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大多被安排在敬老院或福利院内，而这些机构内老人与亲属、老人与老人、老人与机构工作人员、老人与社区成员的社会关系并非十分和谐，这直接导致部分集中供养的五保老人事实上并不能充分平等且有质量地享受老年生活。受这些因素影响，如何保障和提升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的精神养老质量，成为困扰我国养老服务行业发展的难题之一。为直接回应这一问题，并对理解和解释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社会关系发展中呈现出的权能障碍问题提供观察和分析的可能，本文以南京M敬老院的五保老人小组为典型个案，借助社会关系理论与充权理论的思想，从充权理论的内涵和五保老人社会关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权能障碍入手，建构五保老人社会关系充权的框架，并通过对五保老人社会关系充权过程的分析，挖掘五保老人提升自身权能及社工开展专业性助老服务的有效途径。

(一)理论概念

在理论层面，需要在了解社会关系内涵和充权概念的基础上，结合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自身的独特性，阐述对五保老人社会关系及其充权内容的界定，才能达到有针对性地进行分析的目的。

社会关系泛指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和。^[1]根据人际关系的亲疏程度，杨国枢将中国人的关系分为家人关系、熟人关系、生人关系三种类型，其中家人关系是指个人与家人(父子、夫妻、兄弟、姊妹及其他家人)之间的关系，熟人关系是指个人与熟人(亲戚、朋友、邻居、师生、同事、同学及同乡等)之间的关系，生人关系是指个人与生人(与自己无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持久性社会关系之人)之间的联系。^[2]“孤、老、病、贫、弱”是五保老人的典型特征，这些特征某种程度上导致他们处于社会底层，并直接影响其社会关系网络的形态。因此，本文在借鉴杨国枢对社会关系的分类和五保老人社会关系特殊性的基础上，紧紧围绕着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的家人关系、熟人关系与生人关系等核心内容，对其社会关系展开分析。

充权是充权理论的核心概念，周林刚在系统总结充权研究的基础上，归纳了理解充权概念的五种方式：一是视充权为弱势个体或群体增权的目标；二是视充权为可以从个人、人际、社区层面介入的过程；三是视充权为通过一些专业方式实现社工活动目标的社工理念；四是视充权为一种反映人们精神状态的心理行为；五是视充权为致力于分析权力、无权和去权等议题与具体介入活动的理论与实践。^[3] 五保老人作为需要充权的弱势群体，需要通过集体充权的方式，来改变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主客观层面的无权感，使他们变得有权能来参与、分析、调控影响他们生活实践的因素，增强其自身权能，以谋求其发展。所以，本文对五保老人充权的理解融合了充权的理念、过程与目标等层面的含义。

(二)个案分析

在方法论层面，需要一个典型性的个案才能达到解释本研究的目的。个案的典型性要求所选择的个案能够集中体现某一类现象的重要特征。为了选择具有典型性的个案，至少要先清楚某一类个案的共性与特征；然后，列举具有此类共性的个体；最后，再对这些个体进行排列，剔除非共性特征的个体，在具有共性特征的个体中选择最典型的个体作为所要研究的个案。^[4]

M敬老院内的五保老人小组符合此理论条件。M敬老院于2005年投入使用，是一所由当地政府投资兴建的省级一流标准的现代化敬老院。该院占地面积30余亩，建筑面积达13 700多平方米，目前共有标准间145间，床位260张，五保老人110人。本文所研究的五保老人小组，是鉴于该院五保老人比较集中的精神空虚、孤独感、无力感、社交困境等问题，由项目组所建立的半封闭性、支持性、治疗性的小组。采用院长推荐、自愿报名、项目组筛选相结合的方法，本小组在M敬老院选取了9位60~80周岁间的五保老人组成小组成员。这些小组成员普遍存在生活无聊寂寞、自我价值感弱、自我效能感低、社交存在困境等问题，但一定程度上拥有积极改变的愿望。本小组的目标在于促进五保老人小组成员从一个新的角度审视自身的社会关系处境和需求，推动他们建立自我权能感，提升他们改变人际关系与生存现状的效能感，化解社会关系障碍以使其提高社会参与的空间，进而完成对其社会关系的充权。本小组前后共持续一年半的时间。

在中西方国家，老人充权都存在一定的障碍，尤其是我国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的充权更为困难，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们的发展。通过对我国M敬老院内五保老人小组成员的评估发现，他们在社会关系领域内的权能障碍主要有四个方面。

第一，家人关系网络近乎断裂，导致五保老人亲属关系效能感低下。由家庭中的配偶、子女及其他近亲属构成的家庭支持网络，不仅是老年人经济来源的主要途径，更是老年人生活照顾、精神关爱及能力建设不可或缺的核心资源。然而，这种家庭支持网络的功能对普通老人和五保老人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意义。评估五保老人小组成员的家庭结构后发现，他们皆是终身未组建过家庭，更不用说有子女，基本上无法从自组家庭网络获取支持，而主要依赖近亲属(兄弟姐妹和子侄)的帮扶。对于主要依赖近亲属提供帮扶的五保老人来说，他们的近亲属能够提供一定的物质帮扶，但受经济压力、生活条件与五保老人照顾负担重等因素所迫，其近亲属所提供的精神关爱已经无法满足五保老人们对精神照顾的需求。而对于那些没有近亲属的五保老人组员来说，这种情况更是堪忧。所以，对于五保老人小组的成员来说，家人关系网络的缺失与功能的弱化远比普通老人更加严重，导致他们的亲属关系效能感极低。

第二，从农村“直接拔出”被“简单移植”到敬老院内，使五保老人原有的邻里关系几乎断裂，新的邻里关系的建立充满障碍，致使他们陷入更加严重的孤立无援状态。“远亲不如近邻”是我国古代社会对邻里关系重要性的典型描述。迄今为止，我国农村地区仍然保留着邻里互助的传统，这种传统不仅构成农村人口强大的非正式支持网络，也对其日常生活有重要的影响。与此相对，我国城市地区的邻里关系则相对陌生、疏离，并未充分发挥应有的功能。但是，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受我国社会关系“差序格局”的影响，弱势群体在邻里互助系统中获得的帮助十分有限。以此反观五保老人小组成员的邻里网络，他们以前生活在农村，大多能够从不同类型的邻里关系中获取必要的社会支持。但自从农村迁入敬老院后，其邻里关系网络则遭遇双重困境。一方面，受五保老人搬离农村的影响，原来的邻里关系网络几乎全部断绝，他们很难再从其相对多样化的邻里关系中获取帮助；另一方面，搬进敬老院后，来自不同乡镇的五保老人相互成为邻居，这不仅使他们的邻里关系网络缺乏原有网络的多样性，也导致他们因思想观念与风俗文化的诸多不同频繁出现互不理解、互不包容的局面，甚至有些隔阂与纠纷，谩骂或摩擦也时有发生，这导致敬老院内五保老人之间交流受阻，邻里关系网络出现同质化与矛盾化的问题，缺乏良好的人际关系。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邻里关系仍然发挥作用，但对于被从农村“拔出”直接“移植”到敬老院内的五保老人来说，不仅其原有的农村邻里关系被钳制，也促使“移植”不适应症状影响新的邻里关系的建立，进而导致他们的邻里关系效能感低下。

第三，五保老人自身的弱势特质，导致他们的朋友网络出现窄化与功能弱化，进而影响其朋友关系效能感的发展。朋友网络主要是通过工作、生活、学习等各种方式结交的朋友。根据对五保老人小组成员的调查，他们的朋友大多限于基于地缘与业缘所结识的同乡、同事或者院友。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五保老人属于社会底层，长期处于被社会边缘化的地位，这导致他们性格孤僻、敏感、悲观，缺乏主动结交朋友的动力；二是由于年老体衰造成的眼花耳聋、行动不便、疾病缠身等各种生理问题，使他们与人交流有很大的困难，无法结交更多的朋友；三是这些五保老人的经济条件大多不是很好，几乎没有任何参与社会交换和社会交往时必需的等价物，因而总是容易被主流人际关系网络排斥。因此，心理、生理及社会等三大因素共同导致五保老人人际关系网络的狭隘性，使五保老人越来越孤僻和悲观，从而产生诸如朋友关系效能感低下等诸多心理问题。

第四，五保老人与机构工作人员之间既依赖又疏离的特殊关系，某种程度上不利于其社会关系的深入发展。集中供养作为五保老人养老的主要方式之一，为五保老人养老提供了制度支持。五保老人通过入出院审批与院内照顾等方面的需求与机构工作人员产生关系。鉴于此，五保老人对于机构工作人员有着特殊的感情，但供养照顾中存在的等级关系，又导致两者的关系呈现出既依赖又疏离的双重特质。对五保老人小组成员的调查发现：一方面，机构工作人员是维护他们权利、提供照顾服务的最直接的对象，他们十分依赖且尊重机构的工作人员，因为进入敬老院之后，机构工作人员在吃、穿、住、医等方面，为他们提供了直接的照顾服务，有的甚至发展成类亲属的良好关系；另一方面，机构工作人员也是他们最担忧的对象，因为机构工作人员对待他们的好坏，将直接影响他们在敬老院的生活以及其基本权利能否得到保障。因此，这两方面的原因让五保老人产生了矛盾心理。这种矛盾心理容易使五保老人与机构工作人员之间的交流存在不对等的情况，进而出现一些隔阂，导致交流出现疏离或无法深入的情况。

依据充权理论的思想，本文以五保老人为中心，搭建了“由内而外”的充权模式，通过“单纯的五保老人社会关系的思想充权”、“社会关系的充权实践”与“实现社会关系的自我管理”三个阶段的小组实践，共同促成了我国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社会关系充权实践的完成。

(一)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社会关系充权的思路

充权理论中有关充权介入层面的解释比较典型的观点来自古铁雷斯等人的解释，他们认为充权涉及个人、人际和政治三个层次，其中个人层面的充权聚焦于个体影响或解决问题的效能感，人际层面的充权聚焦于个体与他人共同合作解决问题的能力的发展，政治层面的充权是促成政策或政治层面的改变。^[5-8]结合古铁雷斯等人关于充权介入层面的观点和五保老人社会关系权能障碍的综合考虑可知，社会关系作为充权的一个层面，是以每个个体为中心，存在着一个与该个体由亲密到疏远而渐次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9]

反观五保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就是一个以五保老人为中心，依据由亲密到疏远的层次，渐次形成了一个由家人、熟人、生人共同构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因此，在五保老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充权实务设计中，我们提出了一个外力推动下的以五保老人为核心的，“由内而外”的有主次、有层级的社会关系网络框架，进而通过建立良好的五保老人社会关系网络系统，来为五保老人充权。具体来说，在这个充权的实务框架中，以五保老人为中心搭建的“由内而外”的充权模式互动系统有四层含义：一是通过五保老人小组社会关系思想的充权来强化五保老人自身主体性、能动性的提升，这就是充权模式互动系统的中心；二是修复五保老人与家人之间的交往系统，这是社会关系充权的内核；三是强化五保老人与熟人之间的社会交往，这是社会关系充权枢纽；四是引导、链接、巩固五保老人与生人的关系，这是社会关系充权的拓展。这些因素共同互动，逐步形成联动，进而达到改善五保老人社会关系、为五保老人集体充权的目的。

(二)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社会关系充权的实施过程

依据由内而外的充权模式，在一年半的时间里，社会工作者与M敬老院五保老人小组成员共同走过了“单纯的五保老人社会关系的思想充权”“社会关系的充权实践”“实现社会关系的自我管理”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存在不同的状况，而这三个相互联系、不断推进的社工充权过程共同构成了M敬老院内五保老人的整体充权，也让整个充权过程具有特殊的意义。

1. 单纯的五保老人社会关系的思想充权

从五保老人小组成员出发，评估造成其社会关系效能感低下或无力感的原因，主要源于五保老人渴望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但网络建立过程中他们经常处于被欺压或资源缺失的状态，或者处于无力掌控社会关系的境遇，这就造成五保老人小组成员社会关系效能感低下的认知。在这个阶段，社会工作者带领小组成员，旨在实现五保老人社会关系效能感的充权，也即帮助五保老人可以控制自身的社会关系以及对社会关系所处外在环境的影响能力，包括五保老人自身主观上的社会关系充权感觉，也包括五保老人对社会关系障碍认识的改善、处理社会关系障碍认知能力的提升。依此，项目组的具体介入方法是以小组工作的方法，在项目前期通过自我分享、集体讨论与共同决定的方式，按照五保老人小组成员相互熟悉、了解社会关系、解决社会关系困扰方案逐层渐进的逻辑，分别设计了彼此熟悉、相互了解、社会关系大家谈、社会关系的困扰、社会关系的出路等主题小组活动，力图达到帮助五保老人提升自我意识、了解个人权利、增进对社会关系的认知以及遭遇被欺压的问题时能够立即寻求帮助和危机处理、教育及咨询服务，进而实现对五保老人社会关系思想进行充权的目的。

在这个阶段，小组成员S老人的案例能够比较典型地体现此时小组的特征。

S老人，65岁，有严重的驼背，通过机构推荐的方式进入本小组。在小组的彼此认识、相互熟悉等环节中，S老人表现出胆怯、内向、无法融入的特点。参加完两节活动后，S老人找到社工，提出因为无法融入要退出小组的想法。后经过社工耐心沟通，S老人最终决定留下试一试，这也引起社工的反思，要重点留意S老人。在后续的“社会关系大家谈”活动讨论中，社工让老人们用图画的方式呈现其觉得最温暖的场景、人物并进行解释。其他老人都呈现了自己的家人、朋友等日常生活的画面。S老人的图画呈现的是一间房屋和一头牛。在社工的鼓励下，S老人阐述了这幅画的含义：“我很小的时候，父母都去世了，跟一个叔叔生活在一起。叔叔家里比较穷，没有地方给我住。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是跟牛一起睡在牛棚里。那时候，其他人基本都不怎么理我，我经常就是跟牛聊天说话。时间久了，都把牛当成老伙计了。”这让组员和社工对S老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和接纳。在后续的社交困境与出路的讨论中，社工以S老人为小组凝聚的切入点，让S老人进一步讲述其社会关系的困境与处理办法，其提及因为父母早亡、身体驼背、家庭贫困等原因在村里遭遇的各种社交障碍，但自己都无法处理。S老人的遭遇，在小组内引发了其他成员的共鸣与同情，其他组员也陈述了他们遭遇的社交遭遇及困境。结合五保老人们社交中存在的问题，在老人们自身提及的处理办法的基础上，社工系统讲述了一些社交障碍的处理办法，并鼓励老人们提高自我意识。

通过本阶段的小组活动，小组成员的关系由熟悉的陌生人变成相互熟悉，也改善了自身对社会关系的错误认知，扩展了对社会关系中被欺压境况的处理办法，个体的自我社会关系效能感明显增强。经过一系列的讨论，组员们和社工最终确定了通过从家庭关系、熟人关系、生人关系，来逐层推进社会关系网络充权的方案。

2. 社会关系的充权：修复家人关系、优化熟人关系、拓展生人关系

在前一阶段五保老人社会关系思想充权的基础上，本阶段围绕着M敬老院内五保老人社会关系中存在的家庭关系近乎断裂、熟人关系弱化、生人关系拓展难等问题，设计了五保老人手工剪纸、制作丝网产品等系列活动，意在通过有趣且可持续的活动来吸引家人、朋友、机构工作人员、高校青年志愿者、社区老人等其他成员的加入，进而促进他们的交流，为五保老人社会关系充权。

老年剪纸小组活动属于半开放性质的活动，参加人员以本小组成员为主，吸纳部分机构内的五保老人和工作人员加入，其目的在于解决五保老人邻里之间、与机构工作人员之间的关系隔离问题。围绕这些任务，我们主要开展了包括剪纸活动的准备工作、剪纸产品的设计、剪纸产品的制作、剪纸产品的包装、剪纸产品的展示等五个环节的活动。经过近八个月的运行，小组的五保老人组员们共完成“十二生肖”“春夏秋冬”“民族人物”等三个主题系列，共30幅剪纸作品，自发制作剪纸作品相册百余个。这些活动既增加了参加者的生活乐趣，又帮助小组成员之间、小组成员与机构内的其他五保老人、机构工作人员共同在产品制作的过程中建立了良好的社会关系，还提升了他们的动手能力。我们还欣喜地发现小组成员十分喜爱剪纸活动，当发现自己的作品被放进环保相框在敬老院进行展示时，激发了他们较大的成就感，满足了他们自我实现的需求，提升了他们的自信心。这说明，小组活动对改善五保老人机构关系的隔离问题有明显的效果。

老年丝网花小组活动也属于半开放性质的活动，参加人员除剪纸小组的成员外，还吸收了高校青年志愿者、机构所在社区的老人、部分老人的近家属参加，其主要目的是用来修复五保老人的家人关系，优化熟人关系。遵循小组活动的目标，在丝网花的小组活动中，我们设计了社工传授制作技巧、老人间相互传授技巧、讨论丝网花处理方案、丝网花处理等四大主题活动。通过半年多的运行，五保老人社会关系有三个重要变化。一是生人关系的拓展：拓展了与高校青年志愿者、社区老人的关系。通过参与丝网制品系列活动，青年志愿者与老人们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忘年交”。受青年人志愿提供服务的精神感召，五保老人小组成员自愿成立了M敬老院的老年志愿小分队，志愿为敬老院内的其他需要帮助的老人提供诸如日常照顾、关系协调、美化生活环境等服务；同时，活动也吸引了机构所在社区的近20位老人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相互加深了解，拓展了关系网络。值得一提的是，该活动“成就”了一对失去联系多年的好朋友。有一对老人因为出嫁、拆迁安置等原因失去了联络，在制作丝网花的活动中，T老人认出了C老人，双方在畅聊往事的过程中感慨岁月的流逝。在活动现场重逢后，两位老人经常相约一起活动，为她们的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多色彩。二是朋友关系的强化：五保老人关系更加融合。通过参与丝网花产品的系列活动，小组成员之间的关系日渐融洽。在小组没有任务要求的情况下，五保老人小组成员也自发在小组之外制作丝网花。经过一段时间的制作，五保老人小组成员不仅将所制作的丝网花送给敬老院的其他老人，而且也送给其他敬老院的老人，这些都得到了敬老院领导的肯定。现在，丝网花已经遍布敬老院的会议室、食堂、宿舍。老人们在小组活动后，能够脱离社工的组织，自发根据兴趣继续之前的活动，达到了社会关系建设的目的，也起到了自组织能力建设的效果。三是家庭关系的弥合：近亲属对老人的精神支持增强。由于小组成员大多没有多少家庭成员，有家庭成员的小组成员L老人邀请了近亲属(妹妹)参与小组活动，但妹妹因为身体的原因，后来未能持续参加。不过据L老人后续的反馈，虽然妹妹参与的活动比较少，但现在两人之间的交流明显比以前增多，这使其倍感欣慰。

在这个阶段的小组活动中，老年手工剪纸小组活动在减弱机构老人之间、老人与机构工作人员之间隔阂方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老年丝网花制作小组活动在拓展五保老人生人关系、强化朋友关系、弥合家庭关系维度作用明显。需要提及的是，在小组活动中，社工扮演了不同的角色来调整社会关系的充权过程。比如，在剪纸小组活动中，社工主要扮演了协调者、推动者的角色，帮助老年剪纸小组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协调机构内的各种关系。在丝网花小组活动中，社工扮演了领导者、同盟者、协调者、推动者等多重角色，帮助小组成员系统且有重点地进行社会关系的充权。

3. 实现社会关系的自我管理

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小组活动，社会工作者与组员间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逐渐将如何在社会关系中进行充权的理念、方法及技巧贯穿到小组发展的过程之中，组员也对如何表达自身的社会关系诉求、拓展社会关系的方法及自我社会关系效能感有较强意识。本阶段期待在理念充权和实践充权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对五保老人厘清各种关系规则与保障机制的能力进行充权，进一步将五保老人所掌握的零散权能手段系统化。

第一，对家人关系内核化的能力进行充权。所谓家人关系的内核化就是希望五保老人的家庭成员或近亲属能够充分发挥家庭在五保老人养老中的核心功能，尤其是情感支持功能。但由于这些五保老人大多没有家庭成员，部分拥有家庭成员的家属也因为各种原因沟通困难，导致家庭关系的修复陷入困境。本阶段，项目组通过讨论、反思等小组座谈的方式，推动五保老人小组成员进一步朝“类家庭近亲属”的关系发展，希望成员们将小组活动中所形成的深厚社会关系，发展成“类近亲属”的关系，以达到为五保老人提供心理情感支持的目的。

第二，建立熟人关系枢纽化规则与机制的能力充权。熟人关系的枢纽化是期待五保老人小组成员能够将朋友、机构工作人员、院内的其他五保老人等群体关系，视作为一个枢纽，成为其链接家人关系、生人关系的纽带。在这个阶段的小组活动中，我们以由五保老人小组成员成立的志愿者小组、五保老人剪纸活动成员为小组参与成员，在后期同他们一起梳理活动中利于建立社会关系的途径、存在的问题与相应的对策，进而推动熟人关系在生活照顾、情感支持等层面为五保老人提供实际支持。经过系列讨论，基本上形成了由五保小组领袖、敬老院医生协调下的熟人关系枢纽化的雏形，具有一定的可持续性。

第三，拓展生人关系与平台机制建设的能力充权。生人关系的拓展化目的在于促使五保老人小组成员积极拓展同社区老人、高校青年志愿者的关系，以从本网络中获取生活必须的资源与支持。实务过程中，我们以五保老人丝网花活动成员为基础，推动五保老人与志愿者、社区老人成员的关系拓展。具体来说，我们邀请了社区老人代表、五保老人小组领袖、高校志愿者负责人共同座谈，希望能够进一步协调三者关系联结的规则，稳固三者的关系。但限于多种因素的影响，活动的内涵还需进一步完善。

这个阶段，五保老人小组成员的权能得到进一步增强，开始由充权的具体实践技巧向系统化充权转化，为日后五保老人社会关系的充权提供了系统化与可持续性的支持。在这个过程中，社工在五保老人小组中更多扮演的是引领者、协调者、建议者的角色，引导小组成员对规则的讨论、制定，对实践过程中的资源、人员与冲突进行协调，对规则的框架与保障体制提出建议。但受五保老人文化水平与能力所限，整个过程中，五保老人对充权的理解易陷入表面化或极端化，因而需要社会工作者进一步调整。

(一)充权小组在提升我国五保老人社会关系效能感上有显著效果

从小组活动的观察记录和项目的前后测访谈来看，M敬老院的五保老人受惠于五保老人小组，这个小组令五保老人们的自我意识觉醒、社会价值感增强、生活态度更加乐观。通过学习技能、获取经验、自发协同工作、贡献与回馈社会，五保老人们认识到他们自身存在的不足，同时也激发他们更多的潜能去改善能力。五保老人小组带给老人们的变化是显著的，社会关系的增强是从多种主体关系的互动过程中摸索出来的。五保老人们在小组发展的过程中，对自己的家人关系、熟人关系、生人关系进行改善，这是他们社会关系网络充权的过程。充权小组使五保老人加强了同家人、朋友、机构工作人员、志愿者、其他社区老人之间的关系互动，促使五保老人社会关系满意度提升。

(二)充权小组在改善我国五保老人社会关系上有积极作用

从小组活动的观察记录和项目的前后测访谈来看，M敬老院五保老人小组成员的社会关系都有积极变化。在小组充权中，项目按照由内而外的方式，有重点、有区分地引导五保老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充权。比如，对家人关系进行修复、对熟人关系进行优化、对生人关系进行拓展，这些拓展了五保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去除了因无权而导致的无力感，也提升了他们的社会价值感。通过观察，小组成员控制社会关系及影响社会环境的能力显著提升。比如，小组领头人W老人在活动结束之后，已经同社区的10多位老人、高校的20多位志愿者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并保持经常交往；小组成员D老人也一改当初没有朋友的困境，积极同机构所在社区的6位老人交朋友，同时，通过手工活动也使其在敬老院内新结交了10多位新朋友。小组成员G老人更是与笔者建立了类亲属关系，除经常探望、电话交流外，其更是多次表示已经将笔者视为其家人，要一辈子交往。另外，部分小组成员自愿从事机构的志愿活动，积极为机构的发展贡献力量，这不仅利于改善其与机构其他成员的关系，也利于提升其自我价值和创造社会价值，还契合了联合国所倡导的积极老龄化的政策要求。^[10]

通过充权理论在我国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社会关系充权实践中的运用，本文得到以下结论。

首先，他们个人充权意识的改善与集体充权环境的营造，是我国养老机构内开展小组充权活动的重要基础。由于我国养老机构内的五保老人皆背负着“孤、老、病、贫、弱”的社会标签，他们往往容易遭受各种排斥与歧视，这使他们极易敏感、自卑，具有消极情绪。在充权小组中，五保老人共同的经历、遭遇及心情使得他们对彼此具有认同感，社会工作者在五保老人生活密切相关的原生家庭、所在的社区、生活的养老机构内营造充权的环境，这为我国五保老人社会关系的充权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所以，充权理论的运用必须考虑服务对象的特殊性、服务实施的环境条件及我国特殊的制度文化环境。

其次，我国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社会关系的充权是一个由内而外，由个体自身到家人、再到熟人、又到生人的不断相互影响、不断推进的模式过程，这个“由内而外”的充权模式作用的发挥需要各主体的共同参与。本项目的实践主要涉及了个体社会关系效能感的充权以及家人关系、熟人关系、生人关系中部分人群的充权，未专门涉及上述关系中其他群体的充权，未涉及制度、政策层面的充权，因而存在不足。实际上，实现我国养老机构内五保老人的充权，不仅要五保老人个体社会关系的充权，还需关注我国宏观制度、结构与环境改变对个体充权的影响，尤其需要对我国外部政策与制度环境进行充权。深入思考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我国政策制度环境充权的复杂性、多变性与高难度，是项目组无法予以充权的重要原因。另外，社工项目介入的微观性，也导致我们无法兼顾更加宏观层面的因素。这提醒我们，充权项目的设计除需在微观层面讲求介入的深刻性外，也需要同当地社区深入合作，以期在我国宏观制度政策层面求得充权的可能性。

再次，社会工作者需要更多的技巧来实现对五保老人充权效果的评估和扮演更多的角色。除了社会工作者自身运用观察记录、访谈、问卷调查等技巧外，在服务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促使服务对象及小组成员共同阐述充权的技巧，长久而持续地促进服务对象内部自发对充权的事件及效果进行记录。在项目结束后，社会工作者还可以布置组员保持联系、相互鼓励、彼此充权，已达到服务效果不断延续的目的。社工在整个过程中，需要灵活的扮演不同的角色以更好地开展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