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专业关系一直被视为社会工作学科的基础性议题，它不仅是构成社会工作理论与知识体系的核心要素之一，也是社会工作实践得以展开的“心脉”。^[1]可以说，专业关系既是社会工作的“灵魂”^[2]，也是其得以运行的“基石”^[3]。回顾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实证传统、人本传统、激进传统，还是社会建构传统，专业关系的理论根基均建立在“人际互动”之上。社会工作者通过同理心、沟通与信任等方式建立专业关系，从而促进案主成长，并恢复社会功能。几乎所有的主流路径都将专业关系界定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在情感、态度和行为上相互作用所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结关系。^[4-5]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结构不仅深刻塑造了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实践逻辑，也在相当长时间内奠定了社会工作的理论范式与价值基础。

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不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社会治理体系与公共服务模式也随之发生深刻变革。^[6]社会工作作为专业的助人实践活动，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数智化进程。^[7-10]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越来越多地借助在线咨询平台、信息系统、数字技术以及算法推荐等工具。^[11]换言之，社会工作日常实践充满了各种非人类因素，它们在潜移默化中塑造着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关系逻辑。^[12]这些非人类因素不再只是背景条件和工具性存在，而是在实践中直接影响服务内容与关系形式，并展现出结构性作用力。社会工作者必须面对的不仅是案主与自身、案主与初级群体、次级群体以及案主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13]，还包括案主与技术、环境以及物质对象之间的互动关系。^[14]

这表明以人为中心建立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具有内在局限性。现代社会科学长期以人类中心主义作为隐性知识前提，将“人”设定为唯一具有能动性的主体与社会变迁的主要驱动力，将其他非人类因素置于背景性、工具性位置。在社会工作知识语境中，这一假设体现为，专业关系被严格界定为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互动过程，物质、环境、技术等要素被视为被动的中介物，而非参与行动的合作者；伦理判断主要基于人类价值体系展开，较少纳入其他非人类因素；助人过程多以主—客体模式展开，而非被视为在多种行动者之间共同生成的关系网络。

不可否认，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知识结构在早期社会工作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不仅强调尊重个体、促进社会正义等核心伦理价值，还为工业化时代的专业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15]然而，随着社会发展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以及行动机制日益复杂，社会问题的生成逻辑呈现出多元行动者交织的网络特征。算法、机器、空间、动物、数据基础设施等非人类因素不仅参与其中，而且展现出对社会关系与社会行动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能动性。可以说，传统以人为本的专业关系范式在面对非人类因素时愈显解释力不足，难以回应当代实践的复杂性，并在一定程度上承受着范式层面的松动乃至瓦解压力。

在此背景下，20世纪末社会科学领域兴起的非人类转向为应对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危机提供了重要理论启示。^[16]其核心宗旨是批判与超越“人类中心主义”，通过重新理解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突破传统主—客体二元框架。^[17]在这一视野中，社会现实的生成并非单纯由人类意志与主观行动所决定，而是由人类、物质、技术、自然与制度等多要素共同构成的动态网络所生成。^[18]这一理论取向削弱了人类中心主义在传统社会科学中的主导地位，推动研究范式转向关系本体论与生成论。

从这一理论视野出发，社会工作实践不再被理解为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人际互动，或制度对个体关系的外部介入，而是在人—物—技术—环境共同作用下的生成性过程。例如，无论是社区协同治理中的转译实践^[19]，还是城中村儿童友好空间建设中的具体行动^[20]，这些非人类因素不仅作为背景性条件存在，而且以行动者的身份参与并塑造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对非人类因素能动性的承认意味着社会工作需要在理论上突破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立场，并在实践中探索基于关系性与生成性的分析路径，以更充分地理解当代社会工作所处的复杂行动网络。

基于此，本文拟在梳理非人类转向理论脉络的基础上，尝试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系统分析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重构逻辑，并进一步探讨这一转向在实践层面可能引发的诸多挑战。对于上述问题的讨论不仅有助于推动社会工作学科从人本主义向关系本体论的知识范式转型，为关系理论奠定新的哲学基础，还将扩展社会工作研究的行动者范围，更积极地回应数字化与平台化转型带来的专业实践与伦理议题，从而促进专业关系在数智时代的创新与重构。

二、非人类转向的兴起及理论脉络

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哲学以“理性人”为核心建构的知识体系奠定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根基。在这一范式下，“人”被视为唯一具有自我意识、道德责任与自主能动性的存在，人类理性被视为衡量知识与意义的最终尺度。^[21]而自然、物质、技术及其他非人类因素都被归为“客体”范畴，被认为只能被动地等待人类的认识、利用与改造。这种主体优先、主—客体二元的认知结构在相当长时期内主导了社会科学的研究逻辑。^[22]然而，在技术系统高度发展、科技体系深度嵌入、生态风险不断加剧的当代社会情境中，单一主体的解释框架已日益显现出其局限性。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使“物”与“技术”等非人类因素被推向分析前台，使其不再只是研究对象，而逐渐成为影响社会运行与社会关系生产的重要参与者。

20世纪后期，作为对现代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的系统性反思与批判，社会科学领域出现了以非人类转向为标志的思想潮流。哈拉维、拉图尔、贝内特等学者重新审视“行动者”“主体”“关系”等概念，将非人类因素纳入分析框架之中，由此形成了从后人类主义到新物质主义的一系列理论发展脉络。

首先，后人类主义通过解构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框架，将人类与非生命物体置于同等地位，强调人类主体与环境之间的共生性，并重塑了关于人的存在状态、意义和价值取向的理解方式，将主体性理解为在物质—技术—环境纠缠中不断生成的动态过程。^[23]哈拉维指出，“人”并非自然或固定的存在，而是由技术、物质与权力结构共同构成的复合体。她以“赛博格”的隐喻打破了自然与文化、身体与技术、人与机器之间的界限，强调人类存在始终处于异质混合的生成之中。^[24]此后，巴德明顿等学者进一步提出，后人类主义的根本使命是“去人类化”，即揭示人类并非社会关系的原点，而是与语言、技术及其他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动态网络节点。^[25]因此，后人类主义视野中的“人”不再是绝对中心，而是与多种非人生命形式和技术系统共同生成的关系性存在。^[26]

与后人类主义密切相关的是拉图尔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该理论为非人类转向提供了重要的认识论基础。^[27]拉图尔强调，在构成社会现实的诸多关系网络中，物质对象同样具有行动力，人类行动者与非人类行动者（如技术装置、档案、文本、设备、场所与制度等）通过复杂互动共同编织成行动者网络，进而塑造并影响社会现实。^[18]行动者网络理论不仅挑战了主—客体二分法，也为理解人—物关系提供了分析工具。

紧随其后的新物质主义进一步强化了这一非人类取向的思考，强调物的能动性与关系的生成性，并从认识论层面走向具体研究。^[28]贝内特提出了“活力物”的概念，认为物质并非人类行动的被动背景或资源，而是能够直接参与并影响人类行动的积极力量，从而共同塑造社会、政治与生态场域。^[29]巴拉德借鉴“生成”与“内在作用”等生成哲学概念，指出现实世界并非由预先存在的实体构成，而是由不断流动、纠缠与连接的关系过程构成。^[30]在此意义上，社会不再只是人类之间的互动结构，而是一种由人类、非人类、物质、符号与技术共同构成的生成性网络。^[31]

综上所述，非人类转向并非指向某一特定理论，而是通过对现代哲学人类中心主义的系统性批判，重塑了“主体—客体” “人—物”“自然—文化”等基本范畴的认知结构。^[32]本文认为，后人类主义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分别为理解社会现实提供了重要的本体论和认识论资源，而新物质主义对物质能动性与关系生成性的强调则为从经验研究或具体案例层面实现理论与方法的衔接提供了可能性。三者在理论取向上各有侧重，但共同挑战了以人类理性和主体性为中心的认识框架，拓展了一种关注多元行动者、异质关系与生成网络的社会理解路径。在此视野下，社会不再被定位为由人类单向建构的结构，而是由人类行动者与技术、物质、制度、空间等多种非人类行动者相互作用所共同生成的动态网络。因此，非人类转向应被理解为一个综合性的理论视角，涵盖后人类主义的去人类中心化立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关系方法论以及新物质主义关于物质能动性的哲学洞见。

基于上述理论脉络，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同样需要突破传统“以人为本”和“人际互动”范式的理论边界，转而在更具生成性与关系性的框架中重新审视其构成逻辑。非人类转向所提供的思想资源使人们得以从本体论层面重新界定专业关系的行动者范围与构成结构；从认识论层面反思社会工作知识生产的条件与来源；从方法论层面探索介入专业关系的新路径。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将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层面系统阐述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重构逻辑。

三、非人类转向视域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重构逻辑

如今，社会工作所面对的问题已不再仅仅由“人”构成，而是日益呈现出人—物—技术—环境多向度交织的复杂格局。^[33]本文将借助非人类转向的理论资源，系统论述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重构逻辑。

(一)本体论层面：从主体到关系的专业关系再定义

传统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主要围绕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互动展开，如反贫困实践中社会工作者与贫困者之间的服务关系^[34]，或医务、家庭、司法、青少年等领域中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专业联结。^[35]其假设是显而易见的，即“人”是服务的提供者、接受者以及关系建构的核心行动者。但非人类转向挑战了这一以人类为中心的本体论前提。因此，当从非人类视域思考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时，首要任务是重新界定专业关系行动者的范围与构成，从而理解专业关系如何在多元要素的交互作用下生成。

第一，社会工作专业关系不再只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主体间关系，而是一个由“人类与非人类”共同参与、持续生成的关系网络。技术、算法、物质环境、文件与空间等要素不再是被动的背景，而是在实践中以行动者身份主动塑造专业关系的运行逻辑。例如，数据平台与算法评分体系可能影响服务的获得；住房结构、物品摆放、社区空间等物质条件会改变介入的情境结构；护理器械与数字监测设备可能重新塑造老年人、残障人士等群体的需求表达方式与互动模式。因此，社会工作者（人类）、服务对象（人类）、技术装置（APP、数据平台、管理系统等）、空间场域（社区、护理机构等）、制度环境（政策与福利体系等）以及其他生命体（动物、植物等）共同构成一个异质、多元的行动者场域。在此场域，非人类因素既可能是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构成者与参与者，也可能在特定情境中成为服务对象。而且随着越来越多人工智能机器人的使用，提供服务的机器人在特定环境中也可能成为社会工作服务对象。也就是说，人工智能既是提供服务的“主体”，也是需要被服务的“客体”。^[36]

第二，专业关系具有流动性、生成性与情境性，其本质并非固定的人际互动框架。同一位社会工作者与同一位案主之间的关系会因环境变化、技术介入、政策调整以及身体与情绪状态的变化而不断被重新配置。因此，专业关系并非传统理论所预设的可控、稳定且可预期的人际结构，而是处于持续变动中的动态生成过程。具体而言，专业关系并非在初次接触时便一次性建立，而是在后续访谈、介入、反馈与协作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在不同阶段被重新定义。此外，专业关系的生成也并非完全取决于社会工作者的主观意图，而是在个体意愿、技术系统、物质环境与制度设置等多重因素交互作用中不断涌现、演化、断裂与再生。换言之，专业关系是一种过程性存在，其形成机制具有显著的情境性与动态性。

第三，对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理解正从“为人服务”逐渐转向“为关系服务”。有研究指出，社会工作应从以人为本的取向迈向以关系为基础的取向。^[37]这一观点认为，社会问题并非由某一单一主体直接导致，而多源于关系配置的失衡或断裂。相应地，专业关系的介入目标不在于改变某个特定个体，而在于重新调整、修复或增强其所处的关系结构。^[38]换言之，专业关系不再被视为一种由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构成的从属式互动模式，而是被重新理解为一种以共生、互构与协作为特征的关系性结构。

总之，在非人类转向视域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正从以主体为中心的互动模式转向由多元行动者共同构成的关系网络。专业关系不再被界定为固定、稳定的人际框架，而是作为一种在技术、物质、制度等多重力量共同作用下不断生成、调整与再配置的动态过程。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的关注点也从传统的“为人服务”逐渐转向“为关系服务”。这一转向不仅扩展了专业关系的构成要素，也为社会工作在数智时代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转型奠定了重要的本体论基础。

(二)认识论层面：从单一主体到分布式知识来源

在理解了非人类转向视域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结构与构成要素之后，必须进一步追问，专业关系中的知识从何而来？传统的社会工作认识论强调知识来源于人的主观经验、叙事和意义结构。即便近年来知识生产的主体已由“专家权威” ^[39]拓展为包括社会工作者、机构同行、督导、服务对象以及科研人员等在内的“多元主体” ^[40]，但其理论基础仍主要植根于人文主义和建构主义框架，默认只有具身主体才能生产知识，社会工作者通过倾听、同理心和专业判断来理解服务对象。

与此不同，非人类转向指出，社会工作专业知识不再仅由社会工作者或者案主单独生产，而是来源于分布式知识生产过程。这意味着算法与数据库可以通过分类、排序与风险评估参与知识生产；技术媒介不仅记录信息，也塑造理解路径；物质环境通过呈现或遮蔽案主处境影响知识的形成；当事人自身通过数据、文本、记录、数字痕迹等多种方式“发声”；社会工作者不再是知识唯一的解释者，而是与网络共同生成知识的协同者。例如，一名社会工作者在进行风险评估时，其认知依据不仅来自案主本人的口述，还来自信息系统中数据记录、机构的评估量表、案主家中的房屋结构与家居摆设以及湿度与光线等物质条件。由此可见，知识主体呈现出多元化，知识载体呈现出物质化与技术化，知识生产在网络中不断涌现、协商与变动。

当传统理论将知识来源限定于社会工作者自身时，社会工作者自然拥有解释权、评估权与专业判断权。然而，在分布式知识体系中，知识的权力结构被重新配置。技术系统获得了分类和评估的权力，物质环境通过呈现或遮蔽服务对象处境而具有事实建构的权力，制度规则掌握了界定与划分需求的权力，案主自身亦可能借助设备、文本或平台，以不同方式发声并参与知识生产。社会工作者的知识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其专业性不再源于单一专业知识的掌握，而表现为理解人类与非人类因素交互机制的能力、对技术性知识进行批判性运用的能力，以及在复杂关系网络中促成并维系共同理解的能力。

由此观之，专业关系中的知识及其来源不再被理解为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主观表达与认知交换，而是由技术系统、物质环境、制度安排等多元行动者共同参与建构的动态产物。可以说，非人类转向对认识论的重构不仅改变了知识的来源、形式与路径，也重塑了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地位。社会工作者不再是知识的唯一掌握者，而是负责在异质性行动者网络中整合信息、进行解释，并促进协调的“关系型知识协调者”。这一转向为数智时代理解与分析专业关系提供了新的认识框架。

(三)方法论层面：从线性干预转向关系性介入

传统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通常被理解为一个由社会工作者主导，并可以被明确划分为不同阶段的线性过程，且遵循从接案到结案的标准化流程。^[41]此类模式隐含的前提是，服务对象与社会工作者均具备相对稳定、统一且可被明确界定的主体性，专业关系一旦建立，便能够在清晰的角色边界、伦理规范与操作流程中持续运作。然而，在非人类转向视域下，社会工作者所面对的情境不再是由单一主体构成，而是由人类、技术系统、制度结构与物质环境等多元要素共同联结而成的行动网络。问题的生成也不再归因于某一主体本身，而是源于这一异质网络的联结方式与作用机制。相应地，专业关系也不再仅依附于人际互动，而是嵌入多重行动者之间的动态关系之中。

因此，社会工作介入的首要步骤不仅需要对个体特质进行评估，还需要对其所处的关系网络进行描绘与分析。社会工作者需要识别网络中各类潜在行动者之间的联结方式、权力分布及其作用路径。这种方法论的转向使介入从“个体归因”转变为对关系结构的调整与再配置。例如，贫困问题可能源自算法偏差、信用体系歧视或社会救助制度中的数字鸿沟；家庭暴力的发生可能受到居住空间狭小、监控技术缺位或数字证据不足等非人类因素影响。

与此同时，传统社会工作强调介入的计划性、可控性与可预测性，但在人—物—技术—环境共同生成的复杂关系网络中，专业关系的演进不再遵循线性逻辑，而是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非人类因素的介入使专业实践常常表现为开放性和涌现性。因此，社会工作者不能再依赖于预设的介入方案，而需要通过持续观察、实时反馈、关系协商与情境判断，使介入在不确定性中不断调整与演化。

此外，在数智时代，社会工作介入不可避免地通过技术媒介展开，而非人类转向视域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工具理性来理解技术的作用。技术不仅是介入手段，而且是在行动路径的生成与塑造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其调节行动者之间的关系，影响问题的呈现方式，并可能重构权力分布。这意味着社会工作者必须具备评估算法偏差、理解介入技术和数据伦理的能力，并在介入方案设计中将技术视为具有行动力的参与者，从而实现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性干预。

由此可见，在方法论层面，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必须从传统的线性、主体化干预模式转向一种强调关系性、协作性与生成性的实践框架。介入不再单纯地被理解为社会工作者对服务对象的干预，而是被重构为在多元行动者构成的异质网络中，通过调节、维持与引导关系流动来实现的实践过程。

综上所述，在非人类转向视域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重构并非对传统专业价值的否定，而是一场理论上的探索与扩展。通过从本体论、认识论到方法论的层层推进表明，社会工作能够更加敏锐地把握当代社会问题的物质性、技术性与生态性等特征，从而为专业关系的创新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四、社会工作专业关系非人类转向面临的挑战

不可否认，非人类转向为社会工作专业关系重构提供了重要启示。然而，当非人类因素进入社会工作实践情境时，其在专业关系中的作用并非始终具有积极效果，反而可能引发新的张力与困境。在理论层面，非人类转向试图瓦解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框架，强调“关系本体论”与“物质能动性”。但在实践层面，这一转向却暴露出社会工作面临的诸多现实矛盾。实践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专业角色的重塑压力以及伦理价值的潜在冲突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在转向过程中面临的多维挑战。

(一)实践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增加

非人类转向带来的首要挑战在于，其从本体论层面重塑了社会工作实践的性质，使原本建立在一种线性因果逻辑上的专业关系模式难以维系。传统社会工作基于一种可预测的行动模型，假设社会工作者能够借助科学评估与专业方法对案主处境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并据此实现既定的服务目标。然而，行动者网络理论和新物质主义的引入使实践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社会工作不再是由人类主导的线性过程，而是一种由人类与非人类因素共同参与的“生成性实践”。这种生成性与多元性不仅在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层面挑战着既有的社会工作理论基础^[42]，也使社会工作专业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首先，专业关系的时空结构被重构。随着数字平台、远程咨询、虚拟陪伴等技术的介入，专业关系不再限于物理空间，而是转变为线上与线下交织的动态网络。这种跨时空的互动形式打破了专业关系的时空边界，削弱了传统意义上专业关系的稳定性，要求社会工作者在高度流动的情境中进行持续判断与策略调整。

其次，行动主体由单一性走向异质性。数字平台、智能设备、数据系统等要素的广泛介入，使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的互动受到大量非人类因素的影响。如平台算法、设备可及性、空间条件等不再只是技术工具，而是具有行动力的中介。同时，案主不再是被动接受服务的主体，其行动和回应同样受到技术与物质环境的共同作用，进一步增加了实践的不确定性。

再次，行动路径由线性逻辑走向生成性逻辑。目标与过程在实践中不断被“转译”。行动者网络理论指出，非人类因素能够通过其物质结构与技术规则影响甚至改写服务流程与目标。^[19]当社会工作者旨在通过情感支持实现案主赋权时，智能评估系统可能会将此目标“转译”为“提高案主数据录入的及时性”或“降低案主的风险评分”。这种“转译”可能导致服务路径的系统性偏差，最终使社会工作者的行动被非人类因素“捕获”，专业自主性由此被削弱。

最后，专业关系的结果呈现出高度的涌现性。在一个由技术、物质环境、制度与人类共同构成的异质网络中，每一次交互都可能产生非预期后果。^[43]系统更新、传感器故障或空间变化等因素都可能改变服务的方向。尽管技术增加了信息的可获取性，但算法的不透明性、数据的选择性以及模型的偏差反而放大了结果的不可控性。因此，专业关系的结果不再是社会工作者意志的直接体现，而是网络中各行动者共同生成的产物。

可以说，实践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共同构成了社会工作专业关系非人类转向的核心挑战。社会工作者不仅需要在理论上接受一个由多元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生成性世界，更需要在实践中学习管理由非线性、去中心化与高度不确定性共同作用构成的行动网络。在此意义上，如何在复杂环境中维持专业判断并坚守伦理准则成为非人类转向在社会工作实践领域落地的关键。

(二)专业角色的去中心化与身份重构

在非人类转向视域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重构不仅意味着理论范式的更新，更深刻地挑战了社会工作者作为核心行动者的专业身份。当非人类因素被纳入关系生成机制时，社会工作者不再是唯一的行动主体，其专业权威、能力结构与角色定位均需要重新界定。

自社会工作专业化以来，其权威主要建立在两方面：以“助人自助”为核心的人本伦理以及以专业知识与方法为基础的专业理性。然而，在数据平台、算法决策与数字系统广泛嵌入实践的情境中，这一权威结构被重新分配。算法被视为客观判断的依据，在社会救助、风险评估、心理支持等领域越来越多地替代专业判断。社会工作者需要执行系统生成的任务，回应系统发出的预警，并承担数据采集与监督角色，其专业主体性被削弱。正如拉图尔所言，当行动力被分布于网络之中时，人类主体不再是行动的唯一来源，而是成为多方协商的结果。^[18]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的专业性与判断权均受到显著削弱。

与此同时，非人类因素的介入也推动社会工作者的核心技能发生异化。社会工作传统上强调社会工作者作为“关系建立者”的专业角色，通过同理心、共情与反思等方式建立信任关系。然而，随着技术介入的加深，社会工作的知识形态正由强调人际互动的“社会性知识”转向以数据处理和系统操作作为核心的“信息性知识”。^[44]数字平台在提高效率的同时，也减少了面对面的互动，使原本丰富、微妙且多感官的专业关系被简化为数据与文本，情感联结被系统性稀释，专业关系的伦理与人文基础遭到弱化。

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工作者在多行动主体共构的关系网络中有效行动，必须具备新的专业技能，即“物质性素养”（社会工作者识别物质环境、技术装备和空间结构在关系生成中所发挥作用的能力）和“数字素养”（社会工作者理解、操作并批判性使用数字技术的能力）。^[45]但是，当前社会工作教育与培训体系主要集中在沟通技巧、心理评估与伦理决策方面，对技术逻辑、算法偏差以及非人类行动者的作用缺乏系统性训练。这导致社会工作者在实践中能够“懂案主，却不懂系统”，能够理解个体情绪，却无法识别算法风险评分背后的结构性偏见；能够把握伦理原则，却无法处理数据平台带来的规训效应，使社会工作者在技术环境中处于相对被动的位置。

总之，非人类转向带来的角色重构并非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真实存在的挑战。在此意义上，社会工作者需要重新理解“专业性”的内涵，不再以传统的人际互动和个体专业判断为中心，而是将其拓展为一种能够在多元行动者网络中进行协同、审慎使用技术系统，并对物质环境保持敏感性的综合性专业能力。然而，这一范式转型尚未在社会工作教育体系、机构培训和实践中得到充分回应，从而导致非人类转向在社会工作专业关系中未能真正落地。

(三)责任与价值重新分配的伦理冲突

伦理始终是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核心。传统的伦理框架将责任明确归属于人类行动主体，即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但当非人类因素广泛介入社会工作实践后，这一以人类为主体的伦理秩序便遭遇了根本性挑战。^[46]

一方面，伦理规范和责任归属的边界变得愈发模糊。智能设备、数据平台与算法决策在介入服务流程时，干预结果成为人—物—技术—环境共同作用的产物，责任呈现出分布式特征。现行的职业伦理与法律规范主要针对人类主体，对平台或算法缺乏尚可操作的追责机制。当伦理风险发生时，最终责任往往不成比例地回溯到一线社会工作者身上，导致系统性风险承担不均衡。此外，算法的不透明性侵蚀了专业判断的可能性。许多深度学习模型和平台决策过程是不透明且不可解释的，即使社会工作者依据算法建议采取行动，也难以说明其判断依据或向案主提供合理说明。这直接冲击了社会工作个别化、透明性与诚信原则，使专业实践陷入无法充分说明的伦理真空。

另一方面，伦理判断标准与服务评估体系之间出现失衡。传统以过程合规与结果达成为核心的评估范式在多行动主体共同生成的场域中难以适用。服务成效可能受设备故障、数据延迟或制度配置等非人类因素影响，单纯以社会工作者行为归责既不公允，也可能促使社会工作者采取保守策略，最终削弱服务创新与专业自主性。^[47]同样不能忽视的是，案主的隐私保护与知情同意正面临结构性侵蚀。持续监测、穿戴设备与平台数据采集使案主处于常态化被观察之下。这种数据收集的持续性与用途的复杂性使案主的隐私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48]更为复杂的是，案主往往难以理解数据使用逻辑，知情同意沦为一种程序性勾选，而非基于充分理解的主体性选择，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工作对案主自决权的尊重。

此外，当社会工作高度依赖数据与算法时，案主的独特经验被压缩为标准化和量化指标，其生命处境的复杂性与差异性被忽视，使专业关系的介入从“面对真实的人”转向“面对被抽象化的数据”，从而对人类尊严形成潜在威胁。同时，案主可能形成对智能系统的依赖，在情感支持、日常管理甚至决策中，倾向于通过算法反馈、平台提示或自动化建议获得指导，从而削弱其自主行动能力。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算法本身带有偏见，这种技术依赖可能进一步固化不平等，造成新的数字鸿沟和系统性排斥，背离社会公正的价值追求。^[49]

综上所述，在非人类转向视域下，如何处理非人类行动者的伦理和道德责任成为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无法回避的核心问题。这一问题不仅关乎技术使用的规范性，更深刻地指向在人—物共生时代如何重新界定专业责任的边界，以保障案主权利的实现，并维护社会公正。

总的来看，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正承受着来自社会结构重组、专业角色变化与伦理价值重构的多重压力。实践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削弱了传统线性逻辑的适用性；专业身份的去中心化弱化了社会工作者的自主性与专业认同；多行动主体共构的关系网络模糊了责任边界，并带来新的伦理困境。上述挑战共同表明社会工作正处于由“以人为本”向“以关系为本”转型的关键阶段。专业关系的重构已不再只是理论层面的更新，而是实践层面的深刻变革。如何在非人类因素普遍介入的条件下协调人本价值与技术理性，重建专业关系的实践逻辑与伦理基础，使社会工作在复杂情境中保持专业性与生命力，是亟须回应的重要议题。

五、总结与反思：迈向“人—非人”共生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

21世纪以来，人工智能、大数据与物联网等技术深度塑造了社会结构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重塑了社会工作的知识体系与实践逻辑。面对技术介入带来的复杂情境，理解技术并回应社会转型是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非人类转向突破了传统人本主义范式，为专业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框架。它强调“人—非人”之间的协同生成，使专业关系从以“人—人”的线性互动转向“人—非人”的网络共生。这一变化不仅扩展了专业关系的边界，也挑战了既有知识、伦理与价值框架。基于此，本文提出了“人—非人”共生的专业关系范式，以回应技术革新与社会转型的需求，并尝试探索契合中国情境的社会工作专业关系新图景。

首先，在理论层面，社会工作需要突破以人为中心的静态关系观，转向强调生成性和动态性的关系逻辑。这种关系观既回应个体生命的复杂性，也关注非人类因素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互动与型塑。其次，社会工作者应重新审视自身的角色定位，不再只是关系建构者，还是协调非人类因素介入、引导关系生成的行动者。再次，在伦理层面，亟须建立 “非人关系伦理框架”，明确技术、算法、空间、平台等非人类因素在专业关系中的作用、责任与介入边界，防止技术逻辑对专业判断的隐性替代。最后，在实践层面，应更新现有服务流程、介入方法与评估体系，应引入非人类因素的识别与应对机制，使专业关系在不确定性情境中具备更强的适应性。

除此之外，社会工作教育和实务体系必须及早纳入非人类因素。在专业教育中，应引导学生理解非人类因素在互动中的作用，关注技术介入、空间布局、情境氛围等因素如何影响关系生成。同时，在课程设置方面，引入物质文化研究、技术哲学、科技与社会等跨学科内容，以培养学生理解和回应非人类因素的能力。在实务层面，社会工作机构应开发与非人类因素相关的评估工具，将技术装置、数据平台等纳入服务记录，推动干预逻辑从线性操作向动态应对转型。

然而，“人—非人”共生的专业关系范式在中国语境下的实践面临更为复杂的张力。一方面，中国社会工作正处于制度化快速推进阶段，专业关系模式与西方社会存在显著差异。另一方面，随着社会治理方式的技术化转向以及数字技术的迅速普及，非人类因素逐渐成为社会工作实践不可忽视的行动要素，并深度介入专业关系的生成过程。因此，新的专业关系范式不仅需要避免削弱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动性，还必须承认人情社会中物质互惠的合理性^[50]，并构建一种能够与制度逻辑协商、与技术环境共构的关系理解方式。^[51]这不仅涉及价值体系的重构，也指向一种兼具文化敏感性与实践韧性的关系生态，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理论和知识体系提供重要路径。

值得注意的是，引入非人类因素并不意味着取代“人”的主体性，而是重新定位与扩展主体性。^[52]社会工作必须正视“人—非人”共同构成的社会现实，提升识别技术平台、数据系统背后价值逻辑的能力，使专业判断不被算法逻辑所取代。唯有在承认非人类因素能动性的前提下，社会工作者才能在技术加速与社会转型中保持专业韧性，并增强社会工作回应复杂情境与不确定性的理论解释力与实践可能性。

本文从非人类转向出发，对社会工作专业关系的重构逻辑与现实挑战进行了系统讨论，但仍存在一定局限性。一是作为理论层面的初步探索，对非人类因素的类别划分、作用机制及其介入方式尚需进一步细化与操作化。二是缺乏实证研究的支持。“人—非人”共生的专业关系范式仍停留在理论建构层面，且专业关系在儿童、青少年、老年等不同领域，以及农村、县域、城市等不同地区之间有显著差异。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非人类因素在不同服务领域和地区的具体作用。

即便如此，本文仍希望借助非人类转向的理论视角，推动社会工作重新思考专业关系的生成逻辑。在非人类因素日益凸显的背景下，社会工作需要不断更新知识体系与实践取向，发展具备情境适应性、复杂响应能力与伦理反思能力的专业关系模式。这不仅有助于回应复杂社会中的多重挑战，也能为构建更具开放性与韧性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奠定理论基础，并指明实践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