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与文献回顾

经过20余年的发展，作为我国基层治理创新模式的网格治理已成为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的关键途径。各地的网格治理实践探索了多样化的特色做法，其中社会工作与网格治理的结合无疑是一个重要方向。社会工作以其专业优势有效应对基层治理中长期存在的居民需求回应不足、治理“内卷化”“悬浮化”等问题。社会工作如何在基层治理中有效融入，促进其专业合法性与自主性的发展，不仅需要通过持续的实践探索来实现，也需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和思考。

学界对网格治理的探讨多聚焦于从“网格管理”向“网格治理”转型，强调从管控到服务的理念转变与多元协同的权力机制重构^[1]，多地实践印证了这一转型的可行性。上海市X区通过“理念共生、信息共享、多元共治”的协同机制，将居民与社会组织纳入治理网络。^[2]深圳市Z街以“网格化管理 社会化服务”项目为载体，将行政逻辑转向社会需求导向，使网格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纽带。^[3]近年来，数字技术深度赋能与党建引领强化，推动网格治理进入智慧化协同新阶段。“党建+网格”模式通过资源下沉与群众动员，实现治理绩效最大化^[4]，而数字平台的应用则推动治理精度与响应效率提升。^[5]但技术赋能也带来新挑战，数字归责机制导致基层负担加重，技术工具与治理价值失衡问题凸显。^[6-7]同时，尽管多元共治已成为共识，但网格治理仍未突破“政府主导—社会配合”的惯性逻辑，形式协同难以改变行政吸纳社会的实质。^[8-9]另外，网格治理的服务功能虽不断强化，但供给方式仍延续自上而下的逻辑，难以回应居民的差异化需求。^[10]这种同质化供给的背后是对基层社会人情温度与关系网络的忽视，而这恰恰是增强治理黏性的关键。^[11]

现有研究表明，网格治理的深层矛盾源于对社会属性的忽视，治理不仅是技术与制度的组合，更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重构。而专业社会工作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日益凸显出独特优势。如在社区矛盾调解中，社会工作者的同理心沟通技巧可有效化解邻里冲突，这是行政手段难以替代的。^[3]上海、深圳等地的实践表明，社会工作介入网格后，居民社区参与率提升30%以上，且参与深度从“配合执行”转向“主动议事”。^[12]又如在数字网格中引入社会工作方法，既能通过需求评估来确保技术应用的针对性(如为老年人设计适老化服务界面)，又能通过情感支持来弥补技术的冰冷性(如网格员兼顾数据收集与心理疏导工作)，实现技术工具与治理价值的平衡。^[10]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的专业融入成为网格治理转型的重要探索方向，但现有研究存在局限性。其一，多聚焦于宏观模式描述，对社会工作介入网格治理的微观过程(如专业方法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探讨不足；其二，对“社会工作化”的内涵界定模糊，未能明确其与“行政化”“本土化”的边界；其三，缺乏对实践逻辑的系统性提炼，难以揭示社会工作与网格治理融合的深层机制。基于此，本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基层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具体实践样态是什么？其内在实践逻辑如何？

二、理论基础、核心概念与研究方法

(一)理论基础

在西方社会理论中，布迪厄等理论家力图超越结构与行动的二元对立，提出了以实践为基本范畴的实践理论。布迪厄通过惯习和场域的概念，消解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二元对立，实践逻辑体现为实践感，时间性、紧迫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构成了实践自身特有的逻辑，实践逻辑具有不可言说和多变的可能性。实践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是指实践逻辑是“先于认知的”，是在“前对象性的、非设定性的层面上运作”。^[13]而这些表现出实践逻辑的不可言说和多变的可能性。布迪厄试图捕捉没有意图的意向性与没有认知目的的知识，捕捉行动者通过长期沉浸在社会世界中，而对其所处社会世界获得的下意识的把握能力，捕捉那些能够界定人类实践的东西。实践逻辑在个体行动层面被理解为实践感，即在一个场域中的行动者作为积极并有获知能力的个体，会按照一种偏好、规则和感知组成的行动框架来行动。从关注规则到关注策略的转向可以帮助我们把握实践的特性。总的来说，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关注的是实践过程本身，以及实践过程中未表达清楚的逻辑。^[14]

布迪厄侧重于考察结构对实践(行动)的影响，而夏兹金等更强调实践的过程意义^[15]，关注行动者由基本理解转向共通理解的过程。他们将实践看作一组做与说的行动，并将实践的核心要素归纳为三部分：理解、规则、目的性情感结构。行动者的具体行为深受其内在信念、希望等情感因素的影响。^[16]舍恩从更加具体、微观的视角突出行动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强调行动中反思在实践中的重要作用。^[17]46-48舍恩将实践者称为实践脉络中的“研究者”，认为实践者能够对独特的、不确定的情境进行反映，反映的内容包括实践背后的规范与评价、行为模式中的策略与理论、实践情境所引发的感觉与自我角色等。^[17]57-58舍恩提出的反思性实践，其目的在于促进人们对专业行动中的“内隐知识”进行反思，以实现专业知识的积累和专业效能的提高。在专业实践中，通过对行动的反思来揭示行动本身、隐含在其中的直觉性知识、行动的结果及其之间的关系。而对内隐知识的反思性实践，可以将实践活动中的耦合因素和权变性因素转变为能够被阐明的专业知识来源。“现场框架实验”是反思性实践十分重要的步骤。这一基本结构包括基于现场情景提出框架设定或者命名问题，以及跟随实践进程在现场来检验对问题的框架设定。这样的框架实验不同于严格控制变量的实验室实验，而是在情境变动性较强的情况下，检验问题设定的框架是否能有效地回应现实情景。

上述实践理论为探讨基层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提供了非常契合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布迪厄强调的实践具有紧迫性、模糊性和不确定性等特征，就充分体现出在基层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实践过程中，涉及“政府—社会”力量或者“行政—专业”话语之间的交融和碰撞。该过程不是政府行政性命令的单方面“控制—调适”的二元逻辑，而是多方合作并根据情境来使用实践智慧，寻求政府刚性制度的管理和社会工作化的柔性处理之间的互构逻辑。该逻辑可以进一步划分为情境性逻辑、互构性逻辑和知识使用逻辑，而本研究的案例分析将在此基础上开展。同时，夏兹金、舍恩等关于实践过程中的共通理解、行动中反思，有助于更细致地揭示基层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实践逻辑与实践机制。

(二)核心概念

本研究提出的“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概念，并未超越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理论架构。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是指在政府购买服务的背景下，通过政府对社会工作的授权，将社会工作的理念、方法和专业人员融入网格治理中，从体系、技能、理念等多个方面对网格治理进行了全面改造，以提升网格员的工作能力，构建更加完善的社区网格工作体系，推动网格服务的专业化和高效化。在此过程中，专业社会工作在网格治理内容和方法上发挥主导作用，在“适应—融入—连接—共进”的专业介入到融合发展的过程中深度嵌入地方基层治理体系^[18]，使网格治理与社会工作相融合。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有四项核心验证标准。第一，理念与方法融入。网格治理需体现社会工作核心理念(如生态系统视角、优势视角)，并应用专业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第二，专业主导性。社会工作者在方案设计、能力培训、服务优化中承担主导角色，而非辅助行政。第三，三维改造成效。治理体系(需形成专业协同的网格架构)、网格员能力(需具备社会工作基础技能与职业认同)、服务供给(需从行政任务导向转向居民需求导向)均实现转型。第四，泛行政化消解。社区服务中行政任务占比下降，居民参与度与需求响应精度提升。

必须强调的是，这里的“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概念基于两个客观现实。首先，我国的基层网格化管理体系尚待完善，网格员的职业和专业知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虽然网格员这一职业群体早已存在，但直到2020年，城市管理网格员才被国家正式认定为一个新兴职业。尽管地方政府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对网格员的招聘、评估、团队建设等方面进行了部分实践性探索，但这些探索都是局部的，缺乏宏观政策指导和制度推动。鉴于社会工作在社区治理领域所展现的成熟专业技能和实践成果，本研究案例中的C市S街道尝试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引入专业社会工作的方法、技术、理念、价值等元素对辖区内的网格治理体系进行全面改革，旨在将分散、低效、非专业的网格治理实践转变为整合、高效、专业的类社会工作化实践。其次，我国社区呈现出脱嵌现象，即脱离其原始状态，偏离“如其所是”的运行轨道。社区本质上是嵌入社会的，但作为政府行政力量下沉和与社会组织互动的空间，社区仍具有泛行政化特点。在讨论社会工作的社区嵌入时，社区通常直接被归入政府的框架体系，由此简化成了政府和社会工作的二元分析结构。在本研究中，社会工作化的过程需要关注的主体包括基层政府、社会工作机构(社会组织)、社区，三者之间存在复杂的互构嵌入关系。在这三类主体中，当社会工作机构在政府行政框架下获得了充分的专业自主(知识、技能、价值等)，并将其嵌入社区的网格体系后，就能实现网格治理与专业社会工作的深度融合，从而提升网格治理与服务的效能与精准性。同时，社会工作介入政府和社区可以有效消解社区的泛行政化特征，从而促进社区回归社会。因此，社会工作化成为基层治理创新探索的题中应有之义。

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上述现实，社会工作对网格体系的融入和主导可能会被视为一种“专业入侵”或“专业霸权”，社区网格员在政府行政话语和社会工作专业话语的双重介入下，容易出现被动失语现象。但从目的论来看，社会工作化本质上是依靠成熟的社会工作专业体系对社区网格职业体系的专业助力，这是社会工作从“助人自助”到“助职业自助”的一种体现。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2022年2月至2023年10月第二作者对C市S街道实施的基层网格治理创新项目的深度参与和调查，主要采用行动研究范式。下文的数据资料若无单独说明，均为调查所得。行动研究突破了“研究者—被研究者”和“实践者—被服务者”的传统界限，与项目利益相关的个人或群体不再是纯粹被动的研究对象，研究者与相关行动者合作来共同研究相关议题，推进项目实施。本研究的第二作者作为项目执行者之一，全程参与了整个项目的策划与实施，为细致探讨基层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实践样态和实践逻辑建立了基础。

在资料搜集方面，本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法。第二作者对参与项目的社会工作者(包括专职社会工作者、督导、教授等)、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科室负责人等)、试点社区工作人员(包括专职干部、网格员等)以及社区居民等23位访谈对象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以获取第一手资料，了解各方对项目的实际感受和观点，并进行话语分析。访谈对象的基本情况见表1。

三、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实践样态：从进场定位到专业赋能

C市S街道下辖7个社区，大约有28 980户、66 010名居民。针对基层网格治理中存在的治理体系不完善、权责界限模糊、网格员服务能力不足、服务资源缺乏有效整合等问题，以及居民需求复杂性带来的挑战，S街道持续寻求推进治理体系建设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途径，创建了旨在建立高效网格治理体系的“全科雁阁”项目。在“全科雁阁”项目构建中，S街道划分了“头雁领航、雁阵网格、雁聚而栖”三个层面，分别体现了党建引领作用、四级网格治理体系以及多方主体协同治理理念。该项目的核心策略是吸纳专业社会工作，以健全网格治理体系、提升网格员能力、优化网格服务，从而提升网格治理效率，更好地满足居民需求，提升社区活力。由此，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成为S街道和相关参与方共同认可的探索性项目，各方通过接触、互动、赋权，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推动项目进展，并呈现出独特的实践样态。

(一)进场基础：对社会工作的“前认知”

面对网格治理的挑战，S街道希望借助社会工作专业力量来改善网格管理。这一策略基于政府、社区和居民对社会工作先前的了解(前认知)。这种“前认知”降低了社会工作介入的障碍，并促进了社会工作与相关参与方的融合，这主要源于三个方面。

一是S街道2020年设立的“阳光基金”对专业社会工作的吸纳。该基金是C市首个街道级社区治理专项基金，旨在整合社会资源，服务范围涵盖医疗救助、就业支持、社区活动等多个领域。专业社会工作的引入有效促进了基金的高效运行与社区服务质量的提升，显著增强了居民的参与意识与社区活力。通过与社会工作的互动合作，街道、社区和居民对社会工作形成了前认知，这为社会工作在网格治理中确立专业主导地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是社会工作常规项目的驻地背景。在推行网格治理体系改革之前，S街道的某些社区根据自身需求购买了定制化的社会工作服务或邀请社会工作者入驻。例如，X社区与L中心携手合作，为居民提供医疗相关服务；S村社区举办了面向青少年的社会工作活动；J村社区依托专业社会工作开展老年服务项目，创建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这些项目提升了社区居民对社会工作的积极评价和认可度。

三是政府工作人员对社会工作专业的认知和认可。党和国家关于大力发展社会工作和政府购买社会工作服务，推动了基层政府对社会工作的吸纳和认知。S街道将社会工作者职业资格证(以下简称社工证)纳入社区工作者职业考核体系，S街道党工委书记、街道办主任及民政社事办主任，均高度认可社会工作专业。

政府、社区工作人员、居民对社会工作的前认知都源于社会工作积极融入当地社会体系和治理实践，从而构建了社会工作的合法性基础。

我们街道的社会工作开展得相当不错，在基层治理服务方面展现出了明显优势。居民有诸多客观需求，关键在于如何发现这些需求并将其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服务。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能够发挥关键作用。(访谈记录：01TJ)

我努力考取了社工证，并掌握了一系列相关知识。我们积极鼓励社区工作人员获取这项证书。目前，网格员的工作任务繁重且缺乏系统性，学习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和技能有助于提升其职业素养。(访谈记录：02TY)

(二)角色定位：社会工作的“话语”建构

要融合社会工作的专业性与网格治理体系，关键在于赋予社会工作必要的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既体现在项目实施中社会工作的角色定位上，又依赖于社会工作与政府、社区及相关参与方的互动方式。

1.行政赋权下的专家与类似政府工作人员身份

在我国基层治理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一般兼具专家与类似政府工作人员的双重身份。在S街道网格治理创新项目中，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社会工作者团队担任了“专家+专员”的角色，负责项目规划和执行决策。专家角色在项目的方案策划、实施以及成果输出、质量控制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专员角色使社会工作者在执行决策和汇报工作时展现了类似政府工作人员的特质，例如在网格员培训中担任政策宣传者角色。

你们(社会工作者)的课程体系非常完善，充分体现了专业性。但是，除了传授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外，建议每两周或每月为网格员安排一些党建课程和政策精神宣讲课程。同时，结合各科室的具体需求，设计一些关于科室职能下沉的课程。你们要提前与街道办的领导就相关问题进行沟通，并做好汇报工作。(周工作会议记录：02TY)

在整合网格治理服务事项包的过程中，街道办指定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承担全权责任。依据C市的相关规定，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必须结合其职能和服务项目，构建一个全面的服务事项体系。这需要社会工作者与街道各科室负责人深入交流，确保服务事项的可操作性和可执行性，同时要体现社会工作的融合性。此外，社会工作者还需将事项包转化为信息系统操作语言，以便Y信息公司进行系统开发。在持续提供细化需求的过程中，社会工作者作为系统购买方拥有一定程度的行政话语权，体现了类似政府工作人员的角色身份。

最初，我(信息公司人员)误以为你们是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因为合作事务都是与你们直接对接。我之前对社会工作者的理解并不明确，把你们当成了街道办下属部门的工作人员。尽管经过多次会议和合作，我对你们的工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仍然感觉你们的工作似乎带有政府机构的色彩。(访谈记录：23CQ)

2.专业赋权下的教育者与伙伴身份

作为基层治理的基石，网格员的社会工作化是S街道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关键。这具体展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强网格员的专业社会工作技能和意识；二是将网格员作为服务对象，致力于解决其职业难题，并提升其职业认同。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工作者扮演教育者和合作伙伴的双重角色。

首先，作为教育者，社会工作者定期为网格员提供多样化的培训，内容包括社区探访、问题诊断、特殊人群分析等。网格员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在社区基层网格工作中的应用效果给予了正面评价。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不仅为网格员提供了明确的工作指导，还帮助其建立了清晰和系统的专业认知框架。

专业社会工作知识的学习拓宽了我的视野，我尝试用专业方法指导社区网格工作。(访谈记录：06ZYH)

培训后，我对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有了初步了解。虽然理论知识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是为我指明了方向，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更有效地服务居民。(访谈记录：07LXY)

培训中我学到了很多社会工作的理论知识与专业的助人技能，这些技能对实践非常有用。(访谈记录：11ZQQ)

“全科雁阁”项目以人为本，给我带来的帮助远大于工作变动可能带来的不安和疲惫。(访谈记录：07LXY)

其次，作为合作伙伴，社会工作者及时协助网格员处理角色适应和职业倦怠问题，降低行政和体制性特征的影响，减轻其工作压力。社会工作者在组织的“认识自我”“建设家园”等小组活动中，运用优势视角、“镜中我”、生态系统、情绪ABC理论等方法，帮助网格员反思职业实践，舒缓工作中的负面情绪，有效提升了其职业认同。在S街道网格项目改革中，网格员的反馈意见对项目和政策的改进至关重要，但考评和科层体系的压力可能阻碍他们表达真实意见。因此，社会工作者运用同理心等技巧减轻网格员表达真实感受的负担。

总之，社会工作者与网格员在项目实践中积极互动，并注重不同阶段角色身份的扮演。在项目初期，社会工作者与网格员的互动主要以教育者的身份进行，目的是传授专业知识，并带有政府政策传达的行政化色彩。那时，社会工作者与网格员的互动主要局限于培训等正式场合。然而，随着项目推进至中期阶段，这种互动关系逐渐演变为合作伙伴关系，在没有上级领导参与的非正式场合，通过共同倾诉工作压力、分享走访入户的故事和体验，构建了一个共享的话语空间。

(三)专业赋能：体系、网格员与服务的社会工作化

1.网格体系细分与阵地建设

首先，S街道启动了社会治理创新项目试点领导小组，由党工委书记、办事处主任担任组长，其他班组成员担任副组长，成员涵盖各科室负责人和试点社区书记(主任)。领导小组聘请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作为项目总监和督导，负责项目策划中的社会工作元素。Y信息公司负责网格信息平台开发。网格员经过培训后转变为网格社会工作者，以整合性视角提供服务。

其次，构建涵盖街道的全科网格指导中心、社区的全科网格工作站、小区的网格工作室和全科网格服务点等“四级网格治理体系”。街道层面负责统筹协调，社区层面负责调度和督促，小区层面负责执行服务项目和培育社区组织，服务点由兼职网格员负责深入联系群众和参与自治。该四级网格治理体系在构建中融入专业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视角和助人自助理念，形成了“人、房、地、事、物、企”的整合性框架，确立了网格社会工作者概念作为项目社会工作化的方向和基调。

该四级网格管理服务体系与传统政府行政体系不同，强调多主体共治。它包含两方面：一是注重多主体、多专业参与，转变传统行政决策和任务发布方式；二是网格员在社区诊断基础上，秉持社会工作资源整合理念，链接相关组织和资源开展服务项目，并且服务方法也逐步社会工作化。

S街道目前设有7个网格工作站，45个工作室，102个服务点，612个微网格。通过不同方式配备全科网格团队，包括社区下沉、社会招募和组织转化，形成了“1+1+2+N”的团队模式，共有46名社区综合专干下沉，45名社会工作者长驻，公开招募专职网格员90名。同时，持续进行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培训，鼓励网格员考取社工证，成为专业社会工作者。

2.网格员社会工作化：多维能力提升

在S街道社区，网格治理存在服务水平不高、人员流动频繁、职责划分不明确等问题。为此，社会工作者策划实施了网格员能力提升计划，旨在提升其在基层治理和服务领域的专业技能。S街道网格员能力提升的关键做法见表2。

首先，注重招聘流程并明确选拔标准。S街道在推行治理创新项目后，将网格员招聘纳入计划之中。X机构的社会工作专家参与笔试设计和面试环节，引入心理测试和面谈，确立多维度的选拔标准，以筛选出高素质的网格员。同时，制定一系列工作制度，规范工作流程并保障网格员的基本权益。其次，创新培训方式。设计多维度课程，采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并配置专业社会工作者指导网格员开展网格治理实践。课程以个案社会工作、小组社会工作、社区工作的方法和技巧等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为核心，同时结合网格治理的实际需求，灵活调整课程内容，确保网格员能够解决实际问题。再次，持续跟进并重视督导工作。在项目执行期间，社会工作者对网格员进行全程督导，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对网格员开展的各项社区服务进行方法指导、答疑解惑等，同时引导网格员对所开展的服务进行专业反思。最后，时刻关注并重视心理辅导。针对网格员在工作中可能遇到的职业倦怠和其他心理问题，及时发现并进行干预，通过个案辅导、小组工作等形式提高网格员的抗逆力和职业认同，及时协助网格员提升心理素质，提高服务质量与工作中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总之，以社会工作专业理论、实务方法、干预技巧为主的培训与督导，有效促进了网格员专业技能的社会工作化，提升了其基层治理能力与服务能力。

3.网格服务社会工作化：项目制转变

网格服务作为基层网格治理的核心工作，S街道社会工作者在推动其社会工作化过程中，将着眼点聚焦于“阳光基金”主导的项目发包与Y信息公司提供的信息技术支持以及这二者的有效整合方面。

针对网格治理服务内容，S街道“阳光基金”设立了“微治项目包”。该项目包可进一步细分为“联防联控管理事项包”和“社会治理服务事项包”。前者根据清单制定服务内容，包括多个工作内容和指标要求；后者则主要由驻地社会工作机构等社会组织设计并开展服务项目。社会工作者将网格服务内容划分为社会工作类和行政类事项。主要做法是将行政任务归类，明确工作要求，并整合进网格信息系统，以减轻网格员的工作负担，提升其工作效率。同时，重点致力于提高网格员的基础调研和项目设计能力，联合驻地社会工作机构开发服务项目，增强其创造性，有效满足社区居民各种服务需求。此外，建立事项的准入和退出机制，确保网格员的职责与实际情况相符；并设立事项禁入机制，避免网格员承担职责之外的繁杂工作，从而减轻工作压力。

在项目运作方式上，主要包括两个内容。一是项目承接。原则上由每个网格工作室承接“微治项目包”，项目经费主要用于人力成本，并根据该区域人力投入匹配相应工作量。二是项目考核。由全科网格指导中心(社会工作者是其中重要成员)每半年对网格工作室进行一次综合督导评估，评估结果纳入年度绩效考核，以推动网格管理服务的标准化和项目化。项目资金来源于街道设立的“阳光基金”。该基金之前主要通过公益提案大赛和居民建议进行申请，由社会工作者设计和开展活动，以满足居民需求。S街道在实施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项目后，就逐步改进了“阳光基金”的运作方式，其中的关键点是让网格员参与项目设计和执行，将他们培养成为网格社会工作者，使服务项目更加规范，需求识别更加精准，问题解决更加专业。另外，S街道将网格化治理服务项目信息化，构建了网格员工作信息平台，整合了不同业务事项，简化流程，对基层治理事项进行台账式管理，有效提升了网格治理服务效率。

(四)项目与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适配性验证

S街道“全科雁阁”项目作为市级基层治理创新试点项目，依托街道“阳光基金”统筹资源，引入X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负责专业运营，Y 信息公司负责网格信息平台开发，实施周期为三年(2021年9月至2023年8月)。第三方机构在结项时对其开展效果进行评估，结果为“良好”，项目可靠性得到官方与第三方双重验证。项目初期设定核心目标及末期完成情况见表3。综上所述，“全科雁阁”项目较好地实现了网格治理的社会工作化，实践成效比较显著。

四、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实践逻辑：情境性反思与协作互构

S街道社会治理创新项目实质上是一个框架实验，街道通过整合行动者和社会资源，采纳专业社会工作方法，促进了网格管理向社会工作化方向的转变。2020年网格员被认定为新职业，但其职业体系尚待进一步完善。S街道将社会工作化视为提高网格治理效率的手段，启动了“全科雁阁”项目，不断检验框架，提出新问题，开展新实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过程。项目涵盖了多个子框架，包括网格员培训、信息化、事务整合等，展现了多方参与、共同推动知识创新的特性。在整个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实践过程中，呈现出情境性、互构性、实用主义的实践逻辑。

(一)实践场域的情境性逻辑：对流动情境的适应与建构

根据社会工作的生态系统理论和“人在情境中”理念，网格治理实践中的相关行动主体不仅需要从整合性的生态视角去看待服务对象所拥有的问题和资源，还需要对环境进行辨识和解读，厘清社区的现状、结构以及居民在这个环境中的问题。特别是当网格员和社会工作者面对复杂的基层治理情境时，更需要解读框定情境，在多主体协作互构中检验自身的框架是否能有效框定并解决问题。在情境变动中接收、整合和分析信息，提升对情境的适应性，并最终通过对治理结构的重新建构来形成新的情境。总的来说，情境是流动的，不会保持恒定不变的状态。要在辖区内开展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创新项目，就意味着不仅需要纳入新的行动主体，而且需要通过这些主体的结构性互动，在对情境解读定义和适应后形成不同专业主体的“性情倾向系统”，在实践智慧和理性知识统合的实践中构建新的情境。这一过程可以拆解为三个阶段：话语体系的衔接与接入、情感的嵌合以及制度化构建。

1.话语体系的衔接与转换

在基层治理场域中，政府的行政话语权力仍然是最大的。不过，在政府“放、管、服”深度推进的背景下，会给予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工作机构）更多施展专业能力的空间。在S街道社会治理创新项目中，社区居民不是社会工作者的直接服务对象，社会工作者作为协助政府建立网格服务体系的重要角色，被赋予了相应的话语权，包括对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建议策划、联动协调基层政府各部门的便利、向信息开发公司转译项目内涵和要求的权力、对网格员的培训和指导等。因此，社会工作的专业话语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不仅需要接入行政系统，掌握基层政府的政策传导逻辑和体制内的工作着力点，还要接入相关行动者系统，特别是网格员的职业系统，整合、协同相关行动主体，构建网格治理实践共同体。这展现了社会工作在不同身份和话语体系间的衔接与融合功能。

网格员在提供基层服务时，需要接入居民的话语体系。他们既是民意的传递者，也是政策和治理信息的传播者，需要融合不同的话语体系。无论是社会工作者还是网格员，构建适应服务对象和环境的话语体系都是必要的。

在一次巡查网格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几位婆婆有外出的愿望，但她们的子女因工作忙碌而无法陪同。我们立即向网格长报告了这一情况，并建议组织一次有意义的活动。近期，我们积极鼓励设计项目组参与金点子大赛，认为这是一次极佳的机会，可以满足老人对陪伴和增添生活乐趣的需求。(访谈记录：12YY)

网格员从居民日常交流中分析出几位婆婆的陪伴和出游需求，并向网格长反馈，认为可以进一步调研并针对需求开展服务。这实际上体现了网格员与居民日常生活话语对接和分析的能力。

我们在社区建立微信群，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激励其积极参与社区治理。通过微信群了解居民的兴趣爱好，使用更贴近其生活的语言来传达政策，同时收集和反馈他们的意见和建议。避免使用过于正式的官方语气，以便更好地促进邻里之间的沟通。(访谈记录：13ZQ)

网格员利用微信群搭建了一个网格内居民交流的平台，同时将其作为自己工作上传下达的渠道。他们观察网格内的语言风格，使用贴近居民的语言风格来缩短与网格内居民的距离，以便更高效地开展服务。

2.情感的嵌合

在社会服务行业，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间情感联系的建立和维护极为关键。这种情感纽带能够促进信任的形成，提升服务对象的参与度和合作意向，进而更高效地推进服务进程。在中国社区的特定环境下，情感联系有助于缓解刚性管理的缺陷，降低冲突，提高管理的灵活性。因此，在社会工作者的引导下，网格员逐渐吸收并实践专业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掌握与居民建立和谐情感关系的方法，达成情感上的共鸣。

在创建卫生城市的活动中，我们在阳光心悦小区清理楼道垃圾时，遭遇了居民的误解和负面态度。尽管被辱骂令人不快，但考虑到工作的利他性，心情得以恢复。以真诚对待居民，保持耐心、心态平和，并运用有效的沟通方法，是获得居民支持的核心。与居民建立良好的情感联系，有助于愉快地工作，并提高工作效率。(访谈记录：15TP)

3.制度化建构

构建制度和提炼理论都需在框架实验中对问题进行检验，并在确认检验结果后进行反思与总结。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新制度情境的构建，即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有助于减少原有制度情境的不确定性。例如，依据专业社会工作的要求，社会工作者重新设定网格员的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为他们提供清晰的遵循路径。新制度情境的建立基于各方行动主体的价值认同，有效改善了旧治理体系，解决了治理实践中的不协调问题，增强了网格员的职业技能。

作为资深网格员，我们在执行任务时，如访问孤寡老人，都需遵循专业社会工作的要求来填写系统记录。最初，我们感到这个过程有些复杂，但很快认识到规范化的流程有助于明确工作路径。系统存档使得每次访谈的内容和采取的措施都一目了然，便于同事接手工作，从而提升了工作效率。(访谈记录：14OYTS)

街道开发的信息化系统整合了社会工作流程中的各类表单，为网格员提供了清晰的路线指引和规范化的记录方式。网格员提交的数据经审核后转化为考评指标，被纳入制度化建设中，其目的是提高工作能力和效率。然而，在新制度环境下，流动性和不确定性要求我们持续进行框架更新实验和反思，以不断优化基层治理制度。

报事系统的权限管理需要进一步精细化，需考虑网格员的权限设置、居民的隐私保护以及部门间的信息流通障碍等方面，必须对不同层级和类型的信息实施细致的权限分类。随着信息系统的日益完善和信息量的持续增长，完善和细化权限管理已成为一项迫切任务。(项目会议记录：02TY)

(二)实践协作的互构性逻辑：在反思性对话中阶段性演进

S街道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项目是多方参与和协商设计的探索性实践，采用了基于情境的实用主义研究方法。在这一项目中，社会工作者不仅是参与者，更是贡献理念和专业方法的重要角色。尽管基层政府在项目中占据主导地位，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贡献对网格员的职业发展极为关键，并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在中观层面，各参与方通过定期的“全科雁阁”项目推进会进行对话协商与集体反思，进而调整决策方向。在微观层面，网格员和社会工作者会在每次事项处理和项目执行中进行情境性反思与对话。

1.构筑实践共同体

随着S街道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项目的推进，相应的实践领域逐渐形成。在这些领域中，参与的行动主体通过相互协作，持续构建和塑造实践共同体，这一过程主要包含三个核心要素。

首先是共同的目标。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最终目标是打造一个高效的网格服务体系。这不仅要求提升网格员的技能，还要推动治理的社会工作化，以增强服务的科学性和有效性。由于参与项目的行动主体来自不同的领域，拥有不同的背景和话语体系，在互动中可能会出现话语冲突和利益博弈。但是，共同的目标使得各个行动主体能够动态调整自己的话语和行动，并相互妥协和让步。

其次是共享的智库。实践共同体通过共享知识和达成共识，构建了一个强大的共享智库。来自不同领域、专业和部门的行动主体，通过共同的实践、交流与合作，分享他们的知识、经验和技能，从而形成共识。通过持续的交流和互动，各个行动主体能够更深入地理解彼此的专业术语、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进而形成共同的语境和目标，有效降低沟通成本。此外，不同领域的知识相互碰撞，能够激发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最后是合作的规则。在基层治理中，各个行动主体的合作规则是实现有效治理的关键。S街道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项目确立的合作规则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各个行动主体的角色与职责，促进互补协同。街道基层政府在此扮演主导和监督的角色，而社会工作者则负责制定具体实践方案，并对网格员进行专业培训和指导。二是遵循民主与透明原则，鼓励各个行动主体参与项目决策过程，包括方案制定、行动细则和资源分配。三是遵循资源整合与共享原则，以服务居民为导向，整合各方资源，形成资源共享机制，从而提升治理效能。

2.反思性对话

首先，反思过程可细分为三个阶段：行动前、行动中和行动后。S街道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项目团队在规划执行前进行了预测性反思，探讨了社会工作知识融入网格治理的可行性等关键问题。在行动过程中，团队定期交流信息并进行反思，以确定工作的重点。在项目完成后，社会工作者参与复盘，总结经验教训。此外，S街道政府通过建立定期交流总结制度，促进了各个行动主体之间的经验分享与反思，在项目团队中成功营造了一种反思文化。

其次，反思的主体包括个体和集体。在个体层面，网格员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社会工作化培训，他们培养了工作反思的习惯。集体层面的反思不限于网格员团队，还包括项目设计、决策和执行团队。例如，在网格管理信息系统开发过程中，团队不断反思策略，并在每个阶段都明确反思的方向。团队的反思和学习促进了高效治理目标的实现。

最后，从反思的范围深度来看，可分为技术性、实践性和批判性三个维度。技术性反思着重于社会工作者角色在技术层面的实现，强调专业价值的传递和工具方法的传授。实践性反思则考虑具体情境的影响，评估网格员在学习和实践中的反馈，以及对项目进展的观察。而批判性反思则从宏观视角出发，关注社会、政治、道德等宏观因素，旨在推动网格员职业价值体系的构建。

此外，在互构实践中涉及多方主体之间的反思性对话关系。社会工作机构、基层政府和信息公司三方共同参与决策，构成一个统一的决策体系。尽管对外的决策立场保持一致，但在内部交流中，不同的视角和专业知识之间会发生碰撞。通常社会工作和基层政府在基层治理的知识方面意见相投，然而，信息公司有时难以把握需求或在技术实现上遇到难题，这可能会导致项目进展受阻。如政府在管理项目时，需要阶段性地展示成果以满足检查标准，然而从社会工作的视角来看，服务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其成效需要在实际操作中得到验证。信息开发人员由于位于工作链的末端，工作节奏较慢，这导致项目团队对进度感到焦虑。项目团队尚未采用统一的评估方法，仅建立了一套服务指标体系，并主要通过指标体系来评价社会工作者的工作成效。但是，由于服务情境的复杂性，最初的指标体系无法充分衡量服务过程中的变化，而且实践中的智慧和成效往往难以用简单的指标来衡量。项目正是在各个主体之间的种种冲突博弈与不断反思对话中向前推进的。

（三）实践智慧的实用主义逻辑：科学与艺术双重面向

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体系应该遵循“技术主义”还是“艺术主义”的讨论一直持续。实践智慧作为一种“艺术与科学相统一的社会工作”的定位得到了高度认同，因为其整合了实践经验理论和实践本身。它既包括科技理性的实证知识，也包括个体在特定情境中的默会知识或具身知识，而无论哪种知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高实践效果。

1.正式知识的科学面向：借用与介入

在S街道的项目实践中，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科技理性知识)对于构建网格员相关知识体系至关重要。这主要体现在对网格员的社会工作知识培训、伦理价值融合以及服务能力提升等方面。目前网格员没有属于自己的完整专业知识体系，所以与之契合度较高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被借用，用于帮助网格员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进而激发其在实务中产生具有科学面向的社会工作实践智慧。在这个过程中，不论是社会工作三大基本方法、会谈技术、社区诊断等应用型技术，还是服务伦理等，都需要社会工作实践智慧的科学面向。同时，针对网格员开展的心理辅导和督导活动离不开社会工作知识。这些知识在专业实践中已被证实是高效的，能够有效减轻网格员的工作压力，增强其实践自信。

我曾认为网格员的工作仅限于执行任务和处理居民需求，但后来意识到，这项工作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我们需要深入理解社区老人的需求，组织活动时要链接社会资源以获取赞助，走访中要动员人士参与以促进自我管理。社会工作知识培训让我们明白，通过一系列活动可以解决问题。(访谈记录：16ZJJ)

另外，社会工作者在向网格员输入和传授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时，要注重了解网格员对这些知识的学习范围和理解程度。不是要求他们全面了解掌握这些专业理论知识或由此进行学术思考，而是借此增强其网格服务实践的科学性，让其对网格服务实践有基本遵循，把此前未经言明的实践智慧规范化，以增强其来自于专业和科学性的实践自信，并产生新的实践智慧。同时，社会工作者注重对网格员的实操训练和指导，因为过度强调专业技术，可能会使社会工作者忽视现实的不确定性和个案的独特性，而且网格员也很难迅速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

在培训网格员的过程中，我曾坚持使用专业术语，并偏重专业技术的讲授，但这也引发了网格员的适应问题。一些网格员能迅速掌握知识和技能，但其他人则感到困惑，这影响了他们的学习信心和团队协作。我逐渐认识到，不能过度强调专业术语和技术，要关注实际操作问题。(访谈记录：08ZHM)

2.非正式知识的艺术面向：个体智慧与群体智慧

除了社会工作专业知识构建的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知识体系外，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还涵盖了两种非正式知识。从个人层面来看，涉及网格员的隐性知识、默会知识和具身知识；从群体层面来看，则包括了项目的群体智慧(实践共同体资料库)。

网格员的隐性知识、默会知识和具身知识展现了其艺术性实践智慧，这些知识与个人特质和工作经验紧密相连。这些难以明确阐述的非正式知识主要存在于资深网格员之中，他们通过长期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个人经验，对社区情况了如指掌，并形成了具有前瞻性的职业习惯。

面对居民在公共场所种植蔬菜、摆放杂物，甚至饲养家禽等问题，资深网格员积极应对。他们首先缓和紧张的氛围，温和地进行宣传和劝导。他们以微笑治理，用情感打动人心，然后逐步展开逻辑阐述，以理服人。他们将单向的管理转变为双向的理解，使多方受益，始终保护群众的物权和隐私权。他们坚守原则，认为在不损害群众利益的前提下，任何问题都不应升级。(访谈记录：04ZJ)

在群体层面，非正式知识体现为群体智慧，即实践社群的知识积累。在讨论构建实践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已经涉及“共享”这一理念，它涉及项目内来自多样专业和部门的成员在合作中所分享的特定情境知识。这类知识在社群中逐渐凝聚成共识，通常发生在成果诞生之前。即便共同体内部已形成共识，但是这些知识仍未形成一个系统化的整体，它们是一些默契的观念和符号，仅在共同实践者之间流通，对外界而言则难以捉摸。以S街道项目为例，社会工作的通用流程表单、政府的基础数据、信息化公司的信息管理系统测试版等，这些零散的知识和工具构成了项目团队的资料库和工具库，为达成项目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C市S街道“全科雁阁”项目的深度分析，揭示了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三阶递进”实践样态与三大实践逻辑，并通过多维度验证了该项目具备高度可靠性(市级试点、专项监管、第三方评估良好)，核心目标均超额完成，且完全契合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4项核心标准，处于C市基层治理创新领先水平。本研究的理论启示和实践价值在于：其一，通过“行政赋权+专业自主”的双轨路径，证明社会工作可有效嵌入网格治理，形成“专业+行政”的融合创新；其二，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本质是通过专业力量激活基层治理的社会属性，使治理从管控回归服务本源；其三，项目形成的 “四级网格体系”“网格员能力提升模型”“服务项目化机制”，可为其他地区提供可复制的经验。本研究基于S街道网格治理创新实践的案例经验，提出以下实践建议。

第一，立足党建引领，以组织整合把握基准方向。在基层政府推动网格治理创新实践中，各方参与力量的有效整合与协同是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以S街道为例，尽管成立了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综合领导小组，旨在协调各部门和行动主体，但实际决策和领导工作往往由民政社会事务办公室的领导和街道办党工委主任承担，其他部门由于工作重心不在网格治理上，导致领导小组功能弱化，联系松散，协同调度被动。强化党建引领能够横向加强跨部门共识，确保责任落实和资源整合；通过纵向党组织体系建设，特别是在网格工作室建立党小组，可以将业务和政治思想建设深入基层，确保纵向的统一行动。因此，在基层网格治理实践中，构建一个“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党组织体系是必要的，这将有效发挥核心引领作用，推动网格治理创新实践的高效发展。

第二，坚持效果导向，以反思推动知识生产与经验创新。基层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创新实践要求各地依据自身特点进行探索和实施。关键在于打造实践共同体，界定问题和方法，并在实践中检验和改进。鉴于基层社会治理的复杂多变，建立反思文化和制度显得至关重要。它能唤醒个体和群体的意识与行动，进而促进理论和知识的创新。首先，社会工作者应引导网格员将科学知识转化为日常知识，从而提升其视角、状态和职业自主能力。其次，网格员需具备专业反思能力，以平衡行政任务与效果导向。这种反思包括自我反思和职业共同体内部交流，以及与基层政府的话语调适。最后，基层网格治理团队的反思体现在不同角色的互动中，包括政府、网格员和社会工作者等。为了推动基层治理的高质量发展，党政机关应转变角色，减轻基层服务的结构性阻力，寻求行政指标与服务效果的平衡。

第三，践行助人自助，以打造职业自我造血的长效机制。“自助助人”是社会工作的核心原则，旨在增强个人能力并推动社区的持续进步。在推动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的道路上，必须平衡“输血”与“自我造血”。当前，网格员面临的一个最直接的核心问题就是职业体系建立不完善，专业知识体系不明确。而社会工作者和网格员的职业实践对象、领域、内容高度交叠、契合，因此社会工作者承担帮助网格员建立专业知识体系的关键任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对网格员开展社会工作专业培训中，除了直接输入社会工作的专业知识和工具外，还应激励网格员主动构建自主的专业知识体系，以形成网格治理的长效机制。简言之，既要让网格治理社会工作化提高专业效能，也要让网格治理去社会工作化寻找到专业自主。同时，须平衡好网格员的行政身份与职业身份。党政机关应通过制定相关制度和法规，协助网格员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以激发其自我管理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