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话语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载体，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的基本动力。在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着力构建起以治理为核心要素的执政战略体系，治理与善治成为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与内在精神。符合现代国家治理需求的治理话语和治理战略不断得以完善，既推动了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创新。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治理与善治、国家治理现代化等问题成为研究和讨论的热点。本文以治理话语体系为视角，主要探讨十八大后执政党构建和完善治理话语体系的逻辑结构、内在特征与演进趋势，以及完善治理话语体系对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意义。

一、执政党治理话语体系面临的全新挑战

执政党完善治理话语体系是对全球治理潮流的积极回应。20世纪90年代以来，“治理”成为西方经济学、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研究和探讨的重大命题。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认为，现代治理不仅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另一位代表人物罗茨(R﹒Rhodes)系统比较国家、公司、新公共管理、善治、社会以及自组织网络的不同治理模式，揭示治理的丰富内涵。全球治理委员会则强调治理就是各种公共和私人机构管理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1]在此基础上，俞可平等国内研究者强调“多一些治理，少一些统治”是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普遍趋势，是新世纪世界多数国家政治变革的重要特征与主要趋势。^[2]很显然，西方政治语境下治理所蕴含的民主、法治、多元、透明等理念对建设中国特色政治文明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经过改革开放的高速发展后，中国经济社会中的各种深层次矛盾与问题逐渐显现，对执政党原有的治理理念和执政战略构成严峻挑战。首先，社会价值分化增加了思想整合的难度。如何在复杂多元的社会思潮和精神需求中弘扬核心价值观，如何构建全新话语体系来解释和说明中国的变化和成就，已成为执政党刻不容缓的任务。其次，社会分化和阶层对立已严重影响到经济建设和社会治理的成效。据研究，全国低收入者约占全部居民的80%以上，而中产阶级发育缓慢，精英阶层之间出现结盟现象。^[3]与此同时，阶层固化倾向和利益代际传递趋势愈发明显，教育作为推动阶层流动的功能有所弱化。最后，社会自治趋势与党政主导的社会管理格局之间的矛盾已逐渐显现。改革开放以来，各种民间团体、非营利性组织、志愿者组织、公益组织有效发挥了服务社会的积极作用，有效弥补了国家和政府在社会管理中的缺位和不足。在民主治理潮流下，党政部门如何与社会自治形成有效分工、优势互补的现代格局，已成为今后必须解决的重要课题。

执政党自身的治理理念与治理能力面临变革的迫切需要。面对全新形势，习近平强调指出，要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新情况和新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本领。^[4]402与长期执政和现代治理的要求相比，党的治理能力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长期执政滋生思想上的惰性，导致创新进取意识不足、信仰缺失、精神缺“钙”、底线丧失等问题。二是一部分领导干部背离群众路线，“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严重，导致执政党的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严重损害。三是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监督约束，“特权思想、特权现象还是比较严重”^[5]137。作为明规则的制度法规未得到有效执行而“潜规则”横行无忌，导致权力滥用和贪污腐化。四是能力结构不适应形势变化需求，出现本领恐慌。习近平认为，多数干部的本领“适应的一面正在下降，不适应的一面正在上升”。^[4]402总之，执政党的治理思维、治理结构、治理能力、治理水平、治理绩效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面临着更新升级的迫切要求，治理变革已成为执政党自身建设的全新任务。

二、执政党完善治理话语体系的战略架构与逻辑理路

党的十八大以来，治理原则和治理精神不仅已内化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基本原则与动力，并已逐渐催生建构起适应现代化转型的治理话语和执政方略体系。

(一) 以从严从紧为核心的治党话语体系，打造党内全新政治生态

全面从严治党是执政党基于时代环境和历史任务变化而提出的重大战略。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原则已逐渐涵盖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各个领域。以全面从严治党为基本方针，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推动党内治理规范化。中央先后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以及《中央党内法规制定工作五年规划纲要(2013—2017年)》。2014年9月又印发《深化党的制度建设改革实施方案》。在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基础上，中央颁布一系列新的具体党内法规，包括《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等等。在完善制度法规的基础上，中央高度重视制度法规的执行和实施。习近平强调，在制度执行问题上要不留“暗门”、不开“天窗”，坚决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避免制度成为“橡皮筋”。^[6]从实践来看，党中央以作风建设为切入点，全面加大反腐力度，已逐渐营造出从严从紧管党治党的党内政治生态。

(二) 以新常态作为经济治理的基本语境，提高执政党领导发展的能力和水平

党的十八大后，在中国经济出现增长速度放缓、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全新局势下，党中央提出“经济新常态”战略和一系列改革措施。党中央强调，经济下行是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必然经历的过程。党和政府必须尊重经济运行规律，通过改革主动适应新常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改革思路，强调政府要下放权力、减少直接干预。2015年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战略，强调要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以此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7]中央还通过积极转变发展理念、调整宏观政策来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十三五”规划建议中首次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成为中国经济治理的全新话语表达。五大发展理念强调，要将创新作为第一驱动力，协调作为内在要求，绿色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开放作为必由之路，共享作为本质要求。五大发展理念既有力回应了经济新常态下各种矛盾与问题，也是党对发展观的更新与推进，集中体现了中央对经济发展理念、结构、动力、效能转型所进行的全新探索。

(三) 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作为政治治理的基本目标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目标之一，既体现强烈的问题导向和现实关切，也蕴含长远的政治改革图景。从现实看，治理能力不足是长期执政条件下执政党本领恐慌的重要表现，治理体系不健全已成为制约现代化事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改革目标和意义来看，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构建政治文明的基本目标和主体任务。另外，中央将全面依法治国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动力。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全面依法治国战略，要协同推进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协调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实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全新法治格局。^[8]157现代政治发展趋势表明，法治是通往善治和现代化治理的基本动力和主要途径。^[9]全面依法治国的提出与推进是国家治理走向现代化的基本表现，也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四) 以构建话语权和提高文化自信作为文化治理的主体任务和发展方向

治理思维逐渐融入文化管理体制的改革设计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推动政府部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以此作为基本原则完善文化管理体制。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审议通过《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将2014年的改革任务集中于依法减少和规范文化行政审批、推进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转企改制、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等。^[10]同时，执政党提出建构话语权的全新任务，逐渐提高文化自信。2015年10月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8]121 2015年中央发布的《关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提出：“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秉持客观科学礼敬的态度，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1]在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基础上，习近平强调要提高国家文化影响力，努力提高话语权，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4]161-162从实践看，执政党通过构建文化交流机制、推动民间文化交流、设立孔子学院、加强互联网国际交流与合作等，使中国国际形象得到较大改善，文化软实力得到显著提升。

(五) 以和谐共享为价值导向创新社会治理体制^[12]

构建协商共治、和谐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成为党的十八大后社会建设的基本特征。首先，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逐渐成为常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广政府购买服务，凡属事务性管理服务，原则上都要引入竞争机制，^[5]521这是执政党第一次从战略设计高度进行的相关制度安排。具体改革措施包括，教育方面更加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就业方面要政府购买基层公共管理和社会服务岗位更多服务于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医疗卫生体制方面要鼓励社会办医，支持举办非营利性医疗机构等等。^[5]535-539其次，国家通过简化程序和优化制度切实提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贯彻政社分离原则，使社会组织与行政机关脱钩，逐步实现对社会组织依法直接登记和依法进行管理。2013年颁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提出了降低社会组织的注册门槛、改变现行“限制竞争”政策等方面的要求。再次，国家积极支持公益慈善类、志愿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要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公益慈善类、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5]540政府对公益慈善类组织的鼓励与扶持，体现了国家和政府对社会自治趋势的重视与适应。最后，国家重视提高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改革水平。习近平多次强调，要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构建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社会矛盾联动调处体系，以及将涉法信访纳入法治轨道、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等改革建议，体现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基本方向。

(六) 以建设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治理的总体愿景

党中央将生态文明建设提高到全新战略高度。习近平认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4]211生态文明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十三五”规划提出的包括绿色在内的五大发展理念，意味着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将成为推动发展的重要动力和衡量发展的重要指标。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注重以法律和制度强化生态治理。在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尚未得到根本扭转的局势下，习近平强调：“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3]依据这一思路，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化的改革主张，包括源头保护制度、损害赔偿制度、责任追究制度、治理和修复制度等等。^[5]541十八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要加快建立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强化生产者环境保护的法律责任，大幅度提高违法成本。^[8]164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提出要试行最严格的环境保护制度，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8]807依靠制度和法律治理环境，加大对环境违法的处罚力度，将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走上更加高效的治理轨道。

(七) 以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目标，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局势和国际关系出现一系列新态势，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新的机遇。2015年10月12日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就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变革提出重要建议，强调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服务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球治理体制应形成利益共同体理念；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法治化；中国要积极挖掘中华文化中积极的处世之道和治理理念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14]十八大后，中国以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身份更加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为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参与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础上，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维体现出系列新的特征：一是执政党将自身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统一起来，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要统筹国内国外两个大局。执政党强调要将参与和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与国家治理变革统一起来，形成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二是面对全球治理变革浪潮，中国不仅要着眼于参与，更应提高主动权和话语权。中国不仅要做好自己的事情，还承担更多责任，推动各国治理经验的交流融合与借鉴学习，着力构建公正合理、互利共赢的国际治理新秩序。三是执政党重视从文化交流、文化融合层面推动全球治理文化的互相促进，强调在西方文化中心论的世界格局下，中华传统文化应为促进世界和谐交流与发展、丰富治理文化作出更多贡献。

三、治理话语体系的内在特征与演进趋势

治理话语体系的建构与完善，既体现执政党自我更新和进化的探索与努力，也符合执政党现代化转型的总体趋势。

(一) 以善治为基本目标

治理必须以善治为结果导向，治理成效要获得多数人的认可。习近平强调，领导干部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多做打基础、利长远的事，不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真正做到对历史和人民负责。^[4]400习近平还强调，治国要有“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自觉，要有“治大国如烹小鲜”的态度。^[4]409-410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对干部的知识结构和专业水平直接提出了善治的标准。从实践看，党的十八大后党的干部教育培训机制越来越集中于增强党政官员的责任感和治理能力，推动实现干部群体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从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15]为达到善治，执政党还强调要注重吸收传统文化的治理精髓。习近平强调，中华民族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包括民惟邦本、礼法合治、德主刑辅、治国先治吏等传统理念对现代治理具有重要启示。^[16]对传统治理文化的重视和传承，有利于构建具有中国智慧和民族特色的治理体系。

(二) 以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为基本战略思维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要将“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5]514重视顶层设计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执政党完善治理体系的重要原则。习近平强调：“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整体谋划，加强各项改革的关联性、系统性、可行性研究。”^[4]88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全面改革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和督促落实，全面改革既有整体战略规划部署，又有具体深化推进。不仅是改革，执政党的治理体系和执政战略也更加强调顶层设计和整体规划，更加注重提高治国理政的系统性、关联性、协同性和可行性，着力解决治理体系中存在的官僚化、碎片化、短期化、部门化和地方化等问题。^[17]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提出的系列新理念新战略、中央颁布的各项政策措施等，在治理层面已呈现出明显的战略性、整体性、长远性和动态性特征。

(三) 以民主化治理为主体方式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不断深入，传统的领导体制和管理方式越来越难以适应现代治理需求。十八大后党中央适应治理民主化潮流，通过主动放权优化治理体制。一是政府主动简政放权，推动政企分开、政社分开，着力打造“一站式服务”的公共服务体系；二是逐渐改变“万能政府”思维，党政部门通过向市场、社会组织购买服务，逐渐向社会让渡部分治理权限，有效解决政府越位、缺位和失位问题；三是进一步优化社会组织管理服务体系，深化事业单位管理体制改革，提高社会组织的独立性和自我管理能力，引导公民和各种社会组织实现依法有序自治；四是鼓励发展志愿服务、社会工作和公益慈善事业，挖掘民间互济互助资源，推动社会文明进步；五是引导全民参与治理，例如在决策和立法工作中广泛实施的恳谈会、听证会、专家咨询会、新闻发布会、智库建设等，互联网时代实行的网络问政、电子政务、民意征集等，有力提高了治理的参与度和民主化水平。

(四) 以规范化和精细化治理为优化路径

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依规治党的有序实施成为执政党提升治理规范化和精细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要将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和依法行政协调推进，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化建设。从实践来看，科学立法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解决社会领域法律空白和缺失的问题，国家重点关注民生、社会公平正义方面的立法工作，包括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食品安全、社会救助、环境保护等方面，例如201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有效填补了公益慈善事业方面的法律空白。在立法方式和过程中，国家更加注重社会参与，通过多种渠道听取社会各阶层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建议。在司法改革方面，我国废止实行多年的劳动教养制度，出台《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出台司法体制改革的相关意见。在依规治党方面，中央颁布一系列新的制度、纪律和规定，逐渐形成制度治党和依规治党的党内制度法规体系。总之，法律和制度已成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的基本保障。

四、建构与完善治理话语体系的意义与效应

十八大以来执政党提出的系列新战略新理念，已逐渐清晰地建构起全新的执政方略和发展战略，具有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的重大创新意义。

(一)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学说

总体来看，马克思的国家认同以及“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等观点则对现代国家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统领和借鉴意义。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为现代治理提供基本的哲学依据和重要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执政党的治理探索极大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社会治理的相关理论。习近平特别重视辩证法对现代治理的有效启示，要求领导干部坚持系统的观点，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遵循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等。^[18]2016年习近平提出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要重新学习毛泽东的《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强调“弹钢琴”等领导方法在新时期仍具有重要作用。在治理的体系建构上，“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成为系统规划的基本体现。总之，党中央提出的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全新理念逐渐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整体战略，即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治国理政新思想”。^[19]无论是思想理念、内容结构还是战略方法，党的十八大后的治理体系与执政方略更新都呈现明显的整体性和规划性特征，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和社会管理学说的重要发展。

(二) 对推进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现代化变革具有重要意义

治理现代化是党完善执政方式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在六十余年的执政实践中，治国理政的观念与方式经历了由“统治”到“管理”再到“治理”的发展历程。计划经济时代的执政实践更多体现为统治和人治的总体特征。改革开放后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开启了治理改革的序幕。进入21世纪后，随着依法执政、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理念的提出，以民主管理、法治化管理和服务型管理为特征的执政方式逐渐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等战略的提出，标志着治理成为执政方式的主体特征，以治理代替统治、以治理代替管理成为政治改革的基本方向。以治理作为基本执政方式，意味着要规范政党行为、限制政府权力、推动协商共治，实现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与透明化等多重目标。另外，执政党意识到要将治理效率和治理绩效作为执政党合法性的重要资源，将治理效率、治理能力、治理成效作为党长期执政的重要依据。与西方国家相比，现今中国的治理体系表现出更为显著的时效性与实用性。

(三) 为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基本驱动力

从政策结构来看，治理已经覆盖到治国理政的各个领域，各项治理措施均具有明确的现实关切和问题导向。一是国家治理现代化对于中国实现全面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现将会使我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崭新阶段。^[20]没有国家治理现代化，经济社会等各方面的现代化改革就难以进一步深入推进；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市场化改革也难以真正走向深入。^[21]国家治理现代化战略的提出，体现执政党对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重要探索。二是创新社会治理、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对于建构全民共享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社会治理改革涵盖了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方式民主化、治理过程法治化和透明化、公共服务均等化，最终营造公正合理、和谐有序的社会发展格局。社会治理的实现将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回归全民共享、公正合理的价值本源。三是全面从严治党、提高党的自身治理水平，对于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决定性意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通过颁布一系列新规定、新纪律、新制度来强化全面从严治党，在管党治党上形成全新风貌与战略体系。全面从严治党不仅解决了官僚主义、贪污腐败、为官不为、“庸懒散”等突出问题，有效改善了执政党的形象，提高了执政党的公信力，也使党的建设逐渐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的治理轨道，提升了执政党解决现实矛盾问题、领导发展的能力，使党成为合格的坚强领导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