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老龄化进程不断加快，并且由于受到“养儿防老”传统观念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老人离开家乡，随子女到异地生活，帮子女带孩子、做家务，形成了大量老年人口随子女流动的现象。随迁老人没有迁入地的户籍，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而且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不能很好地适应社区生活，融入社区。本文以深圳L社区的随迁老人为研究对象，从社会工作的角度分析随迁老人在社区生活的适应状况，探索使他们尽快适应城市生活、融入社区的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一、 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深圳老年人口呈井喷式增长，“银发浪潮”日渐逼近。其原因有两点：一是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区开创初期的青壮年陆续已届退休年龄，数十万开拓者将在同一时期踏入老龄化阶段；二是随子女南下的常住老人逐年增长。据深圳市统计局数据所得，2014年末深圳市常住人口为1 077.89万人，非户籍人口为745.68万人，占69.2%，且外来人口呈逐年增长趋势。^[1]截至2015年12月，全市60周岁以上常住老年人口总数达119万多人，占比全市总人口的6.6%；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总数为23万多人，占户籍总人口的6.9%；60周岁以上非户籍常住老年人口总数达95万多人，占非户籍总人口的12.7%。^[2]移民城市的城市特点使深圳一夜之间迈入老龄化社会阶段。

深圳市L社区是外来务工较为集中的城中村，据调研，该社区约有来深建设者4万人，其中随子女来深居住老人约为5 000人次。^①安老、养老、敬老是我国“百善孝为先”传统文化的重要表现之一，^[3]许多务工人员在深圳找到谋生方式后就会把父母从家乡接来身边生活，共享天伦之乐。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年人形成了深圳随迁老人大军。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是为子女煮饭带孩子，偶尔做做手工赚钱补贴家用，平时很少出门，与外界的联系较少。他们休闲娱乐的主要方式就是在家看电视，几乎没有其他的休闲娱乐活动。60%的受访老人表示生活较为单一，有时会孤独；90%的受访老人表示对居住社区了解很少，很少出门与人交流；70%的受访老人表示不愿意长久在城市居住，更希望可以回到农村老家生活。^②随迁老人离开自己生活了几十年的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面对全新的生活环境和人际交往圈子，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入困境。因此，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工作方法和理念促进随迁老人更好地融入社区，是很有必要的。^[4]

①②2014年6月通过在深圳市L社区对社区居住人口进行随迁老人调查获得相关数据。

二、 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现状

社会支持理论强调人在社会环境中的感受，重视人对环境的适应以及人对周围环境资源的利用，在社会工作的实务中形成了社会支持、社会网络等若干概念，并得到广泛应用。^[5]随迁老人是否拥有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是其融入城市社区的关键。当老人无法通过与他人互动形成良好的社会关系网时，就会产生无力感。而这种无力感容易使人妄自菲薄，缺乏信心，影响人际交往，从而出现社区适应和融入困难。社会工作介入的前提是要充分了解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现状。本文对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现状以城市融入意愿的测量数据来体现，主要从闲暇时间利用、社区居住意愿、社区活动参与度、社区情感认同和社会关系排斥^[6]五个维度进行分析。

(一) 闲暇时间利用

闲暇时间指人们在劳动时间之外，除去满足生理需要和家庭劳动需要等生活必要时间支出后，剩余下来可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通过问卷调查和个别访谈得知，L社区随迁老人的主要任务是帮子女照顾孩子、接送孙子上学、帮忙做家务，除此之外，其余时间都是空闲的，总的来说闲暇时间是比较充足的。同时，随迁老人在劳动与生活作息方面与城市居民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农村的人际交往主要是以地缘关系、乡土意识为基础结成的社会关系网，同一个村子的人往往都是相互认识，经常来往的；而城市生活却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快节奏和多元化生活，人与人之间的防备心比较重。由于对城市社区缺乏充分的了解与沟通，随迁老人很难在短时间内结成新的社会网络。远离了旧的生活圈子，新的生活圈子又难以建立，这极大地影响了随迁老人的交往活动。大部分老人的空闲时间是以看电视或听收音机的方式消磨掉，缺乏社区人际交往，闲暇活动单一，范围狭窄。

(二) 社区居住意愿

居住意愿指的是随迁老人在城市一直居住下去的意愿。调查发现，L社区大部分老人移居城市主要是帮子女带孩子、做家务，减轻子女的负担。在被问及是否愿意在深圳一直居住下去时，A老人表示：“不可能的，在这里没有熟悉的邻居，还是在老家比较自由自在。等到孙子大点，我也就回老家啦。”还有一些老人表示看病贵、报销难是阻碍他们长期在城市居住的主要障碍。由于他们没有深圳户籍，所以不能享受医疗保险，医疗费用主要是依靠自费或者农村合作医疗保障，但异地报销比例少之又少，且报销流程十分麻烦。在社会福利与户籍挂钩的制度下，随迁老人往往无法享受迁入地的优惠政策；同时由于常年在外，老家的优惠政策也难以享受，处于一种“两边不靠岸”的尴尬境地。虽然也有一部分随迁老人表达了长期在城市居住的想法，比如，C老人表示：“在这里已经住了七八年了，生活比较方便。老家的亲戚也基本都搬出来了，所以不打算回老家了。”但总的来说，大部分老人在城市定居的意愿不高。

(三) 社区活动参与度

对城市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反映了随迁老人对社区生活的认同。根据调查发现，L社区的随迁老人基本不会主动参加社区活动。

想参加啊，可是社区的活动都是针对城里人的，我在老家就是干农活的，哪会他们城里人的下象棋、打球的活动，何况有些老人的话我也听不懂，玩不到一块儿，没意思。(A老人)

不想参加，在这里也不会住很久，明年不知道儿子又会搬到哪里去，跟他们都不熟，没话聊。(C老人)

由此可见，随迁老人社区活动参与积极性不高的原因主要有三点：一是他们文化程度不高，没有接触过城市的娱乐活动，难以融入其中；二是社区活动设置不合理，没有很好地考虑社区居民的喜好；三是他们始终把自己定义为外地人，没有归属感。

(四) 社区情感认同

美国耶鲁大学的社会学家萨姆纳用内群体和外群体来描述一个人的群体归属和群众意识，强调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是以内群体为中心的，成员具有情感认同和强烈归属感；外群体指内群体以外的所有社会群体，人们对其一般持排斥、厌恶、仇视等心理。^[7]通过调查了解到，随迁老人虽然在L社区生活，但是对L社区很难产生情感认同。他们并没有把自己归为社区的内群体，始终认为自己是乡下人，跟城里人是不一样的，时常感到强烈的“无力感”和“边缘感”。这一方面是因为随迁老人是农村户籍，深圳的许多福利都有严格的户籍限制，户籍的差异让其难以真正以主人翁的心态融入到社区中；另一方面，随迁老人虽然居住在城市社区，但是由于生活习惯和文化程度的差异让其很难融入到城市社区的内群体中去，他们的日常交往对象往往是同样来自外地的随迁老人。^[6]随迁老人在内心深处还是没有把城市社区当成自己的家，而是认为自己只是一个“过客”，他们的归属感和社区身份认同很低。

(五) 社会关系排斥

社会关系排斥是指个体被排斥或孤立在某一社会群体之外。就随迁老人而言，其在城市社区的关系网是呈弱嵌入性的，过往的社会关系渐渐断线，邻里关系需要重建。城市邻里之间相互不认识且防备心太重，给随迁老人造成巨大的心理落差，使其无法适应城市快节奏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据访谈，L社区的随迁老人日常交流最多的对象是其子女，但是子女因为上班早出晚归，交流的时间也极其有限。此外，随迁老人日常交往比较多的则是与其身份相同的外来随迁老人。费孝通先生的“熟人社会”指出，在这一熟人社会的图景里，人们从熟悉获得信任感，获得可靠性认可，以及对行为规矩的身体化遵守。中国社会的内核始终是一个以血缘或亲缘关系为纽带的“面对面的社群”或“圈子社会”。^[8]因而，同是来自外地的居民往往会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更容易走到一起，形成日常交往的关系网，从而影响了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

因此，有必要对随迁老人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行改造和重塑，在社会支持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干预个人的社会网络来改变其在个人生活中的作用。特别是对那些社会网络资源不足或者利用社会网络能力不足的个体，社会工作者通过给予随迁老人必要的帮助，扩大其社会网络资源，提高其利用社会网络的能力。

三、 社会工作介入策略

社会支持是指社会对社会弱势群体及生活有困难者所提供的无偿救助和服务，^[9]主要包括正式支持和非正式支持两个系统。正式支持系统主要是指政府、社会组织团体、社区的支持；非正式支持系统则主要指来自个人层面，包括家庭、邻里和亲友等方面的支持。随迁老人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他们进入城市生活，在帮助子女打理家务和照顾孩子的同时，解决自身养老问题。但是随迁老人在城市社区中闲暇时间的安排较为单调，甚至有些随迁老人在城市生活的全部内容就是带小孩和做家务，难以形成自己的人际交往网络，较少参与到城市社区活动中。对于自己所生活的社区，随迁老人明显地表现出归属感缺失和心理认同不足等问题。为了促进随迁老人更好地融入社区，在社会支持理论的指导下，社会工作者应该从正式支持系统和非正式支持系统两个层面帮助他们建构和完善新的社会支持网络，更好地融入社区，适应城市生活。

(一) 正式支持系统 1. 政府支持

随迁老人大多数没有随迁地户籍，因此很多福利无法享受，并且大多数没有退休金和低保，主要靠子女赡养。社会工作者扮演着政策的宣传者和倡导者的角色。^[10]政策的宣传者就是指要及时宣传有关于随迁老人的各项福利政策，避免部分随迁老人因信息不通畅而错过申请所导致的不能享受相关福利的现象。政策的倡导者就是指要及时向政府反映随迁老人的问题，消除城乡政策性歧视，为随迁老人争取平等、公正的保障机制和制度，如简化医疗保险异地报销的手续流程，争取更多如公交车免费优惠等城市公共服务资源，使随迁老人受到更为公平的对待。

2. 社会组织团体支持

深圳市自2011年推进社区服务中心以来，有98%的社工服务是由社工服务机构来承办的，截至2016年5月，全市共有约2 700名社区社工，另外还有一批原有的社区工作人员也加入到社区服务当中。^[11]目前，深圳的社区服务中心已易名为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硬件资源不断加强，全市的社区服务、社工服务的规模总体上呈增长趋势。社区服务也得到相关主体的认可和高度评价，越来越被社会大众所了解、接受和支持。例如本文中，社会工作者以社会组织团体的“倦鸟有巢——随子女来深中老年社区融入”项目为依托进入L社区，设计多种类型、多种形式的活动，力求促进随迁老人的社区融入，达到项目要求。

3. 社区支持

深圳市财政对于社区建设历来十分重视。每年市、区两级对社区居民投入至少20亿元人民币，^[11]其中相当一部分用于社区服务专题项目建设。2016年新出台的《关于推进社区党建标准化建设的意见》指出，每个社区的服务阵地最少要达到400平方米的面积。^[12]这有利于增加服务人员数量，丰富服务活动内容和服务项目。社会工作者可以运用社区社会工作方法，注重提高随迁老人的社区活动参与性，倡导随迁老人与原住居民的互动，以改善关系，促进社区融入。社会工作者还可以通过整合社区资源，为随迁老人增加参与社区活动的机会，如成立老人自治小组，为社区发展出谋划策，并发掘和培养社区带头人和草根领袖，让随迁老人自主管理，增强信心，发挥潜能，获得成就感和存在感，增强其主人翁意识。^[13]

(二) 非正式支持系统 1. 家庭支持

随迁老人的子女多为工薪阶层，每天上班早出晚归，与随迁老人交流较少。而且由于随迁老人流入随迁地后无收入来源，以往的家庭父母权威发生转变，家庭决策主要听子女的。这些给随迁老人造成与子女交流沟通时间较少且心理难以调适的困境。社会工作者运用个案介入的方法，通过实地入户走访，了解随迁老人的家庭结构和家庭沟通方式，与他们及其子女建立关系，帮助他们增进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理解，使他们能够换位思考、相互体谅、破除隔阂、消除矛盾、缓和家庭矛盾、整合家庭资源，使家庭支持成为随迁老人城市融入的坚强后盾。

2. 邻里和亲朋好友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随迁老人若能与邻居相处融洽，平日里就可以相互串串门，拉拉家常。社会工作者可以根据随迁老人的爱好设计多种形式的小组活动，如爬山小组、绘画小组、广场舞小组等，以此促进随迁老人走出家门，多与社区邻居交流互动。此外，鼓励随迁老人多与同城的亲戚来往，相互探访，在增进彼此感情的同时，也可以丰富随迁老人的日常生活。

四、 社会工作介入过程与服务效果评估 (一) 社会工作介入过程

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和社区社会工作三大社会工作传统方法，是社会工作整合随迁老人社会支持网络的主要方法。^[14]个案社会工作主要采用认知行为治疗模式改变随迁老人自我认同感低、把自己当作城市过客的错误认知，帮助他们主动寻找社交资源；小组社会工作是将有共同爱好或共同需求的随迁老人组成小组，在互惠互助中解决问题，促进自我实现；社区社会工作要求社会工作者整合社区资源，提高随迁老人参与社区活动的积极性，从而获得更多的正式支持。

1. 个案社会工作

个案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基本方法之一，它以个人或家庭为服务对象，对个人或家庭提供心理调整和环境改善等方面的支持和服务。^[15]在社会支持理论视角下，个案社会工作主要针对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开展工作，社会工作者在入户走访的过程中，针对随迁老人的特殊问题提供个案介入。如社会工作者在L社区入户探访的时候，发现李奶奶认为自己地位低下，跟城里人不是同一个层次的人，他们会看不起自己和嘲笑自己，因而不想出门，也不想参与社区的活动。这显然是非理性的观念。社会工作者以案主自决为原则，在案主同意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个案介入，采用认知行为模式中的理性情绪疗法，通过直接的、面对面的沟通方式，引导案主发现自身的价值，如在城市照顾孙辈、做家务可以让子女安心上班等，使案主正确认识自己，提升自我认同感，从而打开心扉，多与家人、邻居、亲朋好友交流沟通，增强案主的非正式支持系统。

2. 小组社会工作

小组社会工作是一种专门的社会工作方法,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协助与小组成员的互动互助,使参加小组的个人获得行为的改变、社会功能的恢复与发展,并达到小组目标，促进社区和社会发展。^[16]社会工作者承担着小组倡导者和组织者的角色，注重随迁老人与社区环境的融合，增强随迁老人社区“主人翁”的归属感。他们运用小组社会工作方法，组织社区内有共同爱好的老人开展多种形式的小组活动，从而完善随迁老人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增强其城市融入。L社区的小组社会工作实践如下。

(1) 建立“一家亲老年会堂”自助互助组织。将随迁老人组织起来，帮助随迁老人了解社区及周边环境，使其顺利适应社区生活；链接社区及社会公益资源，开展各类兴趣娱乐活动，吸引随迁老人走出家门，使其在接触新事物的同时锻炼身体和脑力，丰富他们的老年生活，帮助他们建立社会支持网络，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他们可以到会堂参加舞蹈、生日会、游园会等活动，还可在老年会堂分享自己的经验、经历，通过交流、学习，利用人际互动来推动随迁老人的社会适应。“一家亲老年会堂”成为随迁老人定期聚会、自助互助及社区共融的载体。

(2) 开办常春藤舞蹈工作坊。由志愿者舞蹈老师教授健康操、广场舞，吸引随迁老人走出家门，参加社区活动。这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充分利用闲暇时间，充实精神生活、锻炼身体；另一方面也可以使他们加强人际交往，消除心理隔阂，快乐健康地生活。

(3) 开办“老有所为”创收手工坊。调查发现，随迁老人有增加经济收入的需求。大部分随迁老人具有独立自强的个性，不希望成为子女的负担，希望自力更生，具有一定的工作能力和工作意愿。社会工作者开办创收手工坊，开设丝网花、橡皮泥玩具等手工课程，联系志愿者手工师傅免费教老人做手工，与爱心商家接洽，联系原材料供应渠道和新产品销售渠道。创收手工坊没有将随迁老人定义为弱势群体，而是从赋权和优势视角角度，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帮助其发现自身价值。此举在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为随迁老人提供相互交流的平台，提升了其自我认同感和价值感，促进随迁老人更好地融入社区。

3. 社区社会工作

近年来，深圳市政府不断改进社会管理模式，创新社工服务的购买方式和服务形式，促进社工服务的项目化运作，实现资助方的多元化及社会大众的广泛参与。社会工作者发挥资源链接者的作用，协调社区资源，组织社区活动，提高随迁老人的社区活动参与度，如建立随迁老人志愿队伍，发挥老年人的余热，以及成立社区发展小组，为社区建设出谋献策，实现老有所为。此外，社会工作者还扮演着政策倡导者的角色。转变运营思路，增强自我造血功能是新时期社会工作发展的大趋势。社会工作者从服务对象的需求出发，成立冠名基金，提升“造血”能力，撬动社会公益资源，以项目化运作的形式来吸引社会资源，呼吁社会共同关注随迁老人这一群体，顺应了社工服务发展的趋势，营造了共同参与的社会公益氛围。

(二) 服务效果评估 1. 过程评估

2015年冬至，为了促进交流，构建和拓宽随迁老人的社会支持网络，L社区的社会工作者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包饺子活动，通过1分钟之内擀饺子皮最多为胜的擀饺子皮比赛和1分钟之内包饺子最多为胜的包饺子比赛，增进了社区随迁老人之间的交流,帮助他们融入社区。以下是活动结束后，社工对服务对象进行现场采访的对话节选。

阿姨，您对这次活动满意吗？(社工)

很不错，很热闹，反正我们闲着也是闲着，冬至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在我们老家都是吃饺子，没想到在这里也可以吃到自己亲手做的饺子。另外平常大家伙儿都没有很好地聚在一起玩，这次活动让我们认识了许多朋友，感觉像回到了以前在村子里那种热热闹闹的场景了。(A老人)

阿姨，您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建议或者看法吗？(社工)

建议倒不敢说，我觉得应该多组织一些这样的活动，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参与，也会更有激情和热情。我们有了与大家伙儿沟通交流的平台，就不用老是憋在屋子里，可以结交更多的朋友。(B老人)

2. 终期评估

为了了解项目的开展效果，笔者针对L社区的服务对象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制定了目标达成度评估表，如表 1所示。

随迁老人认为这些活动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了社区，对未来的生活和发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具体来看，每一个目标中比较同意和十分同意的比率合计如下：62.29%的随迁老人认为自己对这个城市的归属感有所提高；52.46%的随迁老人表示自己愿意尝试留在城里生活；65.57%的随迁老人表示社区组织的活动有利于自己更好地在城市生活；68.85%的随迁老人表示通过活动，幸福感提高了；70.49%的随迁老人感到自己是一个有贡献、被需要的人。从效果评估分析来看，项目预期目标得到实现。第一，帮助随迁老人正确认识自己，避免妄自菲薄，有效地提高了随迁老人的自信心，使其精神生活更充实。随迁老人在迁入地的社会支持网络得到构建和完善，家庭关系融洽、和睦，积极参与社区活动，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生活，切身感受到城市发展的人文关怀和现代文明，同时也有利于缓解我国日益严峻的农村养老问题，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第二，通过组织随迁老人参加社区活动，在结识朋友的同时又能发挥自身能力，为社区建设出谋划策，在参与的过程中有所学、有所乐、有所为，增强了随迁老人的价值感、成就感和主人翁精神，提高了其老年生活质量。

社会工作以助人自助为基本原则，强调从具体问题入手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有力手段之一。^[17]具体到L社区随迁老人社区融入问题，从随迁老年人多元化的需求出发，帮助他们建构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其适应环境的能力，促进其融入社区，提升其生活质量，对于探索我国新型的养老模式具有借鉴意义。此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培训领袖、成立创收工作坊管理小组、成立冠名基金、提升自我“造血”功能等措施，具有较强的可持续性和发展性，符合社会工作服务“自我造血”的大趋势，对未来政府与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合作开展社会服务具有较强的借鉴与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