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中国渔业发展战略研究中心, 上海 201306;
3. 国家远洋渔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 2013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渔业虽保持持续增长,但增长来源主要是水产养殖业的发展。而世界海洋捕捞渔业已达到最大潜力[1],2019年世界海洋捕捞总量为8 150万t,较上年减少4.76%,世界渔业资源的养护及生态问题日益受到各方面的关注[2]。国际组织对公海渔业资源养护和管理更加重视,在管理理念和管理实践上都处于领先地位[3],但由发达国家主导建立的资源利用和养护规则以及习惯国际法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国际法基本原则并不完全一致[4],远洋高新技术特别是卫星遥感技术的应用[5]使得全球海洋渔业增长方式正在从产量增长型向质量与效益并重型转变。从世界各国远洋渔业发展现状出发,总结全球范围内远洋渔业的发展特点,分析世界远洋渔业发展趋势,以期为中国如何把握新阶段发展机遇,更好地参与世界远洋渔业竞争合作提供参考。
1 发展现状 1.1 远洋捕捞船队及生产状况 1.1.1 捕捞船队世界捕捞船队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不断地扩张以及21世纪初期各国不断地渔船结构调整,目前呈稳定趋势。根据FAO 2020年《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所有机动渔船中仅有约2%的渔船全长超过24 m(总吨位基本大于100 t),世界范围内约44 600艘渔船全长超过24 m。同时,大型海洋捕捞船队平均船龄在继续增加[6]。
2019年受全球区域性金枪鱼渔业管理组织IOTC、WCPFC、IATTC和ICCAT管理下的金枪鱼渔船为18 458艘(表 1)。其中:印度洋有捕捞船5 824艘,以斯里兰卡和马尔代夫为主,占总量的31.55%;中西部太平洋有3 438艘,以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大陆为主,占总量的18.63%;东部太平洋有5 475艘,以美国、智利、中国大陆、巴拿马和委内瑞拉为主,占总量的29.66%;大西洋有3 721艘,以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美国、摩洛哥为主,占总量的20.16%(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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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国家或地区远洋生产渔船数量 Tab.1 Number of pelagic fishing vessels in major countries or regions |
截至2017年3月,各国或地区在OPRT(负责任金枪鱼渔业推进机构)登记的金枪鱼渔船895艘,与2004年和2011年相比,分别减少了38.44%和16.36%。从渔船登记数量看,中国台湾地区占总数的33.30%,日本占20.45%,中国大陆占20.34%,韩国占11.96%,其他国家占13.95%(图 1)。2011年后减船较多的有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分别减少31.46%、16.99%和26.71%,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基数小,减船幅度更大。中国大陆是少数增幅较多的地区之一,2011年以来渔船增长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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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OPRT登记的各年度金枪鱼渔船数 Fig. 1 Number of tuna fishing vessels registered in OPRT each year |
全球远洋捕捞对象主要有金枪鱼、类金枪鱼、鱿鱼类和南极磷虾等种类。2019年大洋性捕捞产量(如金枪鱼类和鱿鱼类等)占全球产量超过12%,出口分别占种类及出口总量的9%和总价值的11%。其中,金枪鱼和类金枪鱼产量在1981年约为187.9万t,2019年约572.16万t(表 2),36年间增长至约3.04倍。其中南方蓝鳍金枪鱼、蓝鳍金枪鱼、大眼金枪鱼、长鳍金枪鱼、黄鳍金枪鱼和鲣鱼分别约占0.29%、0.82%、6.86%、4.29%、27.58%和60.16%(图 2),与20世纪90年代基本持平。近年来大致维持在自2002年起的同一水准,一般年景其全球生产量保持在400万~500万t,但2014年全球金枪鱼和类金枪鱼产量为历史最高,近770万t,其中鲣鱼产量超300万t,为历史最高水平;黄鳍金枪鱼近150万t,恢复和接近历史水平;其他金枪鱼类产量在多年衰退后趋于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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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大海域金枪鱼类渔获量 Tab.2 Tuna catch in major se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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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FAO及各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网站。 Source: FAO and the websites of international fisheries management organizations. 图 2 2019年全球金枪鱼和类金枪鱼生产量和所占比重 Fig. 2 Global tuna and tuna-like production in 2019 |
主要远洋国家或地区金枪鱼类生产可分为4个层次,第一梯队渔获量在30万t以上的分别是印度尼西亚、日本、厄瓜多尔、韩国、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地区,占总量的44.30%;第二梯队在20万t以上的分别是巴布亚新几内亚、西班牙、美国和基里巴斯,占总量的17.77%;第三梯队在10万t以上的分别是、墨西哥、马尔代夫、塞舌尔、法国、越南,占总量的11.03%;中国大陆和伊朗在第四梯队,产量在8万~9万t左右;其他国家生产量约为135.56万t,占总量的23.69%(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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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主要远洋国家或地区金枪鱼鲣鱼类生产量 Tab.3 Tuna and bonito production in major oceanic countries or regions |
鱿鱼生产的主要国家或地区包括中国大陆、日本、韩国、秘鲁、阿根廷、智利和中国台湾地区(表 4)。2019年各大洋鱿鱼生产量为373.58万t,与2014年峰值相比减少23.08%,与2018年相比,增加2.85%。其中:北太平洋柔鱼钓主要有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占总量的23.68%;西南大西洋阿根廷滑柔鱼钓主要有中国大陆、阿根廷、韩国、福克兰群岛和中国台湾地区,占总量的8.97%;东南太平洋公海海域茎柔鱼钓主要有秘鲁、中国大陆和智利,占总量的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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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国家或地区各年度鱿鱼生产量 Tab.4 Squid production of major countries or regions each year |
进入200海里专属经济区时代以来,各国加强了自己国家周边渔业资源的商品开发,使得水产品与其他一次产品比较,其出口量相对比较高。随着水产品流通技术的提升,贸易自由化、全球化的进展,水产品可在一个国家生产、在另一个国家加工并在第三个国家消费,产品加工向运输费和人工费较低的国家转移,贸易结构和方式按商品和区域差异相对明显。
全球水产品国际贸易总量从20世纪70—80年代起得到迅速增长,1976—2018年,世界鱼和渔业产品贸易额显著增加,从80亿美元增加到2 030亿美元,年增长率为8.00%。2013年水产品贸易强劲反弹,达到约1 490亿美元。国际水产品贸易的长期发展趋势依然是积极的,水产品进入国际市场的数量将持续增加。
全球远洋产品贸易和消费主要集中在日本、欧盟、美国和中国大陆及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双边贸易有近60个国家。日本是金枪鱼生产和消费的主要国家,年金枪鱼类生产量占全球总量的近十分之一,年金枪鱼类消费量约占全球生产总量的四分之一。2019年日本市场的金枪鱼类供给量为35.7万t,其中:日本国内为18万t,进口为17.7万t;黄鳍金枪鱼14万t,大眼金枪鱼9.9万t,长鳍金枪鱼4.2万t,蓝鳍金枪鱼7.6万t,分别占总量的39.2%、27.7%、11.8%和21.3%,主要进口地为中国台湾地区、韩国、中国大陆、塞舌尔和印度尼西亚,约占进口量的70%[7]。日本金枪鱼供给量近年来因国内消费低迷,总体呈下降趋势,但进口量呈上升趋势。
全球生鱼片用金枪鱼贸易量约35万t,其中:日本约20万t,生鱼片用金枪鱼供给量约51%自身生产,49%从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和中国大陆等进口;美国约9万t、韩国约2万t、中国大陆约1万t、欧盟和中国台湾地区各约8 000 t,其他国家和地域约1万t。
美国是冰鲜金枪鱼和冷冻金枪鱼的主要消费市场之一,年金枪鱼消费量约6万余t,其中:冰鲜金枪鱼约3万t,主要来自美国近海、南美洲、亚洲等地;冷冻金枪鱼约3万t,主要来自泰国、越南等国;超低温金枪鱼约1 000 t,主要来自韩国。全美仅有3家公司拥有超低温冷库,业者直接向宾馆和日式餐厅等提供金枪鱼货源服务,可见其冷链物流业十分发达和成熟[8]。
2 发展特点 2.1 主要渔业国家或地区远洋减船趋势十分明显受产业竞争、生产成本上升和利润不稳定等的影响,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的捕捞渔船数量特别是鱿鱼钓渔船数量呈大幅下滑态势,而中国大陆远洋渔船总体规模在2007—2016年间增长了71.9%,远洋船队总体规模和远洋渔业产量已大大超过欧盟、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和传统渔业强国[9]。未来中国将严格控制渔船数量和规模,调整渔船作业结构,转型升级,讲求效益和质量,确保远洋渔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主要渔业国家或地区在2010年后金枪鱼渔船减船幅度较大,其中中国台湾地区、日本、瓦努阿图、菲律宾分别减少17.8%、14.2%、23.0%和15.4%,海洋渔业强国挪威甚至没有远洋渔船;而增幅较大的为中国大陆、塞舌尔和斐济,分别增加了8.7%、36.4%和33.3%。
2.2 投资领域和投资主体扩大并呈多元化趋势过去几十年间,国际海洋渔业投资主要集中在海洋捕捞领域。近年来,由于全球渔业资源变化和衰退,远洋捕捞业竞争日趋激烈,而全球海产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逐渐加大,各国或地区海洋渔业禀赋的差异决定了该领域国际投资规模和主体将持续增大,国际远洋渔业投资逐渐由单一捕捞生产拓展至水产养殖、技术服务、水产品加工与销售、餐饮服务、渔船渔具修造、渔港码头建设等各个领域[10]。
传统上,从事海洋渔业国际投资的企业多为水产行业企业,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专业投资机构开始涉足海洋渔业领域。如日本野村证券募集140亿日元(约1.23亿美元)资金,创建全球首只渔业信托基金。法国东方汇理资产管理公司日本分公司对该项信托投资基金进行管理,首批资金将用于投资包括渔业捕捞、水产养殖、渔业装备、海产食品生产服务领域的40~70家公司。韩国政府投资约2.76亿美元用于远洋捕捞、海洋养殖和海产品加工销售,强化其远洋竞争力。中国联想集团与国内外相关企业合作,引进国外先进的水产业理念,投资水产养殖、加工流通、产品销售等领域,打造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水产品牌。
2.3 国际远洋渔业海外基地数量增加且竞争激烈从供给角度看,虽然总体上全球渔业资源开发力度过大,传统渔场和品种利用已超负荷,但世界海洋渔业的发展又严重不均,全球范围内尚有不少海域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海域的渔业资源尚未得到充分利用,存在着自主开发与合作开发的多种可能性[11]。
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海洋渔业资源,世界海洋渔业禀赋分布的差异为各国开展国际渔业资源合作开发提供了可能性,而基地建设成为合作的重要方式之一。韩国在18个国家设有21个海外基地,其中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分别有9个、8个和4个,与13个沿海国家签订了渔业合作协议,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和付费方式获得捕捞许可证。日本在东南亚、东非等地以无偿经济、技术援助的方式继续加强海外基地建设,扩大产品销售和影响力。中国远洋渔业企业在境外以独资、合资的方式投资建设生产和配套基地,设立多个办事处和子公司,深圳联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设立6个海外基地,福州宏东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在毛里塔尼亚设立规模较大的综合性渔业基地。
2.4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成远洋渔业投资开发东道主发达国家或地区对优质海产品的需求强劲,拥有相对过剩的捕捞能力、先进的养殖技术、雄厚的经营资本以及丰富的国际管理经验,日本、韩国、欧盟、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地区等在非洲、亚洲、太平洋岛国以及南美洲等投资开发远洋资源,西非的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塞内加尔、佛得角、几内亚比绍、几内亚、塞拉利昂、加纳,东非的马达加斯加、莫桑比克,亚洲的中国、阿曼、也门、缅甸、斯里兰卡、菲律宾、印尼,中部、南太平洋地区的斐济、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群岛,南美的智利、秘鲁、阿根廷、乌拉圭、厄瓜多尔、苏里南等成为海外渔业投资的理想地和选择地。
中国等新兴工业化国家随着经济实力的增强,也逐步加大海外市场投资开发力度,远洋渔业企业通过设立生产基地、办事处、销售公司,建立水产加工厂和综合性服务基地、区域运营中心等多种形式的机构布点全球,开展生产和经营活动,开发当地消费市场,如中国水产总公司在西班牙设立办事处,上海水产集团在日本设立子公司,深圳联成远洋渔业有限公司在夏威夷、新泽西、洛杉矶、西雅图、东京、香港等地设有分公司及销售中心[12]。
3 发展趋势 3.1 重要渔业资源总体上虽利用过度,但全球性衰退趋势得到一定控制FAO报告表明,2015年鱼类约占全球人口动物蛋白消费量的17%,并提供了约32亿人口人均动物蛋白摄入量的近20%[6]。随着世界水产品需求的增大,海洋渔业为水产品供给的作用仍然较大,因此渔获物资源的维持、增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从世界渔业资源生产区域看,2016年西北太平洋捕捞量约占全球捕捞总量的28.3%,中西部太平洋约占16.1%,东北大西洋约占10.5%,东印度洋约占8.1%,南东太平洋约占8.0%。根据FAO渔业资源评价(2013年),渔获量前十位的鱼种约占世界总渔获量的27%,其中大部分已无扩大渔获量的余地,均处于过度利用状态。但由于渔业资源管理更加严格,物种可持续利用数量有所增加。
金枪鱼类资源中有43%处于过度利用状态。其中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的金枪鱼类中,鲣鱼资源处于一般利用和未过度利用水平状态,大眼金枪鱼和黄鳍金枪鱼资源处于过度利用或接近于过度利用水平状态,长鳍金枪鱼中的南方长鳍金枪鱼资源在中西太平洋、印度洋和大西洋处于一般利用和未过度利用水平状态,北方长鳍金枪鱼资源在中西太平洋和大西洋处于一般利用和未过度利用水平状态。因为实现可持续渔业已达成一项全球共识,世界各国渔业管理不断改善,遭到过度捕捞物种的种群数量下降趋势有所放缓。
3.2 各国渔业资源保护与养护意识日益增强,非政府组织监督作用日益加强沿海国家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颁布实施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管理的30多年中,不断强化本国渔业资源管理,为本国经济水域的海洋资源养护与开发,采取对生产渔船按渔船吨位、捕捞量、生产天数等缴纳入渔费用的相关政策措施和规定。
为实现全球渔业向可持续发展转变,各国政府、国际机构、民间社会通过相互关联的具体措施打造有利的政策环境和治理环境[13]。渔业对海洋濒危动物的影响受到政府主管部门以及公众的高度重视,受一些国家和政府组织经费资助的蓝色环境保护组织积极参与海洋濒危动物和海洋环境及渔业资源管理,并对鲨鱼、海龟、海鸟等重要种类采取了一定的保护措施,监督作用日益明显。
3.3 全球渔业资源管理日趋严格, 沿海国对合作渔业入渔门槛日趋增高区域性国际渔业管理组织等纷纷制定资源管理型管理制度,展开相关资源评估,在此基础上确定投入或产出管理方式,建立有关捕捞国家和船队的鱼类捕捞产量、捕捞渔船数量、捕捞配额等管理措施,并对公海捕捞生产渔船实施临时登船检查制度。
2001年联合国粮农组织通过了《防止、阻止和消除非法、不报告、不受管制捕捞的国际行动计划》,要求各国和国际渔业组织采取措施,严厉打击IUU非法捕捞,并得到市场国的全面支持。除此之外,对捕捞产品实施产地证明书制度,还对地中海以及东大西洋水域实行各项监督措施,其中包括扩大禁渔期、禁止捕捞小型鱼类以及强化养殖品种等,以加强对海洋资源的管理与养护。
与此同时,各沿岸国家以及政府、非政府组织之间渔业管理的合作日益加强,共同合作进行海洋资源评估、控制捕捞努力量、分配捕捞配额、打击非法捕捞,严格限制捕捞能力的增加,限制渔业补贴对渔业资源带来负面影响,渔业管理措施日趋严格。各沿岸国的资源利用管理费用倍增,入渔标准和计算方法多样,使得企业成本不断攀升,生产效益不断下降,放弃合作趋势有所增加。
3.4 远洋渔船技术装备明显增强,资源市场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提高为有效地利用宝贵的渔业资源,提倡以生态系统的概念为指导,开展生态环境友好的捕捞技术,以现代工业理念改造和提升传统渔业,远洋生产渔船技术装备专门化发展趋势明显,针对特定渔业资源和生产渔场,设计建造专业的捕捞渔船进行资源生产和加工,并利用“互联网+”,建立起全方位的远洋产品销售体系[14]。同时,远洋渔业企业通过产业链的整合和对消费市场及产品价格的控制,特别注重对市场整合和控制能力,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3.5 产品可追溯体系、标准化体系等成为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建设任务食品安全成为全球关注的重点之一,拥有知名度、美誉度的远洋水产品得到消费者的青睐。面对国际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制约,运用物联网技术对远洋生产和加工产品实行全程可追溯,建立标准化体系及冷链物流等成为远洋渔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有利于应对技术性贸易壁垒,树立起负责任大国的形象[15]。
| [1] |
王雅丽, 陈新军, 李纲. 资源价值核算理论在渔业资源中的应用[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2, 21(2): 272-279. WANG Y L, CHEN X J, LI G. Application of resource accounting theory into fishery resource[J]. Journal of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2012, 21(2): 272-279. |
| [2] |
唐建业, 胡浩亮. 浅析海洋管理理事会对海洋渔业的认证[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3, 22(1): 141-146. TANG J Y, HU H L. An analysis of the tuna fishery management status in the western and central Pacific Ocean[J]. Journal of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2013, 22(1): 141-146. |
| [3] |
聂启义, 黄硕琳. 公海金枪鱼渔业管理趋势研究[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1, 20(4): 587-593. NIE Q Y, HUANG S L. Study on the trend of tuna fishery management on high seas[J]. Journal of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2011, 20(4): 587-593. |
| [4] |
刘新山, 周洁. 金枪鱼渔业国际组织的公正性评述[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6, 25(2): 291-297. LIU X S, ZHOU J. On fairnes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of tuna fisheries[J]. Journal of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2016, 25(2): 291-297. |
| [5] |
陈程, 陈新军, 雷林, 等. 基于栖息地指数模型的毛里塔尼亚头足类底拖网渔场研究[J]. 上海海洋大学学报, 2017, 26(6): 939-945. CHEN C, CHEN X J, LEI L, et al. Study on fishing ground of bottom trawl based on the habitat suitability model in Mauritania[J]. Journal of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2017, 26(6): 939-945. |
| [6] |
FAO. 世界渔业和水产养殖状况报告2020[EB/OL]. http://www.fao.org/fishery/statistics/en, 2020. FAO. Report on the state of world fisheries and aquaculture[EB/OL] http://www.fao.org/fishery/statistics/en, 2020. |
| [7] |
日本水产厅. 日本渔业白皮书2020[EB/OL]. http://www.jfa.maff.go.jp/j/kikaku/wpaper/index.html, 2020. Japan Fisheries Agency. Japan Fisheries White Paper 2020[EB/OL]. http://www.jfa.maff.go.jp/j/kikaku/wpaper/index.html, 2020. |
| [8] |
乐家华, 周应祺. 各国水产品生产及消费动向分析[J]. 安徽农业科学, 2008(26): 11600-11601, 11606. LE J H, ZHOU Y Q. Analysis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trend of aquatic products in different countries[J]. Journal of Anhui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08(26): 11600-11601, 11606. DOI:10.3969/j.issn.0517-6611.2008.26.177 |
| [9] |
乐家华, 刘超. 世界海洋生物资源开发现状研究[J]. 湖南农业科学, 2010(19): 68-70. LE J H, LIU C. Development status quo of marine biological resources in the world[J]. Journal of Hunan Agricultural Sciences, 2010(19): 68-70. DOI:10.3969/j.issn.1006-060X.2010.19.022 |
| [10] |
乐家华, 杨柳. 我国水产品出口现状及发展对策分析[J]. 中国渔业经济, 2012, 30(2): 124-130. LE J H, YANG L. Analysis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the export of China's aquatic products[J]. Chinese Fisheries Economics, 2012, 30(2): 124-130. DOI:10.3969/j.issn.1009-590X.2012.02.021 |
| [11] |
乐家华. 日本远洋渔业现状及发展趋势[J]. 世界农业, 2013(5): 37-40, 154. LE J H.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elagic fishery in Japan[J]. World Agriculture, 2013(5): 37-40, 154. DOI:10.3969/j.issn.1002-4433.2013.05.009 |
| [12] |
乐家华. 舟山群岛新区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建设可行性研究报告[R]. 2014.12. LE J H. Feasibility study report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ational ocean fishery base of Zhoushan Archipelago New Area[R]. 2014.12. |
| [13] |
乐家华, 陈新军, 王伟江. 中国远洋渔业发展现状与趋势[J]. 世界农业, 2016(7): 226-229. LE J H, CHEN X J, Wang W J.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pelagic fishery in China[J]. World Agriculture, 2016(7): 226-229. |
| [14] |
梁鸽峰, 孙琛, 乐家华. 舟山国家远洋渔业基地建设的战略选择[J]. 中国渔业经济, 2017, 35(3): 9-18. LIANG G F, SUN C, LE J H. Strategic choi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Zhoushan national ocean fishery base[J]. Chinese Fisheries Economics, 2017, 35(3): 9-18. DOI:10.3969/j.issn.1009-590X.2017.03.002 |
| [15] |
乐家华, 汪立恒, 王伟江. 后巴厘时代的中国水产品贸易[J]. 中国渔业经济, 2017, 35(5): 12-15. LE J H, WANG L H, WANG W J. The Bali era of China's aquatic products trade[J]. Chinese Fisheries Economics, 2017, 35(5): 12-15. DOI:10.3969/j.issn.1009-590X.2017.05.002 |
2. China Fisheries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201306, China;
3. National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 for Oceanic Fisheries, Shanghai 201306, China
2021,
Vol.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