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技术物如何塑造社会工作的实践变迁

随着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数字技术的更新迭代，数字革命正重塑着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截至2025年6月，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达5.15亿人，普及率为36.5%。^[1]2025年8月，国务院颁布《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与经济社会各行业各领域广泛深度融合，加快形成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社会新形态。^[2]在此背景下，社会工作的干预实践也在发生变化。以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技术物重构社会工作的服务对象和干预边界，推动社会工作干预实践的非人类转向。

自21世纪以来，非人类转向成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极为重要的理论议题。其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强调将非人类纳入分析视野，关注人类与非人类共生的集体性关系，尝试从动物、情感、身体、有机物和地球物理系统、物质或技术等方面来重构认知。^[3]它改变了传统意义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在人与物的层面重构人们对社会关系的反思，强调在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中重塑自我、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非人类转向的理论浪潮中，社会工作领域的实践干预受到动物^[4]、植物^[5]及技术物^[6]等非人类的影响。而数字社会的到来进一步强化了技术物对社会工作干预实践的作用。技术物推动社会工作服务从劳动密集型工作向技术密集型工作迈进，为社会工作的数字化转型创造了机遇。^[7]

法国技术哲学家吉尔贝•西蒙东认为，技术物是由人类设计创造且不断发展的物体，其不只是满足某种特定需求的工具，更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生成过程和进化潜力的复杂系统。^[8]它的生成发展与人类的行为、感知和思维方式相互影响，也与自然、社会结构和文化发展密切关联。^[9]技术物作为一个跨学科概念，指的是人类通过技术手段创造的物质或数字实体。技术数字是数智社会的物质基础，数智时代的技术物与数字技术息息相关。具体来说，技术物由“可执行”的数字化技术与“可使用”的技术设备构成。^[10]前者指基于二进制结构的新技术手段在内的数字化技术，如网络化、平台化、算法化、信息化、人工智能等；后者指由具有某种便利性的工具或呈现设备环境的工具组合构成，如智能穿戴设备等。

从社会工作的干预实践来看，技术物推动了社会工作实践方式的变革，增强了服务的可及性^[11],为服务效率的提升提供了可能。^[12]技术物带来的实践变迁成为社会工作非人类转向的主要表征之一，充分彰显了非人类对传统社会关系与社会实践的再造，为突破传统的“人—物”关系、理解人类与非人类的集体性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路。技术物带来的实践变革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非人类的能动性，非人类似乎不再是被动的“对象”，而是能动的“参与者”。^[13]那么，技术物是否具有“技术能动性”？如何理解技术物的能动性？

技术物的能动性背后指向技术的意向性，或人与技术物的关系。在现象学传统中，意向性是理解人类与其世界关系的核心概念。唐•伊德将技术维度引入理解人类与世界的关系之中，提出技术意向性概念，打破了意向性是人类独有属性的观点。^[14]彼得•保罗•韦贝克以唐•伊德的技术哲学为基础，拓展了意向性的内涵，进一步提出了赛博格意向性，其包含技术中介的意向性、混合意向性和复合意向性三种类型。^[15]赛博格意向性的提出推动了人们对意向性概念从人类中心主义逐步拓展至非人类行动者的理解。由此，人与技术物的关系状态由“人使用工具”(中介意向性)到“人机融合成为新主体”(混合意向性)，再演进到“人与技术作为两个能动者协作”(复合意向性)。新一代的技术物，如人工智能、机器人学习算法等，在协议制定和行动选择两个关键环节中行使意向性。而在这两个环节均有能动性的技术物可以自主解析数据、学习知识，并做出决策，且能够在组织的惯例实践中有意地约束、补充甚至替代人类，与人类形成不同类型的联合能动性。^[16]这表明人与技术物的关系再次发生了变化，能动性也从人类独有转向了人类与技术的联合。

概言之，技术物的能动性本质上是社会互动中的实践成就。这种能动性不是实体固有的属性，而是在人类与非人类的互动中被赋予、测试和确认，例如机器人是否具有“能动性”取决于人类在具体情境中如何对待它。^[17]非人类行动者只有在网络中与其他行动者联结，才能够获得相应的角色定义和行动意义。^[18]换言之，技术物的能动性是在实践互动中所产生的效果，是关系的一种产物，技术物本身不具备类似人类的自由意志。

可以看到，数智时代的技术物虽然已经从被动的工具转变为拥有不同程度意向性的行动者，但其本身并不具有能动性，而是在与人类的互动中产生联合能动性。技术物作为社会建构的产物，承载着人类的价值观和权力关系，其设计、应用和效果都深受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氛围的影响。技术物介入社会工作的干预实践受政府、市场和技术专家的影响，是一个充满政治张力和伦理压力的过程。其既可能推动服务效率的提升，也有可能带来加剧社会不平等、削弱人文主义关怀的风险，甚至有可能与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产生冲突。^[6]由此带来的困惑是，数智时代的技术物在由人类和非人类所构成的行动集合中扮演怎样的角色？技术物对社会工作的实践变迁带来怎样的影响？社会工作者又该如何与技术物共处？基于此，本研究拟以技术物的角色变迁为线索，在社会工作非人类转向和数智社会背景下，充分阐释技术物对社会工作干预实践的影响。

二、服务拓展与方式变革：技术物对社会工作干预的影响

在数智时代，技术物一方面为社会工作者提供了干预的“工具箱”，社会工作者可随时随地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服务；另一方面，其汇聚的大数据也奠定了坚实有力的循证基础，并有可能驱动社会工作行业进行整体变革。^[19]技术物带来的社会工作变迁不是对传统社会工作的替代，而是传统社会工作在数字环境中的延伸和适应。社会工作的干预实践逐步演变为融合线上互动和面对面互动的混合实践。^[20]这种混合实践关注数字与物理实践的有机结合，强调社会工作者在干预实践中应用数字化技术和技术设备，并将技术驱动的服务嵌入服务对象的物理环境和日常生活之中。

整体来看，在社会工作实务领域，技术物所推动的数字化发展呈现出层级发展的趋势，且不同层级表现出部分迭代变化的特点。在第一层级，社会工作把技术物当作信息收集、沟通交流和存储分析的工具，数字技术是社会工作者和服务对象的互动媒介；在第二层级，技术物是社会工作者实践干预的治疗手段，如虚拟的网络社区作为社会工作的实践场域；在第三层级，人工智能等技术物的发展推动其可以作为提供服务的虚拟治疗者。^[21]从这三层数字化发展层级来看，技术物在社会工作实务中主要扮演互动媒介和治疗工具两种角色。

(一)拓展服务边界：作为互动媒介的技术物

作为互动媒介，技术物架起了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沟通的桥梁，在直接服务和间接服务中扮演重要角色。就直接服务而言，早在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就通过在线自助团体首次出现在互联网上。之后，以电子邮件、即时消息、视频会议等方式提供的心理健康服务，即电子治疗得到了快速发展。^[22]数字技术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社会工作者应用于服务之中。在线咨询、电话咨询、网络治疗、自助式网络干预、社交媒体介入等多种干预方式不断涌现。随着数字技术的迭代更新，信息与通信技术作为沟通媒介被广泛应用，社会工作者使用电子邮箱、短信、Zoom、FaceTime、WhatsApp等工具提供线上服务，如通过FaceTime进行音乐互动等创新方式来维持专业关系。^[23]

在间接服务方面，社会工作者采用数字技术对服务对象的状况进行实时管理、案例追踪和及时评估，以确保干预服务按计划进行。^[24]同时，社会工作机构借助数字技术搭建信息共享平台，以促进不同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沟通合作。如英国通过推行多机构共享平台来开展儿童保护工作，共享平台不仅推动了机构之间的连接与协作，也提高了数据信息的可视化，有助于社会工作者创建动态的案例记录，促进专业反思性实践。^[25]可见，技术物虽不是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直接沟通、交流的媒介，却是二者之间互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社会工作者通过技术物可以更好地了解服务对象的动态变化，及时监管服务对象的状态，有助于提升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效果。

无论是直接服务，还是间接服务，数字技术的更新和不断应用，拓展了社会工作的服务边界。其一，社会工作的服务空间得以拓展。社会工作的服务场域从线下拓展至线上，网络空间也成为社会工作干预的实践场所。其二，社会工作服务的可及性和灵活性明显提高。比如，通讯技术改善了农村社会工作资源匮乏、专业隔离和培训不足等问题。^[26]社会工作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为偏远地区或行动不便的服务对象开展远程治疗等服务^[27]，增强服务的可及性，推动跨区域的服务传递。其三，社会工作的服务接受度获得提升。互联网、信息通讯技术和新一代数字技术的隐匿性，使偏好非面对面服务的群体更愿意接受服务，增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的信任。通过视频通话、WhatsApp、FaceTime等信息工具，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之间可以建立新型的亲密关系，形成数字亲密。^[20]

综上所述，数字技术和其他电子技术等技术物改变了社会工作实践的性质，拓展了社会工作的服务空间和服务可及性。技术物作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媒介，其本身并不直接作用于服务对象，而是通过社会工作者的实践应用，产生干预功能和效果。技术物在专业互动中发挥实际效用。当然，技术物在社会工作实践干预中的角色不只是互动媒介，也在变迁中不断延伸。

(二)变革实践方式：作为治疗工具的技术物

当技术物作为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媒介时，其作为干预治疗的工具属性已初现端倪。作为一种治疗工具，技术物被广泛应用于不同领域和不同场域的干预过程。首先，数字技术等技术物改变了社会工作的传统干预方式，提高了干预的精准性和实际效果。比如在患有糖尿病的青少年在线教育和社会支持的干预中，社会工作者通过在线干预突破了传统的服务壁垒，促进了青少年的真实表达，从根本上重塑了支持性干预的提供方式和体验效果。^[28]又如社会工作者借助依托于智能设备和数字平台的移动健康技术，将健康干预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提高了健康干预的精准性和吸引力，并促进了个体能力和医疗系统效率的提升。^[29]其次，社会工作者运用数字化技术实现了对服务对象的在线赋权。在数字化叙事实践中，社会工作者通过视频、音频、图像等多媒体帮助服务对象创作个人或群体故事，增强了服务对象的自我表达^[30]，扩大了服务对象真实的自我感知，强化了服务对象的个性化体验，使其在高度个性化的叙事体验中实现自我效能提升。^[31]最后，技术物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发挥整合资源、智能收集与分析信息的功能。社会工作者依托互联网在多元合作领域推动治理资源的整合^[32]，并借助人工智能获取、整合和理解服务对象的信息，促进与案主的互动。^[33]

作为治疗工具的技术物，其不仅提高了社会工作的服务效果和个体体验感，也进一步推动了社会工作实践方式的变革，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促进干预方法多元化。技术物的广泛应用催生了多样化的干预方法。比如，在农村和偏远地区的社会工作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在缺乏面对面资源的情况下，采用远程医疗来开展培训、咨询和评估，并将视频互动应用于儿童福利和心理健康领域的评估、治疗和专家会诊。^[26]又如社会工作者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安宁疗护的线上服务。^[34]二是促使服务方式标准化。越来越多的信息整合系统被引入社会工作的实务过程。如英国儿童社会工作通过引入儿童整合系统，提高了服务的透明度和一致性^[35]，推动了服务的流程化和标准化。又如政策制定者利用儿童福利电子信息系统识别服务盲点，了解服务人群变化，促进供需匹配，从而提供更加“定制化”的服务。^[36]三是推动干预层面结构化。传统的社会工作干预聚焦于个人层面的改变，数字技术等技术物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干预方式的结构转向。如为解决社区贫困和资源匮乏等问题，社会工作者通过社区级的数据平台，基于贫困指数、教育资源、就业情况等可视化数据，识别风险群体和潜在干预点，分析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推动针对种族不平等和机会缺失等根本原因的干预。^[37]又如数字叙事技术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的应用，不仅关注个体的自我认同和情绪表达，促进个人成长，更强调推动社区层面的集体行动与社会倡导。^[38]

综上可知，技术物作为社会工作的治疗工具，改变了传统的社会工作干预模式，推动了社会工作干预方法、服务方式以及干预层面的创新，弥合了社会工作“微观—宏观”的实践鸿沟。与作为沟通媒介的技术物类似，作为治疗工具的技术物依然通过社会工作的互动实践来发挥作用。技术物是社会工作专业价值的承载者，旨在为个体赋能，解决某种社会问题；也是社会工作实务的“参与者”，帮助社会工作者收集和分析数据，扩大社会工作干预的深度和广度；更是社会工作干预实践中的行动者，在与人类互动中一起展现有限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不是技术物本身所固有的属性，而是产生于人类与技术物的互动之中。技术物愈来愈成为社会工作干预实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非人类视域下的技术物：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干预支持者

非人类转向强调突破传统的“人—物”关系，在空间维度找寻人类之外其他物种的生命活力，倡导万物皆具动能的生命观念。^[39]在非人类视域下，诸如数字化平台、人工智能、智能设备等技术物不是单纯的干预工具，而是积极、能动的参与者，与人类共同构成并重塑着社会工作干预实践的生态系统。

(一)“能动”的技术物：社会互动网络中的行动者

在社会科学的物质转向和新型交互技术发展背景下，社会理论中有关“非人类能动性”的问题形成了两种立场：人文主义者认为类似机器的非人类只是人类活动的工具或投射，不具备社会能动性；后人文主义者主张广义对称性，将非人类视为与人类一样的行动元。^{[40-41][42]64-71[43-44]}有学者提出，这两种争论对“非人类能动性”的回应过于理论化，对这一问题更需要通过成员分类方法，关注人类在实际互动中如何赋予非人类以能动性。^[17]从这个意义讲，数智时代的技术物早已不同于之前各个时代的技术物，其从静止的、惰性的状态转化为能动的、自我学习，甚至自我决策的状态。^[9]技术物已成为数智时代的社会行动者，并构成社会关系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45]技术物在社会互动实践中与人类联合表现出能动性。

社会工作干预的相关知识、决策和行动越来越受到技术物的影响，在开展干预实践的过程中，技术物的能动性也被纳入考量范围，这与布鲁诺•拉图尔等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有着强烈的共鸣。行动者网络理论作为分析“充斥着技术物的人类社会以及人与物之间相互作用机制”的有效工具^[46]，为理解非人类视域下的社会工作干预实践提供了分析思路，有助于洞察技术物在社会工作干预过程中的功能角色。

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非人类行动者的能动性并不等同于主动性，也不是行动者主动进行某种行动的能力，而是在其他诸多事物驱使下展开行动。^[42,46]拉图尔通过重构“行动”来讨论物的能动性。^[47]他认为，行动不仅仅是由人与人之间、物与物之间的联系组成，还是物与人之间的异质性联系，且物的行动就意味着在关系网络中制造差异。^[48]行动者、网络和转译构成行动者网络理论的核心概念。在该理论中，社会是由人类行动者和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各类异质性要素的联结。行动者既可以是人类行动者，也可以是自然、技术、环境、观念、制度等非人类行动者。行动者的存在决定了社会在互动中才能通过转译并形成网络。行动者通过把信息进行转化、理解、表达和传播的转译过程，使行动者之间发生联系与互动，从而形成互动网络。转译是构建行动者网络的核心过程，强调行动者通过重新界定彼此的角色、利益和关系，将异质要素纳入统一的网络。卡隆将实现转译的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一是问题呈现，行动者重新定义问题，确定各方需解决的共同问题，并明确强制通行点。二是利益赋予，赋予其他行动者与自身目标相关的利益。三是征召，通过协商和调整，核心行动者尽可能将其他行动者纳入网络。四是动员，使每个行动者都在网络之中发挥自身的作用。^[44]因此，理解技术物对社会工作实践干预的影响，需要将其置于社会工作实践互动的网络之中，通过观察技术物与人类行动者或其他非人类行动者的互动，认识技术物在实践网络中的能动作用。

(二)不同情境下技术物在互动网络中的“能动参与”

社会工作的服务场域是由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成的关系性网络。作为非人类元素之一，技术物在服务场域的关系性网络中不仅仅被应用，更在行动、参与中促使、调解、阻碍或改变人类的行为、关系和实践过程。技术物服务于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互动，推动社会工作干预实践的开展。

1.数字减负：“AI社工”为社区工作者精准赋能

上海市普陀区自主研发了一款政务服务AI机器人“百事能AI社工”，旨在运用大模型为基层干部增能减负，精准对接居民需求，提高为民服务的效能。^[49] “AI社工”在与基层干部、社会工作者及社区居民的互动中，能够精准识别社区需求，促进社会工作者的专业能力提升，提高基层工作效率。“AI社工”与相关工作人员一同构成解决基层治理难题的行动网络，成为破解社区难题的关键行动者。

第一，搭建服务的“人—物”关系网络。一方面，“AI社工”有助于提高社会工作者的服务效能。“AI社工”构建涵盖区社会工作部、区民政局、区卫健委等多个条线部门政策文本与文件的知识库，并在大模型开发中设置“对话问答”的功能，为社区工作者提供工作便利。社区工作者通过输入关键词即可找到对应的政策解读和服务方案。另一方面，“AI社工”作为大模型，具备学习完善的能力。一线社会工作者、区委社会工作部等部门以及由居民组成的数字居委会专班，通过不断提问和对话的形式摸排、梳理社会工作知识盲点，促使数据模型不断学习，优化“AI社工”的功能模型。

第二，通过“人—物”持续互动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AI社工”接驳“社区云”，使“社区云”的走访记录、活动和会议记录以及问题流转等数据回流。同时，“AI社工”通过大模型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提取关键词，并据此展开社情和结构分析，自动抓取社区问题和风险点，生成包括解决方案与建议的可视化报告^[50]，帮助社区工作者识别社区需求和问题，助力社区工作者尽快作出工作决策。

第三，构建“人—物共生”的良性实践生态。首先，“AI社工”依托平台的数据动态采集更新机制，以及对社区走访数据的深度分析，可以剖析治理难题背后的深层次社区问题，抓住社区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忽视的问题，为社区工作者提供工作方向。其次，“AI社工”根据社区工作者的走访记录，通过大数据分析生成相应的能力标签和工作建议，比如“协调能力突出”“执行能力强”等^[51]，并反馈给社区书记，从而使具有某种特长的基层工作者开展相应的工作，促进专业人员的优势发挥。此外，“AI社工”通过分析社区工作者的走访量、工作内容和参与程度，精准指出每个社区工作者的提升空间，帮助个人提高工作能力。^[50]再者，“AI社工”可以依据政策方向和汇集的工作记录，借助大数据模型整理相关资料，辅助社区工作者开展工作总结。

2.数字混合实践：技术与儿童保护服务融合

在疫情期间，社会工作者主动使用WhatsApp、FaceTime等数字工具进行家访、评估和沟通工作，以开展儿童保护服务。社会工作者创造性、灵活地将数字工具与线下访问相结合，发展出一种数字化实践的混合模式。^[20]这种混合实践模式充分展示了技术物与人类联结互动的网络行动，有助于澄清非人类行动者在转译过程中的作用。数字工具在互动网络中的行动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重新定义“评估”和“接触”。在疫情时期，病毒和空间距离成为强制性非人类行动者，促使社会工作者重新思考“评估”与“接触”的可能性。同时，英国教育部将数字家访视为“最后手段”。由此，视频通话平台为社会工作者与儿童接触提供了可能。社会工作者借助视频平台展开“数字家访”，并运用WhatsApp等交流软件进行非正式沟通和评估。

第二，吸引不同行动者参与线上互动网络。由于评估的需要，社会工作者与儿童必须借助视频平台和交流软件进行沟通，文字、图片、视频等多种形式促进了二者之间的频繁互动，改变了二者的互动频率和内容。视频平台和交流软件成为二者沟通互动的重要媒介。同时，线上互动网络的载体即智能设备被纳入二者互动的实践网络。

第三，重塑互动网络中行动者之间的关系。视频通话将家庭空间可视化，在展示儿童生活空间的同时，为社会工作者提供问题澄清和需求评估的依据。社会工作者一方面需要利用游戏、玩具等吸引儿童的注意力；另一方面也需要通过视频观察儿童的生活环境，收集儿童的相关信息，了解儿童的日常生活和经历。儿童也可以利用视频通话的局限性选择自己想展示的内容，从而在评估中获得主动权。社会工作者与服务对象的关系在互动网络中趋于平衡。

第四，重构新型实践模式。在专业关系方面，数字技术推动了新型专业关系的形成。社会工作者通过视频开展长时间、深入的对话，能够使他们与儿童及其家庭建立信任关系，并发展出数字亲密。同时，以视频通话展开的数字访问构建了一种平衡的权力关系，使服务对象拥有更多控制感和选择权，能够决定是否接受通话。就干预方式而言，数字技术催生出更多的专业新技能。社会工作者通过视频观察背景环境中的细节，如物品摆放等，以及家庭成员的非语言表现，如眼神、沉默等来展开风险评估，发展出更多新技能来进行数字感知，并结合“线下访问+视频通话+短信跟进”等多种方式形成灵活的干预流程。混合实践的积极成效推动了数字社会工作建设，并促进政策制定者对数字家访政策指南进行反思。

可以看到，数字工具在与社会工作者的互动过程中，通过网络行动实现从“实体家访评估”到“数字—实体混合评估”的转译。技术物在互动网络中与社会工作者形成联合能动性，以联合行动推动社会工作实践干预开展。

四、情境化应用：社会工作者与技术物共事的实践逻辑

我国的社会工作依托日常生活场景开展专业服务，强调在具体的场景实践中增强服务对象的行动选择能力。^[52]因此，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场域更加强调社会工作者对干预情境的解释和感知能力。然而，尽管技术物在社会工作干预中通过实践互动网络展开行动，但其无法替代专业人员在具体情境中进行意义翻译、建立信任关系和做出复杂判断的核心能力，且其对社会工作干预的影响取决于自身如何被设计建构和嵌入情境实践之中。^[25]特别是在非人类视域下，当技术物被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干预支持者时，其能动性只有在特定的实践网络中才能被激活和显现，即技术物的应用具有一定的情境适用性。鉴于此，社会工作者与技术物共事遵循着情境化应用的基本原则，强调将技术物置于一定的情境中观察、理解和引导其与人类的互动，从而形成良性的、有效的“人—物共生”实践。

(一)评估技术物的情境适配性

技术物本身不是价值生产者，其意义和效果是在具体情境实践中所产生的，即技术物的能动性是由其所处的情境决定的。情境是人类和非人类所构成的混合网络，既包括文化、制度、社会关系等人类因素，也包括技术设备、物理环境等非人类因素。技术物在由人类和非人类因素组成的混合网络中发挥作用。故而，在干预过程中引入技术物时，首先要考虑具体情境网络中的行动者。一方面，了解服务对象、专业人员、管理者、社区领袖等人类行动者的数字接受度、数字素养和文化差异；另一方面，评估物理空间、网络基础设施、政策文本等非人类因素。其次，思考技术物如何与不同行动者产生互动，并预测可能产生的互动效果。最后，基于预测效果判断技术物是否适合引入该干预情境，以及技术物引入该干预情境所需要做的调适，并判断是否需要构建相应的配套设施，如提高相关人类行动者的数字素养等。

(二)持续反思技术物的能动效果

社会工作干预实践越来越依赖人类行动者对技术物的理解和应用。在干预实践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应持续观察、反思技术物在具体情境中所产生的实际效果。第一，及时追踪服务对象的数字体验。社会工作者在干预互动中应及时引导服务对象表达使用技术物的数字体验，审视技术物在应用中可能存在的问题。第二，搭建反思性实践社群。社会工作者应联合其他应用技术物的专业人员、管理者等，定期围绕服务对象的数字体验展开技术不足的讨论，反思技术数据可能忽略的个体境遇差异，洞察互动中的细微差别，对技术物的可视化数据和决策依据保持专业敏感度。第三，及时识别技术物能动性的显现效果。当技术物产生非预期效果和技术故障时，审慎判断其存在的技术问题，认真反思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本质。

(三)积极与技术物展开价值谈判

在技术物参与的干预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应在技术逻辑和社会价值之间进行谈判，从而将不同行动者联结起来，以防止技术逻辑弱化专业价值。其一，促进技术逻辑外显化。及时以技术物使用者能够理解的方式，解释技术物的工作原理，增强社会公众对技术物的接受度，并帮助其意识到技术物可能存在的缺陷，共同解决技术物无法应对的问题。其二，保持与技术物共事的专业敏感性。当与技术物一同开展干预时，社会工作者要察觉技术刚性对需求评估、服务关系和干预过程的影响风险，灵活把握技术物的弹性空间和自主裁量权，可随时停止或跳过技术物进行干预实践。其三，掌握技术物设计与修正的参与权。社会工作者应有权参与到技术物的设计和制定过程中，保证把社会工作的专业价值纳入技术物的设计理念，并切实应用到其使用过程中，促进技术物与其他行动者共同构建良好的干预生态。其四，策略性地应用技术物。社会工作者对无法被技术物所构建的服务系统纳入的复杂现实，保持专业敏感度，及时察觉和反思，保留技术物系统之外的服务空间，有选择性地应用技术物。其五，从行业层面搭建技术准入的审查机制。与技术物展开价值谈判绝非社会工作者个体所能做到的，需要从行业层面进行集体协商，倡导建立技术准入的伦理审查机制，规范可能存在的技术风险，构建适应社会工作价值的技术应用环境。

五、总结与讨论

在社会工作实践场域，技术物通过与网络中其他行动者联结互动而获得角色定义与行动意义，从而对社会工作实践干预产生影响，推动社会工作服务边界的拓展和实践方式的变革。在数智时代，技术物已成为社会工作者持续审视和对话引导的干预支持者。为更好地发挥技术物在干预实践中的效果，社会工作者需秉持情境化的应用原则，在特定的情境之下不断引导和观察技术物，使其在干预实践的互动网络中发挥更加积极的效果。然而，在社会工作干预非人类转向的过程中，技术物的应用仍存在一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一)技术物的价值定位：增强还是取代

社会工作强调通过治疗性、关系性和对话性的互动，促进个体行为与社会环境相适应。社会关系构成了社会工作最为核心的本质^[53]，也是社会工作者干预的基础。数智时代的技术物作为积极的行动者，参与到社会工作的干预网络中，推动了社会工作的实践变迁。技术物从“后台”走向“前台”，改变了传统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激活了“人—物共生”的实践集合体。但是，技术物在社会工作干预中的能动性受到质疑，特别是作为强调关系为本的干预实践，技术物能否代替社会工作者来提供社会性服务？在现有的干预实践中，社会工作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诸如AI等技术物，但这些技术物的应用十分有限，且缺乏专门针对社会工作的技术系统。对于社会工作者而言，其更愿意在行政管理、数据分析等间接干预功能中使用AI，而拒绝AI在情感支持、人际互动的直接干预中替代人类判断。^[20] 技术物的局限性在于其无法代替人类识别具体情境中的特殊意义和复杂关系。由此可见，作为干预实践的参与者，技术物的角色是增强而非取代根本性的社会工作实务要素。技术物的价值更多取决于其在具体情境中能否与特殊的实践网络形成积极、公正、有效的共生关系。

(二)技术物嵌入干预的专业边界：静态守护还是动态调解

数智时代的技术物不仅推动社会工作的实践范式从面对面的互动转向整合在线与离线的混合模式，也促使社会工作者的角色从经纪人演变为连接两个世界的“世界经纪人”和“翻译者”，还为传统的弱势群体提供了新的赋能空间。^[54]与此同时，技术物还给现有的专业伦理和实践准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55]这些挑战涉及伦理守则的适用性、数据安全与隐私的模糊性、质量控制与风险管理的复杂性等一系列问题。由此带来的思考是，技术物嵌入社会工作干预的边界在哪里？技术物的嵌入是否拓宽或模糊了专业边界？或许，在技术变革的冲击下，社会工作应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充分发挥技术物在实践干预中的作用，跳出“不准技术越界”的静态思维，动态、批判地审视技术物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与社会工作的价值理念、专业伦理和关系本质形成建设性共生。因此，社会工作者应充分意识到技术物嵌入所带来的边界重构问题，积极批判和调解人与技术物的共生关系，敏感察觉专业边界在价值观、伦理、关系和责任中的弹性空间，构建动态平衡、良性发展的专业边界，确保技术物增进人类福祉的根本目标。

(三)技术物与其他非人类行动者的关系：博弈还是合作

社会工作实践场域是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异质性实践网络。无论是人类行动者，还是非人类行动者，其都具有能动性，拥有制造差异、影响干预进程的能力。在实践网络互动中，技术物与其他非人类行动者的关系处于博弈、合作、依赖与冲突的动态过程之中。社会工作的艺术就在于认识并引导这种关系。那么，如何看待和引导这种关系？在行动者网络理论中，核心行动者通过问题呈现、利益赋予、征召和动员的转译过程将各个行动主体联结起来。换言之，社会工作者是实践场域“非人类社群的协调者”和“行动者网络的翻译者”。他们通过洞察干预实践中关键的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状态，并引导这些行动者形成增进福祉、和谐相处的互动模式，以保证社会工作核心价值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不过，行动者网络理论由于缺乏深度本体论，难以区分实在、实际与经验域，也无法理解社会结构的涌现及其因果关联。^[56]其对于理解技术物与其他非人类行动的关系仍具有局限性。所以，技术物与其他非人类行动者的动态关系、互动机制及其产生能动效果的内在机制仍有待进一步考量。

(四)中国情境下的技术物：治理工具还是服务利器

我国社会工作的发展始终强调“国家的在场”。社会工作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致力于从宏观结构层面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民生福祉，回应社会治理、社会体制改革等宏大议题。^[57]社会工作的干预实践深度嵌入行政化的社会治理体系，技术物在中国的治理场域不仅发挥整合资源、信息收集和分析整理的功能，还扮演“数据留痕”甚至“行政监管”的角色。^[58]在当前“行政主导”的社会工作体制下，作为行政意志延伸的技术物极有可能会强化行政监管，甚至消解社会工作的专业自主性，从而带来去专业化或行政吸纳社会的风险。那么，技术物究竟是治理工具还是专业服务的利器？社会工作如何运用技术物来拓展专业自治的空间？从现实来看，社会工作者需要在行政要求和专业伦理之间寻求平衡，掌握将“政策—技术—专业实践”进行转译的能力，创造性地理解和落实国家政策。同时要坚持以专业价值理念为导向，善于运用技术物提升服务效能，以此来促进技术物与专业人士的联合行动，从而达成国家、专业、技术之间的服务共识，以更好地满足社会需求。

总之，数智时代社会工作干预的非人类转向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藩篱，把技术物等非人类要素纳入实践场域，创造了更为丰富的社会工作实践生态。可以看到，在由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构成的干预生态中，技术物通过实践网络中的行动，推动社会工作实践范式的转变和社会工作者角色的变化。尽管如此，在“人—物共生”的干预互动网络中，社会工作者仍是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翻译者和构建者，其通过引导、协商和重构互动网络，使干预实践朝着公平正义、满足个体福祉的方向发展。在未来“人”与“非人”共存的干预场域^[59]，社会工作实践会变得愈发复杂，如何做好“人—物”深度交织时代的社会工作干预实践有待进一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