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产阶级成为国内的一个热门话题，这显然与国内正在迅速成长的这样一个重要阶层有关。欧美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等在20世纪70年代经济繁荣以后，都曾经兴起过关于中产阶级的研究。因此，仅从人们的研究兴趣看，也可以体会到，中国大陆，在经过20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以后，也终于到了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将要兴起的时期了。

我们知道，所谓“中产阶级”是英文middle class的翻译语，在中文里，有时也有不同的说法，比如：中间阶级、中等阶级、中间等级、中间阶层或社会中间层等，本文将这些术语同等看待。在行文中，本文主要使用中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两个概念，前者更强调与国际接轨的特点，后者更适于国内的情况。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过去，我们在理论上研究不够。一些研究曾对它简单地加以否定，认为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说法抹杀了阶级界限。然而，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中间阶层的存在是一个社会事实，不论我们管它叫什么名字，它在客观上都确实起着缓解社会矛盾的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对这种功能进行研究。既然西方社会能借助于这种中间结构来稳定社会，我们为什么不能取他山之石为我所用呢?

笔者以为，近来国内有于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的文章虽然不少，但很少见到从理论上加以分析的，这说明，国内对中产阶级研究的理论准备明显不足。本文试图对比做一点补充，首先探讨中产阶级的理论，然后再从理论上剖析中产阶级的现状。

一、中产阶级理论的来源

所谓中产阶级理论就是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中产阶级会不断扩大的社会。当中产阶级变成了社会上的多数人或社会主体时，下层阶级或低收入者就必然成为社会的少数人群体。这时，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在结构上比较稳定。因为，中产阶级往往对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有较强的认同感，它往往起到缓解社会对立和社会矛盾的作用。反之，当中产阶级在社会上仅为少数人时，下层阶级或低收入者的比例就必然较高。这时，一个社会在结构上就处于不稳定状态。因为，下层收入群体对社会的认同感较弱，而反社会的情绪却较强。再者，失去了中间阶层的缓冲作用，上下两层之间容易导致矛盾和冲突。

理论泰斗卡尔·马克思如果不是最早，也属于是较早认识到中产阶级或中间等级的上述社会功能的人。当然，马克思是从反向理论视角阐述这一观点的。他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中间等级的瓦解、中间等级的大多数落入到无产者队伍中来，造成了社会的两极化，这是导致资本主义的重大社会冲突、社会动荡和社会革命的前提条件之一(马克思, 1972, 第1卷：259，261-263)。这里的“中间等级”是中译本使用的概念，而在《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原文中就是“middle class”一词。可见，马克思早就认识到失去了middle class就会激化社会矛盾这一点了。

特别引起我们关注的是，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有两处提出了中等阶级将不断扩大的观点，并且肯定地说，“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进程却正是这样。(马克思, 1976, 第3卷：63)”马克思还批评了持与此相反观点的其他学者。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也提到了这种趋势，他说，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得对于管理层的需求大大增加，于是会形成一个人数众多的产业经理和商业经理阶级(马克思, 1975, 第3卷：437)，但马克思并没有说明这个阶层处在什么样的社会位置上。

当然，真正全面阐述中产阶级思想的肯定不是马克思。从文献上看，应是马克思思想的修正者——A.伯恩斯坦。正是伯恩施坦在1909年的一次演说中最早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产阶级的观点。他根据当时德国的收入统计，提出“收入的统计不是表明高收入和中等收入人数的减少，而是表明它们的增加，而且它们的增长显著地超过人口的增长。(中央编译局，1981：22)”他提出，社会关系并没有发生马克思所预言的两极分化，“在工人阶级和巨富之间的阶层没有一个环节显著地缩小(同上：2 5)”，他还形象地描述了中产阶级扩张的社会结构图形。依据这样一种判断，伯恩施坦认为，阶级对抗会因此而趋于缓和。

而从学术上全面论证了中产阶级观点的应该说是德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莱德勒(Emil L ederer)。1912年，莱德勒出版了他的关于中产阶级的第一部著作：《现代经济发展中的私人基础》，该书研究了社会上新产生的包括职员、技术人员、办公室人员等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莱德勒称之为“新中产阶级”，比美国社会学家C.W.米尔斯的关于“新中产阶级”的研究早了40年。莱德勒认为，由职员、技术人员构成的新中产阶级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有着特殊的阶级利益，与产业工人是不一样的，在实践中他们建立了与产业工人相分离的工会。他认为，传统的工人阶级是由体力劳动者组成的，与新中产阶级有多方面的差异。后来，莱德勒还与他人合作发表了《中产阶级》(1937年)一书，全面研究了中产阶级的起源、发展，社会地位和社会功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社会结构发生很大变化，白领阶层不断扩张，对于中产阶级的研究成为热门话题，这一时期，关于中产阶级的学术著作比较多，最主要的著作，如米尔斯(C. W. Mills)的《白领：美国中产阶级》，大卫·洛克伍德(David Lockwood)的《职员》，西奥多·盖格(Theodor Geiger)的《处于熔炉中的阶级社会》，以及弗里茨·克龙奈(Fritz Croner)的《现代社会中的雇员阶层》等。对于新产生的社会阶层，这些著作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这些著作的研究特点是，第一，以大量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对于欧美的中产阶级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研究；第二，对于构成中产阶级的各群体，包括专业技术层、管理层、办公室人员等均做了分类的研究；第三，分析了中产阶级的特征、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等；第四，发展了有关中产阶级的理论流派。

从社会分层角度探讨中产阶级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如何为中产阶级在社会结构中定位，即中产阶级处在什么样的地位上，以及与其他阶级的关系如何。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派对立的观点。一派认为，中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地位更为相近，他们是资产阶级或统治阶级的延伸，因为中产阶级大体上承担着分工中的四种职能，即监督管理、专业技术、行政事物和经营销售，这四类职能的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们过去都是由雇主承担的，他们的职能过去是(有些现在还是)雇主工作的一部分。于是，中间阶级就被归入了统治阶级的一方，弗里茨·克龙奈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另一派主张中产阶级主体是雇佣劳动者，从受雇的地位上看，他们与工人阶级的地位更为相近，后一派的代表人物如盖格和米尔斯。米尔斯认为，新中产阶级在经济地位上是工资劳动者，是雇员阶层，并没有独立的财产，并且“在客观地位上，我们看到白领大众在结构中的地位和普通工人越来越相似，两者都没有财产，收入也越来越接近。使白领区别于普通工人的所有地位因素，如今都无可挽回地削弱了。(米尔斯，1987：333)”当然，米尔斯也认识到，虽然雇佣地位一致，但是中产阶级在意识上并不认同于工人阶级，所以米尔斯说出现了心理感受与经济地位不一致的情况。

对于中产阶级地位的不同看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产阶级内部具有很大差异性，这样就使得问题变得更为复杂。所以，人们需要探讨的问题是，究竟中产阶级是一个统一的阶级，还是有多个中产阶级。

二、统一的中产阶级还是分裂的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究竟是个统一的群体还是个分裂的群体，研究这个问题的意义在于，它与中产阶级的社会功能密切相关。如果是个统一的群体，则中产阶级稳定社会功能就有了依据；如果中产阶级是个四分五裂的阶级，则其本身就可能矛盾重重，很难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有很多学者对此进行了探讨，他们的观点有很大分歧，本文仅作一简述。英国有影响的学者A.吉登斯，近些年来以研究“社会构成”、“第三条道路”等闻名于世，但是70年代时，他研究的主题却是社会分层。A.吉登斯关于中产阶级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发达社会的阶级结构》一书中，他的主要观点是提出了一个界定中产阶级的标准，这就是从市场能力(market capacity)上来定义中产阶级。他主张从市场能力上来区分三大社会阶级。他提出，对于生产资料的占有，对于教育或技术的占有，以及对于体力劳动力的占有，是构成阶级的最重要的三种市场能力(three sorts of market capacity)，由这三种不同的市场能力产生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基本阶级：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下层工人阶级。吉登斯认为，由于这三种市场能力的界限是清楚的，因此，中产阶级的界限也是清楚的。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的区别在于，上层阶级占有生产资料而中产阶级不占有，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的区别在于，中产阶级占有教育、技术证书，而下层工人阶级不占有(吉登斯，1975：107-108)。

A.吉登斯当然看到了中产阶级内部的巨大差异性，但为什么他坚持将中产阶级视为一个统一的阶级呢？吉登斯认为，所谓社会群体的差异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市场能力的不同，二是劳动分工的不同。所谓中产阶级的市场能力，指的是他们提供市场所需要的技术知识、被社会承认的专业化技术的能力。那么，任何一个有此种能力的人都是中产阶级吗？他认为并非如此，中产阶级通过社会屏蔽(closure)手段，防止其他阶级成员的进入。专业技术工作的市场能力，受到职业准入方面的“社会屏蔽”的限制，所有的专业技术协会都用屏蔽的方法排斥其他阶层成员的进入。他分析说，虽然劳动分工也会造成差异，但是与市场能力比较，劳动分工所造成的不是阶级的差异。因此，中产阶级内部尽管有很大差异，但大多是劳动分工的差异。吉登斯举例说，从劳动分工角度看，一个绘图员与一位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有巨大差异，但是，从市场能力上看，他们却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吉登斯，1975：186-188)。他还批评达伦多夫对于中产阶级的观点，达伦多夫认为，中产阶级的共性在于它是一个服务阶级，它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提供了桥梁，吉登斯认为，这种定义完全不能区分中产阶级与其他阶级。总之，吉登斯依靠市场能力的理论解释了中产阶级为什么是一个统一的阶级。

然而，同意吉登斯“统一中产阶级”观点的人并不多，反对者却众多。比如，K.罗伯茨、F. G.库克、S. C.克拉克和E.西蒙诺夫等提出了“破碎的中产阶级”的观点，认为，所谓中产阶级已经日益分化为一些不同的阶层了，这些阶层处于分层体系的不同位置上。他们做了一项实证研究，对于英国的白领群体的阶层意识进行调查。结果发现，第一，只有27%的白领人员接受“大中产阶级”的概念，并认为自己也属于大中产阶级。所谓大中产阶级概念，就是认为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人数都很少，只有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主体。这部分白领的实际经济收入也确实是处于中间状态。第二，有19%的白领认为，中产阶级是一个很小的社会阶层，它下面有一个巨大的、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上面有一个人数不多的上层阶级。认为自己是属于这个处于夹缝状态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大多属于小商人。第三，有15%的白领认为，社会的阶梯是多层的，比如有4层以上的阶梯，并不存在一个处于中间状态的阶级，或者根本就不存在阶级分层，这部分人是受教育很好的、有专业技术的和收入较高的白领。第四，有14%的白领认为，构成社会阶级的主体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处于分层体系的最下层，并认为自己就属于工人阶级，认为自己的地位与上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有很大区别。这部分是下层白领人员，工薪低、上升机会少(罗伯茨等，1977)。所以，结论是，中产阶级会越来越走向破碎化，会分化为不同的阶级。而艾伯克龙比(N. Abercrombie)则走得更远，他认为，中产阶级是走向两极分化的，一部分变为上层，另一部分进入了下层，这实际上等于同意了马克思的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化的观点。总之，凡是否定中产阶级是一致群体的，都或多或少地采用了比较激进的观点看待社会。

英国分层方面的重要学者戈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也不同意有一个统一的中产阶级。他将最上层的阶级称为“服务阶级”，包括高级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官员、大公司经理、大的产业主等。也就是说，将中产阶级与上层阶级合在一起了。戈德索普不同意使用中产阶级(middle class)的概念，而是使用“中间状态的阶级”(intermedia te classes)概念。他的所谓中间状态的阶级包括职员、个人服务人员、小业主、小产业者和普通技术人员等，他们的地位比“服务阶级”地位低一些。在后来的研究中，戈德索普又认为，由于受雇状态、就业关系的不同，比如养老金的不同、发展机会不同以及晋升提薪不同，阶层之间是有很大差异的。所以，他更倾向于划分细小的阶层，他相信，阶级结构是一种多阶级过渡的模式，而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产阶级。当然，戈德索普的观点是比较温和的，他换了一种方式来表达缓和社会矛盾的途径。

三、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现状

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形成，曾经经历了漫长的历史阶段。早期的西方中产阶级，学术上称作“旧中产阶级”，它主要是由小业主、小商人、小企业主以及小的土地所有者构成的。到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小企业大量地被大的垄断组织所吞并和取代。工业、运输、金融、商业等庞大的垄断机构开始大量雇佣白领人员从事行政、管理、销售、计算及财物等工作。而股份公司的兴起也使得企业的管理阶层和所有者逐渐分离，出现了一个企业管理群体。这个时期，“旧中产阶级”纷纷破产，规模日渐缩小，而“新中产阶级”迅速成长为一个重要的群体。据统计，英国1931年作为“新中产阶级”的“白领人员”占到了经济活动人口的23%(李强，1985：9)。旧中产阶级与新中产阶级最重要的区别在于，旧中产阶级是由业主构成的，是雇佣他人的雇主，因此，他们在社会上不可能形成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新中产阶级”是由雇员构成的，因此，他们有可能发展为庞大的社会群体。

“新中产阶级”和“旧中产阶级”相比，地位有所下降。在迅速扩大的白领队伍中，只有少数上层人物能与企业主保持密切的联系并手握大权。大多数职员与工厂主、董事会的距离非常遥远，成为普通的雇员。他们的就业安全和向上流动的比例降低，而且收入也相对下降。以1913年到1978年的英国为例，1913年英国专业技术人员的平均收入为蓝领工人收入的3至4倍，而到了1978年则下降到1.7倍(劳思，1980：124)。在同一时期，美国的白领人员与蓝领人员的收入比例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但是相对而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白领阶层中的专业技术知识分子，包括工程师、教师、科研人员等人数还不多，地位比较稳定。他们的就业安全率高，向上流动的机会也比较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革命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劳动力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非体力劳动者日益增多，白领人员的队伍迅速扩大起来，已经成长为社会的主导群体。

在美国，白领人员的总数由20世纪40年代的1608万人上升到70年代末的5105万，增加了2倍多。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增长最快，由387.9万上升到1542.3万，增长了近3倍。白领人员占劳动力总数的比例由40年代的31%上升到1979年的50.9%。英国的情况也是如此，英国的白领人员总数由40年代的600万上升到1978年的1160万人。1978年白领人员的比例已经占到了44%(李强，1985：9)。

到20世纪70年代，各主要发达国家的白领人数都达到了40%以上(参见表 1)。

这种白领成为社会主导群体的势头，在20世纪末和本世纪初叶还始终保持着(参见表 2)。2001年，发达国家的白领人数一般都超过了50%，如美、英、德、日等国，美国更是达到近60%。这说明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白领已经成为社会中的主体。而一般来说，经济越发达，白领所占比重越高，这也显示出随着经济增长，白领的增长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不过，随着白领队伍的膨胀，原来意义上的“白领”的社会地位也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趋势。一方面，股份公司的发展，资本的社会化导致管理阶层的上层地位变得更高，许多时候这个群体实际控制着众多大公司和企业的经营。另一方面，低层白领的工作和收入却越来越接近工人群体。而且，由于第三产业、第四产业(信息产业)和各类“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专业技术知识分子也越来越多地成为生产的主要承担者。这个原来处于中产阶级中上层的群体也出现了下降的趋势。如麦科洛克指出，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国工程技术人员升迁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了，他们长期呆在原来的职位上，对提升失去了信心。但是白领群体内部的这种差别更多的表现为一种连续性和多层性，而且最低层白领通常都有一定的晋升机会，使得白领群体还是维持着一定的统一性和整体性。对于这个问题，西方社会学界也有着一些争论。

到了20世纪60至70年代，一些当时的中等发达国家，如韩国、日本等也形成了比较庞大的中产阶级，其社会结构演变的趋势与欧美国家十分相似。

那么，中产阶级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呢？换言之，一个比较庞大的中产阶级的形成需要具备哪些基本条件呢？笔者以为有如下四个。首先是产业结构变迁的条件。当产业结构从以工业制造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时，信息产业、银行、金融保险、通讯、教育、保健和公用事业等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而这些新兴产业中需要大量的专业和管理人员，导致了一个专业技术与管理群体的出现。第二是职业结构变迁的条件。职业结构的变迁除了受到前述的产业结构变迁的影响外，还受到三重重要原因的影响。一是资本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不断扩大，出现了一个不具有财产权但是却有管理权的管理阶层；二是随着科学技术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日益显著，出现了一个具有较高学历和技术专长的专业技术精英群体；三是机器的广泛应用导致体力劳动工作大量减少，许多蓝领工作越来越多地由操作机器的专业人员代替。这些因素合在一起导致了全社会白领阶层的急剧增加，而蓝领人员的比例相对下降。第三是收入分配的调整。随着资本的社会化和股份的分散化，大资产所有者在资本收入中的比例降低，资本收入为更多的阶层所享有。而在“福利国家”政策的导引下，社会保障也有了很大的发展，社会保障客观上有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此外，累进税制进一步缩小了收入的差距。这些制度上的改进都促使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出现了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层。第四是教育的发展。白领阶层的出现要求一个相应的教育大发展，这个必要性从不同种类人员的受教育年限就可以看出。以美国为例，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在校受教育年限一般为15—16年，办事员、销售人员一般为12—13年，而体力工人仅仅为11—12年(李强，1985：46)。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到大众教育的转变。目前，美国等国高等教育占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30%以上。教育的发展为白领阶层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中产阶级的形成对于社会具有深远的影响，它成为当代西方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最重要力量。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的角度看，中产阶级成为介于社会上层和下层的缓冲层，极大缓和了社会矛盾，降低了社会冲突的可能性。中产阶级的专业性使得他们形成了各种各样的“职业群体”，有利于社会上中下层的沟通。第二，中产阶级往往有广泛的社会交往，这为不同群体通过温和妥协的方式协调利益冲突提供了交往基础。第三，在意识形态上，中产阶级的中间位置，使得这个群体代表一种温和保守的意识形态，极端激进的思想很难有市场，这为社会稳定提供了思想基础。第四，在经济稳定方面，中产阶级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最主要群体。中产阶级收入的稳定性使得他们的消费非常平稳，在中产阶级占多数时，一个稳定而庞大的消费市场就有了保证。这就为经济的稳定提供了基础。

从历史的进程看，中产阶级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走向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结构性原因。这对于我们目前的社会发展是非常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四、怎样看待中国的中产阶级或中间阶层问题

20世纪80年代末，笔者曾撰文提出中国社会中间阶层的欠缺，认为这威胁着社会稳定，并提出了发展中等收入层的思路(李强，1989)。实际上，中间阶层欠缺的状况直到今天也没有明显改变。90年代，笔者曾经论述了我国中间阶层的结构变化，指出，随着国营企业的转制，过去那种类似于中间阶层的职工层，发生了重大变迁，失业下岗使得很多职工层脱离了中间阶层而进入下层。其结果是更恶化了中间阶层短缺的局面。尽管在中国的“新生代”也产生了新的中间阶层，但是，这仅仅出现在大城市里，人数还是十分有限的。

所以，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中国的一个严峻问题是中间阶层太小，与此相对应的必然是底层过大。那么，怎样才能改变这种中层欠缺的状况呢？笔者以为，这将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笔者最近分析了我国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发现，要想改变中层欠缺的情况，需要比较长的历史时期。下面表 3显示了这几次人口普查的数据。

对于上表，首先要有个说明。在国际上，通常将表中职业的前四类(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商业、服务业人员)的主体归入白领阶层或中产阶级，当然不排除有少数高级管理者、高级专业人士归入更上层；而将第五类和第六类(生产、运输工人，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的主体归入蓝领阶层。但是，在中国，由于商业服务业发展滞后，不少商业服务业人员的社会地位不高，很难归入白领，只能归入蓝领，所以，中国的情况要更复杂一些。我们暂且忽略这些问题不计，仅就这三次人口普查所反映出的我国中间阶层的发展趋势状况做一个研究，笔者特提出以下四点分析。

第一，从1982年到1990年的这段时间里，尽管改革的步伐不慢，但是，职业结构基本没有变化，这反映出政策变量对于社会结构影响的滞后性。农业(农、林、牧、渔、水利业)人员仅仅减少了1.4%，生产工人百分比基本保持不变。商业、服务业人员仅增加了1.4%，办事员、专业技术人员和单位负责人也只是微小的变化。

第二，从1990年到2000年，社会结构的变化速度有所加快。农业劳动者减少了6.12%；表面上看，生产、运输工人的总比例没有太大变化，仅增加了0.67%，但是，实际上，其内部构成还是有很大变化的，城市居民里面的生产工人的比例大大减少，而很多来自农村的生产工人补充到了这支队伍中来，上面农业劳动者所减少的6.12%就主要是补充到这里来了，所以，内部的变化还是很大的。商业、服务业人员和办事人员都几乎翻倍了，而只有专业技术人员和各种单位负责人、管理者比例变化不大。

第三，尽管发生了上述变化，但“金字塔型”社会结构的基本格局还是依旧。如果农业劳动者以上述的每十年6.12%的速度减少，要缩小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0%大约还需70余年时间。即使条件允许我们采取加速调整的对策，农业劳动者每10年可减少10%，要缩小到占全部就业人口的20%也还需要40余年时间。所以，对于我国社会结构的变迁要有长期的准备，不能指望短期内会发生太大变化。

第四，如果与国际上一些经济发达国家相比，就更凸显出我国社会结构内中层欠缺的基本特征，参见下面表 4。

在表 4中，尽管不同国家的第一至四类职业的相互比例也有很大差异，但是，如果将一至四类职业加在一起，则比例就十分接近了，比如，美国为73.5%，英国为66.9%，德国为63.2%，这体现出了这些国家在社会结构上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特征。对比表 3和表 4的数据则可看到，我国第一至四类职业与发达国家相比均有很大差距，要想弥合这种差距，需要长期的结构调整，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

当然，尽管我国的中间阶层比例偏小，但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中间阶层的总人口和影响力还是十分可观的。笔者估计我国当前的中间阶层占到全部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不足15 %，虽然比例很低，但总人数也有将近一亿人。中国的中间阶层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还是思想文化上，其影响力都是不可忽视的。

笔者曾经将我国的中间阶层分为四个社会集团。第一个集团是最为典型的中间阶层，即干部和知识分子，当然其中有小一部分人属于更高的阶层。不过，新近的研究证明，干部和知识分子也出现了分化，比如，传统的知识分子都是在体制之内的，但近些年来市场体制的发展，已将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专业技术人员吸引到了体制之外。而所谓的干部或管理人员，也分为两类，一类是属于体制内的传统干部，另一类是在各种新型公司、企业、新型单位的管理人员，他们是典型的体制外资源。第二个集团是所谓“新中产阶层”，笔者比较强调它的新生代特点。这个阶层的基本特征是：年龄比较轻，一般都具有较高的学历，有新的专业知识，懂外语，会电脑，大多就职于三资企业、新兴行业，如金融、证券、信息及其他高新技术领域，一般生活在大城市中。第三个集团是效益比较好的国有企业、股份制企业和其他类型单位中的职工层。这部分人与职业类别的情况不太一致，包含了前述职业类别的前四类(参见表 3)，有少数人还跨到了职业类别的第五类。笔者以往的研究曾证明，从相对的意义上看，改革开放以前，国营企业职工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典型中间阶层，笔者曾称之为“类中产阶层”。经过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震荡，在新世纪初叶，国有企业的分化已经大体结束，因此，效益比较好的企业、公司职工的经济地位也是比较稳定的。第四个集团是大量的个体、私营经营者。这部分人的构成更复杂，与职业类别不好比较，有个别的甚至跨到了职业类别的第六类。在农村里包括那些经营比较成功的富裕起来的阶层，在城市里包括大批下海的、从事工商业活动的中小工商业业主、独立经营者、中小公司经理等。中间阶层的这个部分的构成最为复杂，这也正体现出变迁中的中国社会阶层重组的特点。近来，中间阶层的这个组成部分成为增长速度最快的部分，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中小工商业经营者有可能上升为中国中间阶层的最主要构成群体。

对于中间阶层内部以上四个阶层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中国的中间阶层具有如下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中国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各个构成部分具有巨大的差异性，四个群体在经济利益、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方面的差异性大于一致性。这意味着，对于中国来说，形成统一的中间阶层具有巨大的难度。换言之，中国中间阶层很难有所谓统一的利益要求。

第二，中国中间阶层的力量还是比较弱小的。从人数比例上看，前述的中间阶层的四大群体，不管是哪一个，与全国就业者、劳动者、工人或农民比较，都显得人数很小，全部加起来不足15%。所以，中国社会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还不可能形成力量雄厚的中间阶层。中间阶层的长期短缺，使得“金字塔”结构造成的社会紧张难以缓解。在新世纪中，我们所能做的惟有积极培育上文已阐述的形成中间阶层的社会条件。

第三，从“世界体系”(沃勒斯坦，2000)的角度看，中国中间阶层的发展是受到国际经济关系制约的。如果中国作为出口初级产品的边缘国家，而接受核心国家的高端产品，那么，中国因被大大压低了价格的初级产品而造成的广泛的低收入者阶层就不可避免，其结果只会是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庞大的中产阶级，而不会在本国产生庞大的中间阶层。所以，这将成为制约中国中间阶层发展的一个严重障碍。西方国家中产阶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雇主阶级认识到，为了推进生产、扩大内需，就必须将生产者变为产品的消费者，比如，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早年曾经实行过每天为每个雇员多提供5美元收入的计划，其目的就是为了使得福特的雇员也能够成为福特汽车的消费者，正是在这种计划的推动下，美国的中产阶级发展起来了。中国要想实现中间阶层的发展，其作法也只能是逐步提高受雇者的收入水平，而不能一味地压低自己的劳动力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