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某一种社会地位转移到另一种社会地位的现象。在一个既定的社会阶层结构里，如果转移流动的方向是由较低社会地位流动到较高社会地位，称为上升流动，反之，则称为下降流动，这两种流动统称为垂直流动。”^[1]与社会流动相对的则是阶层固化，虽然学术界目前对阶层固化概念的表述和界定不一，但基本上大同小异，普遍承认阶层固化的共同现象是社会流动特别是向上流动趋缓甚至是停滞，流动渠道阻塞。^[2-5]目前，关于社会流动和分层的理论，国内学界基本上形成了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层化论”、以孙立平为代表的“断裂论”和以李强为代表的“碎片论”三种观点。^[6]三种观点都认为，当下中国的阶层分化已是既定事实，从愈演愈烈的“二代”现象就可见一斑。

近年来，“二代现象”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话题，“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实际上就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子女，他们除了拥有丰富的物质资源外，更重要的是掌握着充足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而与之相对的“民二代”“农二代”“穷二代”是处于社会底层阶层的子女，其父辈拥有的政治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较少。以接受高等教育为例，虽然总体上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越趋平等，但少数的优势阶层依旧占据着较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同时，优势社会阶层的家庭可以通过其自身的各种资本优势，对子代接受高校教育的过程产生影响，从而使得家庭背景不同的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产生差异，最终导致阶层的固化。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流动的机制，其功能正在不断弱化。本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父母政治资本与子女担任学生干部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

二、文献综述

(一) 政治资本对子代的影响研究

在现有的文献中，研究者对于政治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资本对个体拥有者的影响；二是政治资本对子代的影响。关于政治资本对子代的影响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子代收入的影响。杨瑞龙、王宇锋、刘和旺利用CGSS2005年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退休的党员对子女收入具有显著的影响。^[7]李宏彬等人在研究父母政治资本对大学毕业生收入的影响时发现，父母拥有一定政治资本的毕业生第一份工作的工资要比普通同学的工资高13%左右。^[8]胡咏梅、李佳丽等人对李宏彬等人的研究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利用CGSS2008年的数据，分析了父母政治资本对毕业生子女工资的影响。^[9]二是对子代就业的影响。文东茅利用2003年全国高校毕业生的调查数据，将父亲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衡量家庭背景的指标，分析了家庭背景对子女受教育机会及就业的影响，发现不同家庭背景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及就业结果均有明显差异：家庭背景越好，就业的落实率和起薪越高。^[10]三是对子代教育的影响。叶晓阳主要研究了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择校的影响，通过对CGSS2003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在相同情况下，父母的政治资本一方面提高了子女选择较好学校的概率，另一方面也降低了子女的择校费用。^[11]高耀等则研究了不同家庭政治资本对大学生在校期间学业表现的影响。^[12]

(二) 父母政治资本对高校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影响研究

在现有的文献中，关于父母政治资本对高校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研究较少，仅有的部分研究大多是以家庭背景为切入点。

肖如恩等根据江西省“高校学生组织发展现状调查”的2 874份问卷数据，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分析了大学生家庭背景和个人特征对担任学生干部机会的影响，认为，在高校担任学生干部的主要是那些学习成绩好、学历层次高、身份为中共党员、中学有过担任学生干部经历的学生，他们的父母学历层次和职业地位高，家庭社会关系广泛。^[13]

高耀等基于江苏省20所高校的调研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估计，发现高收入家庭子女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概率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子女，母亲职业等级越高，其子女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概率越大，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担任校级学生干部的概率显著高于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12]

朱新卓等通过对Ｘ大学普通学生和学生干部的家庭背景进行问卷调查和对比分析后发现，来自城市且家庭收入高、社会阶层地位高、父母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的学生担任学生会干部的比例，明显高于来自农村且家庭收入低、社会阶层地位低、父母受教育程度低的家庭的学生。^[14]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与抽样设计

本研究采用的抽样方法是判断抽样，研究对象为天津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生。抽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学生干部的抽样，另一部分是普通学生的抽样。其中，学生干部样本是按以下方法抽取的：天津师范大学学生会共分为三级，校学生会、院级学生会、班委会，在本研究中不将学生社团纳入学生会体系。在校学生会，将抽样框定为副部长及以上的学生干部，随机抽取22名。在院级学生会，本研究在天津师范大学21个学院学生会中(不含国交学院、学前学院、津沽学院)抽取7个学院(3文、3理、1艺体)的学生会，在7个院级学生会中，本研究将抽样框定为部长及以上学生干部，在其中随机抽取17名。在班委会，本研究基于上述的7个学院抽取7个自然班，在自然班中抽取8名班委。关于普通同学样本的抽取，在全校本科生中随机抽取50名从未担任过学生干部的同学作为样本。调查采用结构式访谈的方式进行，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问卷100份，其中有效问卷100份，有效回收率为100%。

(二) 研究假设

在已有的研究中，父辈的政治资本对子代在收入、就业、教育等方面产生的影响已基本得到大家的认可。而关于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在高校期间担任学生干部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但本文基于父辈政治资本对子代影响的研究和政治资本代际传播的理论，提出研究假设。

假设1：父母政治资本对子女担任学生干部有显著正向影响。

假设1a：父亲行政级别越高，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越大；

假设1b：母亲行政级别越高，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越大；

假设1c：父亲是党员的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显著高于父亲是非党员的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

假设1d：母亲是党员的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显著高于母亲是非党员的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

(三) 变量及其操作化

1.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为父母政治资本。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数学者都将党员身份作为政治资本的主要量化指标。刘和旺、王宇锋就在其研究中说明了用党员身份来衡量政治资本的原因：在中国社会地位获得和收入分配研究中，党员身份是标志社会再分配体制及其向市场转型程度的普遍指标。^[15]李明、李慧中在地区政治资本对中国地区收入差异的研究中，考虑到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就用各地区拥有的中央委员数来界定地区政治资本。^[16]另外，也有一些学者采用干部身份作为政治资本的代理指标。在本研究中，父母的政治资本变量用两个指标来衡量：政治面貌和行政级别，其中政治面貌用“l”表示父母是中共党员，“0”表示父母不是中共党员；行政级别用“1”表示父母有行政级别(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乡科级及以上为有行政级别)，“0”表示父母没有行政级别。

2. 因变量

本文的因变量为大学生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二分类变量。其中，用“1”表示担任过学生干部，“0”表示未担任过学生干部。

3. 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分为学生个体特征和学生家庭背景。关于学生个体特征，本研究共调查了性别(“1”表示男性，“0”表示女性)、户籍(“1”表示城市，“0”表示农村)和政治面貌(“1”表示中共党员，“0”表示非中共党员)。

性别对于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影响，在前人的研究已有证明：肖如恩、程样国通过对2 874份问卷数据分析发现，男生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小于女生，为女生的0.789倍。^[13]因此将性别作为本研究的控制变量。

户籍对于学生担任学生干部也有显著的影响，高耀等证明出生地为城市的大学生比出生地为农村的大学生在校期间担任过学生干部的概率高。^[12]此外，户籍制度对青年阶层固化的影响已得到学界的共识。户籍制度对于个体身份的人为限制是阻碍社会阶层流动的一个重要瓶颈。因此本文将户籍也作为控制变量。

政治面貌对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影响在少数文献中也有涉及，本研究也将其作为控制变量。

关于学生家庭背景，本研究共调查了父母收入水平和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以受教育年限来测量)。在已有的研究中，学生家庭背景对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影响已经得到证明，大多数学者认为父亲的学历层次、父母的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都显著地影响学生担任干部的机会和概率。因此本研究将父母的收入水平和受教育年限都作为控制变量。^[12-14]

(四) 计量模型

本文拟通过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父母政治资本对高校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影响，其回归模型为：

$\ln \left( {\frac{p}{{1 - p}}} \right) = {\beta _0} + {\beta _1}{x_1} + \cdot \cdot \cdot + {\beta _n}{x_n} + \varepsilon $

其中，β₀称为回归常数，β₁称为回归系数，ε为随机扰动项，x则为二分变量，代表政治资本。

四、结果与分析

(一)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前文的研究设计，本文在研究父母政治资本对子代担任学生干部的影响时，因为因变量子代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是二分类变量，故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二) 高校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影响因素分析

表2给出了子女担任学生干部与父母政治资本的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

从表2从可以看出，父亲政治面貌、父亲行政级别、母亲政治面貌、母亲行政级别等自变量对子女是否担任学生干部组别预测的回归模型的整体模型显著性检验χ²=54.583(p=0.000<0.05)，达到了显著性水平，表示父亲政治面貌、父亲行政级别、母亲政治面貌、母亲行政级别等自变量所建立的回归模型适配度比较理想。-2倍的对数似然值(-2 Log Likelihood)为模型拟合优度方面的指标之一，其值越小则说明模型的拟合优度越高。从个别参数的显著性指标来看，自变量父亲行政级别与子女是否担任学生干部有显著关联。父亲行政级别的回归系数为1.971，发生比的比值(Odds Ratio)为7.180，表示父亲行政级别在乡科级以上的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发生比是父亲无行政级别的子女的7.180倍。可见，父亲的行政级别越高，子女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越大。证明了研究假设1a。

父亲的政治面貌、母亲的政治面貌、母亲的行政级别等自变量对子女担任学生干部并没有显著影响。未能证明研究假设1b、研究假设1c和研究假设1d。

(三) 原因分析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在父母的政治资本中，只有父亲的行政级别对子女担任学生干部产生显著影响，结合前一部分的描述性统计，发现学生干部群体中父亲行政级别在乡科级及以上的比例要明显高于母亲行政级别在乡科级及以上的比例。根据数据并结合理论，本文主要从四个方面对其原因进行分析。

1. 青年阶层固化与受教育机会不平等的相互作用

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和机制，是青年群体向上流动的主要保证。教育资源的优劣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受教育者的教育获得以及提升社会地位的可能。社会上层通过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来实现其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代际传播，中下层社会群体则要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来改变自身处境。而在阶层固化的背景下，利益集团就必须通过争夺和控制教育机会来剥夺下层社会向上流动的渠道。这使得优质教育资源越发稀缺，分布越发不均，教育利益的排他性不断增强，教育不公平现象日益严重。教育也逐渐在青年群体的社会流动中从后致性因素转变成先赋性因素。国内外关于社会分层与教育活动的研究普遍发现，教育结果的社会不平等持续存在。研究表明，父母的教育、阶层以及社会经济地位等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具有显著影响。目前，学界用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来表示接受高等教育机会的阶层差距。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高等教育机会阶层辈出率的社会阶层从高到低依次是公务员、私营企业主、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个体户、农民、无业劳动者。^[17]

同时，教育不平等也反过来强化了阶层固化，冲突理论认为教育不仅是决定社会地位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有再生产社会结构的倾向。而在阶层固化的背景下，教育不再是社会流动的渠道，而是阶层复制的工具，形成了教育领域中的“马太效应”。阶层的固化也弱化了底层青年的受教育动力，读书无用论再次兴起。^[18-19]

2. 参政议政中的男女不平等

从本研究的统计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受调查者中母亲行政级别在科级以上的只占16%，都为科级和处级干部，反观父亲行政级别，这一比例高达60%。可见，在本次样本群体中，男性从政人数要明显多于女性，行政级别平均水平也明显高于女性。而在Logit回归分析中，政治资本中只有父亲的行政级别对子代担任学生干部有影响，本文认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参政议政中男女机会不均等。

本文认为在人才选拔、参政议政中男女不平等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会传统文化对男女角色进行了定义，比如男强女弱、男主外女主内等等。很多人认为女性不需要奋斗，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是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二是目前的人才选拔机制没有做到对女性的绝对公平。在很多选拔面试中，选拔机制往往对男性更有利，面试官会更多地倾向于选择男性竞争者。

3. 党员身份与权力、物质等的紧密度减弱

从本文的数据统计结果来看，学生干部群体的父母亲都为党员的比例为50%，明显高于普通学生群体的19%；但是在Logistic回归中，父母双方的党员身份并没有对子代担任学生干部产生显著影响。本文认为比较明显的一个原因就是党员数量的快速增加使得党员身份逐渐普遍，间接使党员身份与权力、物质等的紧密度越来越小。

五、父母政治资本影响子代担任学生干部的途径分析

(一) 高校学生会的组织体系及其对学生干部的素质要求

1. 高校学生会的组织体系

在我国，学生会组织是在校党委领导、校团委指导下的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一般来说，高校的学生会基本上分为校学生会、院系学生会和基层班委会三级。通过观察研究发现，高校学生会组织结构与国家政治、行政组织结构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表现出类似于党和政府组织的“行政”属性。而学生会的机构设置组成也是典型的科层制组织。当然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学生会的性质。学生会是在党委领导和团委指导下的学生组织，承载着国家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可以理解为行政机构在学生组织中的延伸。

2. 学生会对学生干部的素质要求

学生会作为服务广大学生的组织，除了能够帮助同学之外，还能锻炼提升学生会成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这也是很多大学生加入学生会的主要目的之一。那么在学生会这个组织当中，具备哪些素质的学生干部能够更快地融入和适应学生会的组织文化？本文将优秀学生干部所具有的素质特征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政治意识、服务意识、组织协调能力、文字写作和语言表达能力、人际交往能力、观察力。具备这些素质的学生干部往往能够很快融入学生会的组织文化，在其中的发展空间也比较大。^[20-21]

(二) 不同阶层的家庭文化和教育方式对子女发展的影响

家庭是个人社会化的第一个场所，父母是子女社会化的第一任老师。同时，家庭也是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是最小的文化单位。不同家庭的家庭文化和教育方式对子女的成长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一方面，不同阶层家庭所塑造的家庭文化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另一方面，家庭经济收入、父母社会地位较高，即处于中层以上的家庭能够为子女提供相对优越的成长和发展环境，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平台。而处于中层以下的家庭由于经济生活水平的窘迫，其子女所接受的教育机会和方式就比较单一。

研究发现，政治资本不同的家庭，其家庭氛围、文化和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14]从理论层面来讲，就是不同家庭所形成的场域不同，其子女在其中所养成的惯习也就截然不同。政治资本不同的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大差异。拥有政治资本的家庭形成的家庭文化对子女素质的熏陶和培养使得子女在高校学生会中能够很快适应学生会的组织文化，与学生会对学生干部素质的要求达到较高的契合度。父辈在体制内的工作性质和工作体会与子代在高校学生会的工作从深层次的组织文化的意义上有某种相似性，父辈的这种影响使得子代在担任学生干部的过程中能够游刃有余，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而相比于政治资本匮乏的家庭，其父辈对子代在这方面的影响就显得相形见绌。

(三) 父辈政治资本通过权力寻租影响子代担任学生干部

权力寻租概念源于经济学中一个解释特定腐败现象的重要理论，即寻租理论。“权力寻租”一般指政府的各级官员或企业的高层领导利用手中的权力，避开各种控制、法规、审查，从而达到寻求或维护既得利益的一种活动。^[22]在高校学生会中，不乏父辈利用自身手中的权力为子女“找关系”“走后门”，使其担任学生干部比常人更容易的情况。

六、结论和讨论

研究结果表明，只有父亲政治资本对子女担任学生干部有显著正向影响，即父亲是官员的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显著高于父亲是非官员的大学生担任学生干部的概率。据此，本文也对学生会的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一是来自基础阶层的普通学生要敢于挑战自我，提升自己。尽管相较于优势阶层的家庭其在先天条件方面可能处于劣势，但是处于基础阶层的普通学生更应该勇于认识自我，面对现实，敢于挑战自己，善于展示自己，培养自己的民主意识，积极参与到学生会等学生组织中去，用自己的努力创造未来。

二是高校学生干部应该实行竞争上岗，促进学生会的和谐发展。学生会是民主的自治组织，在学生会组织中实行干部竞聘上岗制度，一方面是使每个成员能享有同等的发展机会，另一方面也能够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性，增加成员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得他们“在其位、谋其政”。

三是高校学生会应该完善基本制度，发扬学生民主。高校学生会最核心、最基本的制度就是学生代表大会制度，这是学生体验校园民主最重要的途径，学生代表大会也是学生会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现如今的学生代表大会基本形同摆设，无法满足学生的民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