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管理系和中山大学社会学系联合举办的“转型中国的组织现象研究”学术研讨会于2004年10月23日至24日在中山大学召开。有来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吉林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上海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等著名大学的社会学专家，以及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和岭南学院的专家30多人参加了这次学术会议。与会学术同仁各抒己见，相互质疑辩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现就研讨会关注的主要问题和各方观点作一较为详细的梳理。

一、学术会议的主旨

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组织管理系主任周雪光教授首先向各位与会代表说明了举办这次研讨会的主旨。第一，当今所有的社会现象都与组织有关，这是一个大家普遍可以接受的命题。第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在国外有关组织问题的理论研究中，组织社会学为这个大的领域提供了非常丰富的理论和研究动力。第三，中国的组织社会学将来在这个领域也要发挥作用，能不断提出新的理论、新的研究方向、新的研究领域和新的研究课题，以推动整个组织研究领域的发展。为此，我们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1)在转型中国社会里，组织现象中有哪些问题值得研究？哪些课题是大家最有兴趣的？(2)如果不断地、持续地推进组织领域的研究工作，我们需要解决哪些问题？(3)在组织研究中，国内社会学学者应加强合作，增进学术交流与对话。

二、经济领域的组织现象 (一) 企业组织的网络化趋势

李培林研究员指出：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国外企业组织形式的快速变化很快影响了中国企业组织的变化，而学界特别是社会学界还不太关注这个变化，以往讨论企业产权变动的宏大主题淹没了这个纬度。他认为：(1)企业组织的网络化趋势日渐明显，特别是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如企业活动所涉及的贷款银行、原料的供应商、分包的生产机构、客户、研发机构等等，这些组织决定企业之间竞争能力的高低；(2)企业网络组织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信息成本大大降低的缘故。

李培林进一步指出，社会学研究应超越经验社会学。如研究组织现象，在“市场”与“等级组织”之间应该有一个连续谱。“网络组织”是位于市场组织和等级组织之间的典型，这三种组织各有自己的边界和运行效果。但在现实中，我们又发现有很多组织又是“三者”所不能涵盖的，比如，中国的“单位组织”、“城中村”等就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类。所以，一边是市场，一边是等级组织，二者之间应是一个连续谱，在其中的每一个“点”上，在现实中都能找到它的一些类型。于是，只要我们能够在市场组织与等级组织之间的这些点上建立起解释概括连续谱的规则曲线，社会学研究就不仅仅是只能解释一些单个组织现象的经验社会学了。

丘海雄教授回应李培林的观点认为，(1)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产业集群很多是空间上聚集，有外部规模效应，但缺少企业之间的分工合作，所以失去了一些竞争优势；(2)组织不但分为市场、网络、科层等，网络本身也有很多种类。比如广东江门的摩托车产业网络，日本的摩托车、汽车产业网络等，虽然产业的性质一样，但网络的形态不一样。江门摩托车产业网络结构较为松散，网络中的行动者更具独立性，更靠近“市场”一端；而日本的汽车配套网络比较紧密，靠近“科层”那一端。另外，组织的形态在什么情况下走向网络，或者网络的形态为什么会有差别，影响因素是什么。他引用台湾地区的学者的观点认为，制度因素也会导致网络组织的形态不一样；(3)企业的实力会导致它在网络中的地位不一样，假如企业在生产中处于核心地位，在网络组织中自然也处于重要地位。

邱泽奇教授认为，李培林把市场组织与等级组织之间贯串成连续谱的设想是不现实的，在市场与等级组织两个极端中间总是会有无数个“点”，但当这个“点”无穷大时，这个分割就没有意义了。王珺教授认为，“地理条件”也是一个建立网络的重要条件。“远亲不如近邻”，假如地理上过于长距离，一定时间内交易太少，那么背叛的可能性非常大。例如，日本与美国不同，美国企业之间形不成网络关系，因为它的流动因素太多，退出成本太高，所以只能靠产权来稳定企业联系。而日本地域小，企业网络组织相对发达。

(二) 国有企业组织结构变迁

丘海雄教授认为，学者以往对国有企业组织改革的微观过程关注不够，国有企业改革的微观过程是整个宏观改革的缩影。他通过对一家国有企业内部组织结构变迁历程的研究后发现，中国的多数国有企业改革经历了内部市场化和去内部市场化的过程。即企业的组织机构转型经历了从U型到M型，再到UH混合型的过程。1990年代初实行承包制以来，企业向政府承包，然后增加内部“市场”，把原来的分厂建成子公司，子公司也是一个利润中心，进行独立核算，有法人资格。他指出，企业内部市场化后，第一，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激励问题，实现了组织分解，把整体生存变为部分生存，各个部门将利润和收益挂钩，效率大大提高。第二，导致企业内部交易费用上升。第三，机会主义盛行，子公司老板只为自己谋利，而不为总公司的总体目标着想。

李路路教授认为，国有企业的自主改革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最初的启动者可能是国家，但当外部环境逐渐变得市场化后，国企也在逐步适应，国企和政府的隶属关系虽然还在，但责任已经改变了，如果国家不管这个企业，企业要生存主要靠自主改革。所以，应从实践的角度，深入企业组织内部，研究一个企业的内部运行逻辑，重点关注：(1)企业内部制度变迁的进程如何？制度变迁的途径有哪些？制度变迁的途径如何保持了企业发展和实现经济增长？(2)企业扩张问题，包括企业扩张模式与途径，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变化等。

蔡禾教授认为，谈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加入权力的思考，企业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有企业，必须考虑是什么在驱使它去改革，是企业自己要改还是上级政府要求它改。就好像大学合并一样，是大学自己想合并？还是有一个外部因素在主导？

(三) 技术与企业组织

王珺认为，现在企业的外包现象大量出现。据统计，2003年，全球外包市场大概是5.1万，2004年大约是6.8万，每年“外包”以20%的速度在增长。他提出，企业外包现象与技术进步有一定的相关性。首先，他把交易费用分成两类：一类是技术型的交易费用，另一类是关系型的交易费用。技术型交易费用是指随着技术进步而导致的不断变化的交易费用。例如，从1840年到1980年的约一个半世纪中，整个通讯、运输、交通费用走过了一个大幅度降低的过程，这些都属于交易费用。关系型的交易费用就是威廉姆森所说的不确定性或西蒙所说的有限理性而引起的人的机会主义行为，由于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基于行动主体本身的利益所产生的交易费用。其次，三点假设：(1)技术进步可以降低技术型交易费用；(2)技术型交易费用的降低也可以降低关系型交易费用；(3)技术进步会导致一个有限的外部化。王珺进一步说明道，他目前正在进行一项实证研究试图来验证以上假设。

李培林认为，当企业的内部网络与外部变量相结合时，网络结构就会发生变化。国有企业的年龄、生命周期都与产权、内部网络相关联。网络化趋势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也越来越明显，这说明很多企业为什么外包，其实美国所有的大公司都是如此，技术的进步使美国企业在本土或上海建立销售中心都可以正常运行。刘玉照博士认为，关系型交易费用很难量化，因而在研究中如何操作化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难题。

邱泽奇认为，技术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生产技术，二是管理技术。技术与组织的关系是一个互构现象，这个现象并不仅仅发生在传统制造业，在一些高科技企业如以信息技术作为生产技术的企业也是如此。

三、政府与基层政权领域的组织现象 (一) 乡镇或村集体企业改制

折晓叶研究员提出，(1)地方政府的“拟公司制”是对“地方法团主义”解释的挑战。地方法团主义认为，在乡镇企业改制过程中，地方政府像经营一个公司那样在经营一个地方。但地方政府所经营的对象实际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企业，只是“拟公司”结构，不是典型的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公司，而是一个无限社会责任公司；(2)村集体改制过程中的“村政出局”。先是村办公司，按公司制运作，接着就发生了公司办村的转型。公司的权势增强，村委会变成了公司的下属，它已经不再是村集体利益的整体代表或看护人，它的一切费用包括村福利，完全由公司支出。也就是说，在最后孕育产权划分过程中，村政完全被排除在外。

陈志柔博士认为，折晓叶关于村集体经济改制过程中“村政出局”的观点是缺少解释力的，因为土地权掌握在村委会手中，除非土地彻底私有化，否则，不管在苏南还是珠江三角洲，只要土地权还掌握在村委会手中，村政就还在扮演重要角色。所以，“村政出局”的解释是不符合事实的。邱泽奇认为，在苏州很多地方，伴随着乡镇企业改制，乡镇政府为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而接管了村政事务，村已不是一个独立的社区集体，土地也不再是一个村政对村办公司的约束性条件，因而“村政出局”的情况是存在的。

周怡博士通过对江苏华西村实证研究后指出，华西村走了一条“后集体主义”的道路。其主要特征是：(1)从农业向工业转型的依附型关系是村庄工业秩序整合的基础；(2)村庄结构分化和阶层分化并没有动撼村庄共同体的团结，村民共享的价值观并未层化；(3)由惯习和村规民约构成的村庄制度整合环境使村庄处于“过度整合”状态；(4)传统的家族政治及其泛家族控制在村集体公有制企业中出现，村庄以往的行政秩序变成了家族关系秩序。

(二) 基层政府组织

赵树凯研究员认为，第一，学术界在关于基层政权问题的研究中存在着以下一些特点：(1)做侧面研究的多，正面研究的少。如对农民负担、上访等问题研究多，对政府本身的问题作正面研究少；(2)从文本、法规等解释政府行为的多，对政府实际运作的过程研究少；(3)对基层政府开处方、拿改革方案的多，而作病理分析的少。

第二，基层政府存在以下几个特殊的现象：(1)县乡两级政府机构经历了一个人员急剧膨胀的过程，但提供的公共服务增加不多；(2)各级政府对下级政府(如省对市、市对县、县对乡)的考核制度越发严密细致，但干部的工作效率、自律程度、责任心并没有相应提高；(3)在经济领域越放活、自主权越大时，政府的行政控制程度也在提高，尤其是人事权、干部管理权等越来越集中在少数手中；(4)目标分散，管理低效率。上下级政府或同一级政府的不同部门之间的目标不一致，同一部门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之间的目标也不一样，甚至出现了上级管不好下级的怪现象。

周雪光指出，康奈尔在研究企业时发现，企业会不断突破原来预算的限制，自下而上向上级部门要钱，这种企业行为称之为软预算约束。他发现目前存在这样一种政府行为，即政府为了实现一项政绩工程，不是靠已有的预算来做，而是突破原来的预算约束，不断自上而下向下面摊派、拉赞助或“钓鱼”。这种行为可以称作逆向软预算约束。周雪光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第一，在微观上，政府官员有追求政绩工程的一种冲动。这种冲动会变成一种激励机制使他不断去获取资源；第二，在宏观上，这种激励机制肯定是与他所在的组织制度配套的，一个组织实行什么样的制度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激励行为。

(三) 农村社会组织

胡荣教授运用帕特南的共同体取向的社会资本理论，从社会交往、社会信任、社区安全、社区认同与社团参与等方面测量了中国农村最基层的社区单位行政村的社会资本情况，并据此分析了社会资本和村民参与村级治理的关系。

林聚任教授通过对农村组织实证研究认为：(1)村级组织举办的集体活动很少；(2)村民社会参与程度低；(3)社会信任程度低。由此导致社会资本不断下降，制约了农村社会的发展。朱国云教授指出，改革以来，农民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中国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发展迅速，但总体效益低下，农村经济组织与基层政权之间不够和谐。

刘玉照博士认为，随着中小企业集群的发展不断嵌入在地方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当中，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网络，原来的基层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以“村落共同体”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当中出现了一种“基层生产共同体”的新现象。

四、非政府与非经济领域的组织现象 (一) 非政府组织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晋军提出，在一个发展中的集权体制下，在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如何影响了国家与社会的既有关系这一问题上，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非政府组织可以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空间的增长点，在这个新的社会空间中会出现一些利益整合。另一种观点认为，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只是一种表面的繁荣现象，其实它是政府有目的、有计划的策略，是政府治理社会的一种新的、隐秘的、不那么显见的方式。针对第一种观点的解释主要是市民社会理论。第一，非政府组织起到了自由表达和社会参与的作用，为人们提供了表达和社会参与的空间；第二，发展了一套关于动员、组织、谈判的技术，而这种技术不论是在民主实践还是民主制度的建设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会提升民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针对第二种观点的解释是国家法团主义，国家主动地在发展新的治理工具和治理技术，民间组织就是一种新的、可能的社会治理技术和工具。换句话说，就是国家通过民间组织进行社会治理。

他进一步指出，市民社会理论低估了国家在市场转型中的学习、调整和适应的能力，而国家法团主义理论又忽略了民间组织的能动性，国家对民间组织的发展采取法团主义策略，并不意味着民间组织会发展成为国家所希望的那种隐秘而有效的国家治理工具，表面上民间组织与国家的合作恰恰是民间组织的一个策略性选择。这样，就存在第三种民间组织与国家关系的类型，即在民间组织的兴起过程中，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这两种力量也许同时作用在其中，交织在一起，形成一股张力，正是这种张力决定了民间组织的兴起会不会成为一种真正的独立的力量。

渠敬东博士回应晋军认为，从组织的角度讲“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概念都不是研究意义上的概念。因为你没有在这样一个理论结构里面突破它中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关系，即二者是如何组织化的？如果在一个组织化的层面讨论问题的话，国家很有可能没有界限，我们的问题根本不是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张力关系，而是这样一个关系在组织里面是怎样一点点形成的。

丘海雄认为，研究民间组织应注意两点：一是国家对民间组织的制度安排；二是根据国家与民间组织的关系进行分类比较研究，可以和西方国家与民间组织关系的不同类型进行对照研究。

(二) 农民维权行动

应星博士认为，中国农民的维权行动采取的主要策略有：第一，农民维权组织的实质组织化和形式非组织化；第二，农民在反对地方政府时，采用反变通的策略。农民不承认有变通，一定要原版地按照中央的政策来反对地方政府的“变通”。第三，“踩线不越线”或“得理不饶人”。农民一旦“得理”(有法律和政策基础)，就采取“缠、说、闹”等方式，只等问题得到解决。第四，确立恰当的群体基础。一是要有一定的群众规模；二是灵活运用与群众关系的远近程度。

胡荣指出，农民维权的策略实质上是组织化的，不应仅仅是实现一个个的具体目标，还应有一些更高的抽象目标，否则，农民维权组织可能不会持续存在下去。

(三) 都市里的社会运动组织

沈原博士指出，以北京市为例，围绕着城市化与城市建设相关的都市运动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富人的抗议”。指新建小区里的业主的抗议活动，这些业主的特点是：(1)平均年龄较低；(2)文化水平高；(3)经济富裕；(4)懂法律；(5)熟悉并充分利用业主网络进行串联。这种运动主要是基于私人物权的一种联系而建立起来的“自组织”，可以把它叫做政治化运动。第二类是“穷人的抗议”。在城市扩张中，城市边缘的居民因利益受损而起来抗议。这类运动主要是基于经济原因产生的。第三种是原住市民的抗议。这类运动的原因比较复杂，有经济原因，也有文化保护等。沈原提出，他与同事正在实验一种研究方法——“社会学干预”方法(法国社会学家阿兰·图汉提出)来做都市社会运动研究。

渠敬东针对沈原的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当你用一种“社会学干预”的方式进入研究当中时，你的身份是社会学家还是社会活动家？如果你是社会学家，你是什么意义上的社会学家？社会学作为一门科学，对你有什么理论上的挑战？因为如果你作为社会行动者的话，和社会学家扮演的角色是完全不同的。

蔡禾认为，在都市社会运动中，每一个利益相关者的动机比较复杂。例如穷人运动一开始可能主要依据的是一个经济的逻辑，当文化精英加入进来后，穷人也开始讲保护文物了，但可能只是在一个特定时间找到了一个合法途径来表达和实现经济利益的机会。

李友梅认为，把社会学干预作为研究方法，研究者一定要清楚他给了多少“干预”，然后说，要从干预以后发生的变化里面走出来。也就是说，进去做“干预”时要有清醒的头脑，从里面走出来时，研究者的角度要尽快转换。

五、组织研究方法和组织社会学学科建设 (一) 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的争论

刘世定教授认为，首先，关于人类行为一元论个体主义假设和一元论整体主义假设的对立，长期以来一直是社会科学不同流派、乃至研究者被当作归属于社会学还是经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这个现象在传统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研究中表现特别突出。事实上，现在一些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成果是在个体与群体二元主义的基础上做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方法论上继续争论一元主义还是二元主义的，已经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情而不能启发人的智慧了。其次，对于组织研究而言，不仅仅要借助于经济学，还要借助于社会学。但对社会学而言，必需要建立一些更精确化的模型，虽然模型不能完全替代理论，但如果没有模型，就比较难以形成知识的积累。第三，在组织理论的探索当中，当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和它的基本假设正在迅速地社会学化。但是，它的概念体系的经济学特色过于浓厚，用这样的概念体系去解决社会问题，效果常常不是最优的。反过来，社会学研究长期惧怕理论的模型化，变成了收集资料和分析现象的工具，所以导致了今天所谓经济学帝国的局面。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社会学的一个重要工作是要研究更好的理论分析工具来抢救和丰富社会学学科体系。

王宁教授指出，关于方法论二元论的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英国社会学家阿切尔给我们一个启示，她引入了时间变量。也就是说，对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不能离开时间来讲。如果离开了“时间”，抽象地讲个体主义还是整体主义，是没有意义的。马克思也说，我们创造了历史，但这个历史总是在一定的条件下创造的，在这个第一个时间段，我们受到结构的制约。然后下来在第二个时间段，是我与人的互动，这是我的能动性。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个体主义。这个时间段会导致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很可能再生产原来的结构性制约条件，也可能改变了原来的结构性制约条件。所以，如果再生产结构制约条件，历史就是简单的重复，如果改变了，就发生了结构的转型，阿切尔称之为形态发生论。阿切尔批评极端式，极端式就是把结构和能动相互吞并掉了。她认为结构和能动、宏观和微观应该有各自的存在，只不过在某个时间段宏观起更大的作用，某个时间段微观起更大的作用。所以，如果把时间因素抹掉，把它们吞并在一起，这是错误的。同时，美国社会学家科林斯讲方法论时也引入了时间变量，他的出发点是个体主义，当到了一定的时间后，所有的个体行动会导致一个无意识后果，这是一个结构变量，它反过来又会约束我们每个个体的行动。

(二) 个案研究与定量研究的争论

周雪光指出，大家对个案研究做的非常多，但通常是各自为政，孤立作战，做完了也就被忘掉了。所以，怎样把我们做的知识积累下来，使大家做研究的时候知道别人做过研究，有什么问题没有被提出来或者没有被解释。做个案研究有几个困难：第一，它研究的是一个具体现象，但如何能把这个“理”说大，对研究者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第二，我们在解释一个个案时所使用的概念、方法等通常对另一个案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取的，它们之间没有可比性，尽管我们在努力，但客观条件约束着我们。所以，我们应建设一个便于学术交流和知识积累的学术制度与规范。

沈原指出，有学者提出了“拓展的个案研究”的观点，个案研究如何上升到普遍意义的呢？答案是：个案是通过与理论对话上升到普遍意义的，每一步解释都要与理论对话，最后形成的不仅只是解释一件事情，而且包含着理论。刘世定认为，为什么社会学中的个案研究很难积淀下知识，就是它没有比较精确的理论模型。所以，个案研究应与已有的理论模型对话，建立更好的理论模型。邱泽奇认为，在统计研究能力不足的情形下，案例研究方法是促进组织社会学理论研究的一个有效选择。

王宁认为，定量研究与个案研究属于两种逻辑。定量研究是一种演绎研究，从一个理论假设出发来设计指标或问卷，然后通过经验来验证这个假设是否正确，这是演绎研究。个案研究是一种归纳研究，个案研究的方法背后有很多类型学上的逻辑意义，每一类个案都有它的功能，研究者要对个案的目标有一个定位，个案并不是经验意义上的代表性，不要把它当成定量研究中的一个样本，因为任何一个个体都不可能代表一个整体，但一个个案肯定可以代表一个类型，可以归纳建构一种理论。接下来研究者可以通过后面的定量研究不断的验证和修改丰富这种理论。

王进博士提出了一种“多能动体模型”研究方法。即通过完善一种新的统计控制手段来发现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因果机制，解释两种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三) 组织社会学的学科建设

李友梅、周雪光、李培林、邱泽奇、蔡禾等就如何促进组织社会学的学科建设的问题分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李友梅教授强调应加强联络工作。同时，与会学者还达成了以下几点共识。(1)加快组织社会学教材的编写和促进教学工作，及时把国外有关组织研究方面的优秀研究著作或文章、尤其是国外学者关于中国组织研究的论著翻译成中文，对每篇研究论文同时附有一、二位中国学者的评论，引导青年学者如何读文献，让青年学者首先认识“组织”为何物；(2)大力推进组织社会学研究，一是组织社会学理论研究，二是经验或应用研究。注重培养新人，着重训练研究生的研究能力，并以研究来带动教学；(3)促进与其它研究组织现象的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的理论对话，努力建设组织社会学研究的理论体系；(4)建设学术社区，形成共享平台。加强组织社会学研究的学术交流，并使这种交流制度化，每位参加交流的同仁应该介绍各自在组织研究的经验、理论和方法方面的研究进展，通过交流，找出不足，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