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数字经济浪潮驱动下，平台经济、共享经济等新业态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深刻改变了传统的就业格局。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新业态群体作为新业态的主要从业者，其规模迅速扩大，已成为社会劳动力大军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Quest Mobile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7月，中国网约车司机月活跃用户已达到2924.3万人，较2024年同期增长23.3%。其中，滴滴平台车主月活跃用户高达2079.3万人。与此同时，快递与外卖行业的从业人员规模也持续扩大，整体人数接近2 000万人。具体来看，外卖骑手数量约为1403.5万人，同比增长74.8%；快递员数量为539.4万人。^[1]这些新业态依托互联网平台搭建“平台+个体”的分散式用工模式，极大提升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与效率。

然而，这种创新的用工模式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新业态群体面临诸多组织化困境，呈现出高度“原子化” 与“去组织化” 特征。^[2]从工作场景来看，快递员奔波于大街小巷独自送货，外卖骑手穿梭在城市各处取餐、送餐，网约车司机在车内独自等待接单，他们彼此之间缺乏紧密的工作协作与互动。从组织归属来看，由于缺乏传统意义上稳定的雇佣关系和集体组织依托，个体往往感到孤立无援，对自身职业发展和权益保障充满担忧。^[3]权益保障机制的缺位更凸显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工作强度大、工作时间长、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普遍存在，一旦遭遇劳动纠纷或工伤事故，个体往往难以获得有效的支持与援助。^[4]

既有针对新业态群体组织化问题及其社会资本构建研究有三种视角。一是新业态群体再组织化的作用机制及策略研究。再组织化聚焦于组织建设过程中的结构重塑与功能再造，是组织化在动态发展中的自然延续与拓展。^[5]同时，再组织化也是组织场域中制度同构的产物，通过强制性、模仿性和规范性机制来推动组织趋同。^[6]对新业态群体来说，借助再组织化的手段塑造其参与主体性，能把其从“原子化”和“个体化”的生存状态转变为“组织化”的群体形态。^[7]在组织策略上，有学者指出各级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推动成立骑手、网约车司机、家政、农户等多种类型的合作联社，秉持“服务社员、进退自由、权利平等、管理民主”的原则，为处于“去组织化”状态的非正规就业者搭建一个“再组织化”平台，推动其职业伤害保障体系建设。^[2]二是新业态群体的社会资本构建状况研究。新业态群体在就业形式、内容及保障层面均呈现出显著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脆弱工作已成为一种普遍且常态化的就业状态。^[8]新业态群体的工作具有高度灵活性、原子性、分散性和强流动性，使其在职业发展过程中缺乏稳定的支持网络，这种社会支持网络的稀疏化弱化了新业态群体的社会资本积累。^[9]而且其社会网络主要以工具性弱关系为主，基于地缘、趣缘形成的强关系社会资本相对匮乏。^[10]三是社会工作服务新业态群体的研究。助人自助是社会工作的理念，其主要通过实施引导主动增权、链接外部资源以及开展政策倡导等不同层面的服务策略，系统开发面向技能型零工群体的赋能服务体系，以提升该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水平。^[5]县域社会工作利用数字平台赋能，通过“党建引领—数据驱动—网络重构—监督约束”四维协同机制，将新业态群体从服务对象转化为治理力量，有效提升了其组织归属感、权益保障水平和社区融入度。^[11]在此基础上，社工站通过多元化的服务举措，进一步强化了其对新业态群体的支持，其中物资支援便是重要一环。^[12]

从既有研究可知，研究者多侧重从宏观结构层面或管理层面对新业态群体的再组织化过程进行干预和整合。关于社会资本构建的研究，研究结论较为零散，社会网络的搭建是较为普遍的构建途径和渠道，尚未有整合式的分析框架。关于社会工作服务新业态群体的研究刚刚起步，尚未走向成熟，更多聚焦的是其社会融入问题。以整合式框架分析社会工作促进新业态群体的“再组织化”过程，增强其群体凝聚力和社会融入感，进而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成为当下亟待深入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议题。因此，本研究聚焦的研究问题是新业态群体社会资本弱化的“原子化”动因，以及基于此动因，社会工作如何通过建构社会资本实现新业态群体的再组织化过程，最后，探究社会工作建构其社会资本得以实现的作用机制。

二、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一)理论基础

本研究以社会资本理论为基础，系统阐释社会工作驱动新业态群体“再组织化”的过程逻辑与资本构建机制。布迪厄率先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依附于关系网络、可被行动者动员的现实或潜在资源总和”，强调其不仅能够提供物质层面的援助，还能够赋予具有象征意义的收益。^[13]科尔曼将视角扩展至宏观层面，指出社会资本是特定社会结构孕育的、具有资源导向功能的能动性资本，其概念由此获得广泛传播。^[14]早期研究或聚焦网络结构，或侧重认知共识，难免顾此失彼。为弥补研究维度的割裂，Nahapiet & Ghoshal提出了“结构、认知、关系”三维整合模型，把社会资本视为嵌入网络的多维资源系统，认为资源的生产与转换须同时依托网络结构、共同意义框架与情感纽带。^[15]其中，结构维度可视作社会资本的“骨架”，其功能在于为资源流动提供可触达的通道。该维度关注网络结构的客观属性，节点位置、整体密度、联系强弱及结构洞分布均被列入考察范围，并据此解释信息、机会与支持的可得差异。认知维度在社会资本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润滑剂”角色。其通过共享的符号系统、一致的价值信念以及统一的行为规范，有效压缩沟通成本，减少信息传递中的摩擦，同时还有效地抑制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从而为整个社会网络的顺畅运行注入共同的意义基础。关系维度作为社会资本的“情感内核”，着重突出互动历史、情感强度以及互惠频次在提升资源质量方面的重要作用。具体而言，长期的面对面互助体验能够在个体之间逐渐积累并沉淀出深厚的人际信任。这种信任不仅使得社会网络变得“可及”，即容易接触和利用，更重要的是使其变得“可信”，即值得信赖和依赖。通过这种情感维度的不断强化，社会资本得以从简单的“存在”状态，逐步提升至“优质”水平，实现质的飞跃和升华。

(二)分析框架

综合上述研究者对社会资本理论的阐述，本研究分析框架的构建围绕社会资本的“结构、认知、关系”三个维度展开（见图1）。以上三个维度并非并列存在，而是一种互为前提、实时调校的循环关系，任一维度的变动都会牵引其余两个维度产生协同响应。首先，认知维度与关系维度需要结构维度的支持。也就是说，在构建新业态群体的社会资本时，认知维度与关系维度的社会资本要素需要有在调研中观察到的，以建立社区微信群、平台合作链等载体为代表的具体结构网络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些结构网络，即使该群体有共享的价值规范和认知，也难以传播，情感纽带也无法建立。其次，认知维度为结构维度与关系维度提供可用性。当新业态群体之间缺乏共享信任和互惠规范时，社会资本结构维度中的节点之间只是形式上的连接，公共信息内容却没人愿意转发。而一旦建立了价值共识，即使跨区域的新业态群体属于不同的网络节点，也会减少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将其个人动机投向公共领域和公共信息内容。最后，关系维度通过情感黏性来巩固结构维度与认知维度的关系。高频互动和互惠经历不仅能防止结构维度中连接彼此的节点脱网，还能修复可能丧失共享意义的规范和认知，使共享意义持续产生。通过对以上社会资本三个维度之间关系的分析，社会工作介入新业态群体“再组织化”的完整逻辑得以呈现，即先搭骨架(结构维度)，再赋意义(认知维度)，最终达到情感固化(关系维度)，从而为群体良性运转与治理范式创新贡献整合式的理论解释。

三、案例选择与资料收集

首先，本研究立足HY社工机构 ¹在W市S社区承担的新业态群体介入社区治理的社会工作服务项目展开。该项目聚焦快递员、外卖骑手等新业态群体，通过打造社区服务驿站等载体介入社区治理。社会工作者旨在“赋权于民”与“创新治理”，运用专业方法促进该群体融入社区，并带动其参与社区微自治。该项目探索了社会工作助力多元主体参与、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专业行动策略。

其次，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半结构化访谈收集资料。资料收集工作于2025年6月至8月期间展开。研究对象采用目的性抽样与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选取，共有15名来自W市M外卖平台和Y快递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及一线员工、HY社工机构的项目主管及一线社会工作者接受了深度访谈，以此保证样本信息的丰富性。M外卖平台的服务依托超过1000名的骑手队伍进行履约。该平台可供配送的品类极为丰富，不仅包括餐饮，还涵盖社区用户日常所需的超市便利品、生鲜果蔬、医药健康产品、鲜花绿植等多类商品其餐饮外卖配送体系成熟，旨在满足社区居民高频、便利的即时性消费需求。平台通过实时数据调度骑手完成订单配送，采用“合作”模式与骑手签约。Y快递公司是典型的快递服务企业，其业务主要以标准快递揽派服务为核心，并持续推进数字化建设。其“分公司数字化标准化”工程旨在赋能包括社区网点在内的末端网络，以提升服务质量与客户体验。快递员每日需覆盖多个住宅区和写字楼，工作轨迹高度分散，组织化程度低。

四、新业态群体社会资本弱化的“原子化”动因

(一)工作模式特性：分散化、流动性、契约碎片化

新业态群体的工作模式呈现出鲜明的分散化、流动性特征，用工关系也趋于契约碎片化。这是导致其“原子化” 与“去组织化” 的重要原因。

在用工方面，平台经济的扩张已将算法治理推至劳动关系的核心，传统科层指令被实时数据流取代。^[16]M外卖平台系统依据距离、运力峰值与历史评分，瞬时分单，并为骑手规划分钟级路径。配送超时或收到差评时，将立即触发扣款机制，并实施流量降权措施。效率虽被推向极致，但劳资纽带却随之松散。该平台倾向以“合作”而非“雇佣”的名义缔约，从而将用工风险转嫁给个体。

仅24%的骑手签有正式劳动合同，其余皆属合作或劳务协议。此种弹性契约释放了时间自主权，却同时消解了制度化的福利预期与组织归属。(LXM,M外卖平台中层管理者，20250615 ²)

在空间方面，新业态群体呈现出“弥散”分布特点。Y快递公司快递员的轨迹显示，每人日均需往返21个住宅小区和30栋写字楼，包裹动线被切割为百余个点状片段，工作场景的高频切换使同伴相遇沦为概率事件。M外卖平台的骑手也是如此。其日均活动半径横跨三到五个商圈，等餐与等电梯的缝隙不足10分钟，难以展开持续交谈。线下互动机会的稀缺，使群体内部无法沉淀稳定的弱联网络，进而强化了“原子化”生存态势，阻断了社会资本的结构层积累。

(二)制度支持缺口：组织归属与权益保障双重弱化

制度供给的缺口构成新业态群体“原子化”“去组织化”特征的深层变量，其效应集中投射于组织归属与权益保障两端。

在组织归属方面，体现为组织吸纳失灵。以Y快递公司的工会为例，弹性排班、流动工位与跨域派单使其难以锁定会员，快递员群体正式入会率仅为23%。社区网格亦受限于“属地管理”原则，无法将日变三址的骑手纳入常驻服务体系，造成制度性成员资格悬置，无法实现群体认同目标。

在权益保障方面，体现为权利救济失能，争议处理与风险防护机制同步滞后。一是劳动关系被合作协议遮蔽，仲裁门槛被抬高，当骑手遇欠薪或封号时，往往因“主体不合格”而被驳回申诉。二是安全治理缺位。三是集体议价缺席。

平台总说安全第一，可算法把送餐时间压缩到要违反交规才能完成。每当暴雨天，APP弹窗只提醒注意路滑，却照常计算送达时效。超时率超过3%，就限制接单，但逆行闯红灯的骑手能稳居“跑单王”榜单前五。去年我们站点有个兄弟被汽车剐碰，导致骨折，平台咬定非配送途中出事，连住院押金都是骑手们凑的。(CSF,M外卖平台骑手，20250625)

从2025年夏季开始，我们公司在没有跟配送员进行任何协商或提前沟通的情况下，单方面决定将每公里配送单价下调8%。这一调整直接影响了我们的实际收入水平。(WXL,M外卖平台骑手，20250726)

由于缺少对等谈判主体，个体只能以“用脚下线”表达抗议，却无法阻止收入缩水。

(三)社会互动碎片化：从“职业共同体”到“原子化个体”

同业竞争与外部贬抑的双重挤压使新业态群体的社会纽带逐渐断裂，潜在的职业共同体尚未成型即被拆解。

在同业竞争方面，平台以“单量—时效”为唯一标尺，把骑手纳入实时排行榜。在午高峰的商圈取餐口，十余名骑手守单待机，系统一旦放单，手机屏幕瞬间点亮，谁先点击谁得收益，他人则沦为背景板，这强化了“他人即对手”的认知。长期处于该情境之中，合作所必需的基本信任被竞价焦虑所消解，群体凝聚力亦难以形成。

在社会认同方面，工具标签消解价值认同。公众话语将快递员简化为“行走的手提袋”，将外卖骑手固化为“会骑车的保温箱”。这类“去人格化”修辞通过媒体反复放大，使劳动者无法获得职业尊严的公共承认。当外部社会仅以“准时率”和“差评数”两项指标对其进行评价时，其劳动故事、技能诀窍与风险付出被系统性屏蔽。认同资源的匮乏反向投射至群体内部。既然“我们”不被看见，彼此之间也就失去共享的叙事与情感锚点，最终只能退守为孤立的“算法接单单元”，难以聚合成可与平台或社会对话的共同体力量。

五、社会资本建构机制：再组织化过程中社会工作服务新业态群体的实践策略

(一)结构型社会资本：组织网络的系统性重构

结构型社会资本聚焦社会关系网络架构与连接方式，在新业态群体再组织化进程中，通过多元主体协同网络和分层治理架构的搭建，实现组织网络的系统性重构，为群体发展提供坚实的结构支撑。

首先，在多元主体协同网络搭建方面，HY社工机构在项目中通过“党委领导—社会工作者主导—企业配合—骑手参与”四维框架，将原本松散的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重新凝结成一条高密度、低延迟的协同链条。链条首端是区党委，承担政策与资源的掌舵人角色。区党委把再组织化写入年度改革清单，一次性整合交通运输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市场监督管理局等11个职能部门和20家头部企业，形成常态化调度机制。链条中端是社会工作者，承担需求与服务的转换阀角色。其通过问卷调查，绘制需求地图，设计项目包，形成“群众点菜—社会工作者配餐—政府买单”的闭环服务。链条后端是企业，承担场地与资金的适配器角色。企业认领政府任务清单，快递公司把200平方米的分拣空间改建成暖新驿站，供骑手使用，连锁零售提供1.2万份折扣餐，平台企业开放API接口(即应用程序编程接口)，供社会工作者调取骑手轨迹数据，用于安全隐患预测。链条尾端是骑手，承担服务反馈与创新的生成器角色。骑手通过积分制进入治理内核，积分前10%的骑手自动成为“种子用户”，轮值担任互助小组组长、社群管理员，实现从“被服务”到“共治理”的身份跃迁。

其次，在分层治理架构方面，HY社工机构同步在线上、线下建设“三级节点+双轨协同”的微治理塔式结构，实现权责清晰、信息减速、执行加速的目标。线上社群体现了“群主—管理员—活跃成员”的三级节点。其中，群主由党委、社会工作者与骑手代表联合遴选，拥有规则制定、资源调配和考核权；管理员采用“2+2”轮值制，即由1名社会工作者、1名企业HR(人力资源专员)和2名积分TOP(头部)骑手，负责审核入群、每日播报路况与政策及48小时内处理纠纷；活跃成员中积分前10%的自动升级为“种子用户”，可发起话题、组织线上赛、优先获得培训名额。线下互助平台体现了“网格长—兼职网格员”的双轨协同。其中，网格长由社区“两委”或持证社会工作者担任，负责每月召开一次圆桌评议会，对兼职网格员进行绩效排名。兼职网格员从积分达标的骑手中公开招募，佩戴“治理轻骑兵”电子工作证，利用取餐、等红灯的30秒，完成从拍照到定位再到上传的三步任务。这种分层结构使HY社工机构把松散弱联的群体拆解为可识别、可调度、可问责的节点。既能保持线上社群的自生活力，又赋予线下治理的刚性执行力，最终让结构型社会资本从无形关系转化为可操作、可扩展、可自我更新的治理装置。

(二)认知型社会资本：共同目标与身份认同重塑

认知型社会资本着重于群体成员共享的价值观、理念和认知模式，在新业态群体再组织化进程中，通过叙事建构策略和目标共识凝聚，重塑共同目标与身份认同，增强群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首先，在叙事建构策略方面，HY社工机构将叙事干预视为认知型社会资本建构的核心方式，通过影像化、仪式化、循环化三重操作完成干预。第一重操作为影像化。社会工作者邀请纪录片专业团队与骑手共创《城市侧影》系列，拍摄权交给骑手本人。由此，个体劳动呈现出公共可见性特征，为后续认同升级奠定情感基础。第二重操作为仪式化。“最美骑手”评选活动由区总工会、区融媒体中心与HY社工机构联合举办，设置“平安骑士”“公益先锋”“节能达人”三大子榜单。获奖骑手可获积分，并直接享受落户、子女入学政策加分，使荣誉与实质性福利挂钩，强化“象征—工具”双重价值。第三重操作为循环化。获奖骑手自动成为城市宣讲团成员，形成“线下讲述—线上传播—公众反馈—骑手再创作”的闭环服务，实现从“被叙事”到“自我叙事”，再到“叙事他者”的转变，持续为认知型社会资本注入可再生意义资源。

其次，在目标共识凝聚方面，HY社工机构将认知型社会资本转化为可触摸的公共收益。其通过设计“双向微实事”机制，让骑手在解决社区痛点的同时即时兑现自身需求，形成“服务换资源—资源促认同—认同升共识”的闭环服务。具体来看，在项目设计阶段，社区党委牵头列出年度“民生微实事”清单，这样就把社区任务拆解成骑手可携带单。在双向履约阶段，HY社工机构通过服务可视化的方式强化骑手的共同目标，让骑手直观看到“我为大家、大家为我”的因果链，目标共识由此从抽象口号转化为可检验的收益。在共识再生产阶段，HY社工机构在积分排名前10%的骑手中孵化“新市民议事会”，赋予其“微实事”优先提议权，使分散的“微心愿”聚合成群体与地方政府共享的“共益目标”，为再组织化提供稳定且不断共享的意义内涵。

最后，在目标共识的符号化与制度化方面，HY社工机构以认知型社会资本为干预入口，通过将抽象的社会信任转化为可计量、可交换、可累积的公共品，促成骑手群体与当地政府之间“互惠—承认—合法性”三重耦合的螺旋式再生产。第一阶段为任务细分与微任务包设计阶段。社区党委将宏观民生叙事拆解为符合骑手时空技能特征的微任务包，每条任务嵌入积分回报机制，使劳动付出呈现出边际收益递增，实现认知资本向经济象征收益转化。第二阶段为双向履约与可视化治理阶段，目标是实现目标共识符号化。一方面，GIS定位和时间图像将服务转化为数字痕迹，满足审计需求；另一方面，电子屏和APP荣誉墙构成仪式空间，实现象征资本再分配。社会工作者作为边界协调者，调和行政、市场和社群之间的逻辑冲突，使服务回报被感知为程序与分配正义的叠加。第三阶段为将共识制度化为持续公共性阶段。前10%的骑手进入议事会，项目进入协商阶段。社会工作者通过政策实践，将骑手提案包装为安全议题，纳入政协平台。这体现了契约由双边扩展为多边，微心愿转化为制度性公共品，为骑手群体提供持续支撑，实现认知型社会资本的制度化再生产。

(三)关系型社会资本：信任机制与互惠规范生成

关系型社会资本关注成员之间的信任关系、互动频率和情感联系，在新业态群体再组织化进程中，通过双向赋能机制和情感联结技术，促进信任机制与互惠规范生成，提升群体的凝聚力和行动力。

首先，在双向赋能机制方面，HY社工机构以信任沉淀关系型社会资本。具体来看，HY社工机构将疫情期间的应急互助提炼为可复制、可量化的《双向赋能公约》，这样就使得临时善举升级为持续契约，实现了服务换服务的制度化设计。此外，社区通过“需求单—服务单—资源单”三单匹配平台实现精准反哺。骑手在APP勾选子女辅导、父母助洁等家庭需求，社会工作者对接学校、医院、养老中心，把公共服务拆解成可兑换的微福利，企业配套赞助支持，政府提供场地与通行许可，形成从社区出单到群体接单，再到多方买单的服务闭环。这种双向赋能机制不仅有效促进了社区与新业态群体之间的互动与合作，还使得双方之间逐步构建起一种稳定且可持续的信任关系。这种信任关系不仅能够自我强化，还在不断循环中得以巩固和深化。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信任循环的形成为社区再组织化提供了坚实的关系型社会资本生成基础，从而为社区长期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在情感联结方面，HY社工机构采用三种创新的服务手法，以显著提升新业态群体的心理黏合度。首先，举办了“生命故事工作坊”活动。骑手们有机会讲述自己的生命故事，分享自己的经历、挑战和成就。通过这种方式，骑手们不仅增进了彼此之间的了解，也建立了更深厚的情感联系。其次，还开展了压力舒缓小组。这些小组为骑手们提供了一个安全的空间，让他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情绪和压力，促进了他们之间的情感交流和互助。最后，还提炼出了一套情感联结工具包。通过使用这些工具，骑手群体从被疗愈者转变成疗愈传播者。这种转变实现了情感回路的制度化，为骑手群体创建了一个持续的情感支持和互助网络。

再组织化过程中社会工作服务新业态群体社会资本建构过程见表1。

六、社会资本建构何以可能：社会工作服务制度性替代与催化媒介的相互作用

(一)作为制度性替代：填补组织与制度真空

制度性替代指的是社会工作服务系统承接那些在传统工业社会中由单位制、工会或行会所履行的，但对新业态群体来说缺失或失效的社会整合与支持功能。

首先，替代组织载体，重构结构型社会资本。传统工人的结构型社会资本根植于工厂、工会等实体组织。而新业态群体缺乏固定的物理聚集空间和稳定的同事网络，呈现出无组织的散点状态。社会工作服务通过建立实体服务站点，以及运营线上社群，人为地、有目的地创造了新的社会互动场域。这些场域替代了昔日的单位大院或工会活动室，为原子化的个体提供了可及的、稳定的连接节点。

其次，替代规范供给源，培育认知型社会资本。共享的规范、价值观与信任等认知型社会资本依赖持续的群体互动与制度引导。在平台算法唯效率与评分为首的规则下，劳动者之间更多是竞争而非合作，难以自发形成互助、信任的共同体规范。社会工作服务在此扮演了中立、可信的规范倡导者与孵化者。如在小组工作中，社会工作者引导成员共同制定保密、尊重、倾听等基本原则；在社区活动中，通过表彰互助行为、组织经验分享，潜移默化地传递团结、共济的价值观。这一过程替代了传统组织中老带新、师傅文化等非正式规范传承机制，主动为这个新兴群体注入合作性文化基因，为普遍性信任建立奠定了认知基础。

从组织社会学角度来看，制度性替代并非一个静态的终点，而是社会工作服务新业态群体深度参与制度建构，并与现有治理体系建立动态关系的起点，其中蕴含着从替代、互补到深度嵌入的演进逻辑。首先，制度性替代通常被视为社会工作以其专业的“服务—治理”逻辑，对原有行政化或传统的社会服务方式进行更新与置换。它标志着一种新结构、新制度要素的引入。然而，若仅停留于此，则可能陷入“外来者预设”的困境。更深层的理论对话在于“制度性替代”必须走向“制度互补性”。^[17]社会工作并非旨在全盘取代原有体系，而是通过发挥其柔性服务、精准链接和促进参与等专业优势，弥补行政体系在精细化、人性化和长效性方面存在的不足，形成“行政保底线、社会工作增效能”的互补格局。这一互补关系的建立是社会工作获得合法性与可持续性的关键。^[18]另外，社会工作在嵌入并补充现有制度的同时，其“替代性”的专业实践也反向塑造着基层治理的逻辑与生态^[19]，推动治理体系向更具适应性、包容性与韧性的方向进化。

(二)作为催化媒介：激发内生动力与有机联结

制度性替代主要侧重于外部结构的供给，催化媒介重点强调社会工作在激发群体内生动力与深化社会联结质量方面的核心作用。其并非简单地替代旧制度，而是催化一种新型、有机的共同体的生成。

首先，催化互惠关系，深化关系型社会资本。关系型社会资本无法通过外部强制赋予，只能在具体的互动中滋生。社会工作的催化作用体现在其善于设计并促成微小的、可实现的互惠场景，如组织“应急工具共享”、促成“临时换班互助”、建立小范围的“应急基金”等。这些由社会工作者搭建平台、由成员共同参与的互惠实践，使得抽象的“团结”价值观转化为具体的、可感知的互助行为。正是在这一次次成功的互惠交换中，成员之间产生了坚实的情感纽带、义务感与人际信任，从而将浅层的“认识”关系催化为深度的、可依赖的强关系联结。

其次，催化集体身份与行动，实现社会资本的赋能化转向。社会工作的终极目标不仅是让新业态群体“抱团取暖”，更是使其获得争取福祉、改变处境的能力。社会工作通过赋能和参与式方法，催化群体从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行动者。如社会工作者协助群体梳理共同诉求，引导他们与平台公司进行理性协商；组织他们集体参与社区治理，如担任社区网格信息员等。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逐渐认识到自己所属的群体是一个具有共同利益和力量的集体，新业态群体这一集体身份得以强化和赋能。此时，社会资本不再仅仅是情感支持，更升华为一种集体行动能力，用于改善自身的工作条件和社会地位。

(三)制度性替代与催化媒介的互补性双轨作用

综上所述，社会工作服务的制度性替代与催化媒介双重角色构成了弥补新业态群体社会资本流失的互补性双轨。制度性替代是“硬基础”搭建。其回应了平台经济所带来的结构性排斥问题，通过外部干预直接供给组织形态和互动框架，为新社会资本的生成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土壤”与“骨架”。催化媒介是“软实力”激发。其回应了原子化个体所面临的关系性与能动性松散问题，通过专业的引导和赋能，激发群体的内生动力与互助潜能，为社会资本的“骨架”注入“血肉”与“灵魂”。

二者相辅相成，共同作用于社会工作促进新业态群体社会资本的建构过程。制度性替代所提供的结构为催化互动创造了前提；而被催化出的信任与互惠，又反过来强化了结构的稳定性和凝聚力。最终，社会工作通过双重角色，不仅有效弥补了社会资本的流失，更在平台经济的新时代背景下，积极探索和建构了一种与新型劳动方式相匹配、充满韧性与活力的社会团结新形态。

七、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将“再组织化”这一复杂议题置于社会资本三维框架下加以透视，得出结构重构、认知认同、关系生成三重循环的总体性结论。首先，结构资本解决“有载体”的问题。多元主体协同网络与分层治理架构把离散个体嵌入可调度、可问责的组织节点，使政策、资金、信息沿着“党委—社会工作—企业—群体”链条高速流动，新业态劳动者首次获得稳定的制度性通道，行动能力与资源获取效率被同步放大。其次，认知资本解决“有意义”的问题。通过叙事建构与目标共识凝聚，个体形成“新市民”身份的自我确认；当群体目标与社区治理议题重叠时，参与行为从“被动响应”转变为“主动创制”，价值共识持续再生产。再次，关系资本解决“有信任”的问题。双向赋能与情感联结机制把一次性善意沉淀为可预期的互惠脚本，最终生成“服务换服务—信任促合作”的循环，夯实再组织化的情感基础。

基于以上结论，构建社会工作促进新业态群体再组织化有效策略的关键在于，明确各主体的核心角色与功能衔接，构建一个以专业服务为纽带、制度支持为支撑、群体内生动力为目标的操作系统。首先，政府要强化制度供给与平台搭建。如可以通过公益创投、服务购买等形式为面向新业态群体的社会工作服务提供稳定的资金，牵头建立跨部门的联席协调机制，引导服务专业化和规范化发展。其次，社工机构要聚焦于专业介入与网络建设。如提供精准服务与建立信任，运用社区工作方法孵化培育内生性社群组织，并对其进行议事协商、资源链接能力建设等。最后，工会等群团组织要拓展联系渠道与权益保障。如与社工机构合作建立新业态群体联合会，将社会工作的个案管理等方法引入工会的维权帮扶与会员服务。

注释

1① 为遵守学术规范，所有实地调查中选择的研究机构、对象和地点均进行了匿名化处理。

2 LXM是对受访者姓名的匿名缩写，20250615表示访谈时间，即2025年6月15日。文中其他访谈内容引用标识解释与此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