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提出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蓬勃发展，新就业形态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力，相关从业者规模持续扩大。2022年开展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数据显示，我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总数已达8400万人，其中包括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这些群体约占全国职工总数的21%。^[1]相较于传统劳动者，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具有就业灵活自主、工作时间和场所不固定、群体内部分化较大、工作稳定性不强等从业特征。^[2]这些特征表明新就业群体正在从传统劳动中的捆绑式时空安排向弹性工作模式转变，其劳动关系呈现出人身依附性弱化和组织从属性降低的双重特征。^[3]然而，劳动场景的多样化与生产组织形式的灵活化在为劳动自由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导致新就业群体内部和外部的制度性关联减弱，劳动状态逐渐趋向原子化^[4]，社会融入水平偏低。^[5]面对这一规模庞大且在社会结构和民生服务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新就业群体，若无法为其提供便捷的生活服务和有效的组织依托，不仅会削弱他们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还可能对基层社会的稳定团结产生不利影响。

现有研究表明，当雇用方或生产组织方无法提供有效的生产服务和组织模式时，新就业群体往往会在劳动过程中自发形成非正式合作和互助联盟。例如，为满足劳动、情感和生活需求，专送外卖骑手依托平台和配送商搭建的劳动规则，主动结成情境性强关系，进而发展出自我服务和自我保护的生存策略；^[6]处于原子化劳动状态的卡车司机，在群体内部形成互帮互助的志愿服务机制，并将其从职业群体内部的互助救援扩展至外部社会公益；^[7]处于社交隔离状态的网约车司机通过发展媒介化社交关系，寻求情感陪伴与精神支持。^[8]然而，这些劳动联结方式的服务能力和组织承载作用十分有限。^[9]

新就业群体的悖论处境在于尽管他们通过新型劳动形态深度参与社会分工，并在客观上维持了市场高效流通以及公共生活的基本运转，但其自身却处于社会公共生活的边缘地位。基于这一现实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10]。这不仅对新就业群体的社会整合具有重要意义，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重视和推动自身组织体系建设的政治智慧。^[11]因此，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关键在于以制度化党建为引领，持续优化新就业群体的服务体系、管理模式和组织建设，从而将其紧密团结在党组织周围。鉴于此，本研究拟以天津市J社区的治理实践为起点，从社会整合的视角深入剖析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过程及其内在机制。

二、从治理有效到社会整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逻辑转换

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理论与实践中，主流叙事集中于政党如何通过组织建设与引领行动来破解治理难题，这本质上是一种以治理有效为导向的行动逻辑。然而，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整合效应尚未受到充分关注，这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线索。

(一)治理有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结果导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从总体性社会向分化性社会转型^[12]，既往的总体性支配权力逐渐被一种技术化的治理权力所替代^[13]，基层社会因此获得了相对独立的主体地位和一定程度的发展活力。在此过程中，各类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开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基层治理逐渐呈现出主体多元分化和利益多重交织的复杂情境。^[14]多元主体参与基层治理在为基层社会提供资源增量和发展机会的同时，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去组织化”“碎片化”“内卷化”“悬浮化”等治理效能不足的问题。在此背景下，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基层治理全过程和各方面，在直接面向群众的政治实践中巩固和发展党的领导权^[15]，并不断优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体制机制与实践策略。通过发挥政党功能来解决特定社会问题，继而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这体现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核心意涵。现有研究依据这一结果导向逻辑，重点探讨基层党组织如何通过内部治理、外部引领与协同治理等政党实践来提高治理效能。

第一，不断加强内部治理。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体系优化、组织能力发展和组织成员增能来提升治理能力，应对基层治理难题。首先，为了适应复杂情境下多样化的基层治理结构，基层党组织通过“党小组+村小组”的村组党建模式^[16]、“兼合式”党组织建设等方式^[17]，重构组织覆盖形式和运转体系，以此实现基层党组织治理能力的提升。其次，通过党组织的能力发展来解决党建与引领之间的张力问题，其中包括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智慧治理能力^[18]、党建引领力^[19]、基层组织力^[20]等治理领导能力。最后，基层党组织聚焦成员增能和队伍建设，即通过培养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政治能力、专业能力和基础能力^[21]，畅通“引才”渠道、打造“留才”平台、完善“育才”机制等手段，充实基层党组织队伍。^[22]

第二，持续发展引领方式。外部引领的研究主要分析基层党组织主导和形塑基层社会的基本策略、行动过程与引领机制。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政党向基层社会渗透，并领导其进行治理改造和制度建构的过程。在领导过程中，党组织的单向管理并不能有效应对治理困境^[23]，因而需要尊重基层社会的自我边界和主体逻辑，以“政党嵌入”的方式逐步将基层社会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当中。^[24]在此基础上，基层党组织充分发挥治理领导者的角色，积极调动并协调基层社会中的各种治理要素，共同致力于基层善治。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吸纳功能^[25]，通过吸收民间力量、动员社区群众、团结社会精英、赋能社会组织等方式营建多元共治的基层治理格局。另一方面，基层党组织发挥政治整合功能，采取价值引领、党政统合、体制协调、引领自治、资源整合等策略，克服治理权力分化以及治理行动碎片化的问题，以满足基层社会治理的整体需求。

第三，积极开展协同治理。为了充分发掘治理潜能，部分学者将党建引领下的利益相关者纳入研究视野，聚焦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中政党协同社会的实践过程及其治理逻辑。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并非单纯诉诸体制内权威来实现，而是建立在尊重多方治理主体的自主性、鼓励其有序表达诉求和理性沟通基础上，以民主集中、民主协商等工作方法来促成共识，并指引各方行动。^[26]从党群协同的视角来看，基层党组织需要在治理过程中赢得群众的认可与支持，激活和重塑基层群众的主体性^[27]，发展出面向群众利益的群众工作方法^[28]，推动党的建设与基层群众自治实现共融共生。^[29]从党社协同的视角来看，复杂的制度情境和社会环境要求多元主体协同参与基层治理^[30]，治理方案与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取得各方共识。在党的领导下搭建基层治理的合作治理结构，在合作过程中通过主体互信、权责利共享、目标共享等达成治理目标。^[31]从治理共同体建构的视角来看，党组织通过赋能多元治理主体^[32]、重塑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网络^[33]、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实践场域^[34]等方式促进公共性生产，进而打造出崇尚公共利益、规则和程序，具有共识性、治理资源共享特征，并能有效展开集体行动的治理共同体。^[35]

(二)社会整合：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过程转向

现有研究聚焦于政党功能实现与治理效能获取的路径分析，尚未充分关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整合效应。因此，本研究重点关注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过程效应，分析基层党组织如何在治理过程中借助特定治理议题，实现多元主体的关系整合。深入而言，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基层党组织进行多重社会整合的动态过程。^[36]在这一过程中，多元主体通过信息共享平台、协商议事渠道、情感联结机制与协作共治体系展开良性互动，形成新的联结方式。作为治理体系的核心推动者，基层党组织在引领治理实践的过程中，实际上构建起了具有整合功能的社会关系网络——治理活动本身已演化为联结不同社会群体的关系媒介，最终推动基层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范式转变。

在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具体实践中，基层党组织通过不同层面的整合策略实现了新就业群体的社会整合。第一，服务覆盖阶段。基层党组织通过构建精细化的服务供给体系与网格化的服务覆盖网络，实现了对新就业群体的组织嵌入与情感联结，这为团结该群体奠定了组织基础。第二，治理吸纳阶段。在实现对新就业群体服务覆盖的基础上，基层党组织通过搭建治理平台、组织治理活动、激励治理参与等方式，积极引导该群体从服务接受者转变为治理参与者。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利他的治理价值、统一的行动规则和互助的协作体系，促使新就业群体的内部联系和群体团结得到强化。第三，治理互动阶段。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推动新就业群体直接面向社区居民开展治理服务。这意味着双方的日常接触以及治理互动将会持续深化，而基层党组织与社区居民之间也因此建立起间接的服务关系。良性的治理互动不仅能消解群体间的隔阂，更能培育出基于相互理解与支持的社区认同，这标志着社区关系从松散关联走向有机整合。由此可见，在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过程中，治理活动既作为整合媒介连接不同的社会单元，又作为团结机制重塑各类社会关系，最终实现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的有机统一。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以天津市XQ区的J社区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创新实践为研究对象。J社区始建于2009年，是所在镇域内最早的综合性社区，同时也是该镇唯一的开放式单体社区。截至2024年2月，社区辖11个居民小区，总户数达4 605户，常住人口约9 500人。 ¹近年来，天津市XQ区深入实施暖“新”友好行动，不断推进新就业群体的组织覆盖和精准服务工作。在此背景下，J社区立足于辖区内外卖骑手众多的实际情况，紧紧围绕外卖骑手这一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开展服务，并致力于打造新就业群体友好社区。

选取J社区作为研究案例主要基于三点考量。第一，J社区具有显著的区位优势和群体集聚优势。J社区地处物华路商业街与天宝城商圈交汇处(遵照研究惯例，本文中出现的地名均为化名)，周边商业店铺逾百家，形成了天然的外卖骑手集散地。值得一提的是，J社区毗邻M平台区域性服务站点，该平台的外卖骑手不仅以此地为中心开展日常工作，更在此处安排日常生活起居。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社区内人员构成复杂、人口流动性强，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社区治理难度。同时，这种区位条件也孕育了独特的治理资源，即规模稳定且可观的外卖骑手群体。第二，J社区具备一定的志愿服务基础和群众参与传统。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期间，部分暂时停工的外卖骑手主动投身于社区服务，协助开展人员登记、秩序维护、物资配送及困弱群体帮扶等工作。在此过程中，社区党组织与部分外卖骑手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结，并为后续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实践提供了重要的情感基础和经验参照。第三，J社区的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工作已形成品牌效应并获得多方认可。作为XQ区委社工部暖“新”行动的12个示范点位之一，J社区的党建引领项目不仅入选了镇级志愿服务品牌项目库，也是该区“六个一批”先进典型事迹展播的入围项目。 ¹同时，J社区的创新做法还得到了天津广播电视台等各级媒体的广泛报道，因而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

为确保经验材料的全面性与可靠性，笔者所在研究团队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开展了系统性的实证考察。在资料收集方面，研究团队构建了多元化的资料采集体系：通过实地观察，深入社区治理实践；组织两场焦点小组座谈，获取群体互动数据；对社区党总支书记、社区两委委员、包括站点负责人在内的外卖骑手、社区居民等四类关键主体进行深度访谈；系统梳理社区档案、工作日志、政策文件等纸质文本12份，以及电子文档、媒体报道等数字资料18份。这种交叉印证的材料收集方法不仅确保了资料的多元性与互补性，更为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提供了扎实的实证基础。

四、多重整合：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过程

作为新就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外卖骑手的工作时间和空间具有高度不确定性。这使他们不仅难以在群体内部形成持久的人际关系网络，更无法与外部组织建立稳定的社会联系。针对该群体“高度流动、不易接触、难以组织”的典型特征，J社区党组织通过空间整合、服务整合与志愿整合的方式，推动外卖骑手参与基层治理，推进该群体的社会整合。

(一)空间整合策略

外卖骑手是一种高度流动的职业群体，其从业特征表现为显著的跨地域、跨行业和跨街区流动。一项覆盖4.2万名外卖骑手的调查研究显示，该群体在从事外卖配送工作之前，主要从事制造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及建筑业等领域的工作。值得注意的是，调查样本中跨区域异地就业人员比例高达79.8%，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就业地缺乏稳定的社会网络。^[37]此外，由于工作性质的要求，外卖骑手每天需要频繁穿梭于城市街巷之间，独立完成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配送任务。这种高度流动性和原子化的劳动状态，使他们难以与同事、服务对象或社区居民产生持续深入的互动，客观上缺乏建立稳定社会交往所需的共同时间和固定空间，进而导致其社会融入程度偏低。

因此，为近距离接触该群体并精准为其提供社区公共服务，J社区党组织设置了“户外劳动者驿站”，并配备茶水、充电设备与图书等，为外卖骑手提供设备充电、短暂休憩与精神滋养的稳定空间。在此基础上，为了回应外卖骑手“就餐难”的突出需求，社区党组织将闲置房屋改造为可容纳20人用餐的“小哥食堂”，并配齐微波炉、冰箱等设施。这一空间设置不仅解决了该群体实际的休息和就餐问题，更创造了一个重要的服务载体。社区网格员定期于此开展需求调研，并提供就业帮扶、保险代办、医保缴费等一站式服务，实现了从基础保障到深度服务的功能延伸。

我们设立“户外劳动者驿站”和“小哥食堂”，是为了聚集新就业群体的民心。当他们发现这里有一个天冷时可以坐着等单、平时可以休息的地方时，就更愿意靠近我们。同时，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定期提供一些服务，以便与他们沟通，解决问题。(20231027A1 ²)

这个“小哥食堂”办得挺好，冬天我们能在这儿吃口热乎饭。有时社区工作人员会来和我们聊聊天。(20231124C1)

社区党组织通过资源整合与空间再造，成功打造了多功能综合性服务站点。该站点不仅能为外卖骑手群体提供休憩补给等基础性支持，也能为他们开展义剪、义诊等专项服务以及节日关怀活动，还构筑了一个促进社区网格员与其面对面交流的常态化平台。既让外卖骑手群体拥有了正式的聚集空间和交流平台，也使社区网格员能在此深入了解辖区内外卖骑手的日常工作状态与家庭情况。社区党组织在日常交流互动中完成了对辖区内200余名外卖骑手的整体摸排，精准掌握了他们的职业特征、核心成员与内部关系等关键信息。由此可见，社区党组织通过空间整合策略，不仅增进了对新就业群体的系统认识并建立了信任关系，更成功地将基层党组织和新就业群体共在的物理空间打造成双方认可的服务空间、互动空间和信任空间。空间整合策略既体现了社区党组织对外卖骑手群体的重视与关怀，又以去行政化的整合方式实现了该群体的空间聚集，为社区服务供给提供了稳定的空间基础。

(二)服务整合策略

为了满足该群体多样化、个性化以及隐匿化的服务需求，J社区党组织开始关注和回应外卖骑手群体在生产、生活中的切实需求，以此赢得更多信任和认可。

为精准把握外卖骑手群体的服务需求，社区网格员采取多种方式展开需求调研。一方面，依托既有服务关系，通过外卖骑手引荐、户外劳动者驿站蹲点等方式逐步拓展关系网络，以非正式访谈的形式收集外卖骑手对社区服务的需求和建议。另一方面，主动嵌入外卖骑手工作场景，加入其工作微信群组，进行参与式观察，系统把握其日常互动模式与核心关切。

我有时候会去驿站找外卖骑手聊天，这样就能收集到很多有关我们工作的看法和建议。我进了他们建的骑手群，这样方便近距离观察他们每天聊什么、主要关心什么，以便我们及时发现、整改问题。(20231027B2)

显然，这种以外卖骑手需求为导向的服务模式，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社会联系。此外，社区不仅会定期召开新就业群体关爱凝聚议事会议来收集骑手需求和意见，还与M平台骑手站点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定期向站点负责人征询服务优化建议，确保需求调研的全面性与代表性。

在需求调研的基础上，社区方面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服务能力制定相应的服务方案。

第一，针对外卖骑手“进门难”的困难与改善诉求，社区党组织牵头，推动物业公司、平台企业和社区三方联动。首先，通过与物业公司协商，尽量减少外卖骑手进入社区的非必要管控措施。其次，敦促平台企业(服务站点)强化安全培训以及配送算法参数的优化。最后，在社区、商圈的主要路线上设置引导标识，通过路径优化来减少外卖骑手在社区中的配送时长，降低事故风险概率。

第二，为了提升针对外卖骑手服务的供给力度、覆盖范围与可持续性，社区党组织不仅深度激活社区内部在地资源，还积极争取来自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构建起多元协同的服务网络。首先，以项目化运作方式提升服务效能。社区党组织统筹利用社区经费购买社会组织服务，通过规范化、项目化的方式为骑手群体策划了“立冬第一杯咖啡”“冬至暖心饺子”等特色活动，有效增强了为外卖骑手提供服务的精准性。其次，联合社区商户实现互利共赢。社区党组织主动对接辖区内商户，依托社区平台帮助商户扩大宣传，同时鼓励商户加入外卖骑手关怀项目。再次，整合党政部门和群团组织的资源，以强化服务保障。社区党组织积极对接党委社工部和工会等部门，以获得资金支持，确保“户外劳动者驿站”和“小哥食堂”的设施配备与日常运营，以便为外卖骑手提供更加舒适的休息环境。最后，联合行业协会等社会力量加强对外卖骑手的关怀力度。例如，J社区党组织与XQ区个体民营企业协会合作举办“夏送清凉”活动，为外卖骑手发放毛巾、冰袖、清凉饮品等实用物资，切实加强服务的实用性。

第三，依据外卖骑手在生产、生活中的个人需求和家庭需求，社区党组织建立起全方位覆盖、立体化支撑、多层次嵌套的服务网络。针对外卖骑手的个体需求，社区统筹各类资源，建立起包含生活关怀、职业与健康、法律与心理、交通安全等四大类的全天候一站式服务阵地。截至2024年2月(本研究调研结束时)，该项目已开展安全培训、健康义诊等特色活动70余场，累计服务骑手900余人次。 ¹针对外卖骑手的家庭需求，社区党组织集中关注其中困难家庭的社会救助及其子女照料问题。例如，针对外卖骑手无暇照料子女的问题，社区依托高校合作开展兴趣编程、小小科学家等课外辅导活动。

我们通过各种资源来服务，不光服务外卖骑手，还通过服务他们的家人，把这个群体聚拢到党组织周围。(20231124B1)

概言之，社区党组织构建了需求导向型服务供给体系，通过精准匹配社区资源与骑手需求，实现服务效能最大化。从工作支持到生活关怀，从个人服务到家庭关爱，从外卖骑手服务到职业发展，社区党组织以服务整合的方式赢得了新就业群体的认可，促进了双方关系的健康发展。

(三)志愿整合策略

在服务传递和日常互动中，J社区党组织发现外卖骑手群体具备独特的治理优势。该群体主要由青壮年男性构成，具备体能优势；该群体的工作时间分布在全天各个时间段，能够对社区事务形成全天候覆盖；沿街流动的工作特征使得该群体十分熟悉附近的商户分布、房屋楼宇等情况，因而他们不仅具有独特的空间认知能力，还掌握了许多非正式的在地化信息。基于发掘社区治理潜能、激活社区治理活力的需要，社区党组织以志愿参与的方式将外卖骑手群体纳入到基层社区治理体系中。

第一，完成外卖骑手的主体赋能，使其获得社区治理的制度性认可与正式参与身份。社区党组织重点关注那些积极响应社区治理呼吁的外卖骑手，并赋予他们“社区移动网格员”的官方称号。这既有助于提升他们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也能确保他们治理行动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为了有序、有效地推进社区治理进程，社区党组织面向这些“移动网格员”展开了能力建设工作，即通过事前培训明确他们的职责范围(上报商家食品安全问题、排查小区内安全隐患、飞线充电问题、助老服务等)、问题处置程序以及治理权限。社区党组织通过制度性身份赋权与治理能力建设，完成了对外卖骑手的主体赋能，从而有效解决了外卖骑手在社区治理活动中的参与资格和治理能力问题。

第二，构建外卖骑手参与社区治理的组织体系和管理机制，以组织化路径引导和动员外卖骑手参与社区治理。J社区的外卖骑手整体呈现出人员基数较大、从业稳定性相对不足、内部差异较大、内部联结有限的特征，因而缺乏集体行动能力。为了更好地促进外卖骑手围绕社区公共利益有序展开集体协作，社区党组织实施如下组织化策略。首先，加强队伍建设与平台搭建。通过组建“先锋骑手志愿服务队”，对自愿参与的外卖骑手进行组织整合，并依托微信群聊建立起常态化沟通机制和问题反馈渠道，从线上线下两条路径实现了对该群体的双轨治理以及双重整合。其次，推行外卖骑手自主管理模式。由外卖骑手群体内部推选出团队负责人，由其负责“先锋骑手志愿服务队”的日常运转，社区则对相关日常管理工作保持适当距离，以保证其自主性。再次，立足于外卖骑手职业特点，创新设计特色治理项目。社区通过“随手拍”等微治理活动鼓励外卖骑手在配送过程中主动上报食品安全隐患、基础设施损坏以及社区安全隐患等问题，充分发挥其时间灵活、熟悉街区商户的工作优势。最后，建立动态调节机制。对部分不认同“先锋骑手志愿服务队”服务理念与管理规则的外卖骑手实行自愿退出制度，既能保障成员认同和组织稳定，也能增强团队的服务和治理能力。

我年纪大了，上下楼不方便，社区组织外卖骑手偶尔帮我扔垃圾、买菜送上楼。接触下来，我觉得骑手人都挺好的，对我帮助很大。(20240115D2)。

截至2024年2月(本研究调研结束时)，“先锋骑手志愿服务队”已形成75人的常态化服务队伍，在助老服务方面，累计参与服务80余次，结对帮扶独居老人40户；在社区安全方面，发现并排除各类安全隐患36处，成功应对突发应急事件7起。 ¹在社区党组织的引导下，外卖骑手以志愿服务的方式将碎片化时间转化为社区服务资源。这种制度化志愿服务模式不仅拓展了社区治理的参与主体，更通过持续性互助实践建构起具有韧性的社区互助网络。

第三，通过多种激励手段持续吸纳外卖骑手融入基层治理体系，激发其参与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加强“先锋骑手志愿服务队”的组织稳定性。首先，建立量化考核的积分管理制。外卖骑手在完成助老服务以及社区问题上报等治理事项后会获取相应积分，累积的积分可以兑换社区提供的实物奖励，以此对参与者形成可预期的正向反馈。其次，社区党组织和辖区内的商业主体开展联合激励。例如，由餐饮商户、教培机构等为骑手提供用餐代金券、儿童艺术培训折扣券等实质性奖励，以此丰富激励形式、强化激励力度。再次，实施荣誉表彰与政治吸纳策略。社区党组织通过颁发社区志愿服务证书、优先推荐入党等举措，给予参与者充分的社会认可和政治肯定，进而激发其治理参与意愿。最后，积极助力外卖骑手的职业发展。依托社区同平台站点之间的密切关系，社区党组织将推荐社区治理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外卖骑手晋升到站点管理岗位，将其在基层治理中的贡献转换为职业晋升资本 ^[38]，从而实现社区治理参与和职业成长的双向勾连。对外卖骑手而言，他们不仅能获得社区设定的制度性奖励，还能在社区参与中完成社会资本积累以及心理满足感提升。

我们骑手主要是来挣钱的，不可能天天跟着社区做活动。但是，顺手做一些助人的事还是可以的，因为做好事大家肯定心里都舒服。有时候为独居老人上门服务，他们都能叫上我的名字，夸我好。(20231214C3)

五、形塑团结：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整合效应

J社区以党建引领推动外卖骑手参与基层治理的实践，是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一个生动缩影。其实践表明，社区党组织的一系列整合策略，在有效激发治理活力、提升治理效能的同时，推动了新就业群体在三个关键维度的社会整合：一是以服务覆盖与治理吸纳为途径，密切党组织与新就业群体的关系；二是以参与公共事务为驱动，促进其内部的身份认同与组织凝聚；三是以促进邻里互动为纽带，实现该群体的社区融入。

(一)党群团结：政治引领、服务覆盖与治理吸纳

新就业群体规模大、类型多样、职业特点不尽相同，总体上呈现出劳动关系灵活化的特征，这一群体的组织方式较为松散。面对这一新形势，要着力解决新就业群体最直接、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努力将新就业群体紧紧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这不仅体现了党组织对新兴领域的高度重视，还彰显出党组织依据经济体制变革与社会结构变迁，不断调整组织体制、功能定位及工作要求的动态治理能力。^[39] J社区的实践表明，通过党建引领外卖骑手群体参与基层治理，能够有效加强对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整合，进而巩固基层党组织与新就业群体之间的团结协作关系。具体而言，社区党组织通过政治引领、服务覆盖与治理吸纳完成了关系整合。首先，以政治引领加强新就业群体的组织领导和工作保障。基层党组织通过组织引领、价值引导以及资源整合，为建设外卖骑手群体服务体系和治理体系提供政治保障。同时，积极采用去行政化的、灵活的组织管理方式推进党建引领事业，充分利用人际信任与情感动员等非正式手段确保党的全面领导与激发社会活力的有机统一。其次，以服务覆盖加强党组织对新就业群体的全面关怀。基层党组织通过关心和解决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在生产、生活中的个人问题、家庭问题和群体问题，获得该群体的组织认同，成功走近新就业群体。最后，以治理吸纳推进新就业群体向党组织靠拢。基层党组织动员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活动，在此过程中双方通过治理协作不断夯实信任基础。在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的双重推动下，新就业群体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活动，并向基层党组织靠拢。

(二)社群团结：以外部的事务治理促进内部认同

新就业形态在组织层面通过去组织化、去时空约束的方式塑造出“用工灵活，劳动自由”的工作模式，同时在个体层面使得新就业群体陷入集体庇护不足的个体化生存处境。这种结构性困境不仅削弱了他们在劳资博弈中的议价能力，还造成了社会保护缺位与集体认同匮乏。从社会团结的角度来看，这种个体化趋势对社会整合构成严峻挑战：它导致人际关系疏离、社会纽带松弛，个人与国家的联结弱化，从而削弱了社会协作能力、消解社会共识与凝聚力，最终使社会难以整合力量应对风险。^[40]关于社群整合问题，滕尼斯曾提出“外在威胁”论，即个体在面临共同的外在威胁时，更期望通过加强社群团结以抵御社会风险，而外在威胁则是促使群体团结一致、共同战斗的关键要素。^[41]这意味着如果要加强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的内部整合，就需要关注影响社群的外部因素。

在生产领域，企业的生产要求和劳动控制是促使新就业群体走向联合的关键外部因素。而在生活领域，J社区通过在外卖骑手这一新就业群体的外部设置公共治理事项，借助治理活动加强社群的内部联系与公共性整合，亦能达到“以外御内”的效果。首先，依托基层治理项目，构建组织化整合机制。通过将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纳入基层治理体系，使其共同享有统一的公共目标、治理理念和行动规则。并且他们在共同完成社区治理事务的过程中获得了新的共同经历和群体记忆，进而形成一种突破职业身份的社会团结基础。其次，通过空间再造，强化社会交往的频率和深度。针对骑手日常流动性强的情况，社区党组织通过打造“户外劳动者驿站”和“小哥食堂”等公共空间，为他们提供了面对面的交流机会和互动平台。同时，通过拓展移动网格员群聊等线上社区增加群体内部的交流频次，互动内容从单纯的生产交往扩大至生活交往。劳动场域与生活场域的深度融合，进一步巩固了骑手群体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关系强度和互助机制。最后，制造双重身份认同。外卖骑手群体既基于相同的职业类型和劳动体验形成职业身份认同，又在参与基层治理过程中产生“社区成员”“志愿服务队成员”等身份认知，这为外卖骑手群体的内部团结提供了多元化的符号资源和认同基础。在社区治理这一公共议题的驱动下，外卖骑手群体初步实现了空间共在、兄弟共事、群体共情的社群整合目标。

(三)社区团结：在邻里互动中重构社区关系网络

外卖骑手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和流动人口中所占比重持续攀升，受城市社会的居住模式与关系形态、外卖骑手群体的户籍限制与职业特征以及城市社会的政策壁垒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该群体的城市融入水平整体偏低。^[42]与此同时，城市社会的快速分化对社区居民之间的认同感、安全感和凝聚力造成了不小的冲击，社区异质性增长带来的碎片化治理问题日益凸显 ^[43]，外卖骑手群体的社区融入与邻里整合问题难以得到充分关注与解决。J社区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实践载体，从不同层面对外卖骑手展开社区整合工作。首先，从社区建设角度出发，外卖骑手友好型社区的建设为该群体的社区融入提供了基础性支撑。通过“户外劳动者驿站”和“小哥食堂”等公共服务设施的布局、外卖骑手“进门难”问题的优化、多元主体供给服务体系的建立，为该群体提供了工作和生活上的便利。其次，从社群融入角度出发，通过外卖骑手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民的常态化治理互动，有效促进了该群体的社区规则内化与认同提升。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外卖骑手不仅系统了解了社区的组织架构、政策体系和办事流程，更对电动车停放、公共空间管理等具体规则形成了深刻认知。社区党组织通过积分奖励、荣誉表彰等正向激励显著增强了外卖骑手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和归属感。最后，从社会资本角度出发，在外卖骑手与多方主体的治理互动中重构社区信任网络和互惠机制。该群体在关爱老人、维护社区安全、关注社区发展的治理实践中培育出互助包容的社区文化。同时，随着外卖骑手与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结和生活交往不断深化，双方形成了利益共生关系，最终实现了外卖骑手群体在社区社会资本的良性积累。

总体而言，J社区通过共建共享的治理实践实现了多方受益，进而推动了社区内部整合，并且解决了外卖骑手社区融入的三个关键议题。一是深度激发该群体的社区参与意愿，引导其主动融入社区，以此培育主人翁意识。二是增进居民对该群体的正向认知与接纳，在邻里互助中建立情感纽带，并认可其社区成员身份。三是构建多方共赢的整合模式，以显性的治理活动促成隐性的社区融合，实现各方价值诉求的有机统一。

六、结束语

新就业群体是伴随经济社会发展而兴起的新型职业群体，灵活自由的就业模式使其脱离了传统的生产组织体系，并在一定程度上游离于公共生活之外。本研究聚焦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着重探讨基层党组织如何实现该群体在多个维度的关系建构与社会团结。首先，从实践路径来看，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采取多重整合的模式。基层党组织通过空间整合与服务整合的方式实现了组织嵌入和情感联结，在与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建立信任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志愿整合的方式将他们纳入基层治理体系。这一过程使新就业群体既成为社区服务对象，又被吸纳为社区治理的补充力量。其次，就治理效应而言，新就业群体在不同层面的关系结构与团结形式得到重塑。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在响应基层党组织号召、服务社区居民的过程中，与相关社会主体建立起深度的互动关系，这种关系的持续深化构成了其社会团结的基础。最后，从机制层面分析，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体现了政党整合社会的实践逻辑。基层党组织通过治理活动，激活了包括外卖骑手等新就业群体在内的多元社区治理主体，在推进社区治理精细化、协作化的过程中实现了基层社会的政治整合与社会整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仍存在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第一，在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融入基层治理的实践进程中，新就业群体主要发挥补充性作用。相较于直接参与治理所产生的预期效能，这种治理实践在资源整合、组织动员以及社会团结等方面所间接形成的整合效应，更契合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也展现出更为深远的实践价值与社会意义。第二，党建引领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需要实施分类引领策略。以外卖骑手为代表的群体不仅规模庞大，其职业特性还呈现出流动性强、工作场景碎片化等显著特征。针对这一群体开展党建引领工作，对探索新就业群体治理模式具有重要的典型示范意义。然而，如何结合不同职业群体的组织特性与行为逻辑创新党建引领方式，仍是基层治理实践与研究亟待突破的关键议题。第三，通过社区治理活动来构建社会团结是一种理想状态，它面临诸多现实困境。社区治理活动是基于自愿参与原则，缺乏强制性约束力，这使得部分对基层治理价值认知不足、参与意愿薄弱的新就业群体，难以被有效纳入治理体系。第四，在推进新就业群体服务与管理工作中，应积极拓展其在生产、生活领域的实践场域。通过搭建多元互动平台，引导新就业群体在职业发展、社区服务、社会交往等实践场景中深化与社会环境的良性互动，从而实现由“社会边缘”到“社会融入”的实质性跨越，切实增强其社会归属感与治理参与感。第五，为确保基层治理效能与新就业群体的可持续参与，需要警惕社区治理中的形式主义滋生以及由此引发的治理参与疲劳。同时，需要立足于社区内的资源禀赋与新就业群体特征，科学设计社区公共活动，避免因不合理的参与标准或任务指标给新就业群体带来时间、精力等方面的额外负担。

注释

1①②④⑤J社区相关资料为研究团队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2月在当地调研所得。

3访谈记录编码由访谈时间、访谈人员类别、访谈人员序列三部分构成，A为社区党总支书记；B为社区两委委员；C为外卖骑手；D为社区居民。例如“20231214C3”是指2023年12月14日第三位外卖骑手的访谈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