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以及政府购买服务逐渐成长为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领域内的新的学术生长点，既有理论上的争辩，也有实践领域的纷争，一系列研究成果随之产生。^[1-8]为深化对上述议题的认识，2017年7月16日上午，中国社会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分论坛”围绕着此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具体涉及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以及“社会转向”、社会信任和历史制度主义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社会工作承认、政府购买服务的运作逻辑、策略和政社关系再思考以及项目制和条块关系等议题。这种对理论视野和实践过程的双重聚焦，既有利于深化我们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的探究，也有助于优化对实践领域中政社关系的现实体认。

作为对当代中国社会工作发展独特处境的回应——社会工作的“社会性”问题被“发明”出来。其前置性的问题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性”问题，而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是伴随着社会工作的产生就存在和不断被质疑的问题。事实上，社会工作也是在不断回应质疑的过程中走向“专业性”的。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是要在目前存在的社会工作“去社会化”危机的背景中去厘清专业性与社会性的相互勾连与不同之处。其后置性的问题则是社会工作的本质属性问题，即在厘清社会工作专业性与社会性联系与区别的基础上，该在哪个向度、在什么意义上理解社会工作的本质？不同阶段与不同场域中社会工作所共存的核心本质是什么？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探究是当前深化与拓展社会工作理论研究的重要维度和方面。

李伟^①关于“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及其反思”的发言，通过对社会工作百年发展历程的回溯，发现了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现象。他指出，去社会化是专业内部因素(专业化)与外部环境因素(体制化、市场化及管理化)综合作用的结果。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反映了科技理性、政治理性及市场理性对于专业价值的侵蚀。具体来说就是，专业化促使社会工作倒向了医学、心理学等个体导向的专业；体制化意味着行政逻辑主导了社会工作的发展；市场化导致赢利主义逻辑占主导；而管理化迫使社会工作被效率至上的管理原则所左右。李伟进而提出，在中国社会工作发展过程中，须谨防其“去社会化”危机的蔓延，积极关注社会工作的自主性。

实际上，社会工作的“去社会化”内在嵌含两个问题：一方面是非社会性，即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不够；另一方面则是去社会性，即发展中对社会性的忽视或者说是被替代。现有的研究多指涉后者，而对于社会工作发展中社会性的本质以及社会工作的非社会性发展尚未投入应有的“注意力”与“关注度”。因此，这一问题的解决更为重要的可能是对社会工作社会性到底为何的澄清，对社会工作“社会性”内涵及其理论之维的厘定。

徐选国^②以“专业性抑或社会性：社会工作的本质再思考——兼论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为题，通过对社会工作本质为何、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为何的发问，从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两条核心线索展开，认为社会工作专业性的理论谱系及其在实践中出现的多重悖论，并检视了社会工作社会性的历史源流及其当代转向。他指出，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并不等同于社会性。专业性本身蕴含着科学、艺术和技术性，体现出方法论属性，尚不能对社会工作的核心属性做出厘定，抑或说，以往关于社会工作专业化的努力更加偏向对技术的热衷，而忽视了对专业背后更为深层的内核的关注。因此，追求专业性而忽视了专业背后的本质意涵，导致了社会工作专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社会工作越专业，越远离社会^[9]的奇特现象，也导致社会工作成为了一种专业本位主义^[10-11]，或者一种实用专业主义^[12]，而非真正的专业性。

社会性本身蕴含着政治、道德和本土性，体现出对社会工作本原属性的关切，这种本原属性倾向于对社会工作的社会属性的探究。因此，徐选国认为，专业性的存在是以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为根本前提的。换言之，只有专业性“嵌入”其社会性，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社会性才是相互构成、互相建构的。社会工作社会性的核心就在于坚持“人在情境中”的核心原则，将个体、群体、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嵌入到更为复杂深刻的社会、政治结构脉络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就在于解决个体困扰及其公共议程之间的失衡问题；也即，社会工作的核心基点在于，促进个体困扰与公共议题的连接，这或许是社会工作应有的社会想象力品质。

徐选国从社会工作的社会性与专业性的和而不同，以及专业性对社会性的嵌入性关系展开了对社会工作本质属性的探寻，并将个人困扰与公共议程的连接作为社会工作学的逻辑起点，无疑具有启发意义。但其关于社会工作逻辑起点的判断可能进一步模糊了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界限与功能，不利于社会工作学独立学科地位的建立，也不利于社会工作作为专业以及其社会性的进一步清晰化。他在最近的观点中表示，要将“社区”带回社会工作的中心，通过对“社区”这一场域的运用，探索社会工作社会性在实践中的实践路径^[8]。这种努力或许能将理论上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阐释带回实践层面上，以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整合与连接。

本土化也是社会工作专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议题，其设问方式是“如何推进或是实现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因此，如何通过结合中国场域以完成对社会工作理论与方法的改造或修正，抑或是如何在中国情景、特别是中国实践中“生长”出社会工作的本土意蕴和价值取向，进而影响和深化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学科延展性，就成为了我国学者努力的方向。由此，本土的思想资源、制度传统以及实践智慧就成为建构中国社会工作理论实现本土化目标的重要源头^[13]，也成为了学者们深耕的重要领域。

针对这一议题，彭小兵和王雪燕^③从社会信任的视角探讨了社会工作的本土化路径。他们通过对社会工作本土化议题研究脉络的梳理，发现在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中，存在着重改造理论和技能、轻培养信任文化的实务困境；通过实证调查发现，社会工作实务中工作者主要依靠特殊信任来获得服务对象初步信任，并通过制度绩效来维持信任。他们从分析文化与制度的双重路径出发，通过重建高信任度的社会信任，营造良好的信任文化以推进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这可能是实现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新型路径。

“社会信任”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但上述研究并没有展开对社会信任与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体系的耦合关系，以及本体论意义上对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建构性作用。也即将“社会信任”作为手段与方法去推进社会工作的本土化，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对本土文化资源的深度开发与挖掘，容易导致社会工作的本土化演变为社会工作的“西方化”。而对根植于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社会信任体系式微的历史和当代机制进行把握，进而通过社会工作实践逐渐探索社会信任重建的本土化之路更为可行。社会工作本土化进程与社会信任重建之间本身具有相互建构、互相促进的双向促进作用。

刘振^④则另辟蹊径，以“中国社会工作的生成路径与发展困境——基于历史制度主义的分析”为题，从历史制度主义视角提出，我国社会工作专业的恢复只是行政社会工作和专业社会工作在教育制度阶段的“暂时性”接轨，社会工作自恢复起就处于一种缺乏“自主性”的路径依赖状态，因而显现出诸多问题与困境。他进而提出，我国社会工作的未来发展可能遵循一种“镶嵌式自主”的发展逻辑，这种镶嵌式自主与之前的“嵌入式发展”^[14-15]存在差异。嵌入式发展体现的内在逻辑是：社会工作要在具有强大体制优势的传统服务体制面前获得发展，就要主动嵌入到这些体制之中，以寻求嵌入之后的发展。然而，现实中对于这一命题的实证研究表明，嵌入街居的专业社会工作会出现外部服务行政化、内部治理官僚化、专业建制化等情形^[16]，这就意味着“嵌入未必获得发展”^[17]。因此，对“嵌入性”的讨论必须回到该理论的原初语境之中，通过提出“镶嵌式自主”的替代性路径，主要强调社会工作自身应该在现有嵌入过程中尽可能追求其专业自主性，而不是甘于被动行政化或趋于主动行政化的异化发展逻辑。

历史回归，或转向历史，是近年来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颇为流行的一种范式转向。但对于社会工作的历史溯源以及生成路径的分析不能剥离中西方特定的政治、社会、文化和宗教脉络，这两者是形塑我国社会工作生成机制以及路径演化的重要潜在力量。

何雪松^⑤认为，上述文章所关切的议题可能是对当代我国社会工作发展所面临的独特处境的回应，因此要在这种脉络下找到社会工作的专业性才是关键，其中，对这一议题的可能突破就是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追寻。他进一步提出，针对社会工作“去社会化”现象及其危机，在寻找突破口时一定要注意形成社会工作的思想基础。同时，他强调社会工作(学)在关注个体困扰与公共议程的有效连接上，还要注重探索形成二者之间的连接路径以及连接之后可能的“改变”策略。另外，他肯定了对社会工作之于社会信任重建的重要性，并反过来推动社会工作自身的社会合法性和专业合法性；而“镶嵌式自主”正是对中国语境下社会工作之合法性建构的重要切入点。何雪松还强调，相比于其他学科，社会工作学在理论上更容易取得成就，尤其是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的加深，互联网、大数据以及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一种聚焦平等、民主、扁平化等特征的社会工作思想，这些都可能成为当下社会工作理论创新可以突破的空间。

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社会服务供给与递送系统的重要构成，现阶段主要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机制发挥作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是治理理念下的一种全新的政社关系建构途径。但政府购买服务在“项目制”的运营思路中被不断地异化，成为技术治理的重要范畴。而处于技术治理中的政府购买服务就会在科技理性、政治理性及市场理性的侵蚀中走向异化，对政社关系的创新价值进一步趋予消泯。特别是项目制作为一种技术治理手段，其应用的极致化以及普遍化必然会对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政社关系产生重大调整和改变。为此，各方应对这种调整与改变保持足够的敏感性，并做出合理的理解和解释；同时，更应对项目制出现的负向趋势进行探究，做出必要的干预和改变。已有的研究多偏重于前者，从行动视角出发进行的干预研究相对匮乏。

陈伟杰、矫杨^⑥做了题为“社会工作承认的整合性分析框架——妇联服务专业化中的迂回式承认”的报告。他们指出，以往关于“嵌入性发展”的论述主要是从功能论和冲突论展开的，这种嵌入性发展呈现出一种静态发展逻辑。在此基础上，他们借助承认理路，认为承认过程框架有助于理解中国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动态演进历程，并从时间性、空间性、行动性与结局性四个维度建构了社会社会工作承认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而对北京市妇联服务专业化实践过程的考察让他们发现政府对社会工作采取的是一种迂回式承认逻辑。不同于以往研究假定一种同步式线性承认的存在，他们指出，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承认过程在各个要素上可以是非同步和非线性的，概言之，这是一种迂回式承认。迂回的背后，是政府的复杂科层结构与专业发展阶段约束这样的结构性情境——前者影响了政府承认行动的实施能力，后者决定了政府承认行动的实施空间。

该研究通过理论与实证的结合，深化了对社会工作本土发展过程中政社关系的独特性思考。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是否如他们所说的呈现一种静态特征？承认理论一定是一种对嵌入性发展理论的替代？针对前者，我们可以认为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发展因“嵌入性”本身具有的三个内在向度(嵌入、脱嵌、再嵌入)而内含着动态过程。换言之，嵌入性理论包含的本原性命题体现出一种“嵌入”关系，但由于嵌入双方出现关系混乱或机制断裂时可能会出现相反的“脱嵌”效应，为了回到事物本来的嵌入面貌，需要确保脱嵌出来的事物“再嵌入”原先的客体之中，因此，应该继续深化对嵌入性的理论意涵而不是急于寻找替代性理论术语。针对第二个问题，可能还需要思考的是，承认理论除了体现时空特征、行动性和结局性等过程性特征之外，在何种程度上提供了一种分析社会工作承认与被承认的条件或机制？这或许能成为承认理论对于政府购买服务实践中政社关系解释范式演进的新的生长点。

朱媛媛^⑦以G市社工机构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做了“政府购买服务的项目运作机制、策略和逻辑”的发言。她重点从项目金额、项目数量、项目性质和项目类型四个维度分析了G市社工机构在争取政府项目过程中采取的多重项目运作策略，并通过多案例的比较发现了项目制背后所遵循的运作逻辑。其中，生存和发展是第一位的、最基本的逻辑，公益性逻辑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存在，而异化逻辑在政府购买服务中则是常态。王雅男、郑思佳^⑧以“项目制治理下社会组织与基层行政力量的‘合作’”为题，以上海市T街道购买服务项目实践为个案，结合供给、融资和规制社会福利过程的三个要素，对社会组织与基层行政力量的合作状态进行考察，发现当下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化运作的过程中存在强行政规制下合作的被动、融资依赖下合作的偏离，以及服务供给异化下合作的非自愿性等三个方面的运作逻辑。

关于社会组织与政府关系的相关研究现在多采用案例研究的形式，从中观的、动态的过程性的视角展开对项目运作机制、策略以及逻辑的分析，研究呈现了明显的同质性趋同。而来自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层面所发现的运作机制、策略以及逻辑存在一定的不可通约性。因此，如何通过多案例的比较以及类型化、数量化统计分析技术的使用来发掘其中可能存在的因果关系，如何通过进一步的行动策略和干预过程实现对政社分工与合作机制的推进，进而促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是未来研究应持续关注的方向。

严骏夫^⑨以“契约取向与边界生产：社会服务项目制中政社关系的再认识”为题，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对社会服务项目中的政社关系进行了内容丰富的案例研究。基于契约理论，严骏夫认为，在政府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项目过程中所形成的治理结构可以被视为一系列契约关系的组合。这种“项目契约组织”是在政府职能转移过程中，项目各利益相关者通过缔结契约形成的一个具有多主体协作性质的组织系统。而政社关系格局从“市场形态”走向“官僚形态”的过程则受到目标偏好、资源条件两个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讨论了契约导向下的政社边界的生产机制问题。

孙志超^⑩以“J区房办下沉改革中的分权制衡与条块矛盾再生产——兼论一统体制与地方治理灵活性”为题，对政府职能转变中的条块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他的研究发现，J区房改办职能的完全下沉，试图通过容条于块的改革来克服条块之间的矛盾；但是来自基层部门的单一改革在整体体制不变的情况下很难走出行政化的窠臼，进而遭遇一些新的困境，出现了条块矛盾的再生产。这就意味着，在基层治理过程中，很可能出现一系列与政策预期相悖的现象，而这些现象成为阻碍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重要元素，实际上也构成了下一阶段有所突破的关键。

上述报告基本上都是在政府购买社会服务或者说社会服务项目制语境下进行的研究和分享，这就不得不将我们带到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以及流行甚广的项目制议题的反思中来。当前，政府购买服务成为社会工作得以运作的核心依附机制，社会工作因其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语境中而呈现独特的生存逻辑，这种逻辑直接映射了其与政府的互动关系。同时，这种互动关系又是通过项目化体制得以连接的。我们很清楚地知道，项目制已经成为一种新型的国家治理体制^[18]，项目制总体上体现出一种技术治理或技术理性的导向^[19]，它将会因其自身对公共资源运作的形式规范、技术把控、效率提升等方面的强调，而忽视公共资源应该实现的社会性、公共性和公益性目标。这表明，当前项目化体制下的社会工作容易演变成一种技术治理手段，而难以发挥对社会困难人群、乃至社会团结进步的保护性功能。在社会日益趋向技术化导向的背景下，我们不应该忘记社会发展应该追寻的内在品性，我们应对当前政府购买社会服务及项目化体制进行系统性反思。

侯利文^⑪认为，本场论坛主题高度聚焦于政社关系议题，以政府购买服务为重要关切，通过多种多样的现实实践发现了政社关系的不同面相、运作逻辑、现实策略以及体制困境等，并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对话。他指出，社会组织作为观测政社关系动态演变的最佳观测点，呈现了某种程度上的“同质性”研究瓶颈，因此，如何通过将“场域、时空以及社会组织类型”等因素纳入研究范畴以实现研究的“前移”抑或是借助于不同的案例、类型化的比较以及理论上的创构以发现不同经验领域中政社关系的“殊途同归”以实现对已有研究的“后推”，是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本次论坛分别聚焦于我国社会工作本土化理论以及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化实践中政社关系的探讨，共同构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双重聚焦和双向整合特征，这是对探索形成“社工为体、他学为用”学术理路的大胆尝试，有助于积极借助其他学科领域的理论视角、方法论工具关注和研究社会工作领域的诸多议题，以促进青年社会工作学术共同体在推动我国社会工作发展进程中的使命践行与行动效力。

作为我国社会学年会连续几年持续举行的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分论坛，本身就蕴涵着一个极为现实的问题：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的关系问题。社会学借助于“社会学想象力”，重在“社会性地”解释和理解所处的“社会何以可能”的问题；而社会工作则通过“社会性地”行动和参与，通过一系列专业社会服务指向社会进步与社会公正。从西方经验来看，社会工作与社会学不存在太多的“纠缠”和交叉，社会工作由于其在现实社会中的巨大实用性而获得了更多发展机会，因而在国外很多大学里，社会工作都是独立成为学院的。

中国社会工作发展有其特殊性，与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背景密切关联，与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推进过程相一致，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发展关系呈现为阶段性合一和方向性分离。即从发展逻辑上看，初始阶段的合一与相混，到现时的逐渐分开与剥离，未来走向独立发展与规范之路，这其实构成了两者关系的一个发展谱系。但就目前来看，社会工作与社会学存在相互合作的巨大空间，特别是在基层社会治理领域中，社会学为社会工作提供了重要的理论预设和行动依据。因此，如何在当前的社会治理中实现社会工作理论上的创新与实践上的推动，社会学仍是不可或缺的助力。

论坛的主题以及近年来的研究表明，社会工作的理论和实践研究都呈现了一种“社会性”转向。对“社会性”的探讨也成为社会工作理论研究中的重要方向，这既是对社会工作“去社会化”倾向的纠偏，也是对社会工作本质属性探寻中“社会性”缺失的矫正。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是一种整体性的内源属性，而随着对社会工作社会性的追寻与讨论，社会工作的历史转向也将被提上重要议程。只有通过对“历史”的系统性检视，明辨其源于流，社会工作的社会性才能获得完整性和系统性呈现。实际上，近年来关于社会工作学科史、教育史以及制度史的研究即是对社会工作之历史特性和历史范式的重拾。因此，历史维度和社会属性的强调，必将丰富和推进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的双向进步，而社会工作也将在历史转向与社会转向的合流中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