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与抗争政治：当代中国乡村社会稳定问题研究》¹(应星，2011)是研究中国抗争政治的一本新著，其理论尝试和学术观点引起了学界的广泛争议。书中不乏作者对社会转型时期抗争政治现象研究的敏感观察力，也体现了丰富的社会学想像力(米尔斯，2005)。因此，从适宜的视角去诠释该文本，构成了本文评述的尝试性探索。

在传统思维下的评述中，研究者常常聚焦于作者的某一文本，从独立文本梳理和挖掘作者所呈现的思想。这种评述方式虽能够让我们快速把握独立文本的精髓，却无法呈现作者的整体性学术思想或者细微性的学术转变。而面世的文本，不可避免地掺杂着作者身处时代的气息乃至作者前后相连贯的学术思考。因此，在本文的评述中，笔者试图在传统聚焦性评述的基础上，注入关联性文本，从关联性视角去扩展、发掘单一文本的整体思想，并领悟其背后所隐藏的学术历程转换和文本价值。

一、建构渊源：学术本土化的内外驱动

起源于近代西方的科学，在带动人类知识指数增长的同时，也客观制造了国际学术发展之间的鸿沟，即核心主流性话语与边陲被支配性话语的界限，从而不可避免地形成知识的“生产与引借”关系。当学术后发展国家引用这些知识对其本土现实进行解释时，理论与现实之间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现象时常发生。因此，如何实现学术本土化成为每个学术后发展国家的必经之路。

在中国，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属于一种知识的“舶来品”。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学家们，在不断借鉴国外这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规范操作的同时，也在思考如何为这门学科的发展积累有效的本土成长经验。这种学科本土化的夙愿，在许士廉的“本国社会学”概念中首次被提及，而孙本文则明确使用“中国化”概念，并呼吁建立“中国化社会学”，随后演化为一股中国特色的理论与实践的研究高潮，成为后来学者公认的本土化研究的开端(姜利标，2009：144-145)。在社会学积极融入本土期间，加之先前的一些历史和政治性原因，这场学科运动于1953年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才被一些华人心理学家重新提起，随后发展了一系列有影响力的概念，如“人情”(黄光国、胡先缙等，2010；翟学伟，2004)、“面子”(朱瑞玲，1989；翟学伟，2011)、“报”(杨联升，1987；文崇一，1988；翟学伟，2007)、“民族性”(沙莲香，2012)等，从而建立了对中国社会现实进行合理解释的本土理论体系。实际上，本土化运动在多年的探索实践中，大致朝着两个方面的目标不断努力，即理论本土化和方法本土化(王宁，2006)。中国学者们根据自我兴趣，沿着上述两条路径进行了不同方位的探索，且基本上也形成了某种共识，即“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发展特色”(郑杭生，2008b)。

因此，在后发展国家环境里所积淀的强烈学术独立意识，也深深影响了应星的早期学术生涯，形成了他进行本土化建构的内驱力。实际上，从文本关联的视角出发，我们可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应星，2001)中管窥他所欲打破的传统学术发展理念，即按照西方的学术框架和套路，亦步亦趋地完成某项主题研究。正是通过对大河移民事件的局部性叙说和学理逻辑演绎，应星开始了其在社会学事业上的本土化尝试与应用。但它的瑕疵在于无法给我们提供一种理论的框架对中国快速变迁的抗争事实进行合理解释。不过这种遗憾，也铭刻在他日后的学术追求里。

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转型和变迁的现实，给我们的学术共同体创造了一种外在的先天发展机遇：国家以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逐渐被市场经济管理体制所替代，社会结构由总体性社会走向分化性社会，社会整合也开始由行政性走向契约性(孙立平等，1994)。这种治理格局的变迁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家权力的行使方式由全能型收敛为局部型，即国家过去的“无所不管”型权力已经逐渐隐退到国家发展大局的事务上；第二，集体性个体独立为分化性个体，或者说“原子化个体”(王建民，2009)，传统的个体替代模式已被分工、协作型的独立个体所取代；第三，制度性资源开始转化为社会性资源，从而实现自由流通、交换和利用等，突出资源的服务价值。以往的国家与个体单线的联系方式逐渐被注入市场和社会空间的多元范畴内，因此激活了国家和个体的发展活力。

社会资源和机会的松绑使日常生活事务被置于社会和市场领域进行评价和选择，以致裁夺的时候，激起了一些相应的社会化问题，尤其是近年来抗争性事件或群体性事件的高速增长。“据有关部门统计，1993年我国发生群体性事件约0.87万起”，而“2003年则达到6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另据学者统计，从发生次数来看，过去15年间群体性事件的年增长率为17%左右；从发生规模来看，参与群体性事件人数的年均增长率为12%，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其中参与者百人以上的由1400起增加到7000起，增长了4倍”(刘能，2011：54-55)。群体性事件背后隐藏的秘密和新时期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微妙转变，构成了应星继续追求本土化道路的外在刺激动力。而以往学者所建构的“人情”、“面子”、“报”和“国民性”等概念或理论体系，仅赋予了常规社会中的现实解释，却无法面对“矛盾丛”、“问题丛”和“冲突丛”等非常规或偶发性的抗争现实。

于是，在不断引进和解释西方理论在这一领域的成就同时，中国学者们也尝试创造属于自我的本土理论风格。正是在这场学术现实发展的外在撞击下，应星以中国文化中“气”这一概念为视角，试图整合学界在研究抗争性政治中的“理性与情感”、“权力与道义之间”的对立，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性政治的理论和乡村社会的研究(应星，2011：16)。这场本土化理论建构的渊源，可以说起源于他的“内-外”情境的推动：在内在驱动力上，传统的学术资源和自我的学术本土化抱负形成了他理论建构的一极；在外在推动力上，西方的学术中心话语和迅速变迁的社会现实形成了他理论建构的另一极，两者共同促成了《“气”与抗争政治》一书的面世。

《“气”与抗争政治》一书中提出的概念与理论体系，早已隐约闪烁在其先前的文本里，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能找到这场理论建构的影子，或是可以发现“气”或“气场”概念的端倪，如“周克旺仍憋着一口气不罢手”，“他出来时声称为抱不平要争的那一口气”(应星，2001：268)，“要真按法律去较真，真会被它气死”(应星，2001：312)，“炮制出强敌压境的局势来达成同仇敌忾”(应星，2001：323)，以及书中的注释[6]和[46]，都可以看到关于“气”的初步思考。对于在《“气”与抗争政治》一书中所使用的五个个案，应星(2011：22)也明确提到，这次运用的几个案例就是他在平县挂职锻炼时所获取的资料。因此，《“气”与抗争政治》所尝试构建的理论，实际上与作者先前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拥有某种亲和性，两本著作均聚焦于他所从事的社会学本土化的运动。

二、介入手法：文本成型的自我转换

如上所述，《“气”与抗争政治》的设想已经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初露端倪，因此，联系两者可以让我们清晰地体会作者的思想发展与学术追求。而这场起承转合的学术蜕变都浓缩在其代表性文本的字符里，可以说，任何文本的成型都难以绕过其过程中所采用的具体操作技术。严格地说，它包含两种手法的合成：一是文本前的手法，即对资料的收集和整理；二是文本中的手法，即如何运用及组织资料。在作者的学术生涯中，这种文本成型的手法贯穿始终。因此，借助关联性视角，我们能够清晰把握文本成型前后的手法转换。

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作者开篇就阐明了其所采用的文本前手法，即以一名局外的观察者去研究大河边的上访问题，从一个参与者的角度客观融入上访的维权现象里。这段直白的自我阐述表明，作者思维中隐藏着扎根理论的主张，即“研究者深入所研究对象的生活背景中，在实际参与研究对象日常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所进行的观察” (风笑天，2009：267)，即借用实证的参与观察理念去研究某一问题(布洛维，2007：119)。在现实的研究中，研究者如果仅凭科学乃至专业的参与收集方式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对象化的主题，充其量而言，仅做了充分的前期准备。研究主题的关键环节还在于如何将客观的感知信息转换成文本表达，即如何运用字符来表述研究者的深层认知。这必然就涉及对字符安排所需的一些修辞性技巧，否则它就会出现“茶壶倒饺子，有货倒不出”现象。整体而言，作者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对文本的处理是一种精巧的“讲故事”手法，它也影响了随后的《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应星，2009a)。对于文本中的方法探讨，本文集中在比较典型的《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里，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所关注的社会问题采取文学化的修辞方式²。应星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所组织的语言，可以说借鉴和模仿了不少文学化的修辞技巧，如夸张性的“风云突起”、比喻性的“挤脓包”、设问性的“谁是停电的祸根”、借代性的“告御状”等，透过这些生动的情节描述，向读者展现了一幅鲜活而真实的上访事件的画面。

其次，对故事的展开择取了历史性的情节编排。如何将栩栩如生的故事展现又不抹去他们的记忆，或者说让读者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成为衡量著作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应星在描述大河边的移民问题时，并没有单纯从学术的脉络去平铺直叙这种现象是怎么产生的，以及为什么产生、后果怎样；他在叙事性写作方式的基础上，借鉴和择取了一些比较典型的或事关重要的历时性情节进行脉络连贯，形成了一部整体勾勒的上访框架。

再者，在故事的叙述和展开过程中穿插着学术性的注释。如果《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仅仅按照事情发展的缘由来择取典型性事件进行联结的话，还不能算是一部纯粹的社会学学术文本。作者在结构技巧的选择上采取了一些必要性的注释，使呈现的事实不至于落入“流水账式”的文学描述性争议之中，从而得到了学术共同体的认同。这种注释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1)作为一种正文中的话语推测或陈述，即在被观察者的基础上所展开的进一步的话语解释；(2)作为一种学理性质的理论阐述。这种方式的目的在于从更深的层面分析当时的背景及其蕴含的学术解释。

可见，这种文本成型前后的手法也影响了《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一书，两者间的细微差别就在于：(1)将文本中的谋篇技巧稍微做了转换，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故事是前后衔接的串联，而《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却是相同主题的不同故事组合；(2)前者的话语性解释和学理性解释是集中置于文本的后面，而后者却是夹杂在同一主题内的不同的行文片段里。

这种研究手法，在《“气”与抗争政治》中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其采用的文本前手法不再是沿用以往的蹲点参与方式，而是文献处理法，“本书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个案比较分析法，并以文献研究法做补充”，但这些个案并不是为本书而作的专题调查，它们是以往研究主题的再现(应星，2011：21)。值得揣摩的是，作者已经暗示在文本成型前后所使用的两种方法。因此，对于文本前手法，他采用的文献法主要集中在两个领域的资料上：(1)作为核心概念“气”的构建文本，他在详细考察中国传统文化论述的同时，不断结合西方的文献资料进行辨析和综合，形成了统摄本书的两个关键性概念——“气”和“气场”；(2)在文本成型前需要涉及的一些案例上，他将其以往搜集的调查资料，为本书的写作做了精细的筛选。当然，文献处理法并不是这本著作成型前的唯一方法，只不过在《“气”与抗争政治》中，他更多地将文献处理法作为文本成型前的核心手法而运用。

另外，我们还应关注他所采用的文本中手法。虽然作者将其称为个案比较分析法，实际上他仍深受“个案拓展法”的影响。所谓个案拓展法，是布洛维在其研究体验上，对曼彻斯特学派民族志方法的提炼和深化，其“目的就是从‘特殊’中抽取‘一般’，从‘微观’移动到‘宏观’，并将现在和过去建立连接以预测未来”(Burawoy，1998：5)。布洛维明确反对传统的单一实证科学研究模式，他认为卡茨(Katz，1993：127-148)经典的4R原则(avoid reactivity，reliability，replicability，representativeness)代表了实证科学研究中四种约定俗成的信条。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发展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研究方式，那就是反思性科学模式，而个案拓展法就是这种反思性科学模式中的典型。因此，社会科学方法未来的发展应该是它们的调和，才能彼此化解各自的缺陷，即注重前者的情境效应和后者的权力效应，共同推进公共社会学知识的发展。

《“气”与抗争政治》一书的成型历程，已经潜移默化地受到个案拓展法的影响，但文本中的手法却由文本前的文献处理法转换为“准个案拓展法”，即在文本中已经省略了个案拓展法中的前两条特性——从观察者拓展到参与者，以及时间和空间观察上的拓展。或者说，这种介入对象的选择、干预和观察已经被先前的田野蹲点、资料收集和整理阶段所渗透，从而免除个案拓展法中的从观察者到参与者的时空介入身份的转换。因此，《“气”与抗争政治》将围绕个案拓展法的其他两个主要特征展开叙述。

第一，从过程拓展到力量。布洛维所涉及的过程是指研究者先前所参与或干预的过程，或者说研究者与观察对象之间的一种互为主体性的绵延，直到研究者获得满意的结果为止。而从过程到力量中的“力量”，实际上就是“利用了一种不同的比较策略，探究造成外部力量之细微差别的资源”，“比较的目的是在因果关系上将各个个案连接起来” (布洛维，2007：107)。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很明显地在《“气”与抗争政治》中看到它的应用。书中首先明确区分了当代中国抗争政治的三大类七小类，随后就“气”与“气场”所涉及的不同种类的抗争事件进行了对比，从中细微分析了横向事件的不同运作机制，以及同一事件的纵向发展历程，从而将这些独立的个案集结在他所提倡的“气”的视角下进行了整合和凝练。

第二，拓展理论。个案拓展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能够产生研究的理论，前期研究中的干预、过程和情境的结构化都是为了对存在的理论作再思考，其结果则最终体现在文本记载的符号中。当然，并不是每次的重建都能寻找到新的突破点，但每次的拓展都可以从一个新的、有意思的理论开始。个案拓展法中的理论拓展深深烙在应星的探索性理论构建历程里，他从“气”的视角切入，试图克服学界在抗争政治研究中的理性与情感、权利与道义的对立，重新推进或打造本土抗争政治理论。

正如“本土化”努力所涵盖的两个方面一样，介入手法可视为一种衡量本土化方法论的重要指标，其中的原因源于它能折射文本作者所思考的主题前后的串联策略和展现方式。通过上述对作者不同时期文本介入手法以及同一文本前后手法的关注，应星在本土化道路上的方法论转型清晰可见，即由先前的散漫文学化叙述风格转换为严谨的学术化叙述风格。

三、总体印象：从情节故事到系统理论

在日常的品读习惯中，总体印象也是我们区分不同文本的基本感受方式。这种印象主要来源于两个层面，一是我们对文本的事后大致回忆，二是对作者描绘主题的基本感知能力。通过这种阅读后的总体印象比照，我们可以间接体会应星对文本追求的转变。

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我们事后的大致记忆就是：大河边的移民期望通过韧性的上访和与基层政府的周旋来获取自我受损的利益。它背后所反映的主题是一种错综复杂的权力/权利运作过程。因此，如何将这种现象真实、深刻地呈现出来，成为这类主题留给读者印象的关键点之一。透过品读和体会文本，我们所获得的感觉就是——一个个被串联起来的社会学观察风格的情节性故事。这种故事的整体结构编排用意，并不是单纯呈现事件的发生、演变过程，而是通过事件的简约化处理来折射其背后的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深层关系。在文本的结语中，作者明确表明了其写作风格和目的：“我们通过这个故事，既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旨在发现一般性、客观性的规律，但也不只是像文学那样重在塑造生动的、个性鲜明的、充满了偶然性的形象和事件，而是要展开行动与制度之间复杂的、‘适合的’(Weber，1949)因果关系”(应星，2001：340)。他在权衡其他方式表述的情形下，选择了这种掺杂的叙述风格。因此，《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展现了作者精心设置的一幅环环相扣、结构紧凑的立体式情节的上访画面。

而饱满、丰富的情节事件构成了这种情节故事叙述风格的关键桥接媒介。研究者对某一问题的关注，只有通过这些情节的相互衔接才能达到最终目的。当然，一个完整的故事必然涵盖许多关联性的发展情节，它们共同遵循着文学故事的叙述传统，即兴起、发展、高潮和收尾等四个阶段。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环套一环的情节表现形式：铺垫性情节、拐点性情节和收尾性情节，实现了情节故事叙述传统的闭合。

其中铺垫性情节主要作为故事的花絮、引子或开端，在故事后续发展中起着搭桥、铺路的作用。在《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中，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这类情节的存在，如“忧心忡忡的朱运敦”、“玩捉迷藏的江祥应”、“开口子”的补偿论所引起的村民之间的隔阂，以及精英分裂等。作为故事展开的花絮或引子性质的铺垫性情节，是作者预先为故事设定的伏笔，它是故事发展的暗线开端；而文本明确展示故事发展的情节性开端事件，则是作者为主题设定的明线开端。明线与暗线相结合的目的就在于，全面考虑“故事是因什么发展以及怎么发展”的读者疑虑而设置的布局。而拐点性情节在整个故事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可导致后续故事两个方面的结果：一是预示着事件的结束或暂时性平息，二是预示着故事过程发生急剧升温从而步入发展的高潮阶段。因此，拐点性情节的出现，基本上成为故事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它要么充当“催化剂”，要么成为“缓冲剂”。如掀起“闹事风暴”的电站“吃馒头”事件构成了权力对峙的“催化剂”；而基层政府对上访精英的“恩赦”，则构成了故事发展情节中的“缓冲剂”，缓和了闹事的势头。当然，故事的发生必然还存在着一个收尾性的情节，它主要映射故事发展的短暂平息性事件，其中的“开口子”和“揭盖子”的摆平术，既隐藏着后续情节发展的可能性后果，同时也发挥着短暂性平息的功能。在山阳乡的上访事件中，最明显的收尾性情节就是，平县在积累的经验中所采取的综合治理术，预示了山阳乡移民上访故事的最终历史阶段性的结局，即“从此安宁”。这种情节故事的叙述，我们还可以在《村庄审判史中的道德与政治》中看到。作者在围绕同一主题布置情节时，只不过这次关注的是“权力在村庄运行的历史纵深面”，从而揭示“1949年以来到整个集体化时期”的“社会主义新人塑造史与生活史”；而《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则展示的是权力在乡村运行的横断面(应星：2009a：5)。

《“气”与抗争政治》的文本构思上给读者留下了另外一种印象：不是作者昔日驾轻就熟的情节性故事，而是一种系统性理论建构的逻辑演绎层次。如果说《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是以饱满的故事情节构成的话，那么《“气”与抗争政治》则以尝试性的概念和理论逻辑演绎构成，应星首先紧紧围绕着“气”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展开分析。但对于“气”的具体涵义，他只是根据写作的旨趣离析出了三个层面的用法(应星，2011：26)。而文本中所采纳的“气”，则主要援引了日常生活的社会行动层面范畴，即中国传统抽象立身文化与日常生活生存逻辑相结合，推动基层抗争政治形成的产物。因此，抗争政治中的“气”也就带有某种地方性、进攻性和伦理性的特质，“融会了本能与理性、道义与利益的激情，是中国人在人情社会中摆脱生活困境、追求社会尊严和实现道德人格的社会行动的根本促进力。它从一种需要被克制的激情到一种可以迸发的激情，再到一种自我执法的义气，构成了一个充满张力的续谱”(应星，2011：45)。“气”在成为理论体系的核心概念时，“脱离个别事物的一般化，脱离具体事例的抽象”(亚历山大，2000：4)。就是这种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相互交织，成为应星认识中国乡村抗争政治的某种独特视角。

其实在对理论的分类认识中，沃特斯(2000：4)做了典型性概括，他将理论划分为形式、实质和实证理论。在《“气”与抗争政治》中，作者所欲克服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从而推进抗争政治的理论研究，可以算是一种实质性理论的尝试。其中的原因在于，他既没有试图去“说明一切”，也没有试图从具体的琐碎陈述中演绎变量之间的关系，而是对转型过程中的乡村具有的、关联甚广的社会事件进行系统化的说明。

在关于抗争政治的本土化理论建构中，应星探讨了中国当代抗争政治的结构性背景，即“气”的凝聚过程。这种结构性背景涉及改革开放30年来的国家与社会变迁过程。他将这期间细化为三个阶段，即市场化的尝试阶段(1978-1992)、市场化全面启动阶段(1992-2000)和市场的全球化阶段。国家、社会与个体成员在这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里的关系变化，使私人欲望和利己主义不断围绕着稀缺性资源和机会，推动着隐性权力与不规则市场的谋和。国家既奠定了新的支配性经济，也形成合法的话语形态和灵活的技术处理体系(渠敬东等，2009)。正是在这场独特的社会变迁背景中，传统的“御身”、“立身”之道与“权利”、“利益”意识相交叉，形成了抗争行动者“气”的凝聚过程。

虽然拥有与现实相关联的背景性因素，但气的释放和排解还需相应的“燃点酶”推动。在《“气”与抗争政治》中，应星将这些“燃点酶”划分为四种类型：(1)社会生态下的生存环境压力，即政策或方针影响到抗争者的基本生存底线时所出现的行动；(2)伦理价值中的道德震撼，由于人们无法接受事实发展对道德底线的冲击，从而焕发的集体行动的热情；(3)地方性的历史传统，长年累积的地方性独特习惯在遭受生存底线或道德准则否定的时候，总能掀起“不怕事、敢折腾”的闹事劲头；(4)外部资源的介入所催生的利益得失问题。这些资源的介入往往成为地方之间争夺的对象，从而在处理分配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涉及冲突的爆发点。

纵使“燃点酶”能够引发抗争行动者“气”的释放或排解，但它们还需依附在一定的抗争行动中。在抗争行动体系中，应星虽然也将叛乱、反叛和革命划入抗争政治的范畴，但他随即指出，这类行动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划分，当代中国的现实并不存在这一类型(应星，2011：21)，依法抗争从而成为他主要关注的对象，包括了抗争性聚集、集体上访和群体性行政诉讼。这类抗争者的行动逻辑就是，保持足够的理性去运用法律维护自我丧失的权益。另外，在抗争行动的体系中，抗争行动者并不是一个个简单的独立体，他们在抗争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公推的草根领袖和自我组织。当然这些组织化策略和草根领袖的生成，并不是凭空而出的抗争产物。应星认为，它们主要源于背后机制的推动：第一，作为历史性的信访制度，它允许底层的群众通过合理地上访、检举、控诉等方式，形成对基层权力的监督压力，也正由于国家在某种程度上默认这种制度的合法性，所以作为利益受损的下层寄希望于通过这种正式的渠道而斗争；第二，作为维护整体环境安定团结的政治学，由于阶级斗争之后的重心在经济发展上，所以“零指标”、“一票否决”等方式成为了考核基层政绩的基本前提，导致了地方权力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压制了底层的不满情绪，形成了“打压-反弹”、“气的加压”等制度逻辑；第三，也正由于基层权力对这种权利诉求形成的维控思维，催生了抗争行动者的认同心理，导致他们形成抗争领袖以及组织内部分层、分工、跨乡合作等策略维权手段，并通过合法性的话语、合理的路径选择和情理法的交织来共同组织上诉行动。

在抗争政治中，另外一种类型的行动也引起了应星的重视，那就是群体性事件。在建构的抗争行动体系中，应星也将这类行动视为一种特殊类型予以关注。他认为这种“群体性事件的驱动力与‘气’有关，但这种‘气’却是缺乏主导行动者，我把这种无主之‘气’称为‘气场’”。在这种气场中，“未经组织化的群众为了发泄不满，相互激荡而形成的一种特定的情感氛围”(应星，2011：189)。它与依法抗争的“气”运作过程的不同就在于，“气”的凝聚和发泄不再聚集在诉求群体范围内，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环境里，形成相应的“气场”。它的产生由6个层面的过渡性谋和而成，即结构问题层、道德震撼层、概化信念层、次刺激层、情境动员层和终极刺激层(应星，2009b)。在此基础上，应星也对“气场”中的群体性事件与“气”的抗争行动进行了区分。首先，在形成事件的基础上，利益冲突是抗争行动的原发性基础，而“气”则是行动的推进力量，但在群体事件中，“气”则成为原发性的基础；其次，在事件的预期上，抗争行动往往有草根领袖和组织化的依法策略，其行动可以被大体上预期，而群体性事件容易导致漫无目的的“未预期性后果”；最后，它们各自的可控方式不同。抗争行动的“气”可被理性地调控，而无节制的“气”所导致的“气场”行动却出现“事出有因”，却“无法无据”。但这并非是说抗争政治与群体事件之间的差别永远无法跨越。

自此，应星(2011：21)按照组织化和合法化的二维指标对抗争行动进行了相应的分类，从而将依法抗争行动和群体事件作为自我体系的分析核心，并从“气”的源起、凝聚、释放、加压与反弹等方面，尝试性地完成了其理论体系的逻辑架构，实现了由先前的情节故事叙述向系统的理论叙述转换。

四、结论：一项未竟的理论事业

关于《“气”与抗争政治》的争议，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赞成者认为，由于上访问题的持续存在，其根本逻辑还是未超出应星的分析(张天潘，2011)，并且在解释中国底层民众的抗争逻辑时，已有的解释乏力，仍为“气”提供了适宜的本土发展空间；反对者却认为，文本中“气”的概念，在旁征博引时却“匆匆地得出连最为基本的阴阳二气都没有加以区别” (张耀杰，2011)，同时“对气的概念辨析既不简洁，也欠明晰”(西闪，2011)等等。而应星在接受质疑时也间接默认了文本中的某些瑕疵，“我把‘气’当作关键词，一方面是想纠正那种过于强调利益、权利和抗争之间直线关系的做法，呈现更为复杂的动因与机制；另一方面，我也想尝试地用这个概念来推进社会科学研究的本土化，克服在中国农村研究中存在的移植派与乡土派的对立”(张弘，2011)。如果我们单纯地采取聚焦性评述的话，那么确如一些争议者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在《“气”与抗争政治》中很难找到关于“气”的通俗性解释；在品读的过程中，也很难“体验到具体可感并且一气呵成的学术气场”；甚至还存在着一些“去政治性”上访观点的争议。因此，如何对文本进行合理的评述，并为理论的发展提供发展空间，构成了现代学术共同体内永恒的反思话题。

在针对文本的评述问题上，贝尔特(2005：7)系统地总结了我们评论者容易犯的两类谬误，即“透视法学说谬误”和“外在论谬误”。采取“透视法学说”的评论者，坚持每一理论都具有合理性，而其间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侧重点不同而已。不同的理论都是对自身侧重点的深层阐述，没有普遍的评判和比较社会理论的标准，因此，他们注重于从理论自身内在逻辑为切入点进行评述。但“外在论”的评论者却试图从文本以外、作者没有关涉的主题去评价它的逻辑和价值。因此，他们容易走进自我预设的评论陷阱里。贝尔特在此基础上，试图从“思想深度、原创性、分析的明晰与内在的一贯性”等视角去评述文本，超越这两种方式所呈现的局限性。他没有偏向于“评论谬误”的一极，而是试图从一种“综合取向”的视角进行调和，试图合理再现文本自身的内在性、统一性和完整性。这种方式也成为当今评述文本的主流。

笔者在传统的聚焦性评述的基础上注入关联性评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尝试，它可以说是在贝尔特的“综合取向”基础上的拓展。这种方式在帮助我们熟悉文本，尤其是文本作者的思想前后串联乃至转化上具有很大的效用。它能使我们在完整呈现文本作者思想前后变化的同时，发现其背后积极努力的遗憾，从而扩展未来的拓展空间。在以上的叙述分析过程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在追求自我学术生涯的跨越与发展，但这并非说他在《“气”与抗争政治》里所建构的体系化理论已经很完备。以下我们将从三个方面进行相应的建设性反思批判(郑杭生，2008a)，为“气”在抗争政治的研究中提供生长点。

第一，作者所努力建构的社会学“气”概念，情感与理性的衔接并不是很完美。在文本的叙述过程中，应星的抗争政治理论逻辑可以化约为外在社会环境变迁催生出气的累积、聚焦和释放，然后演化为一种行动。在关于气的情感因素为何会演变为理性的行动斗争策略，他将原因性解释归于简单的生存逻辑和结构性背景所致，但在具体的行动策略选择、主观心理和行为方式上，“气”还需要涉及微观层面的心理透视才能更加彻底。

行动者的抗争既是宏观结构性背景所致，同时也是个体行动的产物。虽然应星从抗争政治中气的凝聚、释放、加压与导引等方面进行了论述，但对什么时候是情感行动之气，什么时候是理性行动之气，或者什么时候是两者兼而有之的行动之气的区分却不太明晰，甚至比较模糊和笼统。因此，如果仅仅预期通过简单的个案叙述去表现模糊、笼统之“气”存在于抗争政治之中还远远不够。实际上，“过程-事件分析”的四个环节，即过程、机制、技术和逻辑(孙立平，2002：95)，能够在微观上对“气”的不同层面分析和整合起到衔接作用；它能将行动者的行动具体化为一个个动态的过程，然后通过这些关系/事件的根茎(李猛，1997)，再现行动过程中“气”的属性。

第二，作者所建构的“气”概念，虽然也从系谱学角度进行了粗略的追溯和概括(应星，2011：28)，但笔者并不想如一些评论者所言，强调他对“气”的传统做全面性梳理，而是关注他忘却“气”的具体可感知化操作。在社会学的知识传统中，抽象概念的具体可感知化操作是理论具有说服力的前提。虽然在应星“一气涵三理”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传统之“气”具体可感知的操作化状态，但却未看到抗争行动之“任气行侠”的具体涵盖状态。相反，应星所论述“气”的地方性、进攻性和伦理性状态层次，只是委婉地转化为另一种替代的模糊抽象性存在(应星，2011：42-46)。其实，这三种特性都是围绕着“气”的进攻性行动而言，只不过一部分抗争政治是由地方性民俗文化所引致，而另外一部分抗争政治却由个体的正义伦理诉求所催生。在关于“气”的进攻性可感知操作化上，多拉德和米勒等提出的“挫折-攻击”假说已有所指涉。他们认为，当个体遭遇挫折时，累积的负面情绪总会导致某种形式的攻击行为(Dollard and Miller, 1950：149-150)。这种累积的负面情绪即是攻击行动的内驱力，或许我们可将其视为是一种“郁结之气”，从而开启“负面情绪”与“气”在同一语境中的对话空间，这样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抗争政治中“气”的抽象性可感知化操作遗憾。

第三，为了阐明“气”与抗争政治之间的关联，作者也带有浓厚的个体主观情感色彩，过分渲染抗争政治中“行侠之气”的负面效应。为了突出“气”在抗争政治的群体事件中的作用，他也创造性地提出“气场”概念。可以肯定地说，“气场”之中的行动者并不是每一位成员都由“无主之气所引导”(应星, 2011, 189)。应星对群体成员简化处理的方式，使气场中的“气”带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实际上，气场中群体成员的行动逻辑与“集体困境的行动逻辑”(奥尔森，2011)正好相反，他们是潜藏在集体非理性行动下的个体理性分子。也就是说，“责任共担”或“去焦点效应”激起了他们真实的行动意图，促使这些无直接利益的相关者参与到事件中来。此外，抗争之气有时并不一定产生民众与国家的紧张对立行动关系，相反它也会出现“参加行动的人是有梦想和有希望”(霍弗，2008)的积极行动关系，或者说“气”的释放具有“安全阀的功能”(科塞，1989)。在这里，应星忽视了辩证法的另外一个侧面。因此，应星所建构的关于“气”或“气场”的抗争政治理论体系，参与主体的区分和行动后果的预测，仍有许多巨大的空间等待再次挖掘。

通过关联性和聚焦性视角的综合取向评述和拓展，我们看到应星在克服移植派和乡土派之间对立的研究范式中，建立起本土化的抗争政治理论并不完善，但笔者更愿意强调文本的学术价值。他试图建立的本土抗争政治理论之所以能引起共鸣，就在于能让我们在西方的强势话语氛围中寻找到属于自我的理论栖息视角。《“气”与抗争政治》确实存在着如上所述的问题，但这些并没有遮蔽作者在学术本土化进程中的尝试性努力。至于它是否构成一种理论新视角，弗里曼(Freidman，2010)所言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即“我们需要重新认识理论，但目标并不是去建立一种中国风格的社会科学，而是要确保中国经验居于一般理论建构的中心地位”。或许这能够成为我们日后更加公正、客观地审视应星学术追求的标尺之一。他用“气”去串联抗争政治脉络的贡献就在于，尝试性地运用本土资源拓展了抗争政治的理论方向，给未来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可供思考或继续探索的空间。对于“气”的理论探索，仍需我们在现实的经验中不断丰富和拓展，从而在多元的学术对话里完成这项“未竟的理论事业”。

注释:

1. 下文简称《“气”与抗争政治》。

2. 修辞的本意最先产生于古希腊时代的政治辩证广场中，它是作为一种论辩技巧去赢取或说服受众对象，从而实现自己的主张(Aristotle，2007)。随后这种方式逐渐演变为一种表述方式，常见于文本语言的叙述表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