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流动人口规模约为3.76亿人，较2010年增长69.73%。^[1]这一庞大群体在推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贡献显著，但普遍面临经济接纳不足、社会歧视、文化排斥与制度限制等多重困境，在城市社会中常处于相对边缘的地位。^[2]多数流动人口倾向于选择租金较低的城中村等空间作为栖居之所，这类区域因此成为流动人口的高度集聚承载区。值得注意的是，我国人口流动模式正逐渐由个体化流动转向家庭化流动。基于国家卫健委“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研究表明，完整家庭迁移的比例持续上升，家庭化流动已成为当前人口迁移的主流形态。^[3]在此背景下，流动家庭在城市生活中普遍面临子女教育、幼老照料、配偶就业与父母养老等多重压力，弱势特征日益凸显，成为亟需社会支持与政策回应的重要群体。

在城乡差距依然显著、二元社会结构尚未根本改变的背景下，流动人口家庭的迁徙不仅是空间地理意义上的位移，更是从观念到行为、从心理到制度的全方位转型过程。真正的城市融入不仅在于流动人口进入落脚城市 ^[4]7，更在于其能否在社区生活中获得稳定的居住环境、可靠的公共服务与可感知的情感联结，即在城市中形成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落脚社区。这意味着真正的城市融入不仅依赖于经济与制度上的接纳，更取决于在社区层面能否建立起稳固的关系网络与深层的归属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组织的介入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通过持续的社会服务供给与资源整合，社会组织不仅能够引入外部支持，还能通过居民动员与参与机制，推动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在这种模式下，流动人口不再是被动的服务对象，而是通过参与成为社区生活的共同生产者。这一转变既提升了居民的主体能动性，也为社区层面的融入提供了新路径。

本文拟以广州市 G 机构在 L 村(城中村)近十年的实践为案例，探讨社会服务如何通过共同生产方式来推动流动人口落脚社区的建构，并试图回答三个核心问题。(1)流动人口落脚社区的形成经历了哪些阶段？(2)社会组织如何通过共同生产实践引导和促进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建设？(3)共同生产在推动落脚社区形成的过程中体现出怎样的作用机制？本文旨在揭示社会工作在流动人口社区融入中的作用逻辑，期望为城中村治理与城市社区建设提供新的经验与启示。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视角

(一)制度与日常：从落脚城市到落脚社区

落脚城市/社区是近年来在流动人口研究和城市社会学语境中形成的一个概念，旨在揭示流动人口在城市最初的定居点及其社会融入过程。该概念虽在国内学界尚未形成完全统一的界定，但其理论渊源可以追溯至国外移民社会学和城市社会学的相关讨论。

在国际上，芝加哥学派通过“入侵—接替”模式^[5]和同心圈模型^[6]，揭示了城市空间结构与群体分布的生态学逻辑，为理解移民聚居现象奠定了理论基础。然而，移民定居点的讨论更多源自经验研究与社会实践，如 Thomas 和 Znaniecki的波兰移民田野调查^[7]、Jane Addams 的 Hull-House (美国首个社区睦邻中心)定居点运动^[8]，以及后续关于族群聚居区的研究。^[9]移民定居不仅是物理空间的安置，更是社会适应、文化支持与经济活动的关键场域。在此基础上，Saunders进一步发展了城市飞地与跳板的概念：前者强调移民社区在提供庇护与支持的同时可能加剧空间隔离；后者则突出了移民社区的过渡性，认为其是新移民积累资源、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中转站。^[4]20-50由此可见，学界已从城市整体生态的视角逐步转向对移民社区作为落脚点的多重功能考察，既关注其稳定性与庇护作用，也重视其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动态意义。

在我国，随着20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半城市化^[10]与流动人口社区^[11]的研究逐渐兴起。流动人口往往集中居住在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的低成本社区，这些社区成为他们进入城市的首要落脚点。一方面，这些社区承载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需求，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圈；另一方面，其体现出制度性排斥，表现为社会保障、公共服务和社会参与机会缺失。近年来，学者们开始使用“落脚城市/社区”来表述这些社区，强调其对流动人口安居、就业与社会关系建构的多重意义。^[12]

在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研究中，落脚城市与落脚社区是两个既有区分又相互关联的重要概念。落脚城市主要从宏观城域层面切入，强调城市整体的接纳功能，突出产业与就业市场的吸纳能力、公共服务与基础设施的供给以及户籍和社会保障等制度性安排，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流动人口能否获得成为市民的制度性通道。^[13]110-128然而，宏观制度的开放并不必然转化为具体个体的落脚体验。相比之下，落脚社区则着眼于微观层面的日常生活场域，它更直接地指向流动人口在城中村或基层社区中的居住、社会互动和社会资本的累积。研究显示，许多外来人口通过社区网络、邻里关系以及同乡互助，获得了心理上的归属感与社会支持，使社区成为他们的首选落脚场域。^[14]因此，如果说城市层面通过制度与资源配置提供了可能的落脚条件，那么社区层面则通过服务供给、邻里网络与参与式治理保障了实际的落脚体验。正因如此，学者们主张在研究与政策制定中采取制度与日常相结合的双重视角：一方面，关注城市层面的制度改革、产业格局与社会保障覆盖；另一方面，要重视社区层面的日常治理、社会网络和文化营造，以揭示制度与生活世界之间的互动关系。^[15]

(二)共同生产：公共服务与社区建构的新视角

共同生产是公共治理理论中的重要研究视角。Ostrom将其定义为个人在提供服务的组织之外参与公共服务的过程。共同生产是公共服务用户在服务设计、管理、提供和评价过程中志愿性或非志愿性地参与。^[16-17]共同生产的主体包括公民、服务提供者(政府、社会组织等)、管理者(政府)，第三部门在现代社会中通常成为重要的服务提供主体。共同生产的对象是公共服务，公民需要在服务的供给环节投入资源，同时其又是公共服务的消费者。这是区分共同生产中公民的自我服务与纯粹的利他自愿行为的主要标准。^[18]从共同生产的成果和价值上看，共同生产区别于以往一般的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不再认为公民是被动地接受服务者，而是积极地参与到服务的生产过程中。实践表明，通过政府与公民的互惠合作，共同生产有助于改善公共服务绩效，并在西方社会治理中得到广泛应用。^[19]共同生产有助于构建社区中的沟通和信任网络，为公民提供参与的机会，培育社会资本。^[20]

共同生产在促进社区公民参与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认为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新路径。国内学者结合中国社区治理实践，提出了三种共同生产推动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类型。一是居民参与视角，强调以居民需求为导向，通过转变居民角色，辅以全流程参与制度的共同生产模式，以“诱发因素—过程—结果”解释共同生产的参与为社区居民带来获得感。^[21-22]二是“国家—社会”协同视角，强调国家和社会共同在场来构建公共事务治理的“内生动力—服务可及—效果持续”机制，促进公共事务治理的循环互动。^[23]三是公共价值创造视角，强调公共价值是在多元主体参与、协同和管理的共同生产中创造出来，由合作生产迈向公共价值的创造有利于社区长期治理维持和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24-25]

综上所述，本文将共同生产界定为理解落脚社区的核心理论视角。落脚社区并不仅仅是流动人口在城市边缘的被动聚居地，它既反映了制度性排斥与资源匮乏所塑造的结构性后果，也呈现出流动人口以日常生活实践不断营造的社会世界。与以往强调公共服务供给不足^[26]或国家主导式治理^[27]的分析不同，共同生产的理论视角强调多元主体在公共服务与社区建构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突出了其在制度框架与资源框架内的角色转换与关系建构。

广州市L村的流动人口、G机构、基层政府以及社区商户等主体共同嵌入于服务的设计、提供与评价过程中，通过资源整合与协作实践生成了超越个体需求满足的公共性。因而，共同生产不仅有助于突破将落脚社区理解为被动聚居的局限性，更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分析路径，以揭示这一社区如何在多元主体的互动与合作中被不断生产与重构，并逐渐成为支撑流动人口安身与融入的重要社会空间。

三、个案介绍与研究方法

(一)研究场域：L村与流动人口聚居特征

L村位于广州市东部智慧城规划区，是典型的流动人口聚居社区。L村现有常住人口3万余人，其中外来务工人员占绝大多数，本地户籍人口仅约1 000人，多为老年人。 ¹村内建筑以高密度握手楼为主，整体空间拥挤、通风与采光条件较差，公共设施比较有限。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资源相对紧张，而低廉的房租吸引了大量外来人口长期居住。村内商铺林立，可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但缺乏文化与休闲空间。本地居民与外来人口互动有限，外来人口主要依靠亲属或老乡群体维持日常支持。上述特征使L村成为研究流动人口城市融入问题的典型场域，也为社会组织介入提供了实践空间。

(二)研究对象：G机构与“新家园”项目

G机构于2015年成立，由广州市的高校教师与公益机构负责人共同创办，其使命是为流动人口营造城市中的落脚社区。机构组建了一支由心理咨询师与社会工作师组成的专业团队，服务方向包括：(1)为流动妇女与流动儿童提供社会工作服务；(2)组织外来务工人员参与社区活动；(3)开展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理论与实务研究。2016年，由广东省总工会与Q基金会资助，G机构在L村建立了新家园社区服务中心（简称“新家园”），并投入试运营。2019年之后，随着工会资助结束，机构逐步转向依靠民间基金会的小额资助、小型项目、99公益平台募捐及社区月捐等渠道来维持运转，但基金会的小额资助因种种原因而中断。 ¹由于经费来源不稳定，机构人员流动较为频繁，总干事一职平均每两年更替一次。

(三)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田野调查、半结构化访谈和文献资料分析三种途径，深入理解G机构在流动人口服务与社区融入实践中的运作模式。田野调查于2024年5月至8月进行，第二作者以实习生身份参与机构日常工作，在承担部分辅助任务的同时，观察机构运作流程与服务实践，通过参与项目来直接了解机构与社区、流动人口之间的互动机制与日常运作，获取一手资料。

调查期间，研究者对机构工作人员、管理者、村委干部、社区商户、流动人口及本地居民进行了半结构化访谈，获取多主体视角、丰富的资料；同时，对8位志愿者和社会工作实习生进行了跟踪访谈，了解其参与动机、行动过程及实践中的学习与反思。

此外，研究者收集、整理、分析了G机构历年的年报、项目档案、培训材料及服务记录，以此为研究提供长期视角和制度性信息支持。采用多重资料三角验证，将观察笔记、访谈逐字稿与档案资料交叉比对，提炼关键主题与模式，并整合各类资料来构建G机构服务模式与社区融入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较为全面地呈现了G机构在流动人口服务与社区融入实践中的运作特点及各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

四、落脚社区：“新家园”的共同生产

(一)落脚社区的概念与内涵

落脚社区作为一个研究概念，既是对流动人口进入城市后实际定居点的经验性总结，也是一种理论化的抽象概念。本质上，它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空间与关系的复合体。首先，它是一个具体的空间单元，通常表现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或低成本住房区，承载居民的日常居住与生活。其次，它是一个社会系统，涵盖社区日常互动、社会支持与服务供给，是流动人口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得以建构的场所。^[28]最后，它是一种关系网络，涵盖邻里互助、同乡联结与跨界合作等多元联系，为流动人口提供心理和社会支持，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其在城市中的孤立感。

在功能层面，落脚社区体现了对流动人口的多重意义。首先，它满足了流动人口在居住与生计上的即时需求，为他们提供进入城市的低门槛入口，尤其是租金较低、交通便利的城中村区域。其次，它为流动人口提供社会支持，通过邻里交往、同乡网络及互助机制形成非正式的社会资本，以缓解生活压力。^[12]最后，它是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的承载场域，社会组织、基层政府和居民在此互动，共同塑造社区的制度环境与文化氛围。^[29]因此，落脚社区不仅仅是一个物理上的安置点，更是一个社会实践场所，其存在与运作情况直接决定了流动人口能否获得稳定的城市融入体验。

在这一理念指导下，G机构按照“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亦故乡”的文化基调，将落脚社区建设作为核心使命，即在流动人口高度集聚的区域提供一系列综合性、专业化服务，协助流动人口尽快实现城市融入。^[14]具体内涵如下：其一，建设公共空间，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与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居民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其二，推动外来人口就业，支持家庭生计并关注流动儿童成长，提升家庭社会功能与儿童发展机会；其三，培育社区义工，倡导自助与互助，促进社会公益与公共事务参与，实现居民从服务接受者向服务生产者的转化。

(二)G机构的倡议与多方响应

G机构的理事长W教授系广州市某知名高校学者，长期致力于中国城市变迁与流动人口议题的研究。2015年10月，他联合广州市十余位关注移民问题的学者，共同发起成立G机构，并在民政局正式注册。同年12月，G机构联合广东省多所高校、若干政府部门及公益机构举办了“落脚社区枢纽型实验项目研讨会”。来自广州市及周边地区的近十家流动人口服务机构在会上分享了工作经验，并共同提出打造外来流动人口落脚社区的目标。 ¹倡议对于共同生产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多主体参与的集体行动通常需要一个公开号召或者行动，表现为公共议程和话题的设置。^[30] “打造外来流动人口落脚社区”这一倡议设置了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公共议题，为后续多主体的响应提供了抓手。在广东省总工会的支持下，多方力量积极响应落脚社区的建设倡议。地区基金会、来穗人员服务管理局、街道办、居委会、村公司、学校、公益组织、流动人口等单位和志愿者热情参与，形成了异质性高、广泛性强的合作网络。然而，在这一阶段，流动人口群体更多以公共服务接受者的身份出现，参与共同生产的主动性不足。

G机构成立伊始便获得了广东省总工会10万元资金支持，自次年起资助额度增加至每年20万元。 ¹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双方合作协议未对项目内容作具体限定，G机构在服务开展上拥有较大自主权，能够依据自身愿景灵活推进工作。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当时广州市的家庭综合服务中心虽已遍布各街道社区，但普遍面临项目自主性不足的困境。G机构试图通过独立开发落脚社区服务模式，从流动人口的实际需求出发，改善其生计与生活品质，提升其公共事务参与度和社会责任感，并促进流动人口与本地居民之间的和谐相处与社会融入。高校学者的发起、省总工会及区街政府的支持，不仅赋予了G机构合法性与行政背书，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其在社区居民中的认可度。

(三)新家园社区服务中心的专业递送

社区互动通常依托于特定的空间形态，居民共享同一物理或虚拟空间是邻里关系与互动生成的前提。^[31] 2016年4月9日，G机构正式启动了新家园社区服务中心，该中心落地于广州市典型的城中村——L村。项目团队最初由一名正式项目主管、若干名高校实习生与志愿者组成。G机构理事会与管理层，特别是W教授，在项目初期深度参与了服务设计与执行。机构组织了数十名志愿者进行社区走访，开展基线调研与项目宣传，并建立“新家园”社区群，逐步探索出以家庭融入、个人发展与社区文化营造为核心的三大服务方向。

一是家庭融入。该计划重点开展社区儿童照顾与亲子服务，如亲子早教课堂、四点半课堂、午托、周末多元智能课堂、蒲公英少儿合唱团、暑期青少年书法班、家长课堂、亲子活动等。社区照顾中心和蒲公英少儿合唱团是该阶段最知名的两个服务品牌。社区照顾中心于2018年4月正式投入运营，主要负责解决社区内部分外来务工者子女的午餐和午休问题。蒲公英少年儿童合唱团于2016年成立，它并不是简单的音乐培训，而是强调增能和参与，采取的工作方法是社会工作小组与社区公演。合唱团成为联结孩子、家庭和社区的重要平台，每期有20名至30名儿童参与，这些儿童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随迁儿童和暑期“小候鸟”儿童。

琪琪在老家念书，每到暑假，我们就会接她来广州住一段时间。但是白天我们工作忙，她只能待在出租屋里。她刚加入暑期少儿合唱团时，总是站在角落里，不敢跟小伙伴玩，后来笑容渐渐多了。没课时，几个孩子也会相约在“新家园”看书、画画或者在早教教室里玩一整天。(B201703 ¹)

家庭融入服务体现出以共同生产为导向的家庭—社区联动：专业社会工作者、家长与儿童共同投入时间和情感，提升服务的持续性与主体性。^[32]合唱团既强化了家庭内部与同质群体之间的情感纽带，也通过公共演出和跨家庭交往促进了社区社会资本的生成，推动流动家庭逐步嵌入社区。^[33]从公民参与阶梯理论来看，家长的角色正逐渐由被动的服务接受者转变为活动的协作者和共同策划者。^[34]

二是个人发展。L村聚居了大量外来务工家庭，其中不少女性在家庭分工中选择牺牲个人发展机会，将照顾子女置于首位。针对这一群体的需求，G机构的“新家园”项目以社区关系为基础，形成了“线上互助平台—就业技能培训—妈妈互助合作社”三位一体的行动策略。其中，“美丽事业•美好人生”项目作为欧莱雅(中国)的公益品牌项目被引入社区，旨在通过公益化妆技能培训来提升女性自信与就业能力。除技术培训外，项目还包含性别意识提升、小组合作与茶话会等内容。首期培训共40名学员，年龄跨度从22岁至50岁，全职母亲占比最高。经过三个月系统培训，学员不仅掌握了基本化妆技能，也拓展了社交网络，提升了性别意识与自我认同感。

作为一个全职宝妈，经济压力主要由丈夫承担，我根本不奢望能够自费学习化妆。没想到彩妆课竟然真的免费，还配备了化妆工具，老师也很专业，有耐心，同学也很好相处。除了化妆技能，我还交到了新朋友，由独行侠变成了拥有闺蜜团的人。我们经常分享带娃经验，讨论怎么改变素颜宝妈的形象。(B201905)

这一转变不仅是个人层面的赋能，也意味着从个体到群体的社会资本累积。正如Bovaird所言，共同生产能够增强服务使用者的自我效能感，并促进集体力量的形成。^[35]“新家园”的这一模式旨在赋能妇女，激发其主体性，使她们从社区服务的接受者转变为提供服务的资源主体。^[36]

三是社区文化营造。“新家园”通过节庆活动与文化项目，推动社区凝聚力建设。每逢母亲节、儿童节、中秋节和春节，G机构都会策划专题活动，邀请社区居民参与设计与执行。通过社区电影放映、图书室与流动书摊、社区议事会等形式，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并提供公共参与的平台。同时，G机构充分利用线上空间，以微信群为载体发布信息，发布内容涵盖就业招聘、租赁交易、失物招领与生活交流等主题。机构有意识地培育居民公益精神，每年举办具有较强仪式感的志愿者表彰活动，并定期开展志愿者沙龙，进行团队建设与培训，以促进不同团队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在这一过程中，流动人口既是服务对象，也是服务生产的积极参与者。

在人口结构复杂、流动性高的社区中，开展节庆活动不仅丰富了精神生活，更通过共享的文化体验构建情感纽带，缓解社会隔离感，增强居民的身份认同与归属感。^[37]公共文化空间与集体实践为流动人口提供了社会资本积累的机会，有助于弥合城乡二元结构带来的社会断裂^[38]，提升社会凝聚力，并促进社区治理的良性发展。

五、我们的家园：激活社区参与者

依据落脚城市和落脚社区的理念，G机构旨在将“新家园”建设成为流动人口的精神与社会归属之地，从而实现“日久他乡亦故乡”的目标。这一过程不仅是一种对社会服务模式的探索，更体现为一个典型的共同生产过程。

(一)多元化的参与者

“新家园”的志愿者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来自周边高校的学生志愿者，尤其是社会工作专业的实习生与青年志愿者，他们在项目中承担重要角色；二是城中村的居民，包括本地常住人口与外来务工人口。G机构通过整合多方资源逐步形成了多元参与格局。

在社区文化活动中，“新家园”常与居委会建立合作机制，将节庆活动作为促进居民参与和社区凝聚的契机。例如，中秋游园会、迎新联欢会等活动由居委会提供经费、场地和文艺资源支持。社区内的商户和学校积极响应，音乐培训机构工作人员友情出演并赞助奖品，部分居民与公司捐赠办公用品。

图书馆建设是“新家园”的重要成果之一，经过数年发展，已拥有上万册儿童读物，全部来源于社会各界的捐赠。例如，广州市某政府机关党员志愿服务队捐赠1 800余册，普莱克斯公司捐赠180册，某实验学校捐赠60册，广东人民出版社捐赠150册，番禺区农家书屋捐赠1 135册。 ¹这些资源的持续注入不仅丰富了社区儿童的精神生活，也体现了跨界合作与公共参与的成效。

G机构创立初期主要依靠社会工作专业大学生支持，他们在不断实践与反思中积累了社区动员经验。节日活动成为吸引居民的重要契机：端午节包粽子、中秋亲子灯笼制作等活动，让流动人口在异乡建立联系。儿童可参加合唱团与摄影课程，家长可学习正向教养，妇女可参与瑜伽与兴趣课程，假期还有夏令营等活动。G机构通过链接公益课程与教育资源，为L村流动人口提供了多样化的参与机会。

记得我们第一次来到L村为“新家园”租房子时，房东问我们是做什么的，我说免费为村里的小孩做托管和照顾，房东怀疑我们是骗子。后来他知道我们是真的免费服务，一直没有涨过租金。(A202401)

“新家园”在社区落地初期遭遇的信任困境，凸显了外来机构在嵌入社区过程中面临的普遍挑战。^[39]然而，随着共同生产的逐步展开，G机构通过持续提供优质服务与不断积累信誉，逐渐实现了从外来者到可信赖伙伴的转变。这一过程不仅揭示了信任并非前提条件，而是在互动与合作中动态生成的社会关系，也表明社会资本能够在共同生产的实践中得以培育与扩展。从理论层面看，这一经验为理解社区治理中信任的生成机制以及共同生产理论中的关系建构提供了新的实证支持；从实践层面看，则揭示出外来的社区组织在进入陌生场域时应注重长期服务供给与信誉积累，以逐步赢得居民与政府、企业、本地机构等多方力量的支持，从而实现可持续的社区嵌入与协同治理。

(二)社区文化与互助合作

在社区文化营造上，“新家园”延续以节日为纽带的传统，通过节庆活动来强化社区成员的情感联结。例如“三八妇女节”，G机构以“亲子水饺”为载体和社区居民们一起回顾女性个人奋斗的故事，在增进亲子关系的同时，帮助大家加深对性别与家庭角色的理解。端午节活动不仅设置了歌舞表演，还增加了摊位游戏和包粽子等内容，社区居民从家里带来各类果盘参与活动，最多的一次吸引了150多人参与。 ¹中秋节活动则以“做月饼、讲故事、猜字谜”为主题，营造出社区共同庆祝与文化传承的氛围。

“妈妈互助合作社”是“新家园”的一个创新项目，社区照顾中心采取社区内互助合作的方式，推行“以工换酬”。一方面是有托管需求的社区妈妈“出钱出资”，将自己从照顾小孩中解放出来参加工作；另一方面是有时间和精力的社区妈妈“出工出力”，帮助前者照顾小孩。合作社的所有收入与支出均公开透明，通过集体讨论来引导家长形成互利共赢、成本共担、风险共担的合作意识。负责托管和早教的工作人员从L村妈妈社群中遴选产生，共有四人。从最初的忐忑不安到后来的熟练自如，她们逐渐成长为机构在儿童服务、女性与家庭工作中的核心伙伴。

“新家园”“重见社区•重见你”项目，旨在激发流动儿童的社区参与意识。项目以五人为一组，让儿童自己提出想解决的问题，通过社区走访和居民采访寻找答案。每位儿童都承担不同角色，如“提问者”或“记录者”，在此过程中学习沟通、协作与问题解决。这种让服务对象直接参与问题识别与行动设计的方式，正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共同创造。^[40]

社区照顾中心的服务不仅包括托管、就餐、午睡与作业指导，还增设了儿童小组活动与个案社会工作服务。最初，由社区妈妈们负责的托管服务是白天的午休和午餐部分，晚上的托管服务则是由附近高校的志愿者轮流负责。自2019年10月起，机构根据家长需求将志愿者模式调整为固定的社区兼职岗位，使照护更具连续性与专业性，以减轻家长在育儿与教育上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社区妈妈逐渐成为服务的实际主导者，而社会工作者的角色则转向培训与支持。

这种机制体现了制度化的共同生产，即通过稳定的核心团队、清晰的轮值安排与协作惯例，确保了互助机制的常态化运行。正如Pestoff所言，共同生产不仅意味着责任与分担成本，更代表公共价值的再创造。^[41]社区妈妈们通过互助机制重新塑造了社区的日常生活结构，使照料劳动从私人事务转化为一种社区层面的共享责任。

(三)个人发展与社区赋能

G机构非常注重流动人口的个人发展，为社区居民链接了多样化的技能培训资源，其中公益彩妆班深受社区女性欢迎。课程由专业彩妆老师自主设计，项目方提供化妆工具、教学场地与经费支持。从共同生产的视角看，彩妆老师不仅是服务的提供者，更是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者——她以专业与热情赋能社区女性，帮助数十位学员掌握技能、重拾自信，也获得了成就感与认同感。许多学员在课程中建立了友谊与互助关系，形成了紧密的社会支持网络。部分女性因项目方组织的北京交流活动实现了“走出去”的愿望，展现出更积极的生活态度。由于课程多安排在晚上或周末，丈夫逐渐理解并支持妻子的学习，主动承担起家务与育儿责任，从而在家庭层面促进了分工与理解的良性循环。

我参加了G机构组织的公益彩妆班，并且非常荣幸地当上了公益彩妆班的班主任，因此圆了去北京的梦。感觉2018年好事都被我碰上了，在这里我不仅收获了健康、友谊和信心，最主要的是有一群优秀的人带领我，让我去成就更好的自己。(A202404)

“魅力女性，快乐瑜伽” 以舒缓身心为切入点，为社区女性提供情绪疏导与情感支持的平台。项目坚持活用社区资源的原则，形成了“社区招募教练—社区内设课程—服务社区居民”的循环模式，有效激活了社区的人力与空间资源。通过这种嵌入式设计，女性不仅获得了交流与学习的机会，也增强了对社区资源的认知与归属感。

这些项目不仅提升了个体技能，更在过程中促进了性别平等，如在社区中形成家务分担的性别实践，我们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赋能型共同生产。丈夫的理解与分担、妻子的自信与成长，体现出家庭性别权力结构在微观层面发生的变化。在社区服务实践中，G机构注重在培训活动中唤醒流动人口的权利意识，增强其依法维权和自主生活的能力，从而帮助他们提升对自身生活及周围环境的掌控力。^[42]同时，鼓励流动人口建立自助与互助组织，通过集体意识的觉醒和共同行动来改善处境。

(四)公益筹款与居民责任

合作生产能够增强社区韧性，提升社区抵抗风险的能力。^[43]为了缓解资金短缺，“新家园”每年在“99公益日”发动社区居民捐款，同时举办义卖活动。例如，2019年举办的公益集市，居民主动捐赠物品，共征集到生活用品、玩具、图书等 685件，线上线下筹得资金近3万元。 ¹义卖活动不仅提升了居民对公益日及慈善事业的认识，也促使他们从“要我捐”到“我要捐”“一起捐”的转变。目前，居民志愿者的每月捐赠款项已成为机构的重要收入来源。这种内生化的责任感，不仅体现了居民对机构的信任，也强化了其情感认同。 ^[44]换言之，居民的积极投入不仅是一种单纯的捐赠行为，更可以被理解为公共服务供给中的集体共同生产。^[45]即他们通过物品义卖和资金支持共同分担风险与责任，从而与机构一起完成了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的生产过程。

我们几个志愿者基本上每天都会过来，对机构的情况很熟悉。以前机构有工会的项目支持，后来工会项目结束了。机构有时候能申请到一些小额资助，但是断断续续的，而房租、人员工资是每个月都要支付的。我们理解机构的难处，大家都在想办法到处筹钱。(A202405)

“新家园”逐渐成为L村流动家庭在城市中的第二个家，不仅为其提供了物理空间上的依托，更营造出情感与身份上的归属感。这种认同感促使流动人口更愿意以社区成员的身份投身公共事务，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向主动贡献力量，进而形成更为扎实和可持续的社区参与。

六、共同生产推动落脚社区建构的内在机制

落脚社区不仅是流动人口进入城市的居住场所，更是他们融入社会的重要场域。通过对G机构在L村“新家园”项目的观察可以发现，共同生产在落脚社区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主体动力的生成与转换、行动过程的互动与信任，以及价值生产的共享与认同。

(一)主体动力：外部驱动与内部转化

在项目初期，落脚社区的共同生产主要依赖于外部制度与资源的导入。“新家园”的建立源于高校学者呼吁推动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行动倡议。G机构成立之初，高校教授凭借个人社会网络迅速组建团队、链接资源，组织研讨会、召集媒体报道，并与周边社会组织建立联系，使机构能够在社区内迅速“生根发芽”。与此同时，广东省总工会的资金资助发挥了关键作用，不仅解决了机构的基本运行费用，还带动了市、区、街道多级工会及村社组织的关注与协助。在前四年工会项目期内，G机构与多级工会和地方政府形成了紧密合作，“新家园”常与他们共同举办大型活动。由于社区缺乏类似的公共服务，“新家园”的进驻对于社区内的流动人口来说是新鲜事物，早期志愿者多来自周边高校，共同生产的主体大部分由社区外的力量组成，居民还未真正地参与其中，主动性和主体性明显不足。

广东省总工会资助项目结束后，G机构面临巨大的经费压力，开始尝试与一些支持社区发展的基金合作，但是这些项目在2019年以后由于各种原因被迫中断，“新家园”开始探索在L村的自助行动。G机构开始引导居民自我服务、自我满足，特意邀请居民参与服务生产的前置环节。长期居住在L村的流动人口，尤其是妇女和儿童成为其中的核心参与力量。女性通过瑜伽、美妆班及互助合作社等活动改善自身处境，儿童则主动维护“新家园”环境，将其介绍给同伴，并在打扫、志愿服务和月捐活动中贡献力量。在他们的成长与参与过程中，“新家园”成为一个结识朋友、互助互动、充满友好与快乐的场所。许多居民也渐渐明白“新家园”的公益理念与愿景，理解G机构的处境，从原来被动的参与者转变为主动的创造者。

对G机构而言，建构落脚社区既是初心，也是使命，社会工作团队以专业愿景和情感投入维系服务。对居民而言，参与共同生产的动力不仅来自于个人发展与需求满足(如获得价值感与归属感)，更源自在“新家园”获得的积极体验与情感联结。在自发性共同生产中，“新家园”一直持开放的态度，欢迎每一个人的加入，也不执着于离开的个体，这种开放性进一步强化了“新家园”与流动人口的情感纽带。

(二)行动过程：主体互信机制建立

在共同生产中，行动者之间的互动逻辑往往与其主体特征有关。L村的共同生产涉及多方主体，但真正推动落脚社区建设的是G机构与流动人口的互动。机构作为主要引导者，通过价值认同与公共利益来引领关系深化。机构采取多样化行动策略，与服务主体建立互信机制，贴近群众，凭借专业服务得到认可，形成初步关系网络。在日常工作中，机构为流动人口提供社区参与机会，培育协商观念，提升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应对城市生活过程中面临的复杂情境。

“新家园”在进驻一年内迅速赢得了居民的信任，离不开W教授的亲力亲为。L村面积不大，W教授在“新家园”正式运营前就召集志愿者进行社区宣传，采用派传单、摆摊、一对一介绍等方式让社区内的居民了解机构，并加入线上社群。由于城中村的流动性大，W教授频繁带实习生开展外展走访，同时邀请孩子们绘制社区地图并在公众号发布，还开展康乐活动来吸引居民参与。为防止信息遗漏，在“新家园”入口摆摊进行预告。居民对W教授既敬重又亲近，对其创办G机构的初衷与“新家园”的意义产生认同感。居民对W教授产生的这种以长期互动和情感为基础的人格信任，逐渐辐射至“新家园”及其他专业社会工作者。

人格信任为开展服务赢得基础，但建立专业信任才能使共同生产成为可能。专业信任隐含在社会工作者与多元主体互为主体的关系建构中 。^[46]即社会工作者在推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与居民和其他组织形成相互学习、合作的关系，在吸纳对方工作逻辑的同时，仍能保持自身的专业自主性，从而在互动中实现关系的对等与信任的累积。^[47]

在儿童与家庭服务中，这一机制尤为明显。在早教、正向教养、儿童抗逆力小组等专业化干预中，社会工作者帮助流动家庭提升照顾效能，同时培养照顾者的教养能力。部分家长经过长期培训，逐渐成为社区照顾服务的提供者。居民通过美妆班、成人英语口语、拳击课、瑜伽班等培训，不仅提升了自身能力，还逐渐转变为活动的组织者与传播者。社会工作者定期组织爬山、聚会等活动，为居民搭建相互认识与增进情谊的平台。

因此，在行动过程中，互动不仅体现为形式上的合作，更是关系建构的过程：一方面，通过人格信任积累人气与情感基础；另一方面，通过专业信任巩固制度性合作与持续参与。制度安排与情感联结在此交织，使共同生产逐渐成为流动人口社区中信任生成与关系编织的核心机制。

(三)价值生产：共享实践与情感认同

信任是社区合作与互惠的前提，而共同生产则是这种合作的具体实践。共同生产本质上是一种共享，在生产过程中形成的文化共享促使参与者相互认同、依赖，并结成紧密关系。G机构通过时空环境共在、困境事件共担、生命历程共情，塑造流动人口之间的深度共享。这种深度共享常在共同生产中出现，当居民共同完成任务、解决问题或庆祝节日时，彼此的信任与合作关系得到强化。他们不仅分享物质资源，也通过情感交流和文化互动培育了对落脚社区的归属感与认同感。这种共享机制有效缓解了流动人口在陌生环境中的孤立感，并逐渐形成社会支持网络，从而使其能够更加自如地融入城市生活。

“新家园”作为一个重要的社区公共空间，为居民提供了稳定的面对面互动场所，有效促进了彼此间的情感互动与信息共享。该空间位于村内一处民房的一楼，由机构出资向本地村民租赁，既是办公与活动场地，也是居民的公共生活空间。初建之时，“新家园”的陈设相对简陋，主要来源是社会捐赠与居民的二手物品，但社会工作者积极邀请居民共同参与空间布置，例如张贴活动照片、展示儿童画作等。渐渐地，这里成为家长带孩子玩积木、借阅书籍、观看电影的去处，也成为孩子们约玩和社区活动的聚集点。随着使用频率的提升，“新家园”被赋予了特殊的文化意义：它不仅承载着归属感，还通过书柜、墙面装饰与书籍等具体物品积淀了居民的生活内容与集体记忆。

“新家园”的公共性在一系列周而复始的社区活动中得到进一步彰显：每周五晚的社区电影放映、逢年过节的文化活动、每月一次的社区厨房聚餐、年末的志愿者聚会、“99公益日”的月捐行动、年中的姐妹出游……这些关键的时间节点逐渐演变为约定俗成的社区“节律”。当活动临近时，居民们往往会主动询问活动形式，并表达愿意参与或贡献的方式。这种有规律的节庆与集体行动，使社区参与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状态，从而维系并强化了共同体的持续性。

在日常交往中，居民们常常聚集在“新家园”，闲话家常，或与社会工作者及邻里分享困扰，如家庭关系、就业问题、子女就学等。个体经验在交流中被倾听与承认，社会工作者会就此组织主题茶话会，促进更深入的讨论。个体经验在群体中获得承认，并在被他人采纳后实现社会验证，这一过程可被视为“共享实践”。这种实践不仅有助于关系的维系和建构，也强化了社区内部的信任与凝聚。

在女性写作小组项目中，许多女性通过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加强了对自我的认识。她们再去采访其他流动女性，撰写别人的故事，更加理解别人的成长经历。情感的分享源自对他者生命历程的共情，经G机构平台发表后，成员对彼此故事的认知自然且自如。社区成员间的信任与亲密自发生成，在相互支持中形成情感依赖。这种情感依赖既源自共同生产，也超越了共同生产，使居民在参与公共服务时更具主动性。生产不仅为社区，也为自我满足。通过共同生产，居民逐渐建立对“新家园”的归属感和社区责任感，使社区成为流动人口生活与情感的稳固落脚地。

七、讨　论

共同生产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由结构要素和行为要素共同支撑的行动网络。结构要素主要包括行动主体及其之间形成的权力关系，行为要素则涵盖行动者的合作动机与外部激励机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共同生产的发起主体可能具有多元性，既可能是政府部门，也可能是社会组织。不同主体在共同生产中扮演的主导角色，会导致模式上的差异。^[48]不同的主导主体往往赋予共同生产相对稳定的特征。例如，政府主导型更强调制度性安排与权威性资源的动员^[49]，而社会组织主导型则更突出多元参与和平等协作。^[50]

在本案例中，共同生产的主要行动主体是社会组织G机构，其倡导目标是建立流动人口的落脚社区。G机构通过设立公共话题推动社区认同，并凭借高校教师的专业能力与公信力，吸引政府、居民及其他主体参与，逐步形成以平等与共享为特征的社会网络。社会服务的公益属性所带来的价值感和认同感，以及G机构和流动人口互动中形成的共同体精神，是双方参与共同生产的激励机制。合作动机与激励机制在行为要素上表现一致，共同指向帮助流动人口融入社区，最终以共同体样态回应L村的社区治理，G机构的利他精神通过专业服务与价值形塑了共享网络结构。

G机构推动的共同生产并不依赖行政权力，而是通过与居民建立非正式关系和发挥专业优势赢得流动人口的认同。需要指出的是，行政力量、专业资源与居民参与的情况在不同阶段呈现出明显差异。在初始阶段，由于居民参与度不高、社会组织力量薄弱，更多依赖来自工会等准行政力量的介入；而当共同生产进入持续发展阶段后，社区组织与居民的互动愈加紧密，居民主体性逐步增强。总体而言，共同生产既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与社会需求回应效率，也契合了当下多元主体参与的治理理念。由于不同地区政府、社会组织与居民的能力差异，共同生产在类型与成效上呈现多样化特点。

G机构的实践勾勒出L村共同生产的鲜活图景。依照共同生产的三大构件，可以从主体动力、行动过程与价值结果三个层面进行概括：动力流关注不同主体组合及资源分布；过程流聚焦于主体间互动，包括制度安排与心理动机；结果流反映绩效、文化与情感等价值产出。本文所强调的共同生产并非单一事件，而是一种持续性的社区治理方式。三条流向之间相互嵌套、循环往复，形成螺旋式发展的动态机制。这一机制不仅提升了公共服务供给的回应性与有效性，也推动了社区共同体的生成与稳固，为探索以社会组织与居民为核心的社区治理模式提供了启示。正如Ostrom所言，共同生产是一种依赖多元主体协作、不断演化的治理过程，其成效在于激发公民的能动性与责任感。^[51]

L村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起始于社会力量的倡议，尤其是居民的主动推动；在发展过程中，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多元主体的参与为其提供了持续动力；在最终阶段，共同生产又逐渐回归于社区内生力量的驱动，从而形成了更具自主性的公共服务模式。从外部资源的引入到社区自发力量的成长，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在本质上仍依赖于社会组织的推动。随着相关利益的减弱，不同主体与资源逐渐退出，唯有直接受益者——社区居民始终留在合作网络之中，并在长期而深度的互动中实现了生命历程的共享与参与。对于流动人口而言，G机构已成为他们流动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居民在“新家园”的生产参与，也折射出机构自身的发展轨迹。尽管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公共服务的质量和规模难以与政府主导的包揽式服务相比，但流动人口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以及由此产生的高度认同，构筑了流动人口之间及其与G机构之间紧密的网络关系。

公共服务的共同生产需要依托社会网络，并在互动中生成新的联结。自发形成的共同生产不仅能最大限度地连接网络关系，还能促进社区共同体的成长。对流动人口而言，共同体的生成不是共同生产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共同生产持续积累情感纽带与共同体属性，推动社区共同体螺旋式发展，为其成长为社会治理共同体提供充足动能，实现“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亦故乡”的理想图景。

注释

1①②③④⑥⑦⑧相关资料为笔者2024年5月至3月在L村调查所得。⑤为确保资料引用的系统性与可追溯性，本文所有田野资料按资料类型 + 年份 + 序号的方式统一编号。类型代号：A 为访谈资料(包括对机构工作人员、服务对象、志愿者、村委干部等的访谈文字记录)；B为机构档案资料(包括年报、项目方案、活动记录、会议纪要、项目总结、宣传册、培训资料等)；C为观察记录(包含研究者的田野笔记、参与观察日记、会议或活动现场观察记录。)