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11月，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度过了他的九十五华诞。他70多年的学术生涯可以使人们感悟到中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成长的艰辛。1979年中国社会学这门学科得以重建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因为坚信社会学可以成为一门为人民服务的学科，他决定挑起重建社会学的重任。¹在这以后的20多年中，他怀着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心，从农村到小城镇，从小城镇到城市，又从城市到经济中心，足迹遍及全国。他“行行重行行”，深入社会生活实际，走在社会经济变化的前沿，提出并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课题。20世纪90年代初，费孝通教授开始把上海浦东新区开发开放列为研究的重要课题，从长江三角洲到珠江三角洲，从新兴经济中心到其周边的农村腹地，他放眼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大区域经济社会的未来发展。作为社会学家，他从这里看到了什么？他的思考给人们带来了什么样的启发？作为他的一个学生，作者曾经在这段时间，多次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参与了这些研究过程，而今天重读他的研究成果，却感到现在的体会比以前又深了一层。本文正是作者近期对费孝通教授那一时期研究成果的再学习的一些新体会，希望与读者分享，以对费孝通教授研究工作的动力、方式和意义有更多的了解。

一

费孝通教授从沿海到边区对小城镇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考察，他从所见所闻中敏锐地发现：每当腹地的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对外开放的要求就迫切了；而每当沿海地区顺利开放的时候，又会要求腹地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由此他深刻地认识到，如果我国广大的腹地经济真是翻两番，仅靠香港一个转口商埠显然是不行的。也正是由此，他对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再建几个“香港”的战略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世界旧格局开始瓦解而新的格局尚未形成的一种转型。这为中国提供了机遇，也使中国面临着挑战。中国如何适应21世纪世界经济竞争的形势？费孝通教授说，这是中国每一个社会科学研究者必须思考的问题。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那时，他的公务十分繁忙，但他的研究从未间断，而且不断有新的发现。他的政务工作和科学研究始终围绕一个主题：国家如何更强大，人民如何更富裕。

80年代末期，他结合多年在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调查研究，先后提出了重建东方大港，建立长江三角洲经济开发区的建议和以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建立一个能带动长江流域腹地经济发展的宏观设想。这些建议和设想实际上是基于这样一个思考：在上海建立一个大陆的“香港”。用费孝通教授的话说：上海有其地理上的优势，在20世纪30年代就是亚洲的金融中心。那时，各种商品的进口量占全国的50%~80%，是中国最大的外贸中心。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由半殖民地性质的城市变成了社会主义的城市，工业发展很快，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基地。然而，解放后的中国被西方封锁了，后来自己又关上了门，上海的外贸地位没有恢复。沉重的负担使上海自身的城市建设得不到发展，改革开放前的上海陈旧了。但是，上海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并没有根本上的改变。它处于中国南北海岸线的中心，而且联得上中国的中部和西部的广大腹地，要在大陆上再建一个“香港”，实在是非上海莫属。重开东方大港也是恢复上海青春面貌的有效措施。

制定开发长江三角洲以迎接21世纪新秩序的战略决策，在1980年代后期已经被提上了党中央的重要议事日程。1990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正式宣布批准开发开放上海的浦东新区，并在1992年10月中共中央十四大时进一步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发长江沿岸城市，尽快地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的重大战略部署。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浦东开发开放的龙头定位，上海市制定了把浦东建设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区的发展目标，和以基础设施、金融贸易、科技产业“三个行”的发展战略。这表明浦东新区试图在国家和政府主导的情况下，通过引进、吸收、消化世界先进生产技术和经济运行方式，为我国传统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探索出一条更新更有效的路子。

始于1990年大开发的上海浦东，1993年正式设立了新的行政建制，叫浦东新区。浦东新区在地域范围上包括上海郊区的整个川沙县、上海县的三林乡以及原上海城区的南市区、黄浦区、杨浦区在浦江东岸地区的沿江部分，总面积为522.75平方公里。川沙县在这个总面积中占了85%，沿江部分的老城区有40平方公里，因此，浦东地区在大开发前夕，大部分属于乡村社区。但卷入高起点开发的浦东农村地区，其社会经济结构既不同于传统农村地区，后者主要受“三农”问题的困扰，也有别于经济特区创建前的深圳农村，原深圳是一个偏僻落后甚至荒芜的农村地区。相比之下，浦东农村地区有62万人口，乡镇企业已经相当成熟，在产业结构上，工业占主导地位。1991年时原川沙县的出口产品拨交额连续9年保持上海市郊领先、名列县级全国第二的水平；1992年时人均GDP已超过1000美元；在就业结构上，大量当地农民已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二、三产业就业。

上述情况可以告诉人们，大开发前的浦东是一个属于上海市郊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浦东的开发开放就是以这样一个经济水平的地区作为起点的。然而以高层次的第三产业和外向型企业为实践的起点(即实践的起点不在当地经济基础上)，是用高层次、高起点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新体制)去覆盖浦东农村地区原有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旧体制)，是通过外力来实现该地区从农村到城市的突变(即突变的启动力不来源于当地的内在力量)。显然，浦东新区所实施的这样一种高层次、高起点、高速度的大开发不是前10年崛起的5个经济特区和14个开发区发展轨迹的自然延伸，或者说，这个大开发不是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再造一个“窗口”。根据有关资料，开发开放浦东新区是要使上海在近期内做到“四个率先”：率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率先与国际市场全面接轨，率先形成经济在高速轨道上运行的机制，率先建立新的管理体制更好地发挥龙头作用。²

然而，从1993年开始，浦东新区的开发者们开始碰到了一些预料之外的重要问题，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征地农民安置的问题。1995年费孝通教授到这里考察时，新区的领导对他说，他们呼唤社会学。这个呼唤的原因是他们在处理征地农民问题上有些措手不及了，反映了他们在领导经济开发的工作中实际感到了对个人和社会的关系以及对各种群体间的关系需要加强研究的迫切性。这个呼唤的出现在费孝通教授看来是有着一定必然性的，实际上，尽管浦东的大开发和大变革的启动力不是来自当地的内在力量，尽管新体制还没有嫁接或衔接旧体制的考虑，但浦东的大开发和大变革毕竟是在5000年历史基础上进行，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观念形态的变化都离不开农民这个“根”。正因为这样，实际工作者们对社会学的研究会有需求，而这个需求是基于人们对真正的社会学是能够服务于社会的相信之上的。

二

浦东新区大开发、大变革中提出的征地农民问题引起了费孝通教授的高度重视。以他的战略眼光看，这个问题不只是一个关系浦东的征地农民和乡镇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以农民人口为最大多数的国家如何在将来的“地球村”里找到自己位置的大问题。“我由此联想到中国这个几千年形成的小农经济基础和农民作为其社会结构主体的现代化过程，联想到中国这个‘重舟’要过21世纪大关正在行使的航道，从而感到对浦东新区开发开放的这个‘龙头’作用，以及那里的新旧体制的关系问题和征地农民就业安置问题的研究更紧迫更重要了。”费孝通教授的这些联想，其实表达了他对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的历史责任感，也表达了他对中国开发开放的前沿提出的这些问题而感到的某种担心。于是，他决定先派他的学生到已经进入大开发阶段的金桥镇进行深入的蹲点调查。

金桥镇是金桥出口加工区的所在地，原先是川沙县的一个乡，浦东新区成立之后，由乡改为镇，其经济发展在当地所有乡(镇)中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金桥镇的蹲点调查采用了文化人类学的实地观察法和面对面的访谈法，研究者们广泛接触了该镇政府的各级干部、乡镇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和当地的农民。通过观察和访谈使研究者逐渐加深了解了他们作为当地人对本土开发开放的认识、参与和适应的情况。从这些情况里，费孝通教授认识到，浦东开发开放中提出的农民问题，其实是那些以农村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乡土社会里生活惯的人，一下子变成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市民时提出的问题；是外来的力量要使一个地区的农村在一两年里，迅速进入西方人用几个世纪才建成的现代化大都市时提出的问题。因此，费孝通教授指出，浦东新区在开发开放中碰到了一个难题，这个难题就是如何将一个符合现代化工业经济所要求的行政体制按在一个农村经济基础之上。根据他的看法，川沙县的撤制和金桥乡改为镇，这个变化不单是农村行政机构在名字上的变化，实际是要一个地区的农村经济以及与此相应的行政体制，接受一个符合现代化工业经济要求的行政体制。费孝通教授将这种行为简单地概括为：把一张新“皮”加在一张旧“皮”上。但怎么加？他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事实上，新皮由于产生于高水平而脱离旧皮，旧皮因为功能不断减弱而萎缩了，结果金桥镇产生了毛将焉附的问题。由此，他提出了乡镇企业的力量怎么用的问题。

费孝通教授开始思考当地征地农民如何能够找到适应自己工作的生产性空间的问题。根据他的设想，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在旧“皮”的底子上再生一张“皮”比较可行，但这张再生“皮”不是旧“皮”的复原，而是旧“皮”的创新，这个创新实际是要使当地的乡镇企业获得一次再发展的机会。可是，单靠当地乡镇企业独自的力量是否能够抓住这个再发展的机会？因为预感到存在这个问题，费孝通教授启发人们去联想三峡工程移民安置的情景。三峡工程是为长江中下游平原的防洪与开发而兴建的水利工程，百万移民为此离开了故乡，因为有国家的安排，他们同时获得开辟新家园和脱贫致富的新机遇。他说：“我从三峡水利工程联想到浦东新区的现代化工业，从三峡移民的离开故土联想到浦东新区农民的土地被征，从三峡移民的开辟新家园联想到浦东新区征地农民的谋生出路，最后我又从征地农民的谋生出路联想到我前面提出的那张再生皮。”

这些联想中有一种比较，这种比较的意义在于促使人们去思考：如果金桥镇的乡镇企业也像三峡移民那样，能在国家的制度安排下获得开辟新家园的新机遇，那么，那张再生皮的产出是否也会成为可能？浦东新区征地农民的谋生出路是否也有可能得到更好的解决。费孝通教授说，人们称三峡移民为“开发性移民”，也许会称浦东新区征地农民为“就地移民”或者叫“不离故土的移民”。但怎样着手去创造这张再生皮？对于这个问题，费孝通教授分析道，浦东老底子的社会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农民过去的生活已经比较富裕，虽然他们的土地被征了，但他们并没有离开当地，而且当地进来了新体制、现代化大企业和各种文化背景的人。从社会和人的活动方面看，浦东新区的征地农民要在当地开辟自己的新天地，相比于三峡移民离开故土去别处开辟新家园，困难要大得多，况且这里还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竞争非常激烈的地方。然而，那张再生皮的创造尝试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因为这个创造尝试对长江三角洲地区今后的农村城市化和现代化经济的发展新思路可能产生有价值的影响。

为了这张再生皮的创造实践，费孝通教授想得很深也很远。“我们因此要去思考怎么使当地人接受和消化新体制，怎么使他们的思想方式跟着发生变化，怎么使他们具备提高自身素质的能力，讲到深处，就是如何保证开发者与农民的双方利益共同发展的思考，和如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放到一个可靠基础上的思考。我想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以拖延现代工业经济发展的进度为代价，但是新体制要实际地考虑以什么方式解决毛将焉附的问题。用浦东新区农委干部的话说，千万不能让农民认为你开发和我将来的情形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费孝通教授通过他的这段话语表达了他的一个观点：解决浦东新区征地农民谋生出路的方法最终会落实到体制的再创新上来，新制度只有懂得农民的基本想法，知道可能依靠的力量，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三

浦东新区碰到的难题，反映的是一个有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中国在进入国际市场时将会遇到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在费孝通教授的“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思考——再访珠江三角洲”一文中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启示。他在分析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中碰到的难题时说：“我联想起几十年前苏州吴江开玄弓村往返震泽镇的航船，航船的这一头有几千年的文化传统，虽然航船已经失去了原有的功能，但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依然还在。这个联想使我脑海里又呈现出一个问题：从中国几千年文化史的这一头到来自西方世界的现代电子信息网，还需要中国农村在物质和精神上拿出多少投资？”这个关于珠江三角洲区域农村经济的思考，可以作为对浦东新区农村经济思考的参照，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两个经济区域的农村经济发展碰到了同样的挑战。战胜这种挑战到底需要中国农村付出多少代价？为了对这个问题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近九十岁高龄的费孝通教授的研究足迹遍及全国。

用心地观察中国社会经济的每一个重要变化，使费孝通教授发现信息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正以惊人的速度波及中国的城市，不仅使许多产业的传统操作技术面临了一种深刻的危机，而且使刚刚接触大市场的那些新兴工业遇到了经营能力严重短缺的问题。由此费孝通教授意识到，我们每个人，每个群体要想在复杂性日益加剧的世界上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地位，都必然会碰到新的挑战。人们要想真正能够应对这些挑战，就必须深刻地了解这些挑战的来源和企图，而要获得这种知识，人们必须具备一系列与此相应的能力，可现实是，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还只是刚刚有了一点意识。因此，费孝通教授觉得我们要去帮助这些新兴工业。从实地调查研究做起，他经过数年的行行重行行，对这些新兴工业的困难有了一些基本的认识。基于这些认识，他感到进一步理解国际市场的实际运作方式迫在眉睫，这对于浦东新区的国营大企业尤为重要。

1997年，费孝通教授在浙江金华调查时，听到两位年轻老板谈论一件有关产与销之间分配的事。其中一位在金华办了一家制造成套家用机器修理工具的小厂。这个老板发现一箱成套工具在美国能卖到200元，可到他的生产厂家的只有40元，另外160元被订货的人在销售过程中拿去了。他们说这种分配方式不公平，但他们知道若不给订户拿走这160元，厂家的产品就没有办法卖出去，因为市场在订户的手里。在东莞，上世纪70年代末从香港迁移来的一批“三来一补”式的加工厂与金华的厂家不同。东莞加工厂上有公司，而公司留在了香港，原料采购、资金供应和产品营销也都在香港，厂里的生产由聘用的经理代管，组织订单的负责人一般是公司老板的亲信，专门与一批订户打交道。公司把这批订户当成每天都要供香的“关公”，而实际上这个关公是接触买客的外国人。在公司眼里，订户才是真正的上帝和财源，尽管他们只不过是些中间商。公司特别重视与这批订户保持良好的关系，还不能让别人知道他们是谁，因为一旦失去了他们，很难再找到国外的销售门路，新订户更是不易找到。

当时，费孝通教授问那两位年轻老板，为什么自己不去做这个订户，成为拿“160元”的人呢？他们回答说，订户必须掌握营销的网络，这个网络对外封闭，而且有很多复杂的“戏法”，完全是另一种世界，很难打进去。用费孝通教授的话说，这些制造性的工厂和企业，要进入外国的消费市场还必须越过好几道“围墙”，才可能得到消费者拿出来的“200元”。香港的公司从“三来一补”的分配中拿到的份额，实际上还是那个“40元”中的，至于公司到底拿到了多少，这是商业秘密。对于“三来一补”的工厂而言，它们要想获得“40元”和“160元”，最起码的条件是要同时掌握香港老板的的这个秘密和了解外国关公所掌握的订户网络里那些众多复杂的“戏法”。

从上述访谈中，费孝通教授察觉到，像金华和东莞地区的中国企业实际上在国际经济分工中成了车间式的工厂。由此“我似乎看到了一种新式的跨国经济联系。这种联系从初级的‘三来一补’的经营方式，逐步发展成既掌握市场信息，又掌握消费者构成的基层购销网络，从而进入一个一手包揽与消费者直接打交道的营销机构，另一手以分发订货单为手段控制自营的小工厂，以商品和资本的流通为导向的经营方式。”费孝通教授进一步指出，这种新式跨国经济联系的本质及其作用可能带来的后果，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关系到中国在未来国际市场竞争中的自主权和主动权的问题。实际上，这些地区的新一代企业家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进入了西方人所说的后工业社会，他们也意识到了“200元”中的大部分在外国关公那里，并试图通过直接销售拿回这个大头，但由于他们过去缺乏在这种阵地上进行较量的经验，而且对这种阵地的复杂“戏法”缺乏深刻认识，他们要真正进到拿“160元”这一层人里，要在后工业社会的“权力游戏”里掌握主动权，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从金华、东莞企业实际成为了国际经济分工中的车间式工厂，到浦东新区大开发开放中失去生产性空间的征地农民和乡镇企业，费孝通教授深深感到，中国要在大市场里获得更多的主动权，要在大市场中扮演主要角色，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我们要研究怎么才能提高真本领，在这方面社会学要发挥作用。

作为本文的小结，作者意识到中国的社会学对于中国社会进步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何履行好这个责任，费孝通教授以他的研究和贡献为我们作出了很好的榜样。中国的社会学研究者要研究如何更有效地认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整合机制的变化，但我们清醒地知道作为一门学科，中国社会学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因此我们要重视这个学科自己的知识积累，即进行学科性的理论和方法的建设，只有这样，才可以有条件为社会作出更好的贡献。

注释：

1 20世纪30年代清华大学研究生院引进人类学，他就成为该学科的第一个研究生，其间因受到派克(R.Park)教授的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他又成为我国人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第一实践者。上世纪70年代末，停顿了20多年的中国社会学得到重建时，他是重建后的第一位负责人。

2 潘阿虎、周嘉俊, 2000, 《1990—2000浦东之路》，上海文艺出版社：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