=2.18，P＜0.01)，亦即男性与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社交性问题，而女性与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情感性问题。

四、结论与讨论

关于阶层地位对讨论网重要问题的内容的影响，我们得到如下三个主要的结论。

第一，同工人阶层相比，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与其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混合性问题而非单纯的情感性问题。

第二，专业行政管理阶层与网络成员更可能讨论工具性问题，工人阶层更可能讨论单纯的情感性问题。

第三，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在与网络成员讨论工具性还是混合性的问题、工具性还是社交性问题、社交性还是混合性问题三个方面，与工人阶层相比不存在显著的差异。

对于在阶层结构中位居上层和中间阶层的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白领人员阶层而言，包括情感性、工具性问题和社交性在内的混合性问题比单纯的情感性问题在其重要问题的序列中占据着更核心的位置。换言之，专业行政管理阶层和白领阶层的讨论网是混合性质的，他们很少与网络成员单纯地讨论情感性问题。虽然这两个阶层作为中国城市社会的精英成员，自身拥有较丰富的教育资本和政治资本，控制着城市社会的大部分政治、经济和文化技术资源(陆学艺，2002；张宛丽，2002)，但是专业行政管理阶层为了巩固自己的既有阶层地位和既有资本，白领阶层(或专业行政管理阶层中不拥有正式权威位置的那部分专业人员)为了提升自己的阶层地位、扩大自己现有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本，依靠自己在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有利位置，与自己所属阶层或邻近阶层的成员交换信息、参加有利于培养感情或有助于达成工具性目标的聚会、聚餐、联谊等社交活动。由于占据着优势的阶层位置，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交往机会较多，因此拥有较大的社会网络规模和多元化的角色关系。以往的研究表明(Wellman and Wortley, 1990)，不同的角色关系提供不同的社会支持角色。专业行政管理人员和白领人员相对较大的网络规模和更多元化的角色关系为专业行政管理阶层获得情感支持、工具性帮助和社交陪伴等提供了保证。而工人阶层的讨论网中多数是与自己阶层地位相当的成员，他们所占据的类似位置使得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源、经济资源和政治资源基本相同，即使他们希望通过与网络成员的交流和讨论而解决实质性的工具问题，但是就其网络成员所控制的各种资源而言，这个目标也很难实现。对于工人阶层来说，他们与网络成员更偏重于讨论情感性问题，有可能是这个阶层较注重人际交往的情感特征的表现，是他们受到传统价值观念影响的更深刻的反映；也许是他们所属的实际上的小圈子无法为其混合性的问题提供实质帮助退而求其次的无奈选择。

同样，由于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的讨论网中互不相识的成员规模多于工人阶层，亦即前者占据着将网络成员隔离开来的“结构洞”位置。这种有利的战略位置为其获得非冗余的有价值信息，向不太熟悉和关系不太密切的网络成员施加不同的影响、或是为了自身的利益在两个陌生的网络成员之间的交易中讨价还价提供了便利(Burt，1992)。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由于拥有较大的网络规模、拥有较多的非剩余的角色关系、较多的结构洞位置和相对较低的网络密度，为其社会资本的积累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其在工具性行动中取得成功奠定了基础。

一个有意思的发现是，在不以情感性问题作为多类别回归分析的参照指标的所有统计结果中，在讨论工具性还是混合性问题、工具性还是社交性问题、社交性还是混合性问题三个方面，专业行政管理阶层、白领阶层和小雇主阶层与工人阶层相比都不存在明显的差别，这说明，各阶层之间在讨论重要问题的内容方面，主要的差别在于是否同网络成员讨论与情感相关的问题。如前所述，北京城市居民的讨论网是一个以包含工具性、情感性、社交性等功能的综合性的混合网络。工具性和社交性问题包含在混合性内容之中，是混合性内容的题中应有之意。从社会行动的理性选择理论来看，与网络成员的交往可能只是达到其工具性行动目标或增强情感密度的一种手段，幷不是目的本身。对于讲究关系运作和网络建构“艺术”的中国城市市民而言，在特殊主义的人际交往中，特别是在与家庭成员之外的人的互动中，往往运用深思熟虑的策略来达到其真正的行动目标。就北京城市居民的讨论网来看，与网络成员交往的工具性目的有可能掩盖在社交性或情感性功能的外表之下，或是工具性目的融合在混合性功能之中，从而使得人们在对其讨论网的性质作出判断时，很难在工具性还是混合性、工具性或社交性及社交性还是混合性的两极之间作出准确的取舍。其他学者关于中国城市市民求职过程的研究表明，当人们没有直接的强关系可以寻求实质性帮助时，求职者通常会通过与帮助者和求助者双方关系都密切的中间人获得最终的帮助(Bian，1997)。边燕杰的上述研究结果实际上表明，当人们在运用社会网络实现其明确的工具性目标时，往往以人情、信任为基础建立新的关系，工具性的目标掩藏在人情、情感和信任背后。人类学家对中国城市社会关系建构艺术的深刻观察也表明，直接的、赤裸裸的功利性、工具性行动目标幷不比混合性行动或隐藏在情感性或社交性交往之后的工具性行动目标更能成功地实现(Yang，1994)。

注释：

1 由于本文是以重要问题的讨论网作为社会网络的提名法，除非特指，社会网与讨论网具有相同的含义，且可以相互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