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人口世代的更迭，中国最大的婴儿潮世代60后的退休，90后和00后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适龄劳动人口数量开始减少。近年来劳动力成本出现持续上升，老龄化进程开始加速，随着少子化的继续演绎，中国的生育水平持续低于更替水平，如果还继续实行严格的一孩半政策，除性别比失衡、政策有没有作用之外，在不改变养老制度以及退休制度下，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1]以及随之而来老龄化社会中资本红利的消失，中国经济很有可能因为过重的养老负担，制约着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增速持续走低，出现类似日本的情景，跌入人口悬崖^[2]。为了国家的安全和民族的兴衰，为了为未来储备人口红利和人力资源，迎接下一轮经济增长，帮助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民族复兴，全面放开二孩的呼声越来越高。最近几年生育政策逐渐从严格一孩政策过渡到双独二孩政策，再从双独二孩政策过渡到单独二孩政策，直到2015年7月份，全面二孩在政策层面越发成熟。

2015年10月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全面放开二孩的决议，即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政策。这意味着中国的政策总和生育率进入了2.0时代以及中国30多来年独生子女政策的终结，当然也是国家兑现计划生育政策仅是一代人的承诺，这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基于2013年中国实施的单独二孩政策以来，符合条件的1 100对万夫妇中，截止到2015年仅有107万对夫妇申请，出生人口数量并没有出现跳跃式的上升，单独遇冷。问题随即而来，为什么当前即使放松生育管制，还是无法释放出生育力量，内在的机制是什么？当前全面放开二孩之后，是否也可能面临无法释放出政策需求的生育力量的问题？如果确实，这使得国家通过全面二孩来实现的宏观目标，如增加未来劳动人口，解决未来社会的养老以及承接下一轮的经济增长等目标无法落实。那是什么原因引致现在生育力量持续走低，使得政策所要求的生育力量可能无法释放？需要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制度，来帮助国家实现生育力量的释放？这是笔者探讨的出发点。

文章首先陈述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并针对此原因开出释放生育力量的政策处方；其次，从社会资源约束方程着手，阐述如果生育力量无法释放，说明生育资源稀缺，那生育资源从哪里来呢？生育资源需要从老年人口身上和中青年身上获取，即如何缩减赡养老人费用和自己消费来实现对生育资源的释放。

对于生育水平下降的问题，Becker 等认为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人口素质的不断提升引致人们追求越来越少且素质越来越高的孩子，进而生育水平不断下降，即孩子数量和质量的替代原理。^[3-4]Murthi从统计的角度，系统的检验了社会的不同因素对生育水平下降的影响，如孩子死亡率、城镇化、女性教育以及社会文化等因子，发现女性教育是生育水平下降的关键原因；^[5]Mishra和Smyth从女性教育的角度，阐述了生育水平下降的内在机理。^[6]

对于生育行为外部性的问题，国内著名人口学家李小平认为，生育孩子具有负外部性，孩子对社会的负担大于家庭生育的收益，家庭生育的收益又大于家庭的生育成本。如果过多的生育孩子会造成就业困难以及资源环境压力巨大。据此，生育行为的收益是家庭的(家庭养老，孩子是养老的投资品和收入来源)，但是成本是社会的(如造成社会人力资本水平下降，增添资源和环境的压力)，所以为了避免或者减少生育行为的外部性，就要控制生育，对多生育的家庭进行征收社会抚养费。^[7] Groezen等则陈述了相反的观点，因为孩子的外部性，特别是抚养孩子在养老上的正外部性，依靠家庭自由生育，可能并不能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生育水平，所以政府必须采取一定的补贴降低家庭供给孩子的成本，释放社会生育力量。^[8]Schoonbroodt和Tertilt提出生育水平下降的所有权解释，即如果父母不对孩子的收入作出要求，养育一个孩子的私人收益将远小于孩子对社会的收益，孩子收益的社会化，抚养成本的家庭化，生育孩子具有明显的公共属性，引致孩子供给低于社会需求，所以家庭会自发的减少生育，家庭生育数量无法达到社会所需的最优生育数量。^[9]

从养老和社会保障的角度来看，Becker和Barro发现在一个开放的系统内，生育水平取决于市场的长期利率、社会利他程度以及孩子的死亡率，但是与技术进步和社会保障支出成反比；^[10]Rosati和Cigno发现，在社会的预算约束下，如果社会保障的开支增多，会引致生育水平的下降，即养老等社会保障的支出与生育水平存在负相关；^[11-12]张川川和陈斌开利用断点回归发现，社会养老的开展会降低家庭养老的比例，进而影响家庭的生育选择；这意味着如果中国未来迎来养老“汛期”，社会养老的开展和社会保障支出急剧增加很可能引致中国的生育水平急剧下降。^[13]

生育水平的下降，有数量和质量的替代，有妇女受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参与率提高的视角；但是从外部性和养老的角度进行探讨的较少，虽然有中国学者论述生育的外部性，但多数从孩子的负外部性去论述控制生育，忽略了在经济转变的过程，社会养老、储蓄养老以及孩子不养老的社会化。人民生育的行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即随着收入在代际之间的流动，生育孩子也从私人品(利己的生儿防老，收入从孩子流向父母)，变成公共品(利他，收入从父母流向孩子)，孩子也从具有负外部性变成了具有正外部性，生育水平也从高变成了低；虽有外国学者和中国学者从社会保障和养老的角度陈述中国的生育状况，但是缺乏从体制建设方面，系统地论述未来的养老和社会保障制度如何建设才能达到社会生育水平释放的目的。同时基于预算约束，抚养孩子的资源可以来自赡养老人支出、成年劳动人口的消费以及储蓄，因为降低储蓄会降低产出。所以本文从孩子的公共品属性、养老以及成年劳动人口消费的角度，探讨未来在生育水平持续走低下的情况下，应该如何进行社会体制建设，实现政策所要求的生育水平。

在当今社会存在两种物品，一种是私人品，一种是公共品。私人品产权清晰，谁创造，谁受益，私人支付成本，私人获得人收益，不存在外部性，一般市场活动可以正常供应，不存在市场短缺等问题。另一种物品，是公共品，产权相对不清晰，存在严重的外部性，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大家不愿意供给，搭便车现象经常发生，最终公共品私人供给引发公共品供给较少，社会需求极大，引发公共品悲剧的发生，如环境和自然资源危机等问题。当今的生育以及孩子属于后者。在传统社会下，社会以家庭为单位，养老大多靠子女，生育孩子是对养老的一种投资，生育孩子直接和养老收益挂钩，所以大家为了老年生活幸福，就多生孩子，产生了多子多福的社会文化以及道德体制，此时孩子是一种产权明确的私人品。随着社会养老的开展，生育不再直接和养老收益挂钩，社会养老掩盖了生育和养老之间的天然联系。实际社会养老依然依赖生育，社会养老和社会生育挂钩，此时养老的社会化，必然把生育推向社会，使得生育社会化，而生育的社会化使得生育成为一个公共供给品；但是国家还没有能够在培养皿中培养孩子，孩子的社会化供给还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引致孩子抚养成本由家庭承担，收益却属于社会。最终很多家庭选择不生育或者少生育，采取在养老上搭社会生育便车的行为，引致社会生育水平逐渐下降，社会越来越没有“接盘侠”，劳动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劳动价格飙升，社会养老将越来越无法延续，表现为资产和货币的贬值，财政负担逐年增大。

(一) 对年轻时的单身、丁克及低于社会生育水平家庭征收社会赡养费

为什么必须对单身、丁克家庭或者少于社会平均生育水平的家庭征收老年时候的社会赡养费，或者他们应该多上缴消费税、所得税、财产税以及保险费？一般人们在谈基本权利的时候，相反忽视社会的基本义务。生育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基本权利，同时也是基本义务。为国家和民族的延续，每个家庭都有义务去生育子女，这是国家赋予每个民众的基本义务，这是每个公民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未来物质和服务的再生产过程，未来的财富创造过程，未来的资产以及财富保值过程，未来老年人口的养老产品和服务供给和提高，未来政策和企业的债务偿还过程，必须有一定的人口再生产加以保障，这是每个家庭作为社会家庭必须承担的国家义务。

基于生育孩子是每个家庭的义务，每个家庭在年轻时必须生育孩子，年老时才有资格享受社会孩子创造的物质和产品。单身主义及丁克家庭，拒绝这样的模式，崇尚活出自我，是一种极度个人主义的生活模式，漠视社会担当和生育的基本义务。而且在其年老时候，养老的储蓄、财富以及缴纳的社会保险费能否保值，能否兑换成养老的商品和服务，以及是否能够依赖社会孩子和社会孩子多少都是未知数。单身及丁克家庭年轻时未生育子女，年老时却要获得社会子女带来的社会收益，对单身和丁克以及低于社会平均生育水平的家庭，在消费税、财产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以及社会养老费上缴纳的更多，或对其征收社会赡养费可做为一个选项。当然计划生育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时代意义，过去向多生的家庭征收社会抚养费，现在要向少生孩子的家庭征收社会赡养费，以前费用是抚养小孩，现在费用是赡养老人，这些是源于孩子属性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二) 回归家庭养老与补贴多孩子家庭，释放生育力量

如何避免生育的家庭承担成本，社会获益的公共品悲剧呢？其一，要么把孩子改造成私人品，即私人供给，私人收益：此时须把当前个人储蓄养老、保险养老以及社会养老回归家庭的子女养老，社会回归家庭，生育孩子直接和养老收益挂钩，此时的社会养老仅停留在社会兜底和特殊的群体上。^[14]其二，由于现代文明和文化的多元，引致选择的自由：养老的社会化要求生育子女也必须社会化，孩子是公共品。但是我们科技还没有达到培养皿供给社会孩子的可能性，孩子生育还必须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而既然孩子是公共品，免不了溢出和搭便车现象的发生，那国家就必须对生育孩子和多生育的家庭给予一定的补贴，增加家庭孩子的供给。国家需要对生育进行再计划，以更替水平为准，每个家庭必须承担两个生育指标，当然可以选择不生育，这是你的自由，但是必须承担两个社会孩子的抚养费用，这是你的义务。这些上缴的抚养费用于那些多生育孩子的家庭，那些主观上不生育孩子的家庭，或者低于社会平均生育水平的家庭，必须相应的缴纳一些社会养老费，而这些社会养老费用于多生育孩子家庭的补贴。此时才能真能改变生育孩子的社会收益，改变私人承担公共品成本的状况，进而通过对生育补贴，提高了社会生育水平。

在对单身、丁克以及低于社会生育水平征收社会抚养费用的同时，需要考虑那些客观上娶不到老婆的汉子和嫁不去的女人，同时考虑到疾病等原因，无法生育或者少生育的家庭，可以免除他们的单身税，甚至进行救济。当然对那些活出自我，缺乏社会担当，有过高的储蓄和收入却不去生育的家庭，应该在消费税、财产税、个人所得税、社会保险费以及社会养老费上收取得更多，并且把这些费转化为生育资源，用于奖励多生育的家庭。总之，通过回归家庭子女养老或者对单身、丁克以及低于政策生育水平的家庭征社会抚养费，对多生育家庭进行社会抚养费补贴，协助家庭进行人口再生产，供给社会孩子，中国可能能在2015之后尽快进入生育2.0时代，并再次借助出生高峰，实现中国民族的伟大复兴。

2015年左右，伴随着95后和00后出生低谷世代进入劳动力市场，劳动力旱季来临；中国最大规模婴儿潮世代的60后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迎来养老汛期，加上人均寿命的延长，使得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数量越来越少且越来越老，需要劳动人口提供产品和服务供养的老年人口数量越来越多。在60后逐步退休的2015—2030年间，由于适龄劳动人口数量的减少，老年人口数量的增加以及社会保障体制的健全，养老和医疗保障覆盖面的扩大，短期伴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养老负担的加大，非投资性支出将逐年加大，引致储蓄减少，进而资本红利将逐渐消失。短期产业结构和技术进步又不可能实现，人力资本提高也需要时间，故短期中国经济的资本和劳动双引擎减弱，引致经济增速出现剧烈下降的趋势，进而使得中国财政收入增速放缓；而由于养老等社会保障支出速度逐渐越来越大，进而超过财政收入的增加速度，未来15年之内财政负担将越来越大。所以未来伴随着经济增速和财政增速的放缓，以及社会保障支出的急剧增加，根据社会保障支出增加会对生育资源造成挤占，生育水平很可能面临下降的趋势。

总之，只要赡养老人所花费的时间和物质开支过大，就会造成养老对生育水平的挤占。所以伴随老龄化时代养老潮的到来，就会造成对生育水平的挤占。如果养老潮来临的速度过于猛烈，就会加剧对生育水平的挤占。此时要么推迟养老潮的到来，要么减缓养老潮到来的速度。推迟养老或者减轻每段时间的养老支出，就是本文所陈述的延迟退休方案，为避免养老对生育的挤占，为中国生育再争取战略机遇期；或者即不推迟养老潮，也不减缓养老潮到来的速度，而是设计合适的制度，在提供同样的养老产品和服务下，使得养老支出尽量小，这就是本文所说的普及养老院，把养老从散养变成规模化养，降低养老成本，减轻养老对生育水平的挤占。最终不管是推迟养老，还是降低养老成本，老龄化社会里老年人口过多，适龄劳动人口越来越少且越来越老都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从长期来看，养老的根本解决之路还是需要回归家庭或者社会子女养老。

(一) 延迟退休和推迟养老方案为中国争取了人口发展的战略机遇期

在老龄化的社会里，由于劳动人口数量持续下降，老年人口占比越来越高，持续下降的生育水平引致越来越少和越来越老的劳动人口养越来越多的老人，最终国家以及其他形式的养老都会呈现不可持续性。靠子女养老，未来90后00后多为独生子女，4-2-1家庭结构更加明显，2个子女养育4个老人。而随着劳动成本的上涨，养老的机会成本将越来越高，家庭子女养老会面临严峻的考验；通过国家借贷养老，如今希腊严重的政府债务危机，就是典型的不能持续的例子；用养老金在世界投资，吸取发展中国家人口和资本红利，提高养老金收益，因为未来世界普遍进入老龄化，其他国家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通过商业养老保险，保险收益建立在很少人需要养老基础之上，在老龄化社会里，大多数人需要养老，基于小概率的保险未必真的保险，那保险公司可以进行投资获得收益，老龄化下资产价格有下降的趋势性，国家都不能投资获益，何况保险公司呢？实际无论是商业养老保险，还是社会养老保障体系，都是建立家庭养老基础上，社会养老是家庭养老的社会化。

所以未来10—15年之内，在当前的社会模式下，无论是依靠家庭子女养老，还是靠社会养老，养老支出过大且逐年增加变得不可以避免。同时，牵动经济的人口和资本红利双引擎的减弱，经济增速下滑和财政收入增速变缓也不可避免；虽然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解决2015—2030年间养老负担过大和财政收入增速变缓，某种程度会起到一定作用，但是产业结构升级会受到劳动力趋于变老而变得缓慢，不足以抵消养老支出过大且急剧增加，所以养老支出问题急剧增加且过大，变得不可避免，对生育水平的挤占也变得不可以避免。根据养老对生育的挤占，生育水平在60后退休的10—15年内将急剧下降。所以此时推迟60后退休的时间，也就是推迟其养老，领取养老金的时间，可以减少在2015—2030年间养老负担过大对生育水平的挤占，可以为中国生育水平提高再争取10—20年的战略机遇期。

通过延迟退休和推迟养老的方案，或者逐步延迟退休方案，可以防止养老潮的过早或者过猛地到来。特别是在2015—2030年间，由于中国的80后还处在育龄年龄段内(2030年之前80后还处在49岁之前，一旦80后过了育龄年龄段，即使生育水平重新达到2.0，由于90后和00后是中国的出生低谷世代，人口基数比较小，所以整体生育的数量也不会高)；如果不采取延迟退休和推迟养老的方案，或者退一步，不采取逐步延迟退休和逐步推迟养老的措施，由于过重的养老负担对生育水平的挤占，此时段将对中国的人口再生产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延迟退休和推迟养老方案将使得处在育龄年龄段内80后在2015—2030年间，在家庭和社会养老花费的时间和费用不会过大，对生育水平挤占较小，这时国家甚至还可以拿出来一部分钱用于鼓励生育，补贴生育，进而为中国人口再生产和中国生育水平的释放再争取了10—15年的战略机遇期。

(二) 普及养老院降低养老支出，进一步释放生育力量

中国的60后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一代。他们吃得起苦，下得起力，为后代操劳一生，买房娶妻，50岁之后又帮子女带孩。他们的到来，让中国迎来人口红利期，高速发展了30年；他们的退休和离去，使中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中国的延迟退休是中国的60后再次为中国的改革作出的牺牲。国家应该为他们的老年生活提供足够的保障，满足他们的各项需求，如想说话的时候，有人陪他说话；不能自理的时候，有人给予照料；想念孩子的时候，孩子在自己身边；想吃某些东西的时候，有合胃口的饭菜；自己生病的时候，可以及时获得治疗和照料；想娱乐的时候，有一个娱乐的场所，等等。接着问题就出来了，我们在保障老年人产品和服务需求的时候，甚至提高养老的产品和服务时候，如何降低养老金支出，达到释放生育力量呢？

建立养老院，让老年人集中养老，招聘专业的养老服务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养老产品，专业化服务，同时发挥老年人之间互助。考虑到养老院的建设成本，由于生育水平下降引致未来学校减少，学校和养老院在基础设施上面的相似性，可以把传统的学校改造成养老院，节省成本。关于养老院模式的选择，在城市可以开展“政府补贴+单位集资+家庭积累”模式，实现新形势下的单位养老；在广大农村，可以考虑“政府补贴、集体集资以及土地承办商注入资”模式，农民提供土地，土地承包制开发产业，以土地养产业，以产业养老年人；也可以考虑商业资本介入养老院的模式，满足多样化需求，等等，实现社会主义国家老有所养，而不是国家发现养老包袱过重的时候，短期直接又把养老重任抛回给家庭。

养老院的开办能大大提高社会养老的生产率水平，进而降低社会养老成本和公共财政支出，使得家庭和社会从养老中解放出来，参与社会劳动，获得工资性收入；同时也节省了大量的赡养老人的时间和物质，用于多生育子女，增加社会孩子供给。

在一个微观家庭中，如何多生育孩子，在宏观上不对当期产出造成不利的影响，也不减少下一期的产出呢？首先多生的孩子的抚养支出，即多生孩子的消费，不能挤占家庭的储蓄，不能挤占家庭对其他孩子的投资，只能挤占父母的消费，即父母采取节欲的消费方式，把过度消费的钱用于抚养孩子的物质支出，推动孩子需求产业的发展，减少父母消费产业的发展，同比例替代，这样不会影响当代产出；同时要求多生孩子又不占用当期的劳动时间，会使父母必须减少自己的业余时间，把这些业余时间用于培养孩子，这样才能不影响家庭的劳动参与率，不影响当期劳动的供给；同时减少享受性生活，增加有生育性生活。这样使得多生孩子不对劳动参与和储蓄造成负面影响，不对当前产出造成负面影响；同时多生育孩子也可使未来劳动人口多且素质较高，进而储蓄也较高。

中国过去在人口红利期，由于过剩的生产能力和过剩的劳动人口，使得大量产品用于出口，供养外国人消费和家庭抚养，引致贸易顺差和外汇占比过高。如果把这些过剩的储蓄，用于抚养国内的孩子，鼓励居民生育，投资教育，投资孩子消费，扩大人口再生产，就能使中国未来人口数量增多，人口素质提高，真正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和强国。

总之，在未来，释放生育力量必须保证年轻人多生孩子，不发生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的替代，不发生多生孩子引致的储蓄和孩子数量的替代，不发生多生孩子对研发投入的替代，多生孩子不对成年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产生替代，进而不影响当期产出，不影响技术进步，不影响老年人生活水平，不影响未来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水平；年轻人必须改变当前的生活方式，为中国的人口再生产注入新的文化活力，即努力塑造一种“只有节欲，才能生育”的文化。

十八届五中全会上，中共中央决定了实施全面放开二孩的政策，这是国家审时度势，综合权衡利弊，做出的伟大决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由于当前特殊的环境，即使放开二孩，也可能面临依然无法释放出生育力量的问题，影响国家生育目标的实现。据此，笔者探讨在生育2.0时代，如何制定一些合适的制度，塑造一些合适的文化，达到释放生育力量的目的，真正使得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政策2.0时代进入现实的生育2.0时代。

基于当前生育孩子的公共品属性，要避免孩子供给的悲剧：家庭孩子供给小于社会需求。明确生育是法定的权利，也是法定的义务。在制度设计上把生育和养老收益直接挂钩，如回归家庭子女养老，但是这依然避免不了通过储蓄。选择不生育和少生育，在养老上搭便车现象的发生，此时对年轻时候单身、丁克以及低于社会生育水平的家庭征收社会赡养费将是一个可行的选择。而把这些征收的社会赡养费用于补贴多生育子女家庭的子女抚养，实现生育的补偿，达到释放生育力量的目的。

基于养老和社会保障支出对生育资源的挤占，2015—2030年间，面对未来中国最大规模世代60后的退休，进而引发社会养老潮到来，养老对生育资源的挤占，本文提出推迟退休，进而推迟养老，特别在中国的80后婴儿潮还没有渡过育龄年龄时，为中国再争取10—15年人口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延迟退休只是推迟养老和养老金支出，本文进一步提出在不降低养老产品和服务的情况下，通过开办养老院，改变传统老年人的散养模式，集中供养老人，规模化经营，专业化服务，最大化的减少养老金开支，进而减少养老对生育的挤占。

基于个人过度消费对生育资源的挤占，在新的时代下，为了中国的人口再生产，为了老年人的生活不那么凄凉，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保证多生孩子不发生孩子的数量和质量的替代，不发生多生孩子对储蓄的替代，多生孩子不影响劳动参与率，不影响老年人支出，不影响研发投入，等等，成年人应该减少不必要的娱乐时间，减少不必要的物质开销，减少一些享受性的生活，采用“节欲”的生活方式，即努力塑造一种“只有节欲，才能生育”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