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本、商品与信息在世界范围内流通的全球化时代，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来自不同社会与不同文化传统的人们应当以什么样的方式面对这个时代，并且在保持差异的前提下和谐相处。之所以出现这个问题，是因为全球化时代的技术进步与创新改变了物质生活的样貌。但是，“大量传送而无社会中介”的信息未曾将第三世界贫民窟的居民的行为变得像好莱坞电影中的男女主角一样，却使他们感到陌生、吸引、迷惑与无助。实际上，这大概是所有人的困境。在四处流传的信息中包含着如此多样的行为方式，以致于人们只好转过身去，在“某种文化遗产、某种语言、某种记忆、某种宗教、甚至某种性心理中”去寻找一种整齐划一的原理(图海纳，2003：6、54)。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困境。作为这个制度变迁与制度创新时代的一份子，知识人在社会与学术两个方面薪尽火传的使命都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他们必须面对两个层次上的问题。首先是与社会政策有关的实际问题上的取向，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公平与效率”之争，以及社会大众对于知识分子现实价值立场的质问；其次，也是更深一层次的形式理论与经验现实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否能够以及如何能够将中国社会丰富多样的现实问题纳入本质上是西方的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之中，从而在理论与经验两个方向上推动中国社会科学、乃至社会科学自身的进步。实际上，无论是大陆还是海外，在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诸领域中，都有学者大力呼吁实现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然而，这一任务必定是异常艰难的。因为中国学者一方面需要提高理论素养，与国际学术界新锐理论对话；而另一方面，又必须处理本国社会中处于较落后发展阶段的现实问题。由于这两方面存在着一种张力，在实际研究中，存在不加处理地运用后现代理论术语表述本质上是前现代现象的情况，因此，在形式理论中嵌入本土脉络，不仅需要开放的心态，而且要有方法上的反思。这种反思的途径之一是以史为鉴：我们可以借鉴在面临着类似境况时，其他国家或其他时代的学者是如何看待并处理这种形式理论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张力的。

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可以作为借鉴的是德国的经济学历史学派的学术发展历程。历史学派曾经在19世纪后半期到20世纪初期主宰了德国经济学的发展。由于德国的社会科学和高等教育在当时世界的崇高地位，因而它对欧洲其他国家乃至北美的学术发展都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与中国学界当前的情势相类似，这一学派崛起于德国现代化进程最激动人心的阶段，也是社会变革最为剧烈的时期。作为后发的资本主义国家，德国不得不同时应对先进国家和国内保守势力的挑战，这种压力与动力并存的局面影响了历史学派的学术旨趣，特别是古斯塔夫·施穆勒，他的思想核心就是“社会公正”，他希望能够依靠国家的力量来缓解经济发展中的贫富分化和阶级矛盾；他与普鲁士官方有密切的关系，是当时学术界声名显赫的领袖人物。以施穆勒为中心的新历史学派的学术研究和社会活动以民族振兴、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为核心，围绕着如何建立适合本民族特点的理论，理论又如何服务于国家发展的主题，展开了涉及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应用统计学、人口学、政治学和地理学等学科内容的广泛探讨。

不过，历史学派的学术生命力由于掺入了太多的现实政治因素而受到了影响。19世纪80年代，德国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爆发了所谓的“方法论之争”，历史学派的命运因此发生了根本的转折，逐渐被人遗忘，经济学的发展走上了偏重数理的方向。然而，历史学派无所不包的研究内容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近代欧美学术，特别是通过历史学派较年轻的成员马克斯·韦伯和韦尔纳·桑巴特等人，历史学派的思想精髓更是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社会科学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历史学派的学术渊源、研究路径和方法论之争的实质等三个方面，揭示历史学派提出的、至今仍有意义的理论问题，说明他们对社会科学方法论做出的贡献。然而，本文并不仅仅具有学术史方面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本文期望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应用与理论创新可以从中得到方法论上的借鉴，从而厘清学术本土化过程中的一些理论问题。

一、历史学派、历史主义与历史学

历史学派被认为与历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卡尔·门格尔在《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亦即《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一文的序言中指出，“历史学家像外国征服者一样‘侵入’我们的科学领域”，将他们的“语言”、“习惯”、“学术用语”和“方法”强加给“我们”，在“每一个研究领域不可容忍地与我们发生争斗”。这段话被用来当作对19世纪所谓的“历史学帝国主义” ¹的现实描述。

是否存在过这么一个“历史学帝国主义”我们姑且不论，在这段论述中，人们显然是把德国历史学派当作经济史的某一流派了，持此见解的人不在少数。例如，对施穆勒等人的研究工作，熊彼特称那是“一些任何不是以历史为专职的人一般不会去做的工作”，而且，“这种研究工作的水平多数相当平庸”，只不过在“总和”层次上“大大促进了对于社会过程的精确了解”(熊彼特，1994：89)。他认为，“我们对历史学派所下的定义，无疑会使历史学派经济学家与经济史学家之间的界线为之泯灭”，不过实际上，“历史学派的方法论信条”可以这样总结，即“作为研究工作者的经济学家应该主要是一个经济史学家”(同上：86)。

这种看法包含着几处重要的误解。它不仅是对历史学派的误解，而且也是对当时的历史学的误解。实际上，历史学派的学术另有渊源，它与德国当时的历史学的相同之处只在于它们都处在同一个社会文化环境和思想背景之中，其发展则各具专业特色。历史学派反复强调的“历史”，指的是具有复杂性、丰富性和综合性的经验现实。

经济学历史学派的思想灵感的直接来源是以萨维尼为代表的法学历史学派。萨维尼认为，“历史精神只是使人们免于自欺”，这种自欺“使我们幻想属于我们自身特有的东西也属于整个人类”，²他认为，只有经由历史的比较研究，法律的真正本性才能表现出来(威廉·罗雪尔，1981：9)。

威廉·罗雪尔首次将萨维尼的历史法学派的方法应用到政治经济学中。1843年，哥廷根大学的副教授罗雪尔出版了《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这本书强调经济理论的相对性和经济学中的历史方法，被认为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奠基之作。罗雪尔与希尔德布兰德、克尼斯一起，被称为老历史学派的三位主要代表人物(朱绍文，1999：139)。

从根本上看，影响历史学派的思想主要是浪漫主义和黑格尔的历史主义。

18世纪70年代，一场针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反叛运动在欧洲、特别是在德国酝酿产生，即浪漫主义，它注重个性、主观性和非理性表现，对抗理性主义以冷静、客观的规则体系凌驾于全部人类经验之上的做法。赫尔德是德国浪漫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反对所谓科学研究的理性方法能够发现普遍、不朽规律的看法。他认为“每一个历史时期或者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性格”，以普遍规律的方式描述或分析它们，实际上掩盖了研究对象的“特殊个性的那些关键性的不同之处”。因此，“研究人类现象的正确途径是通过历史科学，包括对语言、法律、文学、宗教信仰、神话和象征的研究以及对制度的研究”(布洛克，1997：115)。

相对于英、法这样的“国家民族”(Staatsnationen)，没有政治统一传统的德意志是一个“文化民族”(Kulturnation)(圭多·德·拉吉罗，2001：200)，理想的或书面形式的统一在一段时间内使人们得到满足，但是，1806年普鲁士在耶拿败于拿破仑大军，自由主义者的祖国被外来者的铁骑践踏，痛苦的经历使人们意识到文化民族必须注入现实政治的活力，浪漫主义运动随之席卷德意志。赫尔德对各个民族及其文明的独特性的强调变成了富于政治意味的民族主义，国家成为这种民族主义理想的组织形式，德意志中世纪时的所谓黄金时代成为呼吁统一的浪漫主义者用以锻造民族精神的素材。在知识分子中，曾经热情拥戴法国大革命的费希特转而提倡不同于个人自由的所谓“真正自由”，即源自于民族(Volk)风俗习惯的正确的做事方式。同一民族或国家的成员被“内在的精神纽带”紧密地联系起来，国家是一种更高级的组织形式，“真正的自由在于个人意志与国家目标合一，有必要的话，可以用暴力方式强制实现”(Harris，1942)。个人自由只会让社会分化成互相具有破坏性的原子。为了避免这类情况的出现，费希特提出建立一种理性的或计划的经济，独揽大权的国家代表社会的整体利益，由国家来决定财产、劳动、利益分配等。

费希特的“Volk”被黑格尔以“Geist”(精神)取而代之，其历史哲学强调连绵不绝的生命历程的内在精神。他认为，全部人类历史是一个自我实现的生命历程，人类不断地取得道德进步和精神进步，并上升为自我意识，这一过程的本质是精神的而非物质的。国家是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从而是神圣的，自由便是有意识地服从国家的权威。据伊格尔斯(1995)考证，“历史主义”³最早出现于1797年施莱格尔笔下。他指出要提防一种“理论的但非历史的态度”，不能“无视个别”。经过黑格尔的阶段，历史主义在注重事实的态度之外，又开始强调个别事件背后的“精神”或一致性。

在罗雪尔的青年时代，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居于官方哲学的主导地位，于是产生了这样的历史主义：本质上，“历史主义视人类世界为历史的结果，因而以一种相对主义的方式来阐释它。所有的制度、活动及事件都可以被纳入其历史条件之中，因而是独特的。人类与人类现象不可能遵循固定不变的法则，因为每一事物都依赖于其他事物，世界无休止地发生着变化。人类的各种现象只能在其历史条件的基础之上进行解释与理解”(Hauser，1988)。在方法论上，历史学派强调个别，要求以一种描述的方法说明个体特征，并认为社会与历史是一个发展着的过程和互相联系的整体。国家既是民族精神的神圣体现，更是一个民族得以存在、发展的权威性机构。

另一方面，历史学的发展动力源自文艺复兴时期人性的解放和探究人类自身经验的兴趣。在德国，到了19世纪，出现了兰克的客观主义史学。利奥波德·冯·兰克的“如实直书”是对19世纪前半期在德国有决定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的挑战。他指出，哲学将现实世界压缩成一个系统的做法牺牲了历史世界的独特性，只有依靠理解才能够把握各自不同的历史，历史是可知的，但人不可能全知，历史学家的工作便是通过理解尽量确立历史的真实。自兰克开始，专业的、学术的历史学以追求“历史的真相”为信念，以考证史实、精确描述为特征，反对文学的虚构与哲学的箴言。

这一时期，主流历史学涵盖的范围相当有限，且日渐专业化。它明确了史料运用的原则，以一整套史料批判的方法仔细甄别材料，对历史研究者提出了专业技能的要求。此外，在经济史方面，熊彼特也指出，“正统的经济史学家的工作是历史学部门的一个分支，在当时已具有相当规模”(熊彼特，1994：87)。

从上述说明中可以看出，历史学派的思想精髓并不是历史学，而是源自德国浪漫主义传统的对个体独特性、相对性的强调，以及对人类现象整体联系的强调。后一基调突出理论的相对性和比较方法的应用，从带有黑格尔色彩的历史主义那里继承了历史的发展与进步、个人自由通过国家得以实现等观念。

不过，一个名副其实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历史学派则是在19世纪70年代才得以统一和巩固下来的。古斯塔夫·施穆勒是被称为“新历史学派”的那一批人中最出色的领袖，他在1872年建立并长期领导了德国经济学家的学术组织“社会政策协会”，又是数个系列出版物的编辑，从而跻身于社会科学研究最早的、重要的组织者之列。他与他的追随者被称为“新历史学派”，原因是他们的方法得自“老历史学派”的罗雪尔等人，但又有所不同。由于其社会政治目标，又被称为“讲坛社会主义者”；另外，施穆勒与皇室及高级官员走得很近，他们还能够对社会立法产生影响(Fischer，1968)。

施穆勒在图宾根大学读书时就读到了罗雪尔和克尼斯等人的著作。他在1861年大学毕业前就已经认识到经济学的知识领域“不能脱离地点、时间和民族，而其基础应当首要地(尽管不是单纯地)从历史中去探求”(朱绍文，1999：107)。施穆勒本人的兴趣包括历史学、应用统计学、经济学及社会制度与行为(含社会心理学)、社会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经济与社会政策的理论与实践，甚至还有伦理学与哲学，但他始终将自己看作是一位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内容除了历史的考察之外，还包括了“对社区环境的气候、地理、地质特点的比较研究”，甚至还包括“民族志”、“文化的心理基础及文化变迁中的有关心理因素”等内容。显然，这“主要建立在心理学的和民族志的基础之上，更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考察相对来说较少而且明显地只占次要的地位”(Veblen，1902)。

以施穆勒卷帙浩繁的《国民经济学一般原理》(1900－1904)为例，“虽然在方法上不可比，但在其范围上可与马歇尔的《原则》相比较”，该书试图进行社会科学的组合，形成“有关过去与现在的巨大的镶嵌画或全景画”(Fischer，1968)。这部书的第一卷包括“引论”和两本书。“引论”分3个部分，分别介绍了经济学的概念、社会生活中的风俗、法律和道德的诸种关系，最后详细回顾了经济学文献和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发展。第一本书涉及土地、人口与技术，说明了气候对经济活动的重要性，不同的种族、民族、人口的组成与变化，技术演进及其经济意义。第二本书题为“经济的社会构造或成份：其起源、管理部分及当前形势”，分别讲述了传统的家庭经济与城镇经济的兴起；19世纪欧洲与美国的城市化；经济功能在家庭、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分布；在语言、道德、习俗、法律和行政的同一性基础之上作为一个“社会过程”的劳动分工；产权的核心及其分配；社会阶级的形成及不同工业组织的演变等(Balabkins，1987)。可以看出，施穆勒全景式的作品并非人们所以为的那种注重细节的历史学著述，其特色与其说是历史学的，不如说是民族志的。

综上所述，由于社会、文化的原因，德国学者的学术研究表现出了共同的历史旨趣，但历史主义之类的标签实际上包含了错综复杂的特征和路径。历史学派试图建立一个无所不包的经济学，他们倡导的历史方法，是要通过对各个国家发展历程的比较，找出其类似性，从而归结为一种发展规律，“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是“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罗雪尔，1981：12)。历史学派与历史学有密切的关联，但是，他们借重历史内容的目的，是要在研究中容纳各种不同的文明的发展历程。历史学派对后来的经济史学家(如法国的年鉴派)产生了影响，但罗雪尔、施穆勒等人，从来都把自己视为经济学家，而非历史学家。如果一个学科的发展可以被认为并非沿着一条先定的路径寻求真理的话，历史学派的研究取向毋宁说代表了经济学发展史上另一种可能的方向。

二、施穆勒与经济理论

历史学派另辟蹊径的尝试引起了人们对其是否有意建构理论的质疑。凡勃仑认为，在“系统化成果”方面，历史学派罕有突破，他们“以片断式的方式反复灌输，并在轻微和不太肯定的程度上详细阐述了他们本来努力去置疑的经典作家的教条”(Veblen，1902)，因此，历史学派在学术史上最终失势似乎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作为历史学派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施穆勒受到的批评也最严厉。沃夫拉姆·费舍认为，施穆勒“要为经济理论在1870年至1920年间在德国的被忽视负主要责任”，还要为“德国在20世纪作为极端反应的对经济史的忽视”负间接责任，他以历史方法建构理论，却“同时伤害了理论和历史”(Fischer，1968)。

历史学派是否既“反对所谓的理论的绝对化”，而且“将理论一起加以反对”(斯皮格尔，1999：367)？如果说历史学派并不排斥理论的建构，那么，理论在其无所不包的体系中应当如何定位？如果说历史学派在建构理论方面没有获得成就，则其原因何在？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强调个体、独特性和“实际发生了什么”的历史学派不仅不反理论，而且将自己看作是要建构贴近事实的理论的经济学家。学派中不乏擅长分析之人，但是与英国经济学家较为狭窄的概念、理论相比较，历史学派更希望将现实的丰富性、经济生活的整体性带入经济理论。“罗雪尔夸张的历史方法”并非废除古典学派的理论，而是要给它加入相对性的特点，“将理论与地点和时间联结起来”；克尼斯不仅是历史方法的宣扬者，而且也是“经济理论的出色的实行者”(斯皮格尔，1999：374)；至于施穆勒，他相信，一个真正的理论是“大量的有关过去与现在的事件、制度和结构的描述性工作的最终结果”(Fischer，1968)。

由于施穆勒在历史学派中的突出地位，下文将以他为例，分析历史学派的著作及其对待理论的态度。

施穆勒可谓生前荣盛、身后凄凉。在他的时代，“其他人可能是更好的理论家、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但是，除了年纪小得多的马克斯·韦伯之外，没有谁象施穆勒这样全面”，而且，他具备了领袖的个人品质：“富于魅力又颇专制；对自己的观点很自信，但也肯接受其他思想；思路简单，视野却很广阔；充分地为确定的见解负责，但也准备妥协”(Fischer，1968)。通过他那些后来占据德国各大学经济学教席的学生和追随者，可以确信施穆勒及其学说对德国经济学界发挥了重要的影响。弗里德里希·兰恩将韦尔纳·桑巴特、阿瑟·斯皮索夫、沃尔特·翁肯以及奥地利的约瑟夫·熊彼特都算作是施穆勒的继承人，他在德国以外的知名学生或门徒包括威廉·J·艾希礼、爱德温·F·盖伊、W·A·S·海文斯、乔治·盎文、威廉·J·坎宁安等。由于德国社会科学在当时的崇高地位，施穆勒的影响通过前来德国学习的外国留学生传播到了德语国家以外的地区，尤其是美国。

但是，施穆勒死后，他的影响便迅速地消失了。时至今日，多数学经济学的学生并不知道施穆勒是何许人也，更不必说其学术思想了。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原因是施穆勒的著作仅有少数被译作英文，截至1980年代，较完全的英译本是《商业主义》，其正文不足95页；另有一篇关于政治经济学的公正的文章，也仅51页。不过，至少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大部分经济学家并不需要英译本，他们中的许多人在德国接受学术训练，阅读施穆勒的德文作品是必修的功课。但随着德国在世界大战中的失利和大量知识分子逃离纳粹统治下的祖国，德国学术界出现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断层，英语世界则无论其政治经济实力，还是学术成就都超过了德国。在美国大学里，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学生渐渐不再被要求学习第二外语，数学、计量经济学、计算机语言占据了原来德语的地位(Senn，1989)。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早先德语是必备技能，施穆勒的著作不需要英译本，后来根本连德文原作都不需要了。

此外，施穆勒作品涉猎的广泛性和经常使用英文、法文、德文等资料也妨碍了人们的阅读和理解，但是，其作品的主题与内容的现实性特点和民族主义倾向是施穆勒渐渐失去光彩的更重要原因。

施穆勒始终关注社会现实，以社会公正为核心追求。他成长在符腾堡的浓厚的官房学传统中，对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深信不疑。在图宾根大学，他学习了源自官房学的“国家学”，包括公共财政、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历史学甚至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在普鲁士，施穆勒1884年被任命为枢密院顾问，1889年作为柏林大学的代表进入上议院。除了参予政务之外，施穆勒活跃的公共生活还包括领导社会政策学会、编辑一系列学术刊物等。由于他的影响，《立法、行政和国民经济年鉴》有时就被人们直接称为《施穆勒年鉴》。

作为一个笔耕不辍的作者，施穆勒的作品深深地烙上了其政治活动与观点的印记。他的思想的核心是“社会公正”，因此，出于伦理的原因，他将以人性自利假设为前提、拥护自由竞争的经济教条斥为“商业资本主义”。在他看来，在物欲横流的德国社会中，资本的力量凌驾于经济、社会与国家之上，企业为了利润不顾一切，贫困的、原子化的工人无依无靠，为了生存必须在恶劣的环境下辛苦劳作，每个人都只关心自己的福利而拒绝关注他人。特别是以自由竞争为理由，作为整体的社会不肯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贫富之间在平等的外表之下掩盖着越来越大的鸿沟。施穆勒指出，在西方历史上，古希腊和罗马文明都是毁于社会分化的，他警告国人，德国的阶级对立已经到了尖锐的地步。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人倡导的自下而上的运动也不为施穆勒所看好。他认为，声称要打破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主义既是自由主义的，又是世界主义的。但是，社会民主党实际上对现代国家政体似懂非懂，还高高在上，脱离了工人阶级的实际需求。大量工人被吸引到社会民主党的旗帜之下，将使德国文化受到威胁。

为了改变现状，施穆勒呼吁要“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充实道义的概念”，使工人受到更多的教育，改善劳动及住房条件，主张实行普选制等等。而社会改良的主体力量是“有机体的国家，道德的国家”，是“社会的君主”、“贫者之王”的“普鲁士国王”以及“有能力而公正的官吏”(朱绍文，1999：146)。这样的政治主张是以官僚体系的诚实和全能为前提的。他假设，社会改良是无成本的，国家是虚无的全民利益的代表，也不存在市场失灵的现象。所以，施穆勒始终是普鲁士王朝的忠实臣子，这使他的学术研究带上了鲜明的价值判断的色彩。

施穆勒作品的特质使他受到学术的批评，但在另一方面，却为他在大众中赢得了广泛的听众。他以一种与众不同的角度审视当时的热点问题，并得出能够赢得许多人同意的一般性结论。这使他成为一个富于成效的公共舆论的领袖——虽非才华横溢、但却深得人心的学术讲演者。他的影响力和策略在调解对立意见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种影响力的代价是，一旦时代潮流发生变化，施穆勒的思想也就很快过时了。他如愿以偿地将现实的主题直接带入了自己的思想，但却受到无所不包的内容的牵制，浮光掠影地谈到一切重要事件，却没有揭示出理论的洞察力与深刻性。

另外，施穆勒的民族主义倾向也很突出。如果说，施穆勒确实有反理论倾向的话，则这个“理论”可以明确地说就是英国的古典经济学。

由于现实的政治因素，德意志自由派大都成了日益坚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将本质上是扩大了的普鲁士的德意志联邦视为民族强盛的保证。而在经济方面，德国不少地方仍然保留着农业国的特色，初生的近代工业又受到了强大的英国工业的威胁，特别是后者的自由贸易政策，实际上是为英国工业品的海外倾销提供了正当性的依据。因此，引起了经济落后地区的抵制，贸易保护主义在英国以外地区(包括德国)产生。

这种状况在思想理论界的反映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根据他们无批判的理想化的特殊历史条件进行推理，他们无批判地据以引出一般性的结论”(熊彼特，2000：136)，从而引起历史学派抨击古典学派“理论上的绝对主义”(朱绍文，1999：137)。例如，克尼斯认为，理论“是在与人类或民族的历史的一个时期的有机整体的活生生的关系中成长的，”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变(斯皮格尔，1999：366)。施穆勒受到克尼斯的影响，认为经济学中的真理具有相对性。他指出“如果人类只立足于自然必然性的规律之下，那么我们在说明经济时，可以称之为数学的学问”，似乎这样的经济学理论就会是永恒不变的真理了，但实际上“经济学是属于社会科学，它受地点、时间、国民性等条件的制约而不可分割，因此，经济学必须要有历史的基础，更重要的是要到历史的过程中去探求”(朱绍文，1999：145－146)。

可以看出，施穆勒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的改良主义者，他既关注社会下层的民生问题，又同激进的社会主义者相对峙，不愿意工人阶级自己团结起来争取权利；他既希望在资本主义经济秩序下使德国科技进步、经济繁荣富强，又想依靠霍亨佐伦王朝进行局部的改革。他的政治主张摆脱不了折衷主义的色彩。

实际上，折衷主义尽管容易招致反对，有时却是不可避免的。在处理实际事务时，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原有的思想体系往往会暴露自己的缺点，为了解决现实问题，政治主张的妥协与变化是必要的。施穆勒的问题在于，他将社会政策方面的折衷主义带入了科学研究中。施穆勒反对英国古典学派所谓万世不易的真理，要求经济理论必须反映历史过程。于是，在施穆勒、特别是其追随者的作品中，便出现了大量旨在影响国家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改良的论述。这些论述既带有现实政治的折衷主义色彩，又无法做到“立场中立”(standing neutral)(凯恩斯，2001：8)，后者更直接导致了在1909年社会政策协会维也纳大会上爆发的“科学与价值判断”的争论。

因此，以施穆勒为代表的历史学派其实并不排斥经济理论的建构，对他们的所谓反理论的指责是不公正的。但是，为了把实践的内容带入理论，他们的研究工作过多卷入了实际的社会问题中，他们的作品充满了细节描述和统计数据，却又缺乏一以贯之的分析框架。因此，可以说，尽管历史学派有意建构理论，但却由于强调理论建设的资料性而未能成功。约翰·凯恩斯在1890年指出，经济理论应当有其实际应用的限制条件，“仅就人们所关心的具体的经济学说的范围里，近些年的经济学家几乎普遍地承认这种相对性，这被看作是历史学派的明显的也是当然的胜利”(凯恩斯，2001：182)。但是，历史学派为这种承认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即他们在方法论之争中的失利。

三、方法论之争

1883年，维也纳大学教授卡尔·门格尔出版《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维护理论在社会科学中的重要性。施穆勒在其《年鉴》上对这本书的评论激怒了门格尔，次年，他以给友人16封信的体裁，出版了一本著名的小册子《德国历史学派的错误》，直接将矛头对准了施穆勒。施穆勒回绝了门格尔的赠书，并将致门格尔的信公开发表，双方的情绪越发激昂，继而各有一些年轻人加入，互相指责，这便是经济学史上著名的“方法论之争”。F·R·索罗指出，“若非著名的方法论之争的话，没有人还会记得古老的德国历史学派”(Hauser，1988)。

在这次论战中，以门格尔为核心形成了所谓的奥地利学派，即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富有特色的分支。德国经济学界则沿着另一个方向自行其事，其研究在英语国家的经济学家看来内容庞杂、带有太多历史的、社会学的特色。德奥经济学界由此产生的裂痕在数十年后依然清晰可辨，方法论之争更成为经济学说史上令人不快的记忆。帕累托认为这种争论纯粹是浪费时间，熊彼特则指出，“科学派别间所进行的所有论战”都会夹入大量的相互误解，何况“事实上方法论上的冲突常常就是气质与智能癖好的冲突”。在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中，“事实上是存在着历史气质与理论气质这样的东西，”前者喜欢“五光十色的历史过程与各式各样的文化类型”；后者“却对谨严的定理比对其他任何东西更感兴趣”，“我们对两者不分轩轾，但它们却生来就彼此不赏识”(熊彼特，1994：97)。

熊彼特提醒我们，方法论上的争论并不单纯是两种学术取向的争议，更是一次社会学意义上的派系之争。但他把不同学术取向归结为气质不同而引起的本能的“厌恶”却没有足够的说服力。实质上，从学科史的角度来看，这次争论是经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次总结，下文将在说明学派之争、社会背景之后，分析其核心论题。

“真正的学派是社会学上的实体”，有领导者与追随者之间的结构关系，有自己的“旗帜、战斗口号、精神状态、人情味过浓的兴趣”(熊彼特，1994：97)。学术分歧一旦转变为派别之争，就会偏离真正的问题，敌对的双方为了获得胜利的荣耀而抬高自己、贬低对方，真正的学术问题反而被淹没，甚至被歪曲。门格尔与施穆勒开始争论的，是经济学的核心应当是分析的经济理论、还是统计的或历史的研究方向，但到了他们的门生纷纷加入之后，问题便成了经济学就整体而言应当是理论的、还是历史的，马克斯·韦伯后来称，经济学俨然成了“两门科学”。⁴

此外，这次争论中还包含着双方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的不同。

在经济学产生之初，它从哲学、法学与自然科学等不同学科汲取了营养。19世纪，英国自培根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和自然主义传统使它在实验的、测量的和计算的科学方面取得了突出的进展，除了牛津、剑桥两所最古老的学术机构以外，苏格兰各大学在化学、医学、数学及天文学等领域都已成为研究中心和教育中心，而政治经济学与这些“精密科学”关系密切。例如，亚当·斯密在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数学、古典语文及哲学；马尔萨斯倾心于自然科学和数学的学习；而马歇尔则将精力投注于数学、古典语文和神学(Hauser，1988)。

在欧洲大陆，具有浓厚哲学传统的德国人在19世纪建立了新型的大学体制，他们将源自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所谓“古典精神”和经院哲学的思辩精神相结合，创造出了“学问”(Wissenschaft)的理想。“学问”这个词在英语和法语中都没有对应词。在英语中，科学“意味着对一个题材的精密实验的或数学的处理”，但“学问”并不同哲学相对抗，而是“包含后者”。“法国和英国精心制定和命名的‘科学’在德国被称为‘精密科学’(Exact Science)”(梅尔茨，1999：144-147)。直到19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德国，“精密研究和高等数学的精神”才终于同“哲学精神和古典精神”并立，成为学术研究的要素之一(梅尔茨，1999：157)。即使如此，德国的科学研究仍然深受“学问”精神的影响，学者们为了内心的满足而不是外在的成功而工作，即使是自然科学，也浸淫在康德哲学的精神氛围中。

由此可以看出，英国的政治经济学家受精密研究的影响较多，而德国则有其独特的学术传统，受哲学与法学影响较大，其经济学始自官房学传统，又成为法学的附庸，自然科学的方法还没有在经济学界得到响应。历史法学派能够对经济学发挥重大影响，原因正在于此。

1876年，英国经济学家沃尔特·巴奇霍特最早表示反对历史学派的研究倾向，他指出“任何历史……除非在它存在之前有适用的学说的可观的积累，否则就说不出有用的东西”(路德维希·冯·米塞斯，2001：121)。但是，冲突最终并没有在英国与德国之间发生，却爆发在德国与奥地利这两个关系非常密切的国家之间。在1871年德意志第二帝国建立之前，这两个国家在语言文字、学术研究及艺术潮流等方面几乎是一体的。门格尔在大学里学习的是德国学者教授的政治经济学，而当他在维也纳大学教书时，另一个教席一度属于历史学派的布伦塔诺。但是，1866年以后，普奥两国兄弟阋墙的悲剧使奥地利人开始与德国的思潮拉开了距离。

普奥两国分别由新教的霍亨佐伦王朝与天主教的哈布斯堡王朝进行统治。作为德意志邦联中最强大的两个国家，普鲁士与奥地利之间的矛盾最终在1866年以战争的形式爆发，军事失败使奥地利失去了邦联领导者的地位，并在次年向境内的匈牙利人屈服，成立了二元君主制的奥匈帝国，而普鲁士在铁血首相俾斯麦的领导之下，打败了欧陆强国法兰西，1871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核心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两相对比之下，德国是处于上升之中的新兴民族国家，民族主义的激流使残存的自由主义呈守势，路德派传统更使德国人易于臣服于国家的权威；另一方面，天主教传统和多民族的奥地利人有世界主义的立场，加上身处于王朝没落的衰落之世，知识分子更倾向于个人主义。

因此，方法论之争发生在两个有密切联系、又如此不同的文化氛围之中，既有学派党争的因素，也有两个国家、两种社会冲突的影响。此外，门格尔之所以花数年时间精心写就《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研究》，与大部分受到历史学派影响的德国经济学家对他在1871年写就的《国民经济学原理》所表现出来的冷漠甚至敌意有关，这种态度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与门格尔在方法论问题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门格尔在那本书中“以一种丰富而清晰的语言，提供了对效用、价值和价格理论之间关系的说明。同一时期，杰文斯与瓦尔拉斯也奠定了经济学‘边际革命’的基础，但门格尔论述的彻底性却远胜于他们”(Hayek，1968)，但是，19世纪70年代仅有的三位德国评论者完全没有意识到门格尔在价值论方面的创新。

尽管如此，学术训练得自德国传统的门格尔却并非一味地拒斥历史学派，他同意他们对古典学派的批评，认为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理论“缺乏可信的基础，即使最初级的经济学问题也没有找到满意的解答”(Hauser，1988)。门格尔承认经济研究中描述的、历史的方法的必要性，但是他认为，历史学派将历史的⁵研究与理论的研究混为一谈，从而阻碍了经济学的发展。

针对古典学派与历史学派各自存在的问题，门格尔提出要对政治经济学进行一次改革，使其成为关于经济法则的科学。这样的经济研究“‘从人类经济生活的最单纯的因素出发’，按照客观法则、精密地毫无例外的严密方法，去寻求抽象出来”，而“精密法则”的基础因素，是人类的“欲望”；其次是“从自然界直接提供人类的财货”；再就是“对财产欲望最大可能地被充分满足的人类的努力”。理论经济学“只能提供对人类生活的最可靠的最重要的一种特殊的经济的侧面的理解”，对它而言“必要的事情是从人类经济某一基本的约束出发，去引导出一种‘精密法则’，这个‘法则’适用于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朱绍文，1999：155－156)。

将一切经济生活分解为个人经济，然后从社会各部分出发来研究社会整体的结构，门格尔认为这才是理论的正确功能。这种个体主义方法论立场显然与关注作为统一的经济单位的“国民经济”的施穆勒存在根本的不同。

施穆勒视经济生活为一个整体，诸如社会制度、时代的社会问题、科学技术水平及对人类现象、人类社会的观念等都与经济现象密不可分。因此，在穷尽可能的制度演进、经济现象之前，不可能得出关于国民经济的正确理论。现有的经济理论不过是在并未经过心理学研究的所谓“利己心”的假设之上得到的不可靠的法则，而老历史学派总结经济发展规律的努力也是不成熟的。他认为，经济学家现阶段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广泛地搜集经验材料，以求接近现实。经济学在一段时期内主要采取描述的方法，并不意味着它忽视理论，恰恰相反，理论正是建立在“利用现在所形成的一切历史的记述的材料及统计的材料的基础上”(朱绍文，1999：160)，通过对已经发生的情况的归纳得出实际规律，这样才可以算作真正的、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精确的法则，才可以走向演绎阶段。理论“实际的目标是预测未来，现实实际上占有统治地位”(Hauser，1988)。

因此，施穆勒同样要求经济法则具备如同自然科学那样的精确性。但是，他同时又要求理论不仅应当是精确的，而且应当是全面的、真实的，抽象思维不能代替对实际经济运行的研究，“凡要寻求科学的真理，只有正确的抽象才是重要的”(朱绍文，1999：161)，即真实性是科学性的必要条件。门格尔从真实中析离出偶然因素，专注研究根本因素，从而可以在一个较小的、较纯粹的范围内反映某一类经济现象普遍特征；但在施穆勒看来，这种孤立的方法会引起资料和数据的减少，进而导致理论要素的损失。

施穆勒与门格尔的分歧可以看作是历史的(或统计的)归纳法与演绎法、强调独特性与一般化概括、注重描述的经济学与建立法则或模型的经济学的对峙。将这种分歧归结为个性、气质的不同，就会忽视更根本的差异，即经济理论对门格尔和施穆勒而言，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门格尔反复强调的“精密法则”类似于物理科学中的法则，是独立于人类认识之外的客观实在；施穆勒认为，理论来源于历史材料的总结，因而是经验主义的。其顺序是：理论来源的真实性保证了它反映经济现象的精确性，进而便达到了预测未来的有效性。因此，方法论之争的背后，是双方对理论经济学认识的不同：门格尔严格区分了理论与历史，施穆勒则认为理论与历史只有程度上的区别。

施穆勒的主张里包含着两个明显的弱点。首先，他强调各个民族、各个历史时期经济现象的独特性，不仅过去如此，将来也一样，那么，由历史经验得出的关于经济现象的一般化结论就不可能适用于未知的将来——理论的真实性就已经排除了其预测未来的功能。其次，他认为理论是在掌握了足够多的资料与数据之后的归纳性结果，因此，理论应当包含现实的所有可能性，但是，现实的无限可能性使理论有成为经验事实的同义反复的危险。

总之，经济学史倾向于低估历史学派及其主要代表人物施穆勒的作用，方法论之争被视为一场胜败分明的斗争。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场纠缠着现实利益的斗争在当时并没有使历史学派受到重大损失，相反还提出了有关理论与经验、一般与个别等至今仍受到关注的问题。19世纪80年代以后，门格尔与施穆勒两人实际上都接受或准备接受对方立场中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在历史学派的挑战下，主流经济学意识到了经济理论的应用有其限制条件，并改善了自己的分析工具，使其显得更加科学。历史学派的布伦塔诺等人还曾对边际效用理论进行了讨论与分析。

上文已经说明，历史学派并没有“反理论”的倾向，但是，新老历史学派毕竟没有能够建构出真正的理论。由前文的内容，我们可以尝试推知历史学派意欲建构的理论经济学的几点性质。

其一是真实性。施穆勒实际上受到培根的经验主义的影响，认为理论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真理乃是真实，在此基础上才可以有正确的抽象，得出必然且有普遍适用性的结论。这种经验演绎的立场后来被制度经济学所采纳。

其二是广泛性。历史学派以人的实践活动为中心，从时间、地点、制度环境各方面试图理解经济现象的规律，他们关注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与主流经济学相比，容易显得纷繁复杂，无法建立数学模型而获得更为“科学”的形式。

其三是强调社会公正。尽管历史学派在指责古典经济学使用“利己心”为人性的基本假设方面有失偏颇，但是，自由与平等是人类社会始终要面临的问题，财富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社会成员福利的增长，生产与分配始终是经济生活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在面临经济发展与贫富分化并存的局面时，积极涉入政治，自觉地站在已经“原子化”了的劳工大众的一方。

其四是实用性。理论不是象牙塔中冥想的产物，它来自现实，也应当具有指导现实决策的功能。不过，根据上文的分析，这一点与真实性的要求会发生矛盾。

可以说，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是一些抱负颇为宏大的学者，他们在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研究中，一方面追求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另一方面力图反映人类社会的丰富内容。尽管对现实的关注使他们的理论追求多有前后矛盾之处，在把经济现象的丰富性带入理论分析方面也缺乏建树，但是，他们代表着经济学发展的一个可能的方向，即“社会经济学”的方向。他们提供了对已有的经济理论的批判，使其受惠良多，免于独断与狭隘。虽然经济学至今已经在另一个方向走了很远，但是，最起码，德国历史学派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帮助了经济学成为了今天的样子，而且他们提出的问题依然有意义。剑桥学派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多·马歇尔对历史学派的评价是：他们“追寻、解释经济习俗与制度的工作应当得到更高的评价”，这些工作“是我们时代的伟大成就，真正增加了世界的财富”，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拓宽了我们的思想，增加了我们对自身的知识，并帮助我们了解最中心的方面，即世界的神圣统治”(Hutchison，1988)。

历史学派自身的命运虽然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但是，他们的经验影响了经济学中制度研究的路径的发展。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历史学派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两组矛盾，即外来的形式理论与本土经验的矛盾，以及学术研究的价值立场与介入社会问题和社会政策的现实关怀间的矛盾。方法论之争的核心是在第一组矛盾的解决方式上。施穆勒及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家基于其本土意识与现实关怀，强调在充分了解经验现实的前提下，才可以建构真正完全而妥当的理论。尽管这种理论建构的方向在方法论之争后失去了影响，但其主张依然有意义。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本文提出了所谓理论建构的后发优势，其实质是在肯定理论前提的条件之下，立足于中国制度创新的时代经验，化解存在于形式理论与经验现实之间的张力，重申理论创建的基本路径，即以理论为起点，通过对经验现实的潜心研究，发现对理论具有挑战性的事实，进而建立创新性的理论。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与社会发展起步较晚、文化的历史积淀又十分厚重的国家，处于社会转型、制度变迁的历史时期，如何将源自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与本国现实相结合，如何在把握经验现象的基础之上推动理论的发展，以理论应用来推动理论创新，将是社会研究和理论建设必须面对的问题。

注释：

1 参见党国英、刘惠《纪念一百年前的经济学方法大论战》，约翰·内维尔·凯恩斯《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与方法》译者序。本文将要论证的一点是，历史主义并非历史学本身，而门格尔所说的“历史学家”指的是德国经济学对文化、历史演变和现实问题的关注。以现有的学科建制去理解“历史学帝国主义”必定会产生认识上的偏差。

2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冲突与法律规则的地域和时间范围》之附录一，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311页。

3 “历史主义”原为德语中的Historismus，相应的英文字是Historism，但卡尔·波普尔论述历史主义时使用了Historicism，相应的德文字应为Historizismus，具体内容见伊格尔斯有关论述。目前的英文著述中以后者为主，但也有不加区分的情况，Mark Blaug (1992)书中即两者均有使用。

4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Swedberg，Richard Swedberg (eds.)，Max Weber：Essays in Economic Sociolog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10。

5 按照上文所述，门格尔的所谓“历史的”即是“历史的和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