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指出：“一个民族要实现复兴，既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1]这一要求为我国在新形势下精神生产的发展指明了发展方向，提出了新的根本任务。当今人类社会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实现了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增长，从整体上已经告别了物质的匮乏，但是也陷入物化时代精神焦虑与迷茫的“普遍困境”中。现代性下精神生活物化困境的缠绕，更加凸显了精神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中的重要作用。系统考察马克思精神生产理论的逻辑脉络无疑是我们理解当前及未来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理论前提，同时也对推进我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培植社会化的精神力量、促进时代精神的发展、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指出：“人们的生活自古以来就是建立在生产上面，建立在这种或那种社会生产上面。”^[2]488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两个重要方面，人们不仅承担着物质生产进而再生产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产品，也承担着精神生产进而再生产出自己的精神产品。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是社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基本形式之一。一般而言，精神生产是关于人的“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是人类特有的生命活动，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现存实践的意识生产，这是一种初级的、自在的社会心理层次的精神活动；二是基于真正的分工而出现的“有意识的精神生产”，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精神生产。而人无论是作为生命机体的形式，还是作为“具体的”历史个体的形式，以及作为社会生产的体现着的形式，都是生产的最终结果。因此，“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3]146-147

从社会生产实践来看，“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个人”是马克思精神生产逻辑形成的前提。这里的现实是具体的、有条件的，人的精神生活正是依凭现存条件而具有的有限的精神活动。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都是“从天国降到人间”，都是从臆想的东西和人出发，它们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3]133这样，它们只能在虚妄不实、抽象中建构抽象的虚妄不实，只能把目光聚焦于“哲学家的世界”，而对改变现存的世界却无能为力。因此，马克思认为，不应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界定人，只能在既定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制约下从事生产活动时，才能将人与动物相区别，具体表现如下。一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物质生产是人类赖以生成的基础，是人与猿群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二是现实的人的活动是历史考察的出发和逻辑起点。现实的人的活动构成了社会，构成了历史，所以，对历史、社会的分析和描述都必须从现实的人开始。因此，“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3]146这里现实的人毫无疑问“不是处于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3]153

从人的类本质来看来，精神生产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是人类的本质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人的生命活动总是从需要开始的，人的活动就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3]159人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来表征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延续人的生命活动及体现人的生命活动的价值。黑格尔在《美学》中指出，人“首先作为自然物而存在，其次他还为自己而存在，关照自己，认识自己，思考自己，只有通过这种自为的存在，人才是心灵”。^[4]也就是说，动物只生产自身，人除了有“肉体需要”以外，还有“肉体需要”之外的需要，即精神需要。马克思认为，人“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人不仅拥有一个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世界，还在于有一个复杂的、神秘的精神世界或心灵世界，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人的类本质是“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以特有的精神因素参与到社会生产劳动中。马克思指出，人类进行的劳动总是内含目的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5]由此可见，有意识的活动是劳动得以开展的前提，人的生命活动正是在意识的引导下自由自觉、全面地开展活动，正是这一点使人彻底地从动物中分离了出来。二是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从一开始就是社会存在物，一个人必须与他人保持接触和交往，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正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质。”^[6]三是人的生产是全面的。马克思指出：“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动物只生产自身，而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3]57也就是说，人懂得按照“种的尺度”和“内在的尺度”来进行生产，特别是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即按照人的目的性和价值性进行生产，使人的生产实践在客观规律性和人的追求的目的性上达到高度的统一。

马克思在批判吸收了黑格尔“绝对观念”和“感性直观的现实的人”等主体概念后，找到了专属于自己理论的出发点，即感性活动着的“现实的个人”。但是，马克思发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现实的个人”的生存处境并没有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改善，反而使人处于深刻的“物化”和“自我异化”状态中。那人的存在状态为什么会出现异化呢？如何才能把人从“异化”的状态中解放出来呢？传统的思辨哲学总是到思想观念本身中去寻找异化的根源，把异化归之于绝对精神、个人理性的迷误，或者归之于统治者对人性的蔑视，找不到从理想通往实际生活的现实道理，也就无法探索出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路径。黑格尔认为，异化是自我意识的自身分离，是主体发展到一定阶段分离出自己对立面的运动过程。在黑格尔那里，异化主要是绝对精神的异化，他把自然、社会的实在发展，归结为绝对精神的异化及异化扬弃的过程。马克思批判了过去的异化观，明确提出要把人理解为是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3]147因此，马克思认为，异化的真实根源在于人们自身的现实生活条件，即一定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分工和私有制。人类脱离异化的存在状态，显然不是通过在人们头脑中清除虚幻的异化观念来实现的，也不是诉诸于理论的论证，它只能是依赖于人们现实生活条件的改变，创造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消灭私有制、分工及资本逻辑等历史条件，以实现人的真正解放。

分工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产生的，可以分为自然分工和社会分工。人类第一次的真正分工是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分工开始的，“分工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不仅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这就使得“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3]162即在私有制条件下的旧式分工，使统治阶级垄断了物质和精神的生产资料，从而把持了精神生产的权利；而另一部分人即被统治阶级屈从于这种统治。这种强制性的分工不仅剥夺了精神生活的天然禀性，制约了精神全面发展的能力，而且在客观上使人的精神生活的全面发展受到抑制。在马克思看来，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不平等的分工，不仅造成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不平等，造成人与人之间的支配和被支配关系，而且变成一种束缚人的奴役性的异己的制约人的全面发展的强制性障碍性因素。因而，“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3]165由此可见，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分工必然带来许多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诸如劳动的异化，社会基本矛盾的激化，等等，从而导致人的精神生活畸形且片面化，因此，必须消灭旧式分工。

马克思指出：“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3]163在马克思看来，私有制的实质就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私有制和旧式分工是造成个人片面、畸形发展的根源，是制约精神生产发展的制度因素。因此，要使个人获得全面发展、自由发展，也必须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的社会占有。一是私有制是异化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劳动者所生产的产品被资本家所掠夺，劳动者失去自身的劳动产品，而资本家虽不参与劳动，却直接拥有和控制了劳动产品，导致劳动的异化、劳动过程与劳动者的异化、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及人与自己的类本质关系的异化。二是消灭私有制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私有制的消灭是社会经济条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当私有制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成为束缚人类发展的桎梏时，就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3]10

所谓资本逻辑，是指资本以技术理性为技术手段，以追逐利润为最大化和终极目标的自由本性。“资本逻辑是现代社会的本质与产生根源，通过资本力量的运行过程来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与历史规律，是马克思最重要的发现。”^[7]马克思透过物的表象洞察到物掩盖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出要对资本逻辑进行哲学批判，扬弃资本逻辑。资本逻辑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为人们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副作用。一是资本逻辑的逐利本性驱使生产关系的物化，破坏、毁灭一切稳定的价值秩序和基础。资本的逐利本性把一切“价值”都还原和等同于市场“价格”，使“价格”取代了“价值”，导致“价值”的丧失。资本逻辑过于注重物质利益的外在激励，驱使人们盲目地追求物质上的享受，抹杀了精神生产的人文价值引导，遗忘了人类的价值、自然价值和社会的公共价值，人的精神世界被商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和金钱拜物教所完全统治，人走向了追求纯粹物质需要的“单向度的人”不能自拔。二是资本逻辑引发人的生存危机。资本逻辑把一切关系都变成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人沦为与物无异的“现成存在者”。当“人们信赖的是物(货币)，而不是作为人的自身”时，其必然普遍地培养“败坏一切社会纲纪的，没有廉耻、没有原则、没有诗意、没有实体、心灵空虚的金钱拐骗罪”。^[2]108这些都将推动人的欲望的无限扩张，把人类社会带向不可持续发展的深渊。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自出现分工和私有制以后，人不仅在物质上出现了严重的异化，而且在精神上也被严重异化。在此情况下，人的生存和发展出现了严重危机，在各种异化的严重肆虐下，“人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6]因此，只有消除制约人的发展的一切桎梏，消除使人异化的各种社会条件，人们才能完全自觉发挥自己的潜能，获得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灵魂，也是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理论的最高境界和目标逻辑。马克思认为，与动物狭隘的本能活动不同，人不是在某种规定性上再生产自己，而是生产出他的全面性。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最终的目的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以“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这就是说，人的生产必须超越人的本能需要的局限性，生产的动力不仅仅为了满足人的本能需要的，而是为了满足超出了人的自然属性的社会需要和精神需要。随着人的需要由物质到精神的增长，人的能力的发掘也由物质生产推进到精神生产。因此，要充分施展人的潜能，丰富人的社会关系，张扬人的个性，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进行“不受肉体需要支配”的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生产活动。

人的需要是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的内在驱动力，也是理解人的活动和人类历史的重要逻辑起点。“任何人如果不同时为了自己的某种需要和为这种需要的器官而做事，他就什么也不能做”。^[8]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为了满足自身需要而进行的劳动的不同的表现形式，精神生产的存在正是为了满足人更为全面的需要。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不是为了满足直接的肉体需要的动物，而是有意识有精神需要的类存在物，精神生活是人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一是精神生产是人性发展的内在需要。马克思指出：“人双重地存在着：主观上作为他自身而存在着，客观上又存在于自己生存的这些自然无机条件之中。”^[2]491这就是说，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存在物，具有与其他物种所具有的生物性本能的相同需要，如食欲、性欲、趋利避害等本能，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命过程，必须不断地与自然界进行物质交换，从事物质生产活动。另一方面，人具有自身的内在世界，具有自身内在的精神活动。精神活动是人特有的生命活动和存在方式，人和动物的本质性区别就在于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人通过精神活动把自身从自在世界中提升出来。因此，精神生产强化了人的社会性本质，不仅满足了人性发展的内在需要，而且更使人类精神世界活动由被动变为能动，使人在自然界中更加稳固地确立自身的地位。二是精神生产是人的能力全面提升的内在需要。人的发展是指作为目的的本身的人类的能力的发展。任何人的职责、使命、任务就是全面地发展自己的一切能力。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在提高和培养人的智力、发挥人的创造能力及塑造人的道德情操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作用。人类无论是从架木为桥到摩天大楼，从茹毛饮血到富有营养的美味佳肴，还是从天然采集到基因工程制造植物新品种，从结绳记事到人工智能，都是人的智力、创造能力的表现和确证，贯穿着精神生产的创造性活动。

从马克思精神生产的价值指向来看，“追求人的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主导价值取向，是马克思主义建构其理论大厦的出发点和归宿”。^[9]在马克思看来，人的发展的本质就是人本身内在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并在这种对象化过程中不断占有自己的本质。精神生产作为人类特有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及社会生产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上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一是精神生产为人类提供科学技术，提升了改造世界的能力。马克思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其每一次巨大的变革，都推动着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提升。从石器到铁器，从蒸汽机、电力到机器人，从古代原子论到原子能、电子计算机，每一次技术革命、新技术的诞生，不仅使社会生产力在广度和深度上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而且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更多的手段，正确地把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增强了人认识自然和驾驭自然的能力。二是精神生产推动着人的精神文化素质的提高。精神生产在增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能力的同时，也推动着人的主观世界的改造，使社会的精神文明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一方面，精神文明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积极成果，不仅包括政治、法律、道德、哲学、以及科学、艺术等，还包括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形成的健康的风俗习惯、民族文化、礼仪行为等，通过优秀的精神产品的宣传教育，有助于提升社会心理，整合社会意识，凝聚社会力量，改造日常意识，调节日常行为，从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精神生产在破除封建迷信、打击宗教神学、克服精神颓废及遏制文化腐朽没落等方面起着突出的革命精神力量的作用。三是精神生产是人性的张扬和超越，是人类摆脱自然必然走向自由的重要条件。精神生产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和改造，以及对人的内心世界的规范、引导和提升，本身就体现了它对人性的张扬和超越，是人类摆脱自然必然走向自由、实现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此外，精神生产通过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及理想社会的构造，对人的精神世界和理想愿望具有重大的引导和支配作用，使人的心灵获得自由和安宁。

从社会形态的历史嬗变来看，人的精神生产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的发展过程的必然展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本身就蕴含着人的精神解放的历史逻辑。在最初的社会形态中，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由于受其狭隘的交往范围和有限的认知能力的局限，人的发展表现为原始丰富性的活动和低层次的全面。在这种情况下，人的活动和能力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和狭隘性，是不发展的、不充分的和不深刻的。在第二大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及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人的活动和能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人与人的交往联系日益普遍、全面和丰富，大大突破了人与人交往的狭隘的血缘、地域的局限性。社会上也出现了一部分人通过占有剩余产品而从物质生产活动的领域摆脱出来，专门从事精神生产活动及其他社会管理，精神生产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和进步。但是，人的活动、能力及精神生活并没有随着物质生产力的提升而改善，反而呈现出片面化、畸形化，陷入深度的物化、异化状态中。精神生产成果成为少数人的专利，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不仅主导了精神生产领域，并控制了整个社会的精神生产活动。这一情形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时代显得尤为突出。这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大发展、大机器的使用及强制性的社会分工使工人的活动更加变得片面，对劳动者来说先进的精神生产成果如科学技术等便成为“异己的、敌对的和统治的权力”。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的发展越来越片面化、畸形化，但是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成果又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条件。

马克思在从人的发展的视角深度考察了第一、第二大社会形态的基础上，揭示了第三大社会形态——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个人的全面发展趋势。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共产主义“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在这一社会形态中，精神生产无疑获得了更为充分的发展条件。一是劳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每个人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和运用，生产劳动不再是奴役人的工具，而是成为解放人的手段。二是具有充足的自由支配时间。科学技术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极大地缩短了进行物质生产所需要的必要劳动实践，人们获得了充足的自由支配时间，人们进入了一个可以充分根据自己的意愿从事生产和工作的时代。三是丰富的社会关系。高度发达的生产力促进了“人们的普遍交往”，交往的任何扩大有助于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使单个人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 发生联系，从而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能力。这些都为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客观的历史前提，使人能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

毋庸置疑，精神生产在促进人类社会发展及提升人的全面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来愈大，几乎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主导性的动因，人们的精神生活质量的高低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整体社会生活水平发展及其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我们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精神生产观作为指导，在大力发展物质生产力的同时，要高度重视精神生产力的发展，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首先，要高度重视精神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片面夸大物质生产，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过是“经济决定论”的一种表现形式，把社会生产看作是物质生产的同义语，忽视了精神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致使出现“物化”和“人的自我异化”的现象。要改变这种情况，就需要做到如下三点。一是要突出精神生产在引领、规约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上的作用。作为精神生产的主要产品——政治思想、道德、法律思想、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对人类社会发展起着指导和决定方向的作用。习近平指出：“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重要工具，是推动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我们“不断在实践和理论上进行探索、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一方面，精神产品要唱响主旋律，弘扬真善美，“努力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人民，给他们以积极进取、奋发图强的精神”。^[10]另一方面，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促进精神生产的发展。习近平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重大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重大发展，都离不开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变革和思想先导”，特别是在社会思潮纷纭激荡的新形势下，我们更加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的引领和指导作用。二是要充分认识精神生产在“两个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精神生产对物质文明的反作用，主要通过科学知识对社会物质文明起推动作用。科学知识作为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智慧发展的结晶，是“历史的有力杠杆”和“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精神文明建设的巩固提高，同精神生产的发展进步，也是紧密联系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提高，有赖于正确的舆论引导、健康的艺术熏陶、科学的思想教育及清明的政治和健全的法制。三是不断探索精神生产的特点和发展规律，调整完善社会主义的精神生产关系。精神生产的运行机制当然要受到普遍规律的支配，但是也有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和运行特点，即当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分离之后，“意识”就作为生产中的“新因素”开始循着自己的本性、依照自身的逻辑和方向对生产起“反作用”了。这就要求遵循精神生产的规律，充分认识到精神生产的经济属性和社会价值属性，在精神生产的过程中协调发展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其次，坚持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缺失”精神生产理论的“关照”，社会劳动成为物质生产的同义语，物质生产被认为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人的实践活动必须服从和遵循的“两个尺度”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被“歪曲”，使人成为物质和事物的奴隶。因此，马克思认为，“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绝不能仅仅靠物质生产领域的进步来实现。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更进一步来说，要认清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最终目标是什么，GDP、财政收入、居民收入等等是一些重要指标，但都不是最终目的，其最终目的就是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11]一是精神生产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为目的。以人为本就是要求精神生产必须为人民服务，有益于人民的创造活动，促进人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精神劳动者，必须以最大限度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日益增长的思想文化需要作为最终目的，在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守土有责”。因此，精神生产者“作为灵魂工程师，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话、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12]二是以提升人的能力发展为核心。精神生产的目的不仅仅只是生产出供人们消遣的精神产品，更为重要的是通过精神产品的启发，使人的各项能力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只有德、智、体、美、劳等各方面的能力得到全方位的培养，人们才能从根本上确立自己真正的主体地位，从而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质。

最后，推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协调发展。习近平指出，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要高度重视精神与价值观的引领，“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全国各族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改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13]一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不断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长足发展，但是也由于忽视了精神生产、精神文明的建设，一度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失衡现象，造成信仰危机和一些道德失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新生之灵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激发正能量，提升整个社会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的重要途径。二是坚持精神产品的社会效益优先原则。精神生产主要以其优秀健康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精神生活的客观和主观需要。与资本主义精神生产主要以经济效益为目的不同，社会主义精神产品必须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高尚的丰富多彩的精神需求为目的，避免一味地追求经济效益而成为市场的奴隶。

总而言之，马克思关于“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关于精神生产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地位和作用的重要论述，给现时代克服精神生活的物化问题及破解精神信仰危机，实现精神生活的现代性转换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上的指导。中国共产党的十八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协调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新理念，关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的新举措，关于实现“两个百年”目标的治国理政的新思想，已经吹响了克服人的异化，促进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和谐发展，实现人类本质的彻底解放的总号角。有理由相信，通过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通过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积极建设，通过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的超越和重构，当代中国一定能走出现代性物化时代的精神焦虑和迷茫的困境，建构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