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7日，民政部、财政部、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发布的《关于支持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为贫困群众提供心理疏导、精神关爱、关系调适、能力提升等社会服务的新兴力量，在帮助贫困群众转变思想观念、树立自我脱贫信心、拓宽致富路径、提升自我脱贫能力等方面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社会工作专业力量需要在脱贫攻坚中参与贫困群众救助帮扶、参与贫困群众脱贫能力建设、促进易地搬迁贫困群众融合适应、参与贫困地区留守儿童关爱保护以及针对其他特殊困难人群开展关爱服务。^[1]由此可见，社会工作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社会工作助力脱贫攻坚，就是将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专业理念、专业方法、专业力量运用到脱贫攻坚的工作中，发挥社会工作不可替代的专业优势和人才优势，提高减贫工作的专业性，培养减贫领域社会工作人才，并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到减贫事业中，构建社会扶贫大格局，契合精准扶贫的战略需求。事实上，社会工作发展的历史就是与贫困做斗争的历史，社会工作的专业方法、专业理念正是在与贫困及相关社会问题作斗争的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工作作为一种专业力量参与脱贫攻坚，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减贫社会工作的意义

贫困是部分社会成员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由于缺乏必要的资源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剥夺了正常参与经济、社会活动和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利，导致他们的生活持续性地低于该社会的常规生活标准。^[2]从1978年开始至今，我国经历了通过制度性变革推动大规模缓解贫困(1978—1985年)、以区域瞄准为主的开发式减贫(1986—200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减贫开发(2001年至今)三个重要的减贫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的减贫工作取得了巨大成效。在贫困标准逐年提升的情况下，我国贫困人口数量从1978年的7.7亿人降低到2015年的5 575万人，贫困发生率从97.5%降低到5.7%。但是我国的贫困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目前我国仍有4 000余万贫困人口。^[3]

随着社会的发展，贫困呈现出新的特点。当前，我国的贫困形式由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转变、区域性贫困向阶层性贫困转变、社会分割性贫困向社会转型性贫困转变、个体归因性贫困向综合归因性贫困转变。^[4]在贫困问题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和交叉化的背景下，单单依靠行政力量承担减贫任务、实现减贫目标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主导式的减贫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保证减贫工作的效率，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着诸多不足。一是政府力量单一。在政府主导的减贫模式中，社会力量参与较少，政府需要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承担大量的减贫工作，力量单一、压力较大。二是服务内容单一。政府主导的减贫工作多以“输血式”的经济帮扶和物质援助为主，缺乏对贫困群体的能力建设和心理、精神支持。三是成果稳定性差。由于“输血式”的帮扶模式难以帮助贫困群体建立、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一旦帮扶结束或者经济环境发生变化，贫困群体往往容易再次陷入贫困中，出现“脱贫—返贫—再脱贫—再返贫”的恶性循环。^[5]

在这种情况下，转变减贫工作模式、提高减贫工作效率成为必然，社会工作对于减贫发展的意义与作用也进一步凸显。事实上，产生于西方工业革命浪潮的社会工作，最初的专业目标就是解决各类社会问题。而贫困作为广泛存在于各个国家的主要社会问题，从社会工作产生之初，就是社会工作重点关注领域。通过长时间的实践，社会工作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减贫工作方法和实务模式。减贫社会工作具有互动性、持续性和服务性的特征，在“大社会、小政府”的时代背景下，社会工作介入减贫领域既是大势所趋，又是必然选择。

(一). 社会工作为减贫提供专业价值观

社会工作强调尊重人的权利与价值，在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过程中，注重人的能力建设，透过个别化的原则，协助个人发展潜能、实现自我价值。在利他主义的价值基础下，社会工作为减贫提供了平等、以人为本、自决、个别化的价值观念，弥补了目前减贫工作缺乏对贫困群体人性化关怀的问题，提高帮扶对象的参与程度，实现从“助人”到“自助”的发展。

(二). 社会工作为减贫提供专业理论

贫困产生的原因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的，同时存在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情况。因此，在开展减贫工作时，社会工作往往不只是从单一层面对贫困群体进行介入，而是将个体及其所处环境看作一个相互影响的有机统一体，对个体能力、社会关系以及宏观环境综合开展工作，这是社会工作的“系统视角”。在“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影响下，社会工作认为每个个体都有其特有的优点，拥有实现自我潜能的能力，个体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其能力未得到充分发挥。因此，在减贫工作中，社会工作需要做的是帮助个体认识、挖掘自己的潜能，并将这些能力和优点运用于解决贫困问题之中，这是社会工作的“优势视角”。

(三). 社会工作为减贫提供专业方法

社会工作从其产生之初就一直在探索贫困问题的解决方法。可以说，整个社会工作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贫困问题工作史。在长期的减贫工作中，社会工作逐渐形成了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与工作技巧：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等专业工作模式与方法，从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开展减贫工作，保证减贫工作的全面性和有效性；个案辅导、团体治疗、资源链接、问题挖掘等专业工作技巧，提高减贫工作的工作效率。

(四). 社会工作为减贫提供专业平台

社会工作独立于政府和贫困群体之外，在减贫工作中处于第三方地位，与各个扶贫主体既独立又合作。社会工作作为第三方主体，起着“桥梁”和“润滑剂”的作用，与各扶贫主体的沟通交流更加畅通，能够有效了解各主体在减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需求，并传递各主体的经验启示和问题需求。这不仅有利于实现政府减贫政策与贫困群体需求的对接，还有利于增强减贫主体之间的了解、信任与默契，对动员社会力量参与减贫、提高减贫工作的有效性、构建长效减贫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社会工作介入减贫都具有可行性，减贫社会工作对推动我国减贫进程、完成脱贫攻坚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二、减贫社会工作的视角转换

自社会工作进入我国，就一直致力于消减贫困。社会工作的参与，为减贫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念和视角。随着社会工作理念的传播，人们对于贫困的认知以及减贫的方法等经历了一个从经验到科学的过程，具体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 贫困内涵上，既重视绝对贫困又关注相对贫困

在早期的减贫实践中，人们对于贫困的认知主要停留在绝对贫困层面，认为一定数量的货币和服务对于个人和家庭的生存和福利是必须的，缺乏获得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经济资源或经济能力的任何家庭的生活状况，即是贫困。^[6]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这一贫困定义的影响，早期的减贫工作对贫困的理解更偏重于绝对贫困，在参与减贫工作时更多关注经济和物质层面的帮扶，而较少涉及心理和精神层面的支持。减贫工作的帮扶对象也主要是低于社会贫困线的极端贫困群体，而较少顾及那些在贫困线附近徘徊或收入和生活水平略高于贫困线的边缘贫困人群。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对贫困的理解由绝对贫困转向相对贫困，认为贫困是指一个人或家庭的收入比社会平均收入水平少到一定程度时所维持的那种生活状况，它不是依据某一固定标准，而是依据低收入者与社会其他成员的收入差距来定义贫困。^[6]

(二). 贫困原因上，由单一归因转向综合分析

在致贫原因的分析和解释中，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贫困个体主义解释，认为任何人都有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发展的机会，如果一个人陷于贫困，那肯定是由于个人的原因。^[7]另一种是贫困的结构主义解释，认为人人都有获得社会平均水平生活的能力，个体陷入贫困的原因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不合理的社会结构以及不友好的政策制度环境。尽管两者的观点相反，但这两种理论都将贫困产生的原因简单归于个体或结构层面，而忽视其他因素对贫困产生的影响。因此，在早期的减贫实践中，往往将工作重心集中于单一个人层面或单一社会层面，而不是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也较少关注个人和社会制度以外的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的影响。实践表明，将贫困产生原因简单归于个人或社会往往难以找到贫困产生的真正原因。实际上，造成贫困的原因既有个人的，也有社会的，还有文化价值观念的，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交叉存在，共同导致了贫困的发生。因此，在单一归因理论的指导下，减贫的工作效率和成效都不尽如人意。在此背景下，人们开始摒弃以往的个人或社会单一归因理论，发展出贫困文化理论、社会互构理论、生态系统理论等综合性解释理论，减贫理论呈现出贫困归因由分散、单一转向综合、多元的发展局面。

(三). 理论视角上，从问题视角转向优势视角

无论是贫困个体主义解释、贫困结构主义解释还是贫困文化理论，均认为贫困产生的原因是个人、社会或文化价值观念等存在某些不足，减贫的主要内容和任务是解决个人、社会或文化价值观念中导致贫困产生的问题，这是减贫社会工作的“问题视角”。在“问题视角”的影响下，减贫工作往往更注重评估、挖掘个人、社会及文化环境中可能导致贫困产生的不良因素，并在工作过程中着重解决这些问题。“问题视角”可能忽略了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优势，进而无法充分调动和发挥贫困地区、贫困群体的积极作用。应该说，减贫工作不仅仅是一个解决问题的过程，更是一个培育能力的过程。只有认识到贫困群体自身的能力、优势，并在提供帮扶的过程中对这些优势进行培育、提升，建立贫困群体的抗风险能力，才能真正实现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专业目标。由此，减贫工作的视角开始发生转变，在“问题视角”的基础上逐渐发展出了“优势视角”，在评估服务对象的问题和需求时将他们的优点包括进来，利用服务对象的优点和资源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寻求识别、利用、建立和强化人们已有的优点和能力。^[8]在“优势视角”的理论视角下，减贫社会工作更加注重对贫困群体的优势挖掘和能力建设，为贫困群体优势发挥和能力培育创造有利环境条件亦成为减贫社会工作的重要诉求。

(四). 分析维度上，从一般分析转向差异化分析

工作方式是工作理念的具体表现。由于对国内贫困状况的了解不够深入，加之政策制度环境和社会文化氛围也未能为其提供组织支持，早期的减贫工作更多从具有普适性的一般层面探讨减贫工作的开展，没有对不同阶层、地区、性别和群体的贫困问题进行区分与研究，无法根据贫困地区和贫困群体的具体情况制定具有针对性和差异性的减贫方案，存在理论与方法的本土化程度不足、服务与需求不匹配、难以提供服务对象所需服务以及服务失效等问题。实际上，我国的贫困问题成因复杂，不同地区、群体的贫困根源具有较大差别，以某种一般性的理论视角来解释概括贫困产生原因、制定减贫方案并不具有适用性。社会工作介入减贫实践之后，尝试对不同贫困地区、贫困群体进行区分，根据其面临的实际情况探寻其陷入贫困的原因、制定并实施具体减贫方案，形成了城市贫困社会工作、农村贫困社会工作、妇女贫困社会工作等具有个别性、差异性的视角和方法，“是否符合地区实际情况”以及“是否满足贫困群体实际需求”也成为衡量减贫工作有效与否的重要指标。减贫社会工作也更加注重扶助方法的个别化和差异化，不仅考虑地区之间、群体之间的不同，还考虑个体与个体的差异，针对性地开展减贫工作。

三、减贫社会工作的方式创新

我国的减贫社会工作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目前，社会工作专业力量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获得了一些成功经验，这主要体现在实践方向多元化、介入渠道两极化、服务方法专业化、实践理念积极化、工作模式系统化等方面。

(一). 实践方向多元化

近十年来减贫社会工作的覆盖范围、服务人群和工作内容不断扩宽，其实践方向逐步由单一转向多元。经过不断的实践与探索，社会工作所覆盖的地区、服务的群体呈现广泛、多元的特征，社会工作的服务内容也更加精细化、人性化，社会工作在社会服务、社会治理等方面发挥着愈益重要的作用。目前，减贫社会工作覆盖全部贫困地区特别是深度贫困地区；服务对象既包含妇女、老人、儿童和残疾人等重点社会弱势群体，也包含全部的贫困人群及边缘群体。在工作内容方面，减贫社会工作在为贫困群体提供经济帮扶和物质援助以外，更加注重贫困群体的心理、精神支持和价值、能力提升。同时，减贫社会工作不仅关注微观，还关注中观和宏观，在提升个体能力的基础上，将政策环境的改善、文化价值的提升和生态环境的保育等也纳入实践工作范畴，工作内容更多元。

以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的实践为例，自2001年涉足减贫社会工作以来，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先后实施了云南平寨农村社会工作项目、湖南通道民族社会工作项目、四川雅安灾害社会工作项目、广东从化农村社会工作项目和广州红星农村社会工作项目等多个减贫社会工作项目，服务覆盖范围从最初的中西部地区逐渐扩展到东部沿海城市。在服务过程中，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不仅积极链接社会资源，改善贫困人口的经济生活状况，还充分挖掘贫困地区的发展潜力与能力，探索村集体经济、出租田地等增加经济收入的方式，环境保育和文化传承也被纳入到减贫工作的内容中，实践领域和内容都在不断丰富。^①

(二). 介入渠道多极化

由于政府支持的不足和社会认同的缺乏，早期社会工作介入减贫领域的渠道很少。在政府主导减贫模式中，社会工作难以通过承接政府服务介入减贫领域，大部分社工机构和社工只能通过直接联系贫困群体或贫困地区的方式开展实践，介入渠道十分单一。随着“大社会、小政府”理念的提出及政府职能的转型，政府在减贫领域中让渡的空间逐渐加大，社会工作在减贫领域中获得的实践机会也相应增加，减贫社会工作获取实践机会的途径不再只有与服务对象联系的直接性渠道，还包括以承接政府、国际减贫组织或基金会减贫项目等形式介入减贫的间接性渠道。目前，社会工作介入减贫领域的渠道有两个，一是为贫困对象提供服务的直接性渠道；二是承接政府、国际减贫组织或基金会减贫项目等间接性渠道。介入渠道的丰富和优化为社会工作更好地在减贫领域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与途径，社会工作通过这两种渠道介入减贫领域，不仅有利于社会工作为贫困人口、贫困地区提供专业的服务，也有利于提升各部门、组织、机构实施减贫项目的效率与效益。

成都蜀光社区发展能力建设中心的减贫实践很好地体现出了减贫社会工作介入渠道的发展过程。在其早期的减贫实践中，直接介入是其开展工作的主要方式，茂县妇女灾后重建项目、康定县参与式社区发展能力建设试点项目、绵竹灾后重建项目等都是通过直接与服务对象联系促成的。但是在后期的减贫实践中，该组织与政府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承接政府减贫项目，实施了NGO与政府合作扶贫试点等多项减贫工作，间接性介入渠道成为该组织介入贫困问题的重要途径。

(三). 服务方法专业化

为了提高社会对减贫社会工作的认同度，推动中国减贫社会工作的进程，减贫社工机构和工作者进行了大量实践，通过对这些实践进行总结和反思，有效提高了机构和工作者的专业服务能力。减贫社会工作服务方法的专业化发展，可以通过两方面得以体现。一是机构管理规范化。近年来，国家在政策法规和制度设计上对社会组织的登记、注册和管理等都提出了更加明确的要求，出台了多项政策法规以指导社会组织的管理工作。在政策指导下，各个减贫社会工作机构更加注重内部管理，通过建章立制，将减贫社会工作的介入方式、评估指标等内容以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有效改善了早期减贫社会工作实践的无序状态，实践的专业性得以提高。二是介入手法专业化。在认识到我国贫困问题的特殊性之后，减贫社会工作形成以本土实际情况为基础，以不同致贫因素为依据，以社会工作专业工作方法为措施的工作策略。灵活、实用是目前减贫社会工作的主要特点。根据不同的致贫原因，减贫社会工作将采取不同的工作策略，包括以个案工作缓解贫困带来的精神和心理问题，以小组工作提高贫困者对自身状况的认识和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以社区工作提高贫困者对社区事务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9]服务方法的转变，使减贫社会工作获得了政府、社会的广泛肯定。

(四). 实践理念积极化

社会工作通过将利他主义、平等、助人自助和以人为本的社会工作价值理念运用于工作实践中，树立起以帮助贫困群体建立自我帮扶机制为主的“造血式”帮扶理念，摈弃以往的提供单一、暂时的经济帮扶和物质援助的“输血式”工作手法，转而帮助贫困群体发掘自身优势、进行能力建设，不仅能够有效增强贫困群体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还能切实降低贫困群体再次返贫的可能，避免福利依赖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减贫社会工作还确立了“参与”的工作理念，在开展减贫工作的过程中强调贫困群体的参与，改变了以往政府和贫困群体自上而下单向互动的救助模式，提高了减贫工作的效果。

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通过多年的扶贫工作实践，逐步确立了“扎根社区”“培力弱势”的“发展”工作理念，在开展从化农村社会工作项目以及红星农村社会工作项目中，注重帮助贫困群体进行能力建设，发展多元、可持续的生计方式，避免项目结束后贫困群体再返贫现象的出现，提高扶贫工作的长效性。

(五). 工作模式系统化

通过不断积累工作经验、汲取工作教训、结合我国国情，社会工作形成了一套系统、完善的工作模式，从经济、心理、精神、文化、生态等多个方面开展减贫工作，发展出了利用农村小额信贷开展减贫，提高贫困群体收入的金融减贫模式；开展团体治疗、小组工作坊和个案辅导，解决贫困群体心理和精神问题的个体减贫模式；进行文化传承、文化发展和文化保育，传递积极文化思想的文化减贫模式；倡导环境保护、绿色发展，降低灾害发生和提高旅游吸引力的生态减贫模式。其中，金融和个体减贫模式的发展已较成熟，文化、生态减贫模式仍处于完善阶段。多种工作模式构成了一个系统、科学的减贫模式，通过不同工作模式的交叉使用，减贫社会工作的工作效果得到了有效保障，夯实了我国减贫工作的实践基础。

四、减贫社会工作面临的挑战

我国减贫社会工作发展态势整体向好，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取得了较大进步，但也存在专业性不足、认同度较低、独立性欠缺的问题。专业水平有待提高、社会认同亟需加强、角色定位尚待明确和工作模式仍需优化构成了减贫社会工作发展的四大挑战。

(一) 专业水平有待提高

专业性是社会工作提供服务与政府提供服务最大的不同，这种专业性不仅体现在工作理念、工作方法上，还体现在组织管理和人员结构中。当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匮乏，从事减贫社会工作的专业人才则更加稀少，导致社会工作介入减贫工作时难以将专业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在组织管理方面，尽管在政策指导下，大部分社会工作机构开始建章立制，但是规范设置不合理、管理流于形式和“家长制”等问题仍然十分普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降低了减贫社会工作的专业水平。

(二) 社会认同亟需加强

社会认同度较低是当前减贫社会工作面临的一大问题，既包括政府对社会工作参与减贫的低认同，也包括社会对社会工作参与减贫的低认同。在政府层面，主要体现在政府与社会工作机构在扶贫领域合作不足、相关政策支持难以落实以及让渡空间不足等方面。随着社会工作在减贫领域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越来越专业的作用，政府对减贫社会工作的认可度已逐渐提高，但是要在全国范围内实现普遍的认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社会层面，主要体现在个人、群体、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对社会工作参与减贫不了解、不支持和不看好。在社会认同度较低的情况下，减贫社会工作容易出现“悬浮式发展”——机构及工作人员无法真正扎根运作，不利于社工机构的生存，也不利于社会工作的专业发展。

(三) 角色定位尚待明确

在“社会扶贫”“合作扶贫”的理念倡导下，政府不再是减贫领域的唯一主体，社会及力量开始在减贫领域中发挥作用。作为独立于政府和贫困群体之外、专业性程度较高的社会工作组织或机构，从理论上来说在减贫工作中应该处于第三方地位，与各个减贫主体既独立又合作。然而在政府主导减贫模式尚未完全完成转型的情况下，政府的行政力量在减贫工作中仍然具有绝对优势，大量减贫工作资源仍由政府掌控。为了获取生存空间，社会工作组织或机构小心翼翼地在专业独立和倚靠政府的夹缝之间寻求平衡，十分容易出现专业角色模糊问题，组织独立性受到削减，产生行政化倾向，从而无法充分发挥减贫社会工作的专业性和第三方优势。

(四) 工作模式仍需优化

在过去的发展历程中，减贫社会工作的工作模式取得了长足进步，形成了“造血式”的能力建设模式、“参与式”的互动工作模式等，切实推动了减贫工作的开展。但是，减贫社会工作的工作模式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工作模式与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不相符，模式实施、应用过于生硬刻板，无法根据不同贫困问题的具体情况综合、灵活运用，容易导致模式失灵。工作模式自身及使用过程中的缺陷，不仅降低了减贫工作的工作效能，也影响了社会工作的社会公信力。

五、减贫社会工作应对挑战的对策

过去一段时间，社会工作在减贫领域取得了重要成绩，切实推动了我国减贫工作的发展。作为具有理念科学性、方法专业性以及地位独立性等多方面优势的社会工作，在减贫工作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何将其减贫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是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思考的问题。从减贫社会工作目前的发展状况来看，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化程度、政府的投入力度以及社会认同度是影响其发展的主要因素。因此，加强职业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强化减贫社会工作的社会认同度、构建减贫社会工作的介入平台以及完善相关政策制度是可行之举。除此以外，深化专业价值理念、厘清关系边界对减贫社会工作的发展亦有增益。

(一) 贯彻“助人自助”的价值理念

减贫工作不仅仅是以单纯经济援助来改善贫困群体的生活状况，更是通过经济、心理、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介入，提高贫困群体通过自身努力获取经济和心理成就的能力，创造一个有利于其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环境。为此，减贫社会工作应更加注重“助人自助”价值理念的应用，以发展的眼光开展减贫工作，将这一价值理念贯彻在减贫工作的方方面面，帮助贫困群体建立起自我帮扶意识、提高其自我帮扶能力，以实现减贫工作的长效化，降低贫困文化和社会排斥对减贫工作的负面影响。

(二) 明确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

在战略上拥有第三方地位的社会工作，不仅具有促进各减贫主体之间互动合作的“桥梁”功能，还具有为贫困群体提供专业服务的学科优势。然而在当前各减贫主体角色定位尚未完全明确的情况下，社会工作的地位和专业优势难以得到充分发挥。通过建立健全相关政策制度法规，以制度形式厘清各扶贫主体之间的关系边界，将各减贫主体的责任、权利及义务以规范的形式确定下来，明确各扶贫主体的角色位置，能够提高各减贫主体的合作质量，降低减贫社会工作机构产生资源依赖的可能性，有效避免减贫社会工作行政化倾向、解决减贫社会工作管理混乱的问题。

(三) 加强机构和社会工作者的能力建设

由于社会工作在国内的发展时间较短、实践经验不足，在参与减贫工作时难免出现专业性不强、减贫成效较低的问题。因此，提高机构及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水平和工作效率是推进减贫社会工作建设的应有之义。加强能力建设，不仅要提升组织的管理水平和规范化程度，还要强化社会工作者“以人为本”的专业服务理念，切实将增能、赋权、资源链接和优势挖掘等社会工作专业方法运用于减贫工作中，推动减贫成果长效化。此外，政府应加快职能转型步伐，为减贫社会工作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实践机会，增加其对我国本土贫困问题的认识与了解，提升本土减贫社会工作的能力水平。

(四) 重视贫困群体的社会参与

在政府主导的减贫模式中，政府与贫困群体的关系往往是自上而下的单向互动，贫困群体处于被动接受状态，无法将自己的真实诉求传递给帮扶者，容易出现政府帮扶与群体需求不对等的情况，降低减贫工作有效性。减贫社会工作作为各减贫主体间的“纽带”，促进各方主体的沟通协作是其重要任务。因此，在开展减贫工作时，社会工作应更加注重贫困群体的参与，以获知其问题、需求，并据此制定可持续的“个别化”战略、推动相关政策制度的完善，有别于政府主导的单纯服务供应模式。这样，不仅能够有效避免供需不对等问题，还能提高群众参与积极性，增加他们的“主人翁”意识，避免单向施与可能造成的自尊下降与福利依赖。

(五) 提高政府和社会的认同水平

当前社会、民众和基层政府对社会工作的认同度低，是其难以开展减贫工作的重要原因。提高政府和社会对减贫社会工作的认同水平，能够为社会工作参与减贫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增加社会工作机构和工作者参与减贫工作的积极性，同时扫清参与过程中的制度、行政及社会障碍。一方面，要加大减贫社会工作成果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工作在减贫领域的社会公信力，从而增强认同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强与政府部门的合作互动，与政府共享工作信息，为相关政策制度的制定献策，以实际行动让政府看到社会工作在减贫领域的优势与成就，进而增强认同水平。

(六) 推进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建设

社会工作制度化建设的缺失是导致当前减贫社会工作介入平台较少、介入渠道不足的根本原因。尽管政府大力推行“社会减贫”“合作减贫”的工作理念，并在工作中简政放权、加快职能转型进程，但社会工作的制度化建设才刚刚起步。事实上，社会工作在减贫领域中大有可为，但因缺乏相关的制度支撑，社会工作参与减贫实践的广度和深度有限，因此，应加大对减贫社会工作的重视力度，以制度化形式将减贫社会工作纳入减贫工作体系中，充分发挥社会工作在减贫发展中的专业作用与价值。

①笔者查阅广东绿耕社会工作发展中心网站http://www.lvgeng. org/project/，整理得到相关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