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1]这一宏观政策导向得到了地方政府的积极响应，如广东省在《关于深入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的决定》中提出“实施城乡一体绿美提升行动”，要求加强公共绿地和美丽庭院建设。^[2]社区花园作为推动“绿美行动”的重要载体，是环境治理体系向基层延伸的实践场域，对落实国家政策、推动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环境治理”与“社区治理”协同共进，于社会工作而言既是机遇，也是挑战。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区居民日益追求高品质的人居环境，干净整洁、富有艺术性与“人情味”的公共空间成为高品质生活的重要象征。我国老旧社区成型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规划局限与养护缺失，这些社区普遍存在绿地沙化、公共空间被侵占等问题。这不仅损害了生态福祉，更引发了邻里矛盾。

既有研究指出，我国老旧社区治理问题的核心在于治理共同体的缺失。^[3]尽管政府承担了老旧小区改造的主要工程，但仅靠行政力量改善环境，仍陷入“杯水车薪”与“居民主动性不足”的困境。^[4]社区花园共商共建或能为老旧社区治理注入新动力，通过具象化的空间载体，将居民从环境问题的客体转化为参与治理的主体，在共种共赏中唤起归属感与主人翁意识。^[5-6]在基层党组织引领下，通过专业社会工作力量推动社区关系重塑与资源整合，环境治理共同体可拓展至更复杂的社区议题，推动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全面构建。^[7-8]

基于此，本研究拟从一项由“益己”到“共益”的社区花园建设行动出发，通过构建“空间—参与—赋能”分析框架，探讨环境社会工作在构建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中的行动逻辑与关系策略，以期为社区治理的民主化与可持续性提供参考。

二、文献综述、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文献综述

社区环境治理是基层社区治理的重要内容，兼具复杂性与合作性，需要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然而，在实践中，社区环境治理常面临行政力量介入过多、专业服务力量不足、居民参与动力不强等问题，其中居民参与不足尤为制约治理成效。^[9]为提升居民参与动力、完善多元主体共治机制，社区环境治理既需要从社区情感、环境规则、奖惩措施和宣传教育等方面调动居民参与，也需要专业力量在议题转化、关系协调和资源链接中发挥作用。^[10]

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者(以下简称社工)作为回应环境与公众需求的专业主体，在社区环境治理中发挥推动社区参与、赋权增能、协调利益相关者等作用，通过联结人与环境、整合多方资源，形成环境治理共同体。^[11]社区花园是承载专业介入的重要载体。它并非单纯的绿化改造项目，而是社区环境治理的行动路径、空间成果和参与平台。社区花园不仅为居民参与环境治理提供了具体议题，也为居民、社区组织、物业、专业团队等多元主体协商合作提供了实践场景。^[12]

国外研究表明，社区花园作为促进社区参与的重要空间载体，在推动社区行动、增强参与意识和开展社区教育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Bailey等指出，社区花园是环境社会工作实践的重要空间，其意义不仅在于改善社区环境，更在于抵抗消费主义的主导话语，建立信任与合作关系，并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建立更平等的关系。^[13]Shepard指出，社区花园是社区成员聚会、共享空间、开展共同项目、播撒社区种子的场所，也是人们相互认识、发挥创造力、解决问题和讨论共同议题的空间。同时，社区花园为关注社区实践的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开展服务学习、社区组织和可持续发展实践提供了理想场域。^[14]

国内社会工作机构正陆续参与到社区花园建设之中。例如，佛山市志行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参与“睦邻微花园”花苑社区老旧小区公共空间再生计划，通过联合政府部门、街坊会、党员志愿者等多元主体共同推进社区花园建设，推动社区环境共治。^[15]珠海市协作者社会工作教育推广中心动员社区居民、志愿者等共建社区共享花园，并依托这一空间开展儿童自然教育等社区活动。^[16]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村街道社工站在建设社区花园过程中链接多方资源、争取资金支持、引入“零废弃”理念，利用居民捐赠的废旧物品改造公共空间，将邻里矛盾转化为价值共创。^[17]

综上所述，社区花园不是普通的绿化空间，而是连接环境改善、社区参与和公共关系重构的重要载体。然而，现有讨论偏重社区花园的功能价值与实践经验，对环境社会工作如何通过社区花园组织多元主体协作、推动居民持续参与，并形成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行动逻辑，尚待深入探讨。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问题。在社区花园实践中，环境社会工作构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行动逻辑是什么？社工如何培育、动员多元主体参与到社区花园建设中？社工如何评估社区花园的治理成效？

(二)理论基础

为更好分析环境社会工作如何通过社区花园构建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本研究结合空间生产理论、本土居民参与阶梯理论与赋权增能理论，构建“空间—参与—赋能”分析框架(见图1)。

该框架基于社区环境治理情境对相关理论进行转化与整合。空间生产理论为理解社区花园的公共空间属性提供了解释基础，即空间不仅是环境治理的对象，也是生产和重组社会关系的媒介。本土居民参与阶梯理论为分析居民参与层级变化提供了工具，即阐释居民行为的动态演进。赋权增能理论为理解社会工作专业介入提供了理论支撑，即社工通过关系、制度、资源和能力等多重路径推动个体增能向集体行动转化。在这一框架中，空间、参与和赋能相互嵌入、相互支撑。空间维度为居民进入社区环境治理提供了物质载体和公共场景，参与维度推动环境治理行动持续展开，赋能维度通过能力提升、关系协调和资源链接支撑居民从被动参与走向主动治理。三者共同指向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推动社区治理从外部驱动转向居民主动参与和多元主体协同运作。

1.空间生产理论与社区花园

在列斐伏尔空间生产理论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围绕社区公共空间的生产逻辑、表征形式与重构机制展开讨论，议题涉及社区空间正义、社会关系生产、空间转型重组、治理重构、文化空间生产及居民日常空间变迁等。^[18]该理论将空间理解为人类社会行为的中介与产物。一方面，空间为社会行为的展开提供场域。另一方面，空间嵌入制度安排、社会关系与日常生活意义，并成为这些要素相互作用的载体。^[19]

本研究将空间生产理论引入社区花园这一具体实践场景，旨在说明社区花园不仅是物理空间，更是在多元主体互动中持续生产的公共场域。社区花园建设不仅能推动社工开展动员、协商、资源链接和关系协调等服务，也能牵引居民、居委会、物业和外部团队等治理主体围绕空间改造形成行动网络。社区花园通过关系生产和情感生产，逐渐从绿化空间转化为承载社会交往、公共协商与共同维护的治理场景。^[20]

2.本土居民参与阶梯理论与社区参与

国内学者立足本土经验提出了居民参与阶梯理论、群众参与理论、社区行动者理论和居民社区责任理论。^[21]其中，何雪松等提出的本土居民参与阶梯理论修正了西方权力中心模型，强调以主体间关系理解居民参与。该理论通过分析居民与基层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将居民参与划分为旁观、被需求、尝试入场、被接纳、走进“圈内”、自立、主导和平衡或无序等层级，并区分了被动参与、配合参与和主动参与等类型。^[22]

本研究将本土居民参与阶梯理论置于社区环境治理情境之中，重点关注居民在社区花园共建中的参与层级变化与主体性成长。社区花园共建并非居民的一次性参与活动，而是居民在议题发现、方案协商、空间营造和日常运维中不断转换角色的持续性过程。通过这一理论可以观察居民如何由旁观者、被动回应者转化为参与者、主导者，从而解释居民参与如何由被动参与走向主动治理。

3.赋权增能理论与社会工作实务

赋权增能理论强调通过提升个体和群体的能力、资源与行动机会，增强其回应问题和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23]在环境社会工作实践中，赋权增能不仅指向个体自信与能力提升，也强调在人与环境的互动关系中，通过平等参与、资源链接和能力建设，推动服务对象参与公共事务并改善所处环境。^[24]实践中常见的方法包括内在心理赋权和赋权小组等，这使本土社会工作逐渐形成问题解决与增能并重的实务取向。^[25-26]

本研究对赋权增能理论的运用重点在于将关系营造纳入赋权增能过程。共建社区花园并非由社工单向推动，而是在社工、居民和其他治理主体共同讨论、学习、劳动和协商中展开。社工通过降低参与门槛、组织集体行动、协调利益关系和培育居民骨干，将无经验居民发展为社区花园的认领者、维护者和行动骨干。由此可见，赋权增能不仅体现为个体能力的提升，也体现为居民之间、居民与社区组织之间关系的改善，以及集体行动能力的形成。

(三)分析框架

“空间—参与—赋能”分析框架作为解释社区花园共建行动中“治理共同体如何生成”的机制性工具，旨在揭示空间如何改变、参与如何演进、赋能机制如何发生，并将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转化为可被观察与解释的分析链条，为后文分析提供逻辑前提。具体而言，空间维度关注公共空间如何在共建行动中生产与再生产。社区花园不仅是物理环境改造的结果，也是公共性生成与社区治理实践的重要载体。从建设到运维，社区花园持续吸纳资源、沉淀规则、塑造互动关系，为集体行动提供场所依托与议题基础。参与维度关注居民主体性在行动过程中的发生过程。基于本土居民参与阶梯理论，参与可被理解为角色位置的动态演进过程：居民从旁观、被动响应，到尝试入场、被接纳并进入“圈内”，再到实现自立，乃至在部分议题上形成主导。因此，参与不是单看活动人数或出勤频次，而是体现为参与层级、角色承担和组织化程度。赋能维度关注社会工作如何促成空间生产与居民参与的持续发生。关系营造是赋能的重要环节，而非赋能本身。社工通过建立平等的服务关系，推动行动中的讨论、协商与学习，并从个人能力与环境支持两个层面提升居民的行动能力，帮助居民在参与过程中跨越过坎阶段，实现拾级而上的成长跃升。

在运行机制上，该框架强调三个维度互为支撑，形成推动建构治理共同体的动力系统。一方面，空间为参与提供了可进入的场景和可协作的事务，使抽象议题转化为具体事由。另一方面，赋能通过动员、协商、调解与组织化支持降低参与门槛、稳定合作预期，推动参与升级。参与的稳定性保障了空间的持续运维与公共性巩固，使行动不止于“建成一次”，而是在日常治理中持续运转。图1可视为一个“循环反馈”结构：空间触发参与，赋能推动参与升级，参与生产空间的公共性，三者共同促成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该框架不仅说明社区花园共建行动“做了什么”，更揭示其“为何能够持续”的内在机制，从而为实践过程呈现、行动逻辑分析、关系策略提炼，以及成效评估的操作化讨论，提供了统一而清晰的分析坐标。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介绍

(一) 研究方法与案例背景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行动研究的方法。参与式行动研究根植于参与式世界观中，遵循“行动—反思—再行动”的思维逻辑，强调将行动与反思、理论与实践结合在参与情境内。^[27]借助这一研究方法，社工能够反思实践中动力、条件与结果及改变的关联，并及时调整行动方案。在遵循研究伦理的基础上，研究团队于2023年3月至2024年12月对广州Y社区展开调研，采用参与式观察、录像、半结构访谈等方式收集资料^[28]，结合田野笔记、公开媒体报道等文本，系统梳理Y社区花园共建行动的实施过程。在资料分析阶段，研究团队采用质性编码方法，将收集的数据归类整理，提炼核心主题。访谈资料编码由访谈对象身份和访谈时间组成。下文中的相关数据均为调查访谈所得。

广州市Y社区在人口结构、人力资源方面优势突出。一是社区人口“有活力”。辖区配套的教育资源吸引了大量家长群体，有小学在读子女的家庭占比较高，且普遍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综合素质发展。二是社区志愿力量“有基础”。社区党委培育了多支由党员带头的志愿先锋队伍，年轻的党员居民发挥了积极引领作用。研究团队通过调研分析了居民社区生活的痛点，发现集体的行动目标可以聚焦于社区环境治理层面。

社区的主要问题是绿化，大家都希望有好的绿化，也很关心后期的保育、管理、卫生工作。我们社区建立之初的绿植是非常不错的，后来因为物业管理水平不断下降，绿地疏于保养，各种垃圾扔进花圃也不及时处理，形成很多老鼠窝。后期绿植基本都被铲除了，逐渐变成现在的状态。(社区居民，20230809)

受早年布局限制、市场化物业管理衔接失能、居民和社会组织参与不足等因素影响，Y社区从市级“绿色社区”衰退为环境问题突出的“老破小”社区。社区绿地因电梯加装硬化、因无人养护沙化，衍生出排水不畅、地面积水、蚊虫滋生等问题，荒地随处可见，堆满生活垃圾和杂物。此外，“住改商”和低层住户占用公共空间开垦“私家小花园”的现象屡禁不止，由此引发邻里矛盾。居民对日益衰败的社区环境抱有强烈不满情绪。对于老住户而言，他们希望能找回记忆里的“绿色家园”。对于新住户而言，他们期待能在硬件与软件方面提升社区生活品质。因此，“改善社区人居生活环境”成为Y社区治理的首要目标。

(二)案例故事：从“益己”到“共益”的社区花园建设过程

为回应居民改善社区环境的集体诉求，2023年3月，Q社会工作机构以政府购买形式驻点Y社区。伴随着项目的实施，由高校教师与机构一线社工组成的兼具研究者与实践者双重身份的研究团队，以共建社区花园为载体开展参与式实践，并将行动过程划分为共谋、共商、共建、共治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层层递进，行动目标由居民入场转向机制生成，勾勒出从参与动员到共同治理的实践脉络，为后续分析行动逻辑提供了实证证据。

1.共谋阶段：从“益己”兴趣到公共议题浮现

共谋阶段的关键环节是前期动员与议题凝聚。Y社区并不缺少喜爱园艺的居民，部分居民或在自家阳台种植，或将公共空间改造成“私家花园”，如在楼栋天台、一楼公共区域大面积种养私人盆栽，以满足个人兴趣爱好。然而，尽管改善居住环境是社区的“执念”，但因缺乏专业力量组织牵头，该议题长期停滞不前。在居民提出“社区花园”的想法后，社区党委经过多方考量，决定以“家庭认领包干”模式作为行动的初步方向。

我们居委会很想实现大家的期望，但是人手不太够，好在社工及时加入进来。(社区工作人员，20231211)

2.共商阶段：从线上意愿到线下入场

共商阶段的核心工作为协商决策与资源整合。在进入该阶段前，社工首先尝试通过线上问卷了解居民意愿。

在发出线上问卷后，居民对于“参与居民座谈会、共同讨论改造方案”(31.58%)和“认养花园的植物”(34.74%)表现出较高的积极性，普遍表示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协助改造社区花园。但仅在线上收集数据是不够的，还要找到具体的人。(项目主任，20231109)

在此基础上，社工转向线下深度动员，通过入户沟通、外展摆摊、唠家常等方式与居民面对面交流，了解其共建社区花园的想法与顾虑。社工同时开展社区花园“预热活动”，在活动中识别并发展“社区花园合伙人”。例如，通过组织园艺主题亲子活动，从兴趣社群中发掘有热情、有意愿参与的认领家庭。面向社区征集花园设计方案，鼓励儿童用画笔描绘心目中的社区花园。召开居民议事会，邀请热心居民共同实地选址。在走访和交流中，社工向居民介绍项目内容，吸引居民关注参与。随着动员工作的持续推进，居民逐渐从观望转向参与，甚至出现认领名额供不应求的情况。与此同时，在街道与社区党委的牵引和链接下，城市规划设计团队、高校团队、艺术工作者等外部资源陆续参与进来，为社区花园建设的植物选品、土壤改善、空间规划与方案设计等环节提供专业支持。跨学科协作进一步提升了建设方案的科学性、可行性与落地效果。

3.共建阶段：从社工牵头到居民主动投入

共建阶段的主要行动是合力营造与主体生成。社区花园建设方案成形后，行动进入具体实施阶段。面对改造费用从何而来、后续如何维护等问题，社工积极争取政府、基金会、企业等外部支持，同时着手培育内生力量，通过组织协商会议，与认领家庭讨论认领周期及管理制度，将主导权交回居民。在建设初期，集体行动主要由社工牵头推进。通过统筹物资采购、配置园艺工具和组织周末共建，带动居民参与翻土、围合栅栏、改造种植槽、铺设石路和覆土种植。随着社区花园逐渐成形，居民在共同劳动中逐渐熟悉空间、积累经验并形成责任意识，其主体性随之显露。居民从“参与一次活动”转向“承担一份责任”，在空间环境变化的同时，维护公共秩序的意识同步提升。

这家(认领的花园)安装了灯，对面那家看到也会增加装饰。半年多过去，有些家庭自主投入的钱也快四五百元了。这是一种良性的“卷”。(一线社工，20240425)

以前我不养花，有了花园之后，我多了一份责任感。这种责任感不仅是对植物的，更多是让小区变得更漂亮的。(社区居民，20231124)

过去，上学路上的一片区域经常被堆放垃圾。自从建了小花园，大家为了保护小花园的环境，就不在那里堆放垃圾了，臭气熏天的味道也消失了。(社区儿童，20240720)

回顾共谋阶段至共建阶段的行动历程，这一周期即第一周期整体呈现出清晰的线性推进特征。社工预先设定任务节点，并围绕找人、找资源和推动建设展开行动。居委会、物业与居民依据各自分工，在相应环节协同配合，共同推动项目落地。尽管该周期行动目标明确、推进时序清晰，但整体上仍高度依赖于社工主导与外部资源输入。社区花园建成后，后续运维责任尚不明晰，居民参与多停留在完成阶段性活动层面，尚未转化为承担持续责任的主体意识。如何推动行动从阶段性完成迈向可持续运转，成为研究团队第二周期需要回应的核心问题。

4.共治阶段：从空间美化到为公共事务发声

基于上述反思，研究团队在第二周期调整服务策略，将行动重心从完成建设任务转向持续反馈与机制生成。社工角色由前期的组织者、主导者转为激发者和连接者。空间生产、居民参与和社工赋能三个维度相互激活、彼此嵌入，行动逻辑由线性推进转向闭环运转。

在党员家庭带头示范与持续反馈下，认领家庭不断完善社区花园微环境，如添置太阳能灯、多肉植物与小装饰。社工在居民微信群转发花园“靓照”、为认领者“点赞”，并第一时间回应居民提出的求助、建议与投诉，增强行动的情感联结与参与动力。随着运维机制逐步稳定，行动从社区花园外溢至公共事务。截至2024年8月，项目已完成1.5个周期，合力开拓4处社区花园，累计约260平方米。社区花园花团锦簇、绿意盎然，居民真切感受到“自己的花开给别人看”的快乐。居民在共种、共赏、共益中织密邻里关系网络，越来越多居民在社区公共事务中主动发声。社工与积极主动的儿童、家长、长者、党员建立友好关系，挖掘并培育儿童议事观察员队伍、居民自治小组与公共空间运维队伍，推动其向自组织发展，同时围绕社区活动策划与楼栋公共设施“微改造”等开展讨论。

综上所述，Y社区多元主体共建社区花园的行动，以阶段化叙事呈现出如何在共谋、共商、共建、共治中打开公共空间治理的可能。一方面，社区花园作为可见、可进入、可参与的空间载体，推动居民从旁观者转变为行动者，并在共同劳动、协商议事与规则形成中积累公共参与经验。另一方面，社工通过持续的动员、组织与支持，将原本分散的园艺兴趣和个体化改造意愿，转化为面向公共环境改善的集体行动。为讨论环境社会工作如何从线性推进转向闭环嵌入、如何在多元主体互动中形成稳定的关系与协作机制奠定了事实基础。

四、环境社会工作构建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行动逻辑与关系策略

在梳理Y社区花园共建行动过程的基础上，笔者提炼出环境社会工作构建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行动逻辑与关系策略(见图2)。下文将从三方面展开讨论。

(一)从线性到闭环：服务行动逻辑的动态转向

线性推进旨在强调社区花园共建在初始阶段主要依循阶段性任务展开。第一周期的服务重点在居民动员、资源整合与合力营造等环节。社工作为组织者和推动者，围绕找人、找资源和推动建设等目标开展行动，将分散的园艺兴趣与个体化改造意愿转化为面向改善公共环境的集体行动。

从行动表征看，第一周期呈现出清晰的线性路径，具有目标明确、节点清晰、见效较快的特点。社区花园作为具体可行的空间载体，推动居民从观望转向参与。街道、社区党委、居委会、物业及外部专业团队在社工协调下进入行动网络，为花园建设提供组织、资源与专业支持，共同实现空间改造目标。

然而，线性推进逻辑在社区花园建成后逐渐暴露其局限性。空间建成未必带来共同治理，居民参与也不会自动转化为持续的责任承担。随着花园进入日常运维阶段，浇水、修剪、补种、公共物品管理和邻里协调等问题陆续浮现。谁来维护、如何维护、矛盾如何处理等问题未能同步得到解决。部分居民虽然参与了认领、种植等共建活动，但多停留在单次活动或配合项目推进层面，尚未转化为承担长期的主体责任。

基于此，研究团队在第二周期调整服务策略，将行动重心从完成建设任务转向培育内生运维机制。社工角色由前期的组织者和主导者转向激发者、连接者与支持者。行动不再局限于建设节点的推进，而是关注居民持续参与、责任稳定分担、资源循环供给与规则实践生成。社区花园从环境改造项目转化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协商公共规则和积累公共经验的平台。

闭环嵌入概括了第二周期的行动逻辑，即空间生产、居民参与与社工赋能之间形成持续反馈。社区花园作为公共空间，为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具体入口，使居民在认领花圃、整理盆栽、协商规则、处理矛盾和参与运维等行动中进入治理过程。居民参与的持续推进反过来推动空间功能调整和运维秩序生成。社区花园出现的问题被社工转化为规则协商、责任认领和主体培育的契机。社工通过关系赋能、制度赋能、资源赋能和能力赋能，在空间生产与居民参与之间建立连接机制，将一次性建设行动转化为可持续的治理循环。

社区慈善基金是推动闭环嵌入的重要节点。社区公共事务的解决多依赖于政府出资或外部项目投入，这易使居民形成“等靠要”心理，项目也易因资源不足而停滞。在第二周期，社工推动社区居委会开通社区慈善基金，将募款行动与志愿服务、社区活动和社区花园运维相结合，使资源筹措成为居民参与和公益氛围培育的一环。此时，资金不再是一次性投入，而是进入筹资、共建、运维、再动员和再筹资的循环。社区慈善基金不仅回应了钱从哪里来的技术问题，也在机制层面推动资源循环与主体循环相互嵌入。

从第一周期到第二周期，社区花园共建行动实现了由线性推进向闭环嵌入的逻辑转向。线性推进强调阶段任务的完成，优势在于快速动员资源、形成可见成果，不足在于易依赖社工主导和外部资源输入。闭环嵌入强调机制的持续生成，其关键在于空间生产、居民参与和社工赋能之间能否形成可重复、可反馈、可调整的循环关系。这一逻辑呼应了社会工作嵌入社区生活情境、激活问题解决的实践取向。^[29]环境社会工作的行动价值，正是在这一转向中得到体现：它不仅推动了公共空间的建设，更通过持续赋能使公共空间成为共同治理的载体。

(二)从临时参与到持续合作：共同体生成的关系策略

闭环嵌入能否持续，不只取决于空间是否建成，更取决于多元主体之间能否形成稳定的协作关系。社区花园共建涉及居民、居委会、物业、街道、外部专业团队等多个主体，不同主体在资源、权责、专业能力和角色期待上存在差异。若缺乏有效协调，协作关系易停留在临时配合层面，甚至因误会、冲突与责任不清而中断。因此，社工不仅要推动空间建设和活动开展，更需要通过关系策略稳定协作网络，将临时参与转化为持续合作。

社区花园共建中的多元主体关系并非平面化、均质化的合作关系，而是包含亲疏差异、角色期待与责任边界的动态结构。费孝通关于差序格局的讨论，有助于理解社区内部关系中的亲疏层次与责任期待。^[30]在实践中，这一关系结构在协商、调解、共建、募资和运维等事件中不断生产、调整与稳固。因此，社工的关系策略不是附加性的沟通工作，而是支撑闭环嵌入持续运转的关键机制。

从实践过程看，社工的关系策略主要表现为对内协调与对外链接。对内协调着眼于社区内部主体关系的调适，重点是在居民、居委会和物业之间建立可协商、可分工、可持续的合作秩序。对外链接着眼于外部资源的转化，重点是将专业团队、资金资源和跨学科支持嵌入社区内部的参与结构和运维机制。二者共同支撑社区花园从共建走向共治。

1.对内协调：以赋能视角平衡内部主体间关系

对内协调的核心是将社区内部的误会、摩擦和冲突转化为协商、规则和责任认领的契机。社区花园进入运维阶段后，公共水管丢失、盆栽堆放等问题相继出现。这些问题表面上是事务纠纷，实质上反映出公共空间运维中的责任边界尚未清晰。如果处理不当，居民易将问题归咎于居委会或个别参与者，公共参与可能从积极投入转向消极抱怨。

在公共水管丢失事件中，居民误以为水管被居委会拆除，在微信群内表达不满。社工介入后，没有简单地压制居民情绪，而是通过事实核实、信息解释和情绪安抚，将情绪化指责转化为可沟通的公共议题。经核实，水管实际被盗，社区居委会已采购补置。社工在帮助居民了解事实的同时，维护居民与居委会之间的合作关系，将原本可能升级为对立的事件，转化为公共物品管理和沟通规则的学习过程。

在盆栽堆放事件中，社区花园边角出现遗弃盆栽乱堆放现象，引发居民投诉。社工通过走访、观察和沟通发现，相关居民的行为初衷并非破坏公共环境，而是希望花园更美观。社工没有简单否定这一行为，而是在理解动机的基础上，引导其认识到只堆放不养护将影响整体秩序，并邀请其参与周末整理和后续认领活动。在该居民的协助下，原本杂乱的盆栽经过筛选、处置和再种植，被纳入花园的整体维护体系。最终，该居民从边缘参与者转化为新的认领者和养护者。

这些事件表明，对内协调并非简单消除差异或平息矛盾，而是通过关系赋能与制度赋能，将具体纠纷纳入可协商的公共秩序。关系赋能在于社工以倾听、解释、缓冲和动机理解，消解居民间及居民与居委会间的对立感，将情绪化表达转化为可沟通、可讨论的公共议题。制度赋能在于让社工引导居民围绕公共物品管理、空间使用边界和日常养护责任展开协商，通过规则形成、角色赋予和责任认领，推动参与从问题表达走向共同治理。居民不再是问题的提出者和情绪的表达者，而是公共空间的共同维护者和治理参与者。

对内协调还体现在对社区内部角色期待的调适上。居民在面对居委会时，往往将其视为行政责任主体，并将公共事务责任寄托于居委会。居民在面对社工时，更易接受协商、解释和共同参与的工作方式。^[31]社工以桥梁角色，既以支持性服务缓冲管理关系中的紧张，也通过项目化行动带动居委会、物业和居民共同参与，推动社区关系从单向管理转向多方协作，公共事务由责任外包走向责任共担。

2.对外链接：在资源转译中提升社区能力

社区花园的持续运转，既依赖于社区内部协作，也需要外部资源支持。在项目推进过程中，社工链接城市规划设计团队、高校团队、艺术工作者和园艺相关机构等外部力量，为植物配置、土壤改良、空间布局和美学表达提供专业支撑。外部资源的价值在于补足社区能力、激活居民参与。因此，对外链接的关键在于通过转译将专业知识转化为社区成员能够理解、参与并延续的行动能力。反之，若专业团队过强而占据主导地位，社区花园则可能沦为展示性工程，居民停留在被动观看状态，难以通过实际参与积累经验、形成主体意识。

社工在对外链接中承担了转译功能。一方面，社工将外部专业语言转化为居民能够理解和参与的行动内容。例如，通过设计征集、现场说明、种植培训和共同劳动，使专业方案不再停留在图纸或技术表达上，而是转化为居民可以讨论、选择和实践的公共事务。另一方面，社工将居民的生活经验、使用需求和情感期待传递给专业团队，使设计回应社区的真实情境。

对外链接策略的目标是将外部资源转化为社区能力。外部专业力量的价值不仅在于提供设计方案和技术支持，更在于提升居民和社区组织的行动能力。园艺团队的参与内容可转化为居民的养护知识，高校团队的调研与设计可转化为社区议事素材，艺术工作者的介入可转化为儿童与家庭参与想象公共空间的契机。外部资源不再停留于一次性输入，而是嵌入居民参与、规则协商与运维分工，成为闭环嵌入持续运转的重要支撑。

社区慈善基金同样体现了外部资源向社区能力的转化。募款、公益活动与志愿服务相结合，使基金成为居民表达支持、参与公共事务和形成共同责任的媒介。资源链接与主体培育同步进行，外部资源被纳入社区治理循环。由此可见，对外链接并非单纯追求增加资源数量，而是强调资源转译。外部资源只有服务于居民参与、规则形成和持续运维，才能从一次性输入转化为支撑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持续运转的力量。

(三)空间、参与与赋能的互嵌机制

社区花园作为公共空间载体，为居民进入社区环境治理提供了具体入口。居民在共谋、共商、共建、共治中积累了公共参与经验，从旁观者、参与者转化为认领者、维护者和协商者。社工通过关系赋能、制度赋能、资源赋能和能力赋能，降低协作成本、稳定责任分工、链接内外资源。三者持续互动，共同推动社区花园由空间改造项目转型为治理实践平台。

这一互嵌关系的关键在于，空间改善将社区环境治理从抽象议题转化为可参与、可操作的公共事务，居民参与推动空间运维和规则完善，社工赋能为参与深化与运维持续提供关系、制度、资源和能力支撑，避免社区行动重新滑向临时动员和外部依赖。因此，环境社会工作构建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关键不仅是完成社区花园建设，更在于通过持续的组织、协调与赋能，使公共空间成为居民参与、关系重构和规则形成的媒介。鉴于此，下文将围绕空间生产、居民参与和社工赋能三个维度呈现成效评估模型。

五、共同体的“再检验”：一个成效评估模型的构想

基于“空间—参与—赋能”分析框架，本研究构建“空间生产—主体参与—社工服务”三维成效评估模型(见图3)。该模型是对前述分析框架的评估化和操作化延伸，旨在通过对治理过程的解构，呈现社区花园共建行动在不同阶段的推进状态与成效差异。

在本模型中，X轴为空间生产，对应社区花园作为公共空间载体的生产与运维过程，用于观察空间从谋划、推进、营建到运维的发展过程，考察空间能否持续转化为居民可进入、可参与的公共事务场景。Z轴为主体参与，对应居民参与维度，用于观察居民参与深度与主体性的变化。该维度参照本土居民参与阶梯模型，将居民参与划分为旁观、被需求、尝试入场、被接纳、走进“圈内”、自立、主导和平衡八个层级，以描述居民从被动卷入到主动承担责任的动态过程。Y轴为社工服务，对应社工赋能维度，用于观察社工通过动员、协商、促行和培育等服务过程，推动资源链接、关系协调、规则形成与队伍成长。该维度的评估重点在于社工服务是否降低协作成本、稳定规则预期，从而促进社区自组织能力的提升。

图3中初步入场、协商形成、责任认领与持续治理是空间生产、主体参与社工服务三者在特定阶段形成的组合状态。初步入场对应共同体生成的起步阶段，表现为空间建设初步谋划、社工服务以动员为主、居民参与仍较为有限。协商形成表明居民进入被接纳阶段，空间改善逐步推进，社工服务在关系协调中发挥作用。责任认领意味着主体参与由走进“圈内”转向自立，空间品质进一步提升。持续治理指向较为成熟的治理状态，即空间运维趋于常态化，社工服务转向支持性与培育性角色，主体参与呈现出主导、平衡的特征。

该模型旨在通过三维评估框架呈现环境治理共同体生成的阶段差异和发展轨迹。一方面，它可以比较不同阶段空间生产、主体参与和社工服务是否同步推进。另一方面，该框架可以识别三者之间的匹配度。例如，当空间生产进入营建或运维阶段，但主体参与仍停留在旁观、被需求或尝试入场层级时，需要强化关系赋能与制度赋能，降低参与门槛。当主体参与已出现自立或主导势能，但社工服务出现资源支持与制度协同不足时，需要强化对外链接与制度化嵌入，以稳固闭环运转。

将Y社区花园实践置于该模型发现，第一周期完成了谋划、推进与营建，社工服务集中于动员与促行，主体参与表现为尝试入场与被接纳。第二周期将重心转向常态化运维、队伍培育与慈善基金网络搭建，对应评估转为社工服务能否推动居民参与由被接纳走向走进“圈内”乃至自立，空间生产是否形成稳定运维及规则反馈机制，社工服务是否转译外部资源并将其嵌入社区日常协作体系。该模型既可呈现治理共同体由外部推动走向内生运转的演变轨迹，也可为后续服务的再行动提供针对性调整依据。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的三维成效评估模型可视为对“空间—参与—赋能”分析框架的评估化拓展，旨在为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过程观察、阶段比较和持续改进提供可操作的分析参照。

六、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Y社区花园共建行动的参与式行动研究与机制分析，总结了环境社会工作构建社区环境治理共同体的行动逻辑，讨论了其对本土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发展的启示。与传统社会工作实践聚焦于个体、家庭等微观层面的处遇不同，本研究将分析重心置于介于微观与宏观之间的社区中观治理场域，呈现环境社会工作如何围绕公共空间议题组织多元主体协作、推动制度化运维与持续参与，从而回应社区环境治理中的公共性与可持续性挑战。

基于“空间—参与—赋能”分析框架，本研究有两点发现。一是环境社会工作的行动逻辑并非线性累积，而是从找人、找资源的线性推进，转向空间生产、居民参与与社工赋能相互支撑的闭环嵌入。二是在多元主体互动的复杂场域中，社工需采取差异化关系策略。面向居民、居委会、物业等内部主体，社工以平衡公共利益与个体诉求为重点，通过关系协调与制度安排降低协作成本，稳定运维预期。面向跨学科团队、基金会、企业等外部力量，社工以互补分工和能力转化，推动外部专业与资源以可参与、可维护的方式嵌入社区协商与运维体系。由此可见，环境社会工作不是在既有社会工作实践中简单增设环境议题，而是在社区治理情境中以公共空间为媒介推动公共事务建构。

上述发现为本土社会工作知识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启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立足于本土语境重建社会工作知识体系，以推动社工在发展性社会工作的实践反思中不断提升专业素养。^[32]环境社会工作作为发展性社会工作的重要分支，有助于激活社会工作的社会面向，即通过对公共议题、公共空间与公共关系的专业介入，将社会工作实践边界从个体困境处置拓展至社区公共性生产。

在成效呈现方面，本研究提出“空间生产—主体参与—社工服务”三维成效评估模型，将治理共同体的生成过程与阶段性成效予以结构化、可视化表达。该模型是对“空间—参与—赋能”框架的延伸，旨在为不同行动周期和推进阶段提供匹配度诊断视角，并为再行动、再反思和再调整的持续改进过程提供参照。未来研究可在多案例比较与纵向跟踪的基础上，将过程指标与结果指标相结合，检验该模型的解释力与适用边界。环境社会工作的研究议题可从社区花园拓展至公共空间更新、社区气候韧性、垃圾分类与资源循环、环境风险沟通等更广泛的社区治理领域，丰富本土环境社会工作的理论与实践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