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厅, 福建 福州 350003;
3.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工程研究所, 北京 100141
我国是世界渔业大国,海洋渔业是我国沿海传统基础性产业,也是几百万沿海渔民的重要生活来源。2015年,我国拥有海洋渔船27.74万余艘,其中海洋捕捞机动渔船18.72万艘,海洋渔业传统渔民305.59万人[1]。渔港既是渔业安全生产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也是开发海洋生物资源的重要基地和枢纽,是沿海众多中小城镇的重要依托, 是支撑海洋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2-3]。
1 我国沿海渔港发展现状渔港是为渔业生产服务和渔业船舶停泊、避风、装卸渔获物、补给渔需物资的人工港口、自然港湾以及综合港的渔业港区[4]。根据2016年农业部渔港调查数据,我国现有各级各类沿海渔港1 292个,其中中心渔港66座、一级渔港82座、二级渔港276座、三级渔港293座、三级以下及未评级渔港575座(表 1)。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国家对渔港建设予以补助。1998年至2015年,中央累计投资近40亿元,建设148座渔港,其中中心渔港66座、一级渔港82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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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渔港分类 Tab.1 Category of fishing port |
我国是受台风袭击最多的国家之一,1945—2014年登陆我国沿海的台风达646个,年均9.2个,南起海南岛、北至辽东半岛的广阔海域均遭受过台风袭击。但我国渔港数量与周边主要渔业国家存在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共有1 292座沿海渔港,仅达到日本渔港数量的40%。我国平均每215艘海洋渔船拥有1座渔港,仅为日本渔港水平的30%。另一方面,沿海渔港分布极不均衡,东南沿海的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省(区)“船多港少”的矛盾依然突出,如广东湛江湾、福建黄岐半岛、海南儋州等渔港经济区渔船数量均超过4 000艘,各只有1座中心或一级以上渔港。黄渤海区部分重点渔业县(市)还没有布局建设中心或一级渔港。
2.2 港小目前,全国防台防浪标准较高的渔港仅占渔港总数的12%,平均每290 km海岸线才有一个一级以上的渔港(日本、韩国分别平均每48 km和26 km海岸线就有一个)。同时,我国70%左右的渔港为三级及未评级渔港,绝大多数渔港还是20世纪80年代以前渔民集资修建的,以“前港后村”的小型渔港为主,由于缺少维护资金,港池淤积严重,码头残缺不齐,岸上设施简陋,环境脏乱差。最主要的是缺少必要的防浪设施,港内渔船泊稳条件远达不到安全停泊标准。伏休期间和台风季节,大量渔船蜂拥至避风条件较好的中心、一级渔港,导致超容量停泊,极易造成碰撞、火灾等不安全隐患[5]。
2.3 港弱一方面,我国渔港建设主要以提升渔业防灾减灾能力为目标,国家主要投资公益性的基础设施,普遍存在经营性设施建设不同步或缺失,水产品交易物流、冷藏加工和休闲渔业总体配套滞后,功能较为单一,缺少整体规划协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渔港经济区建设的核心是围绕渔业和渔港进行拓展,项目规划搭“顺风车”的情况时有出现,一些地方政府在规划设计项目时更加注重土地资源开发等短期经济利益,无法有效地支撑渔业转型升级,也无法进一步适应渔区经济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海洋开发力度不断加大,渔业传统岸线不断缩小,部分传统避风岙口、锚地被侵占。同时,部分渔港设施老化失修,渔船无法停泊或处于无序状态,渔港“脏乱差”情况较为突出。
2.4 港贫渔港具有较强的基础性和公益性,每年台风季节,所有渔港均须无偿接收附近作业渔船进港避风,并免费提供紧急避难、人员安置和人道救济等多种服务,投资来源主要依靠各级政府投资,从而形成投资渠道单一、投资总量不足的局面。日本从20世纪50年代起,先后实施了12次渔港建设规划,对所有渔港都给予资金扶持,国家累计投资超过5 000亿元[6]。我国台湾地区渔港建设超过30年,单港累计投入均很高,折合人民币多则数十亿元,少则数亿元[7]。1998年以来中央对渔港投资近40亿元,年均投资2.19亿元,共建设了148个渔港(中心渔港66个、一级渔港82个),与周边国家、地区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表 2)。同时,沿海大部分渔港所在地区的地方财力有限,无力安排较多的渔港建设资金,致使渔港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滞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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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我国渔港与日本对比表 Tab.2 Comparison of fishing port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渔业正处于由传统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渔港作为海洋渔业发展的重要基础设施,也面临着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结合渔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渔业转型升级,沿海渔港发展将呈现以下几大特征。
3.1 渔港的安全避风功能依然放在首位《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科学规划、合理利用岸线资源,完善渔港布局,加快建设进度,尽快形成以中心渔港、一级渔港为龙头,以二、三级渔港和避风锚地为支撑的渔港防灾减灾体系,重点加强渔港防波堤、护岸、码头等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8]。近年来,影响我国的台风呈密度大、强度大、破坏大的特点,中心最大风力达到17级的超强台风也时有发生。目前,按照渔港容量安全性标准,初步测算已建渔港目前只能满足全国50%左右海洋渔船安全停泊,还有约50%的海洋渔船得不到有效庇护,特别是海峡西岸、广东沿海、海南岛渔港群的有效避风率不超过40%。渔港作为渔业安全生产的重要基础设施,渔港建设好坏事关广大渔民生命财产安全,事关众多渔区的稳定,事关沿海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在未来一个时期,加强沿海渔港防浪减灾设施建设,提高渔港避风减灾能力,改善渔船安全停泊条件,仍将是沿海渔港建设的重中之重。
3.2 渔港的综合管理功能不断强化完善渔业转方式、调结构是一场深刻革命,是一项系统工程[9]。推进渔业减量增收是这项系统工程的关键环节,落实到海洋渔业方面就是要疏导近海过剩捕捞产能。渔港既是渔船停泊的集中区域,也是现代渔业综合管理的核心。以沿海渔港为节点,压减近海捕捞强度,推行限额捕捞制度,在部分有条件的渔港推动实现捕捞渔船指定渔港装卸,加强幼鱼比例检查,逐步实现“依港管港”、“依港管船”、“依港管鱼”和“依港管人”,促进海洋渔业资源总量管理制度落到实处,为实现海洋捕捞业从过程管理向结果管理转变奠定基础。例如浙、闽两省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注重港区综合执法办证中心、港区监控和渔港LED显示屏等一系列配套综合管理设施的建设,进一步提升了综合执法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拓展了渔港管理及服务功能。
3.3 渔港的融合发展功能成为渔业亮点当前,我国渔业发展已进入供给侧结构性调整改革的关键时期。发掘渔业新的增长点是推进渔业实现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依托渔港建设,完善渔港功能,建设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渔港经济区,扩大合理有效投资,有力促进渔业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结合,推进渔区新型城镇化,既能补短板、调结构、培育发展新动能,又在渔业提质增效、绿色发展和富裕渔民等方面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例如浙江省沈家门渔港整合水产品产业链,形成了全国水产品交易中心、价格形成中心和信息集聚中心,积极打造“中国第一鱼市”,整个渔区产业、商贸繁荣。象山石浦中心渔港依托中国第一渔村—石浦渔港古城,促进港区以海洋文化为主线的观光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福建省重点打造连江黄岐中心渔港、石狮祥芝中心渔港、东山大澳中心渔港等渔港经济区,充分发挥渔港产业集聚功能,以港兴镇、以城促港,形成“前港、中产、后城”的格局,加快沿海地区城镇化进程。
4 沿海现代渔港发展路径与目标 4.1 发达国家(地区)现代渔港建设经验借鉴发达国家(地区)非常重视现代渔港建设,渔港功能从单一的避风装卸向功能多元化转变,不仅保护了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促进了渔业经济发展,形成特色鲜明的渔港经济新区,这也是世界渔港发展的必然趋势。
美国的旧金山渔人码头附近有恶魔岛、金门大桥等世界著名景点,港区内拥有很好的自然生态资源、良好的人文资源,旅游设施完善,且配合旧金山市区便捷的交通条件,使渔人码头的发展得天独厚,造就了世界闻名的休闲渔港。
日本在不断加强渔港防灾减灾和生产服务能力的同时,将渔港的功能多元化作为渔港规划和建设的长期目标,建设集生产、餐饮、旅游、娱乐和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渔港渔村,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渔港功能多元化发展已相当成熟,2006年又提出“渔政、渔港、渔场、渔村、渔民”五位一体的“大渔业”建设蓝图,渔港功能进一步拓展。
我国台湾地区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配合休闲需求不断改善渔港周边环境,整合渔港周边的休闲、观光、文化资源,积极进行渔港功能的多元化发展,从1997年起,有计划地开展渔港功能多元化建设,并将渔港功能多元化列入渔港建设的四大目标之一,2009年又制定“加速渔港多元化建设”目标,加速推动渔港休闲及观光多元化的发展。
4.2 沿海现代渔港发展路径 4.2.1 优化区域布局一方面是要补齐短板。将防灾减灾需求突出的区域作为渔港公益性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不断提高东南沿海等台风路径海域渔船安全避风水平,推动实现海洋渔业安全服务功能的均等化。另一方面是要培育重点。将地理位置优越、建设空间充足、建设条件适宜、对周边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拉动辐射作用的渔港作为优先培育重点,加大规划、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推动建成渔港经济区[10]。
4.2.2 优化产业结构着眼于渔港二三产业发展不充分、产业链条缺失、带动能力弱等问题,不断完善加工、冷链、物流各环节,大力发展水产品精深加工业和休闲渔业,建设美丽渔村,促进渔港综合开发,拓展沿海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提升渔港多元化功能和现代化水平[3, 11],依港兴产,以产带城,以城促港,实现港产城一体化,繁荣发展沿海经济。
4.2.3 优化要素配置水域、土地、劳动力、资金、科技和装备等是现代渔港发展的重要因素。其中,水域、腹地是现代渔港发展的前提,要强化水域开发、土地资源利用与渔港经济发展有机结合和紧密联系,推进水域、土地资源的节约利用。人力资源是现代渔港发展的基础,要加快培育高素质专业渔港人,建设与现代渔港发展相适应的人才队伍。资金、科技、装备是现代渔港发展的保障,要创新渔港建设投融资方式,推进信息化、数字化与现代渔港深度融合,用现代技术手段改造传统渔港。
4.2.4 优化管理模式现代渔港发展离不开先进高效的管理方式。要适应海洋渔业管理和渔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不断创新渔港管理模式。管理重点从单纯的停泊避风向兼顾安全生产、资源养护和产业发展等渔港综合性管理方向转变。管理手段从“两条腿、一双手、几条艇”向“远程化、自动化、精细化”方向转变。结合渔港现实状况,逐步探索公益型和经营型设施分类管理,提高渔港管理效率。
4.3 沿海现代渔港发展目标 4.3.1 海洋渔业管理的先行区为适应渔港发展趋势,应高起点规划,巩固和提升渔船停泊与避风、渔货装卸、物资补给、冷藏加工和船网工具修造等传统功能,建设渔业综合生产基地。加强渔港信息化和管理基础设施建设,构建集渔港安全监控、灾害预警、信息服务、渔船签证、渔船检验、船员培训、渔政执法等为一体的渔港综合服务与管理平台,推动实现对港、船、人、渔获物的规范化管理,促进渔港加快向经济型、服务型、规范型的现代化渔港转型。
4.3.2 渔区产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区着眼于转变渔业发展方式,着力改善渔区投资环境和社会环境,引导生产要素向渔港集聚,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渔业产业升级,有效延伸渔业产业链,带动加工贸易、冷链物流、休闲渔业、滨海旅游、科普教育、临港工业等多元化产业发展[12],加速渔民转产转业,使渔港经济区成为辐射带动渔区及周边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4.3.3 渔区城镇化发展的创新区发挥渔港地处沿海的特殊地理位置优势,在集聚产业的同时加速人口集聚。以建设特色鲜明的新型海滨渔业城镇为目标,统筹推进渔港建设和城镇建设,把渔港建设纳入城镇统一发展规划,实行“多规合一”“港镇融合”的发展模式[13],走以港兴镇、港城联动发展的路子,推动渔港经济区成为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聚集融合的重要平台,带动渔业、渔港、渔村、渔民的协调化发展。
4.3.4 海洋渔业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样板区深入挖掘海洋文化底蕴,改造升级传统渔港设施、渔村景观,传承和维护渔业文化、渔村文化、渔民民俗文化[14],提高渔民科学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促进渔港经济区建设与文化建设紧密结合、协调发展;依托渔港周围的观光旅游资源,加快生态文明建设,将培育发展海洋渔业文化作为重中之重,使渔港经济区成为融自然风光、历史风貌、人文景观、渔家风情等于一体的生态之港、文化之镇,率先成为生活富裕、乡风文明、道德良好的新渔区。
5 对策措施 5.1 加强规划引导,构建产业体系在发展过程中,渔港要放在海洋经济区的大格局中来谋划,既要立足本底资源,保持渔业本色,又要适当外延,弥补发展劣势,打造与渔业一产前后联系紧密的产业链,借助特色提升价值链。发展规划要统筹好现代渔业、海洋新兴产业、海洋服务业、高端临海产业等四大重点产业的海洋资源利用,合理高效利用岸线、滩涂和海域等海洋资源,促进海岸带资源合理配合和产业优化布局。
5.2 强化要素保障,促进港城融合要把新型城镇建设与渔港和渔港经济区建设结合起来,把渔港经济区作为集聚城镇的物流、人流、信息流、资金流、推动城镇经济快速发展。着力把工作重点放在已具备一定基础的渔港升级为渔港经济区上,加快建设海洋渔业产品加工基地、海洋渔业产业集散中心、海洋渔业信息技术服务中心和海洋渔业文化交流中心,促进港城融合,发挥相互之间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5.3 理顺管理体制,创新经营机制渔港经济区建设特别是渔港建设公益性较强,应明确渔港和渔港经济区监督管理机构、职责、编制和经费来源。按照“谁使用、谁维护、谁受益”的原则,明确渔港经济区的投资主体。公益性部分由政府投资,授权投资主体建设并享有使用权,同时承担设施维护管理,履行公共服务职能。渔港经营性设施和渔港经济区其他设施由投资主体自行建设,并享有使用权、经营权和收益权[15]。鼓励采用PPP模式建设渔港和渔港经济区,提高渔港建设和运营效率[16]。
5.4 健全相关法规,保障相关权益建立健全全国渔港及渔港经济区相关条例,设立渔港经济区相关章节,明晰设施所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规范渔港经济区规划、审批、建设、维护、经营等各个环节及渔港经济区运行管理机制,为规范渔港经济区相关建设和管理活动提供法律依据。
| [1] |
农业部渔业渔政管理局. 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16[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16. Bureau of Fisheries of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China fishery statistical yearbook 2016[M]. Beijing: China Agriculture Press, 2016. |
| [2] |
孙龙, 王刚, 张建侨. 三沙设施渔业发展战略研究[J]. 中国渔业经济, 2014, 32(3): 5-9. SUN L, WANG G, ZHANG J Q.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facility fishery in Sansha city[J]. Chinese Fisheries Economics, 2014, 32(3): 5-9. |
| [3] |
王刚, 孙龙, 刘年飞, 等. 多功能现代化渔港发展思路探讨[J]. 中国港湾建设, 2015, 35(1): 73-76. WANG G, SUN L, LIU N F, et al. Development ideas of multi-functional modern fishing port[J]. China Harbour Engineering, 2015, 35(1): 73-76. DOI:10.7640/zggwjs201501017 |
| [4] |
陈自荣, 王刚. 我国渔港建设的回顾与展望[J]. 中国渔业经济, 2010, 28(3): 66-70. CHEN Z R, WANG G. Review and retrospect of fishing port construction in China[J]. Chinese Fisheries Economics, 2010, 28(3): 66-70. |
| [5] |
孙龙. 我国渔港工程学科发展报告(2002-2008)[J]. 渔业现代化, 2009, 36(5): 1-3, 18. SUN L. Development report of China's fishing port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2002-2008)[J]. Fishery Modernization, 2009, 36(5): 1-3, 18. |
| [6] |
王刚, 雷鹏, 王占行, 等. 日本渔港建设、管理情况及对我国渔港建设的建议[J]. 中国水产, 2015(9): 19-24. WANG G, LEI P, WANG Z X, et al.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of fishing ports in Japan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fishing ports in China[J]. China Fisheries, 2015(9): 19-24. |
| [7] |
肖放, 孙海文. 台湾地区渔港建设考察报告[J]. 中国水产, 2011(1): 16-18. XIAO F, SUN H W. Investigation report on fishing port construction in Taiwan[J]. China Fisheries, 2011(1): 16-18. |
|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促进海洋渔业持续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Z]. 2013. The State Council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ome opinions of the State Council on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Marine Fisheries[Z]. 2013. |
| [9] |
于康震. 于康震副部长在全国渔业渔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R]. 2017. YU K Z. Vice minister Yu Kangzhen's speech at the national fishery and fishery work conference[R]. 2017. |
| [10] |
林文毅, 卢昌彩. 关于渔港经济区思路和实践的初探[J]. 中国渔业经济, 2003(s1): 13-15. LIN W Y, LU C C. On thought and practice of fishing harbor economic zone[J]. Chinese Fisheries Economics, 2003(s1): 13-15. |
| [11] |
王刚. 浅谈多功能渔港建设[J]. 河北渔业, 2011(11): 39-43. WANG G. With concise remarks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functional fishing port[J]. Hebei Fisheries, 2011(11): 39-43. DOI:10.3969/j.issn.1004-6755.2011.11.018 |
| [12] |
苏广明, 杨伦庆, 周颖. 阳江市渔港发展对策[J]. 当代经济, 2015(19): 66-67. SU G M, YANG L Q, ZHOU Y.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fishing port in Yangjiang[J]. Contemporary Economics, 2015(19): 66-67. DOI:10.3969/j.issn.1007-9378.2015.19.025 |
| [13] |
谢冲. 城镇化建设进程中"多规合一"探索与应用[J]. 建设科技, 2016(21): 46-47. XIE C.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multi regulation and unifi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J]. Construc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21): 46-47. |
| [14] |
赵蕾, 刘红梅, 杨子江. 基于渔文化视角的休闲渔业发展初探[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1): 45-49. ZHAO L, LIU H M, YANG Z J. The exploration of recreational fishery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ishery culture[J]. Journal of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4(1): 45-49. |
| [15] |
陈国强, 桂劲松, 王刚. 我国沿海渔港建设投融资现状及存在问题分析[J]. 中国渔业经济, 2011, 29(3): 140-144. CHEN G Q, GUI J S, WANG G. Analysis of the investment and financing state on coastal fishing port construction in China and its problems[J]. Chinese Fisheries Economics, 2011, 29(3): 140-144. |
| [16] |
国家发展改革委, 农业部. 关于推进农业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指导意见[Z]. 2016.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Guiding opinions on promoting cooper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and social capital in agriculture[Z]. 2016. |
2. Fujian Provincial Department of Ocean and Fisheries, Fuzhou 350003, China;
3. Fishery Engineeri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Beijing 100141, China
2018,
Vol.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