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新型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从农村向城市、从中小城镇向超大、特大城市流动，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力迁移群体。据统计，2000年我国城市外来女工的数量已经达到3 723万人。^[1]截至2010年底，我国女性流动人口的数量已经超过1亿人。^[2]截至2015年底，北京市常住外来人口822.6万人，占常住人口的比重为37.9%。据保守估计，外地在京就业女性规模在200万人以上。^[3]联合国2005年《人类发展报告摘要》指出，性别是世界上表明一个人处于弱势的最强大标志之一。^[4]外来女工已成为城镇化浪潮中的新弱势群体。

对外来女工来说，乡城流动不仅仅是简单的空间位置变动。迁移后，她们将与原生环境差异较大的超大、特大城市中异质性较强的社会群体发生关联。当面对迥异的城市世界时，她们必然面临诸多生活困境。为此，她们也必然调整和改变自身以应对城市生活。外来女工如何应对生活困境？在应对生活困境时她们抗逆力的保护因素有哪些？社会工作者如何挖掘和发挥外来女工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帮助其战胜困境，走向更美好的生活？

一、文献回顾

(一) 抗逆力的界定

“抗逆力”一词最早源于英语单词“resilience”，是弹性、弹力的意思，即某种物质在受到挤压后能够恢复到原来状态的能力。目前学界对于“抗逆力”概念仍没有统一的界定，学者通常根据自己的研究对其进行具体界定。“抗逆力”是从逆境中复原、并变得更加强大和善于利用资源的能力，是一种应对危机和挑战时发挥潜能、自我修正和成长的积极过程。抗逆力所带来的不仅仅意味着生存、熬过或逃脱了一场痛苦的磨难。抗逆力的特质可以让人们从痛苦的创伤中痊愈，并对自己的生命负责。^[5]6Michael Ungar认为，抗逆力是个体在逆境中寻求自身顺利发展和谋求福祉的能力，同时也包括个体对周围资源的整合能力。^[6]

国内学界对“抗逆力”的定义主要有四种：第一，抗逆力是一种积极的能力，与积极心理学和社会工作中的优势视角有相通之处，强调服务对象在不利环境中个人潜能的发挥，包括自我效能感的提升和自尊心的增强等，此种定义强调抗逆力在作为个体内部因素时所发挥的积极力量；^[7]6第二，抗逆力是个人在面临各种压力事件和压力环境时，使自己成功避免伤害、免受消极影响的能力；^[7]6第三，抗逆力指经历创伤事件后个体的恢复能力，这种恢复能力使个体不会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8]第四，抗逆力是一种缓冲能力，它将压力源和由压力造成的不良后果连接起来，借助个体自身及环境中的保护因素将不良后果缓冲到最小，降低由压力事件造成的消极后果。^[7]6

以上对抗逆力的界定包含了两个基本要素，其一是个人正在或曾经处于逆境；其二是战胜逆境，良好适应。本研究将外来女工抗逆力界定为外来女工所具有的解构生活困境、发现自身潜在优势和利用外部支持力量、适应变化、解决问题和渡过困境的能力。

(二) 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

抗逆力理论的核心概念即保护因素与风险因素。有研究者认为，抗逆力的产生与个体所具有的独特的品格特征有直接关系，而拥有这些品格特征的个体具有一定抵抗压力与风险的能力。最初关注的品格特征多为个体生理或心理特征，包括自信、高效率、较强的自我控制能力和学习能力、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道德和精神层面的力量等。^[9]Haggerty和Sherrod认为，个人以往的生活经历也属于个体特征的一部分，个体以往处理困难的成功经验会对其抗逆力的形成起促进作用。^[10]之后的研究也将个体所具有的有益的社会关系和社会支持网络纳入抗逆力的相关个人特征中，认为社会成员或者家庭成员的关心和支持是个人抗逆力得以形成的重要因素。Brook认为，个体需要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共同努力才能形成抗逆力，内部因素即个人自身的积极因素，外部因素则受到家庭、朋友、邻里、同事和同辈等人的影响。^[11]

基于以上研究，美国学者Kirby和Fraser认为，抗逆力应具备三种内涵：在不利的环境中克服困难的能力；在压力环境下维持正常功能的能力；从过往的创伤中恢复正常功能的能力。^[12]他们的观点引起了学者的共鸣。抗逆力是个体在困难环境中个人特质与风险因素相博弈的结果，个体在困境中利用各种可能的手段战胜了风险，出现了积极的结果，从而产生了抗逆力，因此将与抗逆力形成相关的两大因素分为风险因素和保护因素。一切削弱个体正常功能的不利因素被称为“风险因素”，包括影响个体成长的生理、心理和社会等各方面的因素。而对于维持和加强正向有效适应的因素被称为“保护因素”，包括个人的生理及心理特性、家庭环境特征、社会关系及社会支持等。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的确定，明确了抗逆力的内涵，对抗逆力研究起了积极推动作用。本研究将外来女工抗逆力的保护因素界定为外来女工在面临生活困境时，其自身所产生的具有正向功能的应激要素(行为、语言、意识等)及所拥有的潜在外部支持要素(资源、信息、力量等)。

在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中，保护因素无疑是抗逆力的核心。没有保护因素，个人无法抵御困境中的风险因素，顺利渡过难关。从这个意义上说，保护因素等同于抗逆力。目前国内已有学者关注到这一问题。个人信念是抗逆力的核心，沟通是抗逆力的基础。^[13]1990年代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的意志力与对困境的理解是促进抗逆力产生的两大保护因素。^[5]34-36女性农民工的心理健康状况、自我需求及城市社会交往是其抗逆力形成的重要影响因素。从女性农民工自身入手培养抗逆力的保护性因素，并为她们提供丰富的外在抗逆环境是提升女性农民工抗逆力的有效方法。^[14]

综上所述，国内外相关研究已普遍认可抗逆力的存在，以及其作用的发挥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分析抗逆力时，要关注风险因素，但更为重要的是确定保护因素。通过发掘保护因素，帮助个体战胜困难。国外相关研究提出了与其社会文化背景相适应的保护因素与介入方案。国内相关研究大多停留于西方理论的引进和分析，对我国不同群体的实际情况缺乏实证调查与研究。为此，介入方案的适用性及可行性可能存在偏差。目前可见文献运用抗逆力理论分析外来女工的研究还不多见。为此，本研究选取城市外来女工为研究对象，通过倾听女工的日常生活故事，勾勒其工作和生活全貌。挖掘女工身上的“正能量”，提炼其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发现女工所拥有的资源与力量，从社会工作视角帮助其认识自身潜能，提升其利用环境优势的能力；同时，提供政策建议，推动外来女工社会服务的发展。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方法

质性研究适合在微观层面对个别事物进行细致、动态的描述和分析，强调以当事人的角度了解他们的看法，注意他们的心理状态和意义建构。^[15]在抗逆力研究领域，Michael Ungar指出质性研究在四个方面具有积极意义：关于界定那些被研究对象生活中难以命名的保护因素具有适用性；可观察特定情境下的现象，易于对其做出深度描述和解析；利于倾听和获得“少数人的声音”，对本土性和地方性的知识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可避免资料收集和分析中的一般化、概括化。^[16]本文采用个案研究的方法，运用半结构式深度访谈，了解外来女工的生存状况与生命历程，关注研究对象对环境的理解和对主观世界的建构，研究场域是研究对象日常工作生活的原有环境。

本文以城市外来女工的保护因素为研究内容，具体操作分为内部保护因素和外部保护因素。内部保护因素主要关注女工的认知、情感和行为，外部保护因素主要关注家庭、社区与社会，归纳对女工抵抗逆境具有积极作用的因素，补充对外来女工的研究，加强流动人口社会工作服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二) 研究对象

本文选取的研究对象来自北京市朝阳区P社区，P社区位于北京市东五环，是外来务工人员聚居区，人员流动性较强。居住在这里的外来女工大多从事服务性行业，如保洁、餐饮、门卫、美容、美发等。笔者在该社区通过偶遇和滚雪球的方式选取了12位以务工为目的、在P社区居住6个月以上、未改变原居住地户籍的女性流动人口，她们分别来自山西、陕西、河南、河北、山东5个省份，年龄分布为31岁至60岁。笔者对她们分别进行了深度访谈，将外来女工自我叙述的工作和生活经验、主观感受和意义作为主要分析资料。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三、城市外来女工抗逆力保护因素分析

研究选取城市外来女工为研究对象，倾听她们的日常生活故事，归纳她们在面临生活困境时，自身所产生的具有正向功能的行为、意识等应激要素以及她们所拥有的资源、力量等潜在外部支持要素。

(一) 内部保护因素

抗逆力通过困境得以增强，生命中的危机和苦难可以让外来女工发挥最大潜能，应对各种挑战。经历过严峻考验，忍受过痛苦，外来女工自身所具有的潜能也被激发出来，这些潜能构成了抗逆力的内部保护因素。^[17]9

1. 心态乐观

乐观的心态是抗逆力的重要表现特征，也是外来女工成功应对压力事件的良好品质。心态乐观的女工对生活困境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和表达，她们乐观地解读压力事件，并将其赋予一定积极的意义，从而对自己的处境有独特的认知与评估。这是她们积极应对挫折、适应种种生活压力的开端，有助于其快速找到解决问题的突破口。调查中她们多次提及这种良好心态的重要性。

Case4：在外面打工有时候也挺苦的，但是我挺开心的。以前在家里没事儿干，就是吃完饭在巷道里和别人说说闲话。现在出来打工了，每次带点儿啥东西回家，家里人一个个都很高兴啊。

Case10：刚来的时候不习惯，那时候很小，才十几岁。在厂子里经常加班，特别累。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么多年了，现在我终于也有自己的小店了。

研究发现，年龄偏大女工的心态更加从容乐观，多年生活阅历与务工经历使她们能够理性地面对生活困境。

Case8：出来打工我觉得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总得遇上点儿啥，我出来这些年也经历了一些事，也能处理好事情了。挣辛苦钱，都是这样的。

2. 生活愿景积极

女工外出务工，虽然时常遭遇困境，但也会产生积极的生活愿景。

Case2：有时候想想吧，现在这样也挺好的，我再干几年就能回家给我孩子娶媳妇儿，想想也挺有奔头儿的。

Case11：我现在刚当上小组长，收入比以前多一点儿了。我还想再往上走走，有空我也学学电脑，好好为以后的生活打算。

这些对未来生活较为积极的意义构建，将外来女工从当前的生活困境中抽离出来。这也成为她们的精神支撑，让她们相信个人可以通过努力摆脱当前的困境，实现愿景中美好的生活。

3. 意志坚强

坚强的意志是抗逆力形成过程中重要的特质，也是寻找个人抗逆力的重要突破点。在漫长的打工岁月里，坚韧的意志力支撑着女工挨过难熬的日夜，支持她们默默渡过苦难。

Case6：我就是这么慢慢熬过来的，我不坚强也没办法呀。我需要这份工作，反正比这更大的坎我也过了，再苦再累我也得撑下去。

4. 理性抗争

研究发现，多数女工在面对工作困境时，抗争策略灵活，一般不会选择正面抗争。打工赚钱是她们来到城市务工的目的，正面冲突会使其面临工资降低的风险。在长期打工过程中，女工不断总结经验，理性选择用其他方式进行抗争，尽最大努力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利益。

Case1：一直刷碗对手不好，但是没办法，所以我和洗碗间的几个姐妹在网上查了能保护手的东西……我们也不那么傻，活儿少我们就洗得慢点，或者抓紧时间休息。

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平待遇时，有女工认为员工应该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不抗争就永远不会有公平。

Case5：我觉得奖金分配不公平，就找领导说这个事情，我和经理生气了一个多月。我觉得如果员工不吭声的话，就不可能争取到，我们一定要争取。

但后来迫于现实压力，这位女工还是放弃了正面抗争。

Case5：因为我是打工的，我没有势力，我折腾不起，后来一想，咱就算了吧。

作为弱势的员工群体，正面抗争可能会使女工失去工作和收入来源。因此，在理性权衡正面抗争的成本后，女工策略地选择了放弃。

(二) 外部保护因素

系统理论认为，抗逆力交织在各种人际关系与生命经验的网络中，是跨越代际的动态生命历程。家庭、朋辈群体及其他社会支持网络构成了外来女工抗逆力的外部保护因素，这是她们应对危机的外部资源。^[5]14

1. 家庭支持

家庭内部的支持与合作营造出一种增能的家庭氛围。家庭成员的相互支持以及资源的分享，增强了女工应对困境的能力。家庭成员通过一起努力而获得克服危机与挑战的能力，这种共同攻克难关的成功经验，增强了家庭整体的自豪感和效能感，也使外来女工能够更有效地应对后续生活。^[5]59

家庭对于外来女工的支持首先表现在情感上。对于独自外出务工的女工，虽与家乡的亲人天各一方，但家庭对她们来说是最有力的精神支持和情感支柱。她们以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家人保持联络，家庭成员的支持成为她们在城市坚持下去的巨大动力。

Case9：我有什么事情肯定是先和我老公商量啊，和我老公和我孩子，再不行就和我哥哥姐姐商量，反正有什么事儿就问他们。

家人在同一个城市打工的女工，其家庭及家庭成员所发挥的支持性作用更加显著。

Case4：我有一个姐姐好早以前嫁到北京了，在大兴那边，她是随军到这边的。昨天还过来看我呢，我出来以后她帮了我挺多的，毕竟是亲姐妹嘛。

家庭的支持作用还体现在经济方面。当女工陷入经济困境时，家庭成员是她们的首要求助对象。

Case4：我刚来这边儿没带什么钱，我姐姐在这边儿好几年了，我就问她先借了一点儿，好在这边儿还有个亲人呢，还能帮得上。

2. 朋辈群体支持

支持性的人际关系是提升自尊和自我效能感的重要因素。当外来女工身处困境时，需要一个人激发和增强她们的努力、能力和自我价值感，这可以进一步增强她们的自信和能力。^[17]13研究发现，朋辈群体在外来女工生活中发挥精神慰藉和提供具体生活支持的作用。

女工背井离乡来到陌生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地域差异很容易让她们产生孤独感。但城市环境中仍有她们可以亲近的人，如老乡、同事、舍友、邻居等，这些朋辈群体的存在从某种程度上缓解了她们的孤独感。她们彼此依靠，形成一个个小型的熟人网络，相互提供精神慰藉和实际的生活支持。

“老乡”是外来女工城市生活中重要的社会关系。研究发现，同乡女工之间的信任度很高。这种基于地缘而产生的信任感使“老乡”成为外来女工生活中的重要情感支撑来源。

Case2：有时候大家的苦恼啊说一说，说出来就轻松了。

Case5：没有老乡的人是很孤独的，一个人的时候都没有人愿意和我站在一起。

除情感支持外，“老乡”在外来女工更换工作岗位及重新择业时扮演着较为重要的角色。

Case2：我认识主楼的王姐，我让她帮我问了问，人家说还需要人，我就去了，现在是打扫电脑教室。在主楼4楼、5楼，14间电脑室都是我一个人干。

3. 社会力量支持

外来女工在城市中生活会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事件，这些事件使她们变得紧张、焦虑，却也激发了她们的潜能。在无法向家人、朋友寻求帮助的时候，为了解决问题，她们不断想方设法借助社会力量寻找出路，其抗逆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得到发展。

社会支持网络在外来女工生活中提供了实际的协助和重要的社区联结。在危机和困难时刻，社会网络提供信息、具体服务和支持。^[5]337这使外来女工提升了安全感和稳定性。如，维权机构、大众传媒和律师等都是外来女工可借助的社会资源。

Case8：我老公当保安，被拖欠了四个月工资，我们先是去了劳动仲裁。后来又找了律师，我觉着律师毕竟是专业的，比我们懂得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Case11：我儿子曾经被人家拐走了，我着急啊，想到都市频道的新闻，就打电话过去；又找几个律师。最后小孩找到了，我又打电话感谢他们，(他们)帮了不少忙。

此外，目标明确、服务周到的社会工作机构对外来女工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表明，归属于一个团体和有任何固定形式的社会组织更有利于生存保护，尤其是独自在城市生活的外来女工，可以避免孤独感。^[17]183

Case11：我在南方打工的时候接触到那边的一个学堂，专门对我们这些工人开放。每天晚上都有免费课程，还有图书馆和阅览室。我常去那边，我觉得能充实自己。

这里所说的学堂是一家社会工作机构，学堂中的社会工作者大多都是义工。学堂针对工厂里的工人服务，开设各类课程；开放图书馆供工友阅读；组织各种兴趣班充实工人的业余生活；为工人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学堂开设几年来深受工人的喜爱。

综上所述，内在优势因素和外部支持力量共同构成了外来女工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在工作和生活中，当女工处于危机、面临困境时，这两种因素总是相互结合，共同发生作用。

四、提升外来女工抗逆力的社会工作路径

抗逆力产生于个体与环境的互动过程，只有当个体与环境实现良性互动时，才能产生良好的适应功能。社会工作者可从微观、中观、宏观三种路径出发，促进外来女工与其所处环境的良性互动，激发和增强保护因素，提升其抗逆力。

(一) 挖掘个人保护因素

优势视角强调个体表现出的积极态度和能力，鼓励个体关注自身生命历程中积极的方面，做出有意识的选择。发现和利用外来女工本身的力量和资源，是提升其抗逆力的关键。^[17]137 但需要明确的是，拥有抗逆力的保护因素并不代表女工就能够成功抵抗压力。社会工作者需帮助女工了解和认识自身潜能及可利用的资源，引导其学会利用这些积极因素，协助其审视生活困境，解决生活问题，适应生活环境。^[18]

1. 讲述生活经历，解构生活困境

社会工作者可运用对话的方式，鼓励外来女工回忆、讲述其生活经历和故事，让其在讲述过程中对事件主体及关键客体有清晰的认识。通过这一过程，女工明确自己的生活境遇，理解自己的生活是如何被建构的，生活问题是如何凸显的，问题分别表现在哪些方面。同时，社会工作者在与外来女工互动的过程中，可从外来女工的生活经历中寻找经验意义，关注她们对于这些事件的解读和自我建构。

2. 挖掘保护因素，建构生活意义

在明确生活困境的建构过程后，社会工作者可通过这些外显问题，探究问题背后的意义，将其隐藏的抗逆力保护因素挖掘出来。如，让女工回忆自己在应对这些问题时行为、语言或意识等方面表现的应激反应；生活环境中的哪些资源、信息或力量是可以帮助自己解决问题的外部支持因素。这使外来女工明确，尽管身处困境，但自己仍拥有正向的能量，积极行动会实现改变。

3. 运用保护因素，重构生活秩序

在充分挖掘外来女工保护因素的基础上，社会工作者需唤醒女工对其抗逆力保护因素的认知，鼓励其在生活危机中启动自身潜能，利用所掌握和可接触的外界资源，通过内外部因素的互动、调适，达成抗逆力的运作和成效，重新构建正常的生活秩序。

(二) 链接社会支持资源

1. 链接社区资源

社会工作者可在充分了解社区资源的情况下，为外来女工制定完善的社区服务计划，在增进她们与社区联结的同时，为其提供具体的社区服务。如，调动基层社区组织——社区居委会的力量，鼓励社区居委会关注社区流动群体，了解流动群体的生存状况，为其提供有针对性的在地服务；挖掘社区精英和权威(法律专家、医疗专业工作者等)，利用其专业知识为女工提供专业服务与外部支持；广泛开展社区互助，动员社区成员对女工进行生活帮扶，同时扩展其社区支持网络。

2. 链接社会组织资源

社会工作者也可观察外来女工的生存环境，尽可能多地为其链接社区之外的社会支持资源。如，对接为流动人口提供专业化服务的社会组织；了解当地妇联、工会、共青团等为外来女工提供的服务项目；链接基金会及其他公益组织的各种资源等。

(三) 倡导政府政策保护

通过提升外来女工自身的潜能，可有效帮助其认清问题与资源，以应对困境。但同时，我们必须认识到，改善女工的生活境况仅仅依靠增强女工的抗逆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努力改善她们所面临的社会现实困境。同时，专业化的社会工作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健全、良好的社会体制和政策制度。社会工作者可倡导政府在社会政策方面关注外来女工权益，促进其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从中获得积极的力量。

针对外来女工的家庭经济负担问题，倡导成立困难女工专项基金，对其进行特殊照顾，保障其最基本的生活；在人口流出地建立教育、医疗等保障基金，保障女工家庭成员的教育、医疗等问题，解除女工的后顾之忧。针对女工高强度工作问题，倡导最大限度地保护女工的正当利益。依法保障女工切实享受到工伤保险和医疗保险；对过度用工的用人单位进行排查和惩治，保障其合法权益。针对女工缺乏职业技能、劳动力价值低等问题，倡导通过购买社会工作服务的方式，依托专业社会组织的力量，对女工进行职业培训和技能提升。同时，推进社会工作在外来女工聚居的城中村服务。培育专业社会工作者为女工提供技术培训和生活服务，为增强其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提供服务保障。

应对危机和适应变化所涉及的多方面因素和过程常常因时而异，存在许多复杂情况，没有一种单一的应对路径会持续有效。通过挖掘个人保护因素、链接社会支持资源、倡导政府政策保护等路径，我们可以从不同层面激发和提升外来女工抗逆力，帮助其战胜困境，走向更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