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是指“为了满足人类生存的各种需要而组织起来的以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的人们相互联系的生活共同体”^[1]。社会是人们以获取物质生活资料为基础的相互交往、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组成社会的人群中，人们之间在规范的指引下进行交往，通过一定的分工协作形成了互相依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他强调“交互作用”，不管其形式如何，“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2]本质上讲，社会是人的组织形式，自然状态的“个人”不构成社会，成为组织化的“个人”才构成社会。

广义的社会转型是指一个人类共同体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状态与过程。社会的发展并不是从一种类型向另一种类型的“跳跃”，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变化。这种变化不是恒速运动，而是时快时慢，时而渐变，时而突变。处于渐变时期的社会发展缓慢，能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基本固定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处于突变时期的社会发展急遽，能够在短时间内发生社会结构的解体和社会秩序的剧烈动荡，直到完成新的社会结构重组，形成新的社会秩序，达致新的平衡；社会突变时期的急遽发展是社会转型的基本内涵。社会转型具有整体性、渐进性的总体特征。整体性决定了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涵盖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几乎全部内容，在政治方面表现为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臣民到国民，在经济方面表现为从农业到工业、从乡村到城市、从同一到分化，在文化方面表现为从一元到多元、从精英到大众、从封闭到开放；渐进性是指社会转型常常表现为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化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3]社会转型从“传统”到“现代”的渐变过程可以视为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

社会转型有“现代化”和“全球化”两个维度：“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指从传统到现代的时间演进；“全球化”是一个地理范畴，指从区域到全球的空间拓展。对于近代以来开始社会转型的大多数后发国家来说，现代化过程和全球化过程交错在一起成为同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同一个过程的两种表现形式：在一个国家的内部表现为现代化，在一个国家的外部表现是全球化；表现在时间上是“现代化”，表现在空间上就是“全球化”。现代性是社会转型的目标与方向，社会转型实质上就是实现一个社会的“现代化”。罗荣渠把广义的现代化指为“自工业革命以来现代生产力导致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革，引起世界经济加速发展和社会适应性变化的大趋势”^[4]。塞缪尔·亨廷顿对现代化做了很通俗的描述：“现代化包括工业化、城市化，以及识字率、教育水平、富裕程度、社会动员程度的提高和更复杂的、更多样化的职业结构……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态度、价值、知识和文化极大地不同于传统社会。”亨廷顿强调现代化的意义，认为可比之于从原始社会向文明社会的转变，即文明本身的出现。^[5]现代社会起源于西方，包括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在内的非西方传统社会的现代化，都是在融进西方建立的全球体系的过程中和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所谓全球化，从总体上说就是人类从以往各个地域、民族和国家之间彼此分隔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走向全球性社会的变迁过程。”^[6]“全球化”之前，世界不同的文明体系各自独立发展，互相之间没有实质意义的交流，存在差异但感知不到差异。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打开了欧洲人的视野，整个世界逐步展现在人们的面前，随着欧洲殖民者向全世界的扩张，世界被首先以贸易的形式联系在一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全球化主要表现为几个主要国家进行市场占领、原料掠夺、属地扩张等硬实力的比拼。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亚非拉等原殖民地纷纷独立，“民族国家”作为主要政治共同体成为了参与国际事务的主体。在信息化、市场化、民主化的同时作用之下，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信息共享、文化交流、价值渗透，各个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是以软实力为主的综合国力的比拼。

“认同”即认知和同意事物之间的相似性和同一性。国家认同是国民对所属国家基于情感、信念而产生的感性皈依和基于认知、判断而产生的理性赞同，并由此获得相应的群体意识的结果及过程。从内涵上可以把国家认同区分为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相似性和同一性”指向群体的身份，强调归属感的生成、信念的产生；“认知和同意”指向群体的意识，强调理性赞同和价值判断。身份认同与价值认同的生成规律与过程有所不同。身份认同是一个双向承认的过程，即社会个体承认自己属于某一个群体，同时也需要群体承认和接纳社会个体，这样才能产生个体身份的归属感，只有一个单向的过程不可能产生归属感，也当然不会产生认同。价值认同的产生则是一个单向的过程，只需要主体或客体一方的承认或接纳即可。国家认同一定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所认同的国家一定是现实的，而非理论的。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在人类社会出现阶级、发展到阶级矛盾无法调和的特定阶段才会出现，国家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当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国家作为一种阶级社会特有的社会现象也会消亡。“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7]国家是历史的产物，国家认同也是历史的产物。国家认同萌生的过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相一致。

根据民族国家的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理论，国家认同也可以视为由领土认同、国民认同和主权合法性认同这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有机统一体。^[8]领土“是社会权力的基础，也是国家的另一个代名词”^[9]。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国家的认同过程，首先自然包含对本国地理环境等自然要素的认知，包括国家的边界、位置、疆域、山川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特征以及人口、人种、物产等人文地理特征。国民是国家的主体，也是国家认同的主体，国家认同的过程也是国民身份确认的过程。人作为多重的社会存在，不仅包括性别、宗族、阶层、族群、宗教、地域等多重身份，也包括了个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对自身权利的体验和义务的确认。认同自己是某一国家的国民，一方面是从法律上对个体身份的确认，另一方面也是从文化上对个体身份的确认。通俗来讲，就是自己清楚地知道自己是某国人。国家主权的合法性，是指国家对内、对外绝对权力的来源具有正当性。主权指的是一个国家独立自主处理自己内外事务，管理自己国家的最高权力。在国际法意义上和现代国际关系中，国家主权具有三重含义：第一，主权是独立的，既不受其他国家支配，也不支配其他国家；第二，主权关系是平等的，既不凌驾于别国之上，也不依附于他国之下，大国、强国的主权不高于小国、弱国；第三，主权涉及的领域相互排斥，任何主权国家只能管辖自己领土范围内的事务。国家主权具有至高性、平等性和排他性的根本特征，三种属性相互关联，不可缺一。^[10]三种属性的发挥就是国家主权合法性的体现。其中，国家主权的至高性也是主权的绝对性和永恒性，指国家主权的赋予是无条件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全体国民作为主权者不受法律约束，主权者行使权力时产生的命令就是法律。20世纪90年代以来，要求重新定义国家主权的呼声渐长，认为国家主权的绝对性和排他性已经越来越不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和变化。对国家主权及其属性的承认、认可就是对国家主权合法性的认同。

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政治变革、社会流动和文化差异引发国家认同危机。认同的目的是寻求生存方式的稳定性、持续性和生存环境的安全，但是认同过程却是始于政治的变革、社会的流动和文化的差异。政治的变革、社会的流动和文化的差异在不同时间有不同的表现，但三者有相同的实质，即寻求“认同”。人们之所以寻求认同，是因为人具有追求一致、稳定和安全的天然特性，转型社会中的变革、流动和差异给转型社会的人们带来恐惧、痛苦和各种不安全感。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变革、社会流动和文化差异，是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交替的必然现象。“民主化”“流动性”和“差异性”是现代民族国家中“现代性”的基本特征。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萌生与强化，都必须在新的价值体系和国家观念的基础上，建立“民主”、适应“流动”、承认“差异”。社会转型导致“国家认同”出现危机，是因为转型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急遽变革使“国家认同”作为问题凸显出来，人们在“现代化”过程中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意识到国家主权归属及其合法性问题、国家空间范围内文化价值与外界发生了冲突、国民身份在广泛的社会流动中产生了困惑。

1. 现代化引发国家主权合法性危机

社会转型的现代化维度要求现代国家政治民主化，危及的是旧的国家主权合法性认同，需要重新建构的则是新的主权合法性认同。现代民族国家也应该是民主国家，现代民族国家组织形式最基本的表现就是国家主权意识的确立和国家主权以法律形式确认归属于全体人民。传统国家的主权合法性来自于建立在“暴力”基础上的“宗教”和“神圣”，而现代民族国家的主权的合法性则源于“契约”基础上的权利让渡和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社会转型使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突现出来，不同的利益群体通过政治方式进行利益协调，他们是参与政治活动的政治主体，有相互关系的不同政治主体相互作用导致转型社会的政治变革。政治变革产生于社会系统的变革之中，政治变革的方式与目标受制于社会系统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在转型社会中，政治变革意味着传统政治体系的变化和解体，但并不意味着现代政治体系的迅速建立。传统政治体系的解体，可能朝着自由民主的方面迈进，也可能暂时朝着威权政治的方向迈进。朝着民主化方向的变革是政治发展，朝着威权政治方向的变革则是一种政治倒退，是现代化进程的曲折和“迂回”。政治“民主化”应当是最终的方向，现代化进程中威权政治的出现注定只是一种暂时现象，是社会转型和现代国家建设中的“试误”。

传统政治体系无论朝向哪一个方向变革，都必定预示着原有政治规则的无效和新政治规则的建立，表示着国家机器的运行规则与方式发生变化，甚至可能导致国家通过强制力维护规则能力的下降。民众与代表国家权力权威之间的原有联系机制被打破，会使社会成员，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普通民众失去安全感。他们所熟悉的政治规则失效了，新的政治规则尚未被接受或者尚未完善或得不到信任。于是，逃离社会实体(向国外移民)、行为越轨、违法犯罪、官员贪腐、信用缺失、金钱至上等社会乱象丛生。这些现象的出现很容易导致国家现代化转型中的威权政治体制的建立。这些社会乱象背后的原因正是人们失去规则的保护而缺乏安全感，并通过各自的方式寻求安全感。作为国家认同主体的社会成员，其从“臣民”向“国民”身份转变，既有国家观念、个人权利意识的转变与更新，也有对于新的国民身份的切身感受与体会。现代国家观念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性的政治共同体认同形式，新国家观念确立是人类共同体意识进入现代性过程中的一场深刻变革，标志着人们理性了解世界、认识自身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

2. 全球化彰显区域间文化差异和价值冲突

社会转型的全球化维度彰显了全球化范围内区域间的文化差异和价值冲突，危及的是本群体文化价值所根植的土壤。所有的文化都依托于特定的自然地理环境，不同的地域产生了不同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差异和价值冲突实际上危及的是对国家的领土认同。把社会转型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两个维度勾连在一起的是文化差异：全球化产生了差异性，现代化则承认差异性。差异性是认同的基础，正是因为意识到差异的存在，人们才从中区分出“他们”，才会去寻找“我们”，去追求同一性。印度学者帕沙·查特吉在谈到现代性的时候，特别强调“我们的现代性”，在他看来“可能还有一些现代性并不属于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的现代性可能存在一些特殊性。可能别人认为是现代的，我们无法接受；同样，我们认为是宝贵的现代性要素的，别人可能并不认同”^[11]。孔飞力认为：“使得一个国家成为‘现代’国家的，是它所面临的为我们所处时代所特有的各种挑战：人口的过度增长，自然资源的短缺，城市化的发展，技术革命的不断推进，等等；而最重要的，则是经济的全球化。对于同样的挑战，不同的国家由不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背景所决定，所作出的反应是不同的。而它们的不同反应，往往是通过各自国家的不同特点而表现出来的。”^[12]

全球化所展现的信息共享、文化交流和价值渗透，一方面让不同地区的民族国家及其民众之间趋于普遍化、同质化和一体化；但另一方面也同时让不同地区的民族国家及其民众发现并展示各自的特殊性、异质性和多样性。所以，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等价值观念以“普世”的名义在全世界大行其道，所有主权独立的民族国家都在所谓“普世”价值体系之下进行对话，但是又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与其他国家有着完全相同的文化、价值和民主制度。全球化非但没有在广泛深入的文化交流、价值渗透中达成某种统一的价值认同，反而使各民族国家更加意识到文化的差异和价值的冲突。文化交流和价值渗透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流动，发达国家不是以“普世”之名单纯地输出文化和价值观；后发国家也不是就只能以落后的地位被动地输入和接纳，以外来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取代本土的文化和价值体系。现代文化和普世价值的产生、传播是全球范围内所有文化主体在互动中共同参与、共同建构的过程与结果——这也正是“全球化”的过程与结果，也是“全球化”的真正意义所在。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多样性充分说明，全球化进程不会是以某种“先在”的模式去消弭差异而统一全球，而是不同模式间的相互对话和相互影响。不同的文化共同体总会依据本群体特有的历史传统和集体记忆，与外部进行信息互换，进行自身的变革、创新与发展，并把自身置于更大的“世界”当中，以凸显与众不同的特征，从而获得认同。

3. 流动性凸现民众的群体身份困惑

社会转型的流动性特征凸现的是共同体成员的、不同层次的群体身份困惑，危及的则是民族国家的国民身份认同。社会的转型从社会的流动开始，社会的流动从人的流动开始。人口流动可以分为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和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这两个范围内的人口流动都会影响国家认同。表面上看，人口在一个国家内部的流动似乎并不会影响对国家的认同，只有跨国的人口流动(即国家间移民)才关乎国家认同问题。其实不然，一个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与公共领域的产生有着直接关系，流动的生存方式和状态能够突出人们的认同意识。社会流动性需要人们彼此之间产生公共话语、公共规则和公共意识，因而导致公共空间的产生。人的流动是人力和人才的流动，与之相伴的一定有资金的流动和文化的流动。“人口是劳动力生产要素的源泉，其自由流动不仅是劳动力市场作用的体现，也是实现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13]社会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城市化”，从乡村社会发展成为城市社会，人口、资金、文化、教育、基础设施等各种社会资源向城市流动。随着社会精英向城市转移，经济活动、文化活动、政治活动等的重心也向城市转移，并由此引发社会整体结构的转型。

全球化时代的国家认同一定不仅仅是既定国民身份的被动确认，而是国民意识在公共领域中的萌生，国民权利在公共领域中的彰显。国家认同既不是与生俱来，也不会是一劳永逸。国家认同需要国家与社会在良性互动中通过公共领域不断地塑造与培养。本国国民即使不移民也一样可以表达对于国家的不认同，被动的国民身份并不能够成为国家认同的确证，国家认同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皈依。一个人无法改变自己的民族出身和文化基因，但是可以选择自己的国家身份和政治态度。不同于民族身份认同的先天性，国家身份的认同是可以选择的。全球化背景下的“移民”行为通常是民众的一种基于理性的选择。从“神圣”走向“世俗”是社会现代化转型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个“祛魅”的转变过程中，公民逐渐摆脱蒙昧的、无意识的臣服状态，有权利去自主选择政治立场和政治身份。“移民”并非简单地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的空间上的移居，还面临着更为深刻的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的转换问题。作为一个拥有自由迁徙权利的社会个体，可以理性选择居住国，但是新的居住国是否接纳，却是一个无法仅凭自身理性就可以决定的问题。即使新的居住国从法律上可以轻易地接纳，该国原有民众作为民族共同体是否从文化上接纳仍然是个问题，而且是一个更大的问题。总之，现代化和全球化引起的流动性增强和“跨国家组织”“超国家组织”“次国家组织”等现象的出现，使个人的身份认同变得“复杂”和“模糊”，交织其中的移民行为、跨国婚姻、跨国经济活动使社会成员的群体身份尤显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