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涂尔干(E. Durkheim)从“自杀”这一极具个人色彩的行动中，揭示出社会因素是如何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从而展示了如何以实证的方法来进行社会学的研究，那么阿莉·卢赛尔·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则通过《情感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一书向我们表明——通常看似比自杀行为更具个人化色彩的情感(emotion & feeling)，也同样受制于社会因素的操控(management & engineering)。¹

《情感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一书1983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以及社会的高度注意。《纽约时报》“书评专栏”将其评为1983年“年度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著作之一”。霍赫希尔德也因此获得了1983年的“米尔斯奖” (C. Wright Mil ls Award)的荣誉提名，并且被“美国社会学学会社会心理学分部”授予终身成就奖——“查尔斯·库利奖”(Charles Cooley Award)。3年后，即1986年，美国社会学学会的“情感社会学分部”(Sociology of Emotion Section)建立。显然，“情感社会学”这一研究领域合法性地位的获取与霍赫希尔德的这一著作的广泛影响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989年，“情感社会学分部”结集出版的论文集《情感社会学：起源及研究成果论文集》，由一篇综述性绪言和15篇论文组成，除霍赫希尔德本人撰写的一篇论文外，有8篇文章的参考文献中提到了霍赫希尔德，其中有7处直接提到她的《情感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一书。该书先后被译为德文(Campus Press)、(繁体)中文(桂冠，台北)以及日文(Sekai Shisosha, Kyoto)。2003年，霍赫希尔德为该书撰写了一篇全新的《跋记》，仍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为了更准确地把握该著作，本文撰写时所依托的文本为1983年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该书的作者霍赫希尔德，出生于美国，196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哲学博士学位，随后留校在社会学系执教至今，1983年升为正教授。

在《情感整饰》一书中，霍赫希尔德以个案的形式调查了美国各大航空公司的许多乘务员与收账员，参与性观察了戴尔塔航空公司空中乘务员培训中心(Delta Airline Stewarde ss Training Center)开展的大量培训活动，此外还访谈了为航空公司乘务员做过许多心理治疗的医师。在论述的过程中，她一方面纵向地分析了航空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的宏观走向对空乘人员的情感整饰行为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向读者展现了不同的航空公司对其空乘人员情感操控的横向面相。经由这些细致、全面的工作，她向我们展示了在二战以后至上世纪80年代组织化的机构通过种种途径操纵、控制其雇员的情感表达的全景图，同时从马克思主义、符号互动论以及女性主义的理论视角分析了商业势力这一大范围、长时间的侵蚀对人们所造成的不良后果，她的这些努力为该领域中后来的研究者所大力称赞。

一、情感话题的起因

情感问题是如何作为一个专门性的话题进入社会学家的研究视野的，这在霍赫希尔德身上呈现出给人以启发的有趣特质。

当年仅12岁的霍赫希尔德捧着一碟花生，以小女主人的身份，向从事外交工作的父母的客人分发花生的时候，一件耐人寻味的事情引起了她的注意：不论是保加利亚大使、中国领事还是法国的经济事务官，在接受花生的时候，都露出令人惊奇的“外交官式的微笑”(diplomatic smiles)，这种一致性超越了种族、民族、地域、社会和文化的差异。霍赫希尔德回忆说，因为当时她还是一个小女孩，所以从下向上仰视这种外交官式的微笑时，这种微笑就显得更为怪异，更加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她完全被迷惑了：“我究竟是在向客人们分发花生呢？还是在向一群演员分发我盘子里的食品？”(Hochshichd，1983：ix)霍赫希尔德继续写道：“后来我会聆听我的父母分析不同的姿势。保加利亚大使面容紧绷的微笑……法国外贸官员握手时有意延长时间的做法所传达出来的不仅仅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信息，而且也是索非亚向华盛顿、巴黎向华盛顿所要给予的暗示。”(Hochshichd，1983：ix)通过霍赫希尔德的追述，我们可以看出她对于隐藏在人际互动之中、制约人际信息传达行为的机制有着敏锐的察知力。这一机制决定了人们如何控制自身的情感、行为，以便让自己处于与周围情境保持合拍的状态，它可以使这些外交人员超越各自不同的背景，从而呈现出一种“怪异”的一致性，又可以将他们富于个性的行为特征转变为传达政府之间“暗示”的工具。在以后很多年里，霍赫希尔德就一直在追寻是什么因素促使这些外交人员能够跨越文化，控制自身的情感，进行具有一致性的、演员式的表演；日常生活中，人们又是如何来控制自己的真实情感，使其从事的活动与其身份避免产生冲突的。

除了上述事件的影响，引导霍赫希尔德投身情感研究的另一原因在于：当她就读于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社会学系的时候，C·赖特·米尔斯(Wright Mills)的《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一书中所描述的美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大卖场”(the great salesroom)的相关章节给予了她极大的启发。在这个章节里，米尔斯论述到美国已经出现了一个“人格市场”。“对某人的个人素质的控制一旦以某种价格转让给另一个人，而这些供出售的素质又影响着一个人给其他人的印象时，人格市场便形成了。”(C·赖特·米尔斯，1987: 211-212)这是米尔斯论及美国为推销而推销，最终导致人格也成为一种商品时的话语。霍赫希尔德认为它确实触及到了美国社会的核心特质。她认为，情感，作为人格的构成部分，难免会在人格被出售的时候被卷入进去。这似乎给了霍赫希尔德长期所追寻的问题一个答案。但是经过思考，她认为米尔斯的论述中有一些东西缺失了：“米尔斯有一个假设，即人们为了出售人格首先必须得拥有一项人格”(Hochshichd，1983：ix)，“但是拥有了一项人格并不能促使一个人成为外交官，就像拥有肌肉并不意味着就能成为一名运动员一样”。“一个人的人格不只仅仅是简单地‘出售’，人们积极地采取情感整饰使他们的人格与他们所从事的与社会公众打交道的工作保持一致。”(Hochshichd，1983：219)但问题的关键在于米尔斯忽略了在出售人格的过程中，人们有“一种主动地把情感劳动卷入到出售行为之中的意识。”(Hochshichd，198 3：ix)而这正是霍赫希尔德在她的著作中着力要揭示的一个观点。

我们还可以看到，二战以后，在美国经济的复苏、“黄金十年”的到来、商品的生产者的销售压力大于消费者的购买能力的时候，“买方市场”的形成，商业势力便将它的触角伸入到对人们情感进行操纵的活动中来了。情感整饰在商业社会中的凸现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一项特征。这也成为霍赫希尔德对于商业机制如何操控情感进行实证性研究得以展开的时代背景与客观前提。

二、霍赫希尔德的概念建构

霍赫希尔德对情感的研究，是从她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情感性工作”(emotiona l work)或称为“情感性劳动”(emotional labor)发轫的。这是她试图社会性地解读(soc ial explanation)情感问题时的概念依托之一。她认为“情感性工作可能是无形的情感体系(invisible emotional system)中被明确模式化的一部分。”(Hochshichd，1983：ix)什么是无形的情感体系呢？霍赫希尔德进一步解释说，它“是由带有感情性付出的个人行动、社会的‘情感法则’以及大量的在人们的私人与公共生活中的交换所组成的。”(Hochshichd，1983：ix-x)

她对马克思的“劳动力”概念进行了修正。她认为到了资本主义的高级阶段(亦即20世纪后期以美国为代表的阶段)之后，劳动者的劳动力中包含的不只是相关方面的劳动技能，同时也包含有作为一项服务内容的情感成分。比如，她在她的著作的第一章里就对比了19世纪一个在生产墙纸的工厂中的童工的劳动与20世纪航空公司的乘务人员的劳动的区别，并说明后者的劳动不只是需要技能，更需要的是在劳动过程中的情感付出。

与此同时，她将戏剧理论中，特别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K. Stanislavsky)²的表演理论引入她的研究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在私人生活领域，所有的人不仅具有进行浅层表演(the surface acting)——即控制自己的身体以使他人产生表演者所预期的表象的能力，而且拥有深度表演(the deep acting)的技能。所谓深度表演意为表演者已经完全融入表演行为之中去了，意识不到自己是在进行表演(Hochshichd，1983：37-48)。在私人化的生活中，这项能力可以保证人的肉体和灵魂都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实现交换的资源(Hochshichd，1983：55)。在霍赫希尔德看来，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提到的这一能力一旦进入了公众领域，就有可能为商业势力所俘获，成为实现其利益的工具。

相应地，戈夫曼(Erving Goffman)关于日常生活中的戏剧表演以及符号交换的理论为霍赫希尔德对于“情感性劳动”的探究提供了分析的理论框架。至于为什么情感在私人生活中可以变成交换的项目呢？霍赫希尔德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从性别与社会地位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层面给予了分析。她认为，长期以来，女性总是处于资源匮乏的状态，为了获取社会资源就只能以自己的情感作为交换的筹码去获得她们需要的东西。“特别是在美国的中产阶级中，女性更倾向于采取情感整饰(manage feeling)策略，因为她们普遍地在金钱上依靠男人，而偿还男人们对于她们在金钱上的支持的途径之一就是对男人做更多的情感性工作——肯定、强化、赞美男性优越地位的工作。”(Hochshichd，1983：165)她继而论述道，当商业势力——高度组织化的机构开始对这一现象发生兴趣，并且“加入这场游戏之后”(Hochshichd，1983：185)，商业目标与情感法则实现了一定的重合，渗透到公众生活领域的方方面面。

霍赫希尔德同样认为，在承认人们具有表演的能力的基础上，在广泛而且多样的社会生活的情境中，情感性工作受情感法则(feeling rules)的指引。所谓情感法则是指“通过树立、控制情感交换的权利与义务的理念，从而导引情感活动得以展开的一套规则。”(Hochsh ichd，1983：56)情感法则是由强有力的文化所设定的一套脚本，根据这一脚本，生长于该文化中的人们展开他们的行动。情感法则预设了某种行动潜在的可能性。可以明显地看出，霍赫希尔德的情感法则观念是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法则与戈夫曼的社会脚本观念在情感话题上的一种糅合。霍赫希尔德在展开研究时，走的是一条综合的道路。在上述的整合性尝试之外，她还充分考虑到了情感中的生物性基础对于社会行动的制约作用以及生物性因素与社会因素二者持续不断地互动对于情感持久、深刻的模塑作用。关于这一点，西蒙·威廉姆斯就认为她的研究是因为“两只脚分别站立在生物学——社会的分野”上才取得了成功(S.J. Williams，1998：241)。

三、情感性劳动：加剧异化的一种劳动方式

霍赫希尔德写道：“从我们的感情之中可以发现我们对世界的看法”(Hochshich d，1983：17)。诚然，在涉及公共关系的一些领域，常常会听到上司告诫下属“在工作中不要带情绪”。之所以不要在工作中“带情绪”，就是不要把个人的一些观点、看法带入工作中。很多时候，在人们对周围世界的真实看法与所从事的工作的要求二者之间是有冲突的。为了回避、消弭这种冲突，就很有必要采取情感整饰活动。

在戈夫曼的戏剧表演理论那里，人们之所以要采取印象整饰的策略是因为我们的自我形象有时候会不合乎社会规则的要求。在霍赫希尔德这里，人们之所以要采取情感整饰也是因为我们个人的情感往往会反映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独特看法，而这些独特看法极有可能与社会的情感运行法则或是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不协调，所以我们就得采取一些操控策略，对我们的情感加以整饰，使它们看上去能够满足社会规范的期许。

在霍赫希尔德笔下的航空公司乘务员就是控制自我情感的典型。她们即使在遭到乘客的侮辱后也要使自己的嘴角保持微笑的弧度，这就是情感整饰的集中体现。用戈夫曼的修辞来形容，她们是在进行着情感上的戏剧表演。

情感表达的是我们对周围的人与事物的一种看法，但是在航空公司的乘务人员那里，情况就不是这样了。像一些乘客所说的那样，她们的微笑是挂在脸上的，而不是发自内心的。为什么是这样呢？这是因为她们所表达出来的微笑、殷勤与和善已经不是个人的真实性情的流露，而是经过组织化的操控后的商品，它们是航空公司服务的一部分，是一部分商品。而对于乘务人员本身来说，她们所表达出来的微笑、殷勤与和善也不是她们个人的看法与举动，而是已经出售给航空公司的劳动力的有效组成部分。

根据情感法则，情感中最值得珍惜的是情感的真实性与自发性，所以在情感整饰的技巧中最为关注的是如何将原本是挂在脸上的面部表情、情感表达转变成让情感接受方感觉到是真实的、出自内心的情感。为了实现其商业化目的，机构力图使其从事情感工作的员工的情感在其消费者面前显得真实，特别是当情感已经成为了一项商品之后，情感中的真实性与自发性成分的提高，就等于商品品质的提升，这是增强其竞争力的卖点。

对于情感工作者而言，情感表达，涉及到他们对于“自我”的看法。为了在表演与真正的自我之间加以区别，情感工作者不得不用一个硬核(core)将真正的自我包裹起来，也就是要使自己的表演举动与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区别开来。比如，一个受到侮辱的空中乘务员，她会克制自身的怒气，反过来想乘客所表达的不满是针对她所供职的公司，而不是针对她个人。通过这一整饰手段可以使她保持笑容，继续表演下去。

在霍赫希尔德看来，这一做法会对情感工作者产生影响，使她们的人格中分别产生出一个真正的自我(real self)和表演着的自我(acted self)。而这可以帮助情感工作者在工作中做到去个人化，可以将自己的个人身份与她所承担着的角色区分开来以避免难以忍受的窘境。例如，刚才例子中被侮辱的航空公司的乘务员的做法，就体现出她人格之中两个自我的对话。然而，可以清楚地看到，作为雇员，他们的这一做法与公司的要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这种张力在公司的权利日益膨胀的情势下，使雇员一方愈来愈难以承受。因为整个权利的重心完全向机构化的力量方面倾斜。

随着情感整饰的手段日趋精准，为了追逐经济利益，组织化的机构更加着力于消弭情感工作者人格中“真正的自我”与“表演着的自我”二者之间的区别。如同霍赫希尔德在《情感整饰》中提到PSA宣传一样——“我的微笑不是印上去的，”(Hochshichd，1983：4) “而是比那些用钱买来的虚假的微笑更人性化的微笑。”(Hochshichd，1983：4-5)机构强调的是“更人性化”，因为我们知道，就情感来说，越是真实的情感就越发具有价值，机构要求其雇员的情感性工作更人性化，就是要消弭表演的虚假性与性情流露的真实性之间的界限。这就是霍赫希尔德所描述的“社会操纵下的深度表演”(deep acting with social engi neering)。在商业社会里高度组织化的机构，比如文中提到的航空公司就是要对其职员(主要是空中乘务员)的情感进行社会操控，“诱使她们去感知本来不存在的情感，恪守时时微笑的律令，掩盖她们能切实感到的愤怒与怨恨之情”(P.N.Stearns，1984：310)。到了深度操控的时候，它已经使职员不再能够区分清楚什么是实实在在可以感受到的，什么是机构要求他们应该感受到的。米尔斯在论及女售货员的时候说：“人们不是把售货人员当作人，而是当作一付对顾客提供程式化的问候和殷勤服务的商业面孔来认识的。”(C··米尔斯，1987:212)到了霍赫希尔德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机构是希望将它的雇员当作一个个向其顾客提供人性化的、带有友善情感的机器来要求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机构既希望它的雇员像情感机器一样便于操纵，同时却又竭力在其顾客面前隐藏它对其雇员的这种操纵。

高度组织化的机构的这一做法，给它从事情感性工作的雇员的人格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仅以航空公司的乘务人员为例，霍赫希尔德提到“一些妇女为了替公司做情感性工作造成了自身与女性角色之间的疏离。单就性生活方面，一位性医疗师梅拉妮·马太(Melanie Ma thew)——她曾治疗过五十余位‘对性生活失去兴趣’或是存在‘高潮体验问题’的空中乘务员。她说：‘她们(航空公司的女乘务员们)在年轻的时候就倾向于做一个乖女孩，她们从来没有机会决定她们要成为什么样的女人，没有机会去发掘她们真正的性格、真正的需要。其中一些人即使不喜欢他们的配偶也强迫自己去取悦他们’，这就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Hochshichd，1983：183)相反，对那些从事收债的男性工作人员(即“收账员”)来说，他们则扮演着完全不同于空中乘务员的角色。对于空中乘务人员来说，她们要抑制自己的情感，屈从乘客的要求，然而对于那些男性的收债人而言，则被要求在气势上应该凌驾于他们的工作对象之上，他们要提醒债务人时刻意识到：如果他不按时还清债务的话就会陷入一种很不妙的境地。有时甚至需要侮辱、挖苦、威胁债务人。长期下去，从事收债工作的人，因为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要对他们的工作对象在情感上有一种威慑力量。虽然，起先这些工作人员可能在内心里同情债务人，但不得不抑制自己真实的情感。就这样，因为工作的关系，这种要求在情感上具有威慑、尽可能地贬抑工作对象的做法，会慢慢被整合进入这些收债人的人格结构之中，造成了他们在社会生活中缺乏同情心和冷酷的人格特征。

米尔斯叹息道，在美国日益变成一个大卖场的时候，“操纵是人与人的接触中不可缺少的东西。每个人都试图暗中把别人当成工具来使用，人们相互之间便疏远了。但是一旦疏远形成了一种循环关系，人们便把自己当成工具，并和这一工具日益疏远了”(C··米尔斯，1987:218)。我们可以看出这种疏远是以自我疏离(self estrangement)发轫的，可是终点却是“自我异化”(self alienation)。这也就是霍赫希尔德想要告诉读者的东西。

四、对霍赫希尔德观点的反思

诚然，霍赫希尔德的研究以大量、详细的经验材料(多为个案式的)让我们第一次近距离地、全面地观察到了现代社会中商业势力是如何将其触角侵入到个人的情感之中的，然而她的研究也难免存在一些问题。比如，她从美国文化对社会性别的模塑的角度分析情感性劳动导致人们异化的原因：个体的人格仍旧是“竞争的媒介”(Hochshichd，1983：185)，在这个竞争日趋激烈的社会中，具有竞争价值的人格为了得到一定的资源就必将付出巨大的人性代价(human costs)。“我们的文化也给我们造成了另一个‘虚假的自我’”——即我们的文化使男性具有了自恋的虚假自我(narcissistic false self)，而使女性具有一个利他的虚假自我(altruistic false self)(Hochshichd，1983：195-196)。在她看来女性在这场竞争中所付出的人性代价是远远高于男性的。这个结论没有错。但是在她的论述中，她对性别所起的作用加以夸大了，并且将女性的利他自我视为推动情感整饰得以在全社会范围内持续进行的前提。这一结论虽然部分地触及到了美国文化症结之所在，然而将情感整饰出现的前提定位为文化对于男女人格的不同模塑，则是将问题过于简单化了。单是男女两性的虚假的自我是不足以推动庞大的情感机器持久运转的。不论是男性的自恋的虚假自我，还是女性利他的虚假自我，这些都只不过是零散的、浮动的社会表象，它们终究不过是社会强弱关系在传统情境下向两性有选择性地进行投射所产生的后果罢了。而且，随着社会的变化，那种传统的对男女两性社会性别的刻板印象已经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冲击。比如女性主义的冲击、米尔斯笔下的美国社会的大卖场特征对整个社会的冲击，特别是在丹尼尔·贝尔所描述的后工业社会来临所带来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分离”(丹尼尔·贝尔，1997：127；1992：133，140-144，147)，已经使霍赫希尔德的关于男女两性人格差异使情感成为异化的猎物的理论假设显得缺乏说服力量。

文化的确在人们的情感整饰中起着作用，但是把它归结到是男性的虚假的自我或是女性虚假的自我显然是不恰当的。如今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开始在涉入情感性工作了。斯戴恩就提到“(霍赫希尔德)过度地把情感克制(emotional constraints)的重心落在了女职员身上。但是就像米尔斯曾经写道的那样，对自身的情感加以克制的要求其实已经深深地侵入到美国中产阶级经理人与推销员的角色中了”(P.N. Stearns，1984：311)。“不仅雇员，连经理人员也开始克制自己的怒气，做出貌似友善的举动，以牟取可能的好处”(P. N. Stearns，1984：311)。

从跨文化研究结果来看，霍赫希尔德的观点也遭受到了冲击。

日本学者小笠原裕子(Yuko Ogasawara)在评价霍赫希尔德的研究时指出，霍赫希尔德将情感整饰看作是在新自由资本主义(neoliberal capitalism)不断成长中的服务部门中，促使人类情感日益商业化的全球化趋势的后果，这一看法忽视了地方性文化在情感整饰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小笠原裕子援引阿维亚德·E·拉兹(Aviad E. Raz)的研究结果来证明她的这一观点。她认为拉兹的跨文化比较研究则显得比霍赫希尔德的视角更为全面一些。拉兹虽然也承认霍赫希尔德这一看法，但是，同时也将情感整饰看作是受相关机构以及工作地点文化背景影响的事物。地方性的社会化模式(local pattern of socialization)在提升或抑制雇员对于情感整饰策略的接受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在美国社会，人们普遍将情感整饰看作是自我控制的外在形式，是社会强加在个人身上的，因而情感整饰策略遭到了人们的怀疑，甚至抵制，因为它可能导致人际互动的异化以及虚伪。与此相反，在对日本社会的研究中，拉兹认为，在日本社会中自我控制的要求已经被内化到人们的人格结构的内核之中，这种对自我的控制被视为是自我教养的一部分。在日本企业的办公室中，职员的表现，包括诸如衣着、外表、态度、表情、言谈等内容都被坚信为是其真实人格的反映。机构对个人的要求(包括情感整饰的要求)已经作为教化(或是教养，cultivation)融入了人格结构之中。所以，在这里就不存在表演着的自我(acted self)与真正的自我(real self)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存在异化的问题。与此同时，拉兹也没有否认，随着近些年日本经济的低迷，企业的裁减工资的做法使不少雇员开始离开，其中一些人开始投入到具有典型美国特征的全球化企业之中，从而先前的将企业文化融入个人教养、人格结构之中的做法遭到了背弃。那么在将来的日本，是不是会出现霍赫希尔德笔下的异化，则有待于更加深入地探究来加以揭示。

因此，对于霍赫希尔德的研究，目前我们最好将其视为一个具有宏观特征的地方性的经验研究(local research)，其解释力的普适性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来证实(或证伪)。此外，对于情感整饰在人们再次社会化的过程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也应该在以后的研究中被考虑进去。

注释：

1  霍赫希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采用的是“the managed heart”，或者“m anaging heart”来表述“情感整饰”的。其中对于“heart”一词的翻译是值得推敲的。“ heart”在英文中除了指人的生理学意义上的器官——“心脏”之外，还指“感情”(a per son’s capacity for feeling emotion)，见《牛津现代英汉双解词典》 (“Concise Oxf or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heart”词条(牛津大学出版社授权，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北京，2003年12月出版)。根据上下文，霍赫希尔德无疑采用的是“heart”后一个义项——“感情”(“人所拥有的感知情感的能力”，换言之，即情感)。而对于“ manage”一词，我们采用的是国内对戈夫曼印象整饰(Impression Management)概念中的对“manage”的常用译法，即“整饰”。在霍赫希尔德的著作里，她还常常喜欢用另一个词“engineering”来指代“managing”。综合上述考虑，本文将“the managed heart”、“managing heart”、“heart engineering”、“manage feeling”等均译作“情感整饰”。这一词组，兼有名词与动词双重属性。做名词时指“操纵、调控感情以符合某种情境要求的行为、策略等”；做动词时意为“将‘操纵、调控感情以符合某种情境要求的行为、策略’予以操作化的过程。”

2  Stanislavsky, Konstantin (1863-1938),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俄罗斯导演、演员，俄罗斯剧院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莫斯科艺术剧团(Moscow Art Theater)的创始人。其代表作为《演员预备手册》(‘An Actor Prepares’ [1936], Tr. Elizabeth Reynolds H apgood. New York: Theatre Arts Books, 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