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区域经济，是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然要求。面对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建立具有特色和生机的经济区域，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是我国进一步发展的重大战略课题。经济学界关于区域发展的研究由来已久，提出各种各样的理论。区域发展事实上不但是一个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费孝通运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穿梭于东西南北，通过调研，日益感到区域发展的重要性，他深有感触地说：“这个研究课题，需要微观和宏观相结合，需要理论和实际相结合，需要人文和地理相结合，看来和小城镇研究相比是个更大的问题。我从农村的微观研究，进入小城镇的比较研究，经过60年的时间，提出了这个更大的课题。这个课题不仅要把全国的经济发展看成一盘棋，而且应联系着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的确是一篇不像我这一生可以亲自写到底的大文章。这篇文章我算是破了题，但怎样做下去还需认真探索，更需要有志同道合的学人共同努力”(费孝通，1999：221)。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课题，致使费孝通在60多年的学术基础上才提出来？为什么是倾其一生都写不完的大文章？他在这篇文章上破了什么题？我们怎样才能沿着他的破题之路走下去？本文试图在综述区域发展思想的基础上就上述问题来探讨费孝通区域发展研究的心迹和足迹，研究代表中国社会学以往20年关于区域发展研究思想方法的费孝通的思路及其区域发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特色。

一、国内外区域发展研究的进展

区域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而且相对性极强的概念。区域在社会科学中的实质，是以人地关系为核心的地域系统, 是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环境系统相互交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复合系统，由环境要素(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区域空间位置)、资源要素(自然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和基础设施三大系统复合而成(韩渊丰等，1993)。因此，区域发展不等同于简单的经济发展。区域发展是一个追求区域要素合理化、区域结构有序化的过程，即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间的协调。其核心是区域空间结构的发展与优化，即以节点(城镇)、通道(交通线)、流(信息流)、网络和等级体系(城镇和交通)五要素构成的区域在地域上的组合特征及演变规律。

区域发展思想是关于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空间法则的学说，它萌芽于资本主义早期。德国的冯·图南(vonThunen)于1826年最早提出了区域发展的思想，后来区域发展研究的核心在韦伯、胡佛、伊萨德等人的推动下转向产业的空间布局问题。总的来说，国外区域发展的理论主要包括地域分工理论、区域发展阶段理论和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安虎森，1996)。

地域分工理论主要包括比较利益论和地区主导产业论。比较利益论的代表人物是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亚当·斯密(2002)认为每一个地区都按照自己特有的优势进行生产而在专业化的基础上彼此交换，这对每一个地区都有利，每个地区要正确地在分工中发现自己的绝对优势。李嘉图则认为区域分工应从生产上的相对优势和成本上的相对差别出发。地区主导产业论者认为在各个区域发展过程中，各个产业在地区产业系统中的地位、作用是不同的，其中一个或几个构成地区主导产业和主导产业群。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要从区域本身的情况出发，发现和认识自己在全国劳动分工中的地位和优势，使得政策能充分体现自己区域的优势和特色，促使区域扬长避短，发挥优势，形成具有全国意义的专业化产业(陈冬野，1984)。

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认为无论在世界还是一国范围内，客观上存在着经济技术的梯度。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力从高梯度发达地区向低梯度落后地区转移，从而缩小地区差距，实现一国的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区域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又被称之为梯度推移理论。梯度推移理论以工业生命循环为基础，揭示了生产力在地区间转移的动态过程。

区域差异是区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普遍性问题。关于区域非均衡协调问题的研究主要有增长极理论和累积性因果循环理论(周民良，1994)。20世纪50年代，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先提出增长极理论。该理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如今已经成为西方制定区域发展政策的重要理论依据。该理论的核心观点认为，在经济发展中，由于某些主导部门或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或行业在一些地区或大城市聚集，形成一种资本与技术的高度集中，具有规模效益、自身增长迅速并能对临近地区形成强大辐射作用的发展极，通过具有发展极地区的优先增长可以带动相邻地区的共同发展。令人遗憾的是，发展中国家在实施增长极的政策中，成功和失败的例子几乎是对半开。瑞典经济学家米尔达尔基于社会过程原理提出了累积性因果循环关系理论。该理论把社会经济过程看成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用递增的规模报酬来解释地区发展的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区域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学术界提出的代表性理论有“点轴发展理论”、“城市中心论”、“区域中心发展战略论”、“一个半重点论”等等(林文杰，2000)。点轴发展理论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我国兴起的一种区域发展理论。它从经济增长与平衡间的倒“U”型相关规律出发，认为我国目前仍处于不平衡的发展阶段，点轴开发是现阶段最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所谓点轴开发即点轴渐进式扩散开发，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全国范围内规定若干联结的主要城镇、工矿区，并且附近具有较好的资源、农业条件以及交通所经过的地带，作为发展轴予以重点开发。二是在各个发展轴上确定重点发展的中心城市。三是较高级的中心城市和发展轴线影响较大的区域，应当以国家和地方较大的力量去集中开发。“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是地区政治、文化、科技、交通、信息和经济中心，以城市为中心来组织管理经济有利于城乡一体化，有利于经济发展。“区域中心发展战略”着眼于缓解东西部发展的差距。

从上面的简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内外学术界对区域发展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不少的成果，为区域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和思路。但是，如何从实际出发，科学地阐释我国区域发展问题尚显不足。社会学界应该怎样在区域发展研究上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我国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从社会学、人类学的视野，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推进到一个更高、更广阔的领域——区域发展研究(刘豪兴，1999)。

二、费孝通区域发展思想的演进

费孝通的学术历程大体上经过两次转折：一是从农村到小城镇；二是从小城镇到区域发展。每一次转折费孝通都认为自己的研究都更上了一层楼。费孝通将村落比喻成“细胞”，把区域比喻成“身体”，从农村到区域发展的学术历程可形象地比喻为从“细胞”到“身体”。从“细胞”到“身体”中间还有组织器官，这些“组织器官”在不同层次区域中的含义是不同的。费孝通认为，最小的“器官”是小城镇。在从小城镇的研究上升为区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客观现实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他自身的学术研究方法也促使他向更高层次的研究发展。费孝通的研究方法一言以蔽之——“实事求是”。它具体分为“已然”—“或然” — “果然”(或“不然”)三个阶段。一切从已发生的事实为出发点，观察和描述被称之为“已然”。然后以观察到的事实为资料，进行比较和分析，探索出事物发展中可能发生的情况，作出预测，被称之为“或然”。将这些观点与实践相对照检验其正确与否，得出“果然”或“不然”的结论。

建国前，费孝通的学术研究单位基本上以村落为主。建国后的民族访问团调查虽然使费孝通认识到区域发展之间的差距，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没有展开这方面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费孝通重新拾起被迫中断了20年的“为中国农民能富起来做些什么事”的实践课题，重新开始了农村调查工作。在对小城镇的研究中，费孝通引入了模式概念，¹这既是费孝通小城镇研究的重大突破，也为他后来的区域发展研究奠定了逻辑起点。模式概念在从小城镇向区域发展研究过渡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随着客观实际的进一步发展，模式概念本身经历了一个内涵不断丰富、不断变化的过程。首先，经过“行行重行行”的实地调查，费孝通总结了存在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道路上的各种模式：“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耿车模式”、“民权模式”、“宝鸡模式”等等。模式是指在一定地区、一定历史条件下，具有特色的发展路子。模式概念的提出要求我们从整体出发探索各地区历史背景、条件所形成的与其他地区相区别的发展道路上的特色。其次，模式概念经过一个由静态的理解到动态认识的过程。费孝通先提出“因地制宜、不同模式”的观点，后来又加上“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的观点。在模式的比较研究中，费孝通并没有追问每一种模式所覆盖的地区有多大，划出各种模式所占的区域，这是因为他当时还没有明确“区域发展”的概念，但他已经意识到一旦越出区域，发展模式就会改变。

从1984年起，费孝通(1999)的研究跨出江苏之后，分成两个方向扩大范围。一路是沿海从江苏到浙江，经福建到广东珠江三角洲，进而接触到广西的东部地区；另一路是进入边区，从黑龙江到内蒙古、宁夏、甘肃、青海、云南等地。在实地调查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见闻和思索使费孝通注意到经济发展具有地理上的区域基础。费孝通(1999)指出，各区域不同的地理条件包括地形、资源、交通和所处方位等自然、人文和历史因素，均具有促进和制约其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因而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上可以有不同的特征，具有相同地理条件的地区也有可能形成一个经济发展上具有一定共性的经济区域。这些区域又可能由于某种经济联系而形成一个经济圈或地带。

在这种意识的驱使下，1987年在甘肃调查时，费孝通(1999)提出建立“临夏、海东经济协作区”的建议。这个建议标志着费孝通的研究工作进入区域经济发展的领域。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研究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987—1992)是区域经济、区域发展概念的提出、深化以及从区域发展的角度提出建立区域经济协作区的建议。第二阶段(1992—1999)区域发展理论的全国一盘棋阶段。第三阶段(2000以后)费孝通将区域发展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阶段。

费孝通在青海、甘肃两省和宁夏、内蒙两个民族自治区作了实地考察后，看到了青海在龙羊峡到内蒙的托克托河段的黄河上游沿岸地区，它正处于西藏、新疆、宁夏、内蒙四省区的中心，是西部的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多民族聚居区。为此费孝通(1999)提出“共同规划、有无相济，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原则，并在1988年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建立“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得到中央和省区领导的支持。这个建议是从广大区域发展出发，设想怎样推进经济发展的路子，可以说是区域经济这一概念落到实处的例子。1988年在考察南岭山脉时，费孝通把开发这一片瑶族聚居区的希望寄托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扩散上，提出了以香港为中心的三个环形地带的经济区域格局，后来又在《珠江模式再认识》(1999)一文中提出港珠经济一体化的观点，开始考虑以香港为中心的华南经济的整体发展，这说明费孝通的经济区域概念又深化了一步。1989年，费孝通对提出建立黄河三角洲开发区的建议与建立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相呼应。

浦东开发以后，费孝通认为应充分注意区域发展的大局和长远利益对上海的要求，使上海在经济上成为长江三角洲和沿江地带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或总服务站，成为一个具有广阔腹地的大陆香港。以这个思路为底子，费孝通(1999)于1990年提出了关于建立以上海为龙头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

自1993年以后，随着费孝通对区域发展研究的逐步深化，在“全国一盘棋”视角的指引下，他将研究重点放到中部和过去了解较少的区域。这里有两条线，一是沿海岸线北移，提出了开发环渤海湾和东北亚的建议；二是沿欧亚大陆桥向西进入中西部地带，提出建立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构想。在《淄博行》、《从农村发展到区域发展》、《滨洲讲话》、《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铁岭讲话》、《黑龙江行》、《区域经济发展的再思考》等文章中，费孝通总结了前阶段的研究，系统、深刻地阐述了自己的区域发展观，并用以指导各地的区域发展。

2000年以后，费孝通开始从实践走向理论的反思阶段，并开始将其区域发展的思想纳入自己的学术体系之中。“最近一段时间，我把自己多年来的一条基本思考路线打通了，理出一个框架，就是‘江村经济—行行重行行—文化自觉—天下大同’，其中包括了大家比较熟悉的一条具体路线，即‘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对于起初研究的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比如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这样的地区，我们对于它们今后发展的方向、目标以及采取的办法、步骤都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了”(费孝通，2003：193)。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费孝通的区域发展理论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它既与国际区域发展理论在许多方面有通约之处，又结合本土国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

三、费孝通区域发展结构模型观

费孝通没有对区域下确切的定义，但从他的观点可以看出他对区域含义的把握是很明确的。所谓区域经济，一般是指一定空间地域内所有经济活动的总和。费孝通认为：“人们在一定的地区里，由于经济的活力，聚集和连结在一起，互相协作，形成一个‘经济区域’，在这个区域里的经济活动就是区域经济”(费孝通，1999：364)。由此可以看出，区域经济要以一定的地理空间为依托，且以商品经济联系为基本纽带。费孝通指出，经济区域的产生，一开始就是与商品经济相伴随生长起来的。商品经济的产生和繁荣促使人们生产、交换的活动多样化、复杂化。商品经济把各个经济要素(个人、家庭、村落等)联系起来。在传统社会，由于商品经济不发达，所以经济区域的范围较小，以集市为中心把各个村落联系起来，所以美国著名汉学家施坚雅(1998)特别指出，中国传统社会是由一个个集市(包括所容纳的农村)区域组成的，集市区域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而不是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村落。无论怎样，在传统社会，区域经济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并不十分重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市场经济体制也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区域经济也随之发展起来，并形成多层次的区域经济体系。通过这个“市”，由于经济关系把人们连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区域，也就是人们经济活动的空间。这种经济区域由聚民为市，集村为镇地不断扩大，形成多层次的区域结构，到现代已接近于一个全球性的大区域。这一点，费孝通与国内外区域发展研究学者的认识是基本相同的。

区域经济是伴随商品经济的发展而兴起的，是否只要有经济交往就可以形成一个经济区域呢？费孝通认为并非如此。他强调一个经济区域的形成是要有一定条件的。“如果以人体来比喻，就要有一个‘心’、一个‘肚子’、一张‘嘴’，还要有‘脉络’。心就是中心城市；肚子是腹地，即众多的农村、市镇和其中的农田、工厂企业；嘴就是出口，可以使区域与区域之间的物产出纳吞吐自如，以对外贸易来讲就是进出口岸；脉络就是交通运输的渠道、通讯联系和交通网络” (费孝通，1999：367)。中心城市、村镇腹地、流通网络、海陆空的出口是构成一个经济区域的基本内涵。这些基本内涵实际上是费孝通分析区域经济的结构模型，从方法的渊源来看，这与他跟史禄国、马林诺夫斯基受过功能主义训练有很大的关系。他将区域视为各相关要素有机配合起来的整体，对之进行功能分析，将区域结构内部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描述出来。

众所周知，心脏是身体的发动机，是人体一个至关重要的器官。同样，费孝通认为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中应发挥经济发展的动力作用。中心城市应具备较强的扩散和辐射能力，形成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费孝通的“中心城市”观点与国外重要区域经济发展理论— —“增长极”理论既有通约之处，又有区别。增长极从理论走向实践带来不同的效果，引起了不同的评论。有的区域走上了良性发展之路，有的区域造成中心城市与腹地的二元隔离，导致两极分化。关键在于“扩散效应”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没有很理想地发挥。就中国的区域发展而言，费孝通(1999)强调中心城市与周围腹地的相互关系，二者互为条件，在实践中相互促进。首先，中心城市为周围腹地的发展提供科技、信息、金融、贸易等多方面服务。其次，周围腹地发展起来了，农民手中有钱了，等于为中心城市经济发展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市场。例如，费孝通指出，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与上海的辐射是分不开的。同时，上海的发展与腹地的发展也是息息相联的。因此在研究区域经济时“应该考虑作为一个区域经济的中心城市如何进一步带动腹地的农村和城镇发展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使中心对腹地加强辐射的问题”(费孝通，1999：435)。再如，费孝通在提出“京九沿线开发区”的建议中，非常重视沿线中心城市的作用，他认为这些城市应该充分发挥经济发动机的作用。

中心城市与腹地的联结是通过脉络，即交通运输、通讯和流通网络。这样整个经济区域就形成一个网状结构，形成经济的良性机制。费孝通心目中的区域经济是个多层次的概念。从接近最小的经济区域——小城镇到从全国一盘棋角度出发的最大的全国性经济区域，在费孝通实际分析讨论中，他比较侧重于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讨论相对比较大的经济区域，因此中心和腹地是相对的。

另外，区域之间的关系并非隔绝的，一个地区的农民既可以去一个城市买卖商品，同时也可以去另外一个城市从事经济活动。区域之间的经济来往使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的出口。就国内贸易而言，出口往往是该区域的中心城市；就国外贸易而言，出口有可能是该经济区域的中心，也有可能不是该地区的经济中心。前者比如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后者如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的连云港等。费孝通指出，在国内应尽可能形成统一的市场，以摒弃许多人为的障碍。

四、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

区域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市场经济需要一个大市场、货畅其流的市场。但是我们的实际情况是，一块一块的行政区域割断了经济联系，束缚了经济的发展，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存在某种程度的错位。因此，费孝通强调市场不认识行政区划，它要求区域之间进行合作。

当然，并非因为经济区域与行政区域有某种程度的错位，就废除行政区域。最理想的是两者的统一，但多方面的因素决定它不可能达到理想的状态。有些因素是无法改变的，有些因素是可以改变的。所谓行政区域是按行政管辖范围而形成的区域。例如省、自治区、市、县、乡镇等等。行政区域形成的因素很多，有历史、民族、自然地理、交通、经济、政治等多方面的因素。由于在行政区域内，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都在同一个政府的管辖之下活动，政府在行政区域的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是社会资源的配置者，政府在行政区域发展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时也导致了区域的分割。经过多年的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各个城市充分认识到区域协作的重要性，反思了自己以前的定位，1997年成立了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徐寿松等，2004)。最初是由15个城市组成，2003年由于台州的加入形成“15+1”的模式，2004年逐步形成“15+N”的模式。实践的发展充分证明了费孝通当时对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关系的判断。

经济区域是在社会分工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市场的作用下形成的，它突破了行政区域的边界。随着中心城市扩散能力的增强，经济区域范围逐步扩大。例如，长江三角洲一带正在形成以上海为中心的经济区，长江三角洲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经济区域概念。它包括沪(上海)、苏(苏州)、锡(无锡)、常(常州)、杭(杭州)、嘉(嘉兴)和湖(湖州)一带，横跨两省一市。在这个经济区域内，各地区、各部门的分工协作紧密，形成了产业结构层次较高的产业群。

费孝通认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作为社会资源的配置者，使得行政区域的发展具有突出的地位，它甚至取代了自然地理区域和经济区域的发展，而在市场经济的转变中，引发了行政区域发展与经济区域发展的冲突，导致社会资源的巨大损失，这是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中，政府的职能没有作出相应转变的结果。当地政府往往更关心其所管辖的行政区域的发展，而不大考虑经济资源的合理走向。政府的许多经济政策限制了行政区域间的经济发展。有的地方甚至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制造贸易堡垒。

针对这种弊端，费孝通(1999)认为应该建立经济协作区，因势利导，以“共同规划，有无相济，互利互惠、共同繁荣”的原则，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但这种协作首先必须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客观需求上，费孝通认为这靠规划是设计不出来的。“在我观察的范围内，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二是乡镇企业，第三是外向型经济，第四是市场经济促成的区域性经济协作。这四个方面的重要变化都不是从文件里边来的，都是自下而上由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费孝通，1999：49)。其次，政府要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职能，废除束缚限制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政策，制定促进区域发展的政策。其中最主要的是财政体制的改革。现有的财政体制以行政区域为依托，不适应区域经济发展的要求。最后是正确处理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目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经济的发展必然涉及到各方利益的冲突。比如在环渤海经济开发区中，哪个城市做中心城市呢？这必然是许多城市竞争的目标，但从历史、地理、经济、政治等各方面因素考虑并不是每个城市都适合的，历史的选择就落到了天津。每个城市如果都朝这目标努力，不但会造成区域冲突，而且由于目标过高反而会损失利益。费孝通在探讨长三角区域发展时指出：“我们不能忽视了上海这个龙头同江浙两翼之间的矛盾。龙头不联合这两个翅膀，想单独发展自己的郊县，另外造出一个翅膀来，可是这个翅膀力量太小了，想飞又飞不起来。江浙这两个翅膀失去了上海这个龙头的指挥，不得不自己找出路、求发展，结果起飞了，而且同龙头形成了竞争的局面。在目前形势下，龙头如何当好龙头，两翼如何配合龙头，共同振翅高飞，是长三角地区必须解决好的问题”(费孝通，2003：112)。

建立经济协作区并非一件简单的事，它要求综合考虑政治、历史、经济、文化、地理等各方面的因素，要有战略性的眼光。比如“海东、临夏经济协作区”的提出，费孝通就从历史经济中找到两地进行合作、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理由。1987年费孝通(1999)在甘肃调查时，注意到甘肃和青海交界的祁连山两麓的居民除汉族外，还有一些人数不多的少数民族，他们处于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之间，形成了一道夹在藏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走廊。在经济上，正是牧业和农业接触和过渡的地带。当时费孝通从回族聚居的甘肃临夏越过省界到青海的海东地区，一查历史，才知道这一带正是明代以来茶马贸易的中心——河州的属地。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发展这个地区的经济，大概只有利用它特有的历史传统，恢复它作为农牧贸易的基地，把临夏和海东联合起来，使之成为向青藏高原发展贸易的中心。费孝通把这个想法同当时两省的领导讲了，得到双方的赞同，他就向中央提出了建立一个经济协作区来发展农牧两大区域之间贸易的建议，使河东、临夏两地的经济走向快速发展之路。

五、区域发展中的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问题

费孝通强调，保持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平衡是区域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1984年，费孝通刚开始边区开发的研究，就发现了边区自然和人文生态失调的问题。在《赤峰篇》里，他历史性地考察了自然生态失衡的症结所在：“农牧在靠天经营的水平上对土地利用存在矛盾，靠天种地的粗放农业对牧场、草地来说是一种破坏力量”(费孝通，1999：492)。西部地区是我国生态环境最脆弱的地区，大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十分低下。例如青海的森林覆盖率仅为0.35%，新疆为0.79%。据统计，全国目前荒漠化土地已达39.3亿亩，占全国内陆面积的27.3%，其中80%以上集中在中西部地区(杜平，2000)。生态环境的保护和建设是实施西部开发的根本。只有大力改善生态环境，西部地区的丰富资源才能得到很好的开发利用，才能改善投资环境，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费孝通(1999)认为，保持自然生态平衡首先是要提高科技水平，发展现代化农业和牧业，改变过去的粗放式经营方式，使农牧矛盾变为农牧结合，相得益彰。西部地区陷入恶性循环，越穷越伐林、毁草种地，造成环境进一步被破坏。其次就是要从宏观经济着眼，加强全国性的区域分工，由内地供应西部必要的粮食，西部供应内地肉食和工业原料，实行互通有无。第三，西部汉人要学习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方式，适应当地的食品结构，减少粮食消费量而增加肉食和乳品。进一步讲，生态环境的保护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到利益、产权等多方面的问题，必须提高认识，采取切实措施保护环境。再造一个山清水秀的西部，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不仅有利于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且为东部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

另外，费孝通强调(1999)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必须与人的生产生活，即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他提出用大系统的观点看待生态环境的改善。第一次去定西考察时，他指出定西地区要种草改善环境。当他第二次去定西时，发现草是种上了，但农民的生活没有改善，种上的草面临被拔掉种粮的危险。他发现，草的转化就不单是自然生态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文生态如何与自然生态协调平衡的大课题。费孝通在《包头篇》(1999)中详细阐述了当地人文生态失调的问题。我国“三线建设”时期，在西部建设的许多国有及军工企业留下一个重要的后遗症——人文生态失调。“人文生态是指一个社区的人口与社会生产结构各因素存在着适当的配合，以达到不断再生产的体系。人文生态失调是指这种配合体系中出了问题，劳动生产率日益下降，以至于原有生产结构不能维持人口的日常生活和繁殖。在整个边区，人文生态失调和自然生态失调同样值得注意”(费孝通，1999：326)。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办社会是人文生态失调的主要原因，这在西部表现得更为突出。一个企业就是一个社会，一个厂长就是一个家长、市长。企业办社会加重了企业的负担，效率低下，自身难以维持发展。西部的几千家大中型企业就像一个个孤岛没有成为这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发动机。费孝通强调，必须根治人文生态失调的顽症，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充分发挥城市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扩散效应，走“城乡一体化”和“一厂两制”的道路，扩散企业的技术和资金力量，切实注重少数民族的发展；二是注重人力资源的开发。

费孝通(1999)认为，人才失衡也是生态失调的一个重要表现。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研究人员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教育落后和科技能力不足是制约西部发展的六大问题之一。西部与东部相比，人才严重失衡，在东部平均100人中拥有科技人才18名，而西部只有2名。针对人力资源的短缺，费孝通主张大力发展教育，当地人才要靠当地培养最可靠。政府要加大教育投资，培养出西部发展所需要的新型人才。“对少数民族本身来说，为了早日发展成为现代民族，最关键的是要转变观念，打破封闭状态，摒弃传统意识，主动接受外来的先进科技文化，寻找一切有利于本民族发展的资源”(费孝通，1999：333－334)。另外，费孝通指出，人才培养还靠在实践中进行，他认为“如果地、县、乡各级领导能注意重视类似谢、陈这样的基层成长起来的人才，用短期培训等方法为他们助长补缺，定西发展乡镇企业的人才会层出不穷、源源不断的”(费孝通，1999：172)。

针对西部知识分子“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费孝通(1999)认为，仅靠强迫是束缚不住的。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才的流动是自由的。西部留住和吸引人才的关键在于要给人才良好的发展空间，提高人才的经济待遇并给他们创新的机会。许多人才流向东部或国外，不仅仅因为物质待遇低，关键是没有用武之地。西部许多地方论资排辈现象依然很严重。一个民众受教育水平低、思想观念落后、科技滞后的西部是没有希望的西部。

六、全球化背景下的区域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我们要从全球化的背景下思考区域经济和中心城市在世界经济体系格局中的地位和作用。从费孝通对上海及珠江三角洲开发区的分析可使我们领略到他这种远大的战略性眼光。

浦东开发后，上海究竟应建成深圳式的上海，还是香港式的上海？这是两个属于不同层次的概念。费孝通(1999)认为，上海不能走深圳的路子。其原因有三：第一，上海的历史地位与深圳不同。解放前，上海就是仅次于东京的东亚第二大城市，是亚洲的金融中心。第二，现在腹地经济状况与80年代初期大不相同了。腹地并不仅仅需要原来那样的科技扩散，更需要金融信息的服务与扩散。第三，国际经济格局更趋于一体化。如果上海浦东仍像深圳那样吸引外资，以建设工厂为主，哪怕是包括兴建一些高技术的产业，它的扩散能力和辐射能力都将受到很大限制，并可能在市场、产业结构等方面与江浙、甚至与沿江城市发生矛盾，即使上海能起到窗口作用，也无法起到龙头的作用，更不能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上海应面对新形势的挑战，更上一层楼，在更高层次上成为全国的贸易、金融、信息、运输、科技的中心。换言之，上海既要成为江浙及沿江工农业商品的总调度室或总服务站，又要成为东亚经济中心，其经济发展前景远胜于香港。上海在地域上要打破现有的“上海+浦东”的格局，产业结构和行政上要做适当的调整。这就是费孝通理想中的“大上海”。

在《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考——再访珠江三角洲》一文中，费孝通用几个数字深刻地说明了世界经济格局中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调整的必要性。在改革开放的20年中，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经历了由“借船出海”到“造船出海”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珠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主要特点是“三来一补”式的加工企业，与香港的公司密切相关，构成“前店后厂”的模式，内地只需提供土地和劳动力，香港公司提供资金、技术、管理及销售，对启动内地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两者都有利可图，但各自获利比例悬殊甚大，而且，国际经销商也从中得到绝大部分利润。以200元的利润为例，国际经销商占160元，港方公司和内地工厂占40元，且港方与内地获利比例是1：4，可见内地工厂在整个经济总值中获得微乎其微的一部分。但在当时特殊背景下，这也是必须走的一条道路。自1992年以来，虽然一些沿海企业向“造船出海”转变，自己向内地转移工厂，但在外商独资企业和合资企业迅速增加的情况下，从总体来说这个经济分配格局并没有改变。究其原因是因为国内的企业缺乏经营大市场的能力，所以在世界经济格局中处于边缘地位，受到中心的殖民。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费孝通提出要改变这个经济分配格局的观点与“世界体系理论”有通约之处。该理论指出，当前国际经济格局是不公平的，发展中国家处于边缘地位，是西方发达国家的生产基地，中心对边缘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必须改变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经济格局。费孝通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提出“香港自身的经济需要更深一层地考虑如何进入国际市场，珠江三角洲地区新兴的经济中心和中等城市也需要从战略上考虑其腹地建设。我想这些可能的变化很值得我们去观察和分析，因为它们不仅关系到包括珠江三角洲、香港和澳门在内的经济区域的未来发展，而且还关系到华南大经济区域的未来发展，甚至会与21世纪的国际性经济格局相联系”(费孝通，1999：427)。改变这种经济分配格局主要是提高经营大市场(国际市场)的能力。这要分两步走，一是首先学习拿“40元”中的80%；二是再去拿另外的“160元”。这就要求企业同时掌握香港老板的“秘密”和了解“外国上帝”所掌握的订户网络里那些众多复杂的看法，必须加紧学习，努力赶上。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关系到中国在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自主权和主动权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费孝通并非就珠江三角洲而言，而是就中国整个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必须面对国内国外两个市场左右开弓，才能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占据优势。

费孝通运用自己的区域发展观边走边思，提出一系列的有关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形成“全国一盘棋”的区域经济发展格局。这是他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发展作出的全面性预测和设想。他满怀希望地说：“我似乎看到中国经济的两条龙，长江、大陆桥，还有两只虎，华南虎、东北虎，似乎看到了龙腾虎跃的局面，看到我们这个小农经济连续几年的国家城乡一体现代工业化的前景。这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理想”(费孝通，1999：218－219)。

总体上来说，费孝通提出了“海东、临夏经济协作区”、“黄河上游多民族经济开发区”、“长江三角洲开发区”、“泛珠江三角洲”、“东南经济开发区”、“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环渤海开发区”、“东北亚经济开发区”、“京九沿线开发区”等区域发展设想，有的已在实施之中，有的还需假以时日。

费孝通给我们描绘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蓝图，的确十分鼓舞人心，但任重而道远。他所做的这些仅是在区域发展这篇大文章上破了题，这篇文章还需我们继续写下去。像长江三角洲开发区、华南经济区正在走上协调发展之路，但在前进的道路上依然荆棘丛生。比如具体各行政区域怎样协调分工，怎样实现上海、香港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优势区位？另外像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东北亚开发区依然没有大的发展势头？这些问题是费孝通留给我们的大课题，我们仍需沿着他开创的道路继续追踪探讨下去，争取费孝通“全国一盘棋”的宏伟区域发展蓝图早日实现！

注释：

1 费孝通关于模式的思想可以追溯到解放前的《云南三村》，他最早的提法是“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